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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法、历史研究法、比较法、个案研究法、跨学科研究法等研究方法,着力于追溯“真”之精神的哲学本源,通过对儒道释三家“真”概念嬗变的梳理,概括艺术论中相关范畴的论述,对中国古典绘画关于“真”的几个重要问题作以阐释,最终,提炼出中国画家思维中“真”之精神的发轫。目前关于“真”概念的研究多是哲学层面,系统梳理先秦哲学之“真”到中国古典绘画之“真”的过渡,成为迫切的、有现实意义的研究。这也正是此文的研究目的。对长久以来被忽略的中国古典绘画中的“真”之精神嬗变过程的研究,可以清晰中国古典绘画的本质追求,使“真”理论得以延续传承,适用于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的任一画种的理论和创作,具有指导当下绘画精神的现实意义。“真”之精神存在于中国古典绘画中与哲学概念之“真”有何特异处是本文重点研究的方向,目前绝少有论文和专著立足于此。本文首先从庄子之“真”、儒家与“真”相关的概念、佛家之“真”给予探讨哲学“真”,接着从连接哲学“真”与绘画“真”的中国古代艺术论中找到理论根据,继而着手分析几个与中国古典绘画“真”之精神相关的重要问题:如荆浩“图真”论中“真”的具体论述对中国古典绘画产生了何种影响。再如“形神”论的演变过程怎样使中国古典绘画“真”之精神从“形”、“神”两方面在各个时期侧重发生转变。接着在“道寓于器,技进乎道”这一传统思想的统照下,笔者对“真”与“技”、“真”与“心”的关系分析说明,从具体技法提升到主观精神来探讨“真”之精神存在于中国古典绘画的形而下及形而上两个层面。最后,宋代理学与明代心学的嬗变正与中国古典绘画从宋代绘画注重物象客观规律到元代文人画兴起之后,尤其明清两代,以主观情思作为主要表现对象,外在的画面事物成为了人之情感的载体这一转变过程相吻合。至此,中国古典绘画对“真”之精神的偏向发生了扭转,并且延续到近代。中国古典绘画“真”之精神作为中国文化传统思维的精髓,是可以指导任一门类的绘画理论及实践的,只是在不同时期因为历史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的变化发生着侧重的不同。我们寻出中国古典绘画史进程中的精神与力量,也就寻出它内在的向往和需求,从而指导中国绘画史朝着符合理想的方向发展,这是此文希望达到的大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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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写了三个国家的兴衰史,从桃园三结义至三国归晋共经历了五大时期,便是黄巾之乱,董卓之乱,群雄割据(官渡之战,赤壁之战),三分天下和天下归晋. 黄巾之乱是从桃园三结义开始,讲了黄巾起义之后,东汉政府的反击,出现了刘备,曹操等英雄,而东汉政权也快灭亡了. 董卓之乱是讲董卓入京前后的故事,从何进与十常侍对战到少帝逃出京城,结果被董卓救驾.董卓入京后收买了猛将吕布,又废少帝,立献帝,大权独揽,实施暴政,逼得群雄联军伐董卓,虽然后来联军失败了,但是董卓最后也被吕布所杀. 群雄割据是讲董卓死后,中原诸侯群龙无首,为了扩大自己的地盘互相厮杀,最主要分为三个战区,即北方的袁绍与公孙瓒,江东地区孙策的崛起,中原地区曹操,刘备,吕布,袁术之间的战争. 再后来的三分天下和天下归晋我就不一一细说了,最主要的我想谈谈自己对三国演义的一些认识和看法. 在《三国演义》中,我最欣赏的就是曹操了,虽然为了突出刘备的仁义,他被写成奸诈之人,但是他的军事才能仍然没有抹杀.他在几年的东征西战中,占领了长江以北的大片土地,连少数民族都臣服于他,他是三位郡主中最有才干的,魏也是三国中最强盛的,他奠定了魏国的基础,后来晋国才能统一天下,所以他是一位真真正正的英雄. 对于人才的求贤若渴,也是曹操值得欣赏的地方,曹操为了选拔更多的人才,打破了依据封建德行和门弟高低任用官吏的标准,提出了"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于公元210年春天下了一道《求贤令》.曹操在令中一开始就总结历史经验,认为自古以来的开国皇帝和中兴之君,没有一个不是得到贤才和他共同来治理好天下的,而所得的贤才,又往往不出里巷,这绝不是机遇,而是当政的人求,访得来的.有鉴于此,曹操立足现实,指出现在天下未定,正是求贤最迫切的时刻.他希望在左右的人不要考虑出身,帮他把那些出身贫贱而被埋没的贤才发现和推举出来,只要有才能就予以重用.后来,曹操于公元214和217年又下了两道《求贤令》,反复强调他在用人上"唯才是举"的方针.他要求人事主管部门和各级地方官吏在选拔人才上,力戒求全责备,即使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也受有关系,只要真有才能就行.