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论文

中国启动积极则政政策的背景 1998年第一季度以来，由于国际和国内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改变，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造成很大影响，加之一系列国内经济问题，迫切需要以宏观政策措施扩大内需，实施反周期操作，于是中国政府采取了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背景因素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1997年7月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亚洲经济产生极大影响，并扩展到俄罗斯，波及拉美，进而使欧洲和美国也受到影响。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在1998年逐渐显现，尤其是外贸方面受到的冲击更为明显。1998年上半年外贸的出口额为869.8亿美元，同比增长6%，与1997年同期的22%和1997年全年的20.9%的增长速度相比，增长幅度明显放慢，并于1998年5月出现负增长，极大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这种形势客观上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创造了基本条件。 第二，中国经济处于周期性低谷阶段，经济增长明显趋缓。并出现通货紧缩迹象。1998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仅为7%，与全年8%的增长目标形成明显差距，表明中国经济处于周期性低谷阶段。同时，物价水平持续负增长，居民消费价格和商品零售价格均下降，被认为是通货紧缩的表现。 第三，中国买方市场已经形成。中国经济在改革前以供给不足的短缺经济为主要特征，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先后出现过1983年的“局部买方市场”和1990年的“市场疲软”，1997—1998年转变为全局性的“买方市场”或“过剩经济”，市场出现了供大于求的局面，国内需求不旺，企业产成品库存总量不断增加，1998年已达4万亿元，约相当于GDP的40%以上。买方市场的形成，意味着需求已经成为影响和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第四，“下岗分流”和失业压力加大。随着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必须继续积极推进企业的兼并重组乃至破产，促进企业的优胜劣汰。由于国际国内经济环境恶化，经济增长速度趋缓等因素的迭加，使企业困境进一步加剧，出现了大量的下岗分流人员，一年约1000余万人，失业压力增大，并有可能影响社会稳定。 第五，货币政策效果不佳。中国经济“陆”过程中，尽管货币政策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放松银根、刺激需求的政策，中心银行先后多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并取消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限额控制，降低预备金率。颁布积极实行贷款支持的指导意见等等，以求扩大企业贷款需求刺激投资，但货币政策没有产生足够明显的政策效果，其操作空间和余地已经相对狭小。 综上所述，为实现8%的经济增长目标，启动财政政策便是必然的选择。 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 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必须根据我国经济的现实需要，主要是：一是扩大内需的需要。随着买方市场的形成，需求约束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而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外需增长大幅下滑，只有依靠国内需求来促进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但此时国内消费和投资需求增长趋缓，只有依靠政府投资来拉动内需；二是调整政府投资重点的需要。随着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和我国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和完善，大多数产品供给能力大量闲置，有效需求不足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政府投资只能向投资金额比较大，民间资本无力承担的道路、交通。环保等公共投资领域倾斜，通过改善城乡基础设施、加强环境保护等来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三是承担改革成本的需要。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结构调整步伐的加快，大量历史遗留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工人失业人数不断增加、社会保障资金拖欠等一系列影响社会安定的问题都要求财政给予必要的资金支持。 中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成效分析 几年来的实践表明，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是非常正确的，也取得了巨大成效，表现在：首先扩大了投资，保持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发行建设国债，调整税收政策，停征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增加政府投资，引导民间投资，成为这一时期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1998—2002年发行长期建设国债和特种国债共6600亿元，安排国债项目万余项，投资总规摸3万亿元以上，全国的基础设施和环保状况得到了比较大的改善，增强了经济发展后劲。 其次提高了居民收入水平，刺激了消费增长。政府出台了调整收入分配的政策措施，支持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离退休职工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等。中心财政还大幅增加了对中西部地区增资的转移支付补助，建立了艰苦边远津贴 制度。银行降低利率，提供消费信贷。使居民的消费心理预期得到了改善。这些措施增加了居民收入，调节了收入差距，对刺激消费起了明显作用。1999年居民消费增长54%，2000年呈回升态势，达到了9.10%，200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7595亿元，比2000年增长10.1%. 第三完善了出口退税政策，稳定了进出口增长水平。自1998年以来，中国政府分三次提高了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使出口货物平均退税率达到15%.同时，还采取了完善加工贸易治理和扩大生产企业进出口经营权等一系列配套性政策措施，刺激出口增长。 第四加强了对重要产业和中西部地区的支持，促进了经济结构优化。一是通过税收减免及财政贴息等政策，支持符合产业政策方向的技术改造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二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从基础设施项目和生态建设入手，加大了对中西部落后地区的投入，制定财政税收优惠政策，全面带动了中西部经济的发展能力；三是加大了对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 第五全国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全国公路、铁路，城市供水。电信，电网、生态环境等基础设施明显改善，一些重要的、关系国民经济发展总体布局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如青藏铁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已经开工，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积极财政政策的根本目标，或者说衡量其成功与否的更高标准，是看它是否把民间投资启动起来了，因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不可能长期执行下去，它只能是在民间需求不足时，非凡是经济发生较大动荡时实施的一项短期政策。因此今后是否继续实施，必须依据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的运行态势来作判定，进行适时适度的调整。 2淡出积极财政政策的原因 2002年，前财政部部长项怀诚在论述中国的财政政策时表示：“中国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一定要逐步淡出，因为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够长期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而不出问题。”根据项怀诚提出五个观点，可以得出结论，那就是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虽然积极财政政策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是淡出也是必然的趋势，因为过多采用发行国债的积极财政政策存在其局限性和负面影响，具体分析如下： 国债投资是政府行为，过多发行国债不利于中国市场经济的完善 适当发行国债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但过多发行国债则不利于市场经济的运行，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国债资金投资是政府投资，建设的项目主要是国有项目，形成的企业主要是国企，这样一方面改革老国企，另一方面又再造一批新国企。假如新建的国企在产权关系上还是国有独资企业，体制、机制不变，那么若干年后可能还要进行新的国企改革。二是国债是由国家集中发行，国债投资项目由国家有关部门审批，而项目的实施者是企业和地方政府，两者是相互分离的主体，不能保证资金的有效使用。三是过多的资源集中在政府手中，增加了资源配置中的计划、行政色彩，妨碍了市场化改革进程，淡化了市场机制的作用，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四是积极财政政策长期实行还会出现边际效应递减，不能很好地发挥乘数作用，造成政府投资效率递减，既不能提高效率，又不能保证公平，直接导致政府信用和财政信用危机。另外，中国也应顺应国际潮流，削减赤字、降低债务。 过多发行国债有可能带来金融风险，不能有效刺激经济增长 国债项目在中心国债资金投入的同时，要求地方资金和银行信贷配套，未来国债资金偿还可以通过发新还旧的方式解决，但银行贷款的偿还必须通过项目本身的盈利。国债项目大多是基础设施，收益性不强，这就给银行信贷带来了潜在的，巨大的坏账风险。目前国内需求不足，包括投资需求不足和受收入制约的最终消费需求不足。假如着重解决基础设施的投资，而忽略刺激消费需求，在中国下岗人数多、收入低，农民收入增长减缓，各阶层、各行业收入差距拉大的情况下，消费需求不足反过来会制约生产和投资增长，形成经济运行的恶性循环。 