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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易结构（网络小说一般有序子）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分类小说的情节是由特定的情节单元或叙事单元构成的。不同的小说篇章,其情节单元的构成方式是不同的,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情节结构类型,不同的情节结构类型有不同的叙述特点和审美功能。从对中外小说创作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小说情节结构的基本类型有6种,即线状结构、网状结构、画面结构、象征结构、写实结构、散文结构。下面,让我们对这6种情节结构的叙述特点和审美特点进行分析。一、线状结构线状结构,就是各个情节组成部分按时间的自然顺序、事件的因果关系顺序连接起来,呈线状延展,由始而终,由头至尾,由开端到结局,一步步向前发展,虽然有时倒叙、插叙和补叙,但并不改变整个情节的线式格局。线状结构有单线式和复线式之分。复线式结构根据情节线之间的关系又可分为三种:一是主副线式,即两条或两条以上的情节线索分主次,交叉共进。二是交叉式,即两条或两条以上的情节线索难分主次,交叉共进。三是平行式,即有两条难分主次的情节线索,但并不交叉,而是呈平行状态,并通过某些人物或事件造成两条线索之间的联系。情节的线状结构,在西方小说中一般呈现为直线运动,其情节结局往往是毁灭性的。 但在中国古典小说中,大多呈现为一种潜隐的圆形,结局是大团圆式的,或是回归性的。例如破镜重圆、夫妻团圆,历经艰险、亲人团聚,受尽磨难、终成正果,金榜题名、美梦成真,或者是散而聚、聚而散,合而分、分而合,盛而衰、衰而盛。不仅如此,一些长篇小说还构成了潜隐的多层性圆形,例如《三国演义》中由东汉一分为三——魏、蜀、吴,又三合为一——西晋,在这一分为三,三合为一的叙事大圆中,又包含着魏、蜀、吴三家由创业到灭亡的相互对峙而又相互交叉的三个中等圆,以及董卓、袁绍、袁术、吕布、刘表等来去匆匆的小圆,在这种圆圆相续相套之间波澜壮阔地展示了我国3世纪周流不殆的政治外交谋略和战争传奇。可以说,中国古典小说的深层,大多运行着这个周行不殆的“圆”。这是因为,中国人自古以来在对宇宙和生命的感悟和体验中,形成了所谓圆形思维,即倾向于认为宇宙、社会、历史、人生呈现着一种圆形的运行机制,倾向于追求天地交泰、天人合德和人与自然宇宙和谐相融,而与之相契合的叙事作品的审美理想是那种超拔而圆融的艺术境界。二、网状结构以人物的心灵为中心点,以人物的意识、心理活动为辐射线构成情节,其结构如蛛网般,就是网状结构。这是西方意识流小说所采用的基本情节结构形式,我国新时期文学创作中被称为“心理小说”的作品也采用这种形式。意识流小说和“心理小说”的网状情节结构的基本特点是:1. 小说所叙述的对象是人物的心理活动的流动过程,包括人物的思想、意识、回忆、联想、想象、感觉、直觉、印象、梦境等。2 .作家打破传统小说的时间顺序和因果逻辑,凭借人物的意识流动来组接素材。3. 作者采用了心理分析、独白旁白、感官印象以至幻觉、梦境等表现手法展开叙述。三、画面结构以景物、场面为主体的画面式情节单元的组合,即为画面结构。这种情节结构,在传统小说和现代小说中都大量存在,但其创作旨向、画面特点和组合的具体方式却有很大差异。传统画面结构,就其创作旨向而言,作家着意于通过画面创造而抒情写意。就其画面构成而言,是在如画的自然环境和自然风景之中镶嵌着人物故事,作家的写作兴趣不在故事,而在故事赖以发生的空间和环境;写人物动作不求戏剧舞台表演那样的戏剧化,而求富有静感的神韵。例如我国现代小说史上著名的作家凌叔华的创作,正如朱光潜所评论的那样:“以一只善于调理丹青的手,调理她所需要的文字份量。”“作者写小说像她写画一样,着墨不多,而传出来的意味很隽永。”①传统画面结构,其画面之间的连接,是画簿式的,正如朱光潜对废名的小说《桥》所作的分析那样:“《桥》里充满的是诗境、是画境、是禅趣,每境自成一趣,可以离开前后所写境界而独立。它容易使人感到‘章与章之间无显然的联络贯穿’。全书是一种风景画簿,翻开一页又是一页②。也正如沈从文曾经对自己的小说《断虹》所作的说明一样:“我这个故事给人的印象,也将不免近于一种风景画集成。”③当然,在大多数传统画面式小说中,仍然会有一个简单的前后贯通的故事作为“粘合剂”把各个画页予以粘合,以不致零乱倒错。现代画面结构小说,主要指的是20世纪50、60年代诞生于法国的“新小说”派作品。 就创作旨向而言,“新小说”派认为,人不应是小说的中心,小说的中心是“物”,即事物、形态,而“人物”只是“临时道具”。事物是不受人的意识支配的,作家不应该从主观感情出发来描绘事物,而应该用冷静的语言如实记录客观世界和现代人的活动。