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盾先生发表的学术论文

20世纪80年代的唐代文学研究，经历了一个从复苏到繁荣的过程；伴随着繁荣的研究局面，研究者对研究领域不断进行开拓和深化，进入了90年代既繁荣又深刻自省的迅速发展的大好局面。随着国家政治形势的好转，意识形态领域极左思潮不断得到清算，80年代初的唐代文学研究确实存在着一个“复苏”的过程。如果将这个“复苏”理解为对十年“文革”中被扰乱了的学术秩序的拨乱反正，则这个“复苏”的过程很短暂，因为与此同时，正常的、具有严格学术规范的研究已蓬勃展开，80年出版的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不计，81年出版的优秀学术著作即有谭优学《唐代诗人行年考》、刘开扬《唐诗通论》、裴斐《李白十论》、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沈祖菜《唐人七绝诗浅释》、朱东润《杜甫叙论》、陈铁民侯忠义《岑参集校注》等。许多优秀的论文尚不计。任半塘《唐声诗》上下编近90万字的巨著是82年出版的，据作者的“跋”，此书始撰于50年代，是其《唐戏弄》的“伴侣”之作。具体到任半塘，其研究的步伐即无“复苏”可言。当“文革”极左思潮横行之际，大部分研究者不过是“舍之则藏”而已，一旦政治气候适宜，真正意义的学术研究即告开始。吴调公的李商隐研究也是有代表性的。对李商隐及其诗歌，50年代起，就有“唯美主义”的评价，研究者寥寥，成果也微。70年代，李商隐被无端戴上法家诗人桂冠，所谓的研究文章连篇累牍，但都陷入了“儒法斗争”的泥淖里。80年代初，吴调公即有一系列李商隐研究文章写出，至82年结集出版《李商隐研究》。作者在“后记”中追述其从迷恋到研究李商隐的40余年历程，其研究的路径并未因“儒法斗争”而有所中辍或改辙，一旦坚冰打破，则40余年的学术积累便喷薄而出。老年学者如任半塘、中年学者如吴调公，其学术承传是一以贯之的，所以我们说80年代唐代文学研究的“复苏”过程很短暂。由于学术环境的自由宽松，研究者不再心存疑虑，80年代的唐代文学研究，很快就呈现出一派繁荣（繁荣中又显出某种“热闹”）的景象。短短十年间，出版的有关唐代文学的著作有300多部，除去普及性、知识性的著作外，仍有200多部；发表于各种学术、文学刊物上的论文，数量更是惊人，多达8000篇左右。除去欣赏性、知识性文章和为电大、函大、业大学生写的辅导性文章，仍有7000余篇，超过了此前30年的总合。这些著作和文章，几乎涉及到唐代文学研究的各个方面。无论初盛中晚和五代，无论诗歌、散文、小说和词，无论大小作家、文学流派和文学团体……皆有涉及。个别冷僻的作家（如王梵志等）得到了相当充分的研究，个别热门的作家（如李白等）更是得到了“抽茧剥笋”式的研究。当时的出版业，尤其是80年代前期的出版业，在“久蛰”之后特别显得勃勃有生气，几无“亏损”二字可言，无论普及性的还是专业性很强的学术著作，其印数动辄在万册左右，如任半塘《唐声诗》82年初版印数即达一万册。1980年《文学遗产》以杂志的形式复刊是一个象征性的标志，全国各高校学报和各地的学术刊物、文学杂志、自考辅导刊物纷纷出刊，为包括唐代文学在内的古典文学研究提供了广阔天地。80年代是学术研究的春天，历史上唐代文学被视为“显学”，此时又一次得到了体现。除了学术环境宽松自由的原因外唐代文学拥有最雄厚的研究力量和最广泛的群众基础是一个重要的因素。80年代初的高等教育，除了正规大学以外，电大、函大、业大等成人自学性质的大专教育如雨后春笋，因“文革”失去受教育机会的广大青年学生纷纷于此就读，而“汉语言文学”是这些学校开设的一门主要专业。这是一种自觉的“求知”型的专业选择，与90年代后成人自学更广泛的“求职”型专业选择大不相同。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播“阅读与欣赏”的节目，以古典文学作品的讲解为主，并不定期出版所播的文章，深受听众读者欢迎；中华书局旨在普及古代文化、文学知识的刊物《文史知识》也应运而出。