影响宏观经济治理平衡 由于长期的国债投资必然带来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增长，使投资的增速超过GDP的增速，而且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超过消费的比重。中国历年经济发展的实践已经证实，积累占国民收入30%是合适的，通货膨胀和通货滞胀都不会产生，但目前这一比例将近40%，影响了积累与消费的平衡，带来了宏观治理上的困难。 债务规模已达国际警戒线，财政债务偿还的压力较大 国家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的债务被看做中心财政的债务。目前四大资产治理公司剥离的银行不良资产为4万亿元，四大银行现有的不良资产估计在27亿元左右，银行部门的不良资产总数就在5万亿元左右。同时国有企业未被剥离的不良资产和正在形成的不良资产估计总数也有一两万亿元。如此计算，政府财政之外的国有银行和企业的债务规模约达4万-5万亿元，加上中心财政的债务余额5万亿元，整个国家财政的债务规模应该在5万—6万亿元之间，约占GDP的60%，已达到国际警戒线。中国的国债不像有些国家由中心和地方分级分担，而是多集中在中心财政，中心财政的负担很重且不利于收支平衡。积极财政政策带来的财政赤字和债务余额对未来经济的发展产生负效应。 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和财政制度改革 长期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使投资偏重于第一、二产业，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矛盾进一步扩大。从目前居民消费的供需结构看，单靠对实物产品消费的增长来扩大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较为有限，而居民对服务的消费还有进一步扩大的空间。中国第三产业产出占GDP的比重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不仅是调整产业结构的需要，还可以扩大就业、促进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由于国债的投入基本上是政府的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是国有资本，这就削弱了民间资本的投入，从而使达11万多亿元的民间储蓄资本不能充分发挥作用。财政体制改革的重点任务之一，就是要充分发掘民间资本的发展空间，使投资主体多元化，而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与此相悖。 过多发行国债易导致制度性“挤出效应” 首先，由于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与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政府国债投资需要银行信贷和证券市场的支持，融资资金有限时，商业银行和证券市场势必压缩其他所有制企业或个人投资需求。其次，通信、邮电、交通等基础设施行业，存在着严重的行政性垄断现象，限制其他投资主体的进入，即使进入也对业务范围进行严格限制，从而损害了民间投资者的积极性 ，降低了私人投资在相关行业扩张的可能性。第三，中国尚未建立对长期亏损、无法清偿债务的国有企业的破产机制，政府通过财政补贴、直接投资、迫使银行贷款的方法维持早应破产企业的生存，这样做加剧了资金的稀缺性，加重了财政负担，从而增加了其他企业的投资成本，也使市场空间变得相对狭小，限制了民间企业可能的发展。国债发行导致的制度性“挤出效应”现在已日趋明显。 导致消费需求相对不足 由于长期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使积累投资占GDP的比重过高，消费比重下降，消费需求的增长受到影响，对GDP增长率的贡献下降。2001年上半年消费增长对GDP的增长贡献率不足40%.与此同时，消费增长率的下降还直接使居民收入尤其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导致了包括农民和城市居民的弱势群体的出现。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中国居民收入差距以基尼系数计算，已达0.4的警戒线，这会直接影响有效需求的扩大，进而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 通过对以上经济因素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淡出积极财政政策是必然的。应该说，积极财政政策客观上确实已经起到了较佳的经济作用，对整个投资、消费需求的拉动比较明显，且在国际经济形势看好的背景下，中国出口开始回升，外商直接投资增长率维持在11%～12%，投资质量也比较高，民间投资的增长速度和企业更新改造投资也比较活跃，所以选择这一时期逐步淡出积极财政政策，时机是比较成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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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出积极财政政策的对策思考1998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中国政府在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汇率政策下，开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其主要内容是通过发行国债、增加赤字、增加政府投资。支持重大的基础设施建设等来拉动经济增长。从1998至2002年，每年增发国债都在1000亿元以上，国债投资带动了基础设施建设并拉动了GDP的增长，对中国宏观经济保持7%以上的经济增长率发挥了重要乃至决定性的作用。但2002年4月前财政部部长项怀诚公布中国要“淡出”积极财政政策。他表示，中心政府财政出现“收入增长太低、支出增长太快”的严重情况，积极财政政策在实行五年后必须“逐步淡出”。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为什么积极财政政策要“淡出”？淡出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对策是什么？本文就这些问题进行初步研究。1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背景及成效财政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的基本涵义财政是国家为实现其职能，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对一部分产品所进行的分配和再分配。财政政策是一国政府为了实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而调整财政收支规模和收支平衡的指导原则及其相应的措施。财政政策由税收政策、支出政策、预算平衡政策、国债政策等构成一个完整的政策体系。财政政策是政府追求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政策手段，在弥补“场失灵”的资源配置、维护社会稳定的收入再分配、保持经济稳定的反周期操作等方面，都可以发挥功能。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在一定程度上以适当扩大财政赤字和国债发行规模来促进国民经济持续适度增长和社会稳定目标的实现。中国启动积极则政政策的背景1998年第一季度以来，由于国际和国内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改变，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造成很大影响，加之一系列国内经济问题，迫切需要以宏观政策措施扩大内需，实施反周期操作，于是中国政府采取了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背景因素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1997年7月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亚洲经济产生极大影响，并扩展到俄罗斯，波及拉美，进而使欧洲和美国也受到影响。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在1998年逐渐显现，尤其是外贸方面受到的冲击更为明显。1998年上半年外贸的出口额为869.8亿美元，同比增长6%，与1997年同期的22%和1997年全年的20.9%的增长速度相比，增长幅度明显放慢，并于1998年5月出现负增长，极大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这种形势客观上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创造了基本条件。第二，中国经济处于周期性低谷阶段，经济增长明显趋缓。并出现通货紧缩迹象。1998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仅为7%，与全年8%的增长目标形成明显差距，表明中国经济处于周期性低谷阶段。同时，物价水平持续负增长，居民消费价格和商品零售价格均下降，被认为是通货紧缩的表现。第三，中国买方市场已经形成。中国经济在改革前以供给不足的短缺经济为主要特征，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先后出现过1983年的“局部买方市场”和1990年的“市场疲软”，1997—1998年转变为全局性的“买方市场”或“过剩经济”，市场出现了供大于求的局面，国内需求不旺，企业产成品库存总量不断增加，1998年已达4万亿元，约相当于GDP的40%以上。买方市场的形成，意味着需求已经成为影响和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第四，“下岗分流”和失业压力加大。随着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必须继续积极推进企业的兼并重组乃至破产，促进企业的优胜劣汰。由于国际国内经济环境恶化，经济增长速度趋缓等因素的迭加，使企业困境进一步加剧，出现了大量的下岗分流人员，一年约1000余万人，失业压力增大，并有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第五，货币政策效果不佳。中国经济“陆”过程中，尽管货币政策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放松银根、刺激需求的政策，中心银行先后多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并取消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限额控制，降低预备金率。颁布积极实行贷款支持的指导意见等等，以求扩大企业贷款需求刺激投资，但货币政策没有产生足够明显的政策效果，其操作空间和余地已经相对狭小。综上所述，为实现8%的经济增长目标，启动财政政策便是必然的选择。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必须根据我国经济的现实需要，主要是：一是扩大内需的需要。随着买方市场的形成，需求约束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而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外需增长大幅下滑，只有依靠国内需求来促进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但此时国内消费和投资需求增长趋缓，只有依靠政府投资来拉动内需；二是调整政府投资重点的需要。