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李鸿章的评价近代史论文

李鸿章尽力维护中国的利益，洋务图强，然而无法改变中国落后的现实。对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他曾据理力争，然而无奈国家羸弱，不得不接受屈辱的要求。他也有外交上维护中国的事迹，如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独自前往谈判，最终不割地而平息事件；在甲午战争处于不利情况时曾主动用最小代价来达成和解等，都是他卫国有利的一面。

慈禧称赞他是“再造玄黄“之人。李鸿章去世的消息传来，慈禧的眼泪当场就流了下来，感叹说：“大局未定，倘有不测，再也没有人分担了。“

曾国藩的评价：“少荃天资与公牍最相近，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也未可知。“

梁启超在他所著的《李鸿章传》中为李鸿章所处的境地感到无尽的悲恸。书中写到：“当戎马压境之际，为忍气吞声之言，旁观者尤为酸心，况鸿章身历其境者!“[8]

梁启超在《李鸿章传》，称：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梁启超说他“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

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10]

日本人对李鸿章的评价是：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

美国人的评价是：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作了有价值的贡献；以从政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扩展资料：

人们在评述李鸿章功过是非的同时，逐步注意到了他的书法艺术，通过其存世的大量墨迹，我们看到了他书法的非凡功底。但很少有人提及他是位素养颇高的文化人，更是位造诣甚深的晚清书法家。

李鸿章从政之余，喜欢收藏图书。在上海寓居丁香花园，有“望云草堂”藏书处。咸丰十年（1860）在上海镇压小刀会起义时，经常光顾著名藏书家郁松年的藏书楼“宜稼堂”，郁氏曾奉送多部珍籍给他。去世后，其藏书归于李经迈继承，其珍贵版本于抗日战争中经“汉文渊”书肆主人出售不少。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李鸿章

对李鸿章的客观评价：

李鸿章是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是晚清中国政坛上少有的开明的封建官僚。作为地主阶级代表人物，他首先要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镇压太平天国、兴办洋务都是这一阶级属性的具体体现。

李鸿章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的落后，主张通过向西方学习来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并身体力行，客观上有利于中国的近代化。

但他没有真正认识到中国落后的根源是其政治制度本身，向西方学习存在着本质的局限性，不可能使中国真正走上富强之路。

李鸿章在对外战争中，指挥失当、极力妥协，战后代表清政府签定卖国的《马关条约》等条约，尽管是被迫的，但客观上确实是丧权辱国，他是清朝的主要卖国贼之一。

扩展资料:

对李鸿章错误的反面批判

李鸿章身后曾经得到了许多不公正的评价以至于在课本中和电视剧中被塑造成卖国贼汉奸卑微的形象等，所谓的历史事实是由于后来的时代需求，而不断的被发掘和阐释而展现出不同的面貌。

任何人都要时代和环境的约束和限制，评价历史人物一定放到特定的时期去看待，如果以现代的人观点来看，那么每个人都是失败者本文中的观点难免有偏颇之处。

参考资料：

李鸿章_百度百科

一个家里的男人，一个社会的老人，一个满清的奴才，签署了大量的卖国条约，有着太多的卑躬屈膝的丑行，北洋舰队的覆没，朝鲜战争的惨败，对法抗争中清军胜而不胜局面的产生，跟这位大人物脱不了关系，好一点的就是领导并参与了洋务运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民智，发展了一定的民族经济，锻炼的新军，让中国进一步的开眼看了世界，并且也曾环球访问过，扩大了清政府的知名度，后面甲午战争后，清朝和日本签订合约时，爱了小日本一枪，后面就少陪了一点钱。总接一句不是个好鸟。。。

李鸿章是中国杰出的近代化倡导者。作为最早认识到自强重要性的大臣之一，他始终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近代化努力的诸多方面。他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变革的鼓吹者，一个工业化的主张者，更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开创者。李鸿章是晚清高明的政治家。他毕生追求权力和官位，但从不以权害人谋私，而是为清朝谋取更多利益。其实，李鸿章许多事业的成功，都得益于他非凡的政治才干和他作为政治家的影响力。李鸿章是中国出色的外交家。他根据中国的现实情况，务实地提出了“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以夷制夷”的外交方针。这是通常情况下一个弱国外交家在复杂的国际局势下唯一能做的，而李鸿章所做的努力远远不止这些。他虽然不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现实，但是他至少保持了中国大部分领土的完整，推迟了中外战争的爆发。国人对李鸿章抱有成见，大概因为是李鸿章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因此，他一次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然而，李鸿章的最大缺点在于他无法使事业善始善终，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虽是自责之词，却也一针见血，这也是李鸿章虽然投身于多项近代化建设，却无惊人成效的缘故吧。

