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武安磁山遗址论文发表

据考古发现证实，河北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主要古人类文化遗存有：泥河湾遗址群、磁山文化遗址、“三祖文化”和“合符文化”遗存。

1、泥河湾遗址群

泥河湾遗址群，位于河北阳原县东部，桑干河北岸，化稍营镇泥河湾村境内，位于桑干河上游的阳原盆地。

泥河湾遗址群，距今约177万年前，远古的人类就活动在这片土地上，泥河湾标准地层记录了第三纪晚期至第四纪地球演化和生物、人类进化的历史，受到国内外地质、古生物、古人类及史前考古专家的极大关注。

在200多万年前，这里是一个较大的湖泊，湖泊的周围，是古动物的世界。后来，湖水干枯，湖底裸露，由于河流的侵蚀作用，干枯的“古湖平原”变成了丘陵、台地、盆地，泥河湾盆地就是其中之一。

2、磁山遗址

磁山遗址又称磁山文化遗址，位于河北省南部武安市磁山村东约1公里处的南_河北岸台地上，东北依鼓山，距武安城17公里，是中国最初发现的一种新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距今约10300年，突破了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考古的年代。

因其具有典型的代表意义，磁山遗址出土的家鸡骨骸是已知中国发现的最早的家鸡骨骸，比原来认为的世界最早饲养家鸡的印度，要早3300多年。考古学上定名为“磁山文化”，198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据1982年3月《光明日报》报道：磁山是我国四大发明之一指南针的发源地。 又《明一统治》称：“磁州武安县西南有磁山，产磁铁石。”又《古矿录》记载：《明一统治》称：磁山，在县西南30里，土产矿石，州名取此。磁山，指南针的故乡。

3、三祖文化

河北省张家口市涿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明古地，天赋其娇，地孕其美，华夏之源，神州之根。涿鹿中华三祖文化是以黄帝、炎帝、蚩尤为代表的中华先民经过长期探索、碰撞、磨合、深化，历经釜山合符而共同创造流传下来的，以中华民族共认图腾--龙为象征。

1992年，历史学家任昌华先生通过对涿鹿矾山一带的黄帝城、阪泉、蚩尤泉等一批古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及历史文献和民俗风情的考证，首次提出了“三祖文化”，并著书《三祖文化始说》，第一次将蚩尤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和黄帝、炎帝并排在一起，打破了传统上的胜者王、败者寇之说，确立了中华民族同祖同源的观点，明确了始祖文化是爱国主义的精髓和民族团结的基石。

4、合符文化

涿鹿这片古老的土地，蕴含和保留着最古老的中华民族文化的根；合符文明，则可以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源头，当然也是燕赵文化的源头。

合符文明，最鲜明地表现出中国传统的集体主义精神。对祖先的崇拜，对家庭乃至社会的责任感，是中华民族最重的心理特征。西方文化是上帝崇拜，中国文化是祖先崇拜。中国基层社会的家庭、家族、原始宗教活动以及约定俗成的乡规民约，成为维系我们中华民族这个整体的重要纽带。

尽管现代社会，中国传统文化与相关的伦理观念受到了很大冲击，但传统的集体主义精神在社会上仍有着广泛的影响，随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日益深入，它必将得到进一步的弘扬。

合符文明，孕育了全民族团结一致、奋发图强、勇武任侠的性格。历史上凡是妄图侵我国土，奴役我民族的一切外来势力，不管起始如何气势汹汹，但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

而我们为了动员全民族保卫国家，抵御外侮，总是举起爱国、尊祖的旗帜，从而极大地增强了民族团结，鼓舞了斗志。很清楚，合符文明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对于民族团结和爱国主义的教育作用，不可低估。

扩展资料

文化遗产

河北省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经过数千年的积淀，形成了丰富、独特的文化，成为名符其实的文化资源大省。全省现有不可移动文物34046处，拥有长城、避暑山庄及其周围庙宇、清东陵、清西陵等3项5处世界文化遗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68处，居全国第三位。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930处，居全国前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27项，居全国第二位；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400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91人，居全国前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260人。