经过一番努力,曹魏集中了大量人才,当时各地投奔到曹操门下的人很多,形成猛将如云,谋臣如雨的盛况.而且对于有才干的人曹操还能做到不计前嫌,比如陈琳本来是袁绍的部下,曾经替袁绍起草檄文,骂了曹操的祖宗三代.袁绍失败后,陈琳归降曹操.曹操问他说:"你从前为袁绍写檄之,骂我一个人就可以了,为什么要骂到我的祖宗三代,陈琳连忙谢罪.曹操爱惜他的文才,不仅对他不处罪,还照样任用他. 曹操的成功不仅因为他的杰出才能和善于招揽人才,还在于他有着豁达的胸襟和广阔的胸怀.在赤壁的惨败之后,曹操并未一筹莫展,而是笑着说了一句"今北方仍由我所据",并且三次大笑展现出他对待挫折的乐观态度.曹操同时也是个很有文学情趣的人,喜欢作文赋诗,即使大战在即也情趣不改,他的许多诗作都是乐府中的名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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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之所以成为一个宏大的文化现象,要归公于这样一些人:一是三国历史的缔造者们。他们包括三国的政治家、军事家、谋略家、文学艺术家和科学家,正是由于他们的伟大创举,才缔造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为独特的一种历史形式。也正是因为他们这些人,才形成了三国这样一个军事斗争最为波澜壮阔,政治斗争最为云诡波谲的时代,也才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引人入胜的一个时代;二是三国历史的记录者。主要包括陈寿、习凿齿、鱼豢等魏晋时期的史学家们。他们以不同的方式,用他们的如椽巨笔记录了这段历史,形象地展现在了后人的面前,使我们对三国历史有了更为形象了直观的认识;三是宋元之际的民间艺人们。他们对三国历史了如指掌,并对有关三国的民间传说非常熟悉,于是他们把这些东西揉合在一起,成为他们说书的基本素材,并进而形成了他们讲说三国的基本内容。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使三国的历史知识得以大规模传播,并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传播三国史的高峰;四是《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毋庸置疑,他是对三国文化形成过程中贡献最大的人。正是因为他写出了中国最好一部历史演义小说,才使三国历史普及的速度进一步加快,使三国历史成了最为中国人所熟悉的部分。五是明清以来直到现在的说书艺人、表演艺人等艺术家。他们说三国演义,演三国戏,使三国历史的传播速度明显加快,使三国历史真正成了一段妇孺皆知的历史,也才最终形成了三国文化。三国文化的传播途径是这样的:第一步是在士人学子们中传播。也就是三国历史的传播停留在高层之上,停留在学者层次上。第二步是在《三国演义》问世以后,三国文化的传播开始向下层群众沿伸,并逐步普及到最基层的民众;第三步是向海外传播。主要传播方向是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受中华文化影响较大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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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应该看一看演义前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马克思主义真理。然而,剥削阶级却总是千方百计地歪曲事实,把历史说成是少数剥削阶级的“英雄”人物所创造的,《三国演义》的作者也同样如此。作品所着重塑造的两个艺术形象——刘备和曹操,是统治阶级内部两个对立的人物,如刘备告诉庞统所说:“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第六十回)作者正以强烈的“拥刘反曹”的政治倾向,描写在同一事件上曹、刘两种截然相反的表现,这种描写充满全书。然而,无论是赞扬还是鞭答,无论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作者都宣扬了“英雄”史观。《三国演义》把刘备描写为一个理想化的统治者、施行“王道”“仁政”的代表,他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本质,被大量虚声美词掩盖着。《三国演义》否定黄巾起义推动历史发展的伟大作用,而那些残酷镇压黄巾起义、向农民进行反攻倒算的封建统治者,却被当作历史的创造者来吹捧。在陶谦把徐州让给刘备而刘备固辞不受时,作者安排了这样的情节:“次日,徐州百姓拥挤府前哭拜曰:‘刘使君若不领此郡,我等皆不能安生矣!’”