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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贸易壁垒好些例如：绿色贸易壁垒与我国外贸出口发展对策冲破绿色贸易壁垒，实现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傅尔林(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系)副教授，广东 )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尽管绿色壁垒带有很大的主观性，有的绿色壁垒也违背了WTO的规则，但总的来说，绿色壁垒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精神，它起到了保护人类、动植物健康及环境的作用，因而是不可回避的客观现实。我们一方面要运用WTO的有关规则，解决因绿色壁垒引起的贸易争端。同时，更重要的是要改善我国农业生产的生态环境，提高农产品的质量，这既是冲破绿色贸易壁垒的需要，也是实现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关 键 词]绿色壁垒；农业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F323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249(2002)07-0031-04 随着我国加入WTO，关税壁垒对我国的贸易出口的阻碍作用将愈来愈少，但非关税壁垒，特别是绿色壁垒已经对我国的农产品出口造成了很大的障碍，而且这一障碍还呈发展的势头。我们应以什么心态来面对来势凶猛的“狼”?今后的战略对策是什么?本文认为，只要存在国际贸易就免不了国际贸易战，而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发展趋势，注定了国际贸易战存在的长期性。但是，绿色贸易战不仅仅表现在贸易的层面上，且更深层次地反映一个国家生态环境状况与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强弱。绿色贸易壁垒出现和强化既是为保护本国利益人为作用形成的，也是人类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绿色壁垒的形成，既带有主观的色彩，但总体上又符合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因此，我们应主动应战绿色壁垒，一方面利用国际贸易的游戏规则，应对挑战，保护自己。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提高我国农产品的环境质量，这不仅是冲破绿色贸易壁垒的需要，更是改善我国12亿多人口生活质量、实现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绿色壁垒对我国农产品出口带来的危机 绿色壁垒的形成虽然只是近10年的事，但目前已日趋全球化，并呈加快发展的态势。特别是1999年11月30日，在美国西雅图召开的世贸组织第3届部长会议上，各成员国就环境与贸易问题展开广泛的讨论，从此绿色贸易壁垒就成为世界贸易中不能回避的现实问题。随着我国加入WTO，关税壁垒的作用将愈来愈小，但非关税壁垒的作用将逐渐凸显出来。它对我国影响最深刻的是农产品贸易。绿色壁垒主要表现为对农产品本身的质量要求和生产环境的质量要求两个方面。 (一)对农产品本身的包装、检验、安全、卫生等要求愈来愈高，从而形成阻碍贸易的绿色非关税壁垒。我国长期以来重视农产品的数量，忽视农产品的质量。对农产品中农药化肥残留、放射性残留、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突如其来的绿色贸易壁垒，给我国农产品的出口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出现了农产品出口的危机。据有关部门的统计，最近几年中国农产品出口因农药超标而被退回的事件每年都有五、六百起，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70亿元，农药残留超标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农产品出口的一个瓶颈。前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FDA)官员、联合国粮农组织顾问鲁宾透露：2000年8月到2001年1月，仅数月间，美国FDA扣留了634批从中国进口的食品，主要原因是农药残留、食物添加剂和杂质的含量过高。从2002年1月25日至2002年3月15日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整个欧盟、挪威及俄罗斯先后宣布全面禁止进口中国动物源性食品。2002年2月19日，英国食品标准局建议英国商店停售所有产自中国的蜂蜜以及混合蜂蜜。此后，欧盟各成员国对其市场上的中国蜂蜜进行强制检查，对不合格货物予以查封、退货或销毁。随后，挪威、沙特等国也纷纷效仿。日本、加拿大、美国以及香港等市场也加强了对来自中国大陆的蜂蜜的检验。