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翔发表的论文

《天涯》开辟了一个叫《底层与底层的表述》的专栏，发表了蔡翔的记叙性散文《底层》和刘旭的论文《底层能否摆脱被表述的命运》，接着在2004年第三期，2004年第六期，2005年第一期及2005年第五期刊登对话和论文深入了这个话题的研讨。这些文章中有记叙性的文章，如蔡翔的《底层》（载于2004年第二期），摩罗的《我是农民的儿子》（载于2004年第六期），吴志锋的《故乡、底层、知识分子及其它》（载于2004年第六期）。这三篇文章都是知识分子写自己曾所处的底层。虽然作者本人已经摆脱了底层，身份也已经发生蜕变，但是，这个曾经抚育过他们的底层依然存在，并且依然与他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那里不仅有他们的过往，还有他们的亲人，朋友，父老乡亲。这如同蔡翔在《底层》中所发的感慨：“是的，对我来说，底层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道摇曳的生命风景，是我的来处，我的全部生活都在这里开始”。[1]因为有这血肉般的关联，他们所描述出的底层，是那样真切，抒发的情感不管是追忆、沉痛、或者失望与愤怒，都以一种在场的真实感打动你。他们的文章，以充满深情的叙述再现一个具像的底层，让读者对着“底层”这个抽象的术语，有了感同身受的体验。

你试试不想说“底层写作”啊？底层写作只要是指当代文学时期。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底层”一直是中国当代人文学者高度关注的研究对象。早在1994年，由朱光磊主编的《大分化新组合——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一书，就曾借助大量的客观数据，分析了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特点及其趋向，尤其是对社会底层群体（包括失业人员、农业劳动者、乡镇企业职工、蓝领等）的生存状况，给予了密切关注。随后，围绕着“三农”、城市阶层分化等问题，以《读书》、《天涯》等杂志为核心的媒介，发表了大量颇具影响的文章，各类专著也不断涌现。[1]这些著述不仅有效地梳理了90年代以来中国底层社会的演变状况，而且对底层群体的生存境域给予了多方位的探讨，对贫富分化日趋明显的社会结构进行了深研。文学也对此作出了迅速反应。早在1996年，文学评论家蔡翔就在《钟山》第5期上发表了《底层》一文。在此文中，作者深情地回忆了自己当年在上海底层以及下乡时的生活，并进而指出，尽管“底层仍然在贫穷中挣扎，平等和公平仍然是一个无法兑现的承诺”，但是，“贫穷并未导致道德的沦丧，相反，我的底层牢牢恪守着它的道德信条，他们对贪污和盗窃表示出一种极大的憎恶和轻蔑”，“几乎所有的道德要求最终都将落实到底层，底层将这个世界默默托起，同时遵守着这个世界对它发出的全部的道德指令”。[2]与此同时，作者亦对90年代以来底层社会的变化——尤其是纯朴和善良逐渐消失的底层现实发出了真切的喟叹。它既展示了中国底层社会的裂变，也分析了其中的利益化和欲望化的现实根源。1998年，《上海文学》在第7期发表了燕华君的小说《应春玉兰》。该期“编者的话”以《倾听底层的声音》为题，明确地说到：“我们的确是到了应该认真听一听底层人民的声音的时候，我们必须正视底层人民的利益所在，我们必须尊重底层人民的感情。”“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应该忽略底层人民的利益。少数人的财富如果建立在对底层的掠夺之上，那么，这就是犯罪，就是腐败，就是不平等，就是不公正。如果认为社会的进步必须以付出底层人民的利益为代价，那么，这不仅是一种糊涂的观念，而且，在道义上显得非常可耻。”与此同时，他们还注意到，“有一种声音应该渐渐强大起来，那就是底层的声音。必须坚持平等和公正的立场，必须惩恶扬善。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该认真倾听来自底层的声音，应该知道底层正在想什么，底层人民正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生存状况之中。对底层的关心，并不是什么‘慈善事业’或者所谓的‘慈悲心’。任何一种居高临下似的怜悯，都是对底层人民的侮辱。我们坚持的，是一种平等和公正的立场，而平等和公正的问题，在今日社会，正愈来愈被人们所关注。