狗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这份情义到底有多长？经过一系列遗传学研究，中瑞研究人员终于证明，早在15000年前，狗的祖先，生活在中国境内或者中国附近的五、六只母狼先后被人类群落驯养，于是从那时起，人与狗开始一同打猎、一同烤火、一同进化、一同走过漫漫时间长河…… 中瑞科学家小组追查狗起源 几年前，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就开始进行过有关狗、狼等动物的研究，而瑞典皇家生物技术学院的彼得·萨沃莱南也在进行相关的研究工作。2000年，萨沃莱南和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副所长张亚平教授联系，希望共同对狗线粒体DNA多样性进行深入研究，以揭开狗的起源之谜，双方一拍即合。 为了采集样本，研究小组的人员跑遍了世界的许多角落。张亚平说，“无论是从前期的设计，保证采集到具有代表性的样本，还是后期的DNA样本分析，都是富有挑战性的工作。”但是从声音中可以听出，张亚平对这些所谓的“辛苦”乐在其中。 经过2年的研究，中瑞研究小组证实，全世界的狗具有相同的遗传基因，都起源于东亚，之后才逐渐扩散到世界各地，并使它们今天的认知能力远远超过其他物种。今年11月22日出版的《科学》杂志，该文章被作为封面论文发表。该文章在遗传学研究领域引起很大震动，欧美许多科学刊物闻风而至，纷纷对瑞典皇家生物技术学院的萨沃莱南进行采访，一些遗传学研究机构更是将对狗的研究作为下一个项目。 线粒体DNA揭开身世之谜 的确，狗起源于狼，这已经得到了共识，但围绕着具体的发源地和时间则是众说纷纭。到目前为止，最早的狗化石证据是来自于德国14000年前的一个下颌骨化石，另外一个是来源于中东大约12000年前的一个小型犬科动物骨架化石，这些考古学证据支持狗是起源于西南亚或欧洲。此外，不同品种的狗在形态上极其丰富的多样性，似乎又倾向于狗起源于不同地理群体的狼的假说。所以仅靠考古学，很难提供狗起源的可靠线索。 中瑞科学家组成的研究小组搜集了来自欧洲、亚洲、非洲和北美州的654只狗的DNA样本，分析了它们体内通过母系遗传的“线粒体DNA”遗传物质的碱基排列后发现，这些狗拥有几乎相同的基因。 张亚平说，“我们由此判断，人类与狗的友好渊源可以追溯到1.5万年前，当时，东亚的人类首先开始驯化狼等动物，并在漫长的岁月里逐渐把驯化的狗带到了欧洲，甚至穿过白令海峡带到了美洲。” 之所以认为是东亚，是因为东亚地区狗的基因类型最为丰富，科学家通过基因测试推断该地区应该就是狗的发源地，而不是过去人们一直认为的中东地区。 五只母狼开创狗历史 萨沃莱南说：“在被人类驯养之后，并非出于不同的遗传基因，却能够分化出外形差异如此巨大的各类狗，实在是令人惊异的一件事。” 这项研究是由两个国际研究小组齐头并进地进行的。另一方面，美国和秘鲁等国的科学家组成的研究小组，比较了南北美大陆和亚洲、欧洲的狗以及欧洲殖民者到达美洲大陆前就在拉丁美洲和阿拉斯加等地生存的狗的碱基排列。发现拉丁美洲和瑞典的狗的部分基因都源于过去的欧亚狼。这部分基因在15世纪欧洲殖民者到达美洲之前就已在美洲家犬身上显现。他们认为，狗在东亚起源并扩大到整个亚洲和欧洲，继而在1.4万至1.2万年前由美洲大陆的第一批定居者穿越白令海峡带到了美洲。 张亚平介绍说，“研究发现，至少有五个创群者，由于狗最初是从狼驯化而来的，由此可以推断出狗最早的祖先有几个。此外，从驯化的时间来看，这五个创群者所处的时间也是不同的，这说明狗的驯化不是一蹴而就的。驯化需要一个过程，当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在东亚区域，不同的人类群落不约而同地先后完成了同一件工作。” 几乎所有的狗，从吉娃娃到圣伯纳犬，追踪其血统的结果都将指向最初的几只母狼。瑞典一位家畜专家珀·詹森认为，东亚人是最早驯化狗的这一推测是“非常能令人信服的”，美洲大陆的第一批定居者带着狗，这一点显示了在这以前很多年狗就和亚洲人生活在一起。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查理斯·韦拉认为，在发展出贸易之前，人类就交换狗。 驯化早于其他牲畜和作物 张亚平介绍，人类驯化动物是出于发展的需要。将野生动物驯化为家畜，这是人类发展到一个阶段十分重要的产物。除了家畜，农作物也是野生作物驯化而来的，然后，人类才能从散居、狩猎转变到聚居、耕作，耕种和饲养牲畜提供稳定的食物来源，从而进入农业社会。 而狗又和其他家养动物不同，据推测，从狗的作用上来看，最初驯化的狗可以帮助狩猎、交通、看家，由此推断，狗可能是最先被驯化的野生动物。之后，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狗又逐渐被驯化出许多其他功能。 驯化不是一蹴而就 值得注意的是，张亚平指出：“狼的驯化不大可能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更为可能的是人类发展中的一个共同实践过程。”狗的遗传类型属于狼的不同遗传分支，显示东亚的人类族群同时驯化了不同狼群成为家犬，张亚平说，这不是偶然事件。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查理斯·韦拉和美国华盛顿国家历史博物馆的珍妮佛·雷纳德也在进行现代狗的研究。他们的研究方向是现代的家犬是否是从当地的狼驯化而来的。他们比较了古代狗和现代狗的DNA，包括37个从欧洲殖民者带来墨西哥、秘鲁和玻利维亚的狗化石中提取的DNA样本，以及11个从阿拉斯加沉积层中取出的、欧洲定居者到来之前的阿拉斯加犬的DNA样本。