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美洲研究论文发表

韩琦 ，男，1958年生，山东省栖霞市人。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1997年晋升为教授。2001年在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经济研究所访学一年。现为拉美研究中心教授，世界史专业博士生导师，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副主任。兼任中国社科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特邀研究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特邀研究员；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中国拉丁美洲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外国经济史学会副理事长。主要从事拉丁美洲历史和经济的教学与研究。现主持承担教育部基地重大课题《拉美主要国家现代化道路》的研究任务。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其中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的论文达20余篇），出版专著2部，合著和编著多部，曾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项，三等奖3项。现开设《拉丁美洲通史专题研究》、《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研究》、《发展经济学》等课程。主要学术成果： 一 专著： 1，《拉丁美洲经济制度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1月出版。2，《跨国公司与墨西哥的经济发展（20世纪40—80年代）》，人民出版社，2011年2月出版。 二 主编： 《拉美国家现代化模式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二 论文： 1，《论拉丁美洲殖民制度的遗产》，《历史研究》2000年第6期2，《墨西哥大庄园制的形成及其经济结构》，《历史研究》1990年第5期3，《智利硝石业的发展与早期现代化》（合作），《世界历史》，2010年第1期4，《拉美结构主义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世界历史》，2008年第2期5，《秘鲁现代化迟缓原因探析》，《世界历史》2003年4期6，《试探拉美经济发展落后于北美的根源》，《世界历史》1997年第3期7，《1870—1930年拉丁美洲的经济增长》，《世界历史》1995年第3期8，《一致性和多样性——拉美现代化研究中的两种视角》，《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第2期9，《拉美古代文明史中几个有争议的问题》，《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1期10，《论拉丁美洲的封建主义》，《史学理论研究》2000第4期11，《辨证评析拉美的百年经济发展》，《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8期12，《对东亚和拉美经济发展成败原因的分析与比较》，《世界经济与政治》1996年第7期13，《发展中拉关系与拉美史学科建设》（合作），《拉丁美洲研究》，2009年增刊14，《拉美的新结构主义理论》，《拉丁美洲研究》2008年第1期15，《塞尔索·富尔塔多及其经济发展思想》，《拉丁美洲研究》，2007年第3期，16，《智利经济—社会转型的特点和经验》《拉丁美洲研究》2005年第4期 17，《简论拉美新自由主义的演变》《拉丁美洲研究》2004年第2期18，《拉丁美洲的早期工业化》，《拉丁美洲研究》（上）2002年第6期19，《拉丁美洲的早期工业化》，《拉丁美洲研究》（下）2003年第1期20，《独立后至20世纪初拉美南锥体国家土地结构的变化——兼论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拉丁美洲研究》2000年第6期21，《简论拉丁美洲的一致性和多样性》，《拉丁美洲研究》2000年第3期22，《拉丁美洲殖民地时期的海盗和走私》，《拉丁美洲研究》1999年第5期23，《拉丁美洲的城市发展和城市化问题》，《拉丁美洲研究》1999年第2期24，《墨西哥和秘鲁民族整合的差异及其形成原因》，《拉丁美洲研究》1995年第4期25，《哥伦布的殖民政策与分配制》，《拉丁美洲研究》1988年第6期26，《西属拉美历史上的委托监护制》，《史学月刊》1991年第1期27，《唯真求实，不断突破史学研究的“禁区”——王春良先生和世界史研究》《历史教学问题》2008年第5期28，《墨西哥埃切维利亚政府化解社会危机的对策与启示》（合作），《历史教学问题》，2007年第4期。29，《独立后的西属美洲缘何未建成统一的联邦国家？》