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国内研究现状论文

刘璐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

一、湖湘水文化概述

《管子·度地》：“故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饶者，乡山左右，经水若泽，内为落渠之泄，因大川而注焉。”水是人类生命之源、水文化与城市交通关系很大，人类文明起源于水，人与水紧密相连、相辅相成，人顺应了水势，获得生命的基本条件和生活的便利、安全，水通灵了人性，承载了人的思想、艺术和精神，构造成水文化的基石。

潇湘是湘江与潇水的并称。多借指今湖南地区。我们将隶属于长江水系的湖南洞庭湖以及湘、资、澧、沅四大水系所孕育出来的文化称潇湘文化，亦即湖湘文化。潇湘文化是自春秋时期长江中游最早发展的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唐朝诗人杜甫《去蜀》诗云：“五载客蜀鄙，一年居梓州；如何关塞阻，转作潇湘游？”宋朝诗人陆游用“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的诗句来称赞潇湘地区人杰地灵、如诗如画的美景。

潇湘水文化主要集中城市为岳阳、武昌、长沙、永州、常德等地。所谓水文化，即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关于如何认识水、治理水、利用水、爱护水、欣赏水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在历史的长河中，潇湘文化结合当地不同的经济人文、风俗民情形成不同类型的水文化。潇湘地区是一片文化艺术的热土，自古以来文风鼎盛，人文荟萃。有古代战国时期汨罗河投江殉国的士大夫屈原，更有当代挥斥方遒的建国领袖毛泽东；有“唯楚有才，于斯为盛”、湘江畔岳麓山下千古文化流传的岳麓书院，更有让范公感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中国四大名楼之一岳阳楼……

二、湖湘水文化之景观篇

（一）潇湘八景

潇湘八景之说，起于唐宋之际。其最早的记载，见于北宋沈括《梦溪笔谈》。所谓“八景”，即“潇湘夜雨、平沙落雁、烟寺晚钟、山市晴岚、江天暮雪、远浦归帆、洞庭秋月、渔村夕照”，分布于湘江流域的中、下段。“江天暮雪”是描述长沙市橘子洲冬天的景致。

在历代文学家、书画家的艺术浸染中，在漫漫历史长河的积淀中，潇湘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区域，而更是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文化概念。古今中外，无数的潇湘画卷均可谓“画中有诗”，而浩繁的潇湘诗作也同样“诗中有画”。先人的诗句触发了后人的丹青灵感，古人的画作熏陶着今人的诗情文心。对于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艺术家来说，“潇湘八景”已成为他们表达心境的手段和寄寓情感的依托。而诗画合一、物我交融的“潇湘八景”也不再是具体的八道风景，更是一种内涵丰富的艺术符号，一个能够唤起人们无尽审美感动的触媒，一个可以引发人们无数玄思妙想的契机。

八种景致就如同岁月冲刷之下淘沥出来的八粒金砂，凝聚着古往今来无数艺术家的心血与灵性。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东京大学教授芳贺彻将中国古人对八景的选定过程称为“风景的洗练”过程，指出“‘潇湘八景’作为画题具有诗的观念性和包容性，因此能够跨越时代和文化的变动而生存下来”。

如今有些部门为了发展旅游业，将八景指定为回雁峰、清凉寺、昭山等景点，以吸引人们“到此一游”。这无疑违背了古人的初衷，也助长了经济对艺术的冲击。实际上，正因为“潇湘八景”的八个命题本身缺少确指性和限定性，才为艺术家的自由想象准备了广阔的空间，也为他们的多种诠释提供了充足的余地。

（二）“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

洞庭湖地区吸纳沅、湘、资、澧四水及其他中小河流共九条于其上，自古以来即为肥沃的低洼之地。宋朝范致明在《岳阳风土记》中引《山海经》言：“洞庭，沅澧之交，潇湘之渊，是为九江之门。”《战国策》云：“秦与荆战，大破之，取洞庭五渚也。湖水广圆五百余里，日月若出没于其中。”《读史方舆纪要》说其“横亘七八百里”，程恩泽《国策地名考》（引《巴陵旧志》）说其“横亘七百余里”，诸说皆志其大。时至今日，仍承“八百里洞庭”之说。

