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社会转型发展研究论文

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社会发展又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新常态概念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一个新表述，而经济与社会的发展通常是联动的，经济的新常态也必然反映到社会形势上。”本月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培林说。在社科院当日召开的“2014年度创新工程重大科研成果”《社会蓝皮书》发布会上，“社会新常态”成了专家学者们热议的词汇。社科院认为，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社会也有一种发展的“新常态”，我国社会发展实际上进入一个“新成长”阶段。社会发展呈现从以数量导向为主向以质量导向为主转变的趋势。“从近两年发展的情况看，这种新成长的特征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呈现出一些不同于以前发展形势的新特点，或者说在社会发展方面呈现出一些转折时期的特征。”李培林说。转折一城镇化发展的阶段转折国际上城镇化的发展阶段，通常分为人口向城市集中、郊区化、逆城镇化、再城镇化等几个阶段。我国城镇化水平从2011年开始超过50%，2014年估计会达到近55%。李培林说，我国城镇化是一种加速型、跨越型的发展，一方面城镇向人口集中还没有结束，另一方面城镇郊区化和逆城镇化现象已经展开，这预示着一种新的趋势到来。“虽然这些迹象还只是以农家休闲、乡村养老、城市人经营乡村第三产业等形式表现出来，但是一种未来大潮的征兆。”李培林说，城镇郊区化和逆城镇化并非城镇化的倒退，而是城镇化发展的新阶段，是城乡一体化的提升，孕育着巨大的新发展空间。社科院研究显示，像我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恐怕很难单靠人口向大城市集中来解决城镇化问题，估计我国城镇化要到2035年前后达到75%才会稳定下来。蓝皮书称，在我国，逆城镇化的过程迟迟没有产生，并非只是因为发展阶段未达到或者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薄弱的问题，与户籍的限制和农民住宅无法进入市场也有很大关系。李培林认为，在这方面我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结构变动弹性，应当因势利导，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转折二劳动力供求关系的阶段转折最新研究发现，中国的失业率在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情况下并没有出现恶化，反映真实失业情况的城镇调查失业率与统计口径有一定局限的城镇登记失业率非常接近。“这在过去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时候从未有过，是一种意外的惊喜。”李培林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陈光金介绍，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政府大力促进新增就业的措施发挥了作用，2014年新增就业岗位1000多万个；二是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发挥了就业拉动作用，服务业对就业的拉动作用高于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如北京的快递服务业和汽车代驾服务业这种新业态的就业岗位大幅度增加；三是劳动力供求关系确实发生了深刻变化，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和劳动力人口的总量都已经开始下降。“未来我国甚至会出现比较突出的劳动力结构性短缺。”李培林说。同时，社科院研究也显示，经济新常态下就业结构性问题突出。蓝皮书作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际劳动保障研究所副研究员陈云说，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以高校毕业生为主的青年就业问题突出。预测到2030年，劳动年龄人口中大专及以上学历比重将超过30%，新成长失业人员及其中的应届毕业生比例均呈上升趋势；大龄劳动者就业压力或将增大，大龄低技能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被边缘化；技能结构矛盾将进一步紧张；受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影响，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就业难度或将进一步加大。转折三收入分配变化的阶段转折改革开放以来，在拉开收入差距、提升经济效率的政策取向和市场经济本身规律的双重作用下，收入差距总体上呈一路扩大的态势。这种态势到2008年达到顶点，基尼系数为。此后至2013年的5年，基尼系数开始缓慢回落。陈光金分析，这种回落得益于四个重要因素：一是城乡差距开始缩小，农民人均纯收入已经连续4年增长速度快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二是区域差距得到控制，相对发展滞后的中西部地区已经连续近10年经济增长速度快于比较发达的东部地区；三是在劳动力出现结构性短缺的背景下，人工成本出现持续增长的态势；四是大规模地减少贫困。