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看的书是《庄子讲记》，内容很丰富，是台湾也是全中国著名的国学大师南怀瑾的著作。他的著作我以前看过《论语别裁》、《老子旁通》、《孟子他说》，都写的相当不错，但是我还是最喜欢这部《庄子讲记》。南怀瑾的写作风格是故事和说理型的，往往一边是故事，一边是浅显的语言阐述的深刻道理，而且上下几千年的历史故事在他手中是娓娓道来，相当经典、有趣味和精彩。他写的文章，虽然是分节的，每节都是小段的历史故事，但是，我往往是看了这段还想看下面的几段，因为实在是太精彩了，我很痴迷！我书架上也有一本我看过的于丹《〈庄子〉心得》，我不是故意地对比这两个人的水平。这是两种风格：于丹的著作中落笔的多在于丹自己的生活琐事和就庄子记载的故事而论庄子思想较多，个人感觉味道比较淡，现代气息比较多；而南怀瑾的著作则是针对庄子的深邃思想，从中国上下几千年的历史找到对应的故事来阐述，往往又有历史故事，又有经典的诗词，很有中国传统文学的醇厚韵味和历史厚重感。《庄子》本身的故事往往独具一格，外形很散乱，几个故事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关系，我是看了南怀瑾所著的《庄子讲记》才真正明白了其中的内在的逻辑关系，不得不深深地由衷佩服庄子的传奇逻辑思维、独特的视角、优雅独到的文字、飘逸流畅的思想、宽广的时间和空间想象能力。庄子的思想魅力影响中国的，不仅仅是道家，更多的是儒家，佛家，儒家和佛家用的是庄子的思想，但是又不敢明确地承认来自于庄子；庄子的文字影响中国的，也不只是老庄学派，更多的是历代的文人，包括司马迁、郭象、王安石、苏东坡、曾国藩等历代鸿儒大哲。至于庄子对曾国藩的影响，我是前些日子在看《曾国藩〈心述手记〉》时偶然看到的，而且曾国藩在家书中给其子曾纪泽指点八到十种必看的中国经典著作时，就专门列举了《庄子》一书。就曾国藩个人的历史表现而言，也是遵循了庄子的“无为中有为、功成名遂身退”以及“外用儒术、内怀老道”亦即“内圣外王”的思想，处高位而如履薄冰，握大权而如制小烹，在功成名就的时刻，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其中我博客说明档中的“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及“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坦坦荡荡,虽逆境亦畅天怀.”均是来自于曾国藩对于《庄子》富有辨证思想的感悟。 《老子》中指出，世界上的圣人可能不只一个，但真理却只有一个。东西方的真理也是如此，只是表达形式不一样罢了。庄子是中国本土的圣人，他的思想是高深的哲学和人生思想，很神奇的是，印度传到中国的佛家思想也与其出奇地一致，灵魂是一致的，只是表皮外观不同而已。虽然大约在一年之前，我就对佛家很感兴趣，当时是觉得禅宗的思想很有趣，思维视角比较独特。但是，经过偶然的几次机会，也就是佛家所称的“缘起”，我接触了佛家的思想，对其有了更深的认识，感觉以前真的对佛和佛法有太多的误会与迷信误解。内心信仰佛家的思想，不是说烧香拜佛就一定是信，关键是有没有佛心。真正的信仰是埋在内心的种子，慢慢地滋润生长壮大，充实自己的内心和灵魂。内心有佛法，何处不佛国？内心无佛法，天堂亦是地狱。自从接触了禅宗和大的佛家思想以后，我的心更清净，心中没有那么多无谓的担忧，看淡了很多东西，包括感情、金钱、地位等等所有名利。以一种佛的心态去平等地观察世界，体验世间的种种感受，心中多一份善念，脑中少一点杂念。世间的一切，包括人的自身在内，都不是永恒的，只是在这个世界上以一种独特的形式存在过而已，所以，你若想牢牢地抓住，可能失去的更快。物质变化的是形式，而其内在能量可能并不改变。得到什么，失去什么，如果你想的太多，往往会有更多苦恼。世界上本来没有那么多苦恼，都是因为人的思虑太多而引起，都是因为人的欲望太多而产生。如果一个人真的能看清得失无常这个道理，放开心态，自然没有那么多苦恼。苦难是培养一个人的最好大学。如果一个人能够经历苦难的磨练，以另一种视角看待苦难，这个人以后丰收的绝对不只是物质的丰裕，还有精神上的充实。 《庄子》阐述人要清净无为，以一种谦虚的心态去迎接世界出给你的人生难题。佛家则讲究“空”和禅无，也是一种低调的姿势去战胜种种困难。人的清净无为不是消极无为，是心灵清净，但态度要努力进取，知道自己的处境，积极奋发向上，按照事物本来的发展规律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不要逆着事物的规律去行为，这也就是顺天道而为。惟有顺乎天道，才有可能成功。顺天则成，逆天则败。天要你存，你不存都得存，天要你灭，你不灭都得灭。佛家的空和无，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什么都没有，没有本身其实也是一种状态，有和无，实和空，都只是一种状态而已。比如一个玻璃杯在你面前，里面没有装水，那是空的，但是里面有空气，你却看不到空气，总不能因为你看不到空气而说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吧？一个真正谦虚的人，一个真正心怀天下的人，不会在意别人对他的评价，不计个人得失，所以，才有那么多历史圣哲和文臣武将为后人所称道，袁崇焕即是明显的一例。别人对你好，对你真诚，你不要把别人当作是一个好好先生，啥都不懂的马大哈。有些人，是真正掌握大道的人，就象我最喜欢看的小说《尘埃落定》里的主人公二少爷一样，具有远见卓识和独特的常人所没有的慧眼，可以准确地把握趋势和预见未来，但是他某些时候的表现却很难为常人所包容，总认为他不伦不类，愚笨，或许，这也是大智若愚的真正表现吧：这样的人，由那些聪明人看起来，真的是啥都没有，没有一样特长，没有一点优势，也没有一点别人羡慕的地方。 有人说，庄子的态度是消极的，避世的，佛家的思想也是消极的，避世的。这其实都是一种误解。庄子的思想是一种可入世也可出世的思想，总体还是一种入世的思想，其主题在于入世，在于警醒世人，在于引导世人更积极地生活。庄子嬉笑怒骂，目的不在于骂人，而在于揭示事实，在于阐述道理。庄子从修身，养生，内修素质，外治天下，内圣外王的次序阐述一个人应该怎样地作为，怎样地为人处世，怎样地艺术地文明地高雅地去生活和开创自己的事业治理属于自己的那一片天下。名利，得失，生死，所有的一切，庄子都已看透。人，就是要快乐地活着，从大地中来，到大地中去，最终都是化为大地。快乐，与财富多少无关。种什么瓜，结什么果；你怎样对人，你就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重视生命，重视健康，重视这个世界。同样，佛家以慈悲为怀，讲究众生平等，内心平静，处处是佛国，所以，真正有了佛的理念，在哪里都可以宁静，这正是一种更积极的人生态度和处事方法。佛心是对众生怜悯，悲众生之苦，痛众生之不悟。名利，得失，生死，在佛家看来，都是红尘中给人带来种种烦恼的源头，也是人最容易产生欲望的源头，贪嗔痴，都与此相关。佛家倡导重视生命，自视内心，检讨自己的言行过失，反省自己的内心，宽容，圆满自己的智慧，驱除内心的孤独，即使是在苦境中也要快乐地生活。总之，庄子思想与佛家思想都是追求人的一种内心的宁静和平和、澄净，追求一种包容的心态，追求一种豁达的心境和温和的处事态度。 佛道本一体，我喜欢庄子的豁达，我也喜欢佛家的宽容。平静的心态，豁达的心境，得意时淡然失意时坦然的生活态度，这是我一直努力追求的境界。
抄作业是不好的。不过我能提供些资料1.孟子：孟子（前372年～前289年），战国时期鲁国人。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著有《孟子》一书。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成为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师，有「亚圣」之称，与孔子合称为「孔孟」。有作品《孟子》流传后世。孟子中心思想：《仁政》《王道》参考名句：长幼有序。——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惟孝顺父母，可以解忧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2.墨子：墨子，约在公元前468年～前376年，名翟(dí)，鲁人。墨子是我国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社会活动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创立墨家学说，并有《墨子》一书传世。中心思想：《非攻》《兼爱》参考名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译文】兴天下的利益，除天下的祸害。兼爱。【译文】不分等级，不分远近，不分亲疏地爱天下所有的人。非攻。【译文】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人类和平。尚贤【译文】不分贵贱地推荐、选拔、使用德才兼备的人。尚同。【译文】政令、思想、言语、行动等要与圣王的意志相同一。节用。【译文】反对奢侈浪费，主张勤俭节约。节葬。【译文】反对厚葬久丧，主张薄葬短丧。非乐。【译文】反对奢靡的音乐活动，提倡节约人财物力。非命。【译文】反对命运之说，主张强力从事。天志。【译文】天是有意志的最高主宰，天的意志是兴利除害。明鬼。【译文】辨明鬼神的存在，鬼神能扬善惩恶。兼相爱，交相利。【译文】既爱自己也爱别人，与人交往要彼此有利。若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犹有不孝者？庄子：庄子（约前369年—前286年），汉族。名周，字子休（一说子沐），后人称之为“南华真人”，战国时期宋国蒙(今安徽省蒙城县,又说今河南省商丘县东北民权县境内）人。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老子哲学思想的继承者和发展者，先秦庄子学派的创始人。他的学说涵盖着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根本精神还是归依于老子的哲学。后世将他与老子并称为“老庄”，他们的哲学为“老庄哲学”。中心思想《天道无为》参考名句：《周庄梦蝶记》,《逍遥游》（自己看吧，网上的翻译大把）综述：些墨子好点，因为他的思想和现代更符合，比较好上手
写篇 庄子的吧，不会太难，又不偏。
孟子人性论对当代教育的价值 孟子的人性论主要包括性善、向善、为善几个环节，其宗旨就是通过道德教育，使人们能够在后天把“四端”发展成为“四德”。现代德育在“性善论”的影响下，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进一步完善了道德教育的目标、功能与道德教育模式，使受教育者在接受德育的背景下，终身运用德育去完善自我的“善端”。 充满智慧的儒家哲学思想，蕴涵着丰富的道德教育思想。它用其自身的独特魅力，为现代德育奠定了稳定的根基，并引领着现代德育趋于完善。“性善论”——仁、义、礼、智的“四德”，从古至今，诠释着一个宗旨，即在构建理想人格的过程中，德育必定发挥着其自身的价值与意义。但是当施教者在道德教育的过程中如何让受教者形成自我教育意识？一直是现代德育工作者反思的一个问题。 一、性善论的析要。 《孟子·公孙丑上》指出：“无恻隐之心， 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人性“四德”为现代道德教育找到了人之可教化的理论基础。 （一） 人“向善”与“行善”的动机。 孟子认为人性中具有先天的“善端”，所谓“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显然，人作为个体具有“善端”，但是，这种“善端”只不过是处于道德心理的萌芽状态，还不具有仁、义、礼、智的道德品质。个体的“人”只有经过个体的主观努力，其仁、义、礼、智四种善的萌芽，才能成为真正的“人”。孟子的“性善论”继承了孔子的人性论，提炼了人“性善”的本性，突出了人与生俱来就有“向善”的秉性。 孟子在倡导人之本质根植于善的同时，也证实了教育是个体发展的必要条件。对于每一个降临到这个世界上的生物人来说，在“成人”之前，必先“成才”。人有双重生命，父母那里遗传的生命是物质基础； 人要成为真正的人， 还要经历“二次生成”———为人之道，即可“成人”。人在有“向善”的根基上，进行必要的道德教育，才能激发内心的主观“行善”的心理情感。“行善”不是为了功名利禄，而是出于个体主观的“善端”。（二） 人“为善”的意义。 孟子“人性论”论证了人在“成人”的历程中，具有“向善”的本性与“行善”的主观意愿。他在对人“善端”肯定的同时，也论证了“成才”的必要条件———“为善”。“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良知也。”孟子对人的“良知”“良能”品性的论证中提出，仁、义、礼、智等普遍道德准则不是自外强加于人的，而是源于人的内在，生发于人善良的本性。然而，孟子通过“圣贤人格”告诫人们，“善端”如果没有给予积极的保存，必然会受到外界的影响，而逐步消失。“内圣外王”的高尚品质就是在“为善”中拓展“善端”的结果，它也肯定了人们是在“为善”中实现自我价值。当然《孟子》中又言，“圣人与我同类”；“曹交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孟子曰：‘然’。”“圣贤”的人格被人类赋予了极致性与神秘性，看似遥不可及，但是，“学而至之”的言论， 又激起了人类挑战自我的志向。人之“四端”，体现出人具有先天成德的天赋，但是孟子认定唯有“向善”的动机与“为善”的能力，才能扩充人的“善端”。人从“自然人”转变成“社会人”，全然依赖于“求真”“向善”与“粹美”的思想教育， 这也是人在生存之际，锤炼人格的必经之路。所以， 孟子强调了人在内求外修的同时，莫忘教育的重要性。人只有在接受教化的过程中，才能体会到“真、善、美”的真正价值之所在。 二、现代德育中“善”的体验。 在孟子看来，良心是内在本质，是人们外在德行的根源，是万善的本源。人性和道德的完善，有待于后天的学习和努力与“善性”的扩充和培养。中国传统德育模式在“性善论”的指导下，强调教师“教化”在德育中的作用，而现代德育受“性善论”的影响，倡导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德育模式。 （一） “性善论”指引下的现代德育目标。 理想的德育目标应是“学为圣贤”， 即是用“君子”人格来实现。“性善论”是依据人所固有的善性而进行的教育。现代德育目标亦是把握道德存在的可能性，通过人的内在自觉和外在修养，把可能的善性转化为现实的善性。争取使每一个人在道德修养方面享受人人平等待遇，倡导人们按照“理想人格”：“持志养气、动心忍性、存心养性、反求诸己”要求自己。若要成为尧舜之人，就必须达到内在精神与外在言行举止统一的境界。孟子对道德主体的人本关怀观，预示着社会对人的道德要求，必须尊重并满足人精神生活包括道德生活在内的需求，提升人的道德理想、道德品质和道德境界。学校的道德教育也只有侧重挖掘和激发学生内在的善良愿望，充分发挥良心的道德调节功能，将被动的教育形式转化为主动性、自觉性的个体活动，才能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达到终身教育的目的。 （二） “性善论”影响下的现代德育功能。 “性善论”是教育史以来，第一次从理论高度上对人自身本质加以认识和阐述。现代教育思想从施教者和受教者两个方面，探究出人“善”之本性， 是教育活动顺利进行的基本条件。教师本着“善”的品行，为学生树立了榜样；以学生“善”之本，规划了其发展的进程。学生本着“善”之端，在他人教化中使其得到拓展；本着“善”之根，在自我教化中实现自我价值。道德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零，儿童从一开始就是道德生活的主体。设想，倘若教师在教化过程中，体会到学生内在具有“不思而虑的良知”和“不学而能的良能”的“善端”；学生在受教过程中，体会到自我“向善”的意愿和“为善”的能力，也许，德育实效性就能真正得以实现。孟子的“四德”与“五常”为中国传统文化注入了一种道德意识、伦理精神。扩充“善”的过程，正是构建人与社会的和谐伦理的过程。社会在德化中发展，人类在德化中成才，没有德育存在的社会，就没有人的精神家园；没有德化的人生存的社会，是混乱而危险的社会。德育本着“人性善”而为社会与人类提供着最根本的物质与精神保障。“仁者无敌”“与民同乐”的“民本论”启示学校教育必须立“德教”为本，倡“尊贤尚德”为主的德育目标，仅此才能真正发挥德育的真正意义所在。道德教育的知情意行基于“善之始”，它为学生自我身心发展提供了舞台。 （三） “性善论”意蕴下的现代德育模式。 “善端”的本性为人类道德教育追求“浩然之气”的理想目标提供了可能，然而，如何把可能变为现实，孟子“性善论”解析到，具体的德育模式就是知行的辩证统一。这正凸显了儒家思想关于道德理论与道德实践的知行关系的论述，道德修养的重心应放在“力行”“躬行”。那么现代德育又是如何通过具体的德育模式把道德理念转化为道德行为的呢？孟子“内求外修”的德育思想，启示现代德育的主要途径唯有提高自我的道德教育意识，培育道德的自我。这一做法的实质是：强调个体在行动中要彰显自我的主体性，重视自我思考、自我判断、自我体验，要学会独立思考并作出合宜的选择，此思想与当代的价值澄清法有相通之处，与当代德育强调“学会选择”主旨殊途同归。孟子所塑造的人格理想，实质是为现代德育模式树立了高尚道德的理想典范。他认为，道德的完成就是四端的扩充、发扬，就能有一种彻底的自我认识，此谓“尽心”。任何德育范式都是建立在一定的道德学习机制的理解之上的，但是，真正具有“道德”意义的道德教育，不是把社会现存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灌输给学生，使学生成为一个个“美德的集合体”， 而是“启发”和“唤醒”学生的道德自觉和道德良心，使学生树立道德理想、领悟人生真义。现在社会上评论学校德育的一种流行说法是，“5 + 2 = 0”，即学生在学校接受的5 天的思想教育，抵不过在家庭和社会对他2 天的影响。正如孟子所言，“存心养性”与“反求诸己”的道德理念警示现代德育的“教条性”与“形式性”必须被推翻。所谓，“生活的外延有多大，那么德育的外延就应有多大。生活世界是德育的根基”。现代德育模式必须继承和发扬传统的道德教育观念，应该由内向外地渗透德育的价值与意义。 三、未来德育的变革是“性善论”的衍生。 当今人们物质生活水平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在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应该有高扬高层次的“善”的追求，赋予“善”以更广的内涵和鲜明的时代特色，去努力打造真善美的统一。孟子蕴涵道德责任意识的“性善论”，能够唤醒人们追求人格理想的信念，主动地实现和完善自身道德，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未来的教育终将走向终身教育的模式，而道德学习的形式必须依靠个体的主动性，道德的形成应该是自然而然完成的。未来的道德发展，取决于道德接受和道德选择，在生活与学习中，当人们选定了自己感兴趣或者认为重要的领域后，余下的广阔空间就可以交给自身德性的本能反应和习惯行为，在道德与社会发生冲突时，自主抉择的行为将会出现，这样才符合道德生活的自然状态，才能提高个体的道德效能。
闲翻《孟子》，觉得孟子的文章篇篇都像杂文，如投枪匕首，似针砭药石，孟子就是个不世出的杂文家。他的思想、语言、学识、见地，都是我等难以望其项背的;他的尖锐、勇敢、泼辣、犀利，也是我等难以企及的。一个杂文家要想写出点像样的东西，不妨学学孟子，仿效借鉴，苦心揣摩，必将受益无穷。首先要学孟子的正义感。一些杂文家老觉得自己的东西写不好是技巧问题，其实很多情况下是正义感缺失所致。孟子让人震撼，是因为他的正义感非常强。“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他所恃的其实就是一股“正气”。“仁则荣，不仁则辱”，是他一向身体力行的荣辱观;“舍生取义”是他的做人原则;“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则几乎成为数千年来志士仁人的处世标准。倘若学得了孟子的正义感，我们对那些乌七八糟的人和事就会生出愤怒，杂文就会有血性，就会迸发火光，写得痛快，读着解气。孟子虽然没有标榜自己代表人民，却事事处处为民众说话，为苍生请命，这也是今天的杂文家应该学的。他希望看到“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的社会;他向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时代。每有灾荒，他就会力劝开仓赈灾;他对王室“庖有肥肉，厩有肥马”而“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极端愤怒，斥之为“此率兽而食人也”。而“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则是他流传最广的名言，振聋发聩，石破天惊，让很多君主头疼。因此，朱元璋才会先禁《孟子》，后又删《孟子》。此所谓“孟子写杂文而独夫民贼惧”。当然，我们还得学学孟子的会说理。杂文是说理的艺术，理说得是否透彻、服人，是评判杂文水平高下的重要标准。孟子的说理，循循善诱，环环紧扣，举一反三，逻辑严密，高论迭出，令人信服。谈君臣平等相待道理，他出语惊人：“君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谈做人自强道理，他掷地有声：“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谈王道的“不做”和“不能”的道理，他一针见血又循循善诱：“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此外还可学学孟子的善讽刺。讽刺是杂文的特质之一，它常常是杂文别于其他文种的一种独特滋味。孟子是个善于讽刺的高手，语言辛辣尖锐，风格诙谐幽默，纵横捭阖妙不可言，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他以“五十步笑百步”来讽刺梁惠王的口惠而实不至;以“拔苗助长”典故来教育公孙丑不要违背事物发展规律，干那些吃力不讨好的事;以“齐人有一妻一妾”的故事来讽刺那些不择手段来求取富贵的利欲之徒;他讽刺桀纣“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愚蠢可叹;他讽刺齐宣王“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的荒唐可笑。他的讽刺，言辞有据，不留情面，构思巧妙，极具战斗力，至今读来仍虎虎有生气。向孟子学杂文，可学者远不止此。《孟子》是一座杂文宝库，只要我们心存虔诚，定会满载而归。来源：课外语文·中
众所周知，孟子的仁政思想是在继承和发展孔子仁学思想及德政思想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孟子将孔子所倡导的仁之爱亲、爱人原则及自己主张的人性善理论用之于现实政治领域，把根置于血缘亲属关系中的仁爱原则推之于整个社会，即“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如果说孔子的仁学思想及德政思想还只是一些语录式治国原则的话，那么，孟子的仁政理论则具有了相当系统完整的内容表述。孔子虽然从各方面对“仁”加以阐释和规定，但更多是局限于道德伦理、人生哲学领域；由于孔子罕言“性与天道”，从而使其仁的论说缺乏终极价值依据。为了使孔子之仁具有本体论依据，孟子着重发展了孔子关于“仁”的思想，从内在性（心性）与外在性（天命）两个层面为“仁”寻找终极的价值依据，在其仁政学说与人性善理论之间建构起了密不可分的内在逻辑联系，为其仁政思想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人性论基础。孟子的仁政学说，无论在儒家政治思想发展史上，还是在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对后世的政治理论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本文试图对孟子仁政学说中的两项主要原则即经济原则和道德教化原则做一番阐释。 孟子的仁政思想有两个必然之前提，此两前提互为补充说明，缺一不可。一前提为井田经界之准确划分（“夫仁政，必自经界始”），另一前提为百姓民众生无衣帛渔肉之忧，死无送终厚敛之虞（“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认为，实施仁政一定要从正经界开始，他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1]经界不正，就会导致各种不合理社会现象的滋生及暴君污吏胡作非为、无是非曲直价值标准等混乱局面的出现。若井田之经界划得准确，皆为百亩之田，“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因此，正经界是实施仁政之第一要务。经界既正，孟子设想的西周时期实行过的井田制便有了实施的可能[2]，正经界是正井田的基础，正井田是正经界之必然。“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3]孟子所说的“耕者九一”具体说就是“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家，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4]。孟子所设想的井田制与西周初年实行的井田制已大不相同，带有理想化的成分在内。孟子设计的井田制是以一家一户小农生产为基础的小农经济制度，其政治目的就在于使庶民百姓都能牢牢扎根于土地之上，从而达到“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5]的目的，百姓民众才会无衣帛渔肉之忧，送终厚敛之虞。做到了“正经界”和“养生丧死无憾”，只是孟子实施仁政王道的开始。 春秋战国时期，旧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和解体，对社会政治秩序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和破坏，形成了“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同乐”的社会风尚。孔子曾说过：“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6]在孔子看来，只有解决了庶民百姓的生计问题，消除了社会贫富不均现象，才能使社会达到稳定和谐的局面。可见，关注庶民百姓的生存条件、生活状态一直是儒家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孟子在其仁政思想体系中同样把儒家的这一鲜明思想主题作为自己的题中应有之义。孟子针对当时社会上兵燹不已、战乱不断，庶民百姓“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7]的悲惨局面，指出要让百姓做到“养生丧死无憾”，当务之急就是解决制民恒产的问题。如果说“正经界”与“养生丧死无憾”是孟子仁政思想实施基础的话，那么，制民恒产就是孟子仁政思想实施的第一步。所谓“制民恒产”就是为百姓提供必需的生产生活资料，孟子的政治逻辑就是，治民之要在民事，民事之重在民生，民生之保障在民产，有民产之结果是民心向善，民心向善之结果是便于实行仁政。故使民有固定之民产（恒产）便成为孟子推行仁政的当然要务，这就是孟子所强调的“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8]实行仁政必须从解决棘手的经济问题入手，从解决老百姓的实际生活需要入手。孟子所主张的“制民恒产”的内容非常丰富，它往往突破了孟子仁政思想体系的框架而蕴涵着宝贵的思想资源。具体说来，孟子所主张的“制民恒产”大致包含三层含义：一是主张给民众百姓以足够的维持生产生活的基本生产资料，使民众百姓能够自觉地依附在土地上，“死徙无出乡。”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做保证，才会在此基础上产生良好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从而保持社会处于和谐与稳定的状态中，若百姓连最起码的生存条件都得不到满足和保障，就会铤而走险，“此惟救死而恐不瞻，奚暇治礼义哉！”