研究发现，现代的狗和古代的狗的关系比和美洲灰狼还近，它们的相似度显示，所有的狗都来自共同的祖先——中国灰狼。研究人员表示，“这意味着，那些在13000到14000年前到美洲拓荒的人类一定带着许多来自家乡的狗。” 为何心有灵犀尚待研究 在与人类为伴的漫长岁月中，狗能够对人类的意图心领神会一直令人不解，因此一些狗也被委以重任，如导盲犬、缉毒犬、看护犬等。如何才能解释人与狗之间的这种亲密关系，至今还没有结论。 中国犬的种类很多，许多外国名犬都具有中国犬的血统。以下为几种著名的中国犬： 中国冠毛犬，也称中国裸犬，或中国无毛犬，是仅有的几个无毛品种之一。 北京犬，又称北京狮子狗或北京宫廷狮子狗，俗称京叭，是著名的玩赏犬。产自中国，并有很长的饲养历史。 拉萨狮子犬，又名西藏狮子犬，源于西藏，被饲养在喇嘛庙内作为看门狗。 藏獒，又名藏狗、番狗、蕃狗、羌狗。产于西藏。 松狮犬，也称熊狮犬，原产于我国北方地区，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 西施犬，又称中国狮子犬，是产于我国的一种长毛犬。 细犬，产于我国山东省和河北省，在山东梁山一带数量较多，并将其称为山东细犬。 沙皮犬，又名大沥犬、打犬或斗犬。原产于广东省南海县大沥乡。 拉萨狮子犬，又名西藏狮子犬，源于我国西藏，被饲养在喇嘛庙内作为看门狗。 西藏小梗犬，人们习惯称之为狮子犬，也有的书刊上介绍称之为中国狮子狗，原产于中国西藏地区。 有趣的是，哈佛大学的生物人类学家布朗·哈里的一个简单试验证明，狗甚至比那些称得上狡猾的动物更能领会人的意图。 试验中，黑猩猩、成犬、幼犬和狼被研究人员分别施以暗示，在并排摆放的两个箱子之一被放入了食物。当研究人员通过指示、盯看或者手指敲打的方式指出存放食物的箱子时，成犬，甚至包括幼犬都能够迅速做出反应。这种接受人类暗示的能力要远远超过其他试验动物。黑猩猩是人类的近亲，但它们和人类的沟通能力居然连狗都不如。 狗成为遗传学上佳研究对象 世界上，各地都有爱狗者成立的各种协会，以及许多名犬比赛。狗的血统在部分人眼中成为狗价值的体现。不知此次发布的研究结果会不会打击他们对纯血统狗狂热的追求。但是研究已经证明，虽然狗在形态上差异巨大，但这全部是人工选择的结果。在过去的一万多年间，人类的定向选择大大加快了狗的进化过程。但是由于狗属于家养动物，就像猪、羊等牲畜一样，一直都没有从狼的类群中单独划分出来。 张亚平介绍，从遗传学上讲，正是由于不同种类狗在外形上的巨大差异，以及它们共同的遗传基础，令狗成为进行遗传学研究的上佳对象。所以，在《科学》上发表论文的最后，评论文章同时指出，美国的基因组研究中心已经将狗作为重点研究对象。 张亚平说，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下一步的研究工作已经开始，目标是确定狗的祖先究竟生活在东亚的哪个区域，以及创群者的数量和发生的准确时间，研究结果预计在2003年发表。本版撰文本报记者关超 张亚平简介 1965年5月出生，云南省人，198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生物系，1991年在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获博士学位，1992年5月至1994年12月在美国圣地亚哥动物协会做博士后研究。1995年回国，一直从事分子进化与基因多样性研究。现任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副所长、中国遗传学会动物遗传专业委员会主任。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张亚平一直致力于研究动物和人的进化历史和遗传多样性。他与合作者在分子水平系统地研究了我国一些重要动物类群，如熊超科和灵长类等的系统发育，澄清了这些动物类群系统与演化中的一些难题；建立了我国最大的野生动物DNA库，在此基础上系统研究了一些濒危野生动物，如大熊猫、金丝猴、懒猴、盘羊、海南坡鹿、穿山甲等的遗传多样性；研究和揭示了我国主要的家养动物，如猪、牛、羊、鸡和狗等的起源与遗传多样性；对我国不同民族人群基因多样性进行研究，为揭示中华民族源流与人群扩散、迁移历史提供了新线索。 张亚平先后在Nature、Science、Nature Genetics、PNAS、Am. J. Hum. Genet.等国际SCI刊物发表论文60余篇，国内SCI刊物发表论文10篇。 张亚平曾先后获得中国青年科学家奖、中国青年科技奖，他的研究小组于2001年入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首批创新研究群体。2002年，张亚平荣获第三届“生物多样性领导奖”。他是获此殊荣的第一位亚洲学者。 （《天津青年报》 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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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农业起源，古籍中有许多美丽动听的传说故事，经常要归功于伟大的神农、后稷和黄帝或其他帝王、名臣等等(1)。但要想真正解决中国农业的起源，仅凭古史传说是不可能的，必须依靠考古学和民族学的丰硕成果。近半世纪以来我国的考古学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已使我们能够了解中国原始农业的基本面貌，而近几十年来的民族学，又使这个基本面貌更加清晰和生动。