洞庭湖吞吐壮盛之貌与横无津涯之势，亦波撼着历代文章题咏。该地区远古湖湘先民拥有卓绝智慧并创造了灿烂的水文化。对于喜借外物以抒己意的庄子，这片地区简直就是启发其哲学智慧的源头：“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洞庭湖地区许许多多的山川、地名和草木鸟兽等物产，成为人们体物言志、借景抒情的自然载体。湖湘先民的文明智慧甚至启动了国内南北文化交流扩散。而洞庭湖畔，最为著名的便是岳阳楼了。位于湖南省岳阳市的岳阳楼，前瞰洞庭，背枕金鹗，遥对君山，南望湖南四水，北眈万里长江。自古有“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之誉，与江西南昌的滕王阁、湖北武汉的黄鹤楼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北宋范仲淹脍炙人口的《岳阳楼记》更使岳阳楼著称于世。除了范公登岳阳楼游览洞庭湖抒“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怀外，唐朝的孟浩然用“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将洞庭湖波澜壮阔描绘得淋漓尽致（《望洞庭湖赠张丞相》）；杜甫“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感叹“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不禁“凭轩涕泗流”（《登岳阳楼》）；刘长卿亦是愁，“楼前归客怨秋梦，湖上美人疑夜歌。”“终期一艇载樵去，来往片帆愁白波。”（《岳阳楼》）；李白则“楼观岳阳尽，川迥洞庭开”从而“醉后凉风起，吹人舞袖回”，展露诗人自己豪爽快意之态（《与夏十二登岳阳楼》）……

三、湖湘水文化之人文篇

（一）毛泽东——橘子洲头咏叹调

生在芙蓉国湘江流域的毛泽东，他的童年到青年时代是喝湘江水度过的，绿水青山培养了他的艺术天性、悟性和灵性，春看细雨，夏品涛洪，秋展满江，冬赏冰雪。水，成了毛泽东作品中十分重要的意象。毛泽东诗词中描述的水很广泛，从江河海水写到雾雪冰凌。咏江有“万里长江横渡”、“漫江碧透”、“龟蛇锁大江”；咏河有“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咏海有“饮茶粤海未能忘”、“白浪滔天”、“颠连直接东溟”；咏湖有“洞庭波涌连天雪”；咏雨有“红雨随心翻作浪”；咏雪有“万里霜天红烂漫”；咏雪有“长空雁叫霜晨月”；咏冰有“千里冰封”、“已是悬崖百丈冰”，等等。他是当之无愧的写水的杰出人物、咏水诗词的巨匠。

位于湘江长沙段江心的橘子洲，是一个四面环水的大型自然内河沙洲，宛如彩带，风貌独特。此地四季风光各异，春来，明光潋滟，沙鸥点点，芳草萋萋；夏日，浓荫蔽日，杨柳依依，河风习习；秋至，清香一片，红橘满枝，层林尽染；深冬，凌寒剪冰，江风戏雪，别有韵致。1925年的寒秋时节，毛泽东从广东回到湖南，重游橘子洲，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沁园春·长沙》，橘子洲更是声名大噪。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毛泽东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豪情曾经给我们这一代人以极大的人格感召。他青年时代，就读于湖南第一师范时，常会同学友到洲头搏浪击水，议论国事。他挥就脍炙人口的诗篇，在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抒发了济世救民的豪情壮志。

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者，毛泽东不但爱国爱家乡爱人民，同时他的宏大气魄以及他多姿多彩的人生改变了中国的命运。1961年他曾经写道：“秋风万里芙蓉国，暮雨朝云薜荔村。”“西南云气来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并感叹这种境界为妙哉，妙哉！体现了他对潇湘大地的垂爱。他在《七律·答友人》的诗中写道：“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斑竹意指湘妃湘夫人，在毛泽东的笔下，湘江水、洞庭波，令人如此倾醉，不由在橘子洲头咏叹自己的旷世情怀。

（二）沈从文——沅水江畔的流水叮咚

在湖南的现代作家中，特别擅长于书写江水美景的最杰出的代表便是沈从文先生。沈从文是从湘西大山里走出的作家，离开家乡多年最令他想念的是山中那条清澈见底的河流和像河水一样明净清纯轻灵活泼的山中女孩翠翠和那些同样心地善良淳朴如山中溪水的山中百姓。

