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社地域特色与发表的论文

西泠印社百科名片创建于1904年的西泠印社，是中国成立最早的著名印学社团，以篆刻书画创作、研究的卓越成就和丰富的艺术收藏在海内外久享盛誉。印社自成立以来，名家荟萃，人才辈出。这个学术团体，遐迩闻名，为中外时人所称道。目录概况历史沿革情况及鲜明特征社团历史悠久，地位全国唯一社员多为名家，分布国内海外组织机构健全，社团活动正常活动范围面向全国，业务主管属于地方西泠印社历任、历届社长、理事会名录第一届理事会(1963年)第二届理事会(1979年)第三届理事会(1983年)第四届理事会(1988年)第六届理事会(1998年)西泠印社第七届理事会聘请顾问名单吴昌硕马 衡张宗祥沙孟海赵朴初启 功图书信息内容简介图书目录概况历史沿革情况及鲜明特征 社团历史悠久，地位全国唯一社员多为名家，分布国内海外组织机构健全，社团活动正常活动范围面向全国，业务主管属于地方西泠印社历任、历届社长、理事会名录 第一届理事会(1963年)第二届理事会(1979年)第三届理事会(1983年)第四届理事会(1988年)第六届理事会(1998年)西泠印社第七届理事会聘请顾问名单吴昌硕马 衡张宗祥沙孟海赵朴初启 功图书信息内容简介图书目录展开 西泠印社编辑本段概况西泠印社西泠印社，创立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由浙派篆刻家丁仁、王禔、吴隐、叶铭等发起创建，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兼及书画”为宗旨，是海内外研究金石篆刻历史最悠久、成就最高、影响最广的学术团体，有“天下第一名社”之盛誉。社址坐落于浙江省杭州市西湖景区孤山南麓，南至白堤，西近西泠桥，北邻里西湖，占地面积7088.86平方米，建筑总面积1749.77平方米。社址内包括多处明清古建筑遗址，园林精雅，景致幽绝，人文景观荟萃，摩崖题刻随处可见，有“湖山最胜”之誉。西泠印社还建有一座华严经塔，这座玲珑精巧的石塔是西泠社友中的一位和尚于1924年筹建的。塔平面为八角形，共十一级。第一级刻有华严经，二、三级刻有金刚经，上面八级和塔顶部分雕有佛像，底座周围也有刻像，精美生动。 西泠印社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孤山西南侧，社址总面积为5757．865平方米，居山而建，由上、中、下三部分组成，各具特色，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致互相映衬，构思布局极为精巧。主要建筑有柏堂、竹阁、仰贤亭、还朴精庐等，均挂匾披联，室外摩崖凿石林立，名人墨迹触目可见。内建中国印学博物馆，收藏历代字画、印章多达六千余件。 1913年，近代艺术大师吴昌硕出任首任社长，盛名之下，精英云集，李叔同、黄宾虹、马一浮、丰子恺、吴湖帆、商承祚等均为西泠印社社员，杨守敬、盛宣怀、康有为等为赞助社员。此后二十余年，西泠印社迅速发展，声望日隆，逐步确立了海内金石书画重镇的地位。受西泠印社影响，河井荃庐、长尾甲等海外社员把源自中华的金石篆刻艺术带回国内，在日本、韩国创立了全国性的篆刻创作与研究团体。西泠印社促成、推动了周边汉字文化圈内篆刻创作与研究的产生、发展和繁荣。 在国内外堪称一流的西泠印社印谱收藏1949年，西泠印社收归国有。1979年后，社团活动步入正轨，学术研究、对外交流、组织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文化影响扩大，规模空前繁荣。2003年西泠印社创社百年华诞，109个海内外印学社团汇聚孤山，共襄盛典。 西泠印社历任社长为吴昌硕、马衡、张宗祥、沙孟海、赵朴初、启功。截至2005年底，西泠印社拥有社员313人，分布于中国26个省（市）自治区、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和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法国、捷克、加拿大等国家。每年固定在清明、重阳前后举办雅集，以孤山社址为核心，公祭印学先贤，举办社员作品和藏品展览，开展鉴赏研讨等活动，诗词吟咏、笔墨酬唱、赏鉴珍藏，延续了传统文人结社的聚会方式。每年还不定期邀集外地社员赴杭研究印学、商讨社务、观赏藏品，开展篆刻书画创作和展览交流活动，编辑出版金石书画出版物。西泠印社逢五、逢十周年庆典时，还汇聚海内外印学同道，举行大型纪念活动。 除金石篆刻和书画艺术的研习外，西泠印社藉社员和各界贤达之力，上自鼎彝碑碣，下至印玺泉刀，无不博采旁搜，并设印学图书馆，专收两浙图经志乘、乡邦掌故、先贤著述及一切考论金石、古器、书画等书，以供同人赏鉴研究之用。西泠印社还搜辑、考订、出版了大量印谱、碑帖和印学研究著作，刊行海内外。 2001年06月25日，西泠印社作为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国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2006年5月20日，西泠印社的金石篆刻艺术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西泠印社位于浙江省杭州市孤山路31号，是中国成立最早的著名全国性印学社团，以“研究印学、保存金石、兼及书画”为宗旨，以篆刻书画创作的卓越成就和丰富的艺术收藏享誉海内外，被誉为“印学研究中心”、“天下第一名社”。