一．农业的发明

农业是在采集基础上产生的。产生的时间大约是在一万年前的旧石器末期或新石器时代初期。人们在长期的采集野生植物的过程中，逐渐掌握一些可食植物的生长，经过无数次的实践，终于将它们栽培、驯化为农作物，从而发明了农业。当农业在人类经济生活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时，就进入了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家曾在山西省朔县峙峪和沁水县下川等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发现了石刀、石锯镰、石磨盘、石磨棒等采集野生谷物的工具。其年代是距今28000—12000年，在地质年代上属于更新世晚期，当时处于冰期和间冰期交替之中。冰期气候干冷，狩猎不易，植物减少，人们的食物匮乏，迫使人们努力去采集野生植物充饥，也加深了对野生植物的观察和认识。在距今13000—12000年左右，处于间冰期，气候转为较温暖湿润，草本作物生长较为茂盛，禾本科植物增多，人们更易于采集到野生谷物，也会更加珍惜这些野生谷物。人们先是注意加以保护，然后尝试进行种植。一旦尝试成功，就会加以推广。农业也就诞生了。

因此最初的农业生产是完全模仿野生谷物的生长过程，将采集的野生谷物撒在地上，让它生长，到成熟时用手摘取，这是最原始的农业生产方式。民族学的资料为我们提供了生动的例证：云南的独龙族就是将野生稻的种子撒在草地上，然后把草拔下来，既清除了农作物生长的杂草，又可利用带起来的泥土掩埋种子。农作物长大后，如果附近的草木遮挡阳光，则把这些树枝和杂草折断，让作物在阳光下生长。(2)

考古学家在湖南省道县玉蟾岩、江西省万年县吊桶环遗址和广东英德牛栏洞遗址的1万年前的地层中发现稻作遗存和水稻植硅石，可能就是属于这一阶段。玉蟾岩遗址发现3粒稻谷，其中1粒是野生稻，其余属栽培古稻，其年代为距今14000年左右。吊桶环遗址的植硅石鉴定结果，表明12000年前人们已采集野生稻为食物。大约在距今10000—9000年，栽培稻已经出现。牛栏洞遗址的植硅石年代为距今11000—8000年。(3)这3处遗址都没有发现典型的农业工具，可见当时的种植水稻的方式是与上述云南独龙族类似。

与此阶段同步的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可能还有河北徐水南庄头等遗址，以及华南地区的一些洞穴遗址，如广东英德牛栏洞(距今10000年)、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距今9000年)等。这一阶段原始农业的耕作方式，也被称为“火耕”或"刀耕火种”。

大约到了8000年前，原始农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突出的标志是出现了农业工具，反映了耕作方式有了明显的进步。由于谷物越来越成为人们的主要食物，必然要扩大种植面积以承受日益增多的人口压力。但是天然的适宜种植谷物的土地毕竟有限，必须开辟新的耕地。人们除了用火焚烧地面上的野草杂树之外，还要砍伐荒地上的树木和刨掘树根，平整地面，以便于播种，使庄稼顺利生长。而这些作业仅凭双手是无法完成的，必须依靠工具来进行。于是就出现了用来砍伐的石斧、石锛，用来修正土地的耒耜，以及用于收割的石刀、石镰，用于脱壳加工的石磨盘、石磨棒等农业工具。与此同时，经过长期的栽培驯化，野生的谷物逐步进化，品质得到改良，初步脱离了野生状态，产量相应提高。农业也就在当时经济生活中日益占据主导地位了。但是，当时还不可能会对土地进行施肥，因此种植几年之后，地力衰退，产量下降，就将土地抛荒，另辟新地种植。称之为抛荒制。