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唐诗鉴赏集》大受欢迎，一印再印，当年印数达到13万册。在全国读唐诗、欣赏唐诗的热浪中，上海辞书出版社邀众多知名学者撰写千余篇唐诗佳作欣赏稿，编成《唐诗鉴赏词典》，将普及唐诗知识、学习和诵读唐诗的热潮推向了更高潮，而此词典的多次印刷，也几乎创造了当代出版业的一个奇迹。前面说80年代的唐代文学研究在繁荣中显出某种“热闹”的景象，一部分即指此。80年代初，唐代文学老、中、青研究者一时聚汇。老一代学者指50年代前即已学问有成者，以钱钟书、萧涤非、程千帆、马茂元、林庚、傅庚生、霍松林为代表；中年学者指50年代受教育、50年代末至60年代在学术研究中崭露头角者，以陈贻xìn＠①、王运熙、傅璇琮、袁行霈、周勋初、罗宗强为代表；青年学者指80年代初毕业的本专业研究生。老一代学者有深厚的学术功底和治学经验，分别是各学术流派、学术风格的代表人物，受50年代以后国内学术空气渐缩渐紧的影响，他们的学术空间也愈来愈窄，有些学者长期处于“封笔”或“半封笔”的状态。随着学术气氛的宽松，他们以垂暮之年而焕发学术青春，著述不辍，成为当时唐代文学研究的领军人物。中年学者的学问基础是在国内政治局面较为安定的50年代打就的，基础较为雄厚、功夫较为扎实是他们的优长，至80年代后期，随着老学者的衰病或谢世，他们逐渐成为唐代文学研究界的领军人物。新一代研究生多数受教育于60年代，“文革”开始时。他们基本完成大学基础课程的学习，学业的中辍固然使他们受到损失，但他们原已具备自学能力，足以自我“补充”，通过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学问传承有自、思想敏锐、善于吸纳新思维新方法是他们的优点。以上三方面人才，皆因80年代初特殊的学术环境而激发且汇于一起，促成了唐代文学研究局面的繁荣。1982年，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在西安成立（其后又有中国韵文学会、中国李白研究会、杜甫学会及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的分支机构李商隐研究会、韩愈研究会、王维研究会相继成立）。中国唐代文学学会是一个民间学术团体，学风严谨、活动规范使它成为大陆学术团体中成效最好的学会之一。学会办有两种刊物：《唐代文学研究》和《唐代文学研究年鉴》，前者以刊载会议论文为主，后者则反映当年学术信息。学会对加强大陆学者、大陆与台、港、澳及海外学者的学术联络学术交流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严格学术规范、开拓研究领域、倡导多元化研究方法等方面，起到了组织和推动的作用。总的看来，80年代的唐代文学研究是繁荣的，学术水平也较前有很大提高，甚至出现了某种越过50、60年代而与30、40年代遥相衔接并大步向前的趋势。以下简要叙述80年代唐代文学研究的主要成就及其特点。限于篇幅，每一方面列举具有代表性的若干位研究者。一、对唐代文学发展规律的重新认识 70年代以前，大陆比较流行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在编写时尚未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对唐代文学发展规律的叙述，也比较注重文学自身的规律。受时代局限，其编写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在评价文学现象、评价文学作品时，以现实主义和人民性为主要标准，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文学的人性和文学的审美不免受到不同程度的漠视。由社会科学院编写和游国恩等主编的两种文学史著作后来成为大学文科的主要教材，其对唐代文学史发展规律、文学现象及作家作品的评价，几乎成为”成说”，深入人心。