编辑本段历史沿革西泠印社创立于1904年。时值清末，金石研究和发展正处于鼎盛时期。众多的金石名家，有志于弘扬和发展国粹，在杭州的篆刻家王福庵、丁辅之、叶为铭、吴石潜等人相聚西湖，研讨印学。于是结社于孤山南麓西泠桥畔，“人以印集、社以地名”，取名“西泠印社”。当时清朝杭州府与钱塘县均以官府批文登记备案。 在印社初创的10年，四位创始人团结同仁，集资、规划，“买山立社”，先后建造了“仰贤亭”“山川雨露图书馆”“石交亭”等九处园林建筑，印社初具规模。1913年，举行了建社10周年纪念大会，修启（西泠印社成立启）立约（西泠印社社约）和印社宗旨（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发展社员，公推艺术大师吴昌硕先生为首任西泠印社社长，并开展了集会、展览、收藏、出版等一系列活动。在此前后，日本篆刻家河井仙郎、长尾甲也来中国进行交流并加入印社。此后，在1923年和1933年，西泠印社分别举行了建社20周年、30周年纪念活动，“罗列金石书画千余幅于社，张挂四壁，一时文采风流，声闻远布”。此时，印社的园林建设全部完毕。社内环境幽雅，风景秀丽，楼台亭阁建筑精美，摩崖石刻星罗棋布，成为西湖园林的精华之处。特别值得提出的是鸿雪径，“鸿雪径”一词出自苏轼的“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小径清寂地一曲一折，折射出印人一生真正的追求。1927年，首任社长吴昌硕逝世，著名金石考古学家、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继任社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印社活动处于停顿，一直到1947年，才补行了40周年纪念活动。从1904年到1949年的45年，印社经历了一个纯民间社团的辉煌和艰辛。这一时期，西泠印社共有正式社员61人，赞助社友10人，除王、丁、叶、吴四位创始人和吴昌硕、马衡两任社长外，还有李叔同、胡菊邻、经享颐、黄宾虹、方介堪、来楚生、沙孟海等大家、学者以及两位日本篆刻家。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百废待兴，西泠印社活动基本停止。1951年，经沪、杭两地社员协商，将西泠印社房产土地等捐献政府，其园林由园管部门接收，可动文物（书画、书籍、印谱等）由省文管会保管。1957年，为推动新中国文化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促进金石书画传统艺术的弘扬，浙江省委文教部和浙江省文化局，着手进行西泠印社的恢复工作。成立了西泠印社筹备委员会，由著名学者、书法家、浙江省图书馆馆长张宗祥为主任，潘天寿、陈伯衡为副主任，诸乐三、沙孟海等四人为委员。在社址开辟了吴昌硕纪念室，并由政府拨款5000千元，在社址内设立了金石书画门市部。1959年，为贯彻中央关于体制下放的指示，浙江省文化局将西泠印社下放到杭州市，归杭州市文化局领导。同年9月，杭州市文化局成立杭州书画社，专营古今书画名家的真迹和复制品展览、收购和供应，并作为自收自支事业单位，为西泠印社的恢复和活动提供基本经费保障。在浙江省委林乎加、李丰平书记关于要尽快恢复西泠印社组织，开展学术研究活动，以继承和发扬我国传统的印学艺术的一再指示下，1962年12月中旬，西泠印社在杭州召开了建国后的第一次社员座谈会。到会的有张宗祥、浙江美术学院院长潘天寿、上海书法篆刻学会主任沈尹默、江苏国画院院长傅抱石、上海国画院院长王个簃、湖北省文史馆副馆长唐醉石等全国金石书画名家及健在的印社社员三十多人。会上成立了以张宗祥为主任，潘天寿、傅抱石、王个簃为副主任的庆祝西泠印社创建60周年筹委会，拟定了“庆祝西泠印社创建60周年活动计划”和“西泠印社章程”（草案），举行了“赵之谦金石书画艺术”专题讨论和两次书画活动。浙江省和杭州市的有关领导都出席并讲了话。1963年，印社召开60周年纪念大会，海内外名家和散居在全国各地的印社社员云集杭州。除王个簃、沙孟海、马公愚、方介堪、韩登安等老社员外，新入社的都是当时全国最著名的书画篆刻大家，如傅抱石、马一浮、沈尹默、潘天寿、程十发、谢稚柳、唐云等。大会通过了新的《西泠印社章程》，选举产生了近20人组成的首届理事会，选举张宗祥先生为第三任社长，潘天寿、傅抱石、王个簃等五人为副社长。举办了规模盛大的第二届历代金石书画作品展等。大会还收到了国家及文化部、全国文联领导人董必武、郭沫若、齐燕铭、沈雁冰等人的题词和贺辞。自此，西泠印社恢复了雅集活动，定期邀集理事和社员来杭，研究印学、商量社务、观赏藏品，并经常组织社员进行篆刻书画创作，举办展览，还编辑出版了有关的金石书画出版物。西泠印社于1979年、1983年、1988年、1993年、1998年分别召开了建社75、80、85、90、95周年纪念活动。先后又有赵朴初、吴作人、启功、叶浅予、李苦禅、罗福颐、朱屺瞻、陈巨来、黄胄、亚明、陈大羽、宋文治、徐邦达、吴青霞、杨仁恺等一批金石书画名家和鉴定家等入社。在1979年建社75周年大会上，书坛巨匠沙孟海当选为第四任社长，赵朴初为名誉社长，王个簃、启功、程十发等八人为副社长。