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都发现了距今七八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大体上是属于这一阶段。如在黄河上游的甘肃省秦安县大地湾一期文化遗址(距今7800—7300年)，黄河中游的河北省武安县磁山遗址(距今8000年左右)、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遗址(距今8000年左右)，黄河下游的山东省滕县北辛遗址(距今7000多年)，淮河上游的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距今7868年左右)，淮河下游的江苏省高邮县龙虬庄遗址(距今7000多年)，长江中游的湖南省澧县彭头山遗址、八十垱遗址，湖北省宜都枝城北遗址(均距今8000年左右)，长江下游的浙江省浦江县渠南村遗址(距今9700—8200年)、浙江省萧山跨湖桥遗址(早于河姆渡遗址)、河姆渡遗址(距今7000年左右)、桐乡县罗家角遗址(距今7100年左右)，等等。

在这些遗址中都出土了石斧、石锛、石铲、石耜、骨耜、木耒(痕迹)、石刀、石镰、石磨盘、石磨棒等一整套农业工具，发现了炭化的粟、黍、稻(籽粒或壳)，属于人工栽培的粮食作物，此外，还有猪、狗、牛、羊、鸡等家畜、家禽的骨骼或模型，说明原始农业已经脱离了火耕阶段。特别是耒耜等翻土工具是典型的农具，而整地又是农业生产中的最重要环节，因此这一阶段的原始农业也被称为“耜耕农业”。

大约从距今6000多年开始，原始农业进入了时期。随着生产经验的积累，农田的开辟，产量的提高，有了更多的粮食可养活更多的人口，人们可以比较长久地在一个地方定居，村落规模逐渐扩大。而人口的增加又迫使人们去耕种更多的土地，生产更多的粮食和饲养更多家畜，导致原始农业得到较快的发展。农具的种类增加，石质农具通体磨光，制作得更加精致、实用，提高了劳动效率。农田得到进一步整治，修整沟渠等排灌措施，对田里的庄稼加强保护管理(如铲锄杂草，驱赶糟蹋庄稼的野兽等)。这些都是这一时期农业发展的重要标志。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北方地区的红山文化，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长江下游的马家浜文化等新石器时代文化晚期遗址，都属于这一阶段。考古学家不但在这些遗址中发掘出大量木、石、骨、蚌质地的农具和数量众多的粮食作物遗存以及畜禽骨骼，更为难得的是发现了农田遗址。如湖南省澧县城头山遗址和江苏省苏州市草鞋山遗址都发现了6000年前的水田遗址。特别是草鞋山遗址的水田是由小块水池状的水田串联而成，小者几平方米，大者十几平方米，互相间有水口串联，并有水井、水塘、水沟等配套设施，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稻作农业已日趋成熟。同时也表明原始农业的耕作制度已由原始的抛荒制进步到熟荒耕作制，而南方则可能已是连续耕作制，土地的利用率大大提高了。大约从5000多年前到4000多年前这段时间里，是我国原始农业的发达时期。农具的制作更加精致实用，种类增加。如石锄、石镢的普遍使用，石铲更为扁薄宽大，精工磨制，出现了有肩石铲、穿孔石铲、穿孔石刀，石镰的制作也较以前进步，粮食加工工具杵臼的出现和推广，晚期还出现了石犁，标志着生产力有显著的提高。农作物的种类增多，粟、黍、稻、麦、豆、麻已成为主要粮食作物，特别是水稻种植已扩大到黄河流域，粮食的产量有较大的增长。畜牧业进一步得到发展，后代称为“六畜”的马、牛、羊、猪、狗、鸡等均已饲养，采集渔猎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显著下降。水井的开凿并被使用到生活和生产上，给定居生活提供更大的方便，使人们可以向距离河流和泉水较远的地区扩展。发达的原始农业不但可以养活较多的人口，开始有了剩余产品，为积累了财富，而且为制陶等手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创造了条件，也为进入文明社会奠定了物质基础。处于这一阶段的考古学文化有：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华南地区的石峡文化，福建的昙石山文化等为数众多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丰富的考古资料证明，我国的原始农业已形成三大经济类型，即以黄河流域为主的北方粟作农业，以黄淮地区为中心的粟、稻混作农业，以长江流域为代表的稻作农业，基本上已奠定了我国传统农业的大体格局。二．作物的栽培

农业的产生是以粮食作物的栽培为标志。考古发掘中出土的农作物标本，说明黄河流域的先民至少在七八千年以前已经种植粟、黍、稷等旱作谷物，在5000年前已经种植小麦。而长江流域的先民则早在1万年前就开始种植水稻。