忠臣良相，同样是一个爱国者，心忧天下，敢于同帝国主义作谈判的人，挽救国家于危亡，避免了中华民族的彻底毁灭，为国家作了有价值的贡献。现代人不要事后诸葛亮，对古人有太多苛求，人哪有十全十美的，多看看优点比较好，对老祖宗宽容一些。梁启超说得好：“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清朝时，李鸿章签订了30多个不平等条约，之前有没有收回扣？（回扣是西方贯用的贿赂手法，暗中回扣给代表之人让他让利），尤其是不平等条约《中法越南条约》，但李鸿章的巨额财富说不清，道不明。礼部侍郎上奏了一份供词。李鸿章曾串通日本间谍。无风不起浪，因此联想，李鸿章遭遇日本人枪击，子弹入骨，这情节跟台湾总统陈水扁非常像，用苦肉计转移视听，尺度刚好不致命。然后日本配合减白银一亿两，天衣无缝。因此李鸿章再次坐稳宰相之位。后来跟俄国签1896年《中俄密约》时，沙皇以300万卢布贿赂李鸿章。最后只付50万卢布 ，从收买合作关系变为打赏了，因为清朝已经不值得尊重了。李鸿章气愤难耐，临签约时，拒绝与俄方签约。损国怎能不损己，不平等到了自身利益和尊严时，方知后悔。 李鸿章甲午战争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统管海陆军，任用手下非船政大学毕业丁汝昌为海军提督（总司令），理由陆军比海军勇猛，必须由陆军之人带领海军，其私心之重，可谓司马之心路人皆知。因为丁汝昌的原因，北洋水师成了李鸿章的私家军。丁汝昌不但没有基本海战常识，还把陆军的歪风带到海军，舰队在平时训练中弄虚作假，水手纪律松懈。舰艇机器维护极差，煤炭用的是劣等货，钱到那里去了？军火采购也存在严重问题，李鸿章亲戚包办军火采购，炮弹质量问题很大，根本就不能用来发炮。在甲午战争正式爆发前严重错判局势。看看北洋陆军豪无气节，未打争先恐后逃亡，致使北洋海军腹背受敌全军覆没，北洋陆军跟北洋海军比，有天壤之别，不说就知道谁之错。窃钩者诛， 盗国者侯，淋漓尽致！ 问题是，李鸿章成立北洋水师处心积虑，把它变成了自己的私家军，那算什么功劳？那只能算掠夺他人之功，那懂得珍惜水师成立之不易，没有亲身经历，那知道培养水师人才之辛酸。北洋水师一步到位，班底全部来自福州船政，除了水师提督（总司令）丁汝昌之外，他本身海军知识和管理一片空白。国内舰船也是来自福州船政造船厂，李鸿章不过是借用左宗棠和沈葆桢的功劳，来标榜自己洋务的成就而已。不要忘了，福州船政创立人是左宗棠，经营人是沈葆桢。李鸿章本身没有知耻近乎勇的隐忍，没有与时俱进的触角，更没有为宰相的胸襟，显而易见是，争权夺利，诿过于人，粉饰洋务，粉饰贪赃，这些才是李鸿章的真能力。否则北洋水师怎么可能全军覆没。除了私心之外，中国随便任何一位庸碌之才也不可能让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李鸿章是有才，因其私心过重成了低劣之才，连庸碌之才也不配。

李鸿章作为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者，长期蒙受“卖国贼”之评价。近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史料出现，这位备受争议的清末重臣的地位也逐渐获得一些较为公正的评价。 正面的，他尽力维护中国的利益，洋务图强，然而无法改变中国落后的现实。对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他曾据理力争，然而无奈国家羸弱，不得不接受屈辱的要求。他与曾国藩等人主导洋务运动是其进步的表现。他也有外交上维护中国的事迹，如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独自前往谈判，最终不割地而平息事件；在甲午战争处于不利情况时曾主动用最小代价来达成和解等，都是他卫国有利的一面。 负面评价主要来自于他曾作出的错误决策，后人也多对此诟病。如过于避战和重视海防而愿意牺牲整个新疆放弃疆防；1885年在完胜日本的情况下签订的《中日天津会议专条》，给予了日本可以派兵进入朝鲜的权利；与日本的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指挥失误导致军舰在威海卫被全歼；中法战争胜利后反而签订了不平等条约等。虽然这些不利条约和做法受制于各种客观条件，但他依然要为这些事件的误国行为承担很重的责任。另外在早期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他杀人过多。这也牵涉到湘军和淮军的整体评价。洋务运动和他的一系列措施并没有改变中国继续沦落，也让他的功劳并不显著。《清史稿·李鸿章传》评价说：“中兴名臣，与兵事相终始，其勋业往往为武功所掩。鸿章既平大难，独主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身当其冲，国家倚为重轻，名满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庶不愧社稷之臣；惟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疑谤之起，抑岂无因哉？” 曾国藩曾说“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俞樾）拼命著书”。李鸿章热中官场，亦深得朝廷倚重，历数十年而不衰，显然得益于他的为官之道。 梁启超著 李鸿章的政敌梁启超对他的评价是：“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吾欲以两言论之，曰：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 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时，曾这样说李鸿章： “我中堂佐治以来，无利不兴，无弊不革，艰难险阻，尤所不辞。如筹海军、铁路之难，尚毅然而成立，况于农桑之大政，为民生命脉之所关，且无行之难，又有行之人，岂尚有不为者乎? ” 左宗棠因湘淮派系之争，以及对国防政策之歧见，与李鸿章素来不睦，甚至势同水火。在中法战争以签订有利于法国的中法天津条约结局之后，左宗棠对当时主和的李鸿章作出以下批评：“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在是否收复新疆的问题上他也与李鸿章相左，最终事实证明左宗棠收复新疆是值得肯定的；而李鸿章希望放弃新疆的做法虽然是依其重视海防的道理，但依然是误国的决策。 李鸿章对自己作为尝作出以下的总结：“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尤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间净室，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推动洋务运动的开展，让当时落后的中国见识到了西方列强的先进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