它不仅涉及到底层的利益和情感所在，而且关系到我们整个社会的健康肌理。一个不公正的社会，必然充满肮脏和罪恶，它最后毁灭的，必然是社会本身。所幸的是，我们的社会正在平等和公正的道路上继续前行，而在这种时候，底层的声音成了坚持平等和公正的一种强大力量。”这篇“编者的话”，与其说是对燕华君小说的积极推介，还不如说是对“底层写作”的一种高调倡导，其意图显然是借此机会，大力强调作家们必须对底层生存的变化和一些普世价值的动摇给予高度的关注。2001年，李师东主编出版了小说集《生活秀》。在序言中，李师东对“底层写作”的意义同样给予了高度肯定：“作家们不知不觉地把自己逼进到一个特定的视角，一个十分生活化的视角：他们由衷的关心普通人的现实人生，尤其是底层人们的现实人生。我们看到，作家们的视角正在下沉之中。‘从生活的内里写起’，正成为作家们自觉的创作行为。”“说到底层生活，人们会自自然然地把它与受苦受难、不幸而又不争联系到一起。底层就是底层。人们或许还会欣慰的感叹自己如何如何的走出了生活的底层。但是，如果意识到我们都是在生活的内里，那么你对生活的表层底层就不会那么着意了，事实上，这就是你的生活，你的人生。你的人生里有苦有难，有不幸之处，也有不争之时。而这一切，并不因为你不在所谓的‘底层’就消失了；同样，你的快乐，你的幸福，你的满足，也洋溢在生活的底层之中，如同在你的生活之中。”[3]至此，“底层写作”渐渐地浮出水面，并迅速成为当代文学的一个热点现象。2003年，张韧、苏童、李伯勇等评论家和作家，或通过对话，或发表专论，纷纷以肯定性的言辞，密切关注这一写作现象。但是，“底层写作”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并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学研究对象，还是从2004年开始。2004年，随着刘旭的《底层能否摆脱被表述的命运》，蔡翔、刘旭的《底层问题与知识分子的使命》，高强的《我们在怎样表述底层？》，蔡翔的《底层问题与知识分子的使命》，罗岗的《“主奴结构”与“底层”发声——从保罗·弗莱雷到鲁迅》，摩罗的《我是农民的儿子》，顾铮的《为底层的视觉代言与社会进步》，吴志峰的《故乡、底层、知识分子及其它》，李云雷的《近期“三农题材”小说述评》，王文初的《新世纪底层写作的三种人文观照》……等一大批文章的出笼，“底层写作”便成为当代文坛的思考焦点。这些文章或依据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现状和矛盾，或围绕创作界出现的“打工文学”和底层小说，对90年代以来出现的底层群体的生存困境、精神需求以及审美吁求均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思考，并从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上强调了“底层写作”的重要性。2005年，有关“底层写作”的研究获得了进一步的拓展，出现了像丁帆的《“城市异乡者”的梦想与现实——关于文明冲突中乡土描写的转型》、南帆等人的《底层经验的文学表述如何可能？》、张清华的《“底层生存写作”与我们时代的写作伦理》、蒋述卓的《现实关怀、底层意识与新人文精神——关于“打工文学现象”》、丁智才的《当前文学底层书写的误区刍议》等重要文章。这些文章紧密联系当时的创作实际，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底层写作”进行了颇为深入的研究，同时提出了一些具有反思意味的思考。像丁帆和蒋述卓都论及了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所遭受的各种精神困顿，以及作家所应持有的人文主义立场；南帆则从作家作为代言者的角度，分析了底层经验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同时还指出了表述形式的重要性；张清华更明确地说到：“‘底层生存中的写作’，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包含了强烈的倾向性、还有‘时代的写作伦理’的庄严可怕的命题。”[4]而丁智才则认为，当前一些书写底层生活的作品却以“苦难”为窗口，窥视“底层”的欲望，甚至人为地扭曲这些苦难，从而掏空了苦难本身所具有的悲剧价值，作品只保留着作者窥视的眼睛和冰冷的文字。