在茶叶贸易方面，欧盟一方面成百倍地提高了茶叶的农药残留标准，同时，把限制禁止使用的农药从原来的29种增至62种，这使得中国去年对欧盟的茶叶出口减少了37%，很多无法达标的中国茶出口企业面临着被赶出欧洲市场的尴尬局面。欧盟甚至提出要检验包括生产、加工各个环节的环境条件。据不完全统计，到2001年底前，仅中国出口日本的蔬菜就有96批次被日本海关检出农药残留超标。在全球有机产品市场以年20%-30%的速度增长的同时，我国农产品出口却累累受阻。这一问题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可喜的是我国的绿色食品目前还没有一宗出口受阻的记录，但我国去年绿色食品的出口额仅3亿美元。 (二)绿色壁垒也体现在生产环境或生产过程方面。有些产品即使其质量符合国际或地方性的标准，但在生产过程中破坏了生态环境，这类产品也往往被某些国家的绿色壁垒所封杀。这类绿色壁垒有的也是WTO规则所不允许的，但如果一个国家的消费者因环境意识的提高自觉抵制这类产品，产品即使进入了这些国家的国门也没有市场。 二、我国农产品生产的客观现实环境 为应对绿色壁垒的挑战，有必要了解我国农产品生产的客观现实环境，因为农产品的生产直接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我国总体生态环境还在进一步恶化，如果这一恶化势头得不到彻底扭转，在国际贸易舞台上再高明的谈判能手也将会愈来愈被动。直接影响我国农产品质量的原因是土壤污染。由于土壤污染具有隐蔽性及滞后性的特点，其危害要通过食物链影响动植物和人的健康才显现出来，所以土壤污染往往被忽视。造成土壤污染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农药化肥，二是生产生活过程中排放出的“三废”。 (一)我国农药化肥的大量使用，造成土壤的污染。据近年来统计，我国单位耕地面积农田的化肥使用量为世界平均用量的219倍。早在1990年我国受农药污染的土壤面积就约占全国耕地面积的1/5。在以后的10多年中，我国的环境状况总体上在进一步恶化，土壤污染也更为严重。一般地讲，农药的有效利用率仅为20%-30%，大部分飘浮在空气中或降落在地面，后者又大部分进入土壤、水体、生物体内，通过食物链形成危害。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最新调查结果显示，珠江三角洲某市所产的叶菜，因施用氮肥过多，几乎都受到一定程度的硝酸盐污染，相当比例的蔬菜仍可检出六六六与滴滴涕。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蔬菜的硝酸盐污染超标现象也十分普遍。硝酸盐在人体内转化成亚硝酸盐，成为致癌物质。 (二)生产生活的“三废”导致土壤的污染。全国85%的工业废水及8”%的工业废渣未经处理直接排入环境，城市污水处理率不到5%，大部分废气亦未经处理而随意排放。特别是由于乡镇企业的发展，而环保措施不力，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生态环境恶化，致使土壤遭受重金属、病原菌及放射性等污染。据报道，目前我国受镉、砷、铬、铅等重金属污染的耕地面积约占总耕地面积的1/5；其中工业“三废”污染耕地1000万公顷，污水灌溉的农田面积已达330多万公顷。我国每年生产的镉米1亿多斤，受汞污染的面积达48万亩，每年的汞米约有319亿斤。 早在1980-1988年，对珠三角发达地区的调查发现，该地区土壤污染问题已十分严重，如某地产“镉米”地区的青少年头发中镉的含量竟是正常地区的30多倍。随着畜牧业的迅速发展，畜禽废弃物的污染也不容忽视，尤其在大城市的郊区，问题更为严重。仅在上海郊区，最近几年畜禽粪便的年排放量已超过12000000t。由于畜禽粪便的长期排放和土壤的N、P和生物污染，造成郊区的蔬菜、果树和草坪死亡事件多有发生。畜禽粪肥的过多使用，还引起了水体的富营养化。目前，在北京、武汉、沈阳、广州、杭州等大中城市的郊区，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南京市郊菜园供试土样中约50%以上的样点，不再适宜种植蔬菜作物而只宜作林业用地或城建、道路及工矿用地。 三、我国农产品应对绿色壁垒的战略对策 (一)以积极的心态迎接贸易壁垒的挑战 目前，有一种片面的观点，认为绿色贸易壁垒只是为了限制进口，保护贸易，所谓保护人类和动植物的健康、保护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只是一个借口，所以，对付贸易壁垒的手段也就是如何走借口的问题。 应该看到，实现可持续发展、保护人类和动植物的健康、保护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是当今世界发展的潮流，特别是从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大会之后，实现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一个国家或地区，若不热衷于可持续发展，就势必给国际社会留下愚昧、目光短浅、对人类社会不负责任的形象，从而可能在国际合作和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反之，则有利于开展国际合作和竞争。绿色壁垒是在这种国际背景条件下形成的。