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发表了一篇论文

1928年1月15日，创造社一批年轻的东京归国者们创办的《文化批判》在上海问世，由此在创造社的历史上开启了一个“文化批判”的时代。不久，太阳社成员亦加入，彼此呼应，互为声援。在倡导革命文学过程中，创造社、太阳社一批年轻的共产党员表现出十分可嘉的革命热情，形成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飞跃。然而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以及自身的局限，他们又难免在激情中夹杂着偏激的情绪。于是，鲁迅、茅盾这样在中国文坛上很有影响的作家便成了这种偏激情绪的发泄对象。由此，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之间便爆发了一场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 在批判鲁迅、茅盾等作家时，创造社和太阳社是有着强烈共鸣的，而且时常形成一种“联合战线”的态势。但这种“联合战线”事实上又很松散。因为伴随着革命文学论争的过程，创造社和太阳社之间也时常相互指责，而最为敏感的则是在革命文学的“发明权”上。 太阳社创始人之一的蒋光慈原来即为创造社成员。作为留苏学生，蒋光慈当时的气质、情愫及其革命的浪漫主义倾向均与创造社同人接近。为此，他于1925年底被郭沫若“拉进”创造社。但性格爽直的蒋光慈以后与创造社的部分人相处得并不融洽，尤其体现在他与创造社刊物《洪水》几位编辑的关系上。 为了不受人牵制，蒋光慈之后便与钱杏邨、杨邨人、孟超等一起商量出版新杂志与重建文学社事宜。新杂志的名称叫《太阳》，而关于文学社，杨邨人有一段耐人寻味的回忆:“在杂志创刊号出版的时候，还没有成立太阳社的企图。等到受到创造社的袭击以后，才感觉着非有联合战线的队伍不足以迎敌，便标明了旗帜招引同志充实战斗的力量，于是乎成立了太阳社。” 虽然，杨邨人此番话将成立太阳社的目的狭义化了，但至少披露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太阳社成立之始并非与创造社同道。以后郭沫若在《革命春秋》中亦有“让蒋光慈也被逼和另一批朋友组织起太阳社来了”之语，对杨邨人的上述话可谓是个补充。 杨邨人所说“受到创造社的袭击”，亦与革命文学的论争有关。 在1928年1月1日出版的《太阳》月刊创刊号上，蒋光慈发表了提倡革命文学的《现代中国文学与社会生活》一文，其中说道: 革命的步骤实在太快了，使得许多人追赶不上。文学虽然是社会生活的表现，但是因为我们的社会生活被革命的浪潮推动得太激烈了，因之起了非常迅速的变化。这弄得我们文学来不及表现。我们的文学家虽然将笔运用得如何灵敏，但当他的这一件事情还未描写完时，而别的一件事情却早已发生了……如此，我们的文学就不得不落后了。 从这段话中不难读出蒋光慈对文学落后于社会发展的忧虑以及对文学尽快赶上革命步伐的呼唤。 然而创造社的李初梨却从自己的认知角度来解读蒋光慈的观点，从而推导出一个并非蒋光慈原意的结论，继之便毫不留情地加以批判。在创造社《文化批判》杂志第二期上，李初梨以《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为题发表议论，其中称: 蒋君好像在此地大发牢骚，以为我们的文学的落后都是因为革命的步骤实在太快！……他以为只是革命的步骤稍微慢一点，经过了“相当的思考过程”，有了“从容的顺序的态度”，那么，不管他是第几阶级的作者，张三李四、老七老八都可以写几篇革命文学来。 