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19820728
论俄罗斯文学中“多余人”的人物形象 在19世纪俄国文坛上，曾出现了一条“辉煌灿烂”的“多余人画廊”。在这画廊中耸立着许多具有一定“文化”高度的典型。他们是普希金笔下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罗亭》中的罗亭；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中的奥勃洛摩夫等。在这些人的灵魂深处一半蕴藉着先进的民主革命意识，闪烁着为祖国进步而奋斗的思想光芒，迸发着积极寻求真理和人生崇高目标的火花；而另一半则被西方利己主义和怀疑主义的消极思想所侵蚀，他们在情感与理智的悖逆中，形成了二重矛盾的性格和复杂的生命形态：个性意识的觉醒，使他们萌发去寻找精神解放的途径，而自身性格软弱的钳制，又使他们找不到新生活的定位，徘徊、孤独、苦闷。他们既不满俄国社会现状，愤世嫉俗，但又不愿站在人民一边，精神上无所寄托。他们一面觉得在鄙俗的上流社会无以容身，但又对上流社会以外的生活同样感到索然无味。因而到头来尽管不甘心沉沦却又无力超出社会的束缚与羁绊。他们只能是否定和怀疑的精灵，是一群生活理想的“迷惘者”，努力寻求自我实现，终因不能在生活中获得自我价值的实现而变成了“多余人”。关于“多余人”这个概念早在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第八章的一种译稿中就出现了，写到奥涅金时有这样的两句：有人远在他们之外，像多余的东西茕茕孑立。后来俄国评论家赫尔岑给“多余人”下定义说“他们充满高贵的愿望，但羽翼折断，眼睛看到哪里就奔到哪里：他们想隐遁起来，避开生活，这是多余的，没有益处的人。” 文学反映青年的生活已形成诸多传统的主题，“多余人”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群体。同创世英雄、寻梦者和毁灭者等类型相比，“多余人”题材更具绵延性、复杂性和普及性。 一、 近现代研究“多余人”形象现状一瞥回眸我国对“多余人”形象的研究，首先是从俄国“多余人”形象入手，进而对世界文学之中与俄国“多余人”相类似的典型进行探讨，从狭义到广义的比较研究中萌生出一个新命题，即“多余人之世界性文学现象”。（1）对俄国“多余人”的认识我国对俄国“多余人”的认识主要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研究，我国评论界几乎一直囿于“多余人”是俄国文学“特产”的认识阶段，普遍惯性地使用这个定型的结论。而各个历史时期对这一形象的认识都基于时代所需，是一种“感性”的理解。在动乱前，我们对俄国文学的介绍、翻译和研究倾向是“以我所需”、“急我所用”、“拿来天火”给苦难的大众为我们解决燃眉之急的现实斗争服务。这是个“全面肯定”的时期，我们对“多余人”身上的觉醒和抗争的积极方面，给予了最充分的关注，却有意无意地疏忽了他们身上的消极方面。进入极左时期，对俄国文学的研究进入冰冻，“多余人”真正变得多余，并销声匿迹。总体上，这个阶段我们对“多余人”形象的认识基本上处于一个分散的初级认识阶段，对“多余人”也多是从介绍的角度进行普及性传播。第二阶段是20世纪末的20年至今，这一阶段进入理性化思考。一大批对“多余人”问题的研究论文逐渐在广度和深度上有新的开拓，主要归纳为下面几个方面：其一，对读者熟悉的非“多余人”典型重新审视，发现了“新”的“多余人”。不满足于已有定论，勇于开拓发现。有文章指出“达吉雅娜与奥涅金一样，只有觉醒，没有真正的反抗”，认为达吉雅娜也具有“多余人”的色彩。其二，对于那些原本公认的“多余人”形象或提出质疑或重新评价。其三，从整体上对俄国“多余人”产生、发展情况、进步意义等重要问题作了有益的探索。