中国社会科学报历史

1．《 “癌症村”调查》，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一作者）。2.《次生焦虑——太湖流域水污染的社会解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3．《环境社会学研究中的科学精神与中国传统》，《江苏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4．《城市生活垃圾处置：填埋处理尚未过时》，《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0月10日A08版。5． 《走出垃圾焚烧发电的困局》，《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03月21日A08版。6．《社会学视域中的生态文明建设》，《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5-31（第一作者）；7．《“留”或“走”？——民族地区水库移民安置区比选研究》，《江海学刊》，2013（1）（第一作者）；8．《“癌症村”内外》，《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2）；9．《游牧的“小农化”及其影响后果》，《学海》，2013（1）（第一作者）【《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3（6）】；10．《被“制作”的肺癌高发：基于社会学的考察》，《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第二作者）；11．《“内”“外”视角看“癌症村”》，《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2（6）；12．《巨变：中国环境60年》，《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13．《探索城市生活垃圾处置新方向》，《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8-3；14．《农村垃圾处置：传统生态要义与现代技术相结合》，《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1-3；15．《“癌症-污染”发认知与风险应对——基于若干“癌症村”的经验研究》，《学海》，2011（3）（第一作者）；16.《村民是如何化解环境健康风险的？》，《南京农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2）（第一作者）；17.“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径与后果——环保与卯集皮革业发展之案例研究，《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11（3）（第一作者）；18.《从环境问题看现代性困境》，《绿叶》，2010（8）；19.《生态自觉：引领环保的新理念》，《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4-13；20.《水污染的社会文化逻辑》，《学海》，2010（2）【《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2010（7）】；21.《再论人水和谐————太湖淮河流域生态转型的契机与类型研究》，《江苏社会科学》2009（4）【《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2009（1）】；22.《治水新解——对历史上若干治水案例的分析》，《河海大学学报》（哲社版），2009（3）；23.《理性的困惑——环境视角中的企业行为判别》，《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09（4）；24.《水污染的社会文化机理探索（访谈录）》，《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09（4）；25.《文本规范与实践规范的分离——太湖流域工业污染的一个解释框架》，《学海》，2008（4）；26.《水污染事件中的利益相关者分析》，《浙江学刊》，2008（4）；27.《论人水和谐》，《河海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4）；28.《从外源污染到内生污染——太湖流域水环境恶化的社会文化逻辑》，《学海》，2007（1）【《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7（3）】；29.《安置效果差异及其原因——L站与W站的移民安置类型比较》，《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5）；30. A Social Integration Study of Involuntary Migration, Chinese Sociology & Anthropology, , Spring 2006；31.《非自愿移民的自愿安置——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水库移民安置策略研究》，《学海》，2006（1）；32.《农业发展项目中的机构设置——以中国水产发展项目社会评价研究为例》，《河海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3）；33.《非自発的移住者を自発的に移住させるには--市场経済化の中国农村におけるダム建设移住対策の研究》(特集中国西部大开発)/陈,阿江:马场,节子(訳):(中国21) (18) 2004（3）；34.《劳动制度变迁与苏南农村经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3（5）；35.《范式视角下的项目社会评价》，《江苏社会科学》，2003（5）；36.《技术傻化的社会学阐述》，《南京师大学报》（社科版），2003（4）；37.《社会评价：社会学在项目中的应用》，《学海》，2002（6）【《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2003（3）】；38.《西部农村发展铁三角》，《西部大开发》，2001（7）；39.《水库移民社会保障研究——T水电站S库区移民社会保障的个案分析》，《河海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2）；40.《土地资源条件约束下的农村经济发展》，《学海》，2001（2）【《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农业经济》，2001（8）】；41.《非志愿移民的社会整合研究》，《江苏社会科学》，2000（6）【《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2001（3）】；42.《水域污染的社会学解释》，《南京师大学报》（社科版），2000（1）【《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2000（6）】；43.《中国城镇化水平的推算》，《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1）；44.《从农村劳动力外流看中国社会结构及其变迁》，《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1）；45.《论农村技术进步的一般机制》，《南京师大学报》（社科版），1998（2）【《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农业经济》，1998（7）】；46.《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与形成中的农村劳动力市场》，《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1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农业经济》，1997（3）】；47.《中国城市化道路的检讨与战略选择》，《南京师大学报》（社科版）1997年第3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城市经济、区域经济》，1997（5）】。

科举是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科举制是从隋朝大业元年（605年)开始实行，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