李初梨的这篇文章成为创造社与太阳社之间的首次碰撞。当时太阳社成员对李初梨这种带有主观武断色彩的文章很不满意，特别是蒋光慈在其文章中明明有“只有革命能与作家以创造的活力，只有时代能与作家以有趣的材料，若抛弃革命，不顾时代，是不会创造出好的东西来的”这样鲜明的观点，而李初梨仿佛视若无睹，曲解蒋光慈的原意。 但更令太阳社不能接受的是李初梨在文章导言部分所说的一句话:“1926年4月，郭沫若曾在创造月刊上发表了一篇《革命与文学》的论文。据我所知，这是中国文坛上首先倡导革命文学的第一声。” 郭沫若的《革命与文学》讨论了文学与革命的关系，其中称“假如是赞成革命的人，那你做出来的文学或者你所欣赏的文学，自然是革命的文学，是替被压迫阶级说话的文学，这样的文学自然会成为革命的前驱。”应该说此文是革命文学运动中的一篇重要文章，而且也有一定影响。但说它是“革命文学的第一声”，似乎不能令人折服。 对此，太阳社的反应是非常激烈的。作为太阳社发起人之一的钱杏邨随即在《太阳月刊》上发表了《关于“现代文学”》一文，他对李初梨文章的不满溢于字里行间。特别是关于谁在当时中国文坛最先倡导革命文学的问题上，钱杏邨对郭沫若是否定的。他称蒋光慈早在1924年8月份出版的《新青年》杂志上，就曾发表了《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的论文。次年之始，又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新年号上，发表了《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的评论性文章。钱杏邨的结论是蒋光慈喊出了革命文学“第一声”。 由此，创造社与太阳社之间在关于革命文学“发明权”的问题上互不相让，各执一词。 不可否认，蒋光慈亦是革命文学的热心倡导者之一，他在《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中的观点可谓旗帜鲜明，掷地有声。作为与蒋光慈同从安徽芜湖走到上海文学界并一同创建太阳社，且情投意合的钱杏邨为蒋光慈争夺“革命文学”的“发明权”，其质朴的感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不排除这其中有与创造社意气之争而导致感情用事的成分。事实上正如夏衍以后谈及被其称为“上海文艺界发生了一场猛烈的关于革命文学的论战”时所强调的:“关于革命文学，在二十年代初，李大钊、恽代英就不止一次提到过有关革命文学的建设问题。” 应该说无论是李初梨还是钱杏邨都不可能不知道关于革命文学发展的这段历史。但为什么又仍然要偏执地争夺革命文学的“发明权”呢？由此可见创造社与太阳社当时的矛盾和各自所持的本位立场。加之论争双方都带有青年人所特有的冲动和轻率的个性。于是这种对峙和论争很快又从“发明权”之争而蔓延。导致革命文学的论争产生了异化，甚至进入怪圈。郭沫若称其之为“一个混战的局面”。 这种混战的局面，当然不是创造社、太阳社同人的初衷所在。创造社与太阳社尽管有意气之争，但毕竟有对于革命文学的认同，属于同一战壕中的文学战士。面对眼前的文坛混乱，他们逐步产生了一种共识，即这种进步队伍内部的“论战”以及同志间年轻气盛式的“纷争”，不仅消耗了双方的精力，伤害了彼此感情，而且导致了亲痛仇快的结果。于是创造社率先作出姿态，举起免战牌，并倡议两社化干戈为玉帛，联手共进。太阳社自然乐意接受。正是在这样的气氛中，太阳社的蒋光慈、钱杏邨、杨邨人一起前往创造社拜会成仿吾、冯乃超、彭康、李初梨等人。从此，两社裂隙弥合、前嫌冰释，为之后两社与鲁迅联合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奠定了基础。