80年代以来，研究者普遍开始重新审视唐代文学发展的各个环节以及作家（包括作家群体）作品（包括作品的题材、体裁，作品中所反映的文学理论、哲学思想等）在其中的因革与贡献。袁行霈为电大编写的《中国文学史纲要》（唐代部分）、罗宗强《唐诗小史》可以视为这方面较为成功的尝试之作，其中袁行霈的《纲要》至80年代末发行已至20万册，影响甚大。这两部文学（诗歌）史反映了他们对唐代文学（诗歌）发展规律的独立思考，最明显的变化就是现实主义、人民性的方法已渐渐褪去，而人性的、审美的方法正在加强。林庚、程千帆、王运熙也有对唐代诗歌局部环节思考的论文发表，如林庚《略谈唐诗高潮中的一些标志》、程千帆《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和被误解》、王运熙《〈河岳英灵集〉的编辑年代和选诗标准》（与杨明合作），或高屋建瓴，或即小见大，都是他们对唐代文学研究的厚积薄发，其共同的特点是更注重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陈伯海、葛晓音、赵昌平是对唐代文学发展规律系统思考、用力甚勤的三位学者（陈伯海的研究将在方法论部分谈）。葛晓音关于文学史发展规律的思考是从汉魏六朝开始的，她从汉魏六朝到唐选取了十数个“环节”逐一予以考察，形成个人的观点。这些“环节”的思考虽不足以形成连贯的史，但已充分显示了她不囿于成见、从“大量原始材料积累升华为理性认识”（《汉唐文学的嬗变》〈序〉〈葛晓音著作，沈玉成序〉）、进一步揭示某些规律性结论的研究特点；赵昌平研究的视野始终在唐代（主要是唐诗），他更注重对每一时期历史文化背景的考察，注重诗体的演进，并刻意培养自己对文本的敏锐感觉和思维能力。他常常从某一种诗体、或某一种诗风的发展演进之中探索唐诗发展的一些规律。此期关于作家、作品的研究更多，不能一一缕述。这些研究，对90年代以后新的唐代文学史的编写，都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二、唐代文学思想史的研究 这是一种将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哲学和作家在文学创作中反映出的文学思想融合在一起的全新的研究，且更注重于后者（创作）所反映出的作家或时代的文学思潮。这种研究方法的创始者是罗宗强，其研究后来形成这一方面的开山之作《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这是一部在传统的唐代文学史、文学批评史以外的另一种“史”，不但极大地丰富了唐代文学研究，也为古典文学研究拓开了一条广阔之路。三、佛道与唐代文学的交叉研究 80年代中后期，一些研究者开始注意将佛道思想、佛道二藏与唐代文化、唐代文学研究结合起来。佛教与唐代文学之研究成果引人瞩目的是孙昌武和陈允吉。孙昌武偏重于宏观的研究——即通过佛教世界观和认识论对唐代文学、文学理论和作家的影响总结一些唐代文学现象，如佛教与古文运动、佛教与皎然《诗式》等；陈允吉的研究则偏重于作家作品的个案与佛教某一因子的关系，在交叉比较中探讨作家作品的底蕴，如佛教壁画之与韩愈诗歌，《欢喜国王缘》变文之与《长恨歌》等。道教与唐代文学研究成果显著的是葛兆光和钟来因。葛兆光的研究以宏观居多，钟来因的研究似更着眼于用道教法典对李商隐爱情诗歌的解密。四、对唐诗艺术的研究 探究唐诗艺术魅力是80年代的热门课题之一，文章极多（流于浮泛的文章亦不少）。成就大、建树多的谈艺文章，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传统意义上“对床夜话”式亲切的谈艺，以施蛰存、霍松林为代表；一类则力图在传统谈艺以外建立理论体系的谈艺，以袁行霈、陶文鹏为代表。施蛰存和霍松林谈艺的文章后来结集为《唐诗百话》和《唐宋诗文鉴赏举隅》。施、霍都是学问渊博的老学者，说诗解颐，触手皆是妙悟，在谈艺中点染文学史知识和研究心得，是其所长。袁行霈谈艺，善从大处（如诗歌语言、风格、意象、意境等）入手，又善于将诗歌艺术与哲学、宗教、绘画、音乐联系起来，揭示唐诗艺术的规律；陶文鹏入手处与袁同，不过他的研究以王孟山水诗艺术为主。