粟  粟是属于禾本科的一年生草本作物，原产于中国北方，一直是黄河流域普遍种植的粮食作物。它是从野生的狗尾草驯化而成的。何时驯化，尚不清楚。在河南、河北、山东、山西、辽宁、黑龙江、陕西、甘肃、青海、新疆等省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出土了炭化粟粒、粟壳或谷灰。其中最早的为河北省武安县磁山遗址和河南省新郑县沙窝李遗址，前者距今8000年左右，后者距今7000多年。磁山遗址共发现了88个存有粮食的窖穴。腐朽的粮食均堆积在窖穴的底部，十分疏松，出土时略为潮湿，颜色显绿，风干后成灰白色，大部分已成粉末状。粉灰之中，可以看到清晰的外壳，颗粒完整，外部形态圆隆饱满，直径约2毫米，与粟粒基本相同。经灰象法鉴定证明是粟。有些窖穴的底部粮食堆积中发现有完整到陶盂，可能是盛取粮食的容器。有些窖穴在粮食堆积的底部整齐地摆放着猪、狗等家畜(骨架)，可能是存放粮食时举行某种宗教仪式而放人的。新郑沙窝李遗址也发现一片面积约o．8—1．5平方米比较密集的粟的碳化颗粒。在距今6000多年前的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中，也发现了大量粟的遗存。这些粟粒有的是存放在窖穴里，厚达18厘米。有的是放在陶瓮、陶罐或陶钵中。其中有的可能是作为种子而保存的，也有的是放在坟墓里作为随葬品，可见粟在当时人们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此外，在黄河下游的山东省胶县三里河大汶口文化遗址中也发现了距今4800多年的粟粒，体积达1立方米多。说明至迟在距今5000年前后，粟也成为黄河下游的主要粮食了。

黍、稷  黍稷为禾本科一年生草本作物，生育期短，喜温暖、抗旱力极强，特别适合在我国北方尤其是西北地区种植。黍稷本是同种作物，农学界一般将圆锥花序较密，主穗轴弯生，穗的分枝向一侧倾斜，秆上有毛，子实黏性者称为黍；将圆锥花序较疏，主穗轴直立，穗的分枝向四面散开，秆上无毛，子实不黏者称为稷。甘肃省秦安县大地湾遗址出土了公元前5850年的碳化黍粒，说明黍在中国的栽培也有近8000年，与粟一样古老。在陕西省临潼县姜寨遗址和山东省长岛县北庄遗址也都发现了距今5500年左右的黍壳。在甘肃省临夏县东乡林家遗址的窖穴里，还发现了堆积达1．8立方米的稷穗，是捆扎成束堆放在一起的，也可能是作为种子贮藏的，其年代距今4000年左右。此外，在新疆、青海、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也发现了距今4000多年的黍稷遗存。它们和粟一样都是当时我国北方的主要粮食作物。

麦  麦在我国种植的历史较晚，目前只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中发现麦的遗存，其中最早的是甘肃省民乐县东灰山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了小麦和大麦的碳化籽粒。距令5000年左右。其次为新疆孔雀河下游古墓中出土了数百粒小麦，距今4000年左右。在新疆哈密市五堡乡克孜尔确卡古墓中发现大麦的植株和穗子，距今3200年左右。看来麦子在新石器时代还不是主要的粮食作物。

稻  稻是一年生的禾本科草本作物，喜温暖、潮湿，是我国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最主要粮食作物。栽培稻是从野生稻驯化来的。驯化的时间大约在1万多年前。考古学家在江西省万年县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旧石器时代晚期或新石器时代初期的文化层中，发现了12000年前的野生稻植物蛋白石，但已具有人工干预的痕迹，说明当时人们不但已经采集野生稻作为食物，而且可能已尝试人工种植。在湖南省道县玉蟾岩遗址也发现了3粒半1万年前的稻粒，其中一粒是野生稻，其余属古栽培稻。在广东英德市牛栏洞遗址也发现了1万年前的水稻植硅石。浙江省浦江县上山遗也发现了9000年前稻作遗存。这就证明我国栽培水稻的历史已有万年之久。到了8000年前左右，水稻的种植在长江流域中游和淮河上游都颇具规模。考古学家在湖南省澧县彭头山遗址、八十垱、李家岗遗址都发现了大量距今8000年左右的稻壳和稻谷遗存，有的保存极好，出土时如同新鲜稻谷。在淮河上游的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也发现了距今8000年左右的稻谷遗存。经鉴定都属于古栽培稻。说明已经越过选育、驯化阶段，形成了早期稻作农业文化。大约到了7000年前，我国的稻作农业已进入发展阶段。淮河流域下游、长江中下游都已发现很多稻作文化遗址，如湖南省的临澧县胡家屋场、岳阳市坟山堡遗址，湖北省宜都城背溪、枝城北以及秭归县柳林溪遗址，浙江省桐乡县罗家角、余姚市河姆渡遗址，江苏省高邮县龙虬庄遗址等，都发现了大量的栽培稻遗存。这些遗址的年代距今7300—6800年。说明这一时期，稻作已经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得到普及，并且水稻品种也得到了初步的改良，已有籼稻和粳稻两个品种。到了6000年前，我国的原始稻作开始进入发达阶段，水稻种植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稻田的整治已初具规模。到了5000年前，水稻的种植已经遍布长江流域各地以及华南、闽台地区，甚至连黄河流域(如陕西、河南、山东)都已开始种植水稻了。水稻的驯化、培育成功，是我国原始农业的巨大成就之一。