随着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和我国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和完善，大多数产品供给能力大量闲置，有效需求不足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政府投资只能向投资金额比较大，民间资本无力承担的道路、交通。环保等公共投资领域倾斜，通过改善城乡基础设施、加强环境保护等来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三是承担改革成本的需要。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结构调整步伐的加快，大量历史遗留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工人失业人数不断增加、社会保障资金拖欠等一系列影响社会安定的问题都要求财政给予必要的资金支持。中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成效分析几年来的实践表明，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是非常正确的，也取得了巨大成效，表现在：首先扩大了投资，保持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发行建设国债，调整税收政策，停征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增加政府投资，引导民间投资，成为这一时期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1998—2002年发行长期建设国债和特种国债共6600亿元，安排国债项目万余项，投资总规摸3万亿元以上，全国的基础设施和环保状况得到了比较大的改善，增强了经济发展后劲。其次提高了居民收入水平，刺激了消费增长。政府出台了调整收入分配的政策措施，支持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离退休职工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等。中心财政还大幅增加了对中西部地区增资的转移支付补助，建立了艰苦边远津贴制度。银行降低利率，提供消费信贷。使居民的消费心理预期得到了改善。这些措施增加了居民收入，调节了收入差距，对刺激消费起了明显作用。1999年居民消费增长54%，2000年呈回升态势，达到了9.10%，200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7595亿元，比2000年增长10.1%.第三完善了出口退税政策，稳定了进出口增长水平。自1998年以来，中国政府分三次提高了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使出口货物平均退税率达到15%.同时，还采取了完善加工贸易治理和扩大生产企业进出口经营权等一系列配套性政策措施，刺激出口增长。第四加强了对重要产业和中西部地区的支持，促进了经济结构优化。一是通过税收减免及财政贴息等政策，支持符合产业政策方向的技术改造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二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从基础设施项目和生态建设入手，加大了对中西部落后地区的投入，制定财政税收优惠政策，全面带动了中西部经济的发展能力；三是加大了对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第五全国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全国公路、铁路，城市供水。电信，电网、生态环境等基础设施明显改善，一些重要的、关系国民经济发展总体布局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如青藏铁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已经开工，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积极财政政策的根本目标，或者说衡量其成功与否的更高标准，是看它是否把民间投资启动起来了，因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不可能长期执行下去，它只能是在民间需求不足时，非凡是经济发生较大动荡时实施的一项短期政策。因此今后是否继续实施，必须依据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的运行态势来作判定，进行适时适度的调整。2淡出积极财政政策的原因2002年，前财政部部长项怀诚在论述中国的财政政策时表示：“中国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一定要逐步淡出，因为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够长期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而不出问题。”根据项怀诚提出五个观点，可以得出结论，那就是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虽然积极财政政策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是淡出也是必然的趋势，因为过多采用发行国债的积极财政政策存在其局限性和负面影响，具体分析如下：国债投资是政府行为，过多发行国债不利于中国市场经济的完善适当发行国债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但过多发行国债则不利于市场经济的运行，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国债资金投资是政府投资，建设的项目主要是国有项目，形成的企业主要是国企，这样一方面改革老国企，另一方面又再造一批新国企。假如新建的国企在产权关系上还是国有独资企业，体制、机制不变，那么若干年后可能还要进行新的国企改革。二是国债是由国家集中发行，国债投资项目由国家有关部门审批，而项目的实施者是企业和地方政府，两者是相互分离的主体，不能保证资金的有效使用。三是过多的资源集中在政府手中，增加了资源配置中的计划、行政色彩，妨碍了市场化改革进程，淡化了市场机制的作用，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四是积极财政政策长期实行还会出现边际效应递减，不能很好地发挥乘数作用，造成政府投资效率递减，既不能提高效率，又不能保证公平，直接导致政府信用和财政信用危机。另外，中国也应顺应国际潮流，削减赤字、降低债务。过多发行国债有可能带来金融风险，不能有效刺激经济增长国债项目在中心国债资金投入的同时，要求地方资金和银行信贷配套，未来国债资金偿还可以通过发新还旧的方式解决，但银行贷款的偿还必须通过项目本身的盈利。国债项目大多是基础设施，收益性不强，这就给银行信贷带来了潜在的，巨大的坏账风险。目前国内需求不足，包括投资需求不足和受收入制约的最终消费需求不足。假如着重解决基础设施的投资，而忽略刺激消费需求，在中国下岗人数多、收入低，农民收入增长减缓，各阶层、各行业收入差距拉大的情况下，消费需求不足反过来会制约生产和投资增长，形成经济运行的恶性循环。影响宏观经济治理平衡由于长期的国债投资必然带来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增长，使投资的增速超过GDP的增速，而且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超过消费的比重。中国历年经济发展的实践已经证实，积累占国民收入30%是合适的，通货膨胀和通货滞胀都不会产生，但目前这一比例将近40%，影响了积累与消费的平衡，带来了宏观治理上的困难。债务规模已达国际警戒线，财政债务偿还的压力较大国家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的债务被看做中心财政的债务。目前四大资产治理公司剥离的银行不良资产为4万亿元，四大银行现有的不良资产估计在27亿元左右，银行部门的不良资产总数就在5万亿元左右。同时国有企业未被剥离的不良资产和正在形成的不良资产估计总数也有一两万亿元。如此计算，政府财政之外的国有银行和企业的债务规模约达4万-5万亿元，加上中心财政的债务余额5万亿元，整个国家财政的债务规模应该在5万—6万亿元之间，约占GDP的60%，已达到国际警戒线。中国的国债不像有些国家由中心和地方分级分担，而是多集中在中心财政，中心财政的负担很重且不利于收支平衡。积极财政政策带来的财政赤字和债务余额对未来经济的发展产生负效应。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和财政制度改革长期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使投资偏重于第一、二产业，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矛盾进一步扩大。从目前居民消费的供需结构看，单靠对实物产品消费的增长来扩大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较为有限，而居民对服务的消费还有进一步扩大的空间。中国第三产业产出占GDP的比重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不仅是调整产业结构的需要，还可以扩大就业、促进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由于国债的投入基本上是政府的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是国有资本，这就削弱了民间资本的投入，从而使达11万多亿元的民间储蓄资本不能充分发挥作用。财政体制改革的重点任务之一，就是要充分发掘民间资本的发展空间，使投资主体多元化，而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与此相悖。过多发行国债易导致制度性“挤出效应”首先，由于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与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政府国债投资需要银行信贷和证券市场的支持，融资资金有限时，商业银行和证券市场势必压缩其他所有制企业或个人投资需求。其次，通信、邮电、交通等基础设施行业，存在着严重的行政性垄断现象，限制其他投资主体的进入，即使进入也对业务范围进行严格限制，从而损害了民间投资者的积极性，降低了私人投资在相关行业扩张的可能性。第三，中国尚未建立对长期亏损、无法清偿债务的国有企业的破产机制，政府通过财政补贴、直接投资、迫使银行贷款的方法维持早应破产企业的生存，这样做加剧了资金的稀缺性，加重了财政负担，从而增加了其他企业的投资成本，也使市场空间变得相对狭小，限制了民间企业可能的发展。国债发行导致的制度性“挤出效应”现在已日趋明显。导致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由于长期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使积累投资占GDP的比重过高，消费比重下降，消费需求的增长受到影响，对GDP增长率的贡献下降。2001年上半年消费增长对GDP的增长贡献率不足40%.与此同时，消费增长率的下降还直接使居民收入尤其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导致了包括农民和城市居民的弱势群体的出现。