因此绿色壁垒的出现符合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趋势，是客观的和必要的。根据WTO规则，制定绿色壁垒是合理合法的。如在5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6中指出，不应妨碍任何国家采取必要措施保护人类、动植物的健康以及环境。因此，贸易绿色壁垒是不可回避的，我们应积极应对绿色壁垒的挑战。其实，绿色壁垒也不仅仅是挑战，同时也是机遇。通过迎战绿色壁垒挑战，改善我国的农业环境及提高农产品质量。而且，改善优化我国的生态环境，也是实现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要。我国“九五”制定的未来50年生态环境建设目标是，到2010年，基本改变环境恶化的状况，使城乡环境有比较明显的改善，从2010年到2030年，生态环境明显改善，从2030年到2050年，全国建立起基本适应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良性生态经济系统。因此，迎战贸易绿色壁垒与我们自身的发展目标是一致的。 当然，在认识贸易绿色壁垒是客观性和必要性的同时，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如何设定绿色壁垒以及绿色壁垒的高低等，却带有很大的主观色彩。因此，我们必须熟悉WTO的有关规则，充分运用这些规则，保护自己，冲破他人的壁垒。 (二)及时掌握国际农产品质量标准，并迅速作出反应 中国农产品要想顺利进入发达国家市场，除了质量要达到国际通用的食品卫生标准，还要满足发达国家各自制定的更为苛刻的技术标准，而且这些标准还在不断提高。所以，我们必须及时全面掌握农产品的质量标准及其变化情况，以便尽快调整我们的对策。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十分重视农产品的数量，而忽视对食品安全的需求，直到2001年9月18日，农业部才出台了无公害农产品的行业标准。我们所说的“无公害农产品”，一般是指农产品中的重金属含量、农药残留量和硝酸盐含量不超过规定标准。但是我国的这些标准都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对于有毒有机物指标和标准则根本没有考虑。我国农产品质量标准中共涉及62种化学污染物，主要包括化学农药以及诸如砷、汞、氰化物等污染物。然而，联合国食物与农业组织迄今已公布了有关农业在食品中的最大限制标准共2522项，美国则多达4”””多项，其他发达国家也有数百项至上千项。与国外相比，我国的差距是明显的。而且，我国农产品某些控制标准太松以及管理不力等缺陷，使其安全品质更无保证。 此外，我国大量的出口企业在“绿色”方面反应十分迟钝，对“绿色壁垒”视而不见。如欧盟茶叶委员会早在1993年便提出了茶叶农药残留新标准，并于1996年实施，后应产茶国要求给了一个“缓冲期”，然而就在此期间中国进入欧盟的茶叶农药残留超标竟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例如氰戊菊酯的超标率，1997年红茶为16.4%，绿茶为27.5%；1998年红茶为42.7%，绿茶为37.9%。目前，我国许多地方负责贸易的政府部门，不清楚国际标准认证，许多企业更不知ISO是何物，或者只知道ISO9000，却不知道ISO14000。因此，有必要加强政府、行业协会、行业性中介组织等相关部门的工作，加大宣传力度，积极引导企业朝外向型农业健康发展。 (三)规范我国农产品质量标准，积极创造条件通过公认的质量认证标准 我国绿色产品、绿色营销、绿色消费可谓是“生机勃勃”。有人曾统计，近年来报刊上频频出现有关产品和企业的“绿色”词汇竟达318个之多。但是，包括农产品在内，我国的许多所谓“绿色产业”或“绿色产品”，没有统一的标准，各企业或地方不断推出“绿色”大旗，推销产品，形形色色披着“绿色”的外衣的假冒伪劣产品在市场上泛滥成灾。西方发达国家，主要农产品都已经建立了健全的质量标准。虽然我国也颁布实施了一些食品安全质量标准及法规，但我国农产品的质量标准还很不规范，且许多产品的质量标准低于国际标准规定的水平。为了使我国的农产品达到符合国际市场要求的质量标准，拿到进入国际市场的“绿色通行证”，应该制定统一的、与国际接轨的农产品标准体系技术条例和标准，使产中、产后的质量监督、管理都能与国际接轨。并在质量认证及实施过程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非政府机构的工作必须统一。使我国农产品安全生产走向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 同时，给予绿色产品生产以优惠的鼓励政策，从信息、技术、税收、贷款等各方面，支持绿色农业基地的建设。WTO规则规定，当补贴不具有“专向性”时，补贴是被允许的。如政府对绿色农产品生产环境方面的补贴，不仅不对贸易造成直接影响，而且还有利于减少环境污染，因而这种绿色补贴称为正常补贴，是被允许的。同时，应逐渐改变我国目前普遍使用财政转移支付政策手段的做法，充分利用WTO守则中列入“不可起诉”范围的3项专向补贴，即RLD活动(researchandprecompetitivedevelopment)、地区扶贫和环保项目，通过立法将其归入WTO守则中“不可起诉”范围。