，《历史教学问题》2006年第1期30，《美洲白银与早期中国经济的发展》《历史教学问题》2005年第2期31，《一个昔日民众社会的毁灭》，《世界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3期32，《国外学者论阿根廷经济发展由盛转衰的原因》，《世界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6期33，《殖民地时期秘鲁经济史研究的新进展》，《世界史研究动态》1990年第12期34，《国外对拉美农业资本主义的研究》，《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8期35，《国外对殖民地时期拉美大庄园制的研究》，《世界史研究动态》1988年第12期36，《应该辩证地看待“拉美化”问题》， 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主办《国际借鉴》2005年第7期37，《“拉美化”和中国“拉美化之忧”》，《江汉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38，《独立后至20世纪初拉丁美洲的大地产制》，《山东师大学报》1992年第5期39，《论墨西哥的债役农制》，《山东师大学报》1989年第5期40，《墨西哥、玻利维亚革命影响之比较》，（合作）《山东师大学报》1988年增刊41，《从委托监护制与大庄园制的延续性看拉美大地产的起源》，《山东师大学报》1988年第5期42，《委托监护制不是授予土地的制度》，《山东师大学报》1987年第5期43，《西班牙殖民统治时期秘鲁的经济制度》，《聊城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44，《论拉美古代印第安文明及其遗产》，《聊城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45，《拉美历史上的劳役分派制》，《烟台师院学报》1989年第4期46，《20世纪拉丁美洲的变革与发展》，载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主编：《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七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12月出版。47，《从“奇迹”到危机——墨西哥现代化转型的经验教训》，载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主编：《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六辑，中国社科出版社2009年11月出版48，《论拉丁美洲的现代化道路》载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主编：《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五辑，中国社科出版社2008年10月出版49，《跨国公司与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载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主编：《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四辑，2007年出版50，《拉美现代化进程的阶段论——吉诺·赫尔马尼和他对拉美现代化的研究》，载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主编：《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三辑，2006年出版51，《20世纪拉丁美洲经济发展的特点》 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主编：《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二辑，2005年出版52，《论自由主义对19世纪拉丁美洲的影响》，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主编：《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一辑，2004年出版53，《中国与拉美非建交国家的关系》，（ 合作），载苏振兴、蔡同昌主编：《2005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告，No.5（中国与拉美关系的回顾和展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3月。54，《阿兹特克文明与印卡文明的差异及其形成原因》，北京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院编：《亚太研究论丛》，第4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3月出版。 