在刘亚丁的专著《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纲》一书中提出俄国“多余人”产生实际上“是外来文化撞击古老俄国的结果，外来文化第一批接受者是青年贵族，他们无法停息被撞击后的震荡。”同时这个高峰时期俄国“多余人”的影响，也唤起了我国一代青年的觉醒和一代作家的创作。（2）“多余人”现象的初步联网以俄国“多余人”为稳固的经线，我们打破国界，在“多余人”研究中出现横向“联网”。评论家首先把视线投向了中国近现代文学中的“零余者”和“孤独者”。如《屠格涅夫和郁达夫的“多余人”比较研究》、《论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孤独者”》。同时也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如《贾宝玉和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贾宝玉与奥涅金之比较》等。其次，评论者在日本和法国文学中找到了俄国“多余人”的兄弟。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语》中的光源氏形象，被认定为世界文学画廊里一个典型的悲剧性的“多余人”。有的论述了日俄“多余人”的相似之处后，还从价值观、伦理、思维方式和民族心理等方面阐释了日俄“多余人”的差异。另有把法国的“世纪儿” 和“孤独者”联系起来，启示我们追溯中法文学的姻缘。对于中日“多余人”之异同也有专文进行了论述。以日本“私小说”为切入点，阐述了对中国“零余者”的影响。（3）一个新命题的萌生——“多余人之世界性文学现象” 对于世界近200年间的“多余人”现象，沿着二百多年的不断的发展历史轨迹，得出了“多余人的演化”轨迹。从18世纪末维特的出现为起点，其后是19世纪初“世纪儿”的“世纪症”蔓延，几乎与此同时“拜伦式英雄”和哈洛尔德震动欧洲；到了19世纪20至50年代，俄国的“多余人”以强大的阵容和整齐的队伍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的“逃遁者”面世，中国的“孤独者”、“零余者”便接踵而至。而到了20世纪中期，美国的“反映雄”虽然姗姗来迟，却与法国的“局外人”、英国的“愤怒青年”和德国的“新维特”，互相呼应，携手问世，构成了当代“多余人”联网。这一联网真正实现了歌德最早提出的“世界文学的梦想。从“世界文学”发展的总体态势和各国文学的自身的实际来重新审视“多余人”现象，就不是孤立的研究，有利于促进各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共同发展。经全方位普查和多角度扫描，评论界定质定量地给世界“多余人”现象得出一个纵横交叉的历史发展模式，得出这样一个简略的图示：（美国） “反英雄” （20世纪中） （中国） “孤独者” （20世纪初） （日本） “逃遁者” （20世纪初） （俄国） “多余人” （19世纪前叶） （英国） （英国） （德国） （法国） （法国） “愤怒青年” “拜伦式” “维特热” “世纪儿” “局外人” （20世纪中） （19世纪初） （18世纪末） （19世纪初） （20世纪中） （德国） “新维特” （20世纪中） 本图示基本表示出世界各国文学在相同和不同历史阶段，出现的相近“多余人”类型的各自姓氏代号。每个代号的专用名称几乎都包含着一个群体系列。同时图示中的国际性的排列组合，克服了本土文学的自足性和排他性，反映出互相交融、理解和创造的新局面。 二、“多余人“形象研究之我见（1）“多余人”的特征 “多余人”是多棱多角多面的立体，身上混杂着复合的色彩，反映了复杂的人生。他们是思想上的“报晓的先觉者”，行动上则是“贫乏的残疾者”。他们是属于精神世界中最鲜活和最忧郁的“精神贵族”。