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彬共发表论文

在奥地利读高中的时候,雷立柏就学习了英语、拉丁语和古希腊语。1988年到1991年，他在台湾台北辅仁大学学习汉语和中国哲学。在学习汉语之初的相当长一个阶段，他的听力一直很差，但他坚持每天晚上都花很多时间抄写汉字。尽管雷立柏的老师并没有要求他深入地研究老子和孔子的思想，但对这位喜好读书的奥地利人来说，读懂这些经典一直是他的理想。“那时我常对自己说：总有一天我要看懂《道德经》和《论语》。”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独特的学习方法令这位奥地利人受益匪浅。在台湾留学的第三年，他的听说能力有了很大提高，可以比较自如地与中国人沟通了。关于这一点，雷立柏认为：“学习语言没有捷径。如果要想将外语的听力和口语提高到母语的水平，唯一的办法是在外国呆很长时间。没有语言环境是不太可能的。”雷立柏学中文的另一个诀窍是背成语。“语言的精华就是格言、成语和俗语。 我曾经买了一部厚厚的分为上下册两卷的《成语词典》，基本上都是四个字的成语。我把这部词典从头到尾都做成了卡片，并且看汉语的解释，背了许多成语。这使我感到很满意，因为基本上这些都是孔子和老子的思想。我掌握了中国语言的内核，而我现在要给学生的也是西方文化的精华。” “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走向中国”是北京大学教授汤一介提出的，雷立柏正是在他的指导下用中文完成了《张衡、科学与宗教》的博士论文，并于1999年获得了博士学位。1999年9月到2004年1月，雷立柏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所进修， 在中国著名宗教研究专家卓新平的指导下从事研究和翻译工作。其间，雷立柏用中文撰写并出版了许多关于基督教的著作，并且将华人学者吴经熊的英文自传《超越东西方》（Beyond East and West）推荐到中国。在和中国出版界打交道的过程中，雷立柏发现自己的观点跟他们不完全一致。他有些无奈地对记者说：“我一直强调外国人的名字最好不要翻译成汉语，应保留原文。比如，《超越东西方》这部书是一位中国译者翻译的，他把许多原文的东西都拿掉了，后来我在做校对的时候又放回去了。我对他说：‘你必须忠实原文啊，这是外国人的名字啊，不要仅仅用汉字。’但是有的编辑却说：‘ABC夹在汉字当中不好看。’有时候我感觉他们真有秦始皇的脑袋，统一文字，把别的文字都消除掉了。我给你看另外一部在中国很少有的书。其中涉及到的人名、地名，有的是意大利的小村子我根本就没有把它们译成汉语。相反，这部台湾编的词典，其中收录了一个叫阿贝拉尔的法国中世纪的思想家，书中关于他的名字，分别有三种不同的译法，那还不把人搞糊涂了！为什么一定用汉字呀？！而且还不加上ABC，人为地阻碍读者掌握真正的原文知识！这么多烦琐的译名其实是很空虚的知识。当然也有人做这方面的研究，那又另当别论。比如有人专门研究‘拉丁’这个词在清朝的四十种译法，什么拉蒂诺、利丁等等。如果说这就是汉学，我可不想做这样的汉学家，太痛苦了。按照吴经熊的说法，这是博物馆里的学问。 ” 2006年年底，中国网络传媒一度热炒德国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酷评中国当代文学一事。据新华网报道，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顾彬认为曾经在中国风靡一时的《狼图腾》是一部法西斯主义作品，令中国丢脸。这位专门研究鲁迅的学者还严厉批评中国的当代作家不懂外语，互相瞧不起，美女作家更是一堆垃圾。此言论当即引发了媒体对中国当代文学乃至国外汉学的广泛讨论。那么雷立柏对此事是何看法呢？“我很佩服顾彬这个人。他比较喜欢49年以前的中国作家，因为他们中有很多人懂多门外语。这一点我比较同意。比如吴经熊，他的英文写得太漂亮了！我比较赞同顾彬的许多观点。所谓“良药苦口，忠言逆耳”，但是这对中国真的是有帮助的。我希望有一天中国人能把顾彬发表的文章做一个论文集在中国发表，让更多的人了解他的观点。“顾彬一辈子都翻译鲁迅的作品，他的妻子是中国人，他的中文水平恐怕要超过百分之九十五的中国人。他自己也学过哲学和宗教学，对中国的思想、文学、历史有很独特的看法。2001年我在柏林听过他的演讲，感觉受益匪浅。”“顾彬的许多新奇的观点都有雄厚的学术基础。他不是一个随便说话的人。他有多年的和中国文化对话的经验。顾彬于七十年代在中国留学。随着中国的发展，顾彬也在修正他的观点。武汉有一个作家叫邓晓芒，他学过德国古典哲学。他也批评中国九十年代的一些文学现象，有些观点和顾彬很相近。” 当记者请这位奥地利学者分析一下东西方文化的区别和共性时，雷立柏首先谈起了文化的概念。他说：“中国人对文化这个词的理解和西方人是不一样的。文化（culture）这个词是从拉丁语cultus来的，原意是共同的敬拜。在古希腊的宗教节日中人们共同敬拜雅典娜女神，在敬拜时有艺术表演，比如悲剧。 基督教也有共同唱歌和做礼拜的仪式。所以在西方，文化的概念包含了一种共性的东西。比如说法律，无论是在古希腊罗马还是中世纪，都非常重要，都强调共同的法律。西方人的法律强调的是自己的权利和共同的利益。西塞罗有个成语叫做 Libertas in legibus, 就是说自由因法律而存在，没有法律就没有自由。西方人对法律有一种自豪感。希腊人曾对波斯人说：‘我们是希腊人，我们有法律，这是我们的优越性。’基督徒则更强调守法的精神和法律的重要，有共同的标准，比如说法律是神圣的，是上帝规定的，等等。“中国人提到文化时往往强调一种个人的独修。孔子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这是一种个人的境界。佛教也讲究个人的修行。在中国，文化就好比一个君子、一个哲人在独立地进入某种特殊的境界后就再也不能跟老百姓沟通了。比方说一个人练毛笔字，他写得比任何人都好，这就是文化。”雷立柏认为，历史上中国人对法律、法学的理解和西方人也截然不同。“中国的儒家不太支持法律，是用礼节来代替法律；中国人一听到法，马上就联想到刑。中国的庄子说：‘逍遥法外’，自由只能是在法律之外的。这和西方的差别太大了。”在雷立柏眼中，文化就是“一种共同的精神”。“如果你星期天上午去宣武门天主教教堂，可以看到，那里既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有不同肤色的人，有说不同语言的人，但是他们都听同样的话，唱同样的歌，手拉手做同样的祷告。我觉得这就是文化--一种共同的精神制造一种共同的志向，比如说共同为一些穷人祈祷，共同肯定一些伦理道德的价值。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个很主观的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