1993年建社90周年大会，著名学者、书法家、佛教活动家、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当选为第五任社长，启功、方去疾、程十发、郭仲选等九人为副社长。1961年，西泠印社被浙江省人民政府认定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79年，西泠印社被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为正式出版单位。1999年，由西泠印社筹建的中国印学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2001年，西泠印社又被国务院命名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经过近百年的发展，西泠印社已成为以社团为基础，兼具学术研究、艺术创作、图书出版、生产销售、展览交流、文物收藏和保护，集社团、事业、企业、出版为一体的综合性文化单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朱德、李瑞环、李岚清、乔石、李铁映等曾亲临西泠印社视察和指导。编辑本段情况及鲜明特征作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印学社团，在解放前的近半个世纪中，在印社前辈先贤的共同努力下，西泠印社为保存金石、弘扬民族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支持下，西泠印社从一个民间的纯学术社团走上了一条由党和政府热心支持，由国家事业单位“以文养文”经济扶持，向社团、事业、企业、出版综合发展的独特之路，成为中国文化界的一个瑰宝。社团历史悠久，地位全国唯一作为一个学术社团，西泠印社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其学术地位和社会声誉不但在国内外印学界和书画界独树一帜，在日本、韩国和东南亚更是颇具影响，已为《辞海》、《新华词典》等多种权威辞书机构所记载和认定。其悠久的历史，厚重的文化内涵，重大的国际影响和社会声誉，全国只此一家。社员多为名家，分布国内海外作为一个民间的印学社团，西泠印社成立之始就具有独特的号召力，其原因是社员多为名家，且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海外，就连日本的篆刻家也慕名远涉重洋前来入社，这是历史所形成的全国性和国际性。近百年来，西泠印社共有社员近400人，现有社员250余人，分布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多为全国和各地著名篆刻家、书画家、鉴定家及学者。社员中还包括小林斗庵、梅舒适、金膺显等日本、韩国、新加坡的20多位国际篆刻书画界的知名人士。组织机构健全，社团活动正常作为学术社团，西泠印社有非常完整的组织结构。成立之初，西泠印社就订立了《西泠印社社约》即社团章程，并公推社长。自1963年起，西泠印社就有了经过社员大会通过的正式的《西泠印社章程》，并用选举的方法产生理事会和社长、副社长。目前，西泠印社有经过1998年10月21日西泠印社第十次社员大会通过的《西泠印社章程》，西泠印社的组织结构依次为社员大会、理事会、社务会议、秘书处、专门委员会等。社团每年召开一次理事会，举行二次社员雅集，每五年召开一次社员大会和社庆活动，并按照《西泠印社章程》的规定，开展各种社团活动。活动范围面向全国，业务主管属于地方1904年印社创立之时，没有人会主观刻意地要把它烙上一个全国性的标志。但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多重积淀，无论从社员的分布、举办活动的范围、还是它所具有的影响力，西泠印社在事实上已成为具有一定国际意义的全国性的印学社团。其举办的一系列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活动，都是面向全国，甚至面向海外。但由于地域的属性和初创的民间性质，西泠印社的业务管辖一直具有地方性。成立时，只是向清朝地方官府登记备案；民国时，没有明确的官府记录；解放后，先是由浙江省文化厅主管，1959年后下放至杭州市文化局管理，现由中共杭州市委宣传部主管。这种业务管辖的地方性，在很大程度上对西泠印社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具体表现为，第一，有利于政府对西泠印社政治上和政策上的支持。从1957年以来，浙江省委、省政府、杭州市委、市政府以及省市文化部门对西泠印社的发展倾注了异乎寻常的关心和支持：时刻关注印社的发展，经常出席印社的活动，热心解决印社的困难。从林乎加、李丰平、霍士廉、王平夷、陈礼节到张德江、柴松岳、李金明、王国平，历任省、市领导对西泠印社的发展都给予了精心的指导，提出了明确的要求。第二、有利于政府对西泠印社经济上的资助。虽然西泠印社五十年来是以事业单位自收自支、以文养文的形式维持社团的活动和发展，但政府在财力上一直给予积极的支持：如拨款5000元作为恢复印社筹备资金；拿出10000元作为张鲁庵先生文物捐献印社的奖金；拨出楼房一幢作为印社文物仓库；多次下拨文物专项经费保护社址建筑和文物；投资900万元建造中国印学博物馆等等。