陈光金认为，我国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为增加消费对经济的拉动力量和转变发展方式提供了新的有利条件。蓝皮书作者、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认为，未来我国总体居民收入差距将会进一步缩小，但“个人所得税的快速增长值得重视”。数据显示，2014年前三季度，我国个人所得税同比增长，而全部税收的同比增幅只有。转折四职业结构变动的阶段转折陈云对记者表示，经济新常态是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出现的必然现象，必然伴随经济结构、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的深刻变化。中国城镇化进程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加大，以沿海地区经济转型和中西部地区赶超为特点的区域性结构变化，都将要求对人力资源的配置进行调整。2013年，我国经济产出总量中，第三产业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达到，而第二产业比重为，第一产业比重为。2014年延续了这种态势。社科院预测，到2016年我国第三产业比重有可能首次超过50%。李培林认为：“这是我国即将从工业化中期转入工业化后期的重大标志。”李培林说，由于服务业的就业弹性高于工业，更高于农业，这种经济结构的变动，也会更深刻地反映到职业结构的变动上。或者说，我国将开始一个新的职业结构阶段，即所谓“白领时代”，在非农从业人员当中白领从业人员总量超过蓝领从业人员。西方国家一些有争议但备受关注的议题如“大众消费时代”、“中产阶层”等都是在这个阶段提出的。转折五居民生活消费的阶段转折2000年以来，我国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都曾连续十几年呈下降态势，但近两年情况正在发生变化，特别是最终消费和居民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日益强劲。根据2014年上半年的数据，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是，拉动GDP增长4个百分点。固定资本形成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是，拉动GDP增长个百分点。“经济新常态下，消费也处于结构升级的关键阶段。”陈光金说，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应进一步优化，要让人民生活改善和消费增长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国内消费已经超过投资和出口，成为最主要的经济增长推动力量。”李培林说，居民生活消费层级不断提升，以房、车、休闲、旅游、通信、网购引领的新型大众消费时代到来。社科院上述研究成果认为，应促进经济增长动力结构转换，包括让民间投资在更大程度上成为投资主渠道，让国内社会消费成为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泉。转折六社会发展质量的阶段转折“社会新常态”也意味着人们要直面环境污染、贫富分化、食品安全等一系列挑战，并通过制度创新和改革解决问题，提升社会发展质量。社科院研究发现，目前，劳动争议仍然是社会矛盾冲突数量最多的一个方面。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三个季度，各级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组织和仲裁机构共受理案件万件，涉及劳动者万人，同比分别增长和。由各种劳动争议引发的劳动者群体性事件数量也有较大增长，事件焦点主要涉及工资（讨薪）、企业裁员和经济补偿、出租车运营争议、职工保险福利争议等问题。此外，房价、食品药品安全、环境质量等仍为人们关注的主要社会问题。尽管政府出台了多种措施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这些依然是影响人们生活质量改善、生活水平提高的最主要问题。“社会新常态下，我国以GDP为主要指标的发展数量和规模扩张的阶段，已经逐步为更加注重发展质量和效益的阶段所替代。”李培林说，如今，人们对生活质量、健康、食品安全、水和空气清洁、满意度、幸福感等都有了更高的要求。一个更加注重社会发展质量的新阶段已经开始。李培林对记者表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回落至左右，既是30多年来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意味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都需要适应这种新常态。上述六个阶段转折，意味着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整个社会领域，都出现了一种新的常态，或者说一种新成长阶段。这既带来一系列新问题、新挑战，也意味着新的机遇和新的发展空间。