(第十二回)在刘备军队于博望坡大破曹兵,“班师回新野”时,作者又安排了这样的情节:“新野百姓望尘遮道而拜,曰:‘吾属生全,皆使君得贤人之力也!’”(第三十九回)在这种颠倒历史的描写中,封建统治者刘备就成了救世主。为了表现刘备如何受到人民拥护,竟写了猎人刘安杀妻献肉这样的情节。刘备兵败徐州时,人民“皆争进饮食”,猎户刘安“ 欲寻野味供食,一时不能得,乃杀其妻以食之”(第十九回)。这种不真实的对地主阶级的吹捧,加重了刘备形象的虚伪性。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是最切当的批评。作为刘备对立面的曹操,却是《三国演义》描写相当突出的人物。历史上的曹操是一个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在分裂混乱的三国时期,对统一我国北方,曾起过相当的作用。《三国演义》没有肯定这些作用,把他作为破坏“正统”、违反“纲纪”的乱世奸雄来否定,反映了作者儒家的政治观点,“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然而,《三国演义》在曹操的形象中,却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残酷、狡诈的特点,具有深刻的典型意义。曹操也是农民起义的死敌,镇压黄巾起义军的刽子手,他在豪强大混战的过程中,一步步扩大势力,最后取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地位和权势。曹操的人生哲学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这是剥削阶级处世哲学的集中和概括。曹操具有极端的损人利己的特性,具有无穷的贪欲和权势欲,曹操身上,集中了封建统治阶级全部恶劣品质。对于这个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三国演义》是通过丰富具体的细节和心理活动的描写,把他突现出来的。在他身上,具有多方面的复杂的性格特征。作为一个群雄割据的强者、胜利者,在风云突变的年代,曹操能认识各个集团的长处和弱点,了解事变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善于发现人才、使用人才等,反面人物曹操,没有被写成浅显的、一眼可以看穿的坏蛋。在他身上,狡诈和残暴得到特别深刻的表现。如上所述,曹操有谋略,也有才干,但他的所谓“谋略”和“才干”是为他的极端的唯我主义服务的,因此,“谋略”使他更狡诈,“才干”使他更残暴。曹操出于恐惧猜忌,杀了吕伯奢一家;因为要引诱吕布,却将掳来的群众当炮灰;为了报父仇,在攻打徐州时,军队所到之处“杀戮人民,发掘坟墓”(第十回),真是坏事干尽。然而,他又千方百计地把自己装扮成好人,常常用假仁假义和小恩小惠来洗涤沾满两手的鲜血。他打着汉献帝的旗帜发号施令,北讨南伐,明明是发展自己政治、军事势力,取代刘汉王朝,却标榜为“与国家除凶去害”、“拯救黎民”;明明是自己下令克扣军粮,却借仓官的头来安定军心;为了防范行刺,杀死侍者而佯装不知;表示军法严明,还耍出“割发权代首”的把戏。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很清楚,作者对曹操是持否定态度的。然而,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人民创造历史?封建地主阶级思想家都认为是前者而不是后者,《三国演义》作者以为曹操既是“乱臣贼子”,但又是人类历史和人民群众命运的主宰者,征张绣时,命令军士不准践踏麦田,“百姓闻谕,无不欢喜称颂,望尘遮道而拜。 ”(第十七回)在曹操跟刘备一起消灭吕布以后,“百姓焚香遮道,请留刘使君为牧。操曰:‘刘使君功大,且待面君封爵,回来未迟。’百姓叩谢。”(第二十回)总之,在刘备面前也好,在曹操面前也好,人民群众都只有哀求、叩拜的份儿,他们被作者歪曲成了毫无作为的“群氓”,而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无论是“汉贼”还是“皇叔”,都被吹捧成了掌握人民命运、支配历史进程的“英雄”。尽管作者对刘备和曹操的褒贬非常明显,但这两个人物的塑造,却共同反映出作者的英雄史观。与此同时,《三国演义》还大肆吹嘘这些封建统治者的天赋才能,把他们之所以能够创造历史,归因于他们的“天赋”。如写刘备,说他生下来注定要成为“贵人”,从小就有“大志”,与众不同,“非常人也”(第一回)。写曹操,则说他幼时就“有权谋,多机变”,从小就是“安天下”的“命世之才”(第一回)。并在《邺中歌》里评论曹操说:“邺则邺城水漳水,定有异人从此起。”“英雄未有俗胸中,出没岂随人眼底?”“文章有神霸有气,岂能苟尔化为群?”“安有斯人不作逆,小不为霸大不王?”(第七十八回)进一步把他写成山川灵气所钟、超群出众的“异人”。总之,在作者笔下,这些主宰历史、驱策人民的“英雄”,都是“天生”的超人。《三国演义》还借助“天命”来颂扬作者理想的“英雄”。