环境艺术设计与地域文化特色的融合研究论文

摘要： 环境艺术设计是艺术、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与人的融合发展的产物，是人对空间环境形态与内涵不断总结与升华的结果。在项目设计的过程中应当注重综合因素的把握与研究，合理地将地域环境、文化特点与艺术构思巧妙地进行融合。优秀的环境艺术设计作品应当建立在综合地域文化基础之上，以多层次、多角度的演绎出文化内涵，能够充分展现地域文化底蕴的艺术作品。本文就以甘肃地域文化为切入点,通过分析甘肃地域文化特色因素,阐述环境艺术设计应根植于本土环境,更好地诠释环境艺术设计应当与甘肃地域文化特色融合，促进环境艺术设计作品中地域文化特色的展示。

关键词： 环境艺术设计；地域文化；融合研究

一、环境艺术设计发展需要地域文化特色的融合

环境艺术设计，是以人为主体，建立在自然环境的基础上，为人对美的事物的精神追求进行的艺术化的环境空间创造。它的形式不单一以绘画、雕塑等艺术方式展现出来，它是通过对环境空间进行围合及内与外的联系，进行融合与共生的环境艺术创造。这就要求人们在对环境艺术设计方案进行系统而又整体性的把握，从而找到解决方案问题的方式方法。在人类对环境要求不断提高的.同时，生存与行为方式在空间中与环境的关系越发的密切，在不断提高生存与行为需求与质量的同时还要充分满足人们在空间环境中的生理及心理需求。这就要求环境艺术设计成为了一门综合性极强的综合学科系统，涵盖了自然科学领域与人文社科领域的相关知识系统，以社会发展的需求为基础不断扩展丰富其内涵。环境艺术设计的从业人员由于行业发展普遍存在综合业务能力欠缺，环境艺术设计目的不明确，缺乏社会责任感等问题。设计作品整体性不强、功能设计不佳、设计感不强、设计作品文化底蕴表现底下，一味地追求设计作品的形式感，而忽视地域文化特色的影响，造成设计作品千篇一律。因此对于环境艺术设计的项目开发与设计实施应该充分展现出民族化、地域化、个性化。

