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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嘉菜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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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ahara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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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柳永选择的是一个送别的场面。在描写难以割舍的别情时,寄寓了失去知音、远离京师而奔赴他乡的抑郁不平。但是,这首词之所以打动人心,还在于它艺术上的独到之处。这首词跟唐五代以及宋初的小令不同,它不是写离愁别恨的一个侧面,或只借少许景物来抒写自己的某种情怀,然后便戛然而止。因为这是一首慢词,篇幅比小令长,它要求而且允许词人拓展笔墨,充分抒写自己的思想感情或表现一个比较完整的过程。《雨霖铃》正是这样写的。它采取的是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近及远、层层推进的艺术手法,使全篇首尾联贯,组织细密,天然浑成,充分显示出作者驾驭长调及善于铺叙的艺术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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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神熊猫

雨霖铃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这首写离情的词,可谓淋漓尽致,备足无余。全词围绕“伤离别”而构思,层次特别清楚,语言简洁明了。先写离别之前,重在勾勒环境;次写离别时候,重在描写情态;再写别后想象,重在刻划心理。三个层次,层层深入,从不同层面上写尽离情别绪,可叹为观止。 词的起头三句点明时间、地点、景物,事件是与自己心爱的人饯别。晚上,阵雨才停,知了发出凄切的鸣叫,长亭送别,叫人如何能够忍受这离别的痛苦!这蝉鸣助添悲凉,而一开始即道出“凄切”,为这首词定了调子。这一层展开了一个凄凉的氛围。“都门”两句,极写饯别时的心情,委婉曲折。两情依依,难舍难分之际,客船却不断催促。心理矛盾,欲饮无绪,欲留不得。由此可窥见留恋之情深。“执手”两句,再加深涂抹,在“执手”、“相看”、“无语”中更使人伤心失魄。这一层极写留恋之情。以上两层极尽回环、顿挫、吞吐之能事,足以使人为之呜咽。“念去去”以后,则大气包举,一泻千里,似江流出峡,直驰平川,词亦直抒胸怀。以“念”这一领字带起,表明是设想别后的道路辽远,“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浩渺的烟波,沉沉的暮霭,辽阔的天空,全是写景,实际上全含的是情,衬托出旅人前途茫茫,情人相见无期,景无边而情无限。换头以情起,叹息从古到今离别之可哀,“伤离别”点明这首词的主旨。“更那堪冷落清秋节”句又将推进一层,更何况我正在冷落清秋的时节呢,这是多么难以忍受啊!这是把江淹《别赋》中“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和宋玉悲秋的情思两者结合起来,提炼出这两句。把古人这种感受融化在自己的词句中,更赋予以新的意义。“今宵”二句,又进一步推想别后的凄凉,然而景物清丽真切,真象别者酒醒后在船中之所见。这一句妙在景中有情。“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诗经·采薇》)也是写离别的。离别的人一看到杨柳,就会想起离别时依依不舍的场面,就会浮现出赠柳昔别的情景,心中就会涌起一缕缕离愁。“杨柳岸”三字明写眼前景而暗写别时情,显得含蓄而有余味。几如身历其境,忘其是设想了。“此去”二句,再推想别后长久的寂寞,虚度美好年华。“便纵有”两句,再从上两句的遭遇,深入下去,叹后会难期,风情无人诉说,艺术地把离别之情推向高潮。以上第三层真是“余恨无穷,余味不尽”(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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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无双皇帝