[9]民众就会做出危害社会、危害道德的事情，“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善之，故民之从之也轻。”[10]孟子试图从经济生活中去寻找和解释道德意识和观念产生的原因，肯定人们解决吃饭穿衣问题要求的正当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庶民百姓的愿望，是一种正确的政治思维方法。孟子的这一表述是在继承其前辈思想家特别是孔子先富后教思想及管子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思想的基础上总结升华出来的，是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一种真实朴素的反映。孟子得出的结论就是：对广大民众百姓来说，有无恒产至关重要，它是决定国家之兴衰、社会之治乱、政治之是非、政权之安危的最重要前提。因此，如何使民众能够拥有恒产就成为孟子实施仁政过程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制民恒产”的第二层含义就是在满足民众百姓维持生产生活的基本生产资料的基础上实行一系列政策措施：这些措施具体说就是：（1）养老政策。孟子为有恒产者老有所养描绘了一幅绚丽多彩的美好蓝图：“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载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11]孟子还以文王善养老为例来说明：“天下有善养老，则仁人以为己归矣。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也。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实，老者足以无失肉矣。所谓西伯善养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树畜，导其妻子使养其老。五十非帛不暖，七十非肉不饱。不暖不饱，谓之冻馁。”[12]这可以说是孟子理想中的大同社会，与《礼记》所描绘的大同社会有异曲同工之妙。孟子对养老政策的描述是中国早期思想家对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一种有益探索，对我们今天所实行的养老政策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2）土地政策。所谓土地其实就是孟子所谓的“恒产”。在以农耕为基础的中国社会，土地无论对广大民众还是对国家来说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孟子把土地与人民、政事并列为诸侯的三宝，足见孟子对土地问题的重视。孟子主张“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13]。孟子认为，为政者只有制定相应的土地政策，才能使民众能够世世代代安心于土地劳作，有了充裕的物质财富，国家才会稳定，君主地位才会巩固。（3）渔业政策。春秋战国时期齐文化最重要的经济特征之一就是倡导渔盐之利。孟子长期游学于齐国，深受齐文化重商思想的熏陶和影响[14]。像充分利用土地一样，孟子主张开放湖泊河塘，“泽梁无禁”，任人捕捞，百姓就会增加渔业产品。为了避免竭泽而渔现象的出现，应制订禁渔措施，如在规定的时间里禁止捕渔，不得用密网捕渔等，如果按照这一措施执行，则“鱼鳖不可胜食也”[15]。（4）林业政策。与土地政策、渔业政策一样，在林业上，孟子也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在以（土葬）棺椁为主要安葬材料的古代社会，拥有一定数量的林木就显得非常必要。在孟子的意识中，林木并非永久性资源，不可任意无节制地砍伐，而是按照一定的时令进行砍伐，“斧斤以时入山林，”只有做到循序渐进，林木才有再生长的时间，长此以往，“材木不可胜用也”[16]。材木不可胜用，百姓才能得以厚葬其父母以尽孝道。因为在孟子看来，“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谓当大事。”[17]孟子“制民恒产”的几项政策措施可以说是对孔子重民富民政策的进一步细化和深化。“制民恒产”的第三层含义就是主张发展流通型商业经济和商业生产。显然，这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耕社会里也是一种非常有远见的思想，同时也表明了齐文化对孟子思想的深远影响。众所周知，中国是以小农经济为特征的农耕社会，对商业生产一直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早期法家尽管提出了一系列发展农业生产、促进社会进步的措施，但在对待商业问题上却是相当保守落后的，认为发展商业生产势必会影响和妨碍农业生产的发展。如商鞅所制定的一系列政策，目的就在于逼迫百姓弃商返农[18]。孟子认为，商品只有在流通交换中才能实行其商品价值，这与孟子的社会分工思想是相一致的。孟子认为，对贩运中的商品不必征收关税，“去关市之征”[19]，而对欺行霸市的奸商行为，则必须征之关税，“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垄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焉。”[20]这个主张除了有利于发展工商业外，同时也减轻了对小手工业者、小商人的征税，维护了他们最基本的权益。针对农家学派代表人物许行提出的“市价不贰”的主张，孟子从社会分工的角度给予了批判。许行的一系列理论是以原始公有制社会为基础提出来的，是不切实际的理论空想。尽管孟子的理论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但对许行辈的批判却击中要害，具有非常明确的现实针对性。孟子对流通型商业经济和商业生产的强调，表明在孟子时代，儒家思想已不再是纯粹的不受外在思想影响的儒家，而是熔铸了各家各派思想精华的儒家，是为了摆脱困境而不得不调整和改变自身发展方向的儒家，同时也使儒家在与各家各派的争鸣中有了更大的包容性。 民有恒产只是从经济制度上解决了百姓的生产生活资料问题。因为没有恒产，其他一切就根本无从谈起。但如果给了百姓足够的土地，以为从此可以高枕无忧，社会就可以太平无事，就可以顺利推行王道仁政，在孟子看来，这也是不可能的。在制民恒产的同时，还要辅之于取民有制，这一点非常重要，制民恒产与取民有制不是分离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合则美，分则伤；两者共同构成了孟子仁政思想中的经济利益原则。怎样做到取民有制？孟子有非常明确的主张。首先，孟子反对横征暴敛，滥用民力，主张省刑罚，薄赋税。他希望统治者要“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21]，“明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22]。具体措施就是实行什一税制度，孟子认为最理想的赋税当以古代圣君尧舜所实行的十取一税率为法度标准，“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23]在三代时期，土地归国家和王者所有，不准买卖，即《礼记·王制》所谓的“田里不鬻”制度。自春秋以来，铁器的广泛使用使私有土地的存在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各国统治者不得不制定和出台对私有土地进行征税的管理办法。这样一来，实际上是承认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论语》中就记载了春秋末期鲁哀公与有若的一段对话，“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24]可见，在土地私有制实行的早期，国家收取十分之二的税率是很高的。孟子反对什二税制度，并从历史上的先圣先王那里寻找历史根据，他说：“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25]十分之一的税率比鲁哀公时的税率降低了一倍，这在孟子看来是合理的税率。税赋征敛关乎国计民生，为各国政治家、思想家所关注。孟子反对重赋，反对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徭役赋税之征用征收对于国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收入，徭役赋税之轻重直接影响到人民的生产生活状况，若徭役赋税过于繁重无度，就会造成“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26]的社会恶果；若赋税太低，虽能减轻百姓负担，但却难以支付国家机构庞大的经费开支。因此，孟子并不反对民众对国家应承担的正常的赋税义务，并不认为赋税越低越好，他主张征收赋税应保持适中适度的原则，要有节制，要合理、适度，以国家机构能够正常运转为最终依据和标准。因此，当白圭提出“吾欲二十而取一”时，孟子认为这种税率太低，不可取，并斥之为“貉（貊）道”。孟子认为，二十取一，放之貉之国则可，放之中原华夏之地则不可。若一概以二十取一征之，则是“貉（貊）道”也。“今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27]可见，孟子是主张把税率限制在民众能够接受能够承受的范围内，使百姓能够满足最起码的生存条件，以达到“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28]的目的。孟子还指出，征收赋税的方式有三种：即征收布帛、征收谷米及征用劳役。贤德之君一般只用其中的一种，若同时用两种，百姓便有冻馁之虞；若同时采用三种，即使父子之亲也难以相顾惜[29]。从孟子仁政思想中所设定的经济利益原则可以看出，孟子不但为统治者在大政方针上设计了一套治国方略，而且在具体措施上也设计了一系列的治国步骤，不论其所设定的政策原则可行与否，至少有一点是必须肯定的，那就是，孟子的仁政思想在维护现存政权统治的同时最大限度地考虑到了民众的利益，真正体现了“民为贵”的思想，即使在大力提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仍具有其恒久的思想价值和意义
简析孟子道德修养学说论文
孟子认为，人性先天就是善的，人性先天含有仁义礼智这些美德的萌芽。下文是我整理的关于简析孟子道德修养学说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学习。
摘要 ：孟子是先秦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他在继承发扬孔子道德学说的基础上，对道德修养的思考更具有理性思辨的色彩。他以“人之初，性本善”的人性论为理论起点，将“浩然正气”的养成作为道德修养的中心议题，提出高尚的道德修养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三不能”独立人格，要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怀，要有“以先知觉后知”的社会责任感以及“严于律己”的自觉意识。
关键词： 孟子；道德修养；浩然之气
儒家强调人的道德修养，尤其重视知识分子的道德修养。孔子曰：“士志于道。”(《论语里仁》)“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论语宪问》)“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论语子张》)孟子在继承孔子道德修养的基础上，对道德修养的思考具有更加浓烈的理性思辨色彩。他的道德修养学说以“人之初，性本善”的人性论为理论起点，将“浩然正气”的养成作为道德修养的中心议题，提出高尚的道德修养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三不能”独立人格；要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怀；要有“以先知觉后知”的社会责任感以及“严于律己”的自觉意识。
一、孟子道德修养的人性论基础——“人之初，性本善”
人性善恶是思想史上争论不休的话题，对人性作出的不同论断建构出不同的道德修养理论。性善论者认为人具有先验善性，人的道德修养就是要继续发扬这种善性。性恶论者认为，人不具有先验善性，人们具有总结经验的能力，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改造先验的恶性，培育德性。孟子从性善论出发来构建理想的道德体系，确立了儒家道德学说的主流传统。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
孟子认为，人性先天就是善的，人性先天含有仁义礼智这些美德的萌芽。(P41)人天生具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恭敬之心，但人性是会改变的，人们所具有的本性是“善”的萌芽。“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
由此可见，“四端”只是善端的萌芽，它还不完备，具有不稳定性，并受到后天教育的影响。要使自己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就要充分发挥“善端”的内在因素，通过后天努力，积极拓展善性，否则，善端也会丧失，而倾向于“恶”。“富岁，弟子多赖；凶岁，弟子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孟子尽心上》)在孟子看来，人的道德资质是相同的，那些丧失了善良之心的人是因为自己主观上不能发挥自己的善性。孟子的性善论，不仅鼓舞人们要具有道德自信，更为人们道德修养的后天努力提供了广阔的拓展空间，显示出了人的价值所在。