三 书评： 1，《一本研究拉美国家利用外资的力作——读<外国资本与拉丁美洲国家的发展>》，《世界历史》2001年第1期2，《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拉美国家的经济改革>评介》，《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3期3，《现代化、全球化与印第安人——读<玛雅人的后裔>》（合作），《拉丁美洲研究》，2009年第6期4，《南北美洲发展道路的巨大反差——读<西半球的裂变—近代拉美与美国发展模式比较研究>》（合作）,《拉丁美洲研究》，2007年第2期5，《从拉美现代化的历史中寻求智慧与启迪——读<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研究>》，《拉丁美洲研究》，2006年第5期6，《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的一个案例剖析——读《墨西哥政治经济改革及模式转换》，《拉丁美洲研究》2004年第5期7，《巴西现代化研究的新进展——<巴西现代化进程透视><巴西历史和现代化><巴西现代化研究>评介》，《拉丁美洲研究》2004年第1期8，《拉美经济发展理论最杰出的先驱者——读〈劳尔·普雷维什经济思想研究〉》，《拉丁美洲研究》2003年第5期9，《解读拉丁美洲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评介》，《拉丁美洲研究》2000年第6期10，《用心灵和情感撰写的拉丁美洲历史——读<丰饶的苦难：拉美笔记>》，《拉丁美洲研究》1999年第1期11，《一本研究经济发展问题的力作——读<拉美发展模式研究>》，《拉丁美洲研究》1998年第4期12，《秘鲁黑市和经济不发达的根源——评索托的<另一条道路>》，《拉丁美洲研究》1995年第6期13，《现代化的负效应：文化冲突、依附、贫困——评<19世纪拉美进步的贫困>》，《拉丁美洲研究》1993年第3期

拉丁美洲的现代化历程作者：杨雪冬"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实体，拉丁美洲的历史是从'发现的历史'开始的"。（沃尔夫·格雷贝道多夫：拉丁美洲向何处去，齐楚译，北京时事出版社，1985年版，第5页。）从16世纪初开始，欧洲文明借助先进的技术和制度开始在世界范围扩张势力。在这一地区缓慢演进的印第安文明首先成为欧洲文明的牺牲品，而该地区也成为正在形成的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带，开始了其漫长的边缘化历史。这段边缘化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从16世纪到19世纪初期，是持续了300余年的殖民地历史；后一个阶段是从19世纪独立运动结束后开始的依附历史，已经持续了150余年了，至今仍未结束。从狭义上讲，拉丁美洲的现代化历史就是后一段历史，因为在这一时期中，拉美诸国陆续取得政治独立，开始了以建设民族国家和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进程。从广义上讲，拉丁美洲的现代化历史则是这两段历史的总和，因为殖民地历史的开始标志着该地区已经被纳入了世界范围的现代化进程。漫长而独特的殖民地历史直接决定了拉丁美洲现代化进程的独特性，使之成为世界现代史中被世界体系牢牢锁住同时又无时不在摆脱束缚的典型。拉丁美洲的现代化之路集中体现了几乎所有第三世界国家都无法摆脱的两难困难：依附与自主。本文将从广义的角度，描绘一下拉丁美洲现代化的宏观进程。一、 哥伦布之前的拉丁美洲：缓慢演进的印第安文明印第安人是拉丁美洲的最早居民。大约在10万年之前，他们就来到美洲，并且陆续分散到各地，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部落文化。人类学家把这一地区的文化分为三类：位于中美洲（墨西哥中部和南部、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安第斯高原地区（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智利北部）的高级农耕文化；处于其毗邻地区的中级农耕文化；以及处于南美洲南部的渔猎采集文化。正是在最高级的农耕文化地区，印第安人建立起强大的帝国和高度的文明。位于今天的尤卡坦、危地马拉和伯利兹地区的玛雅文明，位于今天墨西哥地区的阿兹特克文明以及囊括从厄瓜多尔中部至智利中部3000英里地区的印加文明构成了美洲印第安人的三大文明。印第安人创造的文明成就举世公认。它们包括：培育出包括玉米、倭瓜、土豆、蔷匣、胡椒、烟草、棉花和豆类等作物，今天世界上近一半的食物发源于此；发达的天体知识；以太阳金字塔为代表的建筑技术；发达的水利灌溉系统等等。尽管如此，从总体上讲，印第安文明相对于其他大陆上的文明来说，数千年的孤立隔绝使其演进速度非常缓慢的，在演进阶段上也落后于这些文明。印第安人的技术水平只相当于公元前1500年的西欧人和公元前3500年的中东人的技术水平。虽然他们在培育植物方面成就辉煌，但除了仅能最低限度地保证人口食物需求外，没有发展出耕作技术。他们仅有石制、木制、骨制的工具，不能熔炼矿石，更没有刀剑和火器。而在制度方面，美洲印第安人还停留在氏族部落阶段。各种各样的部落虽然一度被纳入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之国之中，但是彼此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从语言一直到崇拜对象。这些差别使全体印第安人之间无法形成严密的组织结构和协调一致的行为。即使是组织最完善的两大帝国，其内部也多有权力争夺的冲突，无法在资源动员和发挥个人创造力等方面与新兴的民族国家抗衡。