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的崛起与发展论文研究

晋商，通常意义的晋商指明清500年间的山西商人，晋商经营盐业，票号等商业，尤其以票号最为出名。晋商也为中国留下了丰富的建筑遗产，著名的乔家大院、常家庄园、曹家三多堂等等。明清晋商人利润的封建化，主要表现在捐输助饷、购置土地、高利贷资本等方面。早在明末，一些山西商人即以张家口为基地往返关内外，从事贩贸活动，为满族政权输送物资，甚至传递文书情报。据《清实录》载，天命三年(1618)，时有山东、山西、河东、河西、苏杭等处在抚顺贸易者16人，努尔哈赤“皆厚给资费，书七大恨之言，付之遣还”。山西商人在关内外的贸易活动，对后金政权在物资上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后金政权对于山西商人也给予礼遇和重视。山西商人对清统治者加强对蒙古地区的统治起到了配合作用。后金崇德三年(1637)，皇太极曾命满族贵族带领100名内地汉族商贾，携带货物到归化城贸易。清兵入关，军费支出猛增，财政十分困难，对此，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曾建言：“山东乃粮运之道，山西乃商贾之途，急宜招抚，若二省兵民归我版图，则财赋有出，国用不匮矣。”因此，后金政权对山西商人多采用招抚政策。顺治初年，清政府将山西旅蒙富商范永斗召为内务府皇商，人在内务府，赐产张家口，受朝廷委托，往来关内外，岁输皮币内府。清在统一全国过程中及历朝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中，大都晋商得到过山西商人的财力资助。康熙中叶，清政府在平定准噶尔部封建主骚乱期间，曾组织一部分汉族商人进行随军贸易。他们跟随清军，深入到蒙古草原各地，贩运军粮、军马等军需品，同时与蒙人做生意。这些“旅蒙商”绝大多数是清廷命名为“皇商”的山西商人，还有一部分是直隶(河北)等地的汉族商贾。他们为清军的军事行动保证了后勤之需。当然，清政府也给予了这些商人独占其利的经商特权，使他们大获其利。清政府与商人这种非常形式的结托关系，自然对清政府的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制定有着相当影响。

晋商是在明初兴起的。导致晋商兴起的最重要的条件是明朝为防范蒙古人的戍边措施。1368年建立的明朝，把蒙古统治者驱逐出了中原大地。为了防范蒙古人骚扰和入侵，明王朝从东北的鸭绿江直至西北的嘉峪关一线秣马36万、厉兵八九十万，设立了九边重镇，这就人为地造就了一个高额的消费区。为解决这些兵马的生存和需要，近薄九进重镇的山西的大商小贩，捷足先登，蜂拥而至，操起贩运各种货物的生意。晋商主要是做“食盐”生意崛起的。因为明王朝最初实施“开中法”，即商人输粮供边塞军士食用，王朝付商人盐引，商人凭盐引到指定盐场和指定地区贩盐。由于盐是专卖品，获利颇丰。晋商抓住时机，以地缘优势，借“开中法”捷足先登而兴。当明政府颁布开关互市令后，他们进一步与关外各民族展开贸易，互通有无。一直到清朝前期，晋商用牲口驮等传统方式由江南展转向蒙古、俄国贩卖茶叶，也发了大财。

山西人经商的传统十分悠久，可以说贯穿中华文明的历史。山西商人的发迹，最初始于贩卖池盐，由于解州盐池的存在，盐作为生活必需品的需要即催生了晋商的出现。春秋战国时期的巨贾猗顿便发家于山西，西汉的聂壹、魏晋的莫含、宋元时期的夏竦、以及武则天的父亲巨商武士镬，无不因其富奢家资而名载史册。

山西人悠久的经商传统除了要归因于盐池外，还与山西独特的地理位置有关。山西位于中原王朝的中北部，南达河南，北通塞外，西至关中，东至燕云，境内沟壑纵横，素有“表里山河”、“四塞之地”的称谓。同时，山西还处于中原农耕区和北部游牧区的中间地带，物资交换即为频繁。优越的交通区位为晋商提供了广阔的市场。

山西独特的地理地貌是机遇，也是挑战，与徽州一样，山西地狭人稠，地处生态脆弱的黄土高原，使得人均耕地面积日促缩减，众多山西农民不得不背井离乡，自谋他路。元末明初的战争动荡让北方地区成为一片焦土，河南、山东、河北等地十室九空，而山西因其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人口得到了保全，在明建立后成为了人口迁徙的主要源地。在洪洞大槐树下，绵延百年的人口迁徙让山西人流动至各地，使得山西人在空间上的分布更为广泛，这也为晋商迅速开辟国内市场奠定了深厚的社会基础。

明朝建立后，为应对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劫掠，明廷设立九边，与山西有密切关联的便有四边。为了解决边境屯军的后勤问题，明朝特设“开中法”，向民间招商，由商人向边境运送物资，以换取可兑换食盐的“盐引”，镜水楼台先得月，晋商的群体性崛起便自而始。此后的两百年间，边境上的互市贸易便活跃着晋商的身影，由中原乃至南方贩卖茶叶、丝绸、瓷器，再由边关贸易得到毛皮、牛羊、马匹。

清朝时，随着帝国版图的扩大，晋商的活动范围也更为广阔。明时的边界已经不能满足晋商的胃口，他们走西口，闯关东，最远时到达中俄边境，与俄罗斯商人进行贸易，南下福建采购茶叶，进行全国范围内的物资贸易和交流。散落在全国范围内的晋商离开故土，于万里之外致富，这背后也离不开政治力量的支持，晋商与朝廷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清初的一些大型战争如西征噶尔丹背后，都有着晋商的身影。

日益频繁的贸易活动渐渐催生了山西票号，晋商中的佼佼者如乔致庸更立下雄心壮志，想通过票号的全国布局进而“汇通天下”。晋商由贩卖池盐始，由地区性的物资贸易拓展至全国范围内的贸易活动，最终形成了以票号业务为终的闭合商业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