面对新常态、新形势、新任务，市委号召在全市开展“五新”大调研、大讨论活动，明确指出，依靠资源要素大投入大消耗为主要方式的增长路径已经难以为继，土地财政时代已经结束，城市快速扩张阶段已经告一段落。在城镇建设上，要着力内涵提升，走有特色的符合实际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这一关于宿迁城镇建设新常态的基本判断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市城乡规划建设工作指明了方向。新常态下，城乡规划工作必须充分遵循城乡规划建设客观规律，研究新常态，探索新思路，谋划新发展。新常态下要有新认识建市18年，宿迁走过了城镇化快速发展、城市迅速扩张的阶段，中心城市已经发展成为城区人口70万、建成区面积85平方公里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在充分肯定宿迁城镇化成效的同时，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在城区范围迅速扩张的同时土地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不相协调、建成区三率不高和各片区不断扩张的矛盾十分突出、项目用地矛盾与土地低效利用并存等问题的存在，传统城镇化模式已经严重制约了全市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当前，我们必须充分把握新型城镇化成为新时期国家战略的发展机遇，紧紧围绕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加快转变城镇化发展方式，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以综合承载能力为支撑，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保障，走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我们必须准确把握新型城镇化的真正内涵，转变过去片面注重追求城市规模扩大、空间扩张的方式，以提升城市的文化、公共服务等内涵为中心，真正使城镇成为具有较高品质的适宜人居之所；切实转型发展方式，注重集约集聚，摆脱粗放型向外扩张的发展模式，注重内涵挖潜，实现集约、集聚发展。新常态下谋划新战略在新常态下打造新优势，就要将宿迁放在全省、全国的大局中来定位，放在全球的大势中来考量。市委提出，要紧紧抓住江苏沿海大开发的战略契机，启动实施东向出海、接轨上海、融入沿海“三海战略”。“三海战略”的实质就是将宿迁纳入到国家和全省的发展战略中去，打开宿迁的发展空间。在城市发展定位上，要将宿迁打造成沿海开发承东启西的重要门户和长三角北部的中心城市之一。围绕“三海战略”和发展定位，要不断加强全市交通规划编制和研究工作，充分发挥交通的引导作用，加强与发展热点地区的通道建设。加快推进徐宿淮城际铁路建设，快步进入“高铁时代”，进一步拉近与长三角发达地区的时空距离；推进运河岸线综合整治，加快宿迁运河中心港（产业园）为核心的内河港口建设和产业集聚，开展宿连运河规划研究，呼应沿海开发，打造出海通道；加快新一轮高等级省道、国道和通用机场建设，健全市域快速交通、快速公交体系，以快速通道、大容量公交和综合枢纽为核心，形成“高效便捷、无缝衔接”的交通走廊，构建宿迁公、铁、水、空综合交通优势，切实融入东陇海经济圈和以上海为中心的3小时经济圈。新常态下打造新优势基于作为新建市的基础与现状，宿迁难以与周边城市比规模大小、楼房多少，而应实施差别竞争策略，注重挖掘宿迁独特的生态资源和旅游资源，以精致的尺度、宜人的空间、浓郁的文化打造华东地区独具魅力的生态宜居城市。要立足于100万人口的区域中心城市定位，用长远眼光谋划未来发展方向，加快产业集聚和人口集聚。坚持集聚节约发展，科学规划城镇布局和城市发展空间。在市域层面上，要加强城镇结构体系研究；在中心城市层面，要坚持组团式布局、紧凑型发展，营造疏朗有度的城市空间，全力规划建设“生态特色湖滨城市、底蕴深厚文化城市、人民满意宜居城市”。坚持“生态为归宿”的发展理念，突出“生态宿迁、绿色家园”的城市定位，深入挖掘两河两湖“水”资源，进一步拓展城市水域面积，规划建设湿地公园，让生态绿地和水系成为城市的主角和灵魂；要高度重视历史文化底蕴的挖掘和弘扬，着力打造以项羽为代表的西楚文化；同时，要优化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布局，规划建设街道、社区、小区三级民生服务中心，加快实现“五城”同创目标。新常态下改革新举措践行内涵提升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宿迁城乡规划必须围绕深化改革找准发力点、突破口，必须紧紧围绕高点定位、特色发展、集约集聚等重点，统筹规划编制管理，优化市域发展体系，挖掘自然禀赋，谋求城乡规划建设更大成效。一要科学统筹，协调推进，完善“五规合一”新机制。以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修编为契机，充分整合现有五项规划内容，建立以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为指导，以城市总体规划为依据，以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生态建设规划为限制的统一规划体系。二要上下联动，统筹管理，实现规划全覆盖。不断强化规划引领作用，全面推进市县联动管理机制落实，全面推进规划编制、规划管理、规划执法“三个全覆盖”。三要锐意改革，鼓励创新，打造城乡规划管理新局面。坚持“以统为主、市级统筹”的调整方向，强化对现行规划管理机制和体制进行进一步调整和优化，着力强化对用地选址、重大公共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的规划统筹管理，不断提升城乡规划统筹力度，打造集约型规划管理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