所以说，在世界范围内的文明交往稀少的时代中，印第安人在不受外来干扰的情况下，创造了自己富有特色的文明。如果文明间的隔绝能够维持下去，印第安文明也许会平安地向前演进。但是一旦文明间的隔绝被打破，文明间的交往扩大，那么演进缓慢的印第安文明肯定会失去生存的空间，何况这次与之遭遇的是武装到牙齿，有着对财富疯狂的渴求以及宏大的征服世界愿望的欧洲文明。印第安文明被逼向了绝路。二、 殖民地历史和进入世界体系的开始1492年哥伦布远航美洲的成功引起了欧洲王室和一些社会阶层的重视。作为当时欧洲两大霸权的西班牙和葡萄牙虽然国力已经呈现出衰落之势，但是依然倾力支持在新大陆的探险活动，因为空虚的国库无力支持王室奢糜的生活和庞大的军费开支，迫切需要获得新的财富源泉。另一方面，怀有高涨的商业热情的资产阶级希望获得更大的市场，没落的贵族，生活无所着落的农民和城市无产者，把航海和殖民冒险看作是摆脱困境的重要手段。这些阶层成了欧洲扩张的热情支持者和实践者。然而，两个王国在如何瓜分新大陆的问题上争论不止，只能求助于教皇的裁决。1493年5月3日，教皇亚力山大六世在同两国政府商量后，颁布洲渝，就双方的领海和海外领土划分了界线。但是里斯本政府对此不满，胡安二世要求双方国王重新谈判，以划定一条更加合理的界线。西班牙同意后于1494年6月7日，双方签订了托尔德西亚斯条约。然而，托尔德西亚斯条约从来就不是划定西、葡在美洲领土的令人满意的条约。事实很快证明，真正的界线是由征服者和黄金攫取者的实际占领确定的。16世纪的头20年是冒险家的时代，来自欧洲的数以千计的冒险家沿着哥伦布的路线来到加勒比海上的岛屿上。然而，绝大多数人都失望而归。其中两个西班人成了真正的幸运者。1519年，埃尔南多·科尔蒂斯在短时期内占领了拥有上百万人口的富庶帝国——阿兹特克帝国。另一位更为大胆猖獗的弗朗西斯科·皮萨罗于1531年征服了秘鲁具有高度社会组织的印加帝国。从此以后，欧洲人对拉丁美洲的殖民占领开始全面展开，并向大陆内部深入，在秘鲁被征服后，厄瓜多尔和波利维亚也接着被征服。西班牙人阿尔马格罗在30年代征服智利，把殖民范围推进到马乌莱河。随后巴拉圭、阿根廷、巴西也逐渐被纳入殖民地范围。在不断的征服过程中，印第安文明被无情地摧毁了。为什么辉煌的印第安文明会被一小撮西班牙征服者轻而易举的摧毁？其中的原因是多样的，但最根本的是长期的隔绝使其不仅在技术和制度层面上远远落后于欧洲，而且在生理和心理上无法适应欧洲人带来的一切。我们在这里不再详述印第安人在技术和制度上的落后，只想强调后面两点。欧洲人带来印第安人的疾病比欧洲人野蛮的剥削还要残忍。印第安人在天花、麻疹、伤寒等疾病面前毫无抵抗能力，只能成群成群地死去。据估计，在17世纪征服时期，西属美洲的人口从5000万锐减到400万。孤立隔绝还造成了美洲印第安人心理上的脆弱。他们虔诚而又热情地迎接外来者，毫无防备心理。而一旦发现这些外来者要的只是金钱，并不惜为此大动武力时，他们变得不知所措，在新式的武器和作战技术面前惊魂不已，毫无还手能力。欧洲人采取的矿山管理制度使被逼迫劳动的印第安人难以接受，他们精神空虚，风纪破败，常常烂醉如泥，趋于绝望。西班牙和葡萄牙在不断扩大其殖民地的同时，也在建立着自己的统治机制，力图把美洲纳为帝国的组成部分。殖民者是通过三种方式来加强其统治的。首先是政治上的"纵向主义"管理和严格的等级制。西班牙政府把殖民地分为四个总督辖区和一些都督辖区。辖区内宗主国直接纵向统治，禁止各殖民地之间任何横向交往。辖区内的官职都由来自宗主国的西班牙人担任，而不是由出生在拉美的征服者的后裔，即土生白人担任。土生白人参政的途径极为有限，他们只能管理城市、市议会和市民联合会。而且宗主国为了加强统治，不断地提高集权程度，其颁布的三十多万条法令对经济、社会以及政治生活中最锁碎的细节都作了规定，限制了殖民地人民的自由。尤为重要的是这些辖区式管理不处于国家意识的形成，为日后的分裂以及各国之间的不和谐关系埋下了祸根。其次是在经济上实行分封土地的监护区制，强迫印第安人劳动，严格控制殖民地的产品结构，使之为宗主国经济服务。监护区制是一种把土地瓜分给征服者，以把印第安劳动力动员起来为矿山和大庄园服务的制度。它意味着监护人有权要求他所"监护"的印第安人缴纳贡物和提供劳役。同时，监护人有责任在印第安暴乱时为国王提供军事义务，并教化他所监护的印第安人皈依基督教。虽然原则上监护人的监护期有限，但后来这种期限被破坏了，监护区变成可以遗赠的私有财产。监护区制是欧洲中世纪庄园制在新大陆上的再版，直接承担着为宗主国聚敛财富的任务。热衷于重商主义政策的西、葡两国最初只关心作为财富代表的金银。按照重商主义的逻辑，一国的财富是恒定的，国家间的贸易往来会使出口国财富增加，进口国财富损减，因此，谁占有金银越多，谁就越富足。在重商主义政策的鼓励下，采矿业逐渐兴盛起来，与之相伴发展起来的是向矿区提供生活用品、食物等的大庄园。17世纪中叶以后，随着白银产量的减少，大庄园的经济意义也相应减小，于是种植园经济开始兴盛起来。种植园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以从非洲洲贩卖来的奴隶为主要劳动力，经营的方向是满足西欧市场的单一作物如蔗糖、烟草、棉花，后来又有橡胶、咖啡和香蕉。种植园和矿业，大庄园一样都是一种大地产制，都受到宗主国政府的严格限制，一方面殖民地不得擅自种植其他产品，另一方面宗主国控制着殖民地与欧洲其他国家间的交换。显然，对殖民地经济的严格控制给宗主国带来了巨大的好处。据估计，在殖民统治期间，西班牙从拉丁美洲攫取的黄金达250万公斤，白银达1亿公斤，金银的总价值是它出口到殖民地商品价值的4倍。拉丁美洲经济在为宗主国提供巨大财富的同时，也一步步地沦为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体系的依附。