简·爱》叙述的反叛与平衡 本文结合叙述学、女性主义阐述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从作家身份,女主人公话语的角度切入,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试图证明这部作品的叙述既具有一定的叛逆性,又体现出对维多利亚时代的某些思想观念的认同,在叛逆中体现平衡,平衡中又透露出叛逆,即作品本身存在两面性。 本文从四个方面论述《简·爱》叙述的两面性。首先是作品采用第一人称叙述,这在历史语境中具有一定的叛逆性,而作者采用匿名的方式把自己隐藏在柯勒·贝尔这样的中性符号背后,避免直面读者的评判,而且“叙述自我”冷静客观的分析性的语言也有助于隐藏作者的女性身份。 其次,对书信体小说的反叛与回归。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女性作家如果想获得作品公开发表的权力,不得不向社会权威和既定的传统妥协。当时女性写作的主导的书信体文本,用私下向一位受述者讲述个人故事的方式最大限度地减弱了“言论自由”动摇男权社会的能量,《简·爱》没有采用这种文体,但文本中“读者”这个称呼又与书信体小说中的称呼非常相似。勃朗特用这种方式实现了对既定的社会权威的妥协与平衡。 第三,对家庭女教师类型的叙述的超越与平衡。勃朗特之前的家庭女教师故事的叙述者用回顾性的视角拉开了与小说中人物的距离,叙述者对主人公采用道德训诫的口吻;而《简·爱》的叙述者与主人公在道德观念上没有分歧。人物的言辞在某些场合下较为激进,但是从小说的整体来看,人物也有沉默和渐趋平静的叙述,这两点体现出对维多利亚时代的某些思想观念的认同。 最后,严肃小说与通俗小说之间获得平衡。作为一个入世不深但思想丰富的女性,勃朗特有个人需要表达的思考和本能的欲望;但时代的局限和个人在时代的影响下无法选择的思想状况和经济状况,都迫使她自觉或不自觉地体现出与一定历史环境的协调与平衡。 论夏洛特.勃朗特《简爱》中性别文化政治 本论文尝试从性别文化政治的角度来重新诠释简爱中性别的议题。阐述在维多利亚时 期的父权社会中,女主角简爱如何反抗当时的女性理想形象、反抗父权论述实践,及挑战 当时的性别权利关系。 第一章回顾国内外有关简爱的评论文章,并从中找出了重新阅读此小说的理由。其一 ,简爱是否颠覆当时传统的女性角色一直备受讨论但是尚无定论;其二,至今有关小说中 性别是透过什么样的文化机制形塑而成,且简爱如何反抗性别主体的过程尚未有健全的讨 论。因此,本论文采用Weedon和Jordan的性别文化政治及Foucault的权利观念来探讨小说 中性别形塑的问题,及简爱对维多利亚性别主体的反动。 第二章再现维多利亚女性理想意象,以便与夏绿蒂对简爱的描绘做一比较。简爱这一角 色的描绘可说是与当时女性理想形象背道而驰,因此夏绿蒂与简爱受到相当多人的批评。 批评者控诉他们颠覆维多利亚的社会价值观及女性理想形象;无可否认,这些控诉正证明 简爱颠覆了当时传统的女性角色。 第三章举例说明家庭、学校,及宗教这三个文化机制如何透过论述实践、纪律、与惩罚 来形塑简爱成为一个性别主体。此外,这一章节也展现简爱如何反抗这些形塑力量。 第四章主要论述简爱如何抵抗Rochester 及St. John的诱惑,而不至于成为Rochester 的情妇及St. John有名无实的妻子,并阐述简爱如何寻找到自我,成为自己的主人而 非Rochester及St. John的他者。此外,这一章将Bertha诠释为维多利亚时代性压迫下一个 被压制的主体;但这并不表示Bertha就毫无权力可言,她透过暴力来展现对父权的反抗。 第五章摘要了前几章的重点,并指出这本小说尚可探讨的空间。本论文只着重性别议题 的讨论,而忽略阶级及种族的议题。基于Weedon及Jordan的观点,性别、阶级及种族都是 文化建构的产品,他们促成了不同与不平。因此,这本小说中阶级及种族议题也可从文化 政治的角度来加以探讨。 在文学史上,有许多的经典名著将要永垂不朽,但能够像《简爱》这样深深地进入人们的灵魂,它以一种不可抗拒的美感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读者,影响着人们的精神世界,甚至对某些人来讲,影响了他们一生的作品并不很多。 《简爱》是一部带有自转色彩的长篇小说,它阐释了这样一个主题:人的价值=尊严+爱。 《简爱》的作者夏洛蒂.勃朗特和《呼啸山庄》的作者艾米莉是姐妹。虽然两人生活在同一社会,家庭环境中,性格却大不相同,夏洛蒂.勃朗特显得更加的温柔,更加的清纯,更加的喜欢追求一些美好的东西,尽管她家境贫穷,从小失去了母爱,父爱也很少,再加上她身材矮小,容貌不美,但也许就是这样一种灵魂深处的很深的自卑,反映在她的性格上就是一种非常敏感的自尊,以自尊作为她内心深处的自卑的补偿。