据作者说,这些“英雄”人物之所以降生到世上来创造历史,统治人民,全都是执行上天的意旨,所谓“受命于天”。曹魏之所以破灭豪强,统一北方,固然是“天命”;刘备之终于做了皇帝,也是“天命有归”(第三十五回)。因此,这些“应天而生”的封建统治者是受上天保护的。第三十四、五回,写蔡瑁要害刘备,但由于“天意”、“神助”,刘备所骑的马竟然“一跃三丈”,使他脱离了险地。第四十九、五十回,写曹操在华容道之所以大难不死,是“天象”所定,“未合身亡”。书中还一再声称“顺天者逸,逆天者劳”,“逆天而行,乃自取败亡也”(第三十七回、一百二回)。因此凡成王称帝者,总有“凤凰来仪”“黄龙屡现”的征象,而每一重要将帅战死,都有“帅旗忽折”“将星流堕”的预兆。作者宣扬这种“天命”思想,具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在封建社会里,“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三国演义》的这种描写,就正是利用神权思想为封建政权服务,要人民服服帖帖地接受这些被吹捧为“天生”“超人”的剥削阶级代表人物的统治;并警告人们说,谁要敢于起来反抗,就是逆天行事,自取灭亡。这也就进一步暴露了,“英雄”史观到最后总是不得不乞灵于“天命”之类的唯心主义的幽灵。《三国演义》塑造了一些性格鲜明、影响深远的艺术形象。这些属于统治阶级的人物形象,具有鲜明的阶级烙印,并在不同程度上宣扬了作者的社会、政治思想。除上文提及的曹操等人物外,还有:郭嘉、夏侯敦、黄盖、吕蒙、张飞、赵云、黄忠等等,其中尤以诸葛亮描绘得最为突出。诸葛亮在作品中,是被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来歌颂的,作者对他倾注了强烈的爱和崇敬,把他作为“忠贞”和“智慧”的化身,特别对诸葛亮的“智慧”,更是用尽笔力,大肆渲染。马克思主义深刻指出:认识来源于实践。从历史事实来看,诸葛亮在当时的地主阶级统治集团中,是一个看问题比较敏锐、处事比较有胆识有谋略、能随机应变的人,他具有这些长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重视实践。例如,在曹操取得荆州、领兵南下时,诸葛亮曾向孙权分析当时形势,预计到曹操必败,就正是因为诸葛亮已经在曹操下荆州的过程中,经历过战争的实践,对敌我双方的长处和弱点都已作了比较的缘故(见《三国志·先主传》和《三国志·诸葛亮传》)。而就《三国演义》看,在有些章节中,作者写到诸葛亮之所以取胜,是由于他对具体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的结果。如在有几次战争中,诸葛亮事先实地观察地形,调查对方兵力部署,根据地形和客观实际情况,制定了有利的作战方案,击败了敌人。又如诸葛亮敢于使用“空城计”,就是因为他对敌方将领的情况作了分析,知道司马懿了解自己“生平谨慎,必不弄险”(第九十五回),从而利用司马懿对自己长期形成的认识,采用了十分“弄险”的疑兵之计,解除了危机。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到,诸葛亮的正确判断,是在他长期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然而,在更多的章节里,作者却把诸葛亮写成了“先知先觉”的人物,宣传了唯心主义的先验论。诸葛亮一出场,他就告诉刘备:“亮夜观天象,刘表不久人世。”(第三十八回)诸葛亮病重在五丈原,“自于帐中祈禳北斗。若七日之内主灯不灭,吾寿可增一纪;如灯灭,吾必死矣”。结果魏延飞步入告军情,“竟将主灯扑灭”(第一百三回),真个能“知凶定吉,断死言生”。为了突出诸葛亮,作品还一再写他的“ 锦囊妙计”,每逢重要事件,他总要把装有“妙计”的锦囊交给执行任务的人,吩咐“到时开看”,不但根本不跟别人商量,而且也不让执行任务的人事先知道事情如何去做。一切都只是他那种能够“先知”的“智慧”在起作用,其馀的人都只是被他的“智慧”所驱策的、被动的工具。至于“七星坛祭风”里,写诸葛亮登坛作法、呼风唤雨等,更是荒诞不经的描写。类似这样的问题,还可以在“巧布八阵图”、“班师祭泸水”、“五丈原禳星”、“定军山显圣”中看到。鲁迅批评《三国演义》 “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中国小说史略》),是极其确切的评价。俗语说:“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也正说明了诸葛亮不是超凡的“先知”、不可企及的“天才”。最富于斗争实践的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具有无限的聪明才智,诸葛亮形象的塑造,概括了集体的智慧和才能。对于诸葛亮的所谓“忠贞”方面,小说也给以多方面的描写。诸葛亮忠于刘备,刘备死后,继续尽忠于阿斗(刘禅),为了报答“三顾草庐”和“临终托孤”的知遇之恩,他“亲理细事,汗流终日”,以至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第一百三回、九十七回)。