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汉语论文的提问

内容提要：古代汉语中的词类转换情况多而复杂，目前基本上大都看作“活用”。这既不符合古代汉语的语言实际，又不利于教学。“兼类”和“活用”并存，既有必要，又有可能。 关键词：古代汉语 词类转换 兼类活用并存 古代汉语中的词类转换情况多而复杂，而现在语法界对词的转换的处理方法不统一。例如：在“（诸葛）亮身率军攻祁山”句中，“军”充当宾语，是“军队”的意思，具有名词的语法特点，属名词类；在“以河内守亚夫为将军，军细柳”句中，“军”带补语“细柳”，是“驻扎”的意思，具有动词的语法特点，又属动词类，对此有人认为“‘军’兼属名词、动词两类”，应把它作“兼类”讲，不应作“活用词”讲；有人认为“‘军细柳’的‘军’是名词活用为动词，不属兼类”。这个问题争论的焦点在于对“兼类”和“活用”两个概念的理解。前者认为一个词只要兼属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类，就属“兼类”，不要有“活用”的说法；后者认为一个词只要改变了本身的意义，作别类词用，起别类词的作用，就是“活用”，不需要有“兼类”的说法。 笔者认为，以上两种说法都比较片面，都没有对“兼类”和“活用”作出科学的解释。我主张古汉语中词的“兼类”和“活用”应二者兼而有之。 为什么要“兼类”和“活用”二者兼而有之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什么是词的“活用”，什么是词的“兼类”的问题。 什么样是词的活用呢？从语法角度讲，汉语中的每个词，都属于一定的类别。按本类的语法属性去用词叫本用，反之，叫活用。张世禄教授给“活用”这样定义：“有些词往往在实际的语法结构中临时充当别的成分，和它们经常的用法不合的，这叫‘词的活用’。”（《古代汉语》）廖序东教授给“活用”是这样定义的：“如果一个词偶尔改变本身的意义，作别类词用，起别类词所起的作用，这就叫词的活用。”（《文言语法分析》）这两位教授对词的活用下的定义都强调“临时”或“偶尔”。这就说明词类的活用实际是词在语法结构中的临时运用，一离开结构，那种用法就不存在。词类的活用，属于语法学的范围，不能算是兼类。例如：名词，其语法特点是：可以自由用作主语、宾语；可以用作名词谓语，但不能用作叙述句的谓语，不带宾语；它的前面可加名词、数量词、形容词，但不能加副词。“人”这个词，被用作主语、宾语、定语，是它的经常“职务”，因此它是名词； 至于“人”在“有狼当道，人立而啼。（《中山狼传》）”，这句中的“人”，不是作主语，也不是用作宾语、定语，而是作“立”的状语，意思是“像人似的”。这是它的临时“职务”。这个作用和意义 ，离开了这个具体的句子，就没有了。因此，我们只能说这个“人”是名词作状语，这是它临时取得了作状语的作用，是词的活用，而不能说“人”是兼类词。 什么叫词的兼类呢？“如果一个词经常具备两类词的语法特点，那就是词的兼类。”（《中学语文教师手册•古代汉语》243页）从这个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词的兼类和活用不同，活用属临时用为某类，兼类属经常用为两类或两类以上。词的兼类和活用有着很大的联系，当一种活用经常化，约定俗成，就变成了兼类了。吕叔湘先生说：“语义的变化比较特殊，只是偶尔这样用，没有经常化，这算是临时‘活用’，不同于永久性的词类转变……这种活用如果经常化了，就成了词类转变了。”(《汉语语法分析问题》46至47页)兼类的词由于在实际语法结构中多次“活用”，以至经常化而把它们的“变性”固定下来，这往往就是词义的引申转变，但是词义的引申转变和“词类活用”毕竟不是一回事，词义的引申转变，是使语言中形成“同词异义”的现象，产生大量的“多义词”，这属于词汇学、词义学范围。“词性活用”则是实际语法结构中的临时运用，一离开结构，那种用法就不存在，所以是属于语法学的范围。 活用可以发展为兼类，而兼类词，当其中某一类用法在历史中消亡了，这样兼类词就变成了单类词。例如“衣”现在属名词，而在先秦，它兼属名词和动词两类。“衣”在《论语》、《孟子》、《荀子》、《韩非子》四部书中使用的情况如下表： 书 名 名 词 动 词 合 计 《论 语》 8 5 13 《孟 子》 4 9 13 《荀 子》 40 9 49 《韩非子》 50 22 72 合 计 102 45 147

墨子德育思想对大学生品质养成教育的启示[摘要]墨子德育思想的核心是“兼爱”与“相利”。这些思想与儒家思想有着明显的区别，在当代大学生品质养成教育中具有独特的价值。在教育方法方面，墨子的实践示范方法和环境渗透的管理方法也很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墨子；德育；启示 [作者简介]方钫妍，华南师范大学学生工作部讲师，硕士，广东广州510006 [中图分类号]B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0)06-0148-03 墨子是我国先秦时期具有较大影响的重要思想家和教育家，由墨子所创的墨家学派，在先秦时与儒家并称显学，《韩非子·显学》日：“世之显学，儒墨也。”墨子认为凡是能够实现“兼爱相利”的人便是具有高尚品行的人。他赞赏“兼士”而反对“别士”，认为“兼爱”与“相利”是联系在一起的道德要求。从“兼爱相利”的品德扩展开来，道德境界再上一个台阶，墨子又提倡“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 一、墨子的德育思想及启示 概括来说，墨子的道德含义，主要为兼爱与相利两个方面。