湘西拥有那样美丽的风光：清莹的河水映出水底凌乱的碎石；微风吹过竹林，发出沙沙的轻响；乳白色的雾霭腼腆地在薄暮的夜色里飘浮……景致柔美而宁静，远离都市的喧嚣与浮华，有一种出尘而卓然的清丽，似林泉深处悠然飘出的牧歌。《边城》里的人情亦如水，却不是如水样淡薄，而是一如湘西的河川明澈纯净。

沈从文善于写“水”，善于表现“水”，无论是显性还是隐性的“水”在其作品中都随处可见，他笔下的水是有灵性的，“水”作为其文学作品的精神文化原型，渗透着作者孤独情结的生命体验，并从中可探寻潇湘文化在湘西这片土地上对沈从文影响的传承性，有着超现实的价值意义和审美取向。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湘西水域独到的“水文化”给他的创作带来了不可小视的影响。

正因为如此多的文人骚客有这样的理想情怀，心胸气概，自然之水一旦被文人笔墨渲染，其就有了审美的意味、有了思想与灵魂，自然之水便成为了审美之水、文化之水。

四、结语

水文化是湖湘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湖湘文化的核心要素。湖湘地区作为水乡泽国、鱼米之乡，河湖密布，水域发达，千百年来人们与水建立起了不同寻常的关系，人文地理也因水发源，社会经济因水而兴。湖湘水文化作为我国区域水文化的典型代表，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湖湘的水文化就是潇湘人民长期与水共生共荣中的一部历史画卷，是劳动与智慧的结晶，同时也是开拓创新、勇于拼搏治水精神的体现，也是潇湘作为文化之邦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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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理工大学城南学院“觅踪者”湖湘文化溯源协会 长沙理工大学城南学院“觅踪者”湖湘文化溯源协会 湖南，古荆州之域，楚湘文明之地。 早在5000年前，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已在湖南这块土地上溥衍生息，过着定居的农业生活。因受到中原诸部落的影响，当时的湖南就有了种植水稻的经验。同时，湖南是上古时期比较开发的地区，这主要反映在夏禹治水、黄帝轩辕氏等神话传说和部分遗迹上。 公元前6世纪的商周时期，湖南与中原关系进一步融洽，引来了中原先进的生产和科学技术。解放以来，在湖南各地出土的青铜器文物达3000多件，大多是精美之物，实属国内罕见的珍品，如兽面纹大铙、牛尊、牺首兽面纹方尊等，说明那时的湖南，炼技术已达到较高水平，它是对世界冶金技术的一个重大贡献。 春秋战国时期，楚人大量地移居湖南。楚人不仅与湖南的土著民族共同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化，也创造了新兴的村建制度文化与充满着神奇色彩的精神文化。 春秋中晚期楚国大量移民至湖南垦殖，给湘水流域一带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生产发展水平已相当高。当时的长沙已成为楚国的重要粮食生产基地。由于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水运交通相当发达，常来往于湘、资、沅、澧四水，与江汉各地进行贸易。同时，楚人与当地的杨越、桂人、巴人等杂居，大部分融合成今天湖南的汉族。 楚国在春秋时期就已是实行封建郡县制的国家，设立黔中郡，即在湖南设县住尹，封君封邑，统辖湖南全境。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将黔中郡东南部分出，建立了长沙郡。汉高祖时，将湖南划为长沙、桂阳、武陵、零陵四郡，属刑州管辖。 这一时期的湖南，楚人为湖南不仅带来了文字、文献、典籍，还带来了先进的礼仪习尚和文化思想。这一时期出土的文物涉及大批帛书、哲学、历史、天文、医学、科学技术等到名个领域的各个方面。马王堆汉墓的出土文物更是典型。 东汉时期，由于朝廷对湖南采取了一系列的招抗和羁縻的措施，湖南当时的科学技术十分发达。桂阳郡耒阳人蔡伦发明了造纸术、造出“蔡侯纸”，为世界的文明作出了更大的贡献。