诸葛亮“忠贞”的出发点,既有封建的“正统”观念,也有“ 士为知己者死”的“义”的思想。在三国鼎立的形势下,小说描写了成批的谋臣策士,诸葛亮也是其中一员。属于知识阶层的这支队伍,尽管他们的思想、才能、性格各有不同,但都从封建统治阶级立场出发,以个人恩怨依附于某一个政治集团,与某一个统治主建立君主臣属关系;有时用兄弟、朋友等形式来表现这种关系,但并没有改变阶级关系的实质。因此,作为蜀国“贤相”的诸葛亮,他是矢忠于刘氏天下的。然而,诸葛亮的形象,又不是用封建主义的“愚忠”所能完全概括。作者通过刻划他的所谓“谨慎”、“谦逊”、 “严于责己”等个人品质,通过一系列经过美化的“清明”政治措施,来突出这一形象,把他塑造成封建社会“完人”的典型。在社会动乱、政治黑暗的年代里,作者把希望寄托于所谓杰出的政治家,盼望由他们来实施“王道”和“仁政”。关羽也是《三国演义》着力描写的人物,作者精心刻划他“神威勇武”的一面,在众多的战将中,他出类拔萃的气概最为突出。“温酒斩华雄”、“诛颜良、文丑”表现他万人敌的“勇武 ”,“临江会”、“单刀会”突出他凛然不可犯的“神威”,“刮骨疗毒”写他沉着的“大丈夫”气概。总之,作者力图通过许多夸张传神的描绘,使关羽成为一个 “英雄”人物。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的“惟于关羽,特多好语”,也是指他的“丰采”和“勇力”而言的。《三国演义》如此美化关羽,完全是为提倡封建的“忠”“义”思想。在关羽身上,“忠”和“义”是结合在一起的。关羽之与刘备、张飞“桃园结义”,具有明确的政治企图。他们“闻黄巾倡‘乱’,有志欲破‘贼’安民”,所以“结为兄弟”,以便“同心协力”地“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并发誓说,决不“背义忘恩”(第一回)。这就清楚说明了,他们所标榜的“义”,是以反对农民起义、维护封建统治作为首要内容的,阶级性十分鲜明。然而,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很尖锐,刘、关、张“桃园结义”以后,不但共同镇压了黄巾起义,而且还以“誓扶汉室”为旗帜,跟地主阶级内部其他派系进行了你争我夺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关羽“义不负心,忠不顾死”,“披肝沥胆”,效忠刘备,最终为刘备而“断首捐躯”。《三国演义》的作者对此十分赞赏,称许他为“天日心如镜,《春秋》义薄云”(第七十七回)。由此可见,《三国演义》大肆吹捧关羽的“忠”“义”,不过是要人们效法关羽,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前提下,为某一个封建主卖命而已。正因如此,关羽也就为地主阶级所特别重视。在陈寿的《三国志》中,关羽的地位,不过同张飞、赵云相等。宋、元的统治阶级虽已先后尊关羽为“真君”和“武安王”,但就吹捧关羽的程度和规模来说,都远远不及明、清两代。自从《三国演义》把关羽写成“忠”“义”的化身以后,他就成为完全符合统治阶级理想的人物,随着《三国演义》的传播,关羽在民间的影响就越来越广。明、清的统治阶级曾几次封他为“大帝”,到处为他立庙,享受着跟孔丘同样隆重的祭礼。这就清楚地说明,通过关羽鼓吹“忠”“义”的这种描写,是多么适合封建统治者的需要。也是为了提倡给封建主子卖命,《三国演义》还塑造了一系列所谓“忠臣”形象,如董承、王子服、吉平等等,他们为了尽忠汉献帝,诛除“国贼”曹操,“虽灭九族,亦无后悔”(第二十三回)。后来因事情败露,“全家老小”都被曹操所杀。作者对这些人极尽歌颂之能事,说他们“捐躯报圣明”,“千秋仰异名”;“忠贞千古在”,“誓死答君恩”。把这些人吹捧为流芳千古的模范人物。此外,在写姜维等人物时,鼓吹了封建的“孝道”,在写孙夫人等人物时,鼓吹了封建的“节烈”。由此可见,《三国演义》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是贯穿了作者的社会、政治观点的。通过这些形象,作者宣扬了封建的“仁政”、“英雄”史观、唯心的先验论和封建道德等。因此,我们对于这些艺术形象,也必须首先认清其思想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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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念先行”——《三国演义》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三国演义》中特征化性格的人物给历代读者都留下了深刻而鲜明的印象;但是,本文想探讨的是:这种艺术表现手法的思想根据和具体运用,以及我们应该怎样加以批判和借鉴。第一节 “意念先行”的历史限制和思想依据《三国演义》是一个世代累积型的历史小说,其中蕴藏着自三国故事出现以来的民间叙事特征,这一点已被诸多学者认可。