众说周知，孔子的道德含义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己不所欲，勿施于人”，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由此可见墨子的道德观与孔子的儒家思想有着明显的区别，具有独特的价值，可以在大学生品质养成教育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一)“兼爱”思想 “兼爱”是墨子道德思想的核心。它包含两个基本的内涵。一是视人若已，爱人若爱己。墨子说：“爱人若爱其人，视父兄与君若其身，视人之室若其室，视人身若其身，视人家若其家，视人国若其国。”二是爱另Ⅱ人，才能得到别人的爱。墨子以孝子尽孝道为例，指出：“吾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也。”后期墨家概括为：“有人不外己，己在所爱之中。”为什么“兼爱”?墨子以求因的方法，对“不相爱”的后果作了分析，他认为：天下一切祸害的根源“起不相爱”。“诸侯不相爱，则必野战：家主不相爱，则必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悔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为什么不相爱?墨子认为：凡“不相爱”均产生于人类自私性的放纵。他说：“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而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而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那么人怎样才会首先放弃个人的私欲而爱他人呢?墨子提出，应以“三表”为准绳，：AA的行为结果是否符合“兴利除害”的道德效果论出发。他认为：“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与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为事者也。若国之与国之相攻，家之与家之相篡，人之与人之相贼。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相和调，此则天下之害也。然则崇此害亦何用生哉。”也就是说，当社会公利受到损害，社会公德失范，就谈不上私利的满足，更谈不上建立一个理想的、和平的社会共同体。 在现代，我们可以理解“兼爱”是一种人本主义思想。首先，墨子认为“兼爱”是社会层面的要求。就是说，应当不分厚薄亲疏，都施以同样的爱，不但要爱一切人，而且要给一切人同等的爱。其次，墨子认为“兼爱”亦是感情层面的要求，强调人们相互地、平等地爱，己与人双方都要承担“爱”的义务，也都享有“被爱”的权利。如果人人都能将别人的身体、家庭、国家当作自己的一样认真对待，那么这个社会就不会有不孝不义不忠之事。这里，墨子体现出理想主义的一面，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呼吁建立人与人之间的“我—你”关系，打破当时的“他一我”关系，突破了儒家尊尊、亲亲的一面。但在以家庭为社会基础的国家中，爱是有层次和等差的，无差等的泛爱在现实中是无法实现的，墨子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爱的差别性和等级性，这是他的历史局限。 墨子的“兼爱”思想是实现人与人之间诚信友爱的社会根基，对加强当代大学生品质养成教育很有启示。当前大学生群体存在着不少令人担忧的社会现象，如有的人际关系脆弱，群体性对抗事件时有发生，有的处处表现唯我独尊，对他人缺乏同情和关心。针对这些现象，德育工作者应有针对性地培养他们遵循“视人若已”换位思考的原则，切忌以自我为中心，从而更好地适应生活、适应社会。同时，要关心弱势群体，建立普爱原则。目前社会上存在大量的多构态的弱势群体，即使仅在高校中也存在诸如贫困生、综合素质比较低的学生、心理素质较差的学生。学校有责任借鉴墨子的“兼爱”思想，引导大学生关心帮助身边的弱势群体，为其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生活氛围，从而将这些学生同样培养成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使他们在校园这个环境中得到应有的尊重。 (二)“相利”思想 墨子是先秦诸子中唯一直截了当地大谈功利的人，他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作为墨家集团的奋斗目标。墨子以利人作为道德评价的标准，要求人们“兼相爱，交相利”，提倡“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倡导“有道相教”，认为叫人耕织者，教天下以义者，强说人者，其功劳和贡献非常多。他还主张“义利统一”，“合其志功而观焉”，即从动机和效果两个方面评价人们的道德行为。这些思想是具有明显的功利主义实质的。 墨子所言之功利和杨朱的“为我”大相径庭。他所说的利不是利己而是普天同利，所追求的不是一己之私而是大众之利。“利”包含着十分广泛的内容，只要能使人喜欢的事物，都可以归入利的范畴。但由于墨家代表当时手工业小生产者的利益，他们劳动和生活简单、实在、朴素而不尚繁琐、虚浮、奢华，墨子本人也过着“量腹而食，度身而衣”的生活。因此“诸如衣食、舟车、住宿、工艺品等物质材料才是墨家之利的重要内容”。所以说，墨家所言之“利”非常朴素具体，以“实在”合于“民用”为主体，其实质为天下百姓人民大众之“利”。 [1] [2] 下一页 本文选自591论文网591L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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