创造社在前期被认为是尊重天才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注重自我表现的文学团体。前期作家们的创作侧重主观内心世界的刻画，具有浓重的抒情色彩。他们的文学主张、创作以及所介绍的外国作品形成了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的倾向。强调文学必须忠实于自己“内心的要求”，是前期创造社文艺思想的核心。创造社的这种艺术倾向,在打破封建文学“文以载道”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创造社主要成员大部分倾向革命旧传统方面,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后期创造社受当时国际国内左倾思潮影响，理论倡导和文学活动不免带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倾向,在“革命文学”论争中对待鲁迅、茅盾等作家表现出了偏激的情绪太阳社的主要成员大都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从实际斗争中转移到上海从事文化活动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他们有相似的斗争经历和共同的思想基础，在文学主张与创作上,也有某些共同的倾向：积极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反映工农大众的生活与斗争。原因是思想当时大多处于由小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转化的过程中，尚未很好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存在片面性和绝对化。同时，由于受到当时国内外社会主义思潮中“左”的倾向的影响，他们对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的分析存在某些偏差。反映在革命文学的主张上，夸大文艺的社会功能，忽视文艺的特性，忽视作家世界观改造的艰巨性

中国现代思想家郭沫若关于先秦思想史的著作。以辑10篇先秦人物思想批判和自我批判文章而得名，作于1943～1945年。1945年9月由重庆群益出版社初版,1954年人民出版社改排出版，1976年人民出版社改排重印。作者进行了若干文字订正。1982年收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 2卷。原书的《改版书后》，作者后改题为《蜥蜴的残梦──〈十批判书〉改版书后》，收入《奴隶制时代》一书中。 《十批判书》由《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孔墨的批判》、《儒家八派的批判》、《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庄子的批判》、《荀子的批判》、《名辩思潮的批判》、《前期法家的批判》、《韩非子的批判》、《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10篇文章集成。 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中，作者坚持中国社会经历了奴隶制发展阶段的论断，自我修正过去认为殷代是原始社会末期、周代是奴隶社会开始、否定井田制的存在等论断。本书对先秦诸子的哲学、政治、伦理等各方面的思想及其源流和演变进行了探讨，并对其中一些重要人物和著作进行了考辨，有许多独到见解，自成一说。这些观点自发表以来，在历史和思想史、哲学史等学术界引起了热烈反响和争鸣。作者特别声明，他反对不加分析而笼统地表示反对或赞扬的主观主义或公式主义的态度。他认为自己是以人民为本位的道理历史地进行批判的,“合乎这种道理的便是善,反之便是恶”。作者说他所以比较推崇孔子和孟子，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在各家中,比较富于人民本位的色彩,没有达到后代儒者那样下流无耻的地步。作者对初期法家也是肯定的，而对韩非的“法术”、“君主本位”思想和秦始皇的“极权主义”则持否定态度，并进行了尖锐的贬斥。书中对一些具体人物的思想、历史作用的大胆评论未必精当，学术界至今争论不已。 从1943年中至1945年，郭沫若集中研究先秦诸子的思想学说，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后分别结集为《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其中《十批判书》尤为学界所重，国内学术界多有评论，但是意见尚有分歧。目前学界的主流意见认为，该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成果，在近代学术史和思想史上都有相当的价值。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与当时的特殊时势有密切关系，既有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战斗性，也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② 既然如此，我们研究讨论其学术内涵和学术价值，就不能脱离该书的具体语境和作者的著书动机，包括与此关系密切的政治形势和学术动态。只有这样，《十批判书》的丰富内涵才能够得到更加准确的揭示。

创作背景是在五四时期，这时的潮流是“尊孔”。郭沫若逆潮流，写穿越文《马克思进文庙》。

在文章中，郭虚构了马克思与孔子的一次对话。对话的结果是：孔子对马克思惊叹：“你这个理想社会和我的大同世界竟是不谋而合”；马克思对孔子惊叹：“我不想在两千年前，在远远的东方，已经有了你这样的一个老同志！你我的见解完全是一致的，怎么有人曾说我的思想和你的不合，和你们中国的国情不合，不能施行于中国呢？”。命题者“紧跟时代脉搏”，借古喻今，以郭沫若之言，循诱考生“打通儒家思想与马列主义”的用心，可谓“良苦”。

《马克思进文庙》一文，将郭沫若坚持毕生的尊孔之意，显露无遗。郭自小受过传统儒家教育，到日本留学时，又在课余研读了王阳明著作。五四时期，时人以“打倒孔家店”为潮流，而郭沫若称孔子有“伟大的天才，圆满的人格”，是“永远有生命的巨人。”945年，在《十批判书》中，郭沫若更称赞孔子“顺应着当时的社会变革的潮流”，“大体上他是站在代表人民利益的方面的”，并称“仁”是指“克己而为人的一种利他的行为”。对于“袒护”孔子这一点，郭沫若从不讳言。

在《十批判书》中，郭沫若不仅称赞了孔子，还抨击焚书坑儒使“春秋末叶以来，蓬蓬勃勃的自由思索的那种精神，事实上因此而遭受了一次致命的打击”。对郡县制，郭沫若评价也不高，说“秦虽设郡，未废侯封”“秦郡多沿燕、赵之旧”。总体上，郭沫若称秦始皇是“一位空前的大独裁者”。