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中国居民收入差距以基尼系数计算，已达0.4的警戒线，这会直接影响有效需求的扩大，进而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通过对以上经济因素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淡出积极财政政策是必然的。应该说，积极财政政策客观上确实已经起到了较佳的经济作用，对整个投资、消费需求的拉动比较明显，且在国际经济形势看好的背景下，中国出口开始回升，外商直接投资增长率维持在11%～12%，投资质量也比较高，民间投资的增长速度和企业更新改造投资也比较活跃，所以选择这一时期逐步淡出积极财政政策，时机是比较成熟的。3对于淡出积极财政政策的对策思考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实践中应当逐步退出，但绝对不能操之过急，这就需要中国一方面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认真解决好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做适当的调整；一方面要采取相应对策，逐步退出。在当前形势下，应采取以下对策。调整优化国债资金的投向和结构首先适当发行国债，但规模不宜扩大。由于国际经济贸易发展变化有许多不确定性，外需的增长存在较多的制约因素，而国内民间投资没有启动、消费需求刚性较强、未完工项目需要后续资金、通缩和就业压力增大等客观情况以及国债投资使用中存在投资效应减弱，由于缺乏好的项目国债投资下拨缓慢，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等问题，今后可以适度发行一定数量的国债，但规模不宜扩大。自1998-2002年，中国发行国债分别是1000亿元、1100亿元、1500亿元、1500亿元、1500亿元。截至2002年，中国共发行国债6600亿元。2003年，发行国债1400亿元，减少100亿，是1998年中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首次减少，这意味着在中国实施了长达5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将逐步减弱力度并平稳淡出。其次调整优化国债资金的投向和结构。国债资金首先保证在建项目的扫尾，确保重大项目的投入和建设，重点向农村倾斜、向结构调整倾斜、向中西部非凡是西部地区倾斜、向生态环境建设倾斜，并严格控制除西部开发项目外的新开工项目，果断制止低水平重复建设和过度超前建设，保证工程质量。第三要加强国债资金治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规范国债资金拨付使用程序，扩大国债资金实行国库集中支付范围，全面推行追踪问效治理，强化国债资金使用的监督检查。第四要注重积极财政政策与其他宏观调控政策的协调配合，扩大政策实施效果。将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扩大投资需求同扩大就业、改善人民生活、促进消费结合起来，将扩大政府投资与鼓励和引导社会投资。利用外资结合起来，将财政支持经济发展与防范财政风险结合起来，加快培育和完善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第五继续实施增加居民收入的政策。国债资金的使用重点要向低收入阶层倾斜，在目前下岗失业人员增多、城市贫困人口增加的情况下，应该集中财政资金提高低收入阶层收入水平和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尤其是要向农民倾斜。农民收入水平低是制约中国消费增长的关键因素，必须要减免农民税费，切实给农民实惠。在这方面应采取的政策措施是第一，利用财政资金建立农副产品的价格保护体制，以合理的保护价收购农副产品，保证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稳定收入，保护农民的合理利益和农业生产的积极性。第二，在经济建设专项国债中拨出专款用于对农业生产性贷款，对农产品深加工企业的生产经营贷款实行贷款贴息，以增加对农业及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第三，对农民购买化肥、农药、种子等必须的农业生产资料实行优惠价格供给，差价由国家利用支农资金或拨出专项国债资金进行补贴。第四，中心财政应拨出一部分资金专门用于改善农村校舍、补贴学校资金不足、补发教师工资，对于非凡困难的边远地区还可以免除学杂费等方法实行真正的义务教育，以提高农村教育质量，提高农民素质，缩小城乡差距。第五，减轻农民税负，继续推进农村费改税，并相应对农民个人储蓄存款部分免征利息税。降低税负，促进投资和消费的良性增长减轻税负是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手段之一，能起到刺激投资和消费、拉动国内需求的作用，既有利于减轻企业负担，也有利于启动民间资金，带动最终消费。具体措施是第一将生产型增值税转变为消费型增值税。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实行生产型增值税的国家，由于对购进的固定资产不答应扣除，使其扣除范围较小，税基较高，不利于调动企业投资的积极性。消费型增值税是对新增价值中用于消费的部分征税，其扣除额既包括全部生产资料转移价值的税额，还包括新增价值中用于投资部分的税额，有扣除范围广、税基小的优点。生产型增值税转变为消费型增值税会使财政收入减少一部分，但有利于调动企业生产和设备投资的积极性，增强企业活力，刺激民间投资积极性，促进经济发展。第二按照国民待遇原则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中国已加入WTO，但外资企业所得税仍有优惠，国家应对外资统一企业所得税，按照扩大税基、降低税率的原则，减轻内资企业的税负，使各类企业在公平税负的条件下进行竞争。第三进一步完善出口退税机制，实行全额退税。结合增值税的转型，对出口商品实行彻底退税即实行完全的零税率，逐步取消退税指标的分配治理办法，鼓励企业扩大出口。第四提高个人收入所得税起征点。目前中国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只有800元，应根据收入标准和物价水平的变化，尽快提高个人所得税征收起点，扩大扣除额，也可按一年的总收入征收所得税。要加大对高收入者的征税力度，严格控制高收入者偷漏税现象，对高收入者的税收所得可用于补贴低收入者，调节收入差距，也可用于建立社会保障基金。加大实施消费性财政政策的力度目前中国实行的基本上是投资性财政政策，投资性财政政策适应于社会对资本具有大量需求时期。随着中国积极财政政策五年来的连续实施，国债资金的大量投入，中国社会经济形势发生了变化，电信、铁路、公路、电力等重要生产部门的资本已经趋于饱和，社会对资本的需求势头已经减弱，投资空间趋于缩小，社会生产能力迅速增长，普遍的生产过剩现象逐渐形成，市场供给迅速增加，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不再是资本投入不足，而是商品过剩。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对财政政策做出相应的调整，减少财政投资，增加福利资金支出，侧重实施消费性财政政策，而实施消费性财政政策是无任何成本的，同时，实施消费性财政政策有助于减少储蓄，增加消费。目前，中国的居民储蓄率比较高，居民储蓄余额已经达到11万亿元，且增长率较快。较高的储蓄率严重影响了消费需求的增长，制约了经济发展。而侧重实施消费性财政政策，有利于福利保障制度的完善，人们对未来生活的担扰也会逐渐减少。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必然会追求享受，减少储蓄，增加消费，甚至可以超前消费，从而增加市场需求，刺激经济增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目前用于社会福利保障的财政资金已占GDP的10%左右，成为拉动市场需求的重要因素，说明了消费性财政政策对社会经济增长所发挥的作用。所以，消费性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将会远远大于投资性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适当宽松，加大支持经济的力度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宏观调控的两大工具，在财政政策逐步淡出的过程中，货币政策要相应地积极活跃起来。一是实行积极的货币政策。采取向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发放再贷款的方式，适当扩大货币发行量，消化特定贷款等历史坏账，继续降低再贷款利率；下调中心银行存款预备金利率，必要时可以实行零利率，刺激商业银行贷款。二是改革邮政储蓄，理顺邮政储蓄转存款利率。现在邮政储蓄转存款利率明显高于中心银行一年期再贷款利率和商业银行在中心银行存款利率的水平，造成邮政储蓄增长过快。三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重点解决银行的贷款激励和风险约束不对称的问题，确立银行的利润目标，建立起以商业原则为基础的贷款决策机制，并加强对贷款企业的财务约束，从而切实发挥宏观调控政策的协调联动效应。四是加强货币政策手段的运用，主要是要加快利率市场化，加大货币市场的公开市场操作力度，同时把货币政策调控的范围逐步扩大到资本市场，重视和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积极引进外资，加大利用外资的力度充分利用目前国内外的有利环境，加大利用外资的力度。美国经济的不确定性，伊拉克战争及美国大企业的财务丑闻，使投资者对在美国投资的安全与收益产生怀疑，这将导致美国资金的外流，这对中国扩大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同时，中国在加入WTO后，国外投资者对中国的全面开放和巨大的市场潜力有着良好的预期，对投资中国的积极性很大。而且中国目前又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经济与社会形势最安定的国家，对外资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因此中国要充分利用目前的良好机遇，在利用外资方面，要实行观念提升和方式更新；要从区域开放观念上升到全球化意识；要从用优惠政策创造局部优势环境观念上升为用法治营造公平、公正、公开的综合经济发展环境的意识，提高“软环境”质量要从商品经营观念上升为资产经营、资本运营意识；要从政策引导的主管观念上升到以投资者为中心的服务意识；要从“引进来”为主转变为“引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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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次贷危机 谁是罪魁祸首美国次贷危机，从2006年春季开始逐步显现到去年爆发，至今已经经历了4次大的冲击波。第一波冲击始于去年8月份。当时危机开始集中显现，大批与次级住房贷款有关的金融机构破产倒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被迫进入“降息周期”。第二波冲击始于去年年底至今年年初，花旗、美林、瑞银等全球著名金融机构因次级贷款出现巨额亏损，市场流动性压力骤增，美联储和一些西方国家银行被迫联手干预。第三波冲击发生于今年3月份，美国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濒临破产，美联储紧急向其注资，并大幅降息75个基本点。第四波冲击发生于7月。美国两大住房抵押贷款融资机构美国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房利美）和美国联邦住宅抵押贷款公司（房地美）陷入困境。