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与舞蹈的辩证关系研究论文

不明白什么意思。

引一篇供参考（作者：王梅）尽管我不是舞蹈从业者，也不是舞蹈评论家，但是受邀参与编写北京市文联《新北京文艺60年・舞蹈卷》的工作，是我在精神上、情感上的一次深刻的洗礼。特别是在物质享受作为很多人终极追求的今天，通过采访几十年前那些老艺术家、舞蹈家的亲身经历让我深刻感受到，曾经在中国，有一群艺术家不计名利、无怨无悔地把青春和热情献给了祖国的舞蹈事业，他们的艺术脉搏和共和国的脉搏一起跳动。我也了解到，曾经在中国，舞蹈作为一种主流的艺术是如何深入民心、深入民间的。我记得在《新北京文艺60年・舞蹈卷》的第一章记录着新中国的舞蹈人是通过《人民胜利之歌》这部新中国第一部大歌舞来迎接新中国的建立。在整个书稿的编辑过程中，我知道了第一个专业舞蹈团在怎样的背景下成立，第一所舞蹈学校的建立倾注了多少老一辈革命家的关爱，第一部中国舞剧的演出鼓舞了多少热爱祖国、热爱艺术的人心，第一个学生舞蹈社团的成立凝聚了多少舞蹈爱好者的热情……我也看到，那些行进在庆祝“五一”、“十一”游行队伍中舞动着的身影，看到第一个由舞蹈人作为总编导的大型运动会开幕式是如何令人耳目一新，第一个民间舞蹈艺术节龙潭花会整合了多少民间舞蹈艺术力量……通过对过去60年新中国文艺的回顾我们知道，曾经作为新中国艺术最重要的一部分的舞蹈艺术，不仅承载者艺术的责任，还曾经作为文化外交手段、作为意识形态表达占据着首都艺术舞台，构成上层建筑重要的一部分。可以说，首都舞蹈界随着新中国的建立，经历了每一个重要的艺术、文化、社会活动。作为主流的艺术，舞蹈不仅很好地扮演着自身的艺术角色，还肩负着文化引领的使命。但是，我想说，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今天，那些为国家带来丰厚经济产出的文化娱乐消费产品中，没有舞蹈的身影。音乐、电视、电影、动漫、展览、网络，小剧场话剧、曲艺、相声都可以有很骄人的业绩，他们甚至可以说自己是文化产业的支柱、栋梁。但是，在这些支柱里，没有舞蹈的身影。据北京市文化局《2008北京演出市场调研报告》载，在北京的2008年的演出活动中，音乐类演出台数是最多的，共演出剧目592台，占全部演出台数的37%，其次是话剧，共上演269台，占总演出台数的16.8%。歌舞类演出占全部演出台数的10.8%。在演出场次中，话剧共演出2664场，是所有演出活动类型中最多的，占到演出总数的19.2%。到2009年，这一组数字又有所变化。音乐类演出740台，占常规演出总台数的33.9%，其次是话剧演出，447台，占常规演出总台数的21.89%。而歌舞类演出仅占常规演出总台数的7.9%，较上一年度有所下降。从演出场次的一组数据看，话剧类演出场次全年为3536，占总演出场次的48.6%。其次是音乐、儿童剧，歌舞类占常规演出总场次的5.6%。低于京剧，高于地方戏曲和曲艺。通过数据分析得出话剧、儿童类、杂技演出频率最高。这样一组来自于剧场的统计数字可以让舞蹈界领悟，在今天，表演艺术的中心舞台已经没有舞蹈的位置。曾经作为主流艺术的舞蹈，如何再现昔日的辉煌？我相信是每一位有自觉意识、有社会责任的舞蹈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在这里我想起两个人，一年前，中国媒体因为一位德国舞者的突然辞世而热闹了一下，到了这位舞者周年祭时，一向对舞蹈较为冷漠的中国媒体同仁们再次热情了一下。真得感谢这位德国舞蹈思想者皮娜・鲍什，因为她的悲伤的思考，让舞蹈通过媒体进入中国公众的视野。相对于皮娜辞世之后媒体的普遍关注，让我想起四年前辞世的一位中国舞者，尽管媒体也有报道，但是，我们能够感受到其身后的寂寞，像当下中国舞蹈一样。如果说皮娜代表了二战之后的德国思想的忧郁、力量和美感，那么这位中国舞者代表的应该是中国动荡的现代历史下的中国艺术家的担当与自觉。这就是在她身后被世人尊为“中国舞蹈之母”的戴爱莲先生。皮娜不仅仅作为一个单纯的舞者被公众、艺术史、文化史记住，人们更多讨论的是皮娜思想的独特和勇气。皮娜之于当下中国舞蹈的意义当首推她的思想，正如她自己所说，“我感兴趣的是人们为何而动，而不是怎样动。”当中国大多数舞者纠结于“出不来动作”、不知道“怎样动”的时候，皮娜关注的恰恰是在思想的支配下，人们如何支配他的肢体。舞蹈是用肢体说话的，但是，说话是受大脑和思想支配的。“怎样说”是形式，“说什么”是灵魂。皮娜的舞蹈是通过个人化的思考，在她标志性的艺术阐释下――“我舞蹈，因为我悲伤。”――将自己孩提时代的痛苦和德国战后的挫败感深深地纠缠在一起，从而制造出战后隐秘又绝望的舞蹈景象。戴爱莲是在中国抗日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投身到祖国怀抱的，战争中她最多的思想表达是民族的牺牲与自强。