就画面的构成而言,新小说只是用语言文字将景物转化为绘画一样的视觉形象,以期收到观画一样的视觉效果;写到人,思想感情也被过滤了,仅剩下一些图景。画面之间的连接基本上采用的是电影“蒙太奇”的手法,这当然使得画面之间实现了意义的衔接,但又使得画面之间的关系有了多义性,叙述的整体意向有了不确定性。因此,在这类作品中,读者所得到的往往是一些“不确定”、“测不准”的事物画面。四、象征结构象征性情节结构,即全部情节单元紧紧围绕着某个形而上的抽象理念——意识、观点、思想、感觉而展开和进行,理念是情节的内核,是情节片断之间的连接线索。加缪的《局外人》、卡夫卡的《变形记》《城堡》、美国海勒的《出了毛病》、我国新时期张抗抗的《北极光》、邓刚的《迷人的海》、王安石的《墙基》、高晓声的《鱼钓》等都是典型的象征结构作品。象征性情节结构小说的艺术特点如下: 1.象征涵义凝聚着所有的情节单元,贯穿着整个形象体系。当然,其中大部分小说外观上还有情节的时间线索,但是就小说的审美价值而言,如果仅仅从线式情节的角度去理解,那么这些小说的意蕴将暗然失神,甚至荡然无存。 2. 象征形象具有完整性和生动性。从创作过程来看,是象征涵义凝聚和贯穿了形象和情节,但从成品看,又是形象和情节暗示和表现着象征涵义。所以,作家在赋以小说象征涵义时,仍然致力于形象完整性和生动性的描写。 3. 情节过程简明、清晰。因为作者追求的是理念的感悟,而不是情节和形象本身的感染性,所以,尽管整体形象具有完整和生动性的特征,故事情节也可以是完整的,但情节过程却必然是简明、清晰的。作者避免事件过程的传奇性、戏剧性和紧凑性,省略了事件的来龙去脉,放弃了各种人际关系的错综复杂,甚至于有意模糊了人物的姓名来历和事件的时间地点,以便让象征涵义不被情节枝蔓所遮蔽而突现出来。 4. 象征形象具有大幅变形的特点。象征情节结构中的形象一般是经过了大幅度变形处理的,因为只有高度夸张极度变形的形象,其象征性质才更为强烈,形而上的理念才更利于传达。五、写实结构写实结构是“新写实”小说所采用的情节结构。“新写实”小说不像传统现实主义小说那样去营构因果相扣的严密精致的情节和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也不像现代主义小说那样彻底打碎时间情节而完全依据人的意识的流动和闪回组织叙述。它注重于展示客体的原形,即事物、生活(包括精神或文化现象)的原初状态和本来面目,通过人生中平凡、琐碎的细节,揭示人性的原生特质和那酸甜苦辣五味具全的人生体悟,而相对淡化社会历史的背景,淡化政治思想意义,甚至作者的主观感情也得到抑制,即所谓“以零度感情介入”。例如池莉的《烦恼人生》,按时间顺序把从凌晨4点到晚上11点这一时间内的生活如实的展示出来,就像用艺术手法把生活还原到“一丝不挂”的状态。通过这种原生态的生活展示了如此人生是多么烦恼,普通人的生存状态是何等可怜和可悲。小说从人们生活中那些自发性和随机性的平常事件中,展示了人们生存中的需求和行为方式。由于注重展示生活的原生态,故“新写实”小说的情节结构体现为:故事情节不是精致严密的、封闭自恰的因果逻辑情节,而是松散的、开放的生活故事,其中现实的事件和幻想的故事、理性的思考和非理性的感悟、清楚的事实和模糊的印象、真善美的事物和假恶丑的现象……都会在叙述过程中浮现出来,使人就像看到了生活本身一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新写实”小说是绝对的写实化了。尽管梁晓声说他的写实小说《父亲》“没有一点虚构的成份在内”④,写实小说《信从彼岸来》的作者王毅捷亦郑重宣布此作是“绝无虚构之处,研究历史的大量事实,这是我的信条”⑤。但事实上任何写实之作都有虚构成份在内,不会是绝对的写实,绝对的写实是不可能的。六、“散文”结构散文化情节结构的特点:一是故事情节呈现为散文的片断,就如同散文的叙事是片段事件的连缀,而不是有头有尾的连贯故事一样。二是形散而神不散,即通过片断事件的叙述和自然景物以及社会风情的描绘,创造出生动的意境,表达特定的主体情思。这似乎同于散文了,其实不然,散文所叙之事之人多是真实的,而“散文”结构所叙之事之人之境,却是虚构的。“散文”结构实际上就是采用了散文的情节形式而创造了一个虚构的世界。何立伟的《小城无故事》就是很典型的“散文”结构。“散文”结构,所追求的是自然天成的效果。如汪曾祺的许多小说,大多用倒叙回忆的方式,往事片断汨汨而来,或长或短,或浓或淡,随思绪而定,无刻意修饰的痕迹。汪曾祺曾经说过,一篇小说未产生前,即已有此小说的天生的形式在,好像宋儒所说的未有此事物,先有此事物的‘天理’。一篇小说是不能随意伸长或缩短的。汪先生所强调的正是那种行云流水、自然天成、不事斧凿和雕饰的情节结构。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义。以下是我分享的，欢迎阅读!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ABC