目前，中国政府建立了唯一授权的绿色和有机食品的认证机构)))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这家机构已先后与美国、德国及日本等国鉴定了认证合作协议，这为我国绿色农产品顺利进入对方市场打通了渠道。 (四)全面整治农业环境，逐步规范绿色基地的建设中国经历了五千年的文明，给我们留下的最宝贵财富是祖祖辈辈精耕细作没有被污染的耕地。然而，目前我国的环境污染破坏已从城市扩散到农村。为了保护我国的生态环境，提高我国农产品环境质量水平，必须加强对农业环境、草原牧区、渔业水域等环境进行综合治理，加大环保执法力度，充实基础环保队伍，利用法规、行政及经济等手段促进农村生态环境的建设。特别是对大中城市郊区、工矿企业周围等重点区域的土壤环境，开展常规性监测，及时掌握环境污染、损失状况，提出相应的治理措施。 同时，严格按照绿色产品的标准，逐步完善我国绿色基地的建设。各地区应有计划、分区域、分步骤、有重点地开展绿色农产品示范基地的建设。在产业化经营过程中，树立农产品品牌意识，利用许可证、质量认证等手段，创立农产品优质品牌，通过优质优价的市场机制，以经济杠杆调整优化农产品结构。 (五)加大科技投入，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 1.加大科技投入。 科技投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绿色产品的开发，二是农药化肥的生产和使用，三是土壤污染的治理。 (1)应以国际市场为导向，以社会、生态、经济效益为中心，开发和生产更多的绿色产品。(2)要调整农药化肥结构。我国缺乏高效低毒的新农药，在不足200种农药中，产量最高的21种大多是高毒农药。应积极开发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农药和化肥，淘汰对人体危害很大的高毒、高残留农药。大力推广有机肥工程，减少无机肥的用量。逐步引导和发展准确农业，改变偏施、重施化肥的习惯。(3)研究开发并引进农药降解技术。有些技术如利用臭氧消毒降解技术，在国外运用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而我国用于解决农药残留问题才是最近几年的事。 2.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要充分利用世界银行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共同建立的“全球环境基金”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环保领域的优惠贷款的条件，争取更多的资金投入到我国农业环境保护及绿色农产品的研究开发和生产过程中。积极参与国际性及区域性的环境技术合作，通过环保技术的转让，促进我国绿色农产品的发展。（转载）

三、我国应对国外反倾销的对策思路 中国虽然已加入了wto，从理论上说，不应再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但是，外国对中国企业的出口反倾销不会就此停手。在中国出口反倾销问题上，我们还任重道远。为了尽量减轻国外反倾销对我国外贸乃至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我国必须采取以下相应的对策思路： 1、出口企业要控制好出口产品的价格水平。其标准是要使中国产品的出口价格与同类竞争的其他国家的出口产品的价格水平保持相近，尤其是要贴近出口国竞争产品的价格水平。一些集中供货的产品，国内厂家不多，如大型成套设备或类似产品，应当由行业协会或商会出面，实行价格协调，不应再打内战，要一致对外，不仅要保护本企业的利益，而且要保护本国企业的利益。 2、建立反倾销调查的预警机制。利用现有驻外经商处的力量跟踪当地市场行情，尤其要密切监视我国大宗出口产品的市场及价格状况，在充分调查了解的基础上定期向国内提供研究报告，将外国反倾销政策的动向及时反馈给国内，使国内企业和商会尽早得到哪种商品可能被反倾销立案的信息，形成一套较完善的反倾销预警机制。今后这一工作应加速推广，使尽可能多的企业受惠。 3、要控制好出口产品数量的增长速度，切忌某项产品在短期内大量或成倍增长，不顾进口国市场容量以及进口国相关产业生产经营状况如何。纵观过去发生在国外的反倾销案件，很多案件的发生都与中国产品出口过低，出口量过大有关。因此，出口企业加强自律，发展公平、有序的出口贸易，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国外的反倾销案件。 4、提高反倾销应诉率。以往对华反倾销案件中，中国企业应诉率低的原因很复杂，但怕打“洋官司”或希望别人应诉，自己搭便车的想法是最主要的因素。入世后，国内企业应改变旧的心态。具体应诉中，企业除了要聘请精通wto规则、国际法和国际贸易知识的律师抗辩外，关键是做好举证工作，就被诉企业情况、国内市场、起诉国销售情况、生产成本等内容，在律师指导下填写问卷调查。这也有赖于国内反倾销律师和专业队伍的建设，有赖于国内反倾销基金的尽早设立。 5、积极发挥商会、行业协会的独特作用。商会及行业协会在沟通政府与出口企业的关系上有着承上启下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在反倾销调查中具有政府及企业不可替代的规范和协调作用：通过规范本行业企业行为，尽可能减少败诉案件的发生；通过组织本行业涉案企业应诉，尽可能减少败诉案件的发生。