当时的湖南医学、天文与地理学也已有较大程度的发展，长沙太守张仲景著成的医学名著《伤寒杂病论》，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基础。 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不再统一，长达400年的分裂与战乱，使得全国人口大幅度减少，湖南也由原来的281万减少到97万。但湖南因处江南，远闻战争中心，经济仍然向前发展。湖南在当时已开始发展成为全国大米的重要产地和供应地。农业的发展带动了工商业区的繁荣。湖南当时的酿酒业、青瓷制造业、造纸业、造船业以及金属制造业在商业领域已十分活跃。 唐代时，到处是国泰民安，歌舞升平。湖南的文化也变得空前的繁荣。但这些文化名人多是在唐太宗以后，被迁谪或流离到湖南的骚人墨客。如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等，其文其名均显赫。至于大书法家欧阳询和怀素，都是长沙人。 宋代，湖南属荆州湖南路，长沙又为路的首府。由于社会较为稳定，湖南的教育时业得到较大的发展。湖南各地创办书院达40多所。周敦颐是道州人，撰《通书》、《太极图说》、对宋代理学有深刻影响，被推为理学的开山祖。 南宋初年，湖湘地区划爆发了数十万人的大规模的钟相、杨幺领导的农民大起义。此后湖南还不断发生过小规模的农民起义。 元朝建立后，湖南属湖广行中书省。元末农民起义，湖南为陈友谅所占领。友谅死，其子陈理投降朱元璋，湖南遂为明朝管辖。 经过元末明初的扰乱，湖南人口锐减，经济衰败。洪武二年（1369年），湖南隶属湖广布政使司。从明洪武年间起，邻省即大量向湖南移民。移民不仅使湖南地区居民的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更重要的是带来了吃苦耐劳、勇于开拓的优良精神，以及一些先进的生产技术为湖南的社会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湖南人才的兴起带来了一片生机。故至明后期，以洞庭湖为中心的湖广地区已成为全国重要的粮食产地和供应基地，遂有“湖广熟，天下足”之称。 随着科学、理学、书院等文化事业的兴盛，湖南在明中叶时，人才辈出。茶陵人李东阳开创了文学上的“茶陵诗派”，著有《怀麓堂集》、《怀麓堂诗话》。他的作品被赞为“以深厚雄浑之体，洗涤喑缓见沓之刀”，是当时文坛上领袖。继起的有郴州人何孟春。 明末，李自成、张献忠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先后攻入湖南，湖南人民纷纷响应。李、张虽在川鄂一带被清兵的地主武装打败，先后牺牲，但他们的余部仍继续坚持抗清斗争。 南明永历统治时，湖南衡阳的爱国者和杰出思想家王夫之，曾在永历朝廷供职；积极地为抗清斗争效力。后受排挤，被迫返回湖南，隐居于衡阳县石船山下，著书立说，写成百多种著作。还有湘潭人周圣楷、画家武陵人。 康熙三年（1664年），清廷下令将偏沅巡抚由沅州移镇长沙，分湖广行省为湖北、湖南两省。1678年八月，清军旋克岳州、长沙，平定湖南全省。 乾隆六十年（1795年）正月十八，嘉庆六年（1801年）三月、嘉庆九年（1804年）十二月，湘黔苗民皆因不能忍受封建统治者的压迫和剥削，纷纷举行大起义，亦被清统治者镇压下去。 史家至称：“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 鸦片战争前，邵阳人魏源是坚决主张禁烟的代表人物之一，并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对当时及以后思想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862年，西北爆发声势浩大的回民起义，清朝任湘阴人左宗棠为陕甘总督，镇压了陕甘回起义。左宗棠在大西北期间平定了浩罕阿古柏，收复了新疆，为保卫祖国的边疆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由于清代中叶，社会稳定，经济发达，湖南的学术也相应比较发达。新化有邹氏地理学家世家，女学者关瑚珊教授和她的6个儿子邹汉纪、邹汉璜等，专习此学，一直传了七代的46人，持续了一个半世纪，著述190多种，为中国培养了不少的地理、地图学专家。另外，著书者还有平江的李元度、溆浦严如煜、长沙王先谦、湘阴郭嵩焘等。 