两位女性，同样是因为战争，一个在战争中，一个在战后，走向舞蹈和人生的舞台。相对于戴爱莲对于中国现当代舞蹈的建树来说，皮娜更像是一个舞蹈的破坏者。皮娜之前，舞蹈只是肢体的不断变换的美丽，即使20世纪初的现代舞，解放的也是身体的自由。而皮娜是在颠覆与破坏，舞台上，演员们可以像他们生活中那样，穿着高跟鞋或皮草，漫不经心、走来走去，甚至让舞蹈演员在舞台上说起了话……而戴爱莲几乎主导、亲历了中国当代舞蹈极为重要的事件，创办一所叫北京舞蹈学校的“舞蹈家摇篮”，就是今天的北京舞蹈学院。创办了一个中央芭蕾舞团……她还进行了中国民族舞蹈的收集、整理与艺术化的再现。在戴爱莲回国的时代，中国的民族舞蹈还是一片荒漠，因为她的甘泉，让这片荒漠繁衍出一片绿洲，成就中国当代舞蹈的一泓活水。两位舞者的可比性也许就在于――舞者应该是文化的思考者吗？舞者是否应该担当文化自觉者的使命？――皮娜和戴爱莲给出的答案都是肯定的。中国舞蹈的思想者首先是一个建设者。新中国舞蹈在他们手中从无到有。新中国的舞蹈文化在他们的理想抱负下生根发芽。戴爱莲的遗嘱郑重地写着：“我是国家的人……我回国是参加革命……”人们的敬意是油然而生的。因为了解而更加崇敬。而忽视、泯灭曾经的历史是对于当下的亵渎。当年《南方周末》在报道皮娜辞世时使用的标题是《皮娜・鲍什不属于中国》，其主要依据是来自吴文光和文慧的关于“当代中国舞蹈沙漠说”的不同的表述，文慧痛惜现在大批的专业院校的舞蹈学生最后沦为电视晚会或商业庆典的大伴舞。进入社会后，他们的蜕变速度更是疾如洪流。文慧向当代年轻的舞者提出了一个询问：“如果不是每天到时尚消费地带耗着去，日常生活需要那么多钱吗？”过去的那些艺术家通过他们的人生经历似乎已经告诉我们答案：中国舞蹈者必须沉下心来，去除浮躁，认真思考。为什么而舞的意义远大于如何舞。那么，当下中国舞蹈人，该如何接下这薪火，将这一光荣的传统传承下去？当一个艺术产品关系到每一位消费者精神的愉悦与悲伤，情感的渴望与表达的时候，他们会来买票进剧场的。当一个舞蹈让大家看过之后一头雾水，不知所云，就是艺术家抛弃观众、背离市场的时候。随着文化创意产业的勃兴，演出市场营销成为“显学”之后，我们似乎又进入另一个误区，这就是以为不论卖出的产品有多烂，只要会吆喝就行。其实，舞蹈艺术营销管理的缺失不是舞蹈市场边缘化的症结所在――尽管它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其根本问题还是缺少好作品。所以，我们回答标题所提出的设问，曾经作为主流艺术的舞蹈如何再现昔日的辉煌？这就是请新一代舞蹈人珍视老一代舞蹈人所建立的那些优秀传统，中国舞蹈是有传统的，这个传统就是中国舞蹈人对人生、对家国、对社会的责任与思考。曾经是，现在仍然应该是。

舞蹈与电影：都有时空互构关系，但电影是镜头的衔接，舞蹈则是靠人体语言的动作流创造空间，心理活动的表现，前者可以借助技术手段，后者只有靠形体表达。

四、 必要的修养 通过上面的讲解，相信大家会有这样一个认识：对一部影片的剧作分析必须建立在一定的修养之上。 首先，你必须有相当的看片量。一个人如果加起来总共没看过几部影片，就无法展开一部影片与其它影片的比较并对这部影片做出正确的分析了。保证一定的看片量才能了解最新的和全面的电影创作动态和现象，也才能将一部影片放置在大的创作背景和环境下来考察。例如一篇分析《沙鸥》的文章这样说： “尽管《沙鸥》这部影片在今天的观众眼中看来各个方面都显得幼稚了，但它在中国电影史上占有特殊位置是必须肯定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中国第四代电影导演的发端之作，是书写在银幕上的宣言。因此，当我们立足于今天对这部影片进行评论的时候，考证它对中国电影的发展所起到的作用就比单纯分析它的创作技巧重要得多了。 “‘四人帮’粉碎以后的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８０年，中国电影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创作春潮。其中，《小花》、《小街》、《苦恼人的笑》、《生活的颤音》等等一批中年导演的作品尤为引人注目。然而在热热闹闹的创作中，中国的电影人却惊讶地发现，正是‘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由于十年动乱的耽误，中国电影已经与世界电影拉开了距离。尽管这些中年导演从外国优秀影片中学习借鉴了很多对于当时的中国电影说来还很新鲜的表现手法，例如变焦镜头的运用、时空交错式的结构、画外音、高速镜头、通俗唱法的主题歌、旋转镜头、女跑男追……等等，但是渐渐地他们就感觉到盲目地从外国电影中拿来一些皮毛无法解决中国电影亟待解决的两大问题：一个是被观众普遍指责的‘不真实’，一个便是电影语言的落后。