二、甘肃地域文化特色是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教育的特色资源

甘肃传统文化底蕴丰富，文化资源丰富多彩，是中华民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由于地理位置、环境的因素，甘肃地区具有农耕文化文明、草原文化文明、丝路文化文明、宗教文化文明的聚集地。这里的敦煌文化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彩陶、青铜器文化遗址影响深远；丝绸之路文化历史悠久；黄河文化与伏羲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长期的多民族聚居社会环境为甘肃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发展奠定了坚实而又厚重的基础。甘肃地区特有的砖雕、皮影、剪纸、刺绣、曲艺、“花儿”、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等构成了甘肃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甘肃地域文化特色以其独特的自然环境因素、历史文化、民俗文化、民族文化、宗教文化表现出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甘肃地域环境文化与艺术资源。环境艺术设计的发展与创新应当把握时代设计的潮流，对甘肃传统文化和甘肃地域环境艺术进行开发与研究。

三、环境艺术设计与地域文化特色融

合发展是环境艺术设计教育传承发展的有效途径当代环境艺术设计通过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从社会、经济、环境和文化等因素进行全面协调，创造出满足人需求的和谐美好的生存环境。以人为主体的生存理论基础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内容是生态环境的可持续、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和社会发展的可持续。可持续发展要以自然资源为基础，同环境的承载能力相协调，以提高生活质量为目标，同社会进步相适应，这是环境艺术设计的发展前景与最终目标。[1]文化是任何国家、任何民族所蕴藏的历史内涵。地域文化特色是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利用自然、改造自然所创造的有别于其他地域特征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外在表现。从这一意义上说，地域特色是特定地区历史发展的产物，与社会生活和历史风貌息息相关，它蕴蓄着人与社会的内在素质，反映了人类文明的历史积淀。因此，文化环境是历史的见证，是延续地域发展的重要因素。[2]环境艺术设计是将社会学、文化学、经济学、哲学、和城市经济管理学等学科的相关研究成果，运用比较、类比、归纳、总结等研究方法，对环境艺术设计展开思考。在“传统与现代、保护与发展、公平与效益、民族与世界”等矛盾体的激烈碰撞中，寻找并剖析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获得对环境整体观的本质认识，从“现代化、人本主义”等相关社会学理论角度来解读环境整体的发展问题。这还需要人们建立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运用系统性思维去处理环境艺术系统设计。[3]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历史是地域文化的积淀，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结晶。任何一个民族都会立足于自己的文化传统而向前发展。甘肃地区历史文化资源丰富，文化积淀深厚，是环境艺术设计开发与发展的资源宝库。在进行环境艺术设计中体现地域文化文化的特色和民族文化精神是环境设计特色的根本出发点。

参考文献:

[1]吴良镛.发达地区城市化进程中建筑环境的保护与发展[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175).

[2]刘方靓，马牧群.基于“城市包装”的地域艺术文化特色价值研究[J].中国包装工业,2016（06）.

[3]李砚祖.环境艺术设计的新视野[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307.