然而，清朝鸦片战争以后，国势衰弱，统治者加重了对人民的剥削，阶级矛盾日益尖锐。19世纪末，维新变法运动兴起。湖南是维新运动最为活跃的地区，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浏阳谭嗣同、唐才常。维新变法运动失败后，湖南各地会社兴起，革命志士也不断涌现。如长沙的杨毓麟，新化的陈天华，对当时的民主革命和思想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浏阳焦达峰、陈作新于10月22日率领新军炮队和步兵攻占了长沙，次日宣布成立“中华民国湖南军政府“，湖南各地继续光复。10月28日焦达峰率军赴鄂，支援武昌革命军。10月31日以谭延闿为首的立宪派，乘机发动兵变，湖南政权被谭延闿篡夺。 辛亥革命之后，湖南无疑成为新一轮的革命和权力争锋的拼杀之地。 1913年3月，以湖南桃源人宋教仁赴京途中遇刺为导火线，“二次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爆发，湖南曾一度宣布独立。不久，国民党领导的反袁斗争失败，茶陵人谭延闿又倒向袁世凯。袁派汤芗铭为湖南查办处，谭被迫出走。汤芗铭一到湖南，便逮捕了主张反袁的人士，并大肆枪杀。仅长沙一地被无辜杀害者达万余人。汤被群众称为“汤屠夫”。 1915年12月，袁世凯准备登基称帝。邵阳人蔡锷在云南组织护国军，举兵讨袁。湘乡人杨王鹏举义响应，不幸遇害。1916年，南方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和讨袁，袁世凯被迫取清帝制。汤芗铭见势不妙，于5月29日也宣布“湖南独立”。谭延闿出任湖南省长。 接下来，湖南便成了南北军阀混战的弹之地。1917年，首先由段祺瑞政府派乾州人傅良佐为湖南督军，谭延闿避往上海。零陵镇守刘建藩和湘军旅长林修梅宣布衡、永等24个县独立。宝庆湘军第二区司令周佛也宣布独立。南军与北军八师王汝贤、二十师范国璋都在衡山、宝庆一线交战。湘粤桂联军总司令员谭浩明率领两广部队支援刘建藩、周伟，反攻株洲、湘潭。傅良佐及省长周肇祥狼狈逃走，王汝贤、范国璋也逃出省城，北军被俘两万多人。接着，直系冯国璋又命张敬尧为攻岳前敌总司令，曹锟为湖南宜抚使，合兵50万。分4路进攻湖南，并派吴佩孚连陷长沙、衡阳、安江、耒阳。不久，任张敬尧为督军。桂军谭浩明退守湖南、湘西一带。张敬尧统治的湖南期间，大肆搜括民财、擢残教育，激起湖南人民的反对。 全中国长期处于军阀战争之中，致使人们生活民不聊生。为了拯救中国，追求真理，一批进步青年迅速联合起来。1918年四月，毛泽东和蔡和森等这一批追求进步的青年，几经酝酿，在长沙成立了新民学会，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宗旨，同时创办工人夜校。 不久，“五四”爆发，湖南的历史也开始步入了新民主民主时期，至此，成为一大转折点。 中国的现代史是充满血腥斗争的历史，而一直站在时代前沿的湖南人更是“我以我血荐轩辕”、“燕风血雨洒江天”。在湖南大地上揭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拯救湖南，拯救中国的革命。 五四运动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分水岭，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以五四运动为标志，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这场伟大革命运动中，湖南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奋起、谱写了新的光辉篇章。 五四运动爆发后，毛泽东立即投入战斗，组织和领导“湖南学生联合会”和“湖南各界联合会”等进步团体，发动了长沙学生总罢课，掀起了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并组织大批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同年7月，又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毛泽东以省学联为基础，联络教育界、新闻界，发动了“驱张”运动，张敬尧终于被迫下台。 