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华侨杂志

华侨·华人·华裔 1．华侨 《辞海》的注释是：“侨居国外的具有中国国籍的人。不包括出国旅行访问人员，政府派在他国协助建设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国家派往外国的公务人员和在国外学习的留学生。已经加入或取得外国国籍的中国血统的人是外国公民（亦称中国血统外籍人），不是华侨”。根据这一概念本人这样理解：长期侨居国外，一直保留中国国籍；而且又一直未加入外国国籍的中国人才可称华侨。对于生活在香港、澳门地区的中国人，他们本来就不是侨居国外，而是居住在中国领土上的中国人，所以根本就不能称华侨，而只能称“港澳同胞”；况且他们早已回到祖国的怀抱。因此，“港澳同胞”这个称呼是否可以继续沿用，值得商榷。 2．华人 《辞海》的注释是：“中国人的简称。亦指已加入或取得了所在国国籍的中国血统的外国公民。”根据这一概念本人理解为华人必须同时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长期侨居国外；二是必须加入了所在国国籍的中国人才可称为华人。因此长期侨居国外的中国人可能有这样两种情况：一种是仍然保留中国国籍的中国人即华侨；另一种是已经加入了所在国国籍的中国人即华人。如加入了美国国籍的中国人就称为美籍华人。那种“长期侨居国外的中国人都是华人”的说法是错误的，没有把华侨与华人区别开来。 3．华裔 《辞海》的注解是：“在国外的中国人的后裔的简称。有的习惯于称华侨在侨居国所生的而又加入或取得了所在国国籍的子女有中国血统的外籍人为华裔。”根据第一句话，我个人理解为：侨居海外的华侨与华人的子孙后代，或与中国人有血缘关系的人群称为华裔。海外不少华裔科学家颇有建树，在世界科技界享有崇高威望，各种媒体时有报道。如世界闻名的丁肇中、杨振宁就是美籍华裔科学家。 我国侨胞遍布世界各地，人数达3700多万。广大侨胞热爱祖国，关心祖国，为祖国建设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关怀和保护海外华侨是我国政府的一贯政策。当他们的财产或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时，我国政府会立即作出反应，替他们说话。如果他们愿意回国，国家将提供各种方便，让他们尽快回到伟大祖国的怀抱。如去年发生在印度尼西亚的骚扰华侨事件，我国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就是一例。

“九一八，老百姓遭了殃……”“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争取中华民族的曙光。”6月6日，在缅甸仰光的两位八旬老人赵振恒、马振宏顶着40摄氏度的高温，穿过唐人街来到缅甸广东工商总会。已经在该国多年的他们，用流利的粤语讲起抗战时期的亲身经历，唱起了逃难和募捐时唱过的“流亡三部曲”。正是如此深刻的家仇国恨，令当年只是年幼学生的他们，便开始了为中国抗战捐款捐物。

这是千万海外华人华侨支援中国抗战的一个缩影。

据当时的国民 *** 统计，抗战期间的华侨义捐和侨汇达当时的国币13亿元，占中国军费的1/3。另外，加上其他途径的捐款捐物，华侨贡献共约国币50亿元。这不仅仅是钱是物，更是灼热的赤子心、赤子情。周恩来就曾为秘鲁华侨的捐款事迹题词：“万里外六千侨胞统筹债捐达二百万秘币，是侨胞之模范，是抗战之光荣。”

多个侨团变卖会馆捐款

在上世纪上半叶，华侨们在异邦为生活而打拼时，感情仍牢牢地扎根在故乡大地。在祖国有危难的时候，他们的千丝情便化为了万钧雷。从1931年起，抗日救亡运动席卷了海外华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如马来西亚“马华巡回剧团”深入城乡演出劝捐，他们高唱：“你一角，我一角，涓涓滴滴积成江河变成怒涛……买子弹，买枪炮，赶走强盗，誓把中国保……”

据美国旧金山广东银行经理公布的数据显示：自1932年淞沪会战爆发后，仅20多天的时间，当地华侨已电汇100万美元给十九路军。

而在全球，有多个侨团会馆变卖了会馆房屋，用于捐款或购买抗战公债。华侨人数较少的新西兰筹款32万英镑，属华侨当中人均最高的地区。侨胞人数分别仅为35人和40人的玻利维亚和海地，也分别捐款3560美元和3840美元。

侨领和华人企业家是各侨团华社的中坚骨干，在捐献和认购爱国公债方面是义不容辞的带头人。东南亚华侨商人胡文虎在1941年前就已捐500万元国币以上，是侨领中个人捐款数额最大的。另外，泰国陈守明，新加坡陈六使和陈文确兄弟，马来西亚陈棉生、陈永，印尼侨领丘元荣等捐款数额也很大。

菲律宾的著名侨领李清泉，抱病领导华侨国难后援会，为十九路军汇来巨款慰问，还捐购15架飞机。后来，他因劳累过度而去世，临终遗嘱再捐出10万美元。他的好友及侨团闻讯后，为继承他的遗志又筹资40万美元。