蔬菜瓜果  原始居民除了食用主粮之外，还要吃蔬菜瓜果。根据资料，商周时期我国种植蔬菜瓜果的园圃业已经相当发达，推测其起始年代应有可能早到新石器时代。目前考古发掘中已出土了新石器时代的葫芦、菱芡、甜瓜子、莲子、桃核、梅核、枣核、栗壳以及菜籽等实物，年代最早可达7000年前。但是大部分都是属于野生植物，看来当时人们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培育粮食作物方面，同时采集一些野生果实充饥，不可能有人工种植。不过，在甘肃省秦安县大地湾遗址曾出土过距今近7000年的油菜籽，在陕西省西安市半坡的一座房子遗址里发现一件小陶罐，口很小，内盛碳化了的菜籽，经鉴定是属于白菜或芥菜的种子。将菜籽装在不易取出的小陶罐里，显然不是为了食用，应该是供来年种植使用。由此可见，我国人工种植蔬菜的历史已有六七千年之久，而白菜、芥菜和油菜的起源地正是中国，至今仍然是民间最主要的蔬菜。

纤维作物及蚕桑  原始人最初的衣服是冬披兽皮夏穿树叶，以后逐渐学会利用野生葛、麻的纤维纺织布料制成衣服。当原始农业发展以后，人们在种植粮食的同时也尝试栽培麻、葛等作物，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与此同时，人们也从采集野生的蚕茧进而学会养蚕缫丝纺织衣服。这个过程可能要晚于粮食作物的栽培，大约是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才发展起来的。首先被驯化栽培的是大麻。大麻是雌雄异株植物，雌株结的籽粒可食用，古人曾作为粮食，被列为“五谷”之一。雄株的纤维细柔，可作为纺织原料。原始先民可能是在采集雌麻籽粒过程中发现了雄麻纤维可做衣料，从而逐渐加以栽培种植。甘肃省临夏县东乡林家遗址出土过四五千年前的大麻籽，新疆孔雀河古墓内出土过4000年前的大麻纤维，辽宁省北票市丰下遗址出土的4000年前的麻布残迹，是目前最早的实物标本。另一种纤维作物苎麻是雌雄同株，大约与大麻同时被种植，浙江省吴县钱山漾遗址曾出土了一些苎麻布和苎麻绳子，距今也有4000多年。葛是野生纤维植物，但是在江苏省吴县草鞋山遗址发现过6000年前的葛纤维纺织品残片，说明当时原始先民可能已经有意识的加以保护利用，甚至也可能尝试种植它。原始先民在采集野生桑椹充饥过程中，会发现桑树上野蚕所结的茧，从而逐渐利用野蚕茧丝，继而有意识地保护、饲养，终于将它驯化成家蚕。河北省正定县南杨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过两件5400年前的陶蚕蛹，钱山漾遗址也出土了4700多年前的家蚕丝带、丝线和绢片。可见至少在5000年前，我国原始先民已经掌握了养蚕缫丝技术，这是纺织史上的一个重大成就，说明黄帝“淳化……虫蛾”的传说并非毫无根据。

三．家畜的驯化

在旧石器晚期，由于狩猎工具的改进和狩猎经验的积累，人们捕捉野兽的能力有很大的提高，因此有可能将一些暂时不吃的活的野兽或小动物放在天然地洞内或圈以栅栏养起来，以备日后捕捉不到野兽时食用。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洞养或圈养的野兽也越来越多。天长日久，部分野兽的性情开始渐渐温顺起来，进而驯化为家畜。这样就开始了原始的畜牧业。这一过程，大体上是与农作物的栽培同步的。从考古资料得知，至少在距今8000年左右，已经开始饲养狗、猪、牛、羊、马、鸡等家禽家畜。

