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重商主义研究现状论文

斯密开创了将重商主义限定在贸易和货币领域的传统，认为重商主义对外谋求国际贸易顺差，对内寻租政府特许经营权的交易，在经济层面脱离生产和实体经济，在制度层面主张政府干预破坏市场运行，是自由经济的对立面。斯密重商主义在经济思想史上一直处于“正统”地位，自然成为主流经济学和大众媒体评价一个观点、政策乃至体制是否是重商主义最直接、最流行的基准。斯密重商主义有助于辨析当今一些流行观点的思想起源及弊端。第一，中国连续多年实现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增长，被认为是重商主义和贸易差额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两重性，被认为是国家干预主义的代表；中国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领域保留国有企业，被认为是政府垄断特许经营权的当代“翻版”。这些观点与斯密在200多年前批评重商主义的两个“混淆”并无本质区别。本文论述了即便是在200余年前斯密所生活的年代，斯密对重商主义、贸易差额论的批评就回避了国家之间产业结构差异对贸易的影响，更何况今日全球产业链分工高度发达，产业内贸易乃至产品内贸易已经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形式，贸易统计不能直接等同于一国得失，而是要看产品附加值的分配，美国在此方面是全球化的大赢家。将中国称为重商主义的观点，在经济思想上带有斯密重商主义的狭隘和偏见。第二，在斯密重商主义视角下，特朗普当局将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看作是美国工人、农民和企业的损失，试图分批次对进口中国的商品加征关税消除贸易逆差。这一认识和做法才是典型的重商主义、贸易差额论，更是以商人的“生意经”等同于国家利益，反而完全符合斯密重商主义传统的两个“混淆”。由于斯密重商主义回避了生产与贸易的关系，特朗普挑起贸易摩擦和加征关税的政策，不仅难以解决美国国内产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而且还将对经济全球化带来深重的负面影响。熊彼特重商主义跳出了斯密重商主义的局限和偏见，强调要在生产领域探寻一国经济发展之道，蕴含着诸多战后发展经济学的核心思想。熊彼特重商主义为了促进一国制造业发展所建立的制度体系，以及为推动重商主义制度建设而推崇的国家体系建设，至今仍在广泛地发挥作用，具有重要的当代意义。一是在经济层面，熊彼特重商主义有助于认识产业与贸易的内在关联性。在熊彼特重商主义看来，两国之间的贸易状况是产业结构和竞争力的反映，斯密重商主义就贸易而谈贸易不能把握经济发展的本质。中国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潮流，积极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凭借要素成本优势、持续推动产业升级和优化营商环境，实现外贸顺差和外汇储备增长，是全球产业和贸易发展的结果。面对经贸摩擦，中国应以基于生产的熊彼特重商主义应对基于贸易的斯密重商主义，坚定不移地推动产业创新发展。二是在产业政策层面，熊彼特重商主义有助于认清重商主义政策批评的本质。本文梳理了代表性重商主义制度和英国重商主义政策史，可以清晰地看出当代与产业发展相关的政策，几乎都可以找到其重商主义根源，当代几乎每个国家都在主动运用或被动接受外部施加的重商主义政策。一些国家批评和限制其他国家采用符合本国制造业发展所需的重商主义政策，同时选择性使用对己方有利的重商主义政策（如知识产权保护和公共研发资助）。这些言行更像是美化、强化对自身有利的重商主义政策，丑化、弱化对自己不利的重商主义政策，在获得政策实惠的同时占有道德高地。对此，中国应该坚持问题导向，以是否能有效地解决产业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作为使用产业政策的依据，而不应受到产业政策“标签化”的束缚。当然，在产业政策转型中必须处理好与竞争政策和国际规则的关系，减少产业政策的负面作用。三是在发展模式层面，熊彼特重商主义有助于认识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广义的重商主义是关于国家制度建设的学说，追求政治与经济相统一的国家体系，主张运用国家权威清除阻碍经济发展的利益集团，建立与经济现代化相适应的新制度。因此，在熊彼特重商主义视野下，每个国家的实际情况不一样，在现代化进程中应该根据自身发展实际选择经济制度和发展模式，吸收借鉴他国的成功经验，形成国家体系。一些国家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称为重商主义模式，本质上是因国家体制差异所形成的偏见。从历史上看，几乎每个国家在崛起过程中，都曾遇到过类似的批评和非议。对此，根本之计是如何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推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以在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此方面，加强重商主义经济史和政策史研究，总结大国崛起中蕴含的国家体系建设经验，可为当代发展提供独特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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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对一个国家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能够搞活一个国家的经济推动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所以落后国家重视商业能够很好的推动本国的经济快速发展。

重商主义对当今落后国家的启示，就在于要通过各项政策来实现推进商业的发展。除此以外，也包括推进工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