美联储拟注资250亿美元。美国为什么会爆发次贷危机，谁是罪魁祸首？这要从次级贷款说起。 美国抵押贷款市场分“次级”(Subprime)及“优惠级”(Prime)，它是以借款人的信用条件作为划分界限的。次级贷款，指的就是贷款机构向信用程度差和收入不高的借款人提供的以所购房屋为抵押的住房贷款。2001年至2004年，美联储实施低利率政策刺激了房地产业的发展，美国人的购房热情不断升温，次级抵押贷款风靡一时。过去两年，随着美联储17次加息，美国房地产市场逐步出现降温迹象，但是次级抵押贷款市场也并未因此而停住脚步。放贷机构为了竞争，不断放松放款条件，一些贷款机构甚至推出了“零首付”、“零文件”的贷款方式，即借款人可以在没有资金的情况下购房，且仅需申报其收入情况而无需提供任何有关偿还能力的证明。宽松的贷款资格审核成为房地产交易市场空前活跃的重要推动力，但也埋下了危机的种子。与此同时，次级抵押贷款被证券化了。次级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指的是将缺乏流动性但又能够产生可预期的稳定现金流的次级住房抵押贷款汇集起来，通过一定的结构安排对贷款的风险与收益要素进行分离与重组，再配以相应的担保和升级，将其转变为可以在金融市场上出售和流通的证券。次级抵押贷款证券，被美国的金融机构做到了全世界，危机发生，全球就为美国的次级债买单。在进行次级抵押贷款时，放款机构和借款者都认为，如果出现还贷困难，借款人只需出售房屋或者进行抵押再融资就可以了。但事实上，由于美联储连续17次加息，住房市场持续降温，借款人很难将自己的房屋卖出，即使能卖出，房屋的价值也可能下跌到不足以偿还剩余贷款的程度。这时，危机就发生了。危机一旦发生，就必然引起对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悲观预期，这就会冲击贷款市场的资金链，进而波及整个抵押贷款市场。与此同时，房地产市场价格也会因为房屋所有者止损的心理而继续下降。两重因素的叠加形成马太效应，出现恶性循环，使得危机愈演愈烈。分析美国次级住房贷款危机爆发的原因：一是信贷条件的放松。从事住房抵押贷款的金融机构放松了贷款的条件，使那些信用条件不符合相应贷款的个人承受了难以支付的还本付息的负担；二是市场利息的上升。市场利率的不断提高，使房屋价格上涨放缓并下跌，从而使借贷的还款压力增大；三是抵押贷款证券以及信用衍生产品的过程忽视和掩盖了原始贷款中存在的信用风险；四是评级公司对次级证券的评级过高；五是投资者的信心受挫，从而大量抛售手中持有的次级债券。美国次贷危机对世界经济及我国的影响美国次贷危机首先影响到美国经济的发展。受冲击最大的是美国的银行业。从抵押贷款领域到资产证券化领域的损失造成了银行间流动性的崩溃。7月初，加利福尼亚州印地麦克(In－dyMac)银行因财政困难被联邦政府接管，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三大破产银行。7月25日，内华达州的第一国民银行和加州的第一传统银行又宣布破产。至此，今年以来美国已有7家银行破产。即使是花旗、美联银行等大银行，业绩也让人失望。以美联银行为例，该银行公布的第二季度亏损额达到了88.6亿美元，而去年同期为盈利23.4亿美元。为应对危机，美联银行已大幅降低分红并裁减员工1万余人。在恐慌性情绪下，许多美国银行业股票被抛售，银行挤兑现象不断增多。印地麦克银行虽被联邦储蓄保险公司接管，但许多储户还是连夜排队准备取走存款。挤兑问题更使一些中小银行风险进一步加大。今年下半年，无疑将是美国银行业的一个阵痛期，其能否很快走出困境，关键还在美国房市的走势。次贷危机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更为严重的是，它可能会让美国经济进入一次衰退，而且可能会是比较长时期的衰退。而美国经济如果进入衰退，全球经济都有可能会出现衰退。次贷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首先是全球市场上的流动性出现短缺。为了解决流动性问题，美国的利率和汇率双双下调。利率和汇率的下调从而造成了世界性的通货膨胀压力。美国资贷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可忽视。如果从直接的渠道来看，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并不是很大。次贷危机使中国金融机构所购入的次级债券受到价格下跌的损失，但由于中国金融机构购入的次级债券的量不是很大，所以这部分的损失不会很大。美国资贷危机对中国经济影响，主要是间接的影响，它表现在：一是由于美国政府降低利率，使大量的外汇资金流入中国造成中国外汇激增，从而造成了中国面临着输入性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二是影响中国的出口。由于次级贷款危机的影响，美国的经济开始放缓，这些都会影响到美国人的收入和财富。美国人的收入和财富缩水之后，他就会减少消费，减少对进口产品的消费，这样美国也就会减少对中国产品的进口需求。而进出口贸易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一驾马车，去年经济的增长，有2.5个百分点是进出口拉动的。据测算，今年中国的出口增幅，有可能下降到百分之十几，甚至有可能出现一位数的增长。次贷危机对中国的警示与防范措施美国次贷危机，给中国的金融安全敲响了警钟。次贷危机的源头，是美国房地产金融机构在市场繁荣时期放松了贷款条件。中国商业银行应该充分重视美国次贷危机的教训，第一应该严格保证首付政策的执行，杜绝出现零首付的现象；第二应该采取严格的贷前信用审核，避免出现虚假按揭的现象；第三要加强宏观经济运行的分析，高度关注经济周期波动可能带来的风险；第四要做好预警，控制规模与风险；第五金融监管部门要加强监管，防范和制止金融机构违规发放不符合条件的贷款。在美国次级房屋抵押贷款证券化过程中，次贷不仅很快衍生出各种金融产品，还被分配到各种金融机构的投资产品组合之中。对冲基金及其他高杠杆机构以其财务杠杆工具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地放大与次级债有关的各种交易，这导致衍生产品价值与其真实资产价值之间的联系被完全割断，放大了相关投资和交易风险。因此，中国金融机构在进行金融创新和产品设计时，以及每一单合约执行过程中，应吸取这一教训，按照谨慎经营原则，合理评估无风险约束下的放贷行为与潜在风险的平衡，防患于未然。美国次贷危机的最大警示在于，要警惕为应对经济周期而制订的宏观调控政策对某个特定市场造成的冲击。导致美国次贷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美联储加息导致房地产市场下滑。中国为了减轻次贷危机带来的通胀压力，实行紧缩的贷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央行多次提高利率并提高了存款储备金率。这些政策措施在减缓通胀压力的同时，也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中国的股市和房市首当其冲。中国的企业，特别是从事出口贸易的企业，由于利息成本和原材料成本的增加，还有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其国际竞争力受到了很大的挫伤。因此，我认为，中国的宏观紧缩政策需要作出相应的调整，可以考虑以适度放松的政策对付目前的形势。如果采取适度放松的而不是强化紧缩的政策，便可以部分抵消人民币升值和外汇储备激增的压力。股市和房市就可以尽快地恢复、企业的融资力和市场竞争力可以大大加强。总之，美国次级贷款危机不仅会使我们总结国际、国内的经验教训，而且还会使我们在宏观经济政策的取向上，进行冷静和客观的思索，在金融风险的防范机制上采取更加有效的防范措施。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前景和可能方案----清华环球财经高级论坛的演讲(摘要)要深入讨论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和重建，我想至少有六个方面的问题需要详细研究。第一、 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有关的辩论和观点纷纭复杂，我们需要一个逻辑和事实相符合的理论来解释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巨大规模、损失如此巨大、波及范围如此之广的全球金融危机。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理解全球金融危机的制度根源，特别是国际货币体系与全球金融危机的关系，我们就无法谈论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和重建。正是因为金融危机给全人类的经济造成重大灾难，才激发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第二、 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国际货币体系？看起来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回答起来并不容易。美联储前主席沃尔克曾经说：一个全球经济需要一个全球货币，需要一个真正的全球货币体系。为什么？因为我们需要全球储备货币；需要一个顺畅、公平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需要一个全球最后的贷款人；需要一个解决全球金融危机的机制。第三、 美元本位制的缺陷在哪里？目前我们可以说有一个全球货币体系，那就是美元本位制，美元是全球储备货币。这个货币体系也有一个国际收支调节机制，那就是浮动汇率体系。也有一个国际最后贷款人，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联储。但这个体系有非常严重的缺陷，它没有任何外部约束机制。国际储备货币发行没有任何外部约束。浮动汇率体系实质上是一个国际货币供应量的内在增加机制。深刻理解美元本位制的运行机理和内在缺陷，是探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前提。第四、 究竟有没有一个内在自动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历史和理论都证明没有。任何国际货币体系的有效运转，都需要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和配合。人们传统认为金本位制是自动运行的，其实不是，它的有效运转必须依靠各国之间的合作，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必须要坚持一些共同的原则，譬如财政不能出现长期的大规模赤字。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什么可以有效运转20多年？因为那时各国宏观政策还是存在一些合作和配合，各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比较节制、有原则。后来为什么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了？主要原因就是美国的货币政策过度扩张。因此，要改革和重建国际货币体系，各国必须就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一些基本原则达成一致。完全各搞一套，互相矛盾甚至对峙，任何国际货币体系都无法有效运行。第五、 如何才能达成对全球经济体系运转的一些共同观点或原则？理论上说，要改革和建立全球货币体系，各国必须有一个共同的全球经济模型，那就是说：各国对全球货币体系的运转机制要有一些基本的共识，譬如说浮动汇率体系究竟是不是一个有效的调节机制？全球要不要回到稳定的汇率体系？储备货币发行没有约束或过度是不是全球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跨国资金特别是投机资金的流动是不是具有巨大的破坏力？毫无节制、毫无监管的跨国资金流动是否有利于真实经济的增长和真实财富的创造？