为了使指导、帮助和协调更为有力，可以赋予政府有关部门、商会和行业协会一定的权利。 6、修改现行反倾销法律。我国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需要不断完善，与国际反倾销法律接轨。首先，我国的《反倾销和反补贴例》已经增加了累计评估等新内容，但是对于什么是规避行业，哪些行为属于规避行为，对于进口倾销产品形式的变化如何辨认还要进一步作出明确的规定，提高其可操作性，阻止国外一些企业利用我国反倾销措施的不完善在我境内进行倾销。其次，反倾销调查期限应该缩短。我国规定自立案调查决定公告之日起至最终裁定公告之日止为12个月，特殊情况可以延长至18个月，这与一些国家或地区的立法有差距。欧洲委员会立案的调查期一期在6-8个月内结束，最长不得超过1年。调查时间相对短一些，可以裁定倾销存在的可能性就大些，可以控制倾销者规避法律的行为。再次，我国反倾销的主管机构复杂，涉及到国家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国家经济委员会及海关总署，外经贸部同海关总署进行倾销和倾销幅度的调查，国家经贸委员会同国务院有关部委进行损害的调查，这种方式造成了资源浪费，增加了协调难度，降低了效益。最好由一家机构全面负责倾销和损害的调查，管理的简单使反倾销诉讼程序快捷，也使企业利用反倾销程序保护自己的利益具有更大的有效性。 7、增强国际营销观念，实施出口多元化战略。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出口企业应尽快转换现有竞争战略及策略，变“以廉取胜”为“以质取胜”。学会运用商标、包装、公关、广告等多种非价格竞争的手段，在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和创汇率上下功夫，扩大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力争以质量、价格的双重优势占领市场。 8、通过海外投资转移原产地。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一些产品的生产已经失去或正在失去比较优势，可以转移到内地生产或国外生产。如果这种产品市场主要在国外，就应当优先考虑转移到国外生产。通过改变原产地，规避进口国的反倾销视线，或者转移到进口国生产，就地销售，绕过贸易壁垒。这是应对贸易保护主义经常采取的措施。 9、企业要加强财务管理，完善、规范会计资料。在反倾销调查中企业必须提供完整、规范的会计资料，由此来认定正常价值，否则由进口国政府选定的第三国同类商品的出口价作为替代价确定正常价值，而进口国所选的替代价肯定对应诉方不利。所以，企业应加强财会工作，使企业会计资料符合国际规则，在进口国的反倾销调查中能够提供完善且符合规范的有关会计资料。我国的一些应诉企业在反倾销诉中败诉，部分原因就是不能提供有关商品生产的会计资料。 10、利用wto规则解决国外对华反倾销中不公正待遇。（1）利用wto反倾销委员会成员的身份，对其他成员实施反倾销法提出自己的意见。（2）作为第三方，在参与另两个成员间的争端解决程序时，向wto工作组提交自己的法律意见及陈述。（3）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起，努力争取wto成员在采取反倾销措施时给予发展中国家更多的保护。 我国加入wto最大的好处之一，是利用wto成员应有的权利保护我国产品的出口。因此，我国产业界应和政府密切配合，对外国的反倾销措施做出正确评估，以确保中国根据wto反倾销协议所应享有的权利得到真正的保护。PS：直接一点说会有贸易壁垒，比如配额等来进行进口数量限制，对中国贸易不利，一般不要让他们感觉有倾销的行为，就是价格不要太低，数量不要太大。明白了吧。

【论文摘要】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 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日益加强，中国企业将面临更多的反倾销案件。本文在分析我国企业遭受反倾销原因的基础上，综合其在应诉反倾销中运用策略的现状，提出我国企业在应对反倾销应诉过程中的各个不同阶段可采取的策略建议。 一、我国企业遭遇反倾销的成因 我国企业屡遭国外反倾销指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下面将从外国对华反倾销的实质及我国企业遭遇反倾销的深层次原因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一)外国对华反倾销的实质 反倾销措施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被广泛采用的，这是由于随着贸易自由化的进一步发展，关税水平大幅度降低，非关税壁垒逐步被消除，各国竞争日益激烈，为了保护国内工业而采取的措施。但是，学者们也指出反倾销条款已经发展成为一种重要的贸易保护主义手段，因而常常出现被滥用的现象。外国对华反倾销多属贸易保护而非正常的保护本国产业的做法。 (二)我国企业遭遇反倾销的深层次原因 1．