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son理性杂志

将客观主义的伦理学转化为在政治上的客观主义学说是从权利的观念开始。依据客观主义者的说法，“权利”是道德的原则，定义并批准了人类在社会上的行为自由。客观主义主张只有个人拥有权利；那就是，没有“集体的权利”能够不减少到个人权利的。而且，客观主义对于“个人权利”的认知非常的特殊，也因此客观主义所名列的个人权利与大多数政府所采纳的相当的不同。虽然客观主义者并不使用“自然权利”一词，他们所认同的权利直接根基于他们在知识论和伦理学上有关人类自然状态的论点。由于人类必须在求生存的过程中做出许多选择，因此人类生命的准则便是以他个人合理的判断，根据着他个人的私利，自由行事的自由。因此，客观主义主张，人类最基本的权利便是生存的权利。这里意味着人有着以行动促进他的生命的权利—而不是要求其他人类非自愿的来保护他生命的权利，或是由其他人来获得生存下去的保证。确实，依据客观主义者的说法，生命的权利的推论之一便是财产权的权利，认为那代表了一个人靠着自己努力所得的产物；从这个观点，一个人生存的权利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包含了处置他人财产的权利。根据客观主义，一个人有权利转移另一个人的财产给任何一个人、出自任何原因，但这种转移只有在自由贸易双方同意的情况下才符合伦理学，在没有任何形式的强迫下，双方都期待着交易会对他们产生有利结果。客观主义主张只要人们觉得合适，他们有权利去以任何手段操作自然状态，只要在他们不侵犯到他人权利的情况下，从这里，所有权的观念便浮现了。因此客观主义政治的哲学便支持资本主义为人类社会的理念。客观主义保留了“资本主义”一词，为的是彻底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换言之也就是一个彻底尊重个人权利的社会，而这个社会的所有财产也会因此都是私人所有。任何缺乏了这些要素的制度都会被客观主义视做“溷合经济”制度—溷杂了一部分的资本主义和它的对立面（通常称为社会主义或中央集权），以及/或是纯粹的社会主义暴政。与许多社会组织视资本主义为自相残杀之无情世界的观点完全不同的是，客观主义将其视为是最具开创性而有益的制度，认为它的创造性得以在造福社会上所有人的同时，却又不会造成任何人的损失。确实，客观主义的价值标准便是基于由个人的创造性来达成他的目标，而资本主义便是唯一一种能让个人繁荣发展的社会。客观主义对一个社会的标准是，一种能让个人自由发展以追求他们目标的道德观。这种自由要求人类在任何形式的人际关系都必须出自自愿（也就是不可以使用伤害的暴力），双方都同意的情况便是自由社会的一种定义。也因此政府组织所该扮演的角色便是限制这种暴力的使用，只能用在报复那些先行使用了这种暴力的暴徒上—那就是，对抗犯罪行为以及他国的侵略。在经济上，只要人们觉得合适，他们着有完全的生产与贸易的自由。同时政府与经济间必须完全分离，政教分离亦然。△自由意志主义自由意志主义与客观主义哲学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虽然有着共同的政治目标，但许多客观主义者视自由意志主义瓢窃了他们的主张。这些客观主义者（包括艾茵·兰德）认为自由意志主义者抄袭客观主义的观念“就好像把牙齿拔出来一样”。许多自由意志主义者则视客观主义者为死守教条、不切实际而且丝毫不能妥协的。依据Reason杂志（自由意志主义者最主要的杂志）的编辑Nick Gillespie在2005年3月份有关客观主义的专题上所描述的，艾茵·兰德是对自由意志主义运动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个人...兰德是影响美国人思想和文化最多最广泛的人之一不过他也承认，他对于杂志社如此直接的套用兰德的客观主义观念至自由意志主义上感到有点不好意思。Reason杂志的另一位记者Cathy Young也说“自由意志主义非常的接近兰德的观念，就好像是后娘养的孩子（stepchild）造反了一般”虽然他们都排斥一般人所视为兰德派的教义，但如Cathy Young一般的自由意志主义者还是相信：“兰德的个人自由以及市场自由的想法在当时是最成功而且最被广泛传播的。在21世纪……兰德对于理性和自由的主张……可以成为自由意志主义的号召点。”而自由意志主义与客观主义相比，便是较少教条化、但有着相同目标的政治运动。兰德她自己以及其他许多“正统的”客观主义者，都相当瞧不起自由意志主义抄袭了他们的主张。

他们都表示理由或借口，用法的可有区别了reason属于中性词，是原因的意思，用来指某事的原因。excuse带点贬义，有借口的意思。cause表示某事发生的起因。explanation是解释的意思，如对某种现象的解释。