1949年后，郭沫若保留了以往对孔子的看法，并体现在其主编的《中国史稿》中。而其对秦始皇的定见，已随着毛泽东对秦始皇的肯定发生改变，如1961年时论“焚书”，“其用意在整齐思想，统一文字，在当时实有必要”。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后，以从林彪家中搜出的零碎的条幅、笔记，掀起全国范围的“批林批孔”运动。郭的尊孔立场，遂成为“旁敲侧击”、“敲山震虎”式政治游戏模式下的牺牲品。

扩展资料

12月27日上午，一年一度的研究生考试拉开序幕，跌破众多考生眼镜的是，政治试题中竟然出现了孔子与马克思对话的“穿越剧情”。随后，这篇文章火速被网友翻了出来，引来众人围观。

昨日，记者在网上查到，这段“穿越千年的对话”，摘自郭沫若1926年所写的《马克思进文庙》。据受访考生表示，试卷中只截取了孔子与马克思对话的几百字，并提问“‘马克思进文庙’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如何理解孔子与马克思对话中谈到的他们之间思想上的‘不同’与‘一致’？”

“马克思进文庙”在网上成为热门话题和实时搜索热点，更被收录进了百度百科里。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某考研(课程)培训机构政治教研中心主任王瑞岭在接受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他辅导考研政治近十年了，通常《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分析题会以“周年纪念最大事件”作为切入点进行考查，但这道“穿越题”的第一问，考生必须对中国近现代史各阶级探索历程很熟悉才可以回答得比较好。

至于第二问，王瑞岭表示，这道题是没有明确的知识点可以套用的，“考题中，孔子所代表的就是传统文化，他与马克思的探讨，就是在分析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充分‘融合’。实质上，这个题目考查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参考资料：中国青年网-马克思进文庙 考研政治玩起“穿越”难坏考生

郭沫若先生是第一个用一整篇论文来研究该篇的学者"

陈寅恪先生被学术界公认为“三百年来仅此一人”、“教授中的教授”。这没有问题。不过坊间流传的是陈先生外语如何好，这就有点不严肃了。历史学家厉害就厉害在他的创见与理论是否还能引起今天学者的重视。

郭沫若，撇开他身上文学家的身份与文革中的不佳传闻。也可以称得上是历史学家。尤其是甲骨文与历史专题研究方面，卓有成效。

尤其有意思的是，1949年后，陈寅恪被称为资产阶级历史学家，郭沫若这个无产阶级历史学家当然要超越他了。

1953年郭沫若邀他进京担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被拒绝。

1958年，郭沫若发表了《关于厚今薄古问题》等文章。郭沫若在自己的文章中说：“资产阶级的史学家只偏重史料，我们对这样的人不求全责备，只要他有一技之长，我们可以采用他的长处，但希望他不自满，更不能把他作为不可企及的高峰。在实际上我们需要超过他。就如我们今天在钢铁等方面十五年内要超过英国一样，在史学研究方面，我们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在资料占有上也要超过陈寅恪。这话我就是当对陈寅恪的面也可以说。陈寅恪办得到的，我们掌握马列主义的人为什么还办不到呢？我才不信。一切权威，我们都必须超过他。”

在《再生缘》研究的成果发表上，郭沫若领先了陈寅恪。陈寅恪从1953年就开始研究《再生缘》，次年便完成著作《论再生缘》，但未能公开发表。据说康生想见陈寅恪，被拒绝。怀恨在心。康生见过《论再生缘》稿本后，说：“那个‘孟丽君’（《再生缘》中的主人公）可不能再宣传了，那里面讲打高丽，朝鲜方面有意见。”

郭沫若在1961年见过陈寅恪的稿本，也开始研究工作，不久便取得了新的成果，而且在学术成果的公开出版发行上创造一个纪录。从4月在《光明日报》发表《〈再生缘〉前十七卷和它的作者陈端生》开始，一年下来，他先后公开发表论文7篇。1962年初，总理曾经打招呼，不要再在报纸上讨论《再生缘》，以免由此伤害中朝友谊，在国际上造成不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