如果无法就这些基本问题达成共识，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就无从谈起。第六、 最后一个问题：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有哪些可能方案？有五个可能的方案可以供大家讨论。（1）将美元直接转化为世界货币，将美联储转变为世界中央银行，可以比照欧洲中央银行的模式，让各国共同参与管理美元；（2）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改造成为世界中央银行，创造一个新的世界货币，按照人口和GDP等规模确立各国在世界中央银行的股份和投票权；（3）世界主要大国（美国、欧洲、中国、日本、俄罗斯、英国、印度、巴西等）签署国际货币协议，创立世界货币单位（World Currency Unit， 简称WCU），世界货币单位背后的基础是上述大国的一篮子货币再加上黄金。各国货币和世界货币单位挂钩。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造成为管理世界货币单位和世界储备的机构（准世界中央银行）。这可能是“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最佳方案。（4） 积极稳步推进区域货币和金融合作。这对中国尤其重要。中国应该加速和周边国家的金融货币合作，特别是和东南亚国家的货币金融合作，迅速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扩大人民币的流通范围。为今后进一步谈判构建世界货币做好准备。中国尤其要采取切实可行措施，推动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和国际货币“战国时代”的形成。（5）维持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不变。最多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人事安排和股份比例上有所调整，增加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以上五种方案，可能性最大的是第四和第五方案，第三种方案的可能性也比较高。下面我着重谈谈第一个问题。一个毫无疑问的事实是，世界上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人非常多，而且正越来越多。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努斯主编过一本书，书的题目是《fifty-years is enough》（五十年已经够了），是1994年出版的，也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立50年。在这本书里，很多经济学和政治学的专家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维护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方面早已经不起作用了，甚至发挥了好些负面作用，所以应该进行彻底的改革。当时最具有挑战性的声音就是《fifty-years is enough》。其实在1971年甚至更早的时候，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大师弗里德曼就讲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根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他当然是从一个不同的角度说的。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也写过一本书叫做《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在这本书中，他非常严厉地批评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一些政策，重点是所谓“华盛顿共识”的政策主张，譬如毫无原则的私有化和自由化；毫无原则毫无节制的资本帐户开放和跨境资金流动，以及浮动汇率政策。斯蒂格利茨这本书有非常严密的证明，包括一些很好的理论模型，说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行的政策对发展中国家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只有很多的坏处。我首先讲这些学者的言论和观点，就是要告诉大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代表的国际货币体系体并不是一个神圣不可改变。很多人早就对它产生了怀疑，甚至一直在呼吁改变它。尽管中国目前还不能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但我们必须有自己的思想、主张和立场。麻省理工学院有一位非常有名的经济史学家金德尔伯格，曾经把国际货币基金体系比喻成路灯，只有当路灯不亮了的时候人们才会意识到它的存在。国际货币体系也是一样，只有当它出现问题，像出现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时候，我们才开始深入地讨论国际货币体系，而在这之前，很少有人去讨论货币基金体系。所以我首先就要指出：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技术层面有七大原因：（1）次级贷款的泛滥和贷款标准恶意降低。（2）衍生金融交易过度发展和缺乏监管。（3）信用评级机构缺乏内在约束机制，信用评级机构曾经将大量按揭贷款资产评为AAA极，给投资者以极大误导。（4）金融机构杠杆比例过高。（5）金融机构资产和债务期限严重错配（以短期债务来发放长期贷款或购买长期资产）。（6）金融机构业务扩张过度。（7）所谓抛空等金融创新加剧市场动荡。技术层面原因里面，最核心的原因是衍生金融交易发展过度和缺乏监管。然而，这些是表面的原因。它们本身就是全球金融制度安排内在缺陷的结果。制度层面有四个原因：（1）国际货币体系的美元本位制和浮动汇率体系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2）所谓“华盛顿共识”导致许多国家不顾本国需要和监管能力实施金融开放或资本流动自由化，导致短期债务急剧增加和国际投机资金到处冲击各国金融体系，这就是所谓金融全球化的巨大弊端。（3）美联储2002-2003年的错误货币政策直接导致信用泡沫和资产价格泡沫。埋下目前金融危机的祸根。（4）美国首创的股权激励机制导致企业高管片面追求短期赢利和不惜一切手段推高股价。以上是更深刻的原因。其中核心是美元本位制和浮动汇率体系。这个霸权货币体系本质上让全世界为美国的错误货币政策承担风险、为美国的错误买单从最深刻的意义上讲，金融危机其实源于人类经济体系最根本的弊端：（1）真实经济和虚拟经济严重背离。目前全球虚拟经济的规模是真实财富规模的数十倍，衍生金融产品乃是虚拟经济最典型的表现，它们的恶性膨胀与人类真实财富没有任何关系，却极大地增加了人类整体经济体系的风险。（2）风险递增定理（对应于物理学的熵增定理）。经济体系越复杂，系统性风险就越高；单个人或单个机构（包括政府的财政部和中央银行）所承受的系统风险越大。经济体系某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就可以立刻导致整个体系的崩溃。以上是最深刻的根源：西方文明所倡导或主导的财富创造方式和生活无法已经无法持续；人类经济活动的模式终将需要彻底改变。真实经济和虚拟经济背离的程度是和全球货币金融体系密切相关的。真实经济就是要实际参与物质的转换和真实财富的创造，就比如开个餐馆，就必须买来原材料，然后做成可口的饭菜来招待客人。虚拟经济呢？就是是买资产等着价格涨上去之后再卖出赚钱。如果地球上所有人都从事真实经济，整个人类的经济活动将是非常缺乏效率的，要回到原始经济，以物易物，经济规模会很小，增长会很缓慢。但是，设想一下，如果全世界的人都搞虚拟经济，都买了东西在那里等着涨价赚钱，那么人类经济体系也会完全崩溃，最后的规模也会是零。所以人类经济体系的正常运转，必须是真实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达到一个微妙的平衡。但是现在人类的经济体系，真实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已经严重失衡。比如说金融衍生品，是典型的虚拟经济，只是虚拟经济的一部分，但是金融衍生产品的总值已经超过了600万亿美元，最高达到了680万亿美元。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它已经超过了全球GDP总值的十多倍，人类的GDP总值也才58万亿美元。华尔街几乎所有的银行，都是大量从事衍生金融产品的投机买卖。比如摩根、花旗等银行买卖的金融衍生品规模是非常庞大的，都达到数十万亿美元。这样规模的金融衍生品一旦出现赔付或违约问题，后果就非常严重，会出现很严重的偿还和追债问题。华尔街那些金融巨头倒台，重要原因就是衍生金融交易的巨额亏损。反过来我们要问，如此规模的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发展到底有什么好处？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可以将人类的经济体系比喻成一个钟表，现在的发展严重摆向了虚拟经济的一侧。虚拟经济发展还有一个重要规律，就是风险递增定律：经济体系越复杂，系统性风险和整体风险就越大，甚至是几何级数地放大。现在有些人建议美国进行的金融改革，重点还是要发展更多的金融衍生工具来分散风险，比如说发展住房期货来分散风险，发展住房市场抛空机制，来稳定住房市场，来防止住房市场的泡沫产生。我个人认为这是不行的。华尔街风险分散模型成立的前提是系统风险没有增大。可是整个金融衍生品的链条增长的时候，金融风险是呈几何倍数增加的，这时再分散，风险仍是很大。这个可以从CDS看到，CDS被创造出来本来是用来分散危险的，但是实际上却是风险更大了，当然这是个很技术性的问题。为什么金融体系和经济体系会存在我前面说的七个方面的技术原因？为什么会出现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出现严重的背离？为什么整个金融体系出现风险递增？根本原因是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有严重缺陷。第一是美元本位制完全没有约束；第二个是浮动汇率体系。很多经济学大师研究的结果，说明浮动汇率体系是一个国际货币供应量无限制增加的内在机制。浮动汇率体系促使全世界的货币供应量无限制放大。从1971年到今天，全球基础货币量是数百倍的增加，1971年只有381亿美元，今天超过了6.2万亿美元。弄清楚了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还有几个重要问题需要深入讨论：第一，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国际货币体系或者是国际金融体系？第二，需要比较一下历史上出现过的三个主要的国际货币基金体系；第三，需要研究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世界上没有一个自动稳定的国际货币基金体系，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真要维持一个国际货币体系的有效运转，各个国家就要承诺对自己的政策有所约束。没有一个自然的、自动就能稳定的国际货币基金体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第五，如果要建立一个新的国际货币基金体系或者我们想改革国际货币基金体系，各国对于全球经济体系的运转就要有一个共识，或者说一个“common model of world economy”，没有基本的共识，改革就无从谈起。第六，就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可能有哪些方案。