苏轼《志林》载:“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这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说书艺术,而且已显现了“尊刘贬曹”的倾向。再加上宋元以来异族乱华,战乱频仍,“人心思汉”,“明君贤臣”成了人民心目中急切的期待和追求。所以特殊的历史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使其要契合大众的心理,要满足大众的善良愿望和美好理想。同时,我们应该把《三国演义》放到我国古代长篇小说的发展进程中来考虑。整体来看,人物的塑造经历了一个由特征化到性格化转变的过程,《三国演义》处在长篇小说的开端,它不可能一下子就在人物塑造的艺术手法上很成熟,必然带有史诗中英雄人物的特点,即“高贵的单纯”。之后的《金瓶梅》表现了这种转变,《儒林外史》基本上实现了它,《红楼梦》则在更多的方面作了卓有成效的转变。更为重要的是,在封建社会里,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意识从政治上思想上严重地束缚着人的个性,往往以道德品质来定位,所以个性就无法大放异彩。在哲学上流行唯理主义,孔子就是以“礼”来统摄其整个政治理想的。罗贯中是大儒,他的思想指导方针是非常明确的,即儒家的政治理想“仁政”,君主要“仁”,臣下要“忠”。所以,这决定了他的创作必然是以反映抽象的“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质”为核心的。基于上述原因,我们知道了罗贯中的创作是“先入为主”式的,因而也就很自然地看到了作品中一个个的“脸谱”:单纯而明确。第二节 “意念先行”导致人物的特征化与品性化作者是按自己的理想来建构人物的,或褒或贬,都体现了人物的主要特征,给人的印象非常强烈。关于这一点,前人已有较多深刻论述。可是,我觉得,毛宗岗父子所谓的“三绝”基本上是一种“政治品质”或“道德品质”,而且似乎还可以加上一绝,即刘备的“仁绝”。这相当突出地显示了人物独特的品性,他们可视为“抽象观念”的具体化和形象化。下面本文就“四绝”略作分析。“奸绝”曹操。“奸诈”是其本质属性,作者为了尽现其特性,多角度、多层次地反复渲染。一出场,就写他诈“中风”以诬叔父,给人一种“从小看大”的思维引导。之后,写他梦中杀人,又误杀吕伯奢一家,多疑中透出狡诈。后面写其杀粮官以欺全军,也是以凶残凸显奸诈。作品中也不断地直接写到他的奸诈,如不杀陈琳而爱其才,不追关羽以全其志,得部下通敌文书却焚而不究,马犯麦田而割发代首等等。虽然从客观上可以看出曹操卓越的政治远见和博大胸襟,而事实上,刘备的“自领益州牧”而称帝与他的“挟天子以令诸侯”本质上也是一样的,区别仅在于姓氏不同而已。但不可否认的是,作者的确是把他与刘备作为对立面来写的。作品中有文字为证:“今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耳。”“仁绝”刘备。“仁”是对君主的政治道德要求。一开始,就写其“与乡里小儿戏于树下”的非常言行。而且,刘备从桃园结义起,就抱着“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理想。一生“仁德及人”,所到之处,“与民秋毫无犯”,百姓“丰足”,所以“远得民心,近得民望”,受到人们的普遍爱戴。后来曹操大举南下,竟有十数万百姓随同刘备赴难,虽然情势万分紧急,他亦不肯暂弃百姓。他爱民,也爱才,待士以诚信宽厚,肝胆相照,故诸葛亮与五虎将等一代英豪,都能终生相随,君臣间的关系“犹鱼之有水也”。可见作者是把他作为“仁政爱民”的理想皇帝来写的。不过,如果我们去查看陈寿的《三国志》,就会发现历史上的刘备其实也是好色贪财的,只是在这里,毛宗岗父子对他的道德进行了彻底的净化和升华,以至于极端到像鲁迅所说的“欲显刘备之长厚而近伪”。“智绝”孔明。“智慧”是臣子必须具备的,只有这样才可以在“伴君如伴虎”的日子里保全自己,才能做稳和做好奴隶,当然我们不能这么看待诸葛亮。《三国志.诸葛亮传》里说:“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小说却一反其说,不仅写其经邦治国的政治才干,而且更是把他的谋略胜算写得出神入化,这无疑寄托着历代读者和作者自己的理想。同时,他的前后《出师表》渗透着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壮精神,闪现着动人的个性风采。白居易曾深有感喟“前后出师遗表在,令人一览泪沾襟”。但从整体上看,罗贯中在小说中既不写“危急存亡之秋”的形势特点,也不写对政局战局的悲观情绪,只一味地写其神机妙算,如草船借箭,借东风,空城计,七擒孟获等,以便保持其“智绝”的光环。而且我们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写其“智”是服从于“忠”的,是服从于“鞠躬尽瘁”的,甚至近似于“愚忠”。这就提醒我们,作者是在塑造一个为了“圣主”的礼贤下士而奉献出全部生命的贤臣典型。