科举制原来的目的是为了朝廷从社会上选拔人才，打破贵族世袭的现象，以整顿吏制。相对于世袭，举荐等选拔制度，科举考试无疑时一种公平、公开和公正的方法，改善了用人制度。最初东亚、日本、韩国、越南均有效法中国举行科举。科举为中国历朝发掘，培养出了大量人才，一千三百年间科举产生的进士数万，举人，秀才等更是不计其数。当然其中并非全是有识之士，但能够过五关斩六将，通过考试成进士者，并非等闲之辈。宋明两代以及清朝汉人的名臣能相，国家栋梁之中，进士出身的占了绝大多数。明朝英宗之后的惯例更是“非进士不进翰林，非翰林步入内阁”。科举成为高级官员必经之路。

科举推动了了民间的读书风气，虽然是处于一般人的追名逐利，而不是对知识和灵性的渴望；但客观上由于科举入仕成为了风尚，中国的文化普遍的提高。明清两朝时，中国的读书人以秀才计，大部分时间都不下五十万人。科举制度有利于教育的发展和文化繁荣。知识分子经过层层考试与选拔，朝廷政府通过科举，保证了官员的来源，使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士人从政。

但是，科举制度禁锢了人们思想。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科考日趋教条化，到了清代产生八股取士。禁锢了考生的思想。也导致了官场腐败，漏洞皆出。师门关系在官场拉帮结派，官官相护。现如今，高考制度，也就相当于科考，让每一个不同身份的人，家境不一样的人，=获得公平竞争的机会，以至于改变生存命运。如今的我们要用冷静客观的眼光看待它，不是批判弊端，而是吸取经验，取长补短，毕竟它奠定了如今高考制度的基础。

《中国社会科知学报》是中国社会科学领域最高学术类报纸。

《中国社会科知学报》在很多学校算做一类核心期刊之列。这要看具体学校的规定，受篇幅影响，每篇文章一般不超过3000字。该报纸在国内外影响较大，受到很多答学术机构和学者的重视。《中国社会科学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主办、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出版，面向全国理论界、学术界的大型理论、学术报纸。

《中国社会科学报》关注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瞩目热点、难点、焦点和前沿问题；坚持理论创新，鼓励学者在坚持科学精神和科学原则的前提下运用新方法，开辟新领域，提出新观点。

期刊分为几类？

期刊可以分为非正式期刊和正式期刊两种。

非正式期刊是指通过行政部门审核领取“内部报刊准印证”作为行业内部交流的期刊，是一种合法的期刊。正式期刊是国家新闻出版署与国家科委在商定的数额内审批，并编入“国家统一刊号”，办刊申请比较严格，要有一定的办刊实力和独特的方针。

