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诗歌研究论文顾城

我以前写的诗不知道是什么 后来认识了顾城我恍然大悟 原来是朦胧诗

顾城诗歌的意象世界最常用的表现手法首先是象征隐喻法：这也是诗歌新艺术的中心，它打破了真实描写和直抒胸臆的传统表现手法，使诗人的抒情角度转移，诗中的象征从表面看上去毫无联系，也无所指，但深层却有无穷的意蕴，诗的感染力也就在于此，早期象征主义大师马拉美反复强调(2)“诗只能暗示，如直呼其名，诗的享受便减去四分之三”。是的，诗的魅力不体现在直观和如实地描绘，也不是在证明什么，它总是在暗示什么，象征性的加以启迪也是现代诗的一个重要特点。象征手法与古典诗歌“由此至彼”，“言此意它”的比兴手法极其相近，从根本上说，象征也是一种比兴，或者比兴是象征的一种表现手法，比是求诗的形象化，兴是求诗的言外之意，所不同的是象征手法经常巧妙地隐去被比事物，诗歌主题也就呈现了多义性。例如开头出现的小诗《一代人》，它是由“黑夜”，“我”“黑色的眼睛”等感性形象构成的意象组合，它们既有其本身的客观意义，所代表的内在含义又都超越了这些词汇固有的客观意义，加上题目的指示，因而具有了强烈的象征性，即“黑夜”象征置于那一代人心灵上的阴影，“眼睛”象征一代人探索的眼睛，双是渴望光明的眼睛，而诗中的“我”则象征着一代人。由此我们能够看出，诗歌象征的审美特性，实际上就是意象的一种内在的美学特性。 顾城诗歌的意象世界中的隐喻表现手法与象征一样也是具有其暗指性，通过一个非直接的比喻来使情思或感觉具体化；通过隐喻创造的意象，诗人的情感往往藏得很深，我们最先接触到的仅仅是意象的直观世界，而要进一步体会“幕后”的心灵世界，需要一段路程。诸如他在《生命幻想曲》中这样写：让阳光的瀑布／洗黑我的皮肤／……／ 太阳是我的纤夫／它拉着我／用强光的绳索／…… 前一节里用“瀑布”来隐喻“阳光”，随之又用瀑布洗黑人的皮肤，来隐喻阳光晒黑我的皮肤，而皮肤被晒黑，原是一种健康美的标志，因此，它们之间复杂而又巧妙的隐喻结构所形成的意象正如一位意象研究者所说的：“两个视觉意象形成我们称之为视觉和弦的东西，并且合起来提示了一个与二者都不同的意象。”的确更妙地暗示出了诗人渴望于自己的生命在光明世界锻炼得更强壮这么一种健康的情调。后一节里，用“纤夫”来隐喻“太阳”，又用“绳索”来隐喻“强光”，用纤夫背着绳索我在逆流中前进，来暗示这一种昂扬的气概，光明的信念，鼓舞着生命，使他在任何险恶的困境中奋力前进。 顾城诗歌意象的第二种表现手法当属抽象变形手法了。 随着现代生活的进展，人们的鉴赏口味不断地转移，鉴赏周期也不断地缩短，艺术变形越来越多得受到重视。在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变形就没有艺术”。西方现代派的艺术纲领宣称“准确描绘不一定是真实的”，这和司空图所说的“离形得似”真是不谋而合，而新诗潮关于意象的创造常常脱出古典主义的夸饰而致力于“变形”，直觉、幻觉、错觉，瞬间感觉印象很容易产生变形，而变形的关键则在于作者主观感受和客观真实的对立怎样巧妙地变成“无理之中的有理”。 例如诗人眼中脱落的叶子能够露出干燥的内脏，诗人眼中的美丽的口花竟然是一片血腥。诗人也照样可以把感觉外化出来，改变对事物原有状态的摹写，比如：阳光象木浆样倾斜，／浸在清凉的梦中。 诗人意象的变形其实是诗人心态的体现，情绪的流露，就顾城而言，他的童年充满梦幻，而少年时代的他，梦幻被现实击碎，纯真的少年压抑了自己，面对文革中红海洋中的暴行，躁动和血腥味道，他敏感的心变得恐惧，以至有些畸形。