“义绝”关羽。“忠义”两难全,这一点关羽也不例外,不过他能把“义”做的如此“绝”,实在千古之下,罕有其匹。所以作者对他的歌颂也特别着力,甚至大胆对历史细节进行移花接木、偷梁换柱的处理。《三国志》中记载杀文丑的本是刘备,罗贯中却把它转嫁给了关羽。同样地,“古城会斩蔡阳”的本也是刘备,但在罗贯中的笔下,却成了关羽用以“释兄弟之嫌”的精彩展示。即使是最经典的、历来为人所传颂的“单刀会”也是改头换面而来的,历史上是鲁肃去赴关云长的宴会,在小说中却成了最能表现关羽胆识的不朽情节。“华容道上放曹操”更加丰富了关羽的“义”,也更有人情味,虽然对蜀汉不忠,却在一个更深的层次上加深了对其“义”的刻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尊称他为“义绝”。从上面的具体阐述可以看出,作者就是有意这么塑造人物的,趋于“意象化”,而且我们把这些人物的特征化性格归结为“品性”似乎更为恰当。第三节 “意念先行”的缺陷、效果及影响由于作者创作思想的局限性,我们在作品中看不到鲜活的个人,看到的只是作者头脑中的思想的图解。因而,文本中缺乏深入细致的心理剖析,人物的思想行为也几乎不受环境的制约,语言动作常常是程式化的。这样一来,人物就处于古典式的静穆状态,几乎不发生什么变化。从时间上考察,曹操的奸诈从幼年直到六十六岁死去,几乎没变。人生的沧海桑田,政治的险恶风波,战场的出生入死,似乎无法动摇其本性。可见作者多么着力于刻画这个“反面人物”。诸葛亮的智慧同样稳定不变,“三分天下的隆中决策”是其一生智慧的光辉结晶,后来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则是这一英明决策的具体演绎,并且写战争也不服务于对其个性的展现和挖掘,反而用一种概括性的、综合性的写法,这充分表明了作者是在借这样一个人物来对我国古代历史上各种斗争经验和智慧进行空前的大总结。当然人物也有一些发展变化,却又不是性格的内部不平衡导致的。例如,曹操自从被“衣带密诏”斥责讨伐后,就成了一个彻底的奸臣国贼。这是由于他的行为发生了重要变化,触犯了正统的封建伦理而引起的。另外人物品质的突然变化也让人不可理解。曹操在汉末群雄中是以知人善任著称的,当益州别驾张松身怀西川地理图本想献给曹操时,哪里料到“曹操见张松人物猥琐,五分不喜。又闻言语冲撞,遂乃拂袖而起”。以曹操的政治胸怀会这样吗?而且人物感情的变化有时竟是以伦理道德作为轴心的,卧龙吊丧,先大笑,后哀恸不已,经庞统说破后,“遂相欢乐”。上面所述的细节,都使人物显得不太可信,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人物性格的发展怎样地受制于作者的主观决断。作者往往不是让我们透过现象去把握本质,而是以现象直接解释本质,可谓事事见本质。关羽对张辽的“三罪、三便”回应以“三约”,实际上是作者从理性观念和道德观念上对客观形势和关羽处境的特殊性作的解说,这样就顺理成章地规定了关羽此后的一系列活动,而不是任凭人物按照其性格的内在逻辑自由地发展。同时,作者还用理性观念对感情的流露做出明晰的鉴定,甚至随时加以说服。“孔明挥泪斩马谡”,哭了三次,但每一滴眼泪都被及时地说明是从理性观念和法典中流出来的。诸葛亮忠于西蜀,诸葛瑾仕于东吴,因此他们两兄弟相处数十年间,从来不肯让手足之情稍稍逾越君臣大义的范围,甚至有时候双方还利用兄弟关系来布置机关,算机对方。就连家庭、婚姻、亲属等日常生活的领域也难得见其真情的“灵光一现”,可见人物多么缺乏内在的生命张力。当然,我们可以把这种缺陷看成是一种“经验的省略”。因为在前面提到,这些人物都是印合着广大群众的心理需要的,似乎只须展现人物的行动,人们就能猜测出其心理过程。可是我们前面还提到,作者创作的年代还是长篇小说的初期,他不可能有这种现代意义上的自觉的创作理念。然而,正如《荷马史诗》中的阿卡琉斯、赫克托耳光芒四射一样,《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关羽等也是我国文学中光辉的艺术典范。尽管两者在人物塑造上有比较大的差异,其效果却是基本一致的。这一点,只要看过作品、了解文学史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承认,所以就不再赘述。既然效果如此好,自然也应该关注其影响,对此还是要辩证地对待的。一方面,我们要明白它的历史性,不能固守于一隅,太过于夸大这种创作方法。要避免出现像十七年文学中令人啼笑皆非的“高大全”僵硬形象。要学会分析鉴赏,如果条件允许,可以继续探讨古代长篇小说中人物塑造的具体演变。另一方面,我们要从中吸取有用的创作经验和技巧,比如一针见血地刻画出人物的特征,运用生动的细节和传奇的故事来突现人物的性格特征等。这实际上已经在《红楼梦》中得到了几乎完美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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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是我国最早的一部长篇章回体历史小说,描写了三国时期的历史故事,集体表现了统治集团之间政治和军事斗争。