袁行霈谈艺文章大气磅礴，陶文鹏文章则常带有新诗人的艺术感受，行文细腻，每有散文诗一般的语言点缀其中。五、唐代文学与唐代政治、文化、军事制度结合的研究 这种研究主要是文史结合研究方法的体现（关于研究方法，下面还要另说）。此处主要介绍傅璇琮、戴伟华的研究实绩。程千帆80年有《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一书出版，对唐代进士试期间的行卷之风与文学的关系进行了探幽发微的研究；继之而起的是傅璇琮的《唐代科举与文学》，将唐代科举作为一种制度予以完整考察，与此相关的士子的生活和创作一并纳入其视野之内，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幅生动逼真的唐代文化、官吏铨选制度与知识分子生活、创作、社会习俗的画卷。程、傅研究的意义不但在其研究本身，且对后来的研究启示意义更大。戴伟华《唐代幕府与文学》即是在程、傅研究之后对唐代幕府制度与幕府文人创作关系的力作（如90年代戴伟华的《唐代使府与文学》与王勋成的《唐代铨选与文学》应是以上研究的嗣响。）六、唐诗与其他艺术门类的融合研究 唐诗与音乐、舞蹈、书法、绘画等艺术门类有天然联系，80年代有许多研究者致力于此，而以任半塘的《唐声诗》与《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集》（与王昆吾合作）所取得的成就最大。《唐声诗》是任半塘50年代《唐戏弄》的姊妹篇，是从音乐的角度对唐代人乐的齐言诗（即声诗）的总结性研究。而《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集》则是对宫廷祭祀乐歌以外的全部隋唐五代杂言歌辞的总结性研究。王小盾（即王昆吾）的《唐代酒令与词》一文（90年代结集出版）对舞蹈与酒筵对词的产生作用作了描绘，明显与乃师的研究相接续。七、唐代文学史料的整理、作家名录及研究资料的编纂 80年代唐代文学研究风气改变的一大特点是实证之风的兴起，作家生平、诗文系年之类的考据文章大行于时。学者们有计划地着手整理大型唐代文学史料、编纂作家名录及唐集书录、资料索引等。这方面的著述和论文都很多，不能一一尽述，以下择要叙述其中卷帙较大、影响较著的几项。其一是傅璇琮主编的《唐才子传校笺》（此书五册，80年代出版前四册）。《唐才子传》是两《唐书》文苑（文艺）传以外唯一的唐代作家传记史料，参考价值颇大。但因间收野史杂说，芜杂不实之处亦多。《校笺》吸纳近年研究成果，对其资料出处一一溯源核查，凡作家生平记载，误者正之，阙者补之，是80年代作家生平考订最重要成果之一。其二是有关唐人（或作家）名录的几部书：郁贤皓《唐刺史考》、吴汝煜《全唐诗人名考》、周勋初主编《唐诗大辞典》。《唐刺史考》以唐代行政区划之道为次序，依据唐宋史籍、唐总集、别集等，录出自唐初至唐末州刺史（包括使府节镇）官员名姓、任职年代，对考订作家行迹、交游及唐人别集注释等，功用极大。《全唐诗人名考》将《全唐诗》中人名（包括以职官称、以行第称）一一予以考订。《唐诗大辞典》是一部关于唐诗知识的综合性辞典，而其中学术分量较为重要者，是有关作家传记部分。另有傅璇琮、张忱石、许逸民编《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索引》，也是一部大型唐人名录工具书。其三是几部唐集的目录书：陈伯海、朱易安编撰的《唐诗书录》、孙琴安《唐诗选本六百种提要》等，以《唐诗书录》最称完备。此书将唐宋以下的唐总集、别集流传情况版本渊源，至当代整理之唐总集、别集、选集出版情况，皆予载入。其四是关于清编《全唐诗》的整理和辑佚。整理清编《全唐诗》是数代学人的愿望。1982年，中华书局合编王重民《补全唐诗》、《补全唐诗拾遗》、孙望《全唐诗补逸》、童养年《全唐诗续补遗》数种为《全唐诗外编》出版。其时有众多学者从事《全唐诗》订误、辑佚、辨伪等工作，不断有零星佚诗被发现揭出。重要的著作有河南大学《全唐诗重篇索引》等。