她描写的简。爱也是一个不美的,矮小的女人,但是她有着极其强烈的自尊心。她坚定不移地去追求一种光明的,圣洁的,美好的生活。 简.爱生存在一个父母双亡,寄人篱下的环境,从小就承受着与同龄人不一样的待遇,姨妈的嫌弃,表姐的蔑视,表哥的侮辱和毒打......这是对一个孩子的尊严的无情践踏,但也许正是因为这一切,换回了简.爱无限的信心和坚强不屈的精神,一种可战胜的内在人格力量. 在罗切斯特的面前,她从不因为自己是一个地位低贱的家庭教师而感到自卑,反而认为他们是平等的.不应该因为她是仆人,而不能受到别人的尊重.也正因为她的正直,高尚,纯洁,心灵没有受到世俗社会的污染,使得罗切斯特为之震撼,并把她看做了一个可以和自己在精神上平等交谈的人,并且慢慢地深深爱上了她。他的真心,让她感动,她接受了他.而当他们结婚的那一天,简.爱知道了罗切斯特已有妻子时,她觉得自己必须要离开,她这样讲,“我要遵从上帝颁发世人认可的法律,我要坚守住我在清醒时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疯狂时所接受的原则”,“我要牢牢守住这个立场”。这是简爱告诉罗切斯特她必须离开的理由,但是从内心讲,更深一层的东西是简爱意识到自己受到了欺,她的自尊心受到了戏弄,因为她深爱着罗切斯特,试问哪个女人能够承受得住被自己最信任,最亲密的人所欺呢?简爱承受住了,而且还做出了一个非常理性的决定.在这样一种非常强大的爱情力量包围之下,在美好,富裕的生活诱惑之下,她依然要坚持自己作为个人的尊严,这是简爱最具有精神魅力的地方。 小说设计了一个很光明的结尾--虽然罗切斯特的庄园毁了,他自己也成了一个残废,但我们看到,正是这样一个条件,使简爱不再在尊严与爱之间矛盾,而同时获得满足--她在和罗切斯特结婚的时候是有尊严的,同时也是有爱的。 小说告诉我们,人的最美好的生活是人的尊严加爱,小说的结局给女主人公安排的就是这样一种生活。虽然我觉得这样的结局过于完美,甚至这种圆满本身标志着浮浅,但是我依然尊重作者对这种美好生活的理想--就是尊严加爱,毕竟在当今社会,要将人的价值=尊严+爱这道公式付之实现常常离不开金钱的帮助。人们都疯狂地似乎为了金钱和地位而淹没爱情。在穷与富之间选择富,在爱与不爱之间选择不爱。很少有人会像简这样为爱情为人格抛弃所有,而且义无反顾。《简爱》所展现给我们的正是一种化繁为简,是一种返朴归真,是一种追求全心付出的感觉,是一种不计得失的简化的感情,它犹如一杯冰水,净化每一个读者的心灵,同时引起读者,特别是女性读者的共鸣。 本论文尝试从性别文化政治的角度来重新诠释简爱中性别的议题。阐述在维多利亚时 期的父权社会中,女主角简爱如何反抗当时的女性理想形象、反抗父权论述实践,及挑战 当时的性别权利关系。 第一章回顾国内外有关简爱的评论文章,并从中找出了重新阅读此小说的理由。其一 ,简爱是否颠覆当时传统的女性角色一直备受讨论但是尚无定论;其二,至今有关小说中 性别是透过什么样的文化机制形塑而成,且简爱如何反抗性别主体的过程尚未有健全的讨 论。因此,本论文采用Weedon和Jordan的性别文化政治及Foucault的权利观念来探讨小说 中性别形塑的问题,及简爱对维多利亚性别主体的反动。 第二章再现维多利亚女性理想意象,以便与夏绿蒂对简爱的描绘做一比较。简爱这一角 色的描绘可说是与当时女性理想形象背道而驰,因此夏绿蒂与简爱受到相当多人的批评。 批评者控诉他们颠覆维多利亚的社会价值观及女性理想形象;无可否认,这些控诉正证明 简爱颠覆了当时传统的女性角色。 第三章举例说明家庭、学校,及宗教这三个文化机制如何透过论述实践、纪律、与惩罚 来形塑简爱成为一个性别主体。此外,这一章节也展现简爱如何反抗这些形塑力量。 第四章主要论述简爱如何抵抗Rochester 及St. John的诱惑,而不至于成为Rochester 的情妇及St. John有名无实的妻子,并阐述简爱如何寻找到自我,成为自己的主人而 非Rochester及St. John的他者。此外,这一章将Bertha诠释为维多利亚时代性压迫下一个 被压制的主体;但这并不表示Bertha就毫无权力可言,她透过暴力来展现对父权的反抗。 第五章摘要了前几章的重点,并指出这本小说尚可探讨的空间。本论文只着重性别议题 的讨论,而忽略阶级及种族的议题。基于Weedon及Jordan的观点,性别、阶级及种族都是 文化建构的产品,他们促成了不同与不平。因此,这本小说中阶级及种族议题也可从文化 政治的角度来加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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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nbow蓓