抗战不停止月捐就不断

华侨们认识到，抗日战争必然是十分艰苦的持久战，只有长期的、持续不断的捐款，才能达到打败侵略者、光复国土的目的。于是，各地侨团不约而同地开展月捐活动，马来西亚槟榔屿华侨筹赈会发表的《劝募长期月捐宣言》当中说：“抗战一日不停，我们的月捐就不断缴下去，直到民族得解放为止。”

月捐是由大家按自己能力认捐，逐月交纳，一般来说是按月薪10%的额度，基本是“个个要捐”。古巴、巴拿马的侨团都规定18岁以上华人就要加入月捐，而企业主、商贩可以货代币。

南侨总会统计，华侨抗日捐款80%以上来自于月捐。正如《华侨先锋》杂志中所说：“是由那些日夜在油烟蒸沸的餐馆厨房、泳衣馆、农场和各个工厂、商店里的侨胞，捐集而来。”

1938年9月，新加坡8000名人力车夫通过决议：每日每车捐资，每月每人再捐。当时的《 *** 》(香港)报道称：“人力车夫是华侨社会的无产者，所得尚不足赡养家室。然而从祖国神圣抗战以来，爱国之殷，绝不后人，捐款购债，颇为努力。”

除了月捐，华侨们还有其他各种募捐方式。新加坡侨校学生联合会为筹款制定“节约信条”，包括节约日常牛奶、饼干和饭菜费用，连袜子也要省去。还有“南侨总会”发起卖花捐，那时大街小巷都响起卖花声：“买了花，救国家!”侨胞们都以襟上插花为荣。

不顾个人温饱为国捐钱

华人华侨固然有巨商富人，但绝大多数还是挣扎在低层的劳苦阶层。在东南亚，他们多是小贩杂役;在欧美，他们多是厨师、洗衣工;在南美，他们多是农场苦力。这些华侨们在自己温饱尚未解决的情况下，却为中国和民族的安危，作出了可歌可泣的奉献。

澳大利亚一位古稀老华侨，将准备养老的积蓄全部捐出。他说：“贡献祖国，无上光荣，死可瞑目矣。”缅甸仰光的女侨胞叶秋莲，将其所有首饰及两处家产的拍卖所得全部捐出，自己则入寺为尼。她说：“只要祖国战胜，我自己饿死是不妨的。”

印尼华侨马细旦是伤残人士，只能以手代步，艰难度日。当他知悉国内同胞惨遭日军蹂躏的消息时，热血涌上心头，每日爬至市区中心，“乞钱为祖国难民 *** ”，侨胞见者无不献金，而其所乞得的金钱全都交给了华侨慈善会。

印尼粤籍华侨刘长英把自己的儿子送回国，参加抗日空军。儿子在战斗中牺牲后，他又将抚恤金全部捐为抗战军费。子是抗日英雄，父是救国义士，其爱国精神感人至深。

捐物小到衣被大到飞机

除了钱之外，侨胞们还捐献了大量的物品，从飞机、坦克、货车到被服、药品等，缓解了抗战时期祖国战略物资和民用物资紧缺的状况。

侨胞们还专门发起支援八路军的“援八行动”。法国里昂200多位以小商贩为主的侨胞，节衣缩食筹得1.3万法郎，为 *** 领导的华北抗日军队购买防毒面具。

南洋惠侨救乡会多次通过宋庆龄给曾生率领的惠、东、宝等地的人民抗日游击总队送去大量物资。旅居泰国、新加坡和越南等地的侨胞220多人，组成琼崖华侨回乡服务团，乘坐小划船冲破日军巡逻艇的封锁，把一批批药品和被服等物资运到海南岛。

昂贵的飞机也是侨胞们捐赠的重点。据任贵祥、刘维开等专家分析，从1937年到1942年，全球华侨捐赠的飞机就有217架。另外，他们捐献的坦克也足以武装1个坦克团，直接增强了祖国的抗战力量。

1942年，美国俄勒冈州华侨救国统一会筹款后，加上争取到美国支持，买了3架战斗机，命名为“民族”“民权”“民生”，供中国用来训练航空生。

菲律宾华侨为祖国献机情形更为热烈，除了一般侨团商会献机外，还有华侨庄东里个人独捐飞机一架，侨校中小学生也集资捐“学生号”飞机一架，华侨妇女捐“妇女号”飞机一架，连马尼拉屠宰业的华侨和小杂货店店员亦集资各献机一架，合计下来，菲律宾华侨共捐飞机50架。

在大洋彼岸，美国加利福尼亚华侨募款购买军用运输机8架，命名为“北加州华侨精神号”献给祖国。斐济群岛仅有华侨2000人，也为祖国献机3架。

车辆，也是祖国抗战必不可少的战略物资。在抗战前3年，华侨捐赠的汽车、卡车、救护车达1000多辆。1939年春，滇缅公路这条险峻的高原运输线重新开放，马来西亚华侨筹赈会和缅甸侨胞分别赠购卡车100辆和150辆。另外，美洲侨胞捐献救护车200辆，南侨总会捐献卡车200辆及其他物资。

“我妈妈白天要维持生计，照顾孩子，晚上就借着弱光，为中国抗日将士缝制棉衣，再交到侨团运回祖国。这是妈妈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缅甸老华侨马振宏告诉我们，他永生都难忘这个记忆中的片段。