他极度渴望纯蓝的天，纯白的云，纯洁的人生和爱情，可现实的污染和残酷愈发导致他内心的苍凉和悲哀，他笔下的世界往往开始是纯美的，是用“纯银”的声音和色彩去构制的一个“天国”，而最终却都归于悲哀心情下灰色视线中的一片灰暗的世界。诗人的心灵被扭曲，流露出的诗人的视线也被扭曲，因此视觉中的一切改变了原有的形态。在他的世界里，寻常的逻辑沉默了，被理智法则所规定的世界开始解体，色彩，音响，形象界线消失了，时间和空间被超越，世界开始重新组合，于是产生变形，这种变形，不是哈哈镜似的－－人和世界在其中被简单、粗暴的歪曲。诗人的主观意识犹如各种凸形凹镜，产生了不同于传统的不同于古典主义的接近照相式的效果，它的效果是一种表现歪曲了的内在真实，从而带着极强的刺激性和无尽的魅力。

纪念顾城，意义在于诗歌而非塑造偶像 2007年11月19日 深圳商报 11月17日，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个读书社团和两个民间诗歌组织，在人大校园内举行了纪念顾城逝世十四周年诗歌朗诵会。这一天，沈阳、乌鲁木齐、武汉、杭州、西安、南宁、无锡也举办了同样的纪念活动。同人大的诗歌朗诵会一样，各地的纪念活动主办方也全部为当地的文学社、诗社或书店，作为中国现代诗歌史上一个特别的人物，顾城以这样的方式证明着他在民间以及诗人、诗歌爱好者中的影响。1993年10月8日，在新西兰北部的一个小岛上，“朦胧派”代表诗人顾城杀妻后自缢于一棵大树之下，留下了《一代人》、《远和近》、《生命幻想曲》等著名诗作，以及一本自传体小说《英儿》。顾城自杀以及《英儿》的出版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关于顾城是“天才诗人”还是“杀人犯”的争议，至今仍然有走向两个极端的迹象。14年来，如何来定义和评价顾城，依然没有尘埃落定，他依然像一个滴血的感叹号，悬挂在日渐衰落、暮色沉沉的诗歌天空中。即便在诗人中间，对于顾城也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在17日人大的纪念朗诵会上，诗人张后自行制作了“纪念诗人谢烨”的条幅，坚持要求主持人将此条幅与顾城海报悬挂于一起，这起突发事件引起不少在场学生的鼓掌欢迎。条幅终未挂上，张后写在黑板上的“纪念诗人谢烨”字样，也被一个穿白衣裙的女孩轻轻擦去。一切如以往一样，这个“任性的孩子”仍然为人们所任性地宠爱着，而被遗忘了诗人身份的谢烨，她的死难日没能成为她的纪念日，她的死，仍然只是现代诗歌史上一个可以随意被抹掉的句子。其实，对于顾城和谢烨的纪念，可以分看成是对于“诗歌”和“人”的纪念。顾城作为诗歌符号，是大于谢烨作为“人”的符号的，这在诗歌尚处于黄金时代末期的上世纪90年代如此，在恶搞体泛滥、人人皆可诗的网络时代也是如此。纪念顾城，是因为他那个纯净、天真、和谐、纯美的梦幻世界，是很多人的诗歌理想，也是人们对诗歌传统审美的认同和怀念。民间自发地组织纪念活动，对促进诗歌向诗本质之美回归是有帮助的。在诗歌圈子日趋浮躁，诗人急功近利、炒作盛行的时候，重提顾城的意义在于寻找诗歌的文本而不是塑造和美化一个偶像。在探讨诗歌和人的关系中，主流的观点一直认为，首先要做好一个人，其次才是好的诗歌。追求好诗的前提是不能丧失人格和尊严。从这个观点看，顾城和谢烨都是需要纪念的，他们都是诗人，他们在同一天离开这个世界，他们用自己的悲剧来警醒诗人，如何区分世俗生活的真实和诗歌世界的虚幻。