柳永雨霖铃赏析论文

现如今,大家都尝试过写论文吧,论文是一种综合性的文体,通过论文可直接看出一个人的综合能力和专业基础。写论文的注意事项有许多,你确定会写吗?以下是我整理的柳永雨霖铃赏析论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摘要:

《雨霖铃》不仅是宋词婉约派作家柳永的代表作,也是宋词婉约派的代表作。其以冷落凄凉的秋景为衬托,抒发了词人因仕途失意和情场伤神以至飘零四海的感伤,基调格外低沉。

关键词:

离情、清秋节、伤离别

一、关于词牌名的来历

“雨霖铃”,一作“雨淋铃”,原为唐敦坊曲名。相传唐玄宗入蜀,至叙口时,栈道中闻铃声,为悼念杨贵妃,遂制此曲。白居易《长恨歌》云“夜雨闻铃肠断声”即指此事。

二、作者简介

柳永,原名三变,少年时去汴京应试,经常跟歌伎们一道生活,狂放不羁。由于擅长词曲,他还常常替歌伎们填词作曲。有人在仁宗面前举荐他,仁宗听了他的名字,批了四个字:“且去填词”。以后,他就在汴京、苏州、杭州等地流浪了一个时期,到五十多岁才改名柳永,并考取进士。他曾在浙江等地做过几任小官。柳永晚年穷困潦倒,死后由歌伎们集资才得以安葬。

柳永的词比较缠绵婉约,《雨霖铃》不仅是他的代表作,也是宋词婉约派的代表作。词人当时由于仕途失意,心情十分压抑,无可奈何地离开京都,但想到从此不能再和心爱的人生活在一起,就更加痛苦。《雨霖铃》以冷落凄凉的秋景为衬托,抒发了词人因仕途失意和情场伤神以至飘零四海的感伤,基调格外低沉。

三、内容赏析

“寒蝉凄切”,这是送别的大环境,不仅渲染了气氛,也暗示了送别的'地点。宋代的汴京河两岸栽有很多柳树,柳永在另一首词《少年游》中曾写过“高柳乱蝉嘶”。“寒蝉凄切”正是写柳树上寒蝉凄切的长鸣,而柳树又有“拂水飘绵送行色”的作用,因此自然会触动离情。这就点明了全文的主旨。下面接着说“对长亭晚”,意思就更明确了。在唐宋时期,“长亭”已经当作了离别地点的通称。康与之曾说过:“今古短长亭,送往迎来处。”词人此刻到了长亭,正值“骤雨初歇”,眼前的景物变得更加清晰,他听着凄切的蝉声,看到河两岸的柳树和河边的小舟,离情自然更浓。这里是一种融情入景的写法。

雨停了,这时,无论如何也该启程了,必得离别,自然逼出下句“兰舟催发”。

“都门帐饮无绪”,词人因仕途失意,穷困潦倒,只能在一个很简陋的帐蓬里告别恋人,当时的心情正如李煜所说:“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