用一句话概括，“多余人”的心理特征是，意识和意志的不相协调。意识上的“巨人”和意志上的“矮子”，这也是“多余人”大起大落的精神历程和悲剧。他们有勇气从厌恶的环境中拔了旧根，却找不到适宜的土壤扎新根，成了“无根浮萍”、“身外客”、“局外人”、“逃遁者”、“隐身人”。（2）国度“多余人”典型的分析 ①自省和探索——俄国“多余人” 俄国“多余人”的精神探索，具有东方人的忧患意识和民族的整体特征，在民族兴亡中实现个人的价值。这使俄国“多余人”闪耀着某种灵光，格外动人，而且更富有生命力和感染力，或许这也是俄国“多余人”在文学家笔下获得不朽价值的重要原因之一。俄国“多余人”是从俄国的旧文化和欧洲新文化撞击融合的血肉土地上产生出来的。这是“多余人”产生的一般性回答。俄国盛产“多余人”特别是从贵族阶级中不断地裂变处“多余人”，与俄国贵族阶级所处的特殊历史地位有着密切关系。另外，在这些反映传统主题的杰作里，我们明显地看出文学家本人的精神和心理与他所塑造的主人公的亲缘关系。因此，这些“传统主题”中的贵族青年形象在一定意义上是作家的精神的再生儿。 ②东方隐士——日本“逃遁者” 无论是二叶亭四迷《浮云》的主人公内海文山，还是夏目漱石作品中塑造的一系列日本式“多余人”形象，都表现出“隐士”的特点。他们是“内向的”，拘谨、沉重、迟缓，远没有欧洲和俄国“多余人”那种无所顾忌的洒脱、豁达和冒险精神，但它们具有更强的忍耐力和承受力。首先是旧思想的强大和根深蒂固，羁绊着“多余人”新思潮的萌发；其次，东亚文化儒释道的精神和日本民族传统的打“和”精神对他们“隐士”精神的造成有着密切的制约作用。日本“逃遁者”是东方文学中最早出现的一批“多余人”形象，它为年轻而短暂的日本近代文学开拓了现实主义道路。同时也为中国“零余者”的诞生不断吹来了春风。 ③最具社会和民族责任感——中国“零余者” 从郁达夫笔下的自叙的“沉沦者”到鲁迅笔下的孤独的魏连殳，从丁玲笔下的沙菲到巴金《爱情三部曲》中的周如水，从老舍笔下的祁瑞宣到钱钟书《围城》中的方鸿渐，中国“零余者”蜂拥而来。古老的封建王国在不可避免的社会大变革中，开始整个民族的蜕变，走向现代化社会的历史性转变轨道，是中国“零余者”大批萌生的文化背景。同时，20世纪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加速，成为了中国“零余者”的催生剂。“五四”时期中国觉醒的知识青年，与近代西方意识的接轨决定了中国“零余者”精神含量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决定了中国“零余者”思考的浓缩性和情感的强烈尖锐度。（3）“多余人”形象的巨大魅力首先来自形象本身所蕴含的丰富的社会内涵，这是由“多余人”的崇高的悲剧性格所决定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任何一个社会人都一定处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某个点上，而对于“多余人”来说，他们恰恰处于社会关系网络的最敏感点上，因而他们的性格悲剧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而且较之一般性像，他们更集中、更深刻地反映着社会关系两极的对立和冲突，或者说，他们本身就是社会关系两极尖锐对立和激烈冲突的产物。 其次，“多余人”都具有性格缺陷，因而形成其悲剧的性格特征。在灵与肉、理智与感情的冲突中往往陷于强烈的内省和忏悔意识。从而产生一种深刻的“内源性”忧郁症。在这种复杂的性格中，才真正体现人物性格真实的美，同时产生复杂的美学效应，使读者获得悲与喜交融、崇高与滑稽相混杂的复杂深刻的审美感受。这就是多余人形象具有强大感染力的美学原因。阅读“多余人”，走进他们的世界，你能在他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瞬间发现“自我”，产生共鸣，带来思索。 