理性，从中文字面来看并不会引致歧义，然而在英文中却对应着两种不同的表达——reason和rationality，即使在西方哲学中，reason与rationality原本也就是一对高度相关且不容易区分清楚的概念，而中文则更是因为对这两个词语的翻译又一直是混淆使用着的[1]。在现代经济学中不太提到reason，而较多使用rationality。Reason的基本含义是“计数”，源自希腊词根 （逻各斯）（汪丁丁，2003d）。逻各斯（Logos）的本意是“话语”和“表述”，古希腊哲学家Heraclitus最早将其引入哲学，主要用来说明万物生灭变化的规律性[2]。逻各斯被视为自然法（natural law），是主宰、统治一切的本原实体和动力，而reason作为一种遍及宇宙的万能的力量，是法律和正义的基础，善恶的根源在于能否按照自然法的要求来遵循理性原则。如Plato所辨识的，人与自然界一样，是一种理性的存在物，可以利用reason创造出复杂的、具有高度组织性的社会，reason是一种判断力，其作用就在于支配、控制和协调决定人类行为的因素，并由此促进社会的和谐[3]。在古希腊哲人那里，人的reason往往被看作整体灵魂的一部分，灵魂包含着宇宙及人生的目的，带有价值和方向感，reason使人区别于其他生物物种，同时体现了人在宇宙、神和命运面前的界限感[4]。15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冲破了神学的藩篱，理性从中世纪的蒙昧中获得了释放，促成了欧洲近代科学的建立以及而后的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过程，因此历史学也把“现代化(modernization)”定义为“理性化（rationalization）”（吴承明，2001）。在这期间启蒙理性明显呈现出两大对立的传统，其一是以Francis Bacon、John Locke、David Hume等为代表的Anglo-Saxons的经验主义（Empiricism）传统，其二是以René Descartes、B. de Spinoza、Gottfried Leibniz等为代表的欧洲大陆的唯理主义（Rationalism）传统[5]。在认识方法上，唯理主义的“自明原则+演绎”方法与自然科学中的数学公理（axiom）方法有密切联系，经验主义的“经验+归纳”方法与自然科学中的观察实验方法有密切联系。相比较而言，唯理主义者更强调和注重与理性相关的问题和方面，经验主义者更强调和注重与经验相关的问题和方面[6]。然而无论是哪一种思想传统，都试图以永恒和先验（a prior）真理的姿态获得认知真理和指导现实的普适规律，于是reason仍是上帝的同义词（王庆卫，2006：37）。德国学者Max Weber为了消解reason的绝对化和神秘化倾向，提出了rationality以替代reason概念[7]，Weber把西方社会理解为一个逐渐rationalization（合理化）的过程，但是创造了合理化社会的个人又受到这个合理化过程的控制（韩震，1997：32）。此外，Jürgen Habermas提出了“交往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指出rationality是人类在交互行为实践中生发的，而非先验的存在；Karl Popper也提出“批判理性（critical rationality）”，将rationality 看作批判和怀疑的能力，以防止有限知识理论成为独断论的真理。我们认为，中文“理性”一词实际上对应的是两种不同的理性，即直觉意义上的理性(reason)和逻格斯意义上的理性(rationality)（Wilson，2000）。Reason，在古希腊哲学家看来是源自上苍的赐予以使人类可以出离并超然于一般生物物种，而在我们的演化体系中，则是源自人类自身于生物演化中获得的脑功能，从而为Descartes的“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提供直觉保障。Rationality，正如Robert Nozick（1993）的见解，是人类在演化中习得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Reason的一种状态[8]，而人脑的镜像神经元以及他心想象为此提供了神经生物学基础。John Rawls在A Theory of Justice（正义论）(1971)中对reason与rationality之间的区分是：常识把reason理解为包含着道德感的道德观念，而rationality则不是这样的道德观念（席天扬，2004），reason是人作为生物体思考并提供理由的能力，而rationality则更进一步需要提供的诸理由之间的规则、步骤、阶段、可行性、正当性以及合法性。对reason的认定需要语言陈述者和行为展示者具备可被观察的自恰（self consistency），而对rationality的认定则需要上述语言陈述者和行为展示者体现其所属的群体某些共享的意义，或者可以认为reason是哲学意义的，而rationality是社会学意义的[9]。在我们上节对认知的研究框架内，reason或许更多在经由物理认知生发的，而rationality则是经由社会认知最终形成的。正如汪丁丁（2003d）所希望的能够建立二者之间稳妥的协调关系，我们也希望从认知学的角度打通两种理性的联系，我们认为，reason是rationality的个体心智基础，reason在认知中获得自恰，而rationality需要经过群体共享的意义设定的逻辑的检验而由他者表达出来，个体获得rationality就需要其镜像神经元以及他心想象所提供的社会认知能力体察到其所属群体的共享意义以及由此生发的规则，并通过语言和行为体现之，由此也获得来自群体对个体的身份认同[10]。如此说来，我们就倾向于将中文的“理性”对应于rationality，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当我们讨论rationality时，已经默许了其对或天赋或演化的reason的兼容[11]。我们在前文中论及认知的创造性，即在已知和未知之间建立必要的联想和联系而为未知寻找意义，那么从认知中生发的理性也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强烈的创造性倾向，即以已知为起点，建构合理的联想和联系而推想未知直至最终抵达逻各斯（Logos）。这里，我们至少辨识到三个重要环节寓于此过程中，（甲）作为起点的已知材料必须为真，或者被群体所共享的意义指示为真；（乙）建构的联想和联系，要么经由唯理主义的思辨演绎得出，但思辨过程必须与群体所共识的逻辑取得一致，要么经由经验主义的感性归纳得出，但感性材料必须取得群体共感的理想型（ideal type）[12]形式；（丙）推知出来的命题，必须在群体内取得共识，至少取得群体内足够数量的认同。只有这样，上述创造性才可被接受为理性的[13]。创造性思维来自认知提供的材料和逻辑，Zysset, et al.(2002)的研究报告显示，创造性思维的时候激活的正是社会认知脑区[14]，因为创造性思维才使得人类在先于“社会实在”（Schutz, 1945）被切实感知前就可凭借reason抽象或推演出来，然而只有那些或者被之后发生的可感知的实在所证实的部分或者可顺次通过以上三个环节的部分才被认为rational的。理性的设计经由这样的方式则是可能的。至于无法被接纳为合理或合法的思想建构，或者等待远期的实证材料提供依据，或者采取说服方式以获得在即期的合理性（rationality）。这样，理性设计者的角色就并非所有的个体皆可充当，因为他们要么有说服力，要么有实现说服的强制力，前者指向宗教，而后者指向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