他们写底层女性，“大多从事三陪或变相地做鸡，以此来突出底层女性的苦难境遇”，用过多的文字堆砌感官刺激。“底层”似乎只有麻木、肮脏、阴暗、猥琐、屈辱而没有美好和光明的一面。这样的作品名曰“底层写作”，实则是对底层苦难生活的极度扭曲与漠视，对底层人性的侮辱。[5]所以，要想使“底层文学”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创作出具有丰厚审美价值的作品，作家们就必须清醒地看到这一写作误区。2006年到2007年，《人民文学》、《小说选刊》、《北京文学》等重要文学期刊开始以积极的姿态，主动倡导具有“底层写作”审美倾向的作品，从客观上进一步催化了“底层写作”思潮的发展。与此同时，“底层写作”研究也出现了多元观念的碰撞与争鸣。这些碰撞和争鸣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如何界定“底层写作”的概念。究竟哪些群体可以视为底层？“底层写作”的主体是谁？是“底层人的书写”还是“书写底层人”？像王晓华、梁鸿、洪治纲、腾翠钦等人都曾质疑这一概念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二是“底层写作”中是否存在着道德价值与艺术价值之间的不平衡？有不少学者认为，由于创作主体“中产阶级趣味”的介入，导致了“底层写作”中道德价值明显高于艺术价值，如南帆的《曲折的突围——关于底层经验的表述》、李运抟的《底层叙事的道德误区》、刘复生的《纯文学的迷思与底层写作的陷阱》等都涉及了这一问题。但也有不少学者从具体作品分析入手，提出不同看法，像王光明的《底层经验与诗歌想像》、孟繁华的《底层经验与文学叙事》、吴思敬的《面向底层：世纪初诗歌的一种走向》等，通过具体的文本印证自己的判断。三是“底层写作”与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是否存在着精神上的关联？李云雷、刘继明、白亮等人就从“左翼文学传统”角度，强调“底层写作”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保持着紧密的精神同构；而贺绍俊等人则从“新国民性”角度，提出这种文学思潮是新的历史语境中城乡冲突的审美表达，“新国民性是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体制相互矛盾、相互碰撞、相互妥协、相互调整的文化语境下生成的”，[6]对这种生存现状的表达，隐含了一种现代性的审美诉求。围绕这些争鸣，这两年里，出现了40多篇具有一定影响的论文，其辐射范围几乎涵盖了杂志、报纸和网络等多种媒介。2008年，有关这一创作思潮的研究依然方兴未艾。一方面，学者们紧跟创作现实进行实证性的评析，像张清华、柳冬妩对“打工诗歌”的研究，徐德明、邵燕君等对贾平凹的《高兴》等作品的评述，都是通过实际创作进一步阐释“底层写作”的相关思考；另一方面，有关“底层写作”中所包含的现代性问题、“新左翼”倾向以及意识形态化倾向等，其研究也获得了进一步的深化和拓展。特别是像何言宏对“新左翼文学”与“底层写作”的论述；刘思谦对“底层写作”主体精神困境的辨析和超越方式的思考；江腊生对“底层写作”中所体现出来的“民工、城市、乡村却大都是一种简单化的想象性表述”的批评，以及创作主体因为“居高临下的文学视角造成了打工作品难以真正地走进底层生活，因而缺乏审美的哲思和艺术的批判”的论析，都体现了研究者们对这一思潮的较深思考。此外，《探索与争鸣》也在第5期上推出了一组“底层写作：未完成的讨论”的文章，孟繁华、贺绍俊、张颐武、陈福民等学者各持己见，进一步分析了这一思潮中所蕴含的各种重要的文学命题。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还陆续出现了一些对“底层写作”研究本身进行总结和反思的重要文章。像李云雷对2007年“底层写作”研究的回顾和总结，王尧的《关于“底层写作”的若干质疑》、白浩的《新世纪底层文学的书写与讨论》、梁鸿的《通往“底层”之路》等文对新世纪以来有关“底层写作”研究的辨析和反思，尽管各有侧重，观点亦不相同，且不乏一些尖锐之词，但都体现了当代文学研究者们对这一思潮进行理性化和系统化思考的精神姿态，也显示了有关“底层写作”的文学讨论正在不断地走向深化，并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前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