参考书目： 1、《“多余人”论纲——一种世界性文学现象探讨》，张伟著，东方出版社，1998年 2、《比较文学基本原理》，方汉文编，苏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 3、《东西方跨世纪作家比较研究》，张承举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 4、《《叶甫盖尼.奥涅金》，普希金，译林出版社，1996年
媛姐姐丶
论文-《西厢记.长亭送别》借景抒情艺术赏析[摘要]本文从《长亭送别》的景物描写入手，以文本细读的鉴赏方式，深入细致的探讨了景物描写的特点和作用，总结了中国古典戏曲中借景写情的成功经验。[关键词]借景抒情 情境交辉 乐景写哀 化腐朽为神奇 过渡、引起情节引子 借景抒情或曰借景写情是中国古典诗词中常用的手法。然而在中国古典戏曲中借景抒情也十分常见。以《西厢记》为例，曲词中就有景物描写的唱词。虽然不多，但却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本文就具体探讨《长亭送别》中几处写景的作用。《西厢记》是古典戏曲中情境交辉的最好的典范，尤以《长亭送别》为最。写情而能“沁人心脾”方为最佳。情因景生、境因情现，二者不能割裂。其写景虽少，却对表“情”起着重要的作用。总体看来，这出戏中的景物主要是造境，它把莺莺的离愁别情放在四种不同的环境（即下文谈到的景一、景二、景三、景四）中作了境异情殊的描写，为角色的喜怒哀乐创设一个特定的环境。这种环境的确立主要作用是使情与境融合，避免了刻意写情产生的浮泛。从而使人物具有生活的具体性和真实感。《长亭送别》总是在情节转折之处，用秋景显现环境。景一：这是赴长亭前之景。这样就把莺莺在途中的离情别绪，包笼在一径秋光之境中了，形成了情与境的交融。景二：这里写得是秋郊长亭的离筵。不是小庭深院的团聚，所以首先渲染出暮秋凄苦之情，把整个离筵用秋的萧条气氛笼罩起来，使秋境和离情统一，愈显悲苦。景三：这一景语，把上面全部形象都包容在苍山落照的秋境之中了。金圣叹评之为“笔力雄大”。景四：此又一境，又一情。景随人远，情随恨长，情境关合，丝丝入扣。《长亭送别》是一首真挚的抒情诗，是一幅淡雅的水墨画，是一支撩人的离歌，给人以深沉的美感享受，凄艳动人。景一：十里长亭路，相思慢慢行[端正好]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这支曲词是历来公认的写景名句。相传王实甫写完此句后，思虑殚尽，扑地而死（晕厥）。曲子写的是秋景，传统观点一般认为是通过萧瑟的景物烘托了人物悲凉的心情，这值得商榷。我认为这幅秋景的基调不是悲凉萧瑟的，此曲所本的范仲淹的《苏幕遮》词为“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这里，碧云，黄叶，绿波，翠烟，构成一幅的美丽画面。最能代表秋之萧瑟的“黄叶”在范仲淹的笔下尚且不悲，何况是色彩更加绚丽的“黄花”呢？因此，“碧云天，黄花地”二句一高一低，一俯一仰，展现了际天极地的苍莽秋景。再加上漫山的红叶，真是“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这是一幅由蓝、黄、红构成的立体感极强的绚烂秋光图。那么，怎样理解此处景物在表现人物心情方面的作用呢？其实，范仲淹的词上阕的景物虽然色彩斑斓，但还是为了表现的悲凉的思绪，这是以乐景写哀情。此手法在古典诗歌中是很常见的。如杜甫《绝句》：“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抒发了伤感的思乡之情，而前两句却勾画了一幅幅浓丽的春日画面，极言春光融洽。这是以乐景写哀情。“端正好”曲词用的也是这种手法。