二、孟子道德修养的核心——浩然之气
以性善论为基础，孟子以“浩然之气”的培养为中心对高尚道德的养成展开了深入的分析。
什么是“浩然之气”呢？浩：盛大、刚直的样子；气：指精神；合指正大刚正的精神。(P546)《孟子》记载了这样一段对话：“公孙丑问曰：‘敢问夫子恶乎长？’(孟子)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公孙丑问曰)：‘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孟子公孙丑》)
孟子认为，浩然之气，就是刚正之气，人间正气，是大义大德造就一身正气。当一个人有了浩气长存的精神力量，面对外界一的诱惑、威胁，都能处变不惊，镇定自若，达到“不动心”的境界。孟子将此概括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三不能”高尚道德情操。
道德的存养，不是一成即永成的，一念向善，固可以促成精神的升迁；一念向恶，也可以导致道德的崩溃。(P181)
在孟子看来，作为道德人格修养的“浩然之气”的培养，标准是很高的，要求是很严格的，它的养成并非一日之功，也不是人人可以养成。但人们对自身道德要求不应因为标准高，要求严而放弃，浩然之气是高尚道德养成的基本品质。
三、孟子道德修养的具体内容
以人性善为基础，以浩然正气的养成为核心，孟子提出了高尚道德修养的具体内容：
(一)高尚的道德修养要有高洁的独立人格。
什么是独立的人格呢？独立人格就是不依附于权贵，不屈从于物质利益，坚持自己高尚的精神追求。孟子将它概括为“三不能”，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三不能”强调了知识分子即使面对着高官厚禄也应该具有自己的精神追求和道德立场。孟子认为是人就应该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不受外来因素的干扰，“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孟子尽心上》)不管个人境遇是困窘还是很通达，都要坚持道义。这样，人才有内心的主心骨，才有独立的高洁人格，“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孟子尽心上》)独立人格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横遭物议之时，能够坚持高洁，拒绝平庸，特立独行。
(二)高尚的道德养成要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怀。
“浩然”原指气象宏大，胸怀宽广。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怀是浩然之气的重要表现。《孟子》有这样一段记载：子去齐，充虞路问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闻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时，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馀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
在孟子看来，历史每过五百年一定会有一位圣明的君主出现，并且会有一位辅助君主的杰出之士，从周武王到现在已经七百年了，论时势，现在正是需要圣贤大有作为的时候。如果上天想使天下太平，在当时的形势下，只有他才能承担这样的伟大使命。
应当说，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怀，影响着整个孔孟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但凡仁人志士，都有这样一种博大胸怀，延续到今天就是我们常说的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社会责任感。他们能够超越一己之私，将整个社会的安乐作为自己的关怀对象，作为自己一试身手的场所，这是儒家的传统，也是整个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
(三)高尚的道德修养要有“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的社会责任感。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孟子万章上》)
在孟子看来，知识分子相对于一般的社会民众来说，他们先掌握知识，先明白道理，先提高了道德水平，上天把这些知识分子培养出来，就是要去启发教育帮助那些普通的人民大众，让他们也能够有知识、有文化、有道德。上天把他们培养出来，就应尽自己的能力回报社会。
“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它本身对士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先知先觉的前提是要具有真才实学，还要有高尚的道德水平，如果文化水平不高，掌握的知识不精准，甚至道德水平低劣，就无从去教育民众，要真正履行好社会职责，就必须提高自己各方面的素养，才能“以其昭昭，使人昭昭”。(《孟子尽心下》)
(四)高尚道德的养成要有严于律己的自觉意识。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
孟子非常强调道德修养的自觉性问题。上天将伟大的历史使命赋予某人，一定会使这个人经历艰苦卓绝的身心磨难，通过这种磨难，来锻炼他的体魄，坚定他的意志，增长他的才干。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困难和挫折是在所难免的，正是通过不断克服困难，纠正错误，才能不断地砥砺情操，增长智慧。这要求人们要严于律己，对自己有一个明确的道德修养目标，这不是靠外在的法律条文来规范，而是靠内心的道德律令来指导。严于律己的道德自律是人们追求内心完善的一种驱动力量。
孟子的道德修养学说，昭示着人类道德理性的自觉，以及道德实践的既内在又超越的绝对价值。继承和借鉴其道德修养学说中所蕴含的精髓，有利于我们提高自身道德修养，完善自我道德人格，成为社会的道德楷模，也有利于社会良好道德风气的养成，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二人的人性论在以下四方面存在较大分歧： 1、“性”所指不同。孟子“性善论”中“性”主要指人的社会属性。“性者，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尽管他提到过一些人的自然属性，但却不承认这是本性中的性。而荀子“性恶”论中的“性”则主要是指人先天遗传的自然属性。“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正名》），荀子所讲的人性，是人的自然机能和性情。 2、对“性”本源的认识不同。孟子将普通的道德属性加在了“天”上，把“天”看成是一种抽象的道德规范，天道、人性合一。荀子提出了“天明人之分”的观点，“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并从理论上论证了要从人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同时，他还用天人之分的观点去论证了“性伪之分”：“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荀子·性恶》） 3、孟子强调先验的道德观，荀子强调后天的极伪而成。孟子通过“四端”论，说明了人的本性已经具有仁义礼智的“善端”，道德观念即是善端的扩充。同时，孟子还提出了良知良能来补充“四端”，同样“良能”也是生而就有的能力。而荀子指出“人之学者其性善”，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伪之分者也。”因此，他反复强调道德观念是后天学习积累而成的。从大方面说，孟子的性善论是站在历史事件已达到的静态成果角度，而荀子的性恶论则是站在动态的历史实践的追求过程角度。 虽然，两种学说存在着一些不同，但同为儒家思想，“性善论”“性恶论”仍有不少相同点。主要归结为以下两点： 1、人性追求目标同一为“善”。孟子不仅认为人生来本善，而且也认识到后天教育环境的不同导致最重的人性差异。基于此，他提出了追求善的人性目的论“明人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父，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样才会达到善的目的。可见孟子是以善为人性追求的最终目标的。荀子的性恶论虽然主张人性是生来为恶的，但他的性恶论追求的目标也是善而不是恶。“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这里不难看出他不仅提出了人性善的问题，而且还有一种追求善的倾向。他指出，“古之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执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重刑罚以禁之，是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荀子·性恶》）由于认为人性恶，所以荀子要求通过圣人教化、用礼义法度引导人不断进步，从而达到最高境界——人人为善，合于善也。由此可见，荀子的“礼义之化”同孟子所追求的善有殊途同归、异曲同工之妙。这充分表现了孟荀人性论在追求目标上的一致性。 2、修养人性的方法同样为教育。孟荀在人性最好追求上都归结于善，在达到此目标的途径上，也都选择了通过教育来修养人性。前者是扩充善端，后者是化性为伪。 孟子认为教育首先是要通过反求诸己的自我教育。“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孟子要求人们存心养性，“求其放心”，把失去的善找回来并扩充之。其次，孟子还十分重视教师对人性追求善的作用。他曾明确指出，“教人以善，谓之忠”、“夫子教人以正”（《孟子·离娄下》）由此，孟子对教育的重视可见一斑。 荀子由于主张人性恶，故他注重化性为伪，通过教育使人为善。“伪”是人为、加工的意思，在这里主要就是指教育，也就是说，只有通过教育才会使人变善，符合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 同时荀子也强调环境教育在人性善恶转化中的作用，“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捏与之俱黑。”（《荀子·劝学》）基于此，他强调“君子居必择邻，游必就士”，使自己在优良环境中受到熏陶，从而使自己符合圣王之道，以达到善的目的。另外，荀子还提供了积习致善的方法。通过锲而不舍和持之以恒，达到“涂之人可以禹”的境地。 当然，除此之外，二人的人性论在一些细节上亦有相似之处，比如孟子的“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与荀子“顺是”的类似，孟子寡欲思想同荀子节欲思想的相似等。 对两位巨匠人性思想的研究，两千年后的今人的热情，亦如古人。当然，孟子、荀子人性学说，在立论逻辑上都存在较明显的漏洞，严格讲都未必说得通，但这都是时代的产物。人性善也好，恶也罢，孟荀两家都建立在儒家价值坐标之下，其最终都将引领世人走完善的历程。
孟子与荀子虽然同为儒家宗师，但二人对人性善恶的问题却有着截然相反的论断。他们的观点被各自的信仰者所持守，并且延续争论至今，依旧是莫衷一是，难以达成共识。究其根本，是人们没有把二人对人性内容的界定搞清楚。所以许多的争论往往都不是针锋相对的，这就难免陷入偏执和迷乱。本文首先要对孟子、荀子人性论中“性”的内容加以疏释。 一、人性的分化——耳目之官与心之官 孟子曰: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离娄》下），又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告子》上）。由这两段显著的文字以及《孟子》全文看来，孟子眼中的人性并非是同于一般禽兽的耳目之欲，而是与这些万物共有的意志欲望相异的“几希”，亦即孟子所言的心之官的“思”的能力，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让我们足以称为万物之灵的理性。这才是孟子言性的内容。 我们再来分析荀子所指的人性。从先天自因这一点来说，荀子认为“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 “不事而自然，谓之性”（《正名篇》）；从性的具体表现来看”若夫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性恶篇》）；从顺欲的后果来看，荀子给我们警示道“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不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礼论》）。由此我们看出荀子所言之人性与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所言的意志有很大的相似，都是指人先天所有的、盲目的、无厌的生理心理方面的欲望冲动。 由于“争则乱，乱则穷”（同上），荀子把人性界定为意志欲望就自然会得出性恶的论断。孟子在谈到耳目之官时，也认为“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所以在顺逐意志欲望会引发社会混乱这一点上，孟荀二人是有共识的。但是，孟子却依然把耳目之欲归同于万物的一般共性，而把人的能思的心，亦即“本心”（《告子上》）着重地拔离出来，以标示人的特异，并以此坚信人性本善。如果仅从他们对人性的各自界定并由此推论出人性的善恶来看，他们的逻辑并没有什么问题，但他们的论断在与现实生活的碰撞中，却出现了让不得不我们去作进一步思考的种种矛盾。 二、矛盾的产生——与现实的碰撞 孟子坚信人性本善，是他对人心的思的能力的信心。