全球经济低迷，导致当今世界反倾销具有扩大化趋势，这是我国遭遇反倾销的根本原因：(1)全球化浪潮和世界经济不景气“交相辉映”，国际收益争夺激烈，中国出口贸易收入水平却增长迅速，年平均递增13％，从而刺激了国际贸易保护主义；(2)中国经济迅速崛起导致中外经贸领域摩擦加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焕发了勃勃生机，实现了连续的高增长、低通胀的大好局面，这与周边国家金融危机频频、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形成了鲜明对比。 2．部分国家对我国采取了歧视性反倾销措施。1992年我国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2001年底，我国成功加入世贸组织。然而某些国家无视我国经济体制的巨大变化，继续视我国为非市场经济或市场经济转型国，人为造成我国反倾销案件剧增。 3．中国企业在国际化经营中表现出来的低素质是主要内因。国内企业的粗放经营和盲目竞争，成为国外反倾销的重要原因。涉案企业不积极应诉，客观上助长了国外对中国产品反倾销的气焰。据统计 ，在对华反倾销案中，我国至少有一半的企业不去应诉，直接导致了80％反倾销案件的败诉。 二、我国面对反倾销应采取的对策 我国企业在应对外国的反倾销制裁时，策略的运用显得极其重要。按照反倾销应诉的整个过程，这些策略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部分，即：事前的规避策略、事中的应对策略和事后的弥补策略。

一直以来，西方国家都利用其反倾销法中的“非市场经济”条款对非市场经济国家或经济体制转型国家实施歧视性的不公平措施，在反倾销的调查中使用替代国制度，中国是其受害国之一。本文拟从欧美对华进行反倾销调查中使用替代国制度概况及其原因，欧美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确定的标准，分析替代国制度的不合理性，提出中国对替代国问题的应对措施。 关键词：替代国 非市场经济 正常价值 反倾销是世贸组织允许采取的、也是各国公认的维护公平贸易和保护国内产业安全的合法手段。一些西方国家利用某些贸易纠纷案件，把反倾销作为贸易保护的工具，人为的夸大对方国家所谓的倾销幅度。众所周知，是否是市场经济国家，是反倾销调查确定倾销幅度时常用的重要概念。反倾销案发起国的调查当局如果认定调查商品的出口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将引用与出口国经济发展水平大致相当的市场经济国家（即替代国）的成本等数据计算所谓正常价值并进而确定倾销幅度，施以对应的征税措施。尤其是欧美国家在对华反倾销调查中，随意选择替代国，从而对我国出口产品征收高额反倾销税，损害了我国的对外贸易。一、欧美对我国进行反倾销调查中使用替代国制度的概况及其原因 近年来，欧美经常把一些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作为“非市场经济国家”，采用与这些国家经济毫不相干的第三国（替代国）的市场价格来计算这些国家的正常价值，而不按照这些国家产品的实际成本和价格进行计算。这就不能真实反映出口国经济的现实，导致误判。在欧美对华反倾销调查中，一些西方国家把我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以替代国价格作为基础，而在第三国参考价格选取上又别有用心。如在欧盟对华彩电的“反倾销”调查中，常用新加坡作为替代国，而新加坡人力成本是我国的20倍，所以很容易得出反倾销结论[①]。这种歧视性的做法，不公正待遇，使我国出口产品本来没有倾销而被裁定为“倾销”，本来倾销幅度轻微而被裁定为高度倾销，给我国出口造成人为的壁垒,给国际贸易公平秩序造成过度的摩擦和动荡。欧美对我国进行反倾销调查中使用替代国制度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1、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经济普遍不景气，经济增长率低，失业率居高不下，为保护本国产品的国内市场和考虑到某些政治利益，频繁运用反倾销措施来限制外国产品进入。在确定倾销过程中，使用替代国制度，增大了倾销幅度，提高了反倾销税，从而有利于欧美国家保护本国利益。2、进年来，我国对外贸易发展较快，出口产品种类多，数量大，在成本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维持对较多国家，特别是欧美国家的贸易顺差，于是就成为反倾销的主要对象之一。由于中国目前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国家，因此欧美国家对我国进行“制度歧视”，总拿所谓“非市场经济国家”做文章，随意指定替代国，依据不切实际的替代国价格进行裁决，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对外贸易。3、欧美国家理论界认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企业既无自身利益，又无追求利润的动机和给产品定价的权利，一切活动都是由政府安排和操纵的，因此不应当也不可能将适用于市场经济国家出口产品的反倾销法规定同等条件的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出口产品。于是，许多国家的反倾销法中的“非市场经济”条款应运而生，就产生了所谓的替代国制度。