就在这个时候，中国影坛的两个年纪已不太年轻的新人——张暖忻、李陀夫妇在《电影艺术》杂志上发表了题为《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一文。作者以慷慨激昂的语调呼吁国内同行向外国电影学习，加快中国的电影语言现代化的步伐。尽管今天看来，这篇文章对外国电影具体手法的罗列过于琐碎和表面化，缺少系统扎实的理论体系作为基础，但作者的热情和直率还是在那个特定的背景下激起了中国影坛的轩然大波。这篇文章被后来的人们看作是第四代中国电影导演的宣言，而文章的作者就是《沙鸥》这部影片的编导者。”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把握《沙鸥》剧作特点的时候并没有就《沙鸥》论《沙鸥》，而是把这部影片放在了一个大的创作背景中考察，这就使文章作者得以沉浸在剧作手法的具体细节里反而“不识庐山真面目”。由此可见一个全面客观的剧作分析应该建立在对电影创作发展和现状的全面了解和全盘把握上，这就要求作者随时关注电影创作的现实和动向。 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作好一部影片的剧作分析没有相应的剧作理论准备也是不行的。我们来看看上面引述过的分析《沙鸥》的文章中的一个段落：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曾经制定过戏剧必须恪守的规律，他说：‘有人认为，情节之统一，出于只写一个人物，其实不然。因为一人的遭遇可能很多，甚或无数可计，其中有些无法统一；同样，一人的行为可能甚多，其中有些不能构成一件行为。’据此，他认定，只提写‘一个人’是不能保证情节完整性的，必须提‘一件事’。中国清代戏剧家李渔持有同样的观点：‘后人作传奇，但知为一人而作，不知为一事而作。尽此一人所行之事，逐节铺陈，又如散金碎玉，以作零出则可，谓之全本，则为断线之珠，无梁之屋。’可是《沙鸥》要打破的偏偏就是这条戒律。在影片中，沙鸥的行为虽然依旧是统一的——努力奋斗，夺取金牌，但是影片却没有拘囿于一个单一事件。也许，作者可以把时空和情节框定在最后一次出国比赛上，然后再依据亚里士多德的法则有层次地展开这个事件。但是这似乎不合《沙鸥》作者的意，他们更关注的就是沙鸥这个人，关注她的人生经历和内心情感。而在全片之中，构成情节纲索的不是一件具体的事件，而是沙鸥人生中一段漫长而艰难的历程。在这段历程中发生了大大小小很多的事件，例如‘吃牛肉’、‘看病’、‘出国比赛’、‘参加婚礼’、‘失去男友’、‘瘫痪’、‘当教练’……所有这些小小的事件就象珍珠一样构成了情节项链，而将它们串结在一起的则是沙鸥那漫长的人生历程线。这样的做法固然似乎不如以一桩激烈的外部事件为情节主线来得热闹，但却更加贴近生活，更加使人关注人物性格的发展和深刻的生活内涵。比起今天的影片，也许这养的尝试算不得什么，但比起传统的中国电影，也许它还真就有些‘生活流’的味道了。” 在这个分析段落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对剧作理论的充分了解。唯其如此，他才能头头是道地对这部影片的情节特点进行分析，从而指出它在情节和结构方面对传统的突破。所以，有志于提高自己对一部影片剧作的分析能力的朋友一定要花一些功夫来全面地学习包括戏剧剧作理论在内的剧作理论。 五、 教材和参考资料 有的朋友会问：“电影评论和您说的电影剧作分析有什么不同？”其实在对一部影片进行评价褒贬方面是一样的，不同的是影片分析不仅要指出这部影片哪些地方处理得好，而哪些地方处理得不好，还要进一步分析出出现这些情况的原因所在。所以，多读通常发表在杂志上的影评对学习影片分析的技巧是会有好处的。但我们如果不满足于对一部影片的表面现象说长道短，就应该深入地阅读和学习一些必要的剧作理论著作。现在，我就向朋友们推荐一些初级的读物： 1、亚里士多德《诗学》：这是本剧作经典理论。今天的很多电影剧作理论和电影创作现象都可以寻本朔源到这一著作中，因此为学习剧作理论者不可不读的一本书； 2、李渔《闲情偶寄》中的“词曲部”：虽然这是中国较早的（晚清）剧作理论著作，但它却十分英明地总结出了传统戏剧创作的所有重要的规律，因此被制定为北京电影学院学生的必读书目； 3、夏衍《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不要小看这本薄薄的小书，它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电影创作的影响力是不可低估的，它是长久以来普及中国电影教育的基础教材，通俗易懂并富有实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