中国篆刻发展史商对于印章的起源，历来就有不同的说法。早在唐代，杜佑在 《通典》上曾有"三代之制，人臣皆以金玉为印，龙虎为钮"之说，然而未有实物可证之前，却难以为据。比较通常的说法认为，印章起源于殷商时期。其根据，首先是殷商已有书契刻制，另外;当时还出现过一种类似印章的"字范"。实际上，它根本不是什么"范"，而是工匠在制作器物时，按压在初成的器壁或底部的印记，印记的内容多为陶工名，或者是主人的姓氏。其实，这些留置在陶器上的印记，即是人们常称的"印陶"或"陶印"。而真正以陶瓷作印材刻制的陶印瓷印，在唐宋以后方始出现。这些印子的文字简陋粗率，尽管大体上已具备了我国印章的某些表现特征，但由于实际应用范围狭窄，社会涉及面也极其有限。因此，参照流传和出土的印章实物，印学界一般多认为印章出现于西周晚期，至春秋战国时已普遍使用。春秋战国人们一般把秦代以前的印章归称为古玺，现存古玺大多为战国时代的遗物。在中国历史上战国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时代，诸侯列国各霸一方。各国之间既相互联系，又各自发展，尤其在文字书体上不尽相同，形成了战国玺奇古诡异、天真烂漫、变幻莫测的基本格调，因而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当时，社会各阶层在政治、经济等活动中·，印章的应用相当普遍，"尊卑共之"。就是说，统治者与百姓庶民均可拥有和使用，并没有具体的规定和等级之分。各国诸侯摆脱周王室的依附她位，各自称王，逐渐形成割裂局面，最初主要有齐、楚、燕、韩、赵、魏、秦等国。国君在行使权力时，军事上一般使用"虎符"，而在政治经济上则使用"印玺"了。秦印章，从广义上讲就是篆刻。它的起源，至今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了。印章的出现，并不是一开始就被称为"印章"的，而是称之为"玺"。到了蓁代，始皇为了显示其至高无上的尊严，立出规定----只有皇帝所用的可称玺，而平民百姓所用的，只可称为"印"。于是，便又有了"印"这个名称。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印章即被法定为代表当权者权益的信物。其制规定天子之印称"玺"，其材用玉;其余的只能称"印"，且限用其他印材。自此，印章的名称、质料、钮制，甚至绶色，都有了相当严格的界定。秦始皇所制的螭虎钮"六玺"，开了后世封建帝王玉玺制度的先声。秦统一中国之前，东方六国齐、楚、燕、韩、赵、魏，使用的文字并不完全相同。尽管都是同源汉字，但由于地域差异，它和现今能见的最早汉字----甲骨文有许多不同，和钟鼎器物上的铭文差异也相当悬殊。反之，它和当时东方六国流通的货币文字以及兵器、陶器及木简上的文字却十分相近。学术界普遍认为这是介于甲骨文、钟鼎文和秦小篆之间的六国古文，有时也将它归入大篆的范畴。秦统一中国以后，为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命令丞相李斯改革文字，以秦国文字为基础，废除与秦国不相同的文字，并将繁复的文字简化，使文字整齐划一;又因社会发展需要，增加了一批新字，编制成一套统一的文字，下令让全国通用。这就是著名的秦小篆，它在形体结构上更趋规范化，虽还保留了部分文字象形的意味，但已经趋于符号化，是上承甲骨钟鼎上古文字和下启隶楷现今文字的重要文字形式。小篆在秦印中的表现，也是有明显特色的。在印材质地上，仍是铜质居多。在制作时铸造和凿刻都有，从现存的古印来看，秦时印章凿刻的较多。印钮比较简单，一般多为鼻钮，是战国古玺印钮的沿用和继承，只是钮体略为高耸而已。印面则也多方形、长方形、圆形或椭圆形。印文也是朱、白文兼有。方形印都刻有田字界，长形或圆形印，多加日字界，以隔开印面文字，这是秦印玺印文的特定格式。印文字体都取秦小篆，齐整秀丽，凿刻圆润，笔势挺拔有力，刀法纯熟，耐人寻味。印面的切分并不成等比，使印面结构天然浑成。隋唐隋唐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经济文化全面发展的时期，然而这一时期的印章，在经历了秦汉时期的高度发展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衰落以后，并未再次出现复兴的高潮。