二、欧美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确定的标准（一） 美国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确定的标准美国“1974年贸易法”针对原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专门写了“非市场经济国家”条款，规定要选用“生产相同产品的市场经济的国内市场价格”来确定非市场经济国家出口产品的正常价值。美国商务部所指的“非市场经济国家”是指不按市场成本和价格规律进行运作的国家。在确定非市场经济国家产品的正常价值时，美国采用一个或多个市场经济国家“生产时使用的要素价值加上一般的费用和利润以及内外包装的成本和其他费用，来确定正常价值”。它对市场经济有六个法定要求：一是货币的可兑换程度；二是劳资双方进行工资谈判的自由程度；三是设立合资企业或外资企业的自由程度；四是政府对生产方式的所有和控制程度；五是政府对资源分配、企业的产出和价格决策的控制程度，要求该企业的产品数量和价格决策没有政府介入，所有重要的产品投入都是以市场价格支付的；六是商务部认为合适的其他判断因素。（二） 欧盟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确定的标准欧盟的反倾销法在确定正常价值上明确规定了有关“非市场经济国家”的问题。在对所谓的非市场经济的国家进行反倾销调查时，欧盟选择一个经济水平大致相当的市场经济的第三国的同类产品在该国国内市场消费时的价格，或该国向其他国家，包括向欧盟销售时的出口价格，或该国同类产品的结构价格为基础，以此来计算“非市场经济国家”产品的正常价值。欧盟认为中国还处在一个市场机制转型的过度时期，因而有针对性的搞了一套“市场经济五条标准”，对中国企业申请市场经济资格的五个条件：一是生产投入及销售中，投资的方式要反映市场供求关系；二是企业要有一套用于所有场合的，按国际会计标准审计的财会帐簿；三是生产成本和财务状况，包括财产的折旧，债务的偿还等，都按市场经济的法则进行，不得有歪曲，不得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转换过程中所遗留的财务问题；四是企业在法律保护下经营，包括受制于破产法和企业财产法的约束，企业不受政府的人为的干预成立或关闭；五是汇率方面遵从市场汇率。“欧盟标准第五条：汇率变化由市场供求决定。很明显，近期有关人民币汇价的争议，将会影响中国能否获得市场经济地位，为了跟国际接轨，我们相信人民银行在今年内应会对人民币汇价制度作出重要改革。”[②]三、替代国制度的不合理性（一）替代国制度计算方法的不合理欧美等发达国家均将我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所以对我国出口产品在国内市场的价值，也一律视为非市场过程中的“正常价值”。加之GATT的附件九《诠释与补充规定》中对第六条的诠释与规定说，“应当承认，遇有一个其贸易全为或大体上由国家垄断，并由国家固定国内价格的国家进口货物，在为第1款目的确定可比性时，会有特殊困难···即严格与该国国内价格做比较，常常并不合适”。所以欧美等国家对中国出口产品的“正常价值”，以替代国的国内市场正常交易过程的正常价值来代替标准。比如自行车，就找个同样生产自行车的新加坡，中国台湾省等替代。可以设想，中国的劳动工资比台湾地区，新加坡要低的多。本来中国产的自行车的国内售价若与出口价相当的话，若按新加坡，台湾省较高工资水平生产的自行车较高的市场价比，肯定会构成倾销。所找的替代国生活水平越高，算出的倾销差越大，要征的反倾销税就越高。而且这种替代国的计算方法，同样也适用于“推算价格”的计算上，例如在计算生产成本时，对原材料的价格也找替代过生产的原材料。这样推算出的中国产品的正常价值，必然远远超出中国实际较低的生产成本。（二）寻找替代国上的不合理替代国制度的不合理性还表现在主理机关在寻找替代国问题上的自由裁量权的任意性很大。例如欧盟反倾销法规定，这种选择应是“适当的 ”与“不是不合理的”。欧盟委员会据此还为这种灵活性建立了一套选择办法，即要考虑存在相同产品，制造工艺和技术流程和生产标准的相同性，生产规模，价格水平（在充分竞争条件下）等各种因素。但实际执行起来，就对中国产品而言，有半数案件根本没有考虑“相同产品”这个因素。“选择适当的替代国非常困难，如中国的情况，以往的案件没有一个国家有可比性，新加坡、美国、日本都当过我国替代国，印度、巴西也当过，没有一个案子是合适的，比如蘑菇案，替代国不是印度就是印尼，我国的蘑菇是在野地中生长的，所以这个替代国的选择是不适当的，该案我国胜诉了。”[③]又例如，在糖精钠案中，美国商务部选盐酸价格时，在美国每公斤价格为3美分，印度则为2.8美元，美国选择了印度。三）我国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度时期，不应当视我国为完全的“非市场经济国家”。我国属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就现实状况而论，我国有不少生产部门和行业也逐步摆脱了计划经济机体制的模式，其产品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生产与销售的。国家计委不久前公布的《中央定价目录》中，又将107种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彻底放开，现由中央定价的仅有13种商品或服务。