白天就登程了,因不忍离别,延挨到了“对长亭晚”,自然唤起下句“方留恋处”。正在依恋难舍的时候,船家又一阵一阵地催他出发,船家越是这样催促,他愈觉得留恋,愈值得珍惜,内心更觉得痛苦。

“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在催促声中,词人已不得不离别。离别之际,纵有千言万语,也被噎住,说不出话来,两人只有紧紧地握住手,如苏轼所说:“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此时,雨已停但泪不止,雨只是骤雨,此刻消停,怎比得上离人“系我一生心,负你千行泪”那样持久呢?

这样写景与写情用的是反衬手法。

尽管寒蝉声凄欲断,总还能发出嘶鸣。而人在离别的时候,反成了“无语凝噎”。悲痛之极,连寒蝉那种凄切之声也难以发出。

这里又运用了一种递进手法。

“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一个“念”字,就表明了以下所写的景物是词人所想象的。这一句将上片别前的实写巧妙过渡到下片别后的虚写。

行舟去处,是那千里烟波。崔颢在《黄鹤楼》一诗中曾写过:“昔人已乘黄鹤去,烟波江上使人愁。”那千里烟波之上是沉沉暮霭,那沉沉暮霭之上又是空阔的楚天。而在这无边的广漠之中,漂泊无所止的却是一叶小舟,行舟里是孤独的旅人,以及旅人那无比寂寥怅惘的内心。想到这里,作者更加感到离愁的痛苦和前途的渺茫。

词人由离别之事触动离别之情,由离别之情又推及到离别之理,就自然有了下面的开头“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

自古以来,秋天就很容易使人悲伤,杜甫《登高》中曾说:“万里悲秋常作客。”马致远《天净沙99秋思》也说过:“枯藤、老树、昏鸦,断肠人在天涯。”

而离别又总是令人非常伤心。李白《送友人》诗中曾说:“挥手自兹去,萧萧斑马鸣。”挥手告别,连马也因不忍离别而禁不住萧萧长鸣,更何况是在“冷落清秋节”这样特别的环境中离别。这种痛苦就更加使人难以忍受。难怪宋代词人吴人英说:“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

对于“伤离别”。苏轼在《水调歌头》中也曾感叹:“人有悲欢离合。”但是他能由“月有阴晴圆缺”的自然规律得到领悟,心胸旷达,最后发出“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样的美好祝愿。而柳永却没能从“伤离别”中解脱出来,在一叶孤舟上推想“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这一千古名句。这里的杨柳、晓风、残月都是最能触动离愁的事物。温庭筠在一首送别词里就说过:“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月天。”曹植也曾写过:“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

作者把这三件事集中成一幅凄清的画面:飘拂的杨柳,凄凉的晓风,破碎的残月,这样更加使离人勾起对往事的回忆,深感眼前的孤独。

更何况这幅画面又是出现在一个特定的时刻――“酒醒”之后。离人饮酒,为的是消愁,但李白说过:“举杯消愁愁更愁。”李清照也曾说:“扶头酒醒,别是闲滋味。”这“闲滋味”正是指的“愁滋味”。

试想,柳永此时不过是离开心爱的人的第二天早晨,“执手相看泪眼”的图像依然鲜明地留在心上,面对着眼前的凄清景象,而前路又是“千里烟波”,他还得继续前行,离心爱的人越来越远,正如欧阳修所说的“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

“此去经年,应是良辰美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想到离别后凄凉寂寞的心情,纵然有良辰美景也形同虚设,因为没有心上人陪我共赏。即使有许许多多的风情韵事,又能对谁倾诉呢?这一反问,与李清照《声声慢》的结尾“怎一个愁字了得”有异曲同工之妙,使感情显得更加强烈,这种离愁只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与日俱增。

读完了下片,再回过头来看看上片“都门帐饮无绪”,“无语凝噎”,我们自然会更加理解这些话的内涵――原来词人和他心爱的人之间的感情竟如此深厚,怎能不难分难舍。这是一种虚实相济的写法。