本书《晚清民初南洋华人社群的文化建构》是由薛莉清女士的博士论文增改之后，关于在晚清民初这个特殊时期，南洋华人这一社会群体，如何建构文化话语权和文化空间的作品。由生活·读书·三联书店出版。 文章结构分为七个部分，包括绪论、五章主体和结论。 一、 本文最精彩之处就是绪论部分。它主要交待了作者的研究理论、研究模式、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作者使用了许多理论，包括杰姆·克利福德的旅行理论、互动理论和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 首先，旅行理论重视的是对游记文本的探究。薛女士的研究角度正是从1877-1937年间的南洋游记切入的。实际上，将游记作为史料进行研究对于历史研究来说并不陌生，但当今大部分学者仅将目光投向古代游记，对于近现代海外游记的关注度不够，因此从选材方面来说，此书是有其新颖之处的。 其次，在论述南洋华人社群时，普遍的研究模式是中国—东南亚的两极互动模式，作者在书中试图打破这种固定的模式，并建立一种更加深入和全面的多级互动的新模式，其中，多极的互动方包括中国、日本、各殖民帝国、土著以及南洋华人，且以南洋华人为互动的中心。 最后，薛莉清女士将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应用于探讨莱佛士图书馆和博物馆的建立与文化空间的关系，致力于梳理出殖民话语体系和华人话语体系之间较为清晰的脉络。 二、 在第四章中，作者把莱佛士图书馆和博物馆视为独立的文化空间，认为二者的建立意味着殖民话语体系的建立，并阐述南洋华人如何在殖民话语体系之下建立属于自己的文化话语和与之隐性对抗的过程。 本章的中心群体是南洋华人，但实际内容却隐隐有偏向海峡华人之意。文章中指出，海峡华人与其他华人方言群体确实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在华人内部和官方都得到了认可，而官方的认可则进一步强化了民间对这个群体的认知。作者也明确指出“海峡华人已不同于普遍意义上的南洋华人群体。”但在接下来的大部篇幅基本都围绕着“海峡华人”展开，而第二节中“海峡华人”在博物馆的出席、第三节中创办《海峡华人》杂志为自身群体谋求更多话语权，都显得过于突出“海峡华人”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普遍的华人群体的反应和作为。 海峡华人成为特殊群体的原因在于身份的复杂性。与一般的南洋华人不同的是他们普遍接受过英式的教育和培养，在思想文化方面受到来自双方的影响甚至在政治理想方面倾向殖民国家。虽然海峡华人常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比如：英国人那里遭受种族的歧视，因政治上亲近英国而被其他华人唾弃。但他们的优势也十分明显：他们是商业中的精英，即使英国人歧视他们，却又不得不选择与其进行商业贸易；他们也是南洋华人中的上层，在殖民体系下扮演着华人组织者和领导者的形象。以上种种优势反馈到自身话语体系的建立上显得格外突出。 另外，我认为作者笔下的这类“海峡华人”与孔飞力《他者中的华人》一书中的“峇峇移民群”有着明显的相似性。首先，两者都是受到殖民者文化和教育的影响，具有“中西结合”的特性。身份的多重性迫使他们需要同时面对其他移民和殖民者，应对来自故乡和来自现居地的双重压力。其次，这两个群体的人数都比较少，却掌握着绝大部分的财富和权力。他们都是殖民体系下海外华人与殖民统治相结合的产物。这一现象的出现并不偶然，它意味着海外华人社群在面临多方面、长时段的变化时表现出的灵活的应变能力和适应能力。 另，在解释莱佛士博物馆和图书馆成为当地殖民话语体系的建立者和支配者的原因时，作者列出的理由不免显得有些单薄和牵强。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缺少参照组，无法很好地突出二馆的主导和支配地位。 在笔者看来，本书潜在的难度与缺憾还在于：游记文本含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同时它的文本内容较为随意散乱、缺乏整体意识，因此，需要研究者具有较好的甄选信息和梳理史料的能力。另外，过于丰富的使用理论有时是一把双刃剑。在这些大格局的理论面前，作者的个体研究和史证梳理难免显得有些单薄无力。尤其在引用和使用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时，作者并没有直接参考《空间的生产》这一理论原文，而是转引自其他学者的著作。其中原因未可知，但显然此举容易对理论产生理解上的偏差，从而导致行文逻辑上的缺陷，这也是史学研究中的大忌。 综上，此书的亮点就是灵活且创新性地使用了经典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模式，并且使用了新史料，即晚清民初的旅行者游记。正如作者所认为的那般，游记研究的新模式能够使分析者一方面跟随旅行者的步伐和眼光，一方面能分析旅行者看到的社会文化现象，对于“空间研究”来说，“移步换景”式的游记研究能够更好的捕捉富有研究价值的空间。 总而言之，笔者推荐这本书的原因显而易见，这本关于南洋华人社群的研究之作，对于华人华侨研究中的文化史课题，仍具有很大的阅读价值和借鉴价值。尤其对于初涉华侨华人史的本科学生而言，难度适中，又具有很大的启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