之所以这样讲，主要原因在于，西班牙、葡萄牙在剥夺殖民地的同时，也正在成为西欧的附庸。由于受落后的经济结构和中世纪思想意识的限制，西、葡两国不善于利用美洲的资源和市场发展自己。它们不能大规模把殖民地生产的丰富的原材料转换成符合殖民地市场需要的制成品。所以向拉丁美洲出口的制成品90％来自工业较发达的北欧 。同时本国经济结构也没有完备起来，需要从西欧和北欧进口纺织品、小五金、谷物等产品，出口的则是羊毛、酒类、铁矿石以及黄金。这样，西、葡两国虽然从地理大发现中首先获益，但没有通过大发现打开世界市场，反而成了随后崛起的北欧与西欧经济的附庸，把从拉丁美洲攫取的金银拱手交给了掌握着市场主动权的北欧和西欧。宗主国推行的单一产品政策，使拉丁美洲在世界市场中失去了自主权和主动性。由于这些产品只提供给宗主国和中心国，受这些国家国内市场价格的支配，所以其生存和发展完全依赖于海外市场。对海外市场的过度依赖造成了这种单一产品经济的脆弱性和低度适应能力。一旦海外市场萎缩，国际市场价格下跌，或者出现政治力量的干扰，单一产品经济就会陷于被动，甚至走向崩溃。单一产品经济在本地区经济中没有横向和纵向的关联度，纯属"飞地经济"，无法带动其他经济部门的共同发展，充分利用本地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因此单一经营意味着每年的大部分时间有人失业。这种单一产品的经济也许会带来经济的增长，但无法实现经济的发展，即本地经济的全面进步。最后，在文化方面，殖民统治者在摧毁了印第安文化的同时，又力图把宗主国的文化移植过来，以求使印第安人皈依自己的文化和信仰，实现对殖民地的文化控制。武力图杀、疾病以及残酷的剥削使印第安文化丧失殆尽。对于存活下来的印第安人，殖民统治者内部虽然存在争论，一派认为土著是"高尚的印第安人"；则一派则蔑视他们为"脏狗"，但是最终后者成为了殖民政策的指导思想。印第安人被排斥在社会之外。虽然来自旧大陆的天主教士们曾经为印第安人的利益辩护过，并力图改掉他们的一些落后习惯，使之皈依天主，但是成效微弱。而且教士们并不认为印第安人和他们在精神上是平等的，他们对印第安人的保护不过是把他们当作年幼无知的孩子监护起来。随着教会力量的壮大，许多教士成为了大庄园主，残酷地剥削印第安人，并与殖民当局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大力协助推行拉美文化中特有的家长式统治和独裁。排挤掉并取代了印第安文化的宗主国文化对于拉丁美洲来说并没有起到积极的作用。从本质上讲，宗主国文化是一种推崇等级制、独裁和家长制的封建文化，并没有为拉丁美洲带来新鲜的活力，反而和印第安文化中的一些顽固势力结合在一起，更加强烈地扼杀个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同时，宗主国推行的政治和经济措施助长了这种文化的顽固势力的强化。权力操纵在一个小的社会阶层手中的政治和大庄园制的经济不仅形成了个人独裁和一撮人控制国家和经济的传统，而且阻碍了"民族意识"的形成。因为拉美国家内部分裂为若干个大庄园，这些庄园是"封闭的社会"，培养的是个人对庄园主的绝对服从，而不是对国家与民族的忠诚与认同。这样的政治经济传统为诠释拉美现代化进程中独裁不断，社会各阶层间缺乏团结和解，以及对国家利益缺少共识提供了很好的答案。总之，从某种角度讲，西班牙、葡萄牙进入美洲，是欧洲漫长的历史进程的组成部分，这个进程实质上就是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这两个国家没有全面经历这个革命进程，尤其是西班牙还保留了中世纪的结构。因而，它强加给美洲殖民地的是一种前资本主义的、等级的社会制度，其标志是教条主义和令人窒息的专制主义，这与英国在北美建立的半自由的、能够适应和发展的制度形成了对照。三、 全面纳入世界体系的19世纪18世纪末，西班牙殖民帝国开始呈江河日下之势。殖民地内部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包括土生白人、混血种人、印第安人和黑人在内的各阶层人民把斗争的矛头直指殖民统治者。另外，来自欧美的先进思想，如自由主义、理性主义、法国共济会思想等，和法美革命的成功为殖民地人民的斗争注入了思想动力，提供了武装革命成功的例子。1790年海地爆发争取独立的革命运动，使拉丁美洲的内部危机露出冰川的一角。1806年米兰达在委内瑞拉组织起解放祖国的志愿军，掀开了南美独立战争的序幕。而拿破仑占领西班牙和西班牙人民起义反对这位篡权者成了殖民地起义的直接导火线，并为其提供了有利条件。1810年在加拉加斯、基多、波哥大、布宜诺斯艾利斯等许多城市先后爆发了起义。革命者拒绝承认法国派到殖民地的代理人，纷纷建立起"洪达"（委员会）来管理国家。玻利瓦尔、圣马丁、奥希金斯、伊达尔多等人纷纷在本国举起起义的旗帜，建立起独立的共和国。1815年后，各地的革命斗争向纵深发展，战火在整个大陆蔓延。南美大陆伟大的解放者圣马丁和玻利瓦尔认识到只有拉美人民联合起来才能把西班牙统治者彻底赶走，保证各国的独立。于是，两位解放者率军从南北夹击西班牙统治的巢穴——秘鲁。1825年取得了阿亚库乔大捷，全歼殖民军主力部队。1826年1月23日，西班牙驻卡亚俄港的残军向玻利瓦尔投降，拉美独立战争取得了最终胜利。拉丁美洲独立战争前后进行了20多年，遍及整个大陆和海岛，波及的人口达2000万，推翻了300年的殖民统治，建立了18个独立的民族国家。但是独立运动取得的成就更多的是政治意义上，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拉美社会内部结构，切断同西方列强的经济联系，摆脱经济上的依附地位。