1921年7月，毛泽东、何叔衡代表湖南共产主义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随后，毛泽东出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真正开始了以马列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有组织的无产阶级革命。毛泽东和李立三、刘少奇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同时又和郭亮发动粤汉铁路大罢工。湖南各地罢工节节胜利，革命形势一片大好。1923年9月，湖南农村第一个农会组织——衡山岳北农工会诞生了 1923年3月，为收回旅顺、大连，全国反日运动进入高潮。湖南工团联合会、联合教育会和商会积极响应，发起游行示威。6月1日，日本水兵枪杀长沙市民，造成“六一惨案”，全市罢市、罢工、罢课。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推动下，1926年夏，广东革命政府开始北伐。叶挺独立团和北伐第四军由广东入郴州，第七军李宗仁部也由广西入永州。湘军唐生智部在衡阳宣布参加北伐，组成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在北伐军的追击下，叶开鑫逃出长沙，余荫森部缴械投诚，吴佩孚在平江、岳阳、临湘一带大败北遁，1927年5月，“马日事变”扼杀了不少湖南工农革命群众和共产党人。9月，毛泽东在湘赣边界领导了著名的秋收起义，随后率领工农革命军走上井冈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革命根据地。1928年初，朱德、陈毅举行湘南起义，随后率军与毛泽东井冈会师。1930年秋，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团夺取长沙，建立省苏维埃政权。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为突破反动派的包围圈，开始了震惊中华的万里长征。任弼时、贺龙领导的红二、六军团，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粉碎了国民党100多个团的围攻，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长征。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全省人民掀起了抗日热潮，国民党器张气焰也随之高涨，在湘北大地上，制造了三次大扫荡。 1943年3月，日寇攻陷华容、南县、安乡，5月9日，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汉寿厂窖大屠杀。大屠杀持续了四天四夜，残杀群众达3万余人。1944年，常德、平江、浏阳、岳阳、华容、安乡、湘潭、株洲、湘乡、衡山、攸县、安仁等10多个县市相继被日寇攻陷。 为了粉碎日寇逼降蒋介石集团的阴谋，解救被奴役的湖南、广东两省群众，1944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派八路军三五九派旅南下援湘，开展敌后斗争。1945年3月部队进入湖南，开始在平江、浏阳、岳阳、湘阴建立民主政权，组织抗日游击队，又转战长沙、宁乡、湘潭、湘、衡山、衡阳一带。8月，主力军进入湘粤边境。1945年8月5日，日本投降，中国终于结束了一百多年来被外强侵略凌辱的历史。但中国并没有走出水深火热，而是陷入了蒋介石挑起的国内战争。 解放战争期间，湖南处于国民党政府统治之下，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先后有湘南、湘中、湘西各路游击队，在共产党领导下，配合解放大军打击敌人。1949年7月，解放军南下湖南，19日解放平江、浏阳，20日解放岳阳，直副长沙、株洲。另一路又解放澧县、临澧、直副常德。8月4日，程潜、陈明仁在长沙宣布起义，湖南和平解放。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此，湖南的历史揭开新的一页，进入社会主义建议时期。