狗  狗是由狼驯化而来的。早在狩猎时代，人们就已驯养狗作为狩猎时的助手。进入农业时代，狗会有一部分成为肉食对象。在河北省武安县磁山、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等遗址，都出土了距今七八千年的狗骨骼，说明至少在8000年前狗已成为家畜之一。陕西省西安市半坡遗址出土的狗骨，头骨较小，额骨突出，肉裂齿小，下颌骨水平边缘弯曲，与华北狼有很大区别，已具备家养狗的特征。而山东省胶县三里河遗址出土的陶狗鬶造型生动逼真，使我们得见新石器时代家狗的形态特征。

猪  猪是从野猪驯化而来的，是人类最早驯养的家畜之一。广西桂林市甑皮岩遗址发现了9000年前的家猪骨骼，河北省武安县磁山遗址、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遗址发现了8000年前的猪骨骼，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遗址还发现一件7000年前的陶猪模型，其形态处于亚洲野猪和现代家猪之间，属于原始家猪阶段。而山东省胶县三里河遗址出土的5000多年前的陶猪鬶，其形态则属于典型的家猪。在各地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家畜骨骼和模型中，以猪的数量最多，而且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墓葬中经常以猪作为随葬品，说明猪已成为财富的象征。可见猪在我国原始畜牧业中已占据最重要的地位。

羊  羊是从野羊驯化而来的。羊一直是北方居民的主要肉食对象。因此北方的遗址中发现的家羊遗存较南方为多。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遗址出土过一件陶羊头，陕西省临潼县姜寨遗址也出土过一件陶塑器盖把纽，呈羊头状，西安市半坡遗址出土过羊骨骼。在南方，最早的发现是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遗址的陶羊，其形态属于家羊。看来，至少在7000年前，羊的驯化已经成功。到了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南北各地已普遍养羊，因此，各地的遗址发现羊骨骼也较多。

牛  作为肉食的牛，主要是黄牛。耕牛则包括不同属的黄牛和水牛，它们各有其野生的祖先。在河北省武安县磁山遗址出土过黄牛的骨骼，河姆渡遗址出土过牛的残骨和牙齿，半坡遗址也出土过牛的牙齿，江苏省邳县刘林遗址还发现30多件牛的牙床和牙齿。说明牛的驯养早在8000年前就已开始，至6000多年前，南北各地都已饲养黄牛。水牛的饲养在南方可早到7000年前，河姆渡遗址就出土了16个水牛头骨。江苏省吴江县梅堰遗址也出土了7个6000年前的水牛头骨。在北方，山东省的大汶口、王因遗址，河北省的邯郸涧沟村遗址，陕西省的长安客省庄遗址，都发现过水牛骨骼。可见至少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水牛已经生活在淮河以北的一些地方了。

马  马的驯养比较晚，在我国一些较早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均未发现马的遗存。我国家马的祖先是生活在华北和内蒙古草原地区的蒙古野马，最早驯养马的也应该是这一地区的先民。只在半坡遗址发现2颗马齿和1节马趾骨，未能肯定是家马。在新石器晚期的龙山文化遗址(距今4000多年)，如山东省历城市城子崖、河南省汤阴县白营、吉林省扶余市长岗子、甘肃省永靖县马家湾等遗址出土过马骨。

鸡  鸡是由野生的原鸡驯化而来的。江西省万年县仙人洞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就发现原鸡的遗骨，西安半坡遗址也发现原鸡属的鸟类遗骨，说明原鸡在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都有分布，各地都有条件加以驯化。河北省武安县磁山、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山东省滕县北辛等遗址都有家鸡遗骨出土，说明家鸡的驯化年代可早到8000年前，这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记录。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以及西北地区都已饲养家鸡，成为主要的家禽。总之，古代所谓的“六畜”(马、牛、羊、鸡、犬、猪)在新石器时代都已经驯养了，除了马较晚之外，其它畜禽驯养的都早到七八千年前，远远超过传说中黄帝“淳化鸟兽虫蛾”的年代。

磁山遗址又称磁山文化遗址，位于河北省南部武安市磁山村东约1公里处的南洺河北岸台地上，东北依鼓山，距武安城17公里，是中国最初发现的一种新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距今约10300年，突破了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考古的年代，因其具有典型的代表意义，磁山遗址出土的家鸡骨骸是已知中国发现的最早的家鸡骨骸，比原来认为的世界最早饲养家鸡的印度，要早3300多年。考古学上定名为“磁山文化”，198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据1982年3月《光明日报》报道：磁山是我国四大发明之一指南针的发源地。 又《明一统治》称：“磁州武安县西南有磁山，产磁铁石。”又《古矿录》记载：《明一统治》称：磁山，在县西南30里，土产矿石，州名取此。磁山，指南针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