独立战争后的拉美以新的形式被新殖民主义全面纳入了世界体系，同时其社会政治结构的畸形也有所加重。正如斯塔夫里亚诺斯所说，"跟随政治独立而来的，并不是经济独立，而是新殖民主义。"（《全球分裂》上册，迟越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78页。）独立战争胜利后，传统的大地产制和严格的等级制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不断发展、扩大。通过对印第安人土地的掠夺，通过对教会地产及国有土地的占有，绝大多数克里奥尔人（土生白人）地主的大地产不仅原封未动，而且他们还取代了西、葡殖民者的地位，霸占了绝大多数原来属于殖民者的土地。另外，通过对在独立战争中立有战功的将军、军官以及行政长官进行的土地分封，大地产的数量大大增加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如以往一样牢牢地控制着经济资源。在政治方面，这些大有产者虽然自称"自由派"，但不肯放弃既得的权力。因此由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组成的中产阶级，以及一大批无产者仍然被排斥在政治体制之外。这些在新独立的国家中掌握权力的大有产阶层同国际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其生产的绝大部分产品都要拿到国际市场销售。另外，由于在独立战争中英国支持了拉美各国反对西班牙的斗争，其发展的模式和取得的成就给这些受过欧洲教育或者熟悉欧洲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英国的迅速发展与商业优势地位被认为是同自由放任主义相联系的。所以这个阶层中的许多人认为自由贸易应当同刚刚取得的政治独立齐头并进。但是这些人看到的只是表象，没有看到英国的优势来自于其强大的工业基地，商船队以及船坚炮利的后盾，他们更不理解，一项错误的政策，不仅会造成破坏，而且会产生全面的混乱。哥伦比亚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它在独立后废除了所有关税，使拥有价格优势的英国商品大规模涌入国内，结果是国内手工业者在短时期失去了竞争的能力。因此，从发展战略选择上，拉美国家的领导人显得比美国独立后的领导人更加幼稚天真，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斯密和李嘉图理论的最早牺牲品，丧失了加强自身实力的机会。实行自由贸易具体体现对进、出口的重视。实践证明脱离社会政治现实的自由贸易政策并不会从李嘉图所描述的比较优势中获益，相反却带来了灾难性影响。在出口方面，大部分拉美国家领导人强调农产品，因为欧洲对热带农产品和欧洲时令以外的农产品需求很大。但是只依赖农业的作法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其中最突出的有三个：一是加重了原有的两极分化趋势，并削弱了国内市场购买力的培养。因为农产品生产依然由大土地所有者控制着，其产生的利润很难扩散到众多生产者身上，占人口大多数的贫困者无法给国产品提供强大的购买支持，从而阻碍了国内工业合理的发展。二是农业生产结构向单一化畸形化发展。由于过份偏重某种作物，所以忽视了其他作物的种植。而且在国际市场上原料价格波动很大，因此使整个农业部门以及在此基础形成的依靠单一产品的加工业极易受到国际市场波动的冲击。三是为外资的进入打开了方便之门。在西班牙统治时期，帝国的贸易体制限制了殖民地进出口货物的来源和性质，并且禁止外国人在殖民地拥有财产或建立商业企业。在独立战争期间和独立战争以后，这些限制失去了效力。处于欧洲国家前列的法国和英国乘机占领了拉美市场，成为主要的商品供应国。刚刚获得独立的国家并不愿意成为纯粹的进口国，它们希望投资开发本国资源。但是这种强烈的投资愿望并没有坚实的社会经济基础。因为拉美各国银行制度不健全，融资渠道不通畅，而拥有大量资本的教会和商人们不愿在国内投资。恰恰在这个时候，发达国家的资本突然增加。加利福尼亚黄金的发现，使传统的金融市场饱和了。为了取得高额利润，资本开始向包括拉美在内的有利润潜力的地区转移。外国资本进入拉美大致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世纪20年代，外国投资（首先是英国资本，其次是法国和西欧其他地区的资本，还有少量美国的投资）开始在拉丁美洲出现，主要用于原料和基础产品的开采和输出。大部分投到今天阿根廷的领土范围之内，第二个时期出现在50年代之后。高速钢制汽船、卓有成效的冷冻装置、新的采矿技术以及其他技术进步激发了西方资本在拉丁美洲的大规模投资。这一时期资本的主要用途是发展必要的交通线路（铁路、公路和港口），以确保产品的运输和经销。后来，投资转向发展各种服务设施。与此同时，欧洲银行给拉美政府的贷款成倍增加。到1914年时拉丁美洲的外国投资总额达到85亿美元，占全世界长期外国总投资的五分之一。资金的来源如下：联合王国，37亿；美国，17亿；法国，12亿；德国，9亿；其他国家，10亿。外资的大规模进入，并没有给拉丁美洲各国带来经济福音，相反使拉美经济的依附地位进一步加重。这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外国投资创造的"飞地经济"，并没有推动国内市场的整合和经济的发展，相反却加强了同宗主国间的纵向经济联系。