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泽雄在自然发表的论文

“2000年公布的人类基因组测序，中国只承担了百分之一的工作，这次我们完成了酿酒酵母染色体合成的四分之一，可以说是中国在合成生物学领域取得的突破性成果，进一步奠定了我国在这一领域的国际地位。”杨焕明说，“两相比较，不难看出我们在生命科学研究领域的巨大进步。在酿酒酵母设计与合成研究中，我们已由‘跟跑’转为‘并跑’，今后‘领跑’也不是不可能。”

Sc2.0计划国际化的高效运作模式也给国际性大型旗舰项目提供了很好的参考模板，该计划的实施是基因组编写计划的重要基础。元英进认为，多国组成大型国际联合团队使突破重大科学问题和技术难题具有必然性，中国的研究者在本次国际计划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培养了大批具有国际视野的拔尖创新青年人才，中国的基因组设计合成能力也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此次国际合作取得的巨大成功将鼓励更多的中国的学者更积极地参与到大型国际合作项目中去。

据介绍，在历届合成基因组年度会议上，天津大学科研团队均向国际合作联盟介绍了自己的项目研究进展。2016年7月，第五届Sc2.0和合成基因组会议在英国爱丁堡举行，吴毅和谢泽雄介绍了天津大学化学全合成酿酒酵母染色体的最新研究进展。同时，天津大学合成生物学团队4名成员积极参与2016年5月举行的基因组合成闭门会议，加入了“世界合成生物学顶级俱乐部”。

据戴俊彪介绍，我国科学家取得的上述成果，不仅对于深化生命认知、推进相关研究意义重大，而且也将在实际应用中大显身手。此前，基因修饰的酵母已经用来制作疫苗、药物和特定的化合物，这些新成果的发表意味着化学物质设计定制酵母生命体成为可能，产物范围也将被拓展。随着人工合成酵母的推广应用，必将显著提高其在工业生产、药物制造等方面的效率与质量。

“这背后是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的不懈探索精神。”天津大学青年教师、国家优青获得者、此次2篇学术论文的共同第一作者李炳志表示，“科技工作者要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用‘十年磨一剑’的劲头来治学。谢泽雄和吴毅多年来没有发表过任何相关文章，这是他们自本科至今发表的第一篇研究论文。”

《自然》杂志应该非常权威吧。可是日本一个诺奖获得者统计了历年来在《自然》杂志上收录的论文。发现其中约90%的论文有问题。这说明科研是在不断进步的。有的科研结果有问题，但是当时的水平发现不了。而另一个极端是，有的科研太超前，以至于当时的权威的都理解不了，所以发表在级别很低的刊物也正常。 像“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米国总统一样，其它的“诺贝尔奖”也会根据西方人的需要，胡乱颁发。例如：“光电效应”忽视了金属氢的“磁力矩”切割地球磁力线释放的电磁波。 这很正常。其实也就说明了，现在中国国内高等教育机构和很多科研机构普遍存在的刊物崇拜本来就是一个笑话。 要想了解其中的原因，首先必须要了解期刊发表的过程。学术刊物的选稿基本上不外乎两种类型，一种叫做编辑选稿，另一种叫做同行评议。所谓编辑选稿很好理解，就是指由期刊编辑对所有的来稿进行审查，然后决定是否刊发。同行评议指的是，期刊编辑只做一些最基础的筛选工作，一般是针对文章本身的格式规范和作者本人的资历要求进行简单的初步审查，至于论文的实际水准是否过关值得刊发则由该领域的专家进行评审。在评审通过以后，则安排刊发。 同行评议是在国外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逐步成熟的一种学术刊物的选稿方式。在中国引进的时间大约是在世纪之交。就现在来看，已经成为绝大部分刊物的主流选稿方式。编辑选稿的期刊还有但是数量很少，而且学术地位普遍不高。 因此，现在要在优质期刊上发论文，就必须通过同行评议来完成。 接下来谈一谈这套制度的优缺点。 这套机制设计的初衷有两点。第一，随着科研的逐步深化和细化，学术编辑本身也不可能了解该学术领域内所有领域的发展状况，也就使其很难对非常专业细分领域的论文进行评判。在这个时候，让具有评判能力的同行专家承担这种责任，确实有合理性。第二，无论是谁来做编辑都会有自己的选稿偏好，这种偏好会带来主观方面的扭曲。引入同行评议，弱化编辑权力，可以降低编辑选稿的主观性，让学术期刊的选稿过程更加客观化。 应该说这种设想在后来的实践当中还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现。所以将这种设想作为同行评议的优点来看待，其实也没有太大问题。不过同行评议同样存在着一些缺陷，随着这套制度的推行，时间越来越长，缺陷暴露的也就越来越明显。 第一，同行评议容易形成小圈子文化。因为能够参与这个评价过程的学者其实不多，很多学者相互之间都有联络，于是就会形成相互之间提携把持学术权力的小圈子现象。这实际上对于学术发展造成了很严重的负面影响，不光中国如此，西方学界也存在这种问题。 第二，同行评议模式下更倾向于支持常规研究成果的发表，而不是开创性研究成果的发表。这个原因比较简单，开创性研究成果，由于具有突破性，会使得很多既有的研究成果在短时间内立即失去价值，因此很容易受到学术领域内大量利益相关者的反对。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些人又具有了同行评议的权力，那么他们就会阻止此类成果在期刊上发表。所以同行评议模式实际上是不利于开创性研究成果发表的。这也是国外很多学者对于这种选稿模式的批判所在。 除了同行评议的审稿模式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导致顶级期刊很难发表具有突破性 历史 价值意义论文的原因在于这些期刊对于研究成果的完善性要求比较高。而很多突破性研究，在短时间内没有办法实现成果的完善化，所以相比较常规研究来说，就失去了一个很重要的优势。 纵观多年来诺贝尔奖颁发的情况，这种顶级论文最后却只能到非顶级乃至于很多不知名的期刊上发表的情况并不少见。比如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的关于人口红利的论文是发表在一所大学学报上的。某些学者的论文甚至于没有公开发表，只是在业内传播。有一些是会议论文。甚至于某些学者的研究成果是以报告的形式传播出来的。 由此可见，目前中国大学当中普遍存在的期刊崇拜论是非常可笑的。大部分论文在发表后10年以内的引用次数是小于5次的。甚至于有相当一部分论文写完以后是没有任何引用的。而顶级期刊当中的论文，绝大部分也经受不了时间的考验，10年以后依然能够被人提及的人凤毛麟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