求取意志欲望的满足是万物共有的本能，作为人，我们的超越性就体现在我们具有思考、反思的理性；并且在孟子看来，心之官对耳目之官的驾驭能力是肯定的。他告诉我们“体有贵贱，有小大”， “仁之胜不仁也，犹水胜火”（《告子》上）。无疑，在孟子的思维体系中，贵者、大者指的是心之官，而耳目之官自然是贱者、小者；人心中的仁义礼智四端定能如水灭火般克服人欲所导致的不仁。但是孟子不能无视社会生活中许多的不仁不义之徒，如果人性果善，恶人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孟子为自己找来了两条理由：一是蔽于物的耳目之官遮蔽了心之官的思的能力——“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二是不良环境的影响——“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 （同上）。这种解释乍看之下好象很有道理，但如果深入地思考便会发现孟子思路中存在的逻辑悖论。既然“仁之胜不仁也，犹水胜火”，为何耳目之欲能够遮蔽心之思而“陷溺其心”（同上），如果人性中的善容易受到不良环境的影响，那么除去富岁、凶岁的自然原因不说，对于孟母三迁中逃避的那些不良的人群，他们又是受了什么人的影响呢？也就是说如果君子与小人处会变坏，那么小人又是受谁的影响成为小人的，谁是天生的第一个小人呢？面对“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庄子•胠箧》），孟子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认为虽然“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告子》上)，但这并不能说水不能灭火。不知是该为孟子的坚定的信念而悲哀还是敬佩。 既然荀子认为人性本恶，那么为人们所遵守的礼仪法则又是从何而来的呢？荀子曰：“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以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相长，是礼之所起也。”（《礼论》）又云：“圣人积思虑、习伪故，以生礼义而起法度。”（《性恶》）“今人之性，固无礼义，故强学而求有之也；性不知礼义，故思虑而求知之也。”（同上）与孟子一样，荀子也重视教化、环境对人的影响。但同中有异的是，孟子虽然要求“谨庠序之教” (《梁惠王上》)，但他更重视内在的养心、存心、尽心，由仁义礼智四端的扩充实现“由仁义行”（《离娄下》），教化不过是一种辅助的手段而已；荀子则不然，他既然认定人性本恶，那么靠人从自身中寻找善肯定是不可能的，而只能靠圣人制定的礼法来“化性起伪”了（《性恶》），他又以“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修身》)来强调师的重要性。荀子推广仁义的方法恰是孟子所反对的外在的“行仁义” （《离娄下》）。至此，矛盾又产生了，那就是作为师的圣人、君子，他们的礼义又是从何而来的呢，谁是第一位宗师呢？大概在荀子的眼中，他们就是远古的贤王尧舜禹了。但贤王也是人啊，他们的人性难道就不是恶的吗？由此可见荀子的性恶论就有难以周遍的悖谬之处。 三、矛盾的化解——“知也者，争之器也”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孟子与荀子在推广教义的过程中都与现实生活发生碰撞而产生了让我们困惑的悖谬矛盾，这是我们不得不正视，并且要加以进一步思索的。在阅读叔本华与老庄的著作时，我们便能获得一种豁然开朗的启发，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如庄子所言的“知也者，争之器也”（《人间世》）。此句可谓一语道破天机，它在纷乱如麻的思绪中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由此理清的线头。叔本华在《心理的考察》中同样指出“理智存在的目的仅在于满足生活中的欲望而照亮其前程”。此言一发，《孟子》中的耳目之欲为何能遮蔽心之思、心之仁义礼智，《荀子》中“圣人积思虑”而人性又为何是恶的问题便得到了第一步的重要解答。 不管是思也好，虑也好，在孟荀的眼中，人的思虑的能力无疑是人性可以为善的根本原因。但孟子的“思”却常被欲望所遮蔽，荀子的“虑”也并没有让当时的人以及我们后世子孙们看到多少建设性的成果。为什么，其根源就在于孟荀二人都认为理性对意志是占有主导地位的，而庄子、叔本华却告诉我们理性不过是意志的奴仆罢了，我们不妨把这种理性称为狭隘的理性。至此，关键的问题不再是人性善恶的问题，而是转向了理性与意志孰主孰仆的问题。 庄子虽没有像叔本华那样把世界的本原归于意志，但他对现实人生中理性（产生知识、技艺、仁义礼法）与意志的关系却有着智者的敏锐洞察。在《庄子》一书中，我们在许多地方都可以指点出这种醒世之谈——“知出乎争”“知也者，争之器也”（《人间世》），“圣人不谋，恶用知”（《德充符》），“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胠箧》），“杀盗非杀人”（《天运》）（此句一出，仁义尽废），“君人者以己出经式仪度”（《应帝王》）。老子有言“智慧出，有大伪”（《老子•十八》叔本华也说“人们的全部谋划和设计都是受其肉体享乐和物质福利的欲望所驱使而制定的”（《心理的考察》）。人类一直以理性自负，但庄子与叔本华的论断却颠覆性地指出，人虽有理性，但它与动物的爪牙无异，依然是追逐无厌欲望的工具而已，只不过从效用上来说，人的理性是最强大的爪牙罢了。
荀子是集百家之大成！它是以儒家为主的思想，但同时也吸取了百家的精华
一、孟子和荀子的人性论在儒家思想史上最早提出人性问题的是孔子，他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但他并未明言人性善恶。到孟子时，各家各派的人性理论纷纷扬扬，有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论”，世子的“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论”，无名氏的“有性善，有性不善论”。与这些理论不同，孟子的人性论为性善论。孟子不赞同告子“生之谓性”的命题，反对以人的自然属性来定义“人性”，因为自然属性为人兽所共有，不足以表现人类所独有的特征，他主张以人独有的仁义礼智等善性为“性”。他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他发挥了子思“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命题和道德的五行说，提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当然，他不认为人先天就具有完备的仁、义、礼、智等善性，而是说人生来就具有仁义礼智等善性的萌芽。他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是非之心，知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对人生来就具有的这四种善端，还必须尽自己后天的主观努力去培养它、扩充它。孟子还把心、性、天贯通在一起，使其人性论具有神秘主义色彩。他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尽心上》）。同时，他还提出了略显神秘的“存夜气”“养浩然之气”等修养方法。不同与孟子，荀子认为“生之所以然谓之性”，“不事而自然谓之性”（《荀子﹒正名》），“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1]（《荀子﹒性恶》）而且，他进一步指出，所谓人性，就是生而好利，生而疾恶，生而有耳目之欲，生而有饥寒之需等；如果对它们听之任之，就会出现种种社会问题，不堪收拾。由此，他提出性恶论，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同上）。并批评孟子的性善论：“孟子：‘人之学者，其性善’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伪之分者也。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同上）但他亦肯定人有向善的可能，“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荀子﹒正名》）“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于性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圣人之所生也。故圣人之所以同于众，其不异于众者，性也；所以异而过众者，伪也。”（《荀子﹒性恶》）“今人之性，固无礼义，故强学而求有之也；性不知礼义，故思虑而求之也。”[2]（同上）君子和小人在本性上是一样的，但君子知道化性起伪，用心的“思虑”支配欲望和情感，以仁义和礼乐来规范、限制它们。二、孟子和荀子人性论的比较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很容易看出孟子和荀子人性论的相似之处。首先，孟子的性善论为人们设想了人所要达到的道德境界，要人们自觉攀登；荀子的性恶论也提出了一种理想的做人规范，鼓励人们去努力追求。孟子从人人具有善性出发，指出人们可以通过志于仁义、存心向善、重耻知辱等方法达于至善，“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从人人具有恶性出发，也把善作为人们所要达到的目标，指出通过对人的本性的改造，可以使人为善，达于至善，“涂之人可以为禹”。而且他们二人的道德理想都继承自孔子的道德理想，可以说是殊途同归。其次，他们在讲人性时都注意到了人的生理需求和欲望。孟子说：“好色，人之所欲”，“富，人之所欲”（《孟子﹒万章上》），“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孟子﹒尽心下》）。荀子说：“目欲綦色，耳欲綦声，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此五綦者人之所不免也”（《荀子﹒王霸》）“人生而有欲”，“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绣，行欲有舆马，又欲夫余财积蓄之富”（《荀子·荣辱》）。不同的是，孟子在讲口目耳鼻体之性时，还加有“有命也，君子不谓性也”。但是，学者更关心的还是两位儒学大师的人性论的差别。孟子主性善，荀子主性恶，两人的人性论实在有很大不同，故荀子曾多次批评孟子。让我们先来看看荀子是如何批评思孟学派的。《非十二子》篇：“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非随时设教救当世也”。《性恶》篇批评性善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凡论者，贵其有辨合，有符验，坐而言之，起而可设，张而可施行。今孟子曰‘人之性善’。无辨合符验，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设张而不可施行，岂不过矣甚哉！故性善则去圣王，息礼义矣；[3]性恶则与圣王，贵礼义矣……立君上，明礼义，为性恶也。”从以上几段话我们可以看出荀子批评孟子的原因：荀子认定“性善则去圣王，息礼义”，故孟子的性善论，即仁义礼智为人性所固有论，危害极大。思孟认为五行是人天生的本性，但孔子认为要靠后天习得，故五行说“在荀子眼中，是公然违背孔子遗教的行为”。[i]五行说属形上学，是纯思辨性的，远离时事。在攻城略地的时代背景下，五行说几乎没有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实用价值，无实施的可能。[ii]荀子主张天人之分，反对思孟的天人合一。[iii]五行概念体系有矛盾，而且荀子是唯“礼”派，与思孟的唯“仁”派分歧巨大。[iv]比较说来，孟子确实非常相信人的向善之心：“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孟子﹒尽心上》）“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孟子·公孙丑上》）而荀子则绝不会相信普通人天生便有如此的向善之心。他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败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乱纷乱礼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法，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归于暴”“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才是日常生活中大多数人的行为表现，或者至少是圣人兴起之前人们的生存状态。“故枸木必将待隐栝烝矫然后直，钝金必将待砻厉然后利。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同上）荀子认为礼义是圣人化性起伪的工具，它们是用来限制人们的性情的。“伪”是要加于“性”之上的东西，而不是普通人先天的善端的扩充。这种不同也解释了为何孟子强调“反身而诚”，而荀子强调“强学而求有之”。而且孟子的人性论中还有心、性、天相贯通的学说，主张天人相分的荀子也绝不会赞同此类学说。孟子和荀子的人性论都能得到经验的支持，两人也可对表面上反对自己的学说的经验做出符合自己的学说的解释。[4]中国学者围绕人性问题争论了一千多年也没有得出定论，我就更加无法有把握地判断两人的学说孰优孰劣了。根据心理学家对婴儿的研究，人在婴儿时期就能够表现出对别人的痛苦的同情，并且还会试图安慰他们。但生活中大多数人的行为似乎也支持荀子的学说，亦或者是人们容易记住别人背信弃义的行为、对自己造成伤害的行为，而容易忘记别人对自己的帮助，因此人们就常常觉得人心叵测。所以，我认为，孟子和荀子对人性的不同理解并无对错之分，他们的思考都闪烁着智慧的光辉。他们通过自己的深入观察让后世学者了解到人性的各种可能，并且建立了与自己的人性论相应的对历史、政治、道德等不同理论。不管是赞同还是反对，这些理论体系都将是后世学者思考的起点，为他们树立了典范，使他们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孟子和荀子的人性论的一个不足就是他们都没有注意到不同的社会经济状况、不同的文化以及不同的社会结构会影响人们的欲望和德性。“感觉、情欲、情感，是不能质疑和不可批评的。我们是本来就有我们所有的感觉的，‘一种情感也是一个原始的存在物’。但是，欲望、激情等等并不是本来就有的，它们不是感觉和情感，它们能够在不同程度上被改变、被批判、被拒绝和被发展等等。”[v]德性是可以改变的，人的欲望也是可以被激起和创造的。