【摘 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义。但是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必须做好基础理论建设和创新，拿来主义和急功近利都不是科学的态度。同时，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立场关乎研究的方向，将决定学术研究的理论效用和现实意义。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运动规律的揭示，对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意义。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及其话语体系建设需具有全球视野、中国聚焦、西方映象三者统一的全景视阈。

【关键词】社会科学研究;资本论;研究方向;话语体系

近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江同志在谈到当前西方文艺理论界的问题时指出西方文论借助非文艺理论的词语通过场外征用、话语转换等方式对文艺问题进行“强制性阐释”，丧失了文艺理论自己的色彩，中国文艺应当走自己路，发扬“本体论阐释”的方法繁荣自己的文艺理论。张江同志的观点不仅对文艺理论界，而且对整个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研究中呈现出的问题都具有针对性，可谓一语中的，指出了当下中国部分学者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上的迷失和沦丧。鉴于此，我结合马克思《资本论》的第一版序言和法文版序言以及第二版跋和法文版跋，反思自己作为一个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应当有的一些基本的考量，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ABC进行一点理论探索。

一、“万事开头难，每门科学都是如此”

这句朴实无比的话出自马克思《资本论》的第一版序言，马克思的这句话可以看作是对当下这个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设的忠告。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强调“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打破西方话语垄断、增强中国在世界上话语权、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这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应有之义。但是，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业，一切的体系建设和理论创新都不是短平快的结果，是在长时间积累和长期的基础研究基础上的继承和发展。也就说，进行基础的理论研究和积累是建设体系的奠基工程，急功近利并不能带来我们希望的成果。当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崇外尊新的倾向依然严重，尤其是对国外的理论引入不注重基础性工作。比如，国内对著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亨利・列斐伏尔的研究如火如荼，有关他的思想介绍学术文章和论著很多，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列斐伏尔的70多本著作和300多篇文章并没有多少翻译成中文，甚至列斐伏尔的成名作《日常生活批判》和《空间生产》竟然没有中文译作。这种现象肯定不会有利于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因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是建立在充分吸收世界的优秀的人类文明成果基础上的，不是在知之甚少或一知半解的情况下的闭门造车。

在如今的资讯时代，借助现代科技，各种资讯传播迅速，有不少人在大众传媒的渲染下一夜成名，这让很多莘莘学子认为成名成家其实很容易，不需要做“十年冷的板凳”，想剑走偏锋，鼓捣一些怪偏冷问题和话语，发表文章吸引眼球以其快速成名成家。这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写道的：“他们必须在一个实际上不熟悉的领域内充当先生，于是就企图用博通文史的美装，或用无关材料的混合物来加以掩饰。这种材料是从所谓官房学――各种知识的杂拌，满怀希望的德国官僚候补者必须通过的炼狱之火――抄袭来的。”马克思因为担心法国人总是急于追求结论，渴望知道一般原则同他们直接关心的问题的联络，因此在《资本论》法文版序言中特意告诫法国读者：“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这对今天的中国学人来说可谓晨钟暮鼓，我们必须牢记科学的研究不会像喝酒吃饭旅游听音乐那样随意轻松，它是一个人的孜孜以求的生命与智慧的写照和奉献。