陈尚君辑《全唐诗》佚诗4000余首，其工作至80年代末已经竣工，至1992年，与原《全唐诗外编》合并成《全唐诗补编》三巨册出版。八、热点作家、热点作品的深入研究和讨论 80年代的唐代文学研究，一开始就形成了几个热点作家：李白、杜甫、王维、韩愈、柳宗元、李贺、李商隐。所谓热点作家，是关于他们的研究论文相对较为集中，数量也较多。热点作家原是此前唐代文学研究的客观存在，也可能与70年代学术批判（评法批儒）的逆向承接有关，例如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就对李白与杜甫两个研究热点的形成有直接关系。热点作家中，李白的研究最为“盛况空前”，并且再形成与之的关的热点问题，如：出生地问题、家世问题、生平问题、几次入长安问题、交游问题、东鲁寓家地问题、卒年问题等。李白的作品，有些也成为学术争论的焦点，如《蜀道难》主旨、《忆秦娥》主旨及李白词真伪等。80年代的李白研究，宏观方面的不少，微观的则更多，甚至一首诗的系年、一个地名，往往也可以引起争论。其他几位热点作家的研究，虽没有如李白那样的盛况，其研究也相对较为细致，而且也形成了一些热点问题，如李商隐《无题》及《锦瑟》诗的解读、牛李党争与李商隐的关系，白居易《长恨歌》主旨及“新乐府运动”的有无等。热点作家、热点问题的形成，易于将研究导向深入，从而开拓作家研究的领域，取得学术的长足进步。例如80年代的李白研究、李商隐研究的成果就非常显著，“二李”研究大家辈出，如李白研究大家朱金城、安旗、郁贤皓、裴斐，李商隐研究大家刘学锴、余恕诚、董乃斌等。除此以外，学术界就盛唐气象、边塞诗评价也曾展开过热烈的讨论。九、多元化研究方法的形成和主流研究方法的确立 80年代的唐代文学研究的过程，就研究方法而言，是单一的唯物史观研究方法向多元的研究方法转变、过渡的过程。多元化研究方法，包括了人性、人情、人道主义的科学方法，还包括了现代西方流行的诸如心理学研究法、符号学研究法、接受美学研究法等。新研究方法的使用和引入，扩大了研究视野，拓宽了研究领域，取得了一些瞩目的成果。董乃斌、陈伯海二位是较早倡导新方法、且是效果最好的研究者。董乃斌对新方法的运用是多方面的，其论文《唐人七夕诗文论略》就是他将唐代文学与民俗学研究交叉融合的尝试。他又将新方法大量使用于对李商隐的研究上，如《李商隐诗的语象——符号系统分析》即是以符号学分析李商隐“灵智活动”（创作心理）的代表作。陈伯海是宏观研究的倡导者，并以宏观研究的方法建构新的唐诗学史，《唐诗学引论》是他宏观研究的代表著作。全书对唐诗的特质、唐诗的渊源、唐诗的流变等有精要概括的论述，是80年代优秀的唐诗学史著作。80年代中后期的唐代文学研究出现了两种现象：一种是平庸无学术价值的文章大量重复出现。例如80年代参与《长恨歌》主题讨论的文章居然多达百篇之多，大多观点重复，新意不多；在李白生平研究中，也有不顾起码的文献史料而随意性很大的文章。一种是一些号称新方法研究者的生搬硬套新名词、新概念、学术含量不高却徒然扰人耳目、甚至造成某种混乱的文章不断产生。而80年代唐代文学研究终于能深入、健康地发展下去，取得很大成就，实有赖于文史结合的研究方法所取得的巨大业绩并为多数研究者所认可的缘故。坚持文史结合研究方法、成绩卓著、并在80年代唐代文学研究中居于领军人物的是程千帆、傅璇琮。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直接启示了后来众多的同类研究；程与其弟子莫励锋、张宏生关于杜甫的系列研究，傅关于李德裕、牛李党争的研究以及由他主编的《唐才子传校笺》，皆以其实绩昭示研究者应该遵循的研究途径。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热闹和喧嚣，传统的注重实证、文史结合的研究方法在多元化的研究方法中确立其主导的地位，多数研究者在经过一番自省后，研究心态显得更成熟、更稳定了。80年代的唐代文学研究，其成绩和经验值得回顾和总结之处尚多。以上仅举其荦荦大端而已。疏漏之处，遮所难免，敬祈识者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