墨子成就墨子的哲学思想反映了从宗法奴隶制下解放出来的小生产者阶层的二重性，他的思想中的合理因素为后来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所继承和发展，其神秘主义的糟粕也为秦汉以后的神学目的论者所吸收和利用。墨子作为先秦墨家的创始人，在中国哲学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 另外墨子在科学技术领墨子域中的成就和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主要者有： 1．宇宙论方面 墨子认为，宇宙是一个连续的整体，个体或局部都是由这个统一的整体分出来的，都是这个统一整体的组成部分。换句话说，也就是整体包含着个体，整体又是由个体所构成，整体与个体之间有着必然的有机联系。从这一连续的宇宙观出发，墨子进而建立了关于时空的理论。他把时间定名为“久”，把空间定名为“宇”，并给出了“久”和“宇”的定义，即“久”为包括古今旦暮的一切时间，“宇”为包括东西中南北的一切空间，时间和空间都是连续不间断的。在给出了时空的定义之后，墨子又进一步论述了时空有限还是无限的问题。他认为，时空既是有穷的，又是无穷的。对于整体来说，时空是无穷的，而对于部分来说，时空则是有穷的。他还指出，连续的时空是由时空元所组成。他把时空元定义为“始”和“端”，“始”是时间中不可再分割的最小单位，“端”是空间中不可再分割的最小单位。这样就形成了时空是连续无穷的，这连续无穷的时空又是由最小的单元所构成，在无穷中包含着有穷，在连续中包含着不连续的时空理论。 在时空理论的基础上，墨子建立了自己的运动论。他把时间、空间和物体运动统一起来，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在连续的统一的宇宙中，物体的运动表现为在时间中的先后差异和在空间中的位置迁移。没有时间先后和位置远近的变化，也就无所谓运动，离开时空的单纯运动是不存在的。 对于物质的本原和属性问题，墨子也有精辟的阐述。在先秦诸子中，老子最早提出了物质的本原是“有生于无”（《老子》第1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第40章）。墨子则首先起来反对老子的这一思想，提出了万物始于“有”的主张。他指出，“无”有二种，一种是过去有过而现在没有了，如某种灭绝的飞禽，这不能因其已不存在而否定其曾为“有”；一种是过去就从来没有过的事物，如天塌陷的事，这是本来就不存在的“无”。本来就不存在的“无”不会生“有”，本来存在后来不存在的更不是“有”生于“无”。由此可见，“有”是客观存在的。接着，墨子进而阐发了关于物质属性的问题。他认为，如果没有石头，就不会知道石头的坚硬和颜色，没有日和火，就不会知道热。也就是说，属性不会离开物质客体而存在，属性是物质客体的客观反映。人之所以能够感知物质的属性，是由于有物质客体的客观存在。 2．数学方面墨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从理性高度对待数学问题的科学家，他给出了一系列数学概念的命题和定义，这些命题和定义都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严密性。 墨子所给出的数学概念主要有： 关于“倍”的定义。墨子说：“倍，为二也。”(《墨经上》)亦即原数加一次，或原数乘以二称为“倍”。如二尺为一尺的“倍”。关于“平”的定义。墨子说：“平，同高也。”(《墨经上》)也就是同样的高度称为“平”。这与欧几里得几何学定理“平行线间的公垂线相等”意思相同。 关于“同长”的定义。墨子说：“同长，以正相尽也。”(《墨经上》)也就是说两个物体的长度相互比较，正好一一对应，完全相等，称为“同长”。 关于“中”的定义。墨子说：“中，同长也。”(《墨经上》)这里的“中”指物体的对称中心，也就是物体的中心为与物体表面距离都相等的点。 关于“圜”的定义。墨子说：“圜，一中同长也。”(《墨经上》)这里的“圜”即为圆，墨子指出圆可用圆规画出，也可用圆规进行检验。圆规在墨子之前早已得到广泛地应用，但给予圆以精确的定义，则是墨子的贡献。墨子关于圆的定义与欧几里得几何学中圆的定义完全一致。 关于正方形的定义。墨子说，四个角都为直角，四条边长度相等的四边形即为正方形，正方形可用直角曲尺“矩”来画图和检验。 这与欧几里得几何学中的正方形定义也是一致的。 关于直线的定义。墨子说，三点共线即为直线。三点共线为直线的定义，在后世测量物体的高度和距离方面得到广泛的应用。晋代数学家刘徽在测量学专著《海岛算经》中，就是应用三点共线来测高和测远的。汉以后弩机上的瞄准器“望山”也是据此发明的。 此外，墨子还对十进位值制进行了论述。中国早在商代就已经比较普遍地应用了十进制记数法，墨子则是对位值制概念进行总结和阐述的第一个科学家。他明确指出，在不同位数上的数码，其数值不同。例如，在相同的数位上，一小于五，而在不同的数位上，一可多于五。这是因为在同一数位上(个位、十位、百位、千位……)，五包含了一，而当一处于较高的数位上时，则反过来一包含了五．十进制的发明，是中国对于世界文明的一个重大贡献。正如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数学卷中所说：“商代的数字系统是比古巴比伦和古埃及同一时代的字体更为先进、更为科学的“，“如果没有这种十进位制，就几乎不可能出现我们现在这个统一化的世界了“。 3．物理学方面墨子关于物理学的研究涉及到力学、光学、声学等分支，给出了不少物理学概念的定义，并有不少重大的发现，总结出了一些重要的物理学定理。 首先，墨子给出了力的定义，说：“力，刑(形)之所以奋也。”(《墨经上》)也就是说，力是使物体运动的原因，即使物体运动的作用叫做力。对此，他举例予以说明，说好比把重物由下向上举，就是由于有力的作用方能做到。同时，墨子指出物体在受力之时，也产生了反作用力。例如，两质量相当的物体碰撞后，两物体就会朝相反的方向运动。如果两物体的质量相差甚大，碰撞后质量大的物体虽不会动，但反作用力还是存在。 接着，墨子又给出了“动”与“止”的定义。他认为“动”是由于力推送的缘故，更为重要的是，他提出了“止，以久也，无久之不止，当牛非马也。”的观点，意思是物体运动的停止来自于阻力阻抗的作用，如果没有阻力的话，物体会永远运动下去。这样的观点，被认为是牛顿惯性定律的先驱，比同时代全世界的思想超出了1000多年，也是物理学诞生和发展的标志（亚理士多德认为力是使物体运动的原因，没有力物体就不会运动，而停止是物体的本性，这样的观点是符合常人观测的结果的，却是肤浅和错误的）。 关于杠杆定理，墨子也作出了精辟的表述。他指出，称重物时秤杆之所以会平衡，原因是“本”短“标”长。用现代的科学语言来说，“本”即为重臂，“标”即为力臂，写成力学公式就是力×力臂(“标”)=重×重臂(“本”)。现在人们一般都习惯于把杠杆定理称为阿基米德定理，其实墨子得出杠杆定理比阿基米德早了200年，应称之为墨子定理才是公允的。此外，墨子还对杠杆，斜面、重心、滚动摩擦等力学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这里就不一一赘述。在光学史上，墨子是第一个进行光学实验，并对几何光学进行系统研究的科学家。如果说墨子奠定了几何光学的基础，也不为过分，至少在中国是这样。正如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物理卷中所说，墨子关于光学的研究，“比我们所知的希腊的为早”，“印度亦不能比拟”。 墨子首先探讨了光与影的关系，他细致地观察了运动物体影像的变化规律，提出了“景不徙”的命题。也就是说，运动着的物体从表观看它的影也是随着物体在运动着，其实这是一种错觉。因为当运动着的物体位置移动后，它前一瞬间所形成的影像已经消失，其位移后所形成的影像已是新形成的，而不是原有的影像运动到新的位置。如果原有的影像不消失，那它就会永远存在于原有的位置，这是不可能的。因此，所看到的影像的运动，只是新旧影像随着物体运动而连续不间断地生灭交替所形成的，并不是影像自身在运动。墨子的这一命题，后来为名家所继承，并由此提出了“飞鸟之影未尝动”的命题。 随之，墨子又探讨了物体的本影和副影的问题。他指出，光源如果不是点光源，由于从各点发射的光线产生重复照射，物体就会产生本影和副影；如果光源是点光源，则只有本影出现。 接着，墨子又进行了小孔成像的实验。他明确指出，光是直线传播的，物体通过小孔所形成的像是倒像。这是因为光线经过物体再穿过小孔时，由于光的直线传播，物体上方成像于下，物体下部成像于上，故所成的像为倒像。他还探讨了影像的大小与物体的斜正、光源的远近的关系，指出物斜或光源远则影长细，物正或光源近则影短粗，如果是反射光，则影形成于物与光源之间。 特别可贵的是，墨子对平面镜、凹面镜、凸面镜等进行了相当系统的研究，得出了几何光学的一系列基本原理。他指出，平面镜所形成的是大小相同、远近对称的像，但却左右倒换。如果是二个或多个平面镜相向而照射，则会出现重复反射，形成无数的像。凹面镜的成像是在“中”之内形成正像，距“中”远所成像大，距“中”近所成的像小，在“中”处则像与物一样大；在“中”之外，则形成的是倒像，近“中”像大，远“中”像小。凸面镜则只形成正像，近镜像大，远镜像小。这里的“中”为球面镜之球心，墨子虽尚未能区分球心与焦点的差别，把球心与焦点混淆在一起，但其结论与近现代球面镜成像原理还是基本相符的。 墨子还对声音的传播进行过研究，发现井和罂有放大声音的作用，并加以巧妙地利用。他曾教导学生说，在守城时，为了预防敌人挖地道攻城，每隔三十尺挖一井，置大罂于井中，罂口绷上薄牛皮，让听力好的人伏在罂上进行侦听，以监知敌方是否在挖地道，地道挖于何方，而作好御敌的准备（原文是：令陶者为罂，容四十斗以上，……置井中，使聪耳者伏罂而听之，审知穴之所在，凿内迎之）。尽管当时墨子还不可能明了声音共振的机理，但这个防敌方法却蕴含有丰富的科学内涵。 4．机械制造方面墨子是一个精通机械制造的大家，在止楚攻宋时与公输般进行的攻防演练中，已充分地体现了他在这方面的才能和造诣。他曾花费了3年的时间，精心研制出一种能够飞行的木鸟。他又是一个制造车辆的能手，可以在不到一日的时间内造出载重30石的车子。他所造的车子运行迅速又省力，且经久耐用，为当时的人们所赞赏。 值得指出的是，墨子几乎谙熟了当时各种兵器、机械和工程建筑的制造技术，并有不少创造。在《墨子》一书中的“备城门”、“备水”、“备穴”、“备蛾“、“迎敌祠”、“杂守”等篇中，他详细地介绍和阐述了城门的悬门结构，城门和城内外各种防御设施的构造，弩、桔槔和各种攻守器械的制造工艺，以及水道和地道的构筑技术。他所论及的这些器械和设施，对后世的军事活动有着很大的影响。 5．哲学方面墨子的哲学建树，以认识论和逻辑学最为突出，其贡献是先秦其他诸子所无法比拟的。 墨子认为，人的知识来源可分为三个方面，即闻知、说知和亲知。他把闻知又分为传闻和亲闻二种，但不管是传闻或亲闻，在墨子看来部不应当是简单地接受，而必须消化并融会贯通，使之成为自己的知识。因此，他强调要“循所闻而得其义“，即在听闻、承受之后，加以思索、考察，以别人的知识作为基础，进而继承和发扬。 墨子所说的“说知”，包含有推论、考察的意思，指由推论而得到的知识。他特别强调“闻所不知若已知，则两知之”，即由已知的知识去推知未知的知识。如已知火是热的，推知所有的火都是热的；圆可用圆规画出，推知所有的圆都可用圆规度量。由此可见，墨子的闻知和说知不是消极简单地承受，而是蕴涵着积极的进取精神。 除闻知和说知外，墨子非常重视亲知，这也是墨子与先秦其他诸子的一个重大不同之处。墨子所说的亲知，乃是自身亲历所得到的知识。他把亲知的过程分为“虑”、“接”、“明”三个步骤。“虑”是人的认识能力求知的状态，即生心动念之始，以心趣境，有所求索。但仅仅思虑却未必能得到知识，譬如张眼睨视外物，未必能认识到外物的真象。因而要“接”知，让眼、耳、鼻、舌、身等感觉器官去与外物相接触，以感知外物的外部性质和形状。而“接”知得到的仍然是很不完全的知识，它所得到的只能是事物的表观知识，且有些事物，如时间，是感官所不能感受到的。因此，人由感官得到的知识还是初步的，不完全的，还必须把得到的知识加以综合、整理、分析和推论，方能达到“明”知的境界。总之，墨子把知识来源的三个方面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在认识论领域中独树一帜。 墨子又是中国逻辑学的奠基者。他称逻辑学为“辩”学，把其视之为“别同异，明是非“的思维法则。他认为，人们运用思维，认识现实，作出的判断无非是“同”或“异”，“是”或“非”。为此，首先就必须建立判别同异、是非的法则，以之作为衡量、判断的标准，合者为“是”，不合者为“非”。这种判断是“不可两不可”的，人们运用思维以认识事物，对同一事物作出的判断，或为“是”，或为“非”，二者必居其一，没有第三种可能存在，不可能二者都为“是”，或二者都为“非”，也不可能既“是”又“非”，或既“非”又“是”。用现代的逻辑学名词来说，这就是排中律和毋矛盾律。 由这一思维法则出发，墨子进而建立了一系列的思维方法。他把思维的基本方法概括为“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小取”)。也就是说，思维的目的是要探求客观事物间的必然联系，以及探求反映这种必然联系的形式，并用“名”(概念)、“辞”(判断)、“说”(推理)表达出来。“以类取，以类予”，相当于现代逻辑学的类比，是一种重要的推理方法。此外，墨子还总结出了假言、直言、选言、演绎、归纳等多种推理方法，从而使墨子的辩学形成为一个有条不紊、系统分明的体系，在古代世界中别树一帜，与古代希腊的逻辑学、古代印度的因明学并立。 6.军事方面中国古代战争最著名的守城战术典籍是墨家的《墨子》，《墨子》十五卷，其中第十四、十五卷全篇介绍了守城的装备、战术、要点，共二十篇，存十一篇，为《备城门》，《备高临》，《备梯》，《备水》，《备突》，《备穴》，《备蛾傅（即蚁伏，指步兵强行登城）》，《迎敌祠》，《旗帜》，《号令》，《集守》。《墨子》中的守城战术及其丰富，仅存的十一篇就几乎含盖了所有的冷兵器时代的攻城术。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墨子的科学造诣之深，成就之大，在中国古代杰出科学家的行列中堪称为佼佼者之一。遗憾的是，墨子在科技领域中的理性灵光，随着后来墨家的衰微，几近熄灭。后世的科学家大多注重实用，忽视理性的探索，此实为中国科技史上的莫大损失。