其原因，似乎与纸张的大量出现关系密切。隋唐时期的官印和私印，一般都称"印"，只有皇帝才称"玺"。武则天称帝后，认为"玺"字与"息"字读音相同，而息又和息灭、死亡有关，因此在改制后的延载元年(694)将"玺"改为"宝"，而官租印章申特有的"记"字也出现了。宋宋代官印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印文多用"九叠篆"。其笔划来回曲折重叠，叠数不定，或三四叠，或七八叠，多的可至十叠。九叠篆的运用能使印面饱满，整齐雅致，但笔折繁复，难以辨认，有预防伪造的作用，正因为此，宋、元、明、清官方印章，大都仿此不疲，如"教阅忠节第二十三指挥第三都朱记"、"通远军遮生堡铜朱记"等，都是典型之例。另外，此时已有以楷书入印的，如"州南渡税场记"、"壹贯背合同"(使用于纸币)等。元元世祖忽必烈于1279年灭南宋后人主中原，推行歧视汉人的蒙古族政策，在官方文书和官印中多使用八思巴文。八思巴文是元世祖帝师八思巴奉命依据藏文字母创制的蒙古新宇，并于至元六年(1269)通过法令颁行。元人在沿袭汉印制度的同时，将八思巴文用入印章，如"管军千户印"、"隆镇卫亲军都指挥司经历司印"和"威州军兵千户印"等。由于灿烂的汉文化的影响，八思巴文不可能取代汉文字，又由于汉人不认识也不愿识八思巴文，使元人在行使权力时感到极大的不便。因此又在八思巴文背刻上汉文楷书供人辨识，有的则直接换成了汉文。元末画家王冕(字元章)，首先创用浙江青田花乳石自刻印章，由于花乳石脆软适于刀刻，致使文人们可以不依赖专业刻工而自由创作。当时人们纷纷仿效，使篆刻艺术得以迅速普及和发展，秦汉印章风范得以发扬光大。壬冕自刻章有"王冕之章"、"王元章"、"文王子孙"和"会稽佳山水"等。明印章的发展在汉代之后，经历了魏晋南北朝和唐宋元的"低潮"时期。到了明代，随着石质印材的大量发现和广为应用，文人自篆自刻印章蔚然成风，以往只有印工治印的漫长历史宣告结束，真正意义上的篆刻艺术从此揭开了崭新的篇章。元末明初人王冕(1287一1359，字元章)在一个偶然的场合，发现了一种质地松脆、易于镌刻、当时被称为"青田花乳石"的石料，于是把它引作篆刻，由此受到了篆刻界的普遍青睐。这一发现，为日后文人相继登上印坛和光大篆刻艺术，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中国印坛从明代中叶文彭、何震起，至晚清吴昌硕、黄牧甫，出现了一个堪与秦汉媲美的辉煌时期。在这段时期内，印坛名家辈出，名作如林，流派纷呈，形成了中国篆刻艺术发展的第二个高峰。作为这一时期的开山人物，明代的文彭和何震所创的印章艺术流派，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文彭(1498一1573)字寿承，号三桥，江苏苏州人。他是明朝书画大家文征明的长子，诗文、书画、篆刻无一不精，对六书研究尤深。他主张篆刻以六书为准则，以秦汉印为宗师。文彭篆刻以小篆为主，圆劲秀丽，古朴醇正;白文印直追汉意，方正平稳，流丽浑厚，颇具新意。他的双刀行草边款独树一帜，为后人所效法。何震（？一约1604)字主臣，一字长卿，号雪渔山人，江西婺源人。与文彭同时而年稍幼，两人亦师亦友，常在一起切磋印艺，关系密切。何震在继承文彭的基础上，强调取法秦汉的艺术主张，讲究人印文字的正确性和严肃性。 吴昌硕 纵观我国印学史，自流派印章崛起以来，凡在篆刻艺术上能独树一帜成大家者，无不诗、书、画、印俱精，清末民初的吴昌硕就是这样一位典型人物。其书画艺术本文不作赘述，这里只介绍他的篆刻艺术。吴昌硕(1844一1927)初名俊、俊卿，字昌硕、仓石，别号缶庐、缶翁、苦铁、破荷、大聋、老缶等。浙江安吉人，后定居上海，他是我国近代印坛上最为显赫的代表人物之一。缶翁刻印，初学皖浙两派，早期曾对吴让之、钱叔盖用功较深，所以作品大多留有皖浙两派踪迹。中年后上溯秦汉，并从石鼓、封泥中汲取养料，从而渐渐摆脱了皖浙派的影子，印风转为厚实苍劲，个人风格初见成熟。由于他有精深的书画功底，并能将之融入印中，晚年作品日臻完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最终开创了浑朴苍莽、气势恢宏的吴派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