那么，我们为何不在为顾城献上一圈花环的时候，也为谢烨点燃一盏烛光呢？社会的漠视，文学的被边缘化，使得诗人成为最容易陷入精神困境的一个群体。前不久，湖北籍诗人余地在家中自杀，再次证实诗人内心世界的脆弱。什么实现自我与社会的价值，维护精神王国的纯洁，唤醒人们对诗歌的关注……这些只是自私自利的借口。在眼下，社会赋予诗人的责任已经少到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但不得不需要一再提醒的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一件神圣的任务。再没有任何时候能比现在更让人发现诗歌的一无所用，诗歌成为垃圾的惟一好处是：诗人们的脸皮厚了，神经坚强了，每天忙着拉帮结派和出名，虽然少写了不少好诗歌，却也降低了那些毫无价值的死亡几率。什么时候诗人之死不再被美化和崇拜，诗歌写作或许才会回到它应走的道路上来。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顾城的传说已成为不可淡去的一笔。多年以来，研究顾城其人这方面文章是很多的，更多是由顾城弑妻自杀事件而引发的，以资料性、消息性的报道居多，同时缺乏理性的分析，不免让人感觉有“八卦”之嫌。当然也有一些作品从心理分析入手来剖析顾城的情感特性的，在对诗人人格的解读上有所价值。相对而言，通过回避了顾城轰动性的现实行为，单纯地从其作品角度出发，试图通过挖掘其作品本身的不同维度的审美倾向来了解顾城人格的复杂性。 某种意义上来讲，诗人们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已经不能够过分引起我们的惊奇。当然，这有经验上的原因（如历史上自杀的诗人实是不胜枚举，甚至都有人开始就此现象进行理论研究），除此之外呢？海德格尔早有言，“语言是存在之家，……做诗者就是这个家的看护人”，在他看来，本质上作为诗的语言是用来达到逻辑所不能达到的“存在”的真理的，亦即“说其不可说”。既然诗本身是诗人用来说那些“不可说”的内容的，相对应的，诗人本身是不是也有着较常人更多的所谓“不可说”的气质呢？ 世间最复杂的，大概莫过于人自身，而相对于特立独行的诗人，诗歌作品的存在对于我们来说似乎更显客观，以诗歌为媒介而进行的创作主体与审美主体之间的交流也更显真实有效。在诗歌仿佛没落的今天，在物质无比丰裕，精神无比匮乏的今天，读读顾城，也就是在时空隧道中选择一条布满痛苦与希望的理想之旅。 在顾城的诗歌世界中，有自然乐园、童话王国以及幻美王国，也有现实的焦虑与死亡的安置:有极其舒展的想象和真实、自由与自然、纯粹与纯净、空幻与空灵，也有极其压抑的异端、自恋、宿命、放逐与徘徊、幽闭与幽暗;他有真实的苦难心历，也有极美的未来生命幻想。痛苦与理想并存，纯净与极端互融，童话与现实交织，大概这些才是顾城创作的真正源泉。 关于自己的性格与气质，他也曾自己评述到：“我好像是一个多种气质的联邦。”至于顾城他复杂的气质，根本上源自何处又导向何方，并最终为他的人生轨迹造成了怎样的影响，这或许又是一个“不可说”的问题。而在笔者看来，让我们抛开对顾城传奇人生的苦思，停下对悲剧的嗟叹，来冷静地探寻顾城诗歌当中的多种维度之美，似乎是更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你可以参考下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