抄作业是不好的。不过我能提供些资料1.孟子：孟子（前372年～前289年），战国时期鲁国人。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著有《孟子》一书。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成为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师，有「亚圣」之称，与孔子合称为「孔孟」。有作品《孟子》流传后世。孟子中心思想：《仁政》《王道》参考名句：长幼有序。——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惟孝顺父母，可以解忧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2.墨子：墨子，约在公元前468年～前376年，名翟(dí)，鲁人。墨子是我国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社会活动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创立墨家学说，并有《墨子》一书传世。中心思想：《非攻》《兼爱》参考名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译文】兴天下的利益，除天下的祸害。兼爱。【译文】不分等级，不分远近，不分亲疏地爱天下所有的人。非攻。【译文】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人类和平。尚贤【译文】不分贵贱地推荐、选拔、使用德才兼备的人。尚同。【译文】政令、思想、言语、行动等要与圣王的意志相同一。节用。【译文】反对奢侈浪费，主张勤俭节约。节葬。【译文】反对厚葬久丧，主张薄葬短丧。非乐。【译文】反对奢靡的音乐活动，提倡节约人财物力。非命。【译文】反对命运之说，主张强力从事。天志。【译文】天是有意志的最高主宰，天的意志是兴利除害。明鬼。【译文】辨明鬼神的存在，鬼神能扬善惩恶。兼相爱，交相利。【译文】既爱自己也爱别人，与人交往要彼此有利。若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犹有不孝者？庄子：庄子（约前369年—前286年），汉族。名周，字子休（一说子沐），后人称之为“南华真人”，战国时期宋国蒙(今安徽省蒙城县,又说今河南省商丘县东北民权县境内）人。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老子哲学思想的继承者和发展者，先秦庄子学派的创始人。他的学说涵盖着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根本精神还是归依于老子的哲学。后世将他与老子并称为“老庄”，他们的哲学为“老庄哲学”。中心思想《天道无为》参考名句：《周庄梦蝶记》,《逍遥游》（自己看吧，网上的翻译大把）综述：些墨子好点，因为他的思想和现代更符合，比较好上手
哇 你太幸运了 我们作业要求刚写了一篇 是原创啊。。。字数有2700多，不知道你能用不？要给我加分哦。。。呵呵：特立独行的侠客们——墨者墨翟创立的墨家学派在先秦时候曾经是个非常显耀的学派，影响非常大。墨家的社会伦理思想以“兼爱”为核心，提倡“兼以异别”，反对儒家所提倡的社会等级观念。它提出“兼相爱，交相利”，以尚贤、尚同、节用、节葬作为治国方法。它还反对当时的兼并战争，提出非攻的主张。这样，墨学很快成了儒学强有力的对手。韩非子曾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可见当时墨家的思想是可以和儒家分庭抗礼的。可是汉代以后墨家几乎有失传的味道，直至清代以后，墨学才又渐渐重回学术界的视线内。在现今处处高呼“复兴国学”的潮流下，墨家和其他学派一样俨然成了众人追捧的香饽饽。对于墨家学派我没有做过很深入的研究，只能浅谈我印象中的墨子和墨者。我觉得在诸子思想中，墨家是一支很独特的哲学派别。虽然和儒家并称显学，但他们的风格差距很大。儒家给人的感觉是一个儒雅的谦谦君子的形象，而墨子和他学生却是一群义勇兼备、特立独行的侠客。这种勇敢、侠义的风格和气质使得墨家成为一枝独秀。说墨家独特，首先创始人墨子的身世就是个谜。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他也只有寥寥数笔的记载：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他的生卒年无据可考，甚至姓名都有不同的说法，因为历史上找不到第二个姓墨的人，有人说他叫翟乌，有人说因受墨刑而得姓墨，还有人说是因为墨子脸黑而姓墨。关于他的籍贯更是莫衷一是甚至荒诞不经，司马迁说他是宋人，有人说是鲁人，有人说是楚人，还有人甚至说他是印度人，阿拉伯人。这侠客来路不明，就更增加了他的神秘感。其次，墨子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挑战孔子的第一人。《淮南子》里说，墨子最初是儒家的门徒，后来他认识到儒者的礼繁琐而不切用，反对儒家提倡的厚葬，于是毅然决然地背弃儒家，自立门派，自树旗帜，而且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他的学派及思想，到了战国中期孟子之时已经弥满天下，甚至有压倒儒学之势。我们知道，儒家是靠很多人、群体的力量弘扬开来的，前有孔子，后有曾子、子思，然后是孟子，孟子下面还有荀子，而墨家就只有一个墨子。墨子几乎是靠他一个人的力量在和儒家一个强大的团队在作对抗，他提出“背周道而用夏政”，由孔儒的思路来个反向思考，别立一派成一家之言，这种特立独行的精神，也正是独持偏见、一意孤行的侠客作派。再次，墨家学派是非常讲究刻苦自励的，能够跟着墨子当学生的人，都是非常有吃苦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墨子自己就身体力行的奔走四方，亲自劳作，生活条件尽量减低。荀子评墨子为“瘠墨”，孟子曾说“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这些评语生动描写出墨子苦行者的形象。墨子的这种人格特质和他出身下层社会是有密切关系的。孔子虽然出身没落的贵族，但好歹还是统治阶级。而墨子已经彻彻底底是个手工业者（姑且当他的职业是木匠），是被统治阶级了。他的平民出身，不仅决定了他的文化取向，也影响了他的人格特质。墨子的非礼、非乐、非儒，主张节用、节葬，都是平民阶层孕育出来的思想。墨子的坚忍不拔、清苦自守使墨家学说经由他的生命践履成为一种人生的教化，这种教化引导人们在有生之年勤勉节俭、摈绝歌舞和音乐，死后只需粗衣薄棺、不求厚葬久丧。这样的教化不是一般人能接受的，但墨子还是凭借自身力行精神感召了数百徒众，墨者的团体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行动团体，是一个有作为的实干团体。墨子对勇敢也是大加赞赏的，所以墨家满门勇士。《淮南子》载：“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化之所致也。”这记载的是楚国吴起之难中，为阳城君守城殉难的墨者达180多人，而他们本来是可以弃城自全的，这足以说明墨家勇敢惨烈的侠义作风。写到这，我不由的想起了电影《墨攻》中墨者革离的形象，带领梁城百姓，抵抗赵国庞大军队的攻击。电影中人物的造型就是具有墨家的外貌标志和人格特质：草鞋、麻布粗衣，辛苦奔波，勇敢侠义，以救世为职志。最后，墨家这个学派从体制上和儒家、道家、法家都不一样，其它学派都只是学问上的传承，老师带学生，他们之间只有学问上的联系，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是墨家学派有严密的组织架构和严格的制度。组织里最高的首领叫“巨子”，墨子生前有没有叫“巨子”我们无从得知，但他死后，他的弟子—禽滑离算是墨家学派的第二号人物，他就是“巨子”，以后一代代往下传，有点像后来禅宗传衣钵一样。“巨子”对手下的学生和组织里的人，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他是双重身份，第一是老师，教学生学问；第二，他是首领，安排你做事，指派你任务。墨者团体组织的严密性和对巨子的绝对服从性让我很惊异。学生不仅仅要“自苦为极”，手足胼胝，吃的是最粗糙的食物，穿的是破破烂烂的衣服，拼命的帮老师干活，干活挣来的钱都交给老师，最恐怖的是“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服从到跳进火海在刀刃上走路，你杀死他，他脚后跟都不转一下，是迎着死亡上去的。这固然有点夸张，但给人一点黑社会、恐怖组织的味道。而墨子学派最终不是恐怖分子也不是黑社会，因为他们有一个东西在支持着他，这就是“侠”，是“义”。墨者团体之所以有一致的行动，对首领可以说惟命是从，这是建立在有共同的目标和思想基础上的。前面为阳城君守城集体战死的例子说明他们的行动是以非攻为手段，以达成兼爱的共同理想。墨子为什么反对进攻别人的国家？因为墨子认为进攻别人的国家，就好似强占别人的东西，是不道德的。既然是不道德的，我就要反对你，哪怕这件事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只要你是不义的，我就要反对你，这就是“侠”的作风。《墨经》上讲“任侠”有这样两句话：“士损己而益所为，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不惜损害自己的利益，或者是要做自己厌恶的事情，去帮助别人解决困难。这就叫做“侠”。墨家学派确实能做到这一点。所以后来梁启超曾有一段话：“古今中外，同情心之厚，义务观念之强，牺牲精神之富，基督而外，墨子而已。”基督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佛教讲“普度众生”也是这样的精神。由上述可以看出，墨家学派除了是一个学术流派，是一个严密的组织，同时也有非常强的宗教性，有宗教的特征。开头我们说过墨家在汉代已经衰微，而秦汉后两千多年也没有再出现过一个真正的墨者，因为不论是墨家兼爱、非攻的思想，或是墨者团体的性质，与专制帝王的利益都是相冲突的，必遭灭绝的命运，这是历史的必然。但墨者所表现的宅心公正，以显正直，欲伸张民间的委屈，欲伸张社会的正义的侠义精神，却潜伏在下层社会，继续滋长着，遗爱人间。墨子和他的墨者们是在乱世中奔波的侠客，他们是孤独的，终其一生反对侵略战争和不义之战。战乱时代，他们发出和平的号召，这些侠客值得我们崇敬。
老子 影响我一生 我的思想有很大一部分和道德经上的相符
Mencius ,most accepted dates: 372 – 289 BCE; other possible dates: 385 – 303/302 BCE) was a Chinese philosopher who was arguably the most famous Confucian after Confucius himself. Mencius, also known by his birth name Meng Ke or Ko, was born in the State of Zou (simp.:邹国; trad.: 邹国; pinyin: zōu guó; Wade-Giles: tsou1 kuo2), now forming the territory of the county-level city of Zoucheng (邹城; originally Zouxian), Shandong province, only thirty kilometres (eighteen miles) south of Qufu, Confucius' was an itinerant Chinese philosopher and sage, and one of the principal interpreters of Confucianism. Supposedly, he was a pupil of Confucius' grandson, Zisi. Like Confucius, according to legend, he travelled China for forty years to offer advice to rulers for reform.[5]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403–221 BCE), Mencius served as an official and scholar at the Jixia Academy in the State of Qi (齐; pinyin: qí; 1046 BC to 221 BC) from 319 to 312 BCE. He expressed his filial devotion when he took an absence of three years from his official duties for Qi to mourn his mother's death. Disappointed at his failure to effect changes in his contemporary world, he retired from public life. 参考：
斯坦福百科：Mencius sought to defend the teachings of Confucius against other influential movements of thought, especially those associated with Mozi and Yang Zhu ...