钱穆曾评论说：“民国以来，政府用人，便全无标准。人事奔竞，派系倾轧，结党营私，偏枯偏荣，种种病象，指不胜屈。不可说不是我们把历史看轻了，认为以前一切要不得，才聚九州铁铸成大错。考试制度之废弃，仅其一例。” 中华读书报国学版刊登的《近代早期欧洲大学与中国科举制度》结尾说：“在中国历史和文化固有的语境中探究这一制度的价值，并由此发现它对我们的意义，才是更有难度更有深度的工作。”其实，历史上很多学术名家对于科举制度都有深入的研究和精辟的评论，而且互相交融印证。钱穆先生 1951 年曾在台湾的考试院作著名演讲《中国历史上之考试制度》，演讲随即发表在权威刊物《考诠月刊》，收入著作《国史新论》，可见此文之重要。遗憾的是，这些真知灼见和学术成果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一、科举制度可以消融阶级 钱穆在评价科举制度的主要意义时说：“（二）消融社会阶级。因考试乃一种公开竞选，公平无偏滥。考试内容单纯，可不受私家经济限制。寒苦子弟，皆得有应考之可能。又考试内容，全国统一，有助于全国各地文化之融结。按年开科，不断新陈代谢。此一千年来，中国社会上再无固定之特殊阶级出现，此制度预有大效。”（《国史新论》第 259 页，三联书店出版）钱穆的意思是说，因为每人只要经过个人的勤奋好学就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那么就没有必要聚众起义，或者联合起来争取地位，从而维护皇权。 再查阅更多国际上的资料时，意外发现了马克斯·韦伯的类似观点，他说：“科举制度全面推行，成为世袭君主的一种手腕，用来阻止一个孤立他的等级的形成，否则这个等级会按照藩臣和内阁的作法垄断所有的官俸。”（《儒教与道教》第 168 页，商务印书馆出版） 以上是从宏观角度，韦伯接着又从微观角度论述说：“追官逐禄者的竞争排除了联合为封建性质贵族的任何可能性；任何人，只要能证明自己是受过教育的合格者，都能济身俸禄补缺等级。”（第 171 页） 马克斯·韦伯的观点出现在 1920 年左右，钱穆的观点出现在 1951 年。他们的观点从中西文化角度得出了共同的结论，深刻指出了这种考试制度也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来维护统治。在所有关于科举制度的评论中，这个观点似乎是我们见到的最深刻的和最精当的论述。 二、科举制度可以沿承文化 我们经常会误解科举制度仅仅是一种考试选拔制度，忽略了其传承文化的功能，对此钱穆有一段精辟的论述：“必有大批应举人，远从全国各地，一度集向中央，全国各地人才，都得有一次之大集合。不仅政府与社会常得声气相通，即全国各区域，东北至西南，西北至东南，皆得有一种相接触相融洽之机会，不仅于政治上增添其向心力，更于文化上增添其调协力。而边区远陬，更易有观摩，有刺激，促进其文化学术追随向上之新活力。”（第 259 页） 钱穆先生是从知识和思想的角度来论述，其实文化还含有浓厚的道德元素。时任总统的徐世昌在其名著《欧战后之中国》（第 60 页，中华书局 1921 年出版）中说：“中国教育的道德传统已经牢固地树立起来，因此，尽管这些考试强调纯粹的文学成就，道德教育在家庭教育和私塾仍然延续。”他还认为科举制度体现了文化的稳定性，他说：“这些考试既输送学者又提供注重实际的政治家，在以后的朝代里这种考试定期举行，直至引进现代教育制度。”（第 59－60 页）北洋军阀徐世昌同时是一位大学者，他也说明了我国学术资料之广阔。 大学者罗素对于中国科举制度有个总结也能佐证以上观点。他在《中国问题》（第 34 页，译林出版社 1996 年出版）中说“科举制无论是好是坏，它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相当深远。它的好处有：造成一种尊重学问的风尚；取消了士大夫阶层；选拔出来的人都是勤学者；虽有异族武力征服中原，但中国传统文化却得以保留。” 三、对两次争论的学术验证 钱穆等学术名家对于科举制度的研究除了用“开山斧”大处着眼外，还能拿“绣花针”细微入手。使我们能够深入解读近年来两场关于科举制度的重要学术讨论。 一是关于八股文。光明日报引发争论的《楚简〈恒先〉与“八股文”》一文，通过对比楚简《恒先》和八股文，推测八股文的起源可能要追溯到千年以前的战国。 讨论八股文必须探讨其产生的土壤，钱穆分析说：“明、清两代考试内容，均重经义，而又以朱子一家言为准。”“既择定了一家言，则是者是，非者非，既是人人能讲，录取标准又难定。于是于《四书》义中，演变出八股文。其实八股文犹如唐人之律诗。”（第 254 页） 钱穆认为的八股文起源于明清是史学界公论，但若把眼界放宽，论述科举制度雏形的问题，韦伯猜测说“科举制最初的痕迹似乎可以在后来大约是孔子（与桓公）时代变得独裁了的秦国找到：选拔人才主要看军事才干。”（第 169 页）这还有助于我们理解武状元的来源。 二是科举制度评价。中国社会科学报引发争论的《中国历史上的科举、考据与科学——访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艾尔曼教授》一文说：“以科举为主的考试制度实际上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要多了解其作用，并给出它一个新的评论，而不是全盘否定，认定它没有价值。” 钱穆曾评论说：“但清末却一意想变法，把此制度连根拔去。民国以来，政府用人，便全无标准。人事奔竞，派系倾轧，结党营私，偏枯偏荣，种种病象，指不胜屈。不可说不是我们把历史看轻了，认为以前一切要不得，才聚九州铁铸成大错。考试制度之废弃，仅其一例。”（第 260 页） 罗素对此也曾警告说：“我希望在赶走外国剥削者和那些他们误称为文明的残忍体制的斗争中，那些更有价值的东西不致遭到灭顶之灾。”（第 34－35 页）科举制度植根于我国的文化土壤，这个将近 100 年前的警告仍值得我们今天深思。 晚年的钱穆先生曾动情地说：“我哪里只是研究史学，其实我最喜爱的是文学。我哪里要当什么大师，其实我心里真正要做是要做一个现代中国的士。”此情此景，我们不禁再次缅怀这位自学成才和坚韧执着的一代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