二、“只要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指出：“只要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说，只要它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看作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作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那就只有在阶级斗争还处于潜伏状态或只是在个别的现象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它还能够是科学。”政治经济学只是资产阶级的科学，只是个别现象的描述。马克思这句话点明了学术研究的立场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明白社会科学研究是有一定的立场的，究竟是代表大多数人或者人民大众的利益，还是少数人比如资本家的利益，我们的学术研究必须对此作出自己的选择。李凯尔特在对比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时曾明确指出社会科学根本上说是探究文化价值和意义内涵的学问，不是如自然科学那样。马克思・韦伯在论述社会科学的方法时也明确指出：只有在无限多样的现象中仅有一个有限的部分是有意义的这一前提条件下，认识个体性的现象的思想才在逻辑上是有意义的。并且，无论这种意义是什么东西，它都将导致我们在生活中从它出发来判断人类共同存在的某些现象，它们视为重要的***积极的或者消极的***而表明态度。“现在的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无私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不偏不倚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如果我们选择了少数资本家或权贵的一方，我们的研究就可能受制于人，为了某种目的的辩护就会妨碍我们学术研究的真理性。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就指出：“柏修斯需要一顶隐身帽来追捕妖怪。我们却用隐身帽紧紧遮住眼睛和耳朵，以便有可能否认妖怪的存在。”显然，我们的立场不对，有时会变成柏修斯的隐身帽遮住我们的用以观察的眼睛和聆听的耳朵，对现实中的问题采取躲避的态度，或者采取以偏概全的方式诋毁现***下转第357页***实中取得的成就。

立场决定学术的方向，决定学术的社会效用。“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分成了两派。一派是精明的、贪利的实践家;另一派是以经济学教授资望自负的人，他们追随约・斯・穆勒，企图调和不能调和的东西。德国人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衰落时期，也同在它的古典时期一样，始终只是学生、盲从者和模仿者，是外国大商行的小贩。”为了门派之见，为了个人的私利，在中国的一些学派常常固执己见，不愿即时发现自身的问题，真理被成见超越，真理被个人私利玩弄。这是旧社会的思维定势，不是社会主义应有的道德表现。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更应该以身作则从自我革命做起，“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程序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只有如此，才能保证学术研究有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三、“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

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说：“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地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这首先表明马克思对社会科学的研究就是揭示社会运动的规律，这是建立在他深信社会的发展运动是有规律的，坚守人类的理智的良知。马克思接着说，“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显然，马克思相信社会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会以铁的必然性发生发展，无论我们主观上这样看待它，越过或者试图取消它都是主观主义的表现。但是，现在仍然有学者秉持虚无主义的态度，迷失在后现代的碎片化解构主义的汪洋大海之中，不承认历史发展的进步意义，在没有开始研究前，这种先在的偏见已经使自己丧失了学术研究的动力和追求学术的价值魅力。

其次，尽管社会规律是客观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是人类仍然可以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对这些社会规律发生影响。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必须秉承这些基本认识，努力发现社会执行发展的规律，为社会的健康发展做出贡献。但是，有些自由主义学者否认这点，历史的虚无主义盛行，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在是非颠倒中摇旗呐喊，混淆视听。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的年代，各种问题层出不穷，自然引来各种理论粉墨登场，但是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总是在中国和西方，传统与现代，现代与后现代，发展与发达的二元对立思维中进行推演，非此即彼，厚此薄彼，用僵硬的逻辑强制阐释中国鲜活的现实，在对立的视界下审视现实的逻辑和逻辑的现实，常常总是捉襟见肘，不得要领。这实际上是西方话语下的理论批判，在碎片化和非主体化的犹豫与无奈中诉说著理论的勉强和萎靡。中国话语当然是中国视界下的中国的辨证发展和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发展，摒弃西方中心和西方世界化式的哲学方法论，建立世界存在下的中国与西方的互动视界，以全球为巨集大视野，以中国为近景聚焦，以西方或非中国为他者映象，在中国现实发展运动中建立适合自己的话语权，用自己的理论把握自己的历史，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作出与一个大国实力相匹配的贡献，这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1] 资本论***第一卷***[M]. *** 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 *** 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 马克思・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M].李秋零，田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作者简介：尉迟光斌，汉族，男，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医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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