曲词中的一个“晓”字告诉我们，长亭送别是从早晨开始的。“碧云天，黄花地，雁南飞，霜林醉”正是刚走出家门的崔莺莺去长亭的路上看到的景色。坐在车里，看到这大好的秋光，莺莺无限惆怅。自然的美景和人生的美景从此都不会属于她。“北雁南飞”，那南飞的大雁，是要回到自己温暖的家的，而她崔莺莺的家呢，那是一个没有自由、讲求门第、热衷功名的深宅府第。况且此时她是客居途中，丧父的悲伤尚在。和张生“腿儿相挨，脸儿相偎，手儿相携”的温存稍稍使自己的心情得到些许宽慰，没想到……她甚至更会想到，假如张生此时不是上京赶考，而是与她去郊外游玩，那该是何等的惬意和幸福啊！没想到母亲却对张生说：“俺三辈儿不招白衣女婿，你明日便上朝取应去。”“母亲啊，你为什么要逼张生求取功名，世人啊，你们为什么重利轻情？”这是此时此刻崔莺莺在心里的呐喊。由此，在她的眼中，那枫林自然就洒满了离人的红泪。这幅画面，色彩热烈。热烈的色彩下，一对儿恋人踯躅于即将分手的路上。自然景境与人物心境形成强大的反差，这是以美的意境营造悲的气氛。正因为他们的“马儿迍迍的行”，因此，快到长亭时，已是“疏林挂着斜晖”了。“端正好”和“滚绣球”这两支曲子一个早上，一个晚上，时间跨度如此之大，作者用心良苦。十里长亭路，这对儿小夫妻从早晨走到了晚上，足见难舍之情。当然这里面包含了夸张的成分。景二：短暂饯行宴，有言难表白[脱布衫]下西风黄叶纷飞，染寒烟衰草萋迷。这是第二幅画面：西风，黄叶，寒烟，衰草。夕阳西下，西风渐紧，“黄叶纷飞”，叶子落得又多又急，不是“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的温柔状态，而是肃杀的，是秋风扫落叶，一股冷嗖嗖的感觉袭上身来。再笼以寒烟、缀以衰草，一动一静，愈觉凄冷。饯行之宴就在这样一个冷风冷色的场景中开始了。这是通过莺莺眼看到的秋景。这是一场沉默的晚餐，除了几个人物应酬性的对话外。在即将分别的筵席上，二人有多少知心宽慰的话要向对方表白啊，可是一切都是沉默，只剩下两个人的叹息声。这沉默和叹息埋藏着莺莺心中无限的“怨”。目睹眼前瑟瑟的西风、黄叶、寒烟和衰草，莺莺的怨情滚滚涌出。“幺篇”曲词怨张生“轻别离”“情薄”，甚至不希望他进京赶考。“满庭芳”曲词怨母亲“供食太急”，在本已很短暂的饯行宴上居然还不肯回避，弄得莺莺和张生不能温存话别，只能“暗送秋波”。“朝天子”曲词中莺莺痛斥世人追逐名利的心态，充分表现了她珍视爱情、鄙视功名利禄的思想。极目是黄叶纷飞，眼前老夫人面沉似水。西风瑟瑟之中一片沉寂。“将来的酒共食，尝着似土和泥”，“暖溶溶玉醅，白泠泠似水，多半是相思泪”，这恰恰是莺莺怨极产生的幻觉。“霎时间”言筵席时间很短，可是读者却同曲中二人一样感到这场沉默的饯行宴是那样地漫长。而他们在赴长亭的路上，走了一天却显得时间那么短，这也许就是情人心中的时间辨证法。景三：把酒相告别，情殷意切切[四边静]两意徘徊，落日山横翠。[四煞]到晚来闷把西楼倚，见了些夕阳古道，衰柳长堤。宴席结束，余人散去，唯有一对恋人和红娘。“两意徘徊”言二人依恋难舍，但“落日山横翠”，又不得不分手了。看到眼前的横山，又心里不禁一沉，因为没有山的阻挡，分手之后，还能以目相送片刻，使思念之情得到慰藉。莺莺再也无法沉默了，刚才筵席上被压抑的情感此时一下子释放了出来——用泪。莺莺“把酒”向张生告别。她有太多的话想说，却又不能在这即将分别的瞬间全部倾吐出来，一时语塞的莺莺有的就是泪。一个“哭”字确实胜过千言万语。“哭”中甚至有些绝望的成分，“知他今宵宿在那里？有梦也难寻觅。”莺莺觉得自己剩下的只有梦，她寄希望在梦中与张生相见。果然，下一折戏（第四折）就写了莺莺做梦追张生到草桥店要与其一起上京的情节。然而，一贯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对即将远行的丈夫，确实是不能“一个'哭'字了得”，如此岂不太“低俗”了。所以当莺莺心情平静下来时便有殷殷的嘱托。