浅析2008年金融危机成因【摘 要】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经济失衡会导致国际资本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从某种意义上说,国际经济失衡和国际货币体系缺陷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前提条件,而国际游资的攻击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实现条件。从目前国际形势和中国国内形势来看,金融危机的前提条件已经具备,因而防范国际游资攻击是制定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关键词】金融危机 国际经济 国际货币体系 国际游资金融危机是由外部因素还是由内部因素造成的,历来学术界有两种比较对立的观点:阴谋论和规律论。阴谋论认为金融危机是经济体遭受有预谋和有计划攻击造成的,是外因造成的,特别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这种观点较为流行。规律论认为金融危机是经济体的自身规律,是内因造成的。三代金融危机理论①基本上是承认规律论。随着金融监管技术提高,一个国家因监管或管制出现问题而导致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变小;而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增强,现代的金融危机基本上表现为在国际经济失衡的条件下,国际资本在利益驱动下利用扭曲的国家货币体系导致区域性金融危机爆发,因而从本质上说,金融危机的性质和成因都发生了变化。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国际经济的视角具体解析金融危机的形成原因。其他的资料：金融危机的国际经验及现实思考内容提要：90年代以来，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给各国经济带来了极大的危害。本文首先回顾和归纳了各国爆发金融危机的原因，并总结其经验和教训，然后结合我国金融体系中可能诱发危机产生的因素，对我国预防和抵御金融危机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最后提出建议。关键词：金融危机 经验与教训 现实思考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以及我国逐步开放金融业，我国的金融体系越来越成为世界金融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20世纪以来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却明白无误地昭示着金融危机的危害性。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而言，金融危机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就是一个灾难性的结果。虽然我国迄今还未曾在发生金融危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经济结构和金融体系有多么健全，而更多地可归结为我国先前所处的封闭状态。事实上，国外近年来关于中国爆发金融危机的论调几乎就不曾停止过。比如尼古拉斯•拉迪就认为，中国的金融危机早已成熟，唯一缺乏的是引发危机全面爆发的导火索（吴传俯，2003）。更有《远东经济评论》2002年发表文章认为“中国金融系统在走向毁灭”。虽然这些观点各有其出发点，但是中国经济体系内部存在着许多诱发金融危机的因素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在金融开放已成为趋势的当前，从其他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中汲取经验，防范金融危机并且增强自身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就更显得迫切而重要。一、理论综述关于金融危机，比较权威的定义是由戈德斯密斯（1982）给出的 ，是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短期利率、资产（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其特征是基于预期资产价格下降而大量抛出不动产或长期金融资产，换成货币。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而近年来的金融危机越来越呈现出某种混合形式的危机。（一）马克思的金融危机理论马克思关于金融危机的理论是在批判李嘉图的“比例”理论、萨伊的“市场均衡法则”的基础上建立的。马克思指出，货币的出现使商品的买卖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出现分离的可能性，结果导致货币与商品的转化过程出现不确定性，而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在客观上又会产生债务支付危机的可能性；因此，导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的关键在于商品和货币各自不同的独立运动价值特性。而只要商品、货币存在，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并且会首先表现为金融危机。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 可见，马克思是将货币金融危机分为两种类型：伴随经济危机发生的货币金融危机和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伴随经济危机的金融危机主要是以市场竞争、资本积累以及信用发展等因素为现实条件，而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则是金融系统内部紊乱的结果。同时马克思特别强调了银行信用在缓和和加剧金融危机中的作用。总的来说，马克思认为金融危机是以生产过剩和金融过剩为条件，表现为企业和银行的流动性危机、债务支付危机，但是其本质上是货币危机。（二）西方的金融危机理论早期比较有影响的金融危机理论是由Fisher（1933）提出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Fisher认为，在经济扩张过程中，投资的增加主要是通过银行信贷来实现。这会引起货币增加，从而物价上涨；而物价上涨又有利于债务人，因此信贷会进一步扩大，直到“过度负债”状态，即流动资产不足以清偿到期的债务，结果引起连锁的债务－通货紧缩过程，而这个过程则往往是以广泛的破产而结束。在Fisher的理论基础上，Minsky（1963）提出“金融不稳定”理论，Tobin（1980）提出“银行体系关键”理论，Kindleberger（1978）提出“过度交易”理论， M.H.Wolfson（1996）年提出“资产价格下降”理论，各自从不同方面发展了Fisher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70年代以后的金融危机爆发得越来越频繁，而且常常以独立于实际经济危机的形式而产生。在此基础上，金融危机理论也逐渐趋于成熟化。从70年代到90年代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金融危机模型是由P.Krugman（1979）提出的，并由R.Flood和P.Garber加以完善和发展，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和汇率制度之间的不协调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原因；第二阶段金融危机模型是由以M.Obstfeld（1994、1996）为代表，主要引入预期因素，对政府与私人之间进行动态博弈分析，强调金融危机由于预期因素存在的自促成性质以及经济基础变量对于发生金融危机的重要作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金融危机理论发展至第三阶段。许多学者跳出货币政策、汇率体制、财政政策、公共政策等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范围，开始从金融中介、不对称信息方面分析金融危机。其中有代表性的如Krugman(1998)提出的道德风险模型，强调金融中介的道德风险在导致过度风险投资既而形成资产泡沫化中所起的核心作用；流动性危机模型（J.Sachs，1998），侧重于从金融体系自身的不稳定性来解释金融危机形成的机理；“孪生危机”( Kaminsky & Reinhart, 1998 ) ，从实证方面研究银行业危机与货币危机之间固有的联系。 二、金融危机的国际经验与教训从历史上看，早期比较典型的金融危机有荷兰的“郁金香狂热”、英格兰的南海泡沫、法国的密西西比泡沫以及美国1929年的大萧条等等。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回顾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发生的重大金融危机，并试图从中找出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共同因素，以为我国预防金融危机提供借鉴。（一）90年代一共发生了五次大的金融危机，根据时间顺序如下：1.1992－1993年的欧洲货币危机90年代初，两德合并。为了发展东部地区经济，德国于1992年6月16日将其贴现率提高至8.75％。结果马克汇率开始上升，从而引发欧洲汇率机制长达1年的动荡。金融风波接连爆发，英镑和意大利里拉被迫退出欧洲汇率机制。欧洲货币危机出现在欧洲经济货币一体化进程中。从表面上看，是由于德国单独提高贴现率所引起，但是其深层次原因是欧盟各成员国货币政策的不协调，从而从根本上违背了联合浮动汇率制的要求，而宏观经济政策的不协调又与欧盟内部各成员国经济发展的差异紧密相连。2.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4年12月20日，墨西哥突然宣布比索对美元汇率的波动幅度将被扩大到15％，由于经济中的长期积累矛盾，此举触发市场信心危机，结果人们纷纷抛售比索，1995年初，比索贬值30％。随后股市也应声下跌。比索大幅贬值又引起输入的通货膨胀，这样，为了稳定货币，墨西哥大幅提高利率，结果国内需求减少，企业大量倒闭，失业剧增。在国际援助和墨西哥政府的努力下，墨西哥的金融危机在1995年以后开始缓解。墨西哥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债务规模庞大，结构失调；第二、经常项目持续逆差，结果储备资产不足，清偿能力下降；第三、僵硬的汇率机制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3.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是泰国货币急剧贬值在亚洲地区形成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这次金融危机所波及的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大都为历史罕见，不仅造成了东南亚国家的汇市、股市动荡，大批金融机构倒闭，失业增加，经济衰退，而且还蔓延到世界其它地区，对全球经济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亚洲金融危机涉及到许多不同的国家，各国爆发危机的原因也有所区别。