代表古代历史小说的最高成就。全称《三国志通俗演义》,又称《三国志》、《三国志传》等,简称《三国演义》。该书继承了历史上诸多史书、杂传、戏剧、小说,如陈寿《三国志》、《殷芸小说》、《三国志平话》等的故事题材,着重描写了魏、蜀、吴三国之间的政治、军事、外交斗争和兴衰过程,始于黄巾起义,终于西晋统一,展现出一幅波澜壮阔的百年历史风云画卷,揭示了东汉末年社会现实的动荡和黑暗。全书使用浅近的文言,明快流畅,雅俗共赏,笔法富于变化,摇曳多姿,以宏伟的结构,把百年左右头绪纷繁、错综复杂的事件和众多的人物,组织得完整严密,叙述得有条不紊,人物形象栩栩传神,刘备之仁,曹操之奸,孔明之智,关羽之忠,张飞之莽,赵云之勇,孙权之霸,周瑜之英,无不赫然在目。可以说没有哪一部小说能像《三国演义》这样对一个民族的社会生活和风俗习尚产生如此巨大而深刻的影响。是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之一。三国演义读后感 「三国演义」是由明朝文学大家罗贯中根据当时所流行的话本收集而成的,主要是介绍东汉末年,群雄四起,争霸天下的野心为背景,故事是由魏、蜀、吴这三国交织而成,其中,以蜀汉为主体,所以,作者对蜀汉中的主角包括刘备、关羽、张飞、诸葛亮等人则是赞赏有加,对魏中的主要角色,「曹操」,则是以贬居多。 「三国演义」是我国的四大奇书之一(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亦是章回小说之一,所以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很重的地位,也得到了很多的评价,其中,有许多故事都使很多人拍案叫好,包括:三顾茅庐、草船借箭、死孔明吓退活仲达等……,其中我最感兴趣的有。 一、「过五关斩六将」:当时关羽因为要保护二位嫂嫂及侄儿的情况下,不得已只好屈服于曹军之下,但关羽虽处在曹营下,却无时无刻地挂念的大哥,时时打听大哥的下落,直到有一天关羽终于知道大哥现处在河北袁绍那里,他赶快提刀跨马护送着两位嫂嫂及随行的女眷们乘车,到了东岭关口,因偏将孔秀执意要请示曹丞相之后,此时,关羽已怒火上升,就把孔秀劈成两半,消息传到洛阳 ,虽洛阳守将韩福和孟垣商量对策,但哪里是关羽的对手,两人都被关羽所劈死,像这样,关羽一连闯过五个关口,杀了六员守将, 才渡过黄河,他虽然感到有些愧对曹操,但此时的他只想赶快和大哥碰面,杀了这么多人,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二、「的芦救主」:此时,刘备虽然对刘表的召请,心里感到疑惧,但又不得不去,所以,刘备便带着赵云,跨着的卢,向襄阳出发,蔡瑁装得非常恭谨,到了第二天早上,荆襄九郡四十二州县的文武官吏,开始参加刘备代替刘表主持的「丰年大宴」,赵云非常小心的跟在刘备身旁,于是,蔡瑁又设下计策,把赵云支开,等到酒过三巡之后,伊藉执着酒杯,个人总结走近刘备席前,悄悄地向他说过:「蔡瑁想要杀你,你赶快从西门逃走吧!」于是,刘备立即跨上的卢向西门逃出去,但没想到走不到几里路,前面有一条又深又急的河,此时,刘备只好向急流中跨下去,这时,刘备嘴里喃喃地念道:“的卢,你要救我!”的卢好像是听懂他话似的,奋力窜起来,使刘备脱离了险境。 这二则故事使我受到了启发,(一)是让我感受到关公的重义气,即使大哥在天涯海角,只要有消息,也要把两位嫂嫂平安的送到大哥手上,把自己的生死置之身外,一切以两位嫂嫂的安全为重; (二)是让我感受到人不可只注重外表,认为它是坏的而舍弃它,就像是的卢一样,纵使它是会克主的,但刘备却不在意它,可能是刘备的仁心感动了的卢马,所以,在主人最危急之时,它无克主反而是救了主人一命。 看完三国演义,才感觉到中国文学的博大精深,也感受到作者的写作能力,罗贯中把所有人物都描述的栩栩如生,如:关羽的义、张飞的直、诸葛亮的忠及曹操的奸等……,让读者都与故事的剧情融合为一体,随着故事剧情的高潮而起伏,「三国演义」因为属于章回小说,故事具有连续性,让人有一直想看下去的心理,而且不会觉得枯燥乏味,故事编排得宜,紧张刺激,使人有一种深陷其中,好像自己也处在东汉末年,群雄割据的乱世之中,「三国演义」不仅是在当时有一种象征的功用,也是令一种体制的创新,更是研究明清小说的典范之一,所以,「三国演义」真是一本值得在再看的好书,每阅读一次,就感觉多了一次不同的体验,文学素养也提升了许多。
“意念先行”——《三国演义》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三国演义》中特征化性格的人物给历代读者都留下了深刻而鲜明的印象;但是,本文想探讨的是:这种艺术表现手法的思想根据和
性格告诉你,故事,自己想。曹操:多疑,所以中计。诸葛亮,识人心,知天文,晓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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