尤其“五煞”曲词的嘱托，说得多么一往情深！情意切切，让人不忍卒读。此时的莺莺，她是那么地软弱、孤独、无助、温柔又伤感，让人挥之不去。而当她莺莺连梦也没有的时候，或曰梦也不能圆她见张生一面的时候，她就只有望眼欲穿了。于是便有了“到晚来闷把西楼倚，见了些夕阳古道，衰柳长堤”的描写。这个场景说不上新颖别致，在古典诗词中很常见。可用在这里却化腐朽为神奇，十分真切地表现了莺莺的孤独思念之情，这是莺莺的大痛苦和大悲凉，也是中国古代妇女的大痛苦和大悲凉。一个女子，西楼独倚，怅望古道衰柳，心上人迟迟不归。这个形象很使人想起古代的弃妇。从而自然带出“二煞”曲词中莺莺对张生些许的请求，或曰乞求。莺莺害怕自己倾心的爱全部付出后被玩弄。“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出身名门的崔莺莺未必不懂得这个道理，张崔的“两情”，在莺莺看来，就怕不是“久长时”，那么她就更要在乎朝朝暮暮。中国古代妇女的命运悲剧可见一斑。景四：独自长徘徊，心愁车难载[一煞]青山隔送行，疏林不做美，淡烟暮霭相遮蔽。夕阳古道无人语，禾黍秋风听马嘶。[收尾]四围山色中，一鞭残照里。这是后两只曲子。这个场景写莺莺送别张生后，迟迟不肯归去，怅然若失、徘徊反侧的情景。精彩之处是情景交融，细腻地刻画了莺莺几起几伏的思念之情。“青山”三句写莺莺刚刚送走张生后，始终目送他渐行渐远。直到张生转过一片山，山、树和暮蔼淹没了张生。此时莺莺转过眼睛，西风之下，她看到的是夕阳古道，只剩自己孤独地站着。“无人语”有二说，一是古道无人，寂静荒凉；一说张生已去，再无人与莺莺知心相谈。总之，这句是写莺莺思念的心情开始渐渐平缓下去了，就要回家了。可就在这时，她却突然听到了一声“马嘶”。这马嘶无疑告诉莺莺她的心上人此时就在路上，这使她已经平静了的心骤然又涌动起离别的悲苦之情。她又不忍心马上回家了，这才有了“懒上车儿”的想法。这是“一伏一起”。随着马嘶声的渐渐远去，莺莺的心情又开始慢慢平静下来。再加上红娘在一旁的催促，莺莺要动身走了。当她就要抬脚登上车子时，下意识地再一次环顾四周，也许她在寻找什么，而她看到的只是四面暮蔼沉沉的青山。她也下意识地望了一下张生离去的远方，那里是一轮如血的残阳即将没入山巅。而突然间，“一鞭残照里”，这是莺莺万万想不到的。残阳的余晖中瞬间出现了一个黑色的起马人的剪影。他正跃马扬鞭，他是谁？是张生。莺莺两度平静下去的心情再一次空前地激荡不已。这是“再伏再起”。本已相思之极的她此时真是“遍人间烦恼填胸臆”，眼前的车子是如何也载不起的了。关于“一鞭残照里”，也有二解。一说写实，即如上文所言；一说写虚，即莺莺幻觉。二说均可，幻觉亦表明莺莺的思念之切。或许，被莺莺误看成的残照中的“一鞭”，就是一头暮归的牛呢！结论：以景造境，情境交辉《长亭送别》中的景物描写不是零散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共同构成一个整体——这就是秋景。从时间上说是从“晓来”之晨到“疏林挂着斜晖”，再到“落日”，最后至“残照”；就空间而言是起于“长亭路”，继而是长亭外的近景，然后是亭外远山、古道、田野，最后终于“残照”的天边。正因为景物之间具有纵的和横的关联，所以既独立又作为整体一部分的几幅清秋图便构成了秋的整体意境，又兼过渡、引起情节的作用。《长亭送别》中的景物描写，又围绕着一个“情”字展开，以景造境，情境交辉，反复烘托渲染人物心理，十分生动细腻地刻画了崔张二人尤其是莺莺依恋、哀伤、悲苦、关切、忧虑、孤独等复杂的心理。这折戏把男女之情写到了极致，崔张二人就是在长亭这样的意境时空下“话别”，从而演绎了一曲“两情若是久长时，也在朝朝暮暮”的情爱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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