然而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的，不同国家存在着许多共同的诱发金融危机产生的因素，如宏观经济失衡，金融体系脆弱，资本市场开放与监控，货币可兑换与金融市场发育不协调等问题（李建军、田光宁，1998）。.1998－1999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波及，俄罗斯金融市场在1997年秋季大幅下挫之后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到1998年5月，终于爆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震荡，股市陷入危机，卢布遭受严重的贬值压力。俄罗斯金融危机是俄罗斯政治、经济、社会危机的综合反映 ,被称为“俄罗斯综合症”。从外部因素上看，一方面是因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世界石油价格下跌导致其国际收支恶化，财政税收减少。但究其根本，国内政局动荡，经济长期不景气，金融体系不健全，外债结构不合理则是深层次的原因。5.1999－2000年的巴西金融危机1999年 1月 7日，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宣布该州因财源枯竭，90天内无力偿还欠联邦政府的 154亿美元的债务。这导致当日巴西股市重挫 6%左右，巴西政府债券价格也暴跌4 4%，雷亚尔持续走弱，央行行长在三周内两度易人。雷亚尔对美元的汇价接连下挫，股市接连下跌。“桑巴旋风”迅即向亚洲、欧洲及北美吹开，直接冲击了拉美国家，欧洲、亚洲等国家的资本市场。巴西金融危机的外部原因主要是受亚洲和俄罗斯金融危机影响导致国际贸易环境恶化，而其内部原因则是公共债务和公共赤字日益扩大，国际贸易长期逆差，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失误等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从这几次金融危机可以看出金融危机其实就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时悬在各国头上，只不过是在不同时候降落在不同国家头上而已。可以说，在全球范围内不同程度的金融危机几乎年年都有。事实上，2001年再度爆发阿根廷金融危机，由此可见金融危机的频繁性。20世纪以来典型的金融危机有以下几个特点：(1).传染性；(2).突然性；(3).破坏性；(4).频繁性。总的来看，金融危机的爆发是一个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发展的趋向来看，金融体系内部越来越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然而宏观经济结构失调，僵硬的汇率制度，脆弱的金融体系，不合理的外债结构往往成为酝酿金融危机的土壤，也是导致这几次金融危机的共同原因。（二）金融危机的经验与教训金融危机爆发频率的增加为我国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教训。大致有以下几点：1.实施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对于一国经济而言，大致可以选择由市场决定的浮动汇率和由央行干预的固定汇率。比较而言，固定汇率在微观经济效率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但是央行明确承诺维持汇率稳定的义务却使得央行必须牺牲货币政策的自主权，而浮动汇率则可使货币政策能够对各种冲击做出反应，从而引致较优的宏观经济绩效。然而实施固定汇率制却并非意味着绝对地固定名义汇率，而应当动态调整以反映经济发展的趋势。事实证明，汇率变动的压力如果不能以主动的方式加以化解，则必然就以危机的方式释放。以墨西哥与泰国为例，僵硬的汇率制度越来越不能反映真实汇率变动的趋势，从而固定汇率的压力越来越大，结果在投机者的冲击下，外汇储备就会下降并引发市场信心危机。2.对于国际救援宁可不可抱有期望外部贷款援助往往被认为是最有效的反危机措施之一。来自IMF等外部贷款救援有利于稳定币值，恢复危机发生国的经济增长，但是其组织结构决定了其职能的发挥需要以极少数国家的利益为前提。IMF在墨西哥金融危机与亚洲金融危机中表现的差异就说明了这一点，而这其实又是两次危机缓解时间巨大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IMF的贷款条件往往比较苛刻，甚至会以牺牲部分国家利益为代价，并且附带着漫长的讨价还价时间，这对处于危机中的国家是极为不利的。而这其实也就是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宁愿过贫困日子也不向IMF求援的原因。因此，对于在金融危机以后的国际救援不应给予太多指望。3.适当的外债规模和结构双缺口模型证明了发展中国家即使在较高储蓄率时也必然要借助于外资和外债。事实上，外资流入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外债的规模与结构应当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尤其是对于巨额短期资金进出应当适度从严，以减少金融市场的动荡。在上述的几次金融危机中，短期资金几乎都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此外，借入的外债应用于投资用途，而不应用于偿还旧债，更不应当为特权阶层所挥霍。4.宏观经济失衡往往是爆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总结这几次金融危机，可以看出宏观经济失衡往往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前提条件。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在“东亚奇迹”正为世人所瞩目之际，因此，其中缘由更值得沉思。事实上，在高增长光环的掩盖下，以高投入和出口带动的亚洲经济中早已出现了严重的结构问题。经济结构没有及时调整加剧了经济失衡，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基本条件。 三、中国防范金融危机的现实思考中国迄今为止没有爆发过金融危机，主要可归功于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良好的国际收支状况、谨慎的金融自由化以及资本帐户下的不可自由兑换。然而，虽然没有遭受到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却并不意味着我国目前的金融系统有多么安全。事实上，我国在渐进改革中累积的深层次矛盾已经成为诱发金融危机的潜在因素。这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2．证券市场违规操作，过度投机现象；3．国有商业银行改革问题。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IMF曾对金融危机的防范措施作了归纳，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1.鼓励各国政府实行健康的宏观经济政策；2.由国际结算银行出面制定一系列的标准，鼓励新兴市场遵守这些标准；3.在IMF建立自动生效的援助机制，当符合标准的国家在遇到金融危机时，自动给予援助；4.IMF积极鼓励新兴市场使用价格手段来限制那些不适当的、过多的短期资本流入；5.注意力从限制短期贷款的发放转移到确实让放贷者承担更大的风险。而对于我们国家而言，除了IMF所归纳的这五点之外，更重要的是要解决我国经济中诱发金融危机产生的因素。从预防金融危机出发，构建健全的金融体系和有效的监管体系，并增强自身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1.加强审慎的监管体系。审慎监管体系的脆弱性是许多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缺乏有效的监管，一国金融体系的运作就会失去安全屏障。而如果没有一个强而有效的审慎监管体系，则由于明确或潜在的存款保险的存在以及不对称信息的原因，银行体系里将存在大量的道德风险。这样，在发生危机时存款保险或政府会提供担保的预期会诱使金融机构过度承担风险，结果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更高概率（Le Fort，1989）。根据我国目前实施监管的现状，应当重点从制度上完善监管体系，杜绝监管的漏洞，促使银监会 、证监会、保监会分工协作高效运转；培育金融监管体系运转的微观金融基础；将金融系统内部控制与外部监管有效结合起来；改进和完善监管手段；监管监管者，平衡和制约监管者的权力和义务。2. 完善和稳定金融体系。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市场导向型的金融系统优于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系统，然而更新的研究表明两种金融系统各具优势和劣势 。对一国而言，选择那一种模式更多地应当从其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方面予以考虑。然而大多数经济学家达成的共识是一个“好的”金融系统应当具备有效的法律体系，良好的会计标准，透明的金融制度，有效的资本市场和规范的公司治理。实践证明，健全的金融体系将对抵御金融危机起着极其关键的作用。3．改革低效的国有银行体系。目前，国有银行体系的低效运作已成为影响金融体系稳定的重要因素，而沉淀多年的历史坏帐和低效率的银行治理结构则加大了我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高盛公司在其2002年12月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的银行体系最值得担心的倒不是类似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东南亚国家的银行业所出现的摧枯拉朽般的倒闭风潮，最应当担心的倒是像日本的金融体系一样，因为迟迟不推出彻底的金融改革，不仅使得银行体系一蹶不振，而且还严重制约了日本经济的复苏和增长潜力的发挥。此外，我国应当引入民营银行，形成适度竞争的银行体系。各国的实践证明，市场化才是提高银行体系运作效率的根本途径。4.谨慎推行金融自由化。70年代以后，许多国家在麦金农和肖的金融自由化理论指导下掀起了金融自由化的浪潮。然而不同国家金融自由化的绩效却相差甚远。许多国家由于金融自由化不当导致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对于我国而言，金融自由化已成为现实的选择，重要的是要为金融自由化创造有利的初始条件，谨慎地推进金融自由化进程。5．建立金融危机预警系统。金融危机往往是金融风险积累的结果，因而事先监控和控制金融风险，将金融危机化解于未然就极为重要。对于金融体系中的风险因素，尤其是导致金融危机产生的潜在因素，如通货膨胀、汇率、银行体系风险、债务风险都应当纳入金融危机的预警系统。参考文献：[1] Demirg- Kunt, Asli and Detragiache, Enrica.“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and Financial Fragility”, 1998.[2] 贝内特•T•麦克勒姆，国际货币经济学[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年[3] 李建军、田光宁，九十年代三大国际金融危机比较研究[M]，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4] 陈学彬，当代金融危机的形成、扩散与防范机制研究[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5] 王德祥，论马克思的金融危机理论[J]，《经济评论》，2000年3期[6] 刘明兴、罗俊伟，金融危机理论综述[J]，《经济科学》，2000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