以巴西为例，在1848年至1849年间从里约热内卢港出口的货物价格为2732．9万克鲁塞罗（巴西货币单位），而运往国内各地的只值71．7万克鲁塞罗。英国在巴西出资修建的铁路有几种不同的规格，车辆的转换迄今还是一大问题。因为当时唯一关心的是怎样从内地向各港口运送货物，而不是把巴西的各个地区联成一体。二是形成了面向海外市场的单一产品结构，并且外国资本逐渐控制了这种生产结构，从而控制了拉美各国的经济命脉，为这些资本的母国干涉东道国内政提供了便利条件和渠道。除了经济依附程度加深外，独立后的拉美各国的社会政治问题也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因为独立战争的领导者们代表的是大地产阶级和大资本家阶级，其目的是摆脱宗主国的控制，而不是打破殖民统治时期形成的有利于这些既得利益者的社会政治结构。在社会结构上，除了长期存在的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外，种族主义也开始强大起来。印第安人和非洲人被视为劣等种族，认为其需要的是控制和管理，而不是教育与机会。等级制和种族主义阻碍了社会的流动性，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和贫富差距。同时也限制了教育的普及。例如在巴西，适龄儿童入学率1872年为5．29％，1889年是5．8％，1907年是9．19％。此外，拉美的教育方式也无益于民族发展。本地学校只培养下层办事员，而技术人员和行政管理人员则是从欧洲引进的。同许多依附地区一样，在拉丁美洲落后的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支撑着奢华的、模仿欧洲生活的消费文化。本地的上层人物对于宗主国的价值观念、社会风尚和物质产品、社会服务等亦步亦趋，把大量的钱财用在这些方面，同时极端蔑视体力劳动。上层人士对于消费的崇尚和劳动的蔑视影响了全社会的价值理念和文化时尚。甚至穷人也在竭力模仿这种高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把微薄的收入用于购买进口毛料服装、有边帽子、苏格兰威士忌等奢侈品上。结果，消耗了本可投放在本地企业中的资金，减少了本地经济发展的机会。另外对劳动的蔑视追求奢华的风气，同新格兰的清教伦理观相比，显然十分不利于经济发展。独立后的政权并没有实现对全国的统一，相反被众多的"考迪罗"瓜分了，使"考迪罗主义"成为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拉美政治的主要特点。"考迪罗"是指一个军人或一个地主，凭借他个人的威信和受他统治的人的绝对忠诚，在一个地方或地区称王称霸。被他统治的人的忠诚是绝对的，因为一方面考迪罗对他们进行剥削压迫，另一方面也保护他们不受其他考迪罗的侵犯并向他们提供最低的经济保障。随着新殖民主义的扩张，考迪罗成了其合适的代理对象。因为新殖民主义中有一种引导着殖民国家与特权集团结盟，以此稳定其对殖民地的控制的内在要求。"考迪罗主义"的存在对于拉美政治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阻碍了拉美政治现代化、制度化和民主化的进程。其影响表现为：首先，造成了政局的涣散，中央政权控制的乏力和政令执行的不畅。其次，军人干预政治。在整个19世纪中，政权的原有支柱——天主教会的影响逐渐下降，地主贵族与军队的联盟成为政权的真正基础。军队由于拥有组织，资源以及垄断武器成了拉美最强有力的"政党"。军人对政治的干预限制了政党的发展和民主选举制度的实施，使得军人独裁替代了民选总统，军人管理替代了文官管理。而且军队长期干预政治在某些国家被宪法等法律合法化，被认为是维护"国内秩序"的保障。再次，腐败和政治上的任人唯亲成了拉美政治的基本特征。殖民统治时期的封建传统和大地产制的维持成了腐败和任人唯亲滋生的良好土壤。考迪罗们的出现使这种现象更加明显，因为它们要获得政权，必须获得一些特殊的社会集团的支持，而回报的则是政治恩惠。由于没有制度化的民主机制，所以这种政治互惠就变得公开化、被制度默认了。最后，个人魅力成了政治动员的根本性力量。独立后的拉美各国政治并没有摆脱封建传统的影响，控制资源的个人继续控制着政权。由于缺乏制度化的民主机制和正式的参与渠道，所以民众表达意愿的机会受到了限制，更多的是依赖和寄希望于某些个人。这无疑扩大了个人的影响力。虽然个人魅力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全国政治动员，但在缺乏制度约束的情况下却容易沦为个人独裁。拉美人常常抱怨说："可怜的拉丁美洲离上帝太远，离美国太近"。的确，拉美在独立战争快结束时就感觉到来自北方的觊觎之心。虽然几乎同时成为殖民地，但是北美却由于自身特殊性而逐渐发展起来。尤其是独立之后，美国完全摆脱了欧洲宗主国的政治、经济控制。随着其经济实力的提高，它不仅在北美地区基本上清除了欧洲势力，而且也成为世界体系中的中心国一员。作为新兴强国，它想扩大自己在美洲的影响，彻底排挤掉欧洲在美洲大陆的势力，以确保自己的战略安全和本地区霸主地位。1823年12月美国总统门罗递交给国会的报告最早完整地表达了这种野心，其体现的门罗主义成为美国日后干预拉美事务的基本准则。门罗主义的基本精神是"美洲大陆……从现在起不应该成为任何欧洲国家实行殖民化的对象……我们不能允许任何欧洲国家任何以压迫为目的的干预，否则将被看作是对美国的不友好的表示。"门罗主义的出现，引起拉美一些有识之士的警惕，例如西蒙·博利瓦尔，清楚地认识到美国对拉丁美洲人民来说不是朋友和盟国，而是潜在的威胁。但是相对于南北战争后不断强大的北方邻国来说，拉美各