因此，外国进口国的反倾销法，不应当无视现实，而坚持替代国的做法。欧盟从1998年1月7日开始在涉及中国和俄罗斯的反倾销调查中，欧委会不再必然认为非市场经济待遇是适当的了。“欧盟给予中国‘特殊市场经济国家’地位，使欧盟对中国产品启动反倾销程序更加灵活，更加方便，而中国则处于不利地位，中国目前‘特殊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仍将制约中国向欧盟的产品出口。这一问题也得到中国首份《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的关注，此文件要求欧盟尽早给予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减少并消除对华反倾销及相关歧视性政策和做法，慎用‘特保措施’，使中欧贸易朝着双赢的方向发展。”[④]四、中国对“非市场经济”问题的应对（一） 加快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完善产业结构和现代企业制度。鉴于我国现行经济运行机制中的经济运行主体全部属于国有或国家控股的情况较多的存在，由此反映出来的国家通过其所有权来直接管理或者干预企业经营的状况较为普遍，此外资本项目项下的外汇仍处于管制状态，一些垄断性行业的限制进入等等，上述状况一方面反映了现行经济运行模式和一般市场经济模式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也影响了各国对我国经济体制的运行方式主要是通过市场来配置资源、生产资料、劳动力和资金的客观评价。“从近几个月推行宏观调控来看，政府仍然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进行调控，较早前中央政府更明令各地要控制物价，防止通胀恶化，种种现象表明，大陆的市场化改革虽然取得重大成就，但要符合市场经济国家的标准，的确存在不少困难。”[⑤]根据入世谈判协议，“如果中国承诺在5年内完成所有行业的市场准入改革，美国现行的反倾销与反补贴实践和歧视性的单方进口限制的做法将予以停止。”[⑥]因此，今后应当继续加强与国内有关产业部门之间的协调和沟通，建立良性的产业协调机制。同时政府应减少对企业直接管理或者干预企业经营的状况，积极的进行宏观调控对企业加以引导：从眼前看，整顿外贸秩序，改革配额招标，加强企业自律，健全法律法规；从长远看，加紧体制改革，调整经济结构，提升产业层次，改善出口构成，提高出口效益，从市场、产品、管理等各个领域加快企业改革，尽快提升自身的竞争力。（二） 坚持对等原则，加强政府交涉和制裁力度，主攻“市场经济地位”。尽管经过长期交涉，国外对华反倾销政策，特别是欧盟和美国，均有不同程度的改进，但是这并不等于中国完全摆脱了“非市场经济”问题的困扰。由于国外对华反倾销的歧视性政策具有很强的政治性，从长远看，美国和欧盟对华反倾销的歧视性做法将更多的体现在具体案件中，而不是在明文规定的法律中。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利用政府的各种交涉渠道，采取更加灵活的方式，继续加强多方位政府交涉的力度，对进口国保持长期的交涉压力。同时，我国还应进一步完善国内的反倾销立法，以对等原则打击那些对我国采取歧视措施的国家的出口产品，可以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三） 充分发挥WTO争端解决机制。我国已经是WTO的成员国之一，那么就应该充分利用WTO多边框架下争端解决机制的作用，就美国、欧盟等国歧视的、不合理的反倾销法的有关规定向DSB投诉，以彻底改变我国在反倾销问题上的不利地位。同时我国还应该组织专家深入的研究WTO反倾销法律文本的规定，并与这些国家的反倾销法律进行比较，一旦发现有条纹不符的地方，应积极向DSB进行申诉，以求其修改歧视性、不合理、不公平的有关规定。只有如此才能彻底扭转我国在外国对华反倾销问题上的不利局面。（四） 争取企业单独的反倾销税。在取得市场经济国地位之前，我国政府及企业应当通过自身条件的完善，打破欧美“一国一税”的不合理规则，争取各行业企业的单独反倾销税率。欧盟理事会条例（第905/98号）确定了标准，涉及反倾销调查的公司可以据此证明他们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营的，应当使用出口公司的国内（即中国）价格和成本来确定正常价值。弱国获得了市场经济待遇，则在计算单个中国公司的正常价值时，就可以使用来自这些公司的实际价格和成本的资料。目前除个别国家和地区外，多数国家已经比较普遍的采取了给予中国应诉企业分别裁决待遇的做法，因为外国政府认为参加应诉的企业是积极配合的，应该得到区别对待。比如在美国对我国金属锰反倾销案件中，参加应诉的几家企业分别获得了3%，5%和20%的反倾销税，而其他未参加应诉的企业一律被裁以超过100%的高额反倾销税。针对这种情况，我国政府应当以文件形式：下放企业出口控制权，取消出口企业经营和出口许可证的限制制度；出口企业则应当提供：企业产品无需政府许可独立定价，企业有权进行协商并独立签定出口协议，企业的经营、销售等管理因素完全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企业自负盈亏且能够保留出口销售的收益等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