湖湘文化，是指一种具有鲜明特征、相对稳定并有传承关系的历史文化形态。先秦、两汉时期湖南的文化应该纳入到另外一个历史文化形态——楚文化中。屈原的诗歌艺术、马王堆的历史文物，均具有鲜明的楚文化特征。而南北朝及唐宋以来，由于历史的变迁发展，特别是经历了宋、元、明的几次大规模的移民，使湖湘士民在人口、习俗、风尚、思想观念上均发生了重要变化，从而组合、建构出一种新的区域文化形态，称之为湖湘文化。先秦、两汉的楚文化对两宋以后建构的湖湘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是湖湘文化的源头之一。湖湘文化是一种地域性的文化。身在其中的湖南人，都无不深受她的影响，接受她的洗礼，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打上她的烙印。对于许多湖南人来说，他们都因有这一文化的深厚底蕴而骄傲，而自豪。正是有了这一文化的熏陶，那些走南闯北的湖南人，才能演绎出自己光芒的人生，并为世人所敬仰，从这一意义上说，湖湘文化又超出了她的地域，成为了中国乃至世界所关注的文化。" 南下的中原文化，在文化重心南移的大背景下，湖南成为以儒学文化为正统的省区，被学者称为"潇湘洙泗"、"荆蛮邹鲁"；唐宋以前的本土文化，包括荆楚文化。这两个渊源分别影响着湖湘文化的两个层面。在思想学术层面，中原的儒学是湖湘文化的来源，岳麓书院讲堂所悬的“道南正脉”匾额，显示着湖湘文化所代表的儒学正统。从社会心理层面，如湖湘的民风民俗，心理特征等，则主要源于本土文化传统。这两种特色鲜明的文化得以重新组合，导致一种独特的区域文化形成。所以，探讨研究湘学者，能发现湖湘文化中的儒学正统特色，无论是周敦颐、张南轩，还是王船山、曾国藩，他们的学术思想、学术追求，都是以正统的孔孟之道为目标；而考察湘人者，则更会感觉到荆楚山民刚烈、倔劲的个性。当然这两种文化组合是相互渗透的：湘学的学术思想总是透露出湘人那种刚劲、务实、敢为人先的实学风格和拼搏精神，而湘人的性格特质，又受到儒家道德精神的修炼，故而能表现出一种人格的魅力和精神的升华。如曾国藩在自我人格修炼时追求的“血诚”、“明强”，常使我们体味到这种二重文化组合的妙处，"诚"、"明"的理念均来自于儒家典籍和儒生对人格完善的追求；而"血"、"强"的观念又分明涌动着荆楚蛮民的一腔血性！包括曾国藩组建的湘军，其成员主要是湖湘之地的山民，曾国藩既看中了他们的质直、刚劲的湘人性格，又要求他们学习儒家道德和文化修养，体现了他对这种二重文化组合的自觉运用。 三重演进与湖湘文化的因缘。湖湘文化形成于两宋以后。历史上，湖南“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是一块"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的荆蛮之地。那么，在这块"四塞之地"上如何会形成以中原文化为主要源泉的湖湘文化呢？ 两宋之时，中国文化发生了三项重大演进，这三重演进对湖湘文化的兴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继先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之后，两宋时期兴起了理学文化思潮。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化思潮，理学的主要特点在于对传统思想文化的综合。它以复兴儒学为旗帜，要求重新解释儒学经典，力图使儒家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得以振兴。另一方面，它又大量汲收、综合了佛、道两家的宇宙哲学和思辩方法，将其补充到儒家学说中去，将儒学发展为一种具有高深哲理的思想体系。由于理学能够振兴儒学，发展儒学，适应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需要，故很快成为了一种站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直至延续到晚清时期。 魏晋以前，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均在北方。代表中国文化主体的中原文化本来产生于北方，自东晋以后到两宋之时，中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南移，而文化也随之南移。特别是由于北方的一些游牧民族不断地骚忧，出现了两晋的永嘉之乱、唐代的安史之乱、宋代的靖康之乱，致使中原地区战火不绝，这迫使中原人士纷纷南下。于是，向来居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北方的地位开始下降，而南方在经济、文化方面逐步崛起。到两宋之时，南方的经济、文化十分发达，已经超过了北方。尤其是到了靖康之乱以后的南宋，有名的文人均在南方从事文化教育活动，浙江、江西、湖南、福建等省成为文化最发达的地方，产生了许多著名的学派、建立了许多著名的书院。 两宋时期中国出现的一个重要的学术现象，即儒学演变为一个个具有地方特色、历史传承的地域学派，这便是所谓的"儒学地域化"。两汉时期儒学亦很鼎盛，但兴盛的契机是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代儒学就成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国家意识形态。根本上来说，汉代儒学是一种统一的儒学。宋代复兴儒学的思潮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学术文化思潮，它不是通过中央或地方官学，主要是通过地方的书院来开展学术研究与传播。一批批立志于重振儒家信仰、重建儒家知识体系的新儒家学者集聚于各个地域的不同书院中，潜心著述、授徒讲学。于是，一个个具有各自学术传统、思想特色的地域学派就形成了。在北宋时期，有周敦颐的濂学、张载的关学、二程兄弟的洛学；到了南宋，又有了朱熹的闽学、胡氏父子及张栻的湘学、陆九渊的象山学等等。 理学思潮的兴起，标志着一种更具有综合性的新儒学的文化形态出现，又由于文化重心南移和儒学地域化，必然使这种以儒家为核心、综合释道的文化形态在南方繁衍、发展。最终，中国文化的这三重重要演进促使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地方学术形态-----湖湘文化的形成和崛起，并在日后大放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