江汉大学人文学院是在原江汉大学中文系、政法系历史学专业，原武汉教育学院中文系、政史系历史学专业，原华中理工大学汉口分校社科部的基础上于2000年组建而成。学院设有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新闻传播学3个系，并设有党政综合、教学管理、学生工作三个办公室和《学语文报》报社和普通话测评中心等五个机构。学院有教职工95人，其中专任教师71人。人文学院有汉语言文学、汉语言文学（影视文化）、历史学、公共事业管理（文化产业经营管理）、广告学五个专业及专业方向，并有新闻学、广告学两个专科专业。人文学院形成了以下特色：1.科研力量雄厚，学术梯队合理。人文学院教师的职称结构、学历结构、年龄结构、学术水平等在江汉大学处于领先地位。学院有教授4人、副教授36人，高级职称者占到教师总人数的58%。学院还拥有一批有相当知名度的专家、学者，他们的科研实力强，并获得包括各类政府津贴在内的多项奖励与肯定。其中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2人，武汉市管优秀专家3人，武汉市政府专项津贴获得者4人，曾宪梓教育基金奖获得者4人，武汉市“213人才”1人等等。他们的科研水平和学术地位已得到学术界和社会的广泛认同。人文学院积极鼓励中青年教师的进修学习，并提供相应的物质与精神支持，年轻教师迅速成长，拥有较为合理的学术和学科梯队。学院40岁以下的年轻副教授已占学院副教授总数的三分之二。学院有博士后1人，博士4人，硕士30人，中青年教师中具有硕士以上学位的占绝大多数，学院的科研后劲足。2.学科优势明显，科研成果丰硕。人文学院的传统专业办学历史悠久，经过长期的积淀，已形成一批在国内具有一定学术地位的学科和专业。中文系教授多，各学科都有其独到之处。其中汉语言文学为武汉市品牌专业立项建设专业，文艺学为武汉市重点学科、湖北省硕士学位点建设立项学科，语言学为校重点学科、省硕士学位点建设立项学科。历史系和新闻系则以教师年轻、博士和硕士多而具有强劲的发展势头。学院还设置有生态文艺学研究所、社会语言学研究所、黄兴研究所等研究机构。学院主办的《学语文报》是全省发行量最大的专业性报纸。人文学院以科研立项多、论著多、获奖多、质量高而著称。学院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科研项目1项，文化部科研项目1项，省级科研项目15项，市、校级科研项目21项；出版专著、教材60多部；发表学术论文500多篇。已有成果中，有7项获得省部级奖励，有16项获得市级奖励。《新华文摘》、《语言文字应用》、《文学评论》、《鲁迅研究月刊》、《史学理论研究》、《拉丁美洲研究》等国家级刊物经常可以见到人文学院教师发表的论文。3.教研风气浓厚，教师学有所长。“九五”期间，人文学院教师人均发表论文在5篇以上。学院的教学科研奖励机制促进了教师教学科研的积极性，积极性的普遍调动提高了学院教学科研的整体氛围。学院教师竞相使用多媒体教学和双语教学，积极申报各类科研立项。目前，学院的“现代汉语”为湖北省优质课程、精品课程建设立项课程，“中国文化概论”、“世界现代化进程”、“文艺学概论”、“中国古代文学”、“广告学概论”为学校精品课程建设立项课程。学院教师在长期的教学与科研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各自的科研方向，构造了独特而出色的研究领域。如中文系周建民教授的广告语言学研究、皇甫积庆教授的鲁迅研究、王立教授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刘超班教授的中国敬语研究、王仁铭教授的《红楼梦》后四十回研究、吴艳副教授的文学评论、吕幼安副教授的文学创作、彭松乔副教授的生态文艺学研究等在学术界都有较大影响；历史系邓正兵教授的民国时期地方主义研究、宋传银博士的历史地理研究、程洪副教授的拉美史研究、赵炎才副教授的中国近代伦理研究、张克兰副教授的史学理论研究等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新闻系阮卫副教授等人的广告艺术研究还吸引了传媒的注意。4.学生思维活跃，素质及成材率高。人文学院着力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不断进行教学课程体系和授课模式的改革。汉语言文学和历史专业实行3+1模式，即前3学年学习本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第4学年根据社会需求和个人志愿，再分流设置师范专业培养方向，学习高等师范教育必备的专业课程。各专业注重实践环节，培养学生多方面的能力。学院还开办了“人文大讲堂”等第二课堂，定期举办丰富多彩的学术和文体活动。学院在校生思维敏捷，勤奋好学，勇于开拓，积极参与校内外各项活动，并获多种奖项。人文学院有学生近1200人，不断有韩国、泰国留学生前来就学。多年来，人文学院的学生以知识面广、理论性强、敬业奉献等素质而受到用人单位的普遍好评。学院毕业生一次就业率在学校居于前列。新闻系毕业生一次就业率在90%以上。5.教师奋发努力，前景更为光明。学院现有在读博士18人，在读硕士6人，教师均在积极为提高学历、职称层次和学术水平而努力。学院也在大力加强学科和专业建设，大力加强本科教育，巩固优势专业，积极申办新兴专业，不断寻找新的专业增长点。同时，积极申报硕士学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