morning. Fache will be under imustody already. Whether or not you are guilty,
众所周知，孟子的仁政思想是在继承和发展孔子仁学思想及德政思想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孟子将孔子所倡导的仁之爱亲、爱人原则及自己主张的人性善理论用之于现实政治领域，把根置于血缘亲属关系中的仁爱原则推之于整个社会，即“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如果说孔子的仁学思想及德政思想还只是一些语录式治国原则的话，那么，孟子的仁政理论则具有了相当系统完整的内容表述。孔子虽然从各方面对“仁”加以阐释和规定，但更多是局限于道德伦理、人生哲学领域；由于孔子罕言“性与天道”，从而使其仁的论说缺乏终极价值依据。为了使孔子之仁具有本体论依据，孟子着重发展了孔子关于“仁”的思想，从内在性（心性）与外在性（天命）两个层面为“仁”寻找终极的价值依据，在其仁政学说与人性善理论之间建构起了密不可分的内在逻辑联系，为其仁政思想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人性论基础。孟子的仁政学说，无论在儒家政治思想发展史上，还是在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对后世的政治理论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本文试图对孟子仁政学说中的两项主要原则即经济原则和道德教化原则做一番阐释。 孟子的仁政思想有两个必然之前提，此两前提互为补充说明，缺一不可。一前提为井田经界之准确划分（“夫仁政，必自经界始”），另一前提为百姓民众生无衣帛渔肉之忧，死无送终厚敛之虞（“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认为，实施仁政一定要从正经界开始，他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1]经界不正，就会导致各种不合理社会现象的滋生及暴君污吏胡作非为、无是非曲直价值标准等混乱局面的出现。若井田之经界划得准确，皆为百亩之田，“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因此，正经界是实施仁政之第一要务。经界既正，孟子设想的西周时期实行过的井田制便有了实施的可能[2]，正经界是正井田的基础，正井田是正经界之必然。“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3]孟子所说的“耕者九一”具体说就是“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家，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4]。孟子所设想的井田制与西周初年实行的井田制已大不相同，带有理想化的成分在内。孟子设计的井田制是以一家一户小农生产为基础的小农经济制度，其政治目的就在于使庶民百姓都能牢牢扎根于土地之上，从而达到“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5]的目的，百姓民众才会无衣帛渔肉之忧，送终厚敛之虞。做到了“正经界”和“养生丧死无憾”，只是孟子实施仁政王道的开始。 春秋战国时期，旧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和解体，对社会政治秩序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和破坏，形成了“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同乐”的社会风尚。孔子曾说过：“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6]在孔子看来，只有解决了庶民百姓的生计问题，消除了社会贫富不均现象，才能使社会达到稳定和谐的局面。可见，关注庶民百姓的生存条件、生活状态一直是儒家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孟子在其仁政思想体系中同样把儒家的这一鲜明思想主题作为自己的题中应有之义。孟子针对当时社会上兵燹不已、战乱不断，庶民百姓“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7]的悲惨局面，指出要让百姓做到“养生丧死无憾”，当务之急就是解决制民恒产的问题。如果说“正经界”与“养生丧死无憾”是孟子仁政思想实施基础的话，那么，制民恒产就是孟子仁政思想实施的第一步。所谓“制民恒产”就是为百姓提供必需的生产生活资料，孟子的政治逻辑就是，治民之要在民事，民事之重在民生，民生之保障在民产，有民产之结果是民心向善，民心向善之结果是便于实行仁政。故使民有固定之民产（恒产）便成为孟子推行仁政的当然要务，这就是孟子所强调的“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8]实行仁政必须从解决棘手的经济问题入手，从解决老百姓的实际生活需要入手。孟子所主张的“制民恒产”的内容非常丰富，它往往突破了孟子仁政思想体系的框架而蕴涵着宝贵的思想资源。具体说来，孟子所主张的“制民恒产”大致包含三层含义：一是主张给民众百姓以足够的维持生产生活的基本生产资料，使民众百姓能够自觉地依附在土地上，“死徙无出乡。”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做保证，才会在此基础上产生良好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从而保持社会处于和谐与稳定的状态中，若百姓连最起码的生存条件都得不到满足和保障，就会铤而走险，“此惟救死而恐不瞻，奚暇治礼义哉！”[9]民众就会做出危害社会、危害道德的事情，“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善之，故民之从之也轻。”[10]孟子试图从经济生活中去寻找和解释道德意识和观念产生的原因，肯定人们解决吃饭穿衣问题要求的正当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庶民百姓的愿望，是一种正确的政治思维方法。孟子的这一表述是在继承其前辈思想家特别是孔子先富后教思想及管子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思想的基础上总结升华出来的，是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一种真实朴素的反映。孟子得出的结论就是：对广大民众百姓来说，有无恒产至关重要，它是决定国家之兴衰、社会之治乱、政治之是非、政权之安危的最重要前提。因此，如何使民众能够拥有恒产就成为孟子实施仁政过程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制民恒产”的第二层含义就是在满足民众百姓维持生产生活的基本生产资料的基础上实行一系列政策措施：这些措施具体说就是：（1）养老政策。孟子为有恒产者老有所养描绘了一幅绚丽多彩的美好蓝图：“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载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11]孟子还以文王善养老为例来说明：“天下有善养老，则仁人以为己归矣。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也。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实，老者足以无失肉矣。所谓西伯善养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树畜，导其妻子使养其老。五十非帛不暖，七十非肉不饱。不暖不饱，谓之冻馁。”[12]这可以说是孟子理想中的大同社会，与《礼记》所描绘的大同社会有异曲同工之妙。孟子对养老政策的描述是中国早期思想家对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一种有益探索，对我们今天所实行的养老政策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2）土地政策。所谓土地其实就是孟子所谓的“恒产”。在以农耕为基础的中国社会，土地无论对广大民众还是对国家来说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孟子把土地与人民、政事并列为诸侯的三宝，足见孟子对土地问题的重视。孟子主张“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13]。孟子认为，为政者只有制定相应的土地政策，才能使民众能够世世代代安心于土地劳作，有了充裕的物质财富，国家才会稳定，君主地位才会巩固。（3）渔业政策。春秋战国时期齐文化最重要的经济特征之一就是倡导渔盐之利。孟子长期游学于齐国，深受齐文化重商思想的熏陶和影响[14]。像充分利用土地一样，孟子主张开放湖泊河塘，“泽梁无禁”，任人捕捞，百姓就会增加渔业产品。为了避免竭泽而渔现象的出现，应制订禁渔措施，如在规定的时间里禁止捕渔，不得用密网捕渔等，如果按照这一措施执行，则“鱼鳖不可胜食也”[15]。（4）林业政策。与土地政策、渔业政策一样，在林业上，孟子也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在以（土葬）棺椁为主要安葬材料的古代社会，拥有一定数量的林木就显得非常必要。在孟子的意识中，林木并非永久性资源，不可任意无节制地砍伐，而是按照一定的时令进行砍伐，“斧斤以时入山林，”只有做到循序渐进，林木才有再生长的时间，长此以往，“材木不可胜用也”[16]。材木不可胜用，百姓才能得以厚葬其父母以尽孝道。因为在孟子看来，“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谓当大事。”[17]孟子“制民恒产”的几项政策措施可以说是对孔子重民富民政策的进一步细化和深化。“制民恒产”的第三层含义就是主张发展流通型商业经济和商业生产。显然，这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耕社会里也是一种非常有远见的思想，同时也表明了齐文化对孟子思想的深远影响。众所周知，中国是以小农经济为特征的农耕社会，对商业生产一直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早期法家尽管提出了一系列发展农业生产、促进社会进步的措施，但在对待商业问题上却是相当保守落后的，认为发展商业生产势必会影响和妨碍农业生产的发展。如商鞅所制定的一系列政策，目的就在于逼迫百姓弃商返农[18]。孟子认为，商品只有在流通交换中才能实行其商品价值，这与孟子的社会分工思想是相一致的。孟子认为，对贩运中的商品不必征收关税，“去关市之征”[19]，而对欺行霸市的奸商行为，则必须征之关税，“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垄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焉。”[20]这个主张除了有利于发展工商业外，同时也减轻了对小手工业者、小商人的征税，维护了他们最基本的权益。针对农家学派代表人物许行提出的“市价不贰”的主张，孟子从社会分工的角度给予了批判。许行的一系列理论是以原始公有制社会为基础提出来的，是不切实际的理论空想。尽管孟子的理论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但对许行辈的批判却击中要害，具有非常明确的现实针对性。孟子对流通型商业经济和商业生产的强调，表明在孟子时代，儒家思想已不再是纯粹的不受外在思想影响的儒家，而是熔铸了各家各派思想精华的儒家，是为了摆脱困境而不得不调整和改变自身发展方向的儒家，同时也使儒家在与各家各派的争鸣中有了更大的包容性。 民有恒产只是从经济制度上解决了百姓的生产生活资料问题。因为没有恒产，其他一切就根本无从谈起。但如果给了百姓足够的土地，以为从此可以高枕无忧，社会就可以太平无事，就可以顺利推行王道仁政，在孟子看来，这也是不可能的。在制民恒产的同时，还要辅之于取民有制，这一点非常重要，制民恒产与取民有制不是分离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合则美，分则伤；两者共同构成了孟子仁政思想中的经济利益原则。怎样做到取民有制？孟子有非常明确的主张。首先，孟子反对横征暴敛，滥用民力，主张省刑罚，薄赋税。他希望统治者要“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21]，“明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22]。具体措施就是实行什一税制度，孟子认为最理想的赋税当以古代圣君尧舜所实行的十取一税率为法度标准，“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23]在三代时期，土地归国家和王者所有，不准买卖，即《礼记·王制》所谓的“田里不鬻”制度。自春秋以来，铁器的广泛使用使私有土地的存在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各国统治者不得不制定和出台对私有土地进行征税的管理办法。这样一来，实际上是承认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论语》中就记载了春秋末期鲁哀公与有若的一段对话，“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24]可见，在土地私有制实行的早期，国家收取十分之二的税率是很高的。孟子反对什二税制度，并从历史上的先圣先王那里寻找历史根据，他说：“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25]十分之一的税率比鲁哀公时的税率降低了一倍，这在孟子看来是合理的税率。税赋征敛关乎国计民生，为各国政治家、思想家所关注。孟子反对重赋，反对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徭役赋税之征用征收对于国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收入，徭役赋税之轻重直接影响到人民的生产生活状况，若徭役赋税过于繁重无度，就会造成“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26]的社会恶果；若赋税太低，虽能减轻百姓负担，但却难以支付国家机构庞大的经费开支。因此，孟子并不反对民众对国家应承担的正常的赋税义务，并不认为赋税越低越好，他主张征收赋税应保持适中适度的原则，要有节制，要合理、适度，以国家机构能够正常运转为最终依据和标准。因此，当白圭提出“吾欲二十而取一”时，孟子认为这种税率太低，不可取，并斥之为“貉（貊）道”。孟子认为，二十取一，放之貉之国则可，放之中原华夏之地则不可。若一概以二十取一征之，则是“貉（貊）道”也。“今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27]可见，孟子是主张把税率限制在民众能够接受能够承受的范围内，使百姓能够满足最起码的生存条件，以达到“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28]的目的。孟子还指出，征收赋税的方式有三种：即征收布帛、征收谷米及征用劳役。贤德之君一般只用其中的一种，若同时用两种，百姓便有冻馁之虞；若同时采用三种，即使父子之亲也难以相顾惜[29]。从孟子仁政思想中所设定的经济利益原则可以看出，孟子不但为统治者在大政方针上设计了一套治国方略，而且在具体措施上也设计了一系列的治国步骤，不论其所设定的政策原则可行与否，至少有一点是必须肯定的，那就是，孟子的仁政思想在维护现存政权统治的同时最大限度地考虑到了民众的利益，真正体现了“民为贵”的思想，即使在大力提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仍具有其恒久的思想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