总结

纵观全文,整首词的内容,无论虚写、实写,总离不开写景、抒情,景是“清秋节”,情是“伤离别”,作者即景抒情,融情入景,以至情景交融。

然而,柳永这首词的情景交融不仅仅只是王国维所说的“一切景语皆情语”,而是由情景之交融到达于《文心雕龙》中所说的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的“物我一境”。“物”也就是景物、环境,而这个“我”不仅仅包括“我的感情”,还兼有“我”的离别之事和因这事而悟出的道理。词人把写景、叙事、抒情、议论熔为一炉,由眼中景包罗了景中人、人中事、事中情、情中理,淋漓尽致而又层次井然。

参考文献:

〔1〕马积高,黄钧.中国古代文学史.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5.

〔2〕高中语文课文分析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

〔3〕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师教学用书.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

〔4〕湖南省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语文教学指导书.湖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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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K赵俊

当代审美实践与文学本体论的构建【英文标题】The Present Aesthetic Practi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Literary Ontology CHEN Chuan-cai (Chinese Department,Chinese Peoples University,Beijing 100872,China)【内容提要】当代中国文论的变革发展,凸显了“文学是人学”的视角。文学通过对深藏于人的本性之中的矛盾的过程展示,极大地丰富了人的精神世界,增强了人的自觉,为人性的丰富、发展展现了多种可能性;从而确证了“文学是人学”的命题,从最深层的意义来理解,可以认为是文学本体论的命题。因此,当代文学观念的变革、重建,就不能停留于文学主体性和文学价值论的探索,还应当推进到文学本体论的构建上。【摘 要 题】文论建设【英文摘要】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literary ontology protrude the visual angle of literature is human learningThrough the display of the contradiction procedure that deeply hides in mans natural character,literature greatly enriches mans spiritual world,strengthens mans consciousness,displays many possibilities for the richness and development of mans nature,thus proves the subject of literature is human learning.From the understanding of deepest level,it may be considered that the subject is the literary ontology.Therefore,the reform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modern literary idea can not only stop the exploration of literary main body nature and literary value theory,they should be promote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literary ontology.【关 键 词】文学本体/生命本性/文学价值取向/人生观念/文学的层次品位 Literary ontology/life natural character/direction of literary value/human life idea/the level grade of literature【 正 文】 中图分类号:B83-0/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424(2003)01-0068-08 进入新世纪以来,人们在反思既往、探求未来发展中,既感受到20世纪历史巨变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又体察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自身及人与人之间正面临新的矛盾和冲突:一方面,人们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重视科技的不断发展,经济水准的不断提高,物质条件的不断改善;另一方面,人们也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警惕人自身的物化、工具化、异己化,力求通过高扬人文理想,使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相砺相长,促进人超越异化而获得全面发展。从而显现了未来的变革不仅是物的变革,更是人的变革;人要有力地作用于社会变革,就须在变革中不断完善自身。因此,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不但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中心问题,也是当代文化(文论)建设的旨归。 当代文学审美实践越来越明晰地显示了文学(文论)的变革、创新,始终与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相伴随、相融合的特点,进一步确证了《文学是人学》的命题,从最深层的意义来理解,可以认为是文学本体论的命题,即文学本体和人的生命本体相关联,应把文学放到人的生存发展的根基上,与人的自由解放联系起来加以考察。那种回避人的问题的文论是肤浅的,而缺失文学维度的文论则是片面的。 一 文学与人的生命本性,与人的生存发展究竟具有怎样的联系和意义?或者说人究竟何以需要文学?这也许只有循着人的生命活动的本质特征去思考探求。 人的生命活动可以说有两个基本指向。一是指向自我肯定和自我实现;二是指向自我解放。 首先,人类最基本的活动是改造或创造对象世界,求得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无论主体自觉与否,这种生命活动本身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一种实现和确证。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实际创造一个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的自然界,这是人作为有意识的类的存在物的自我确证。”由于人是有意识的,他不仅面对着一个外部客观世界,而且还有一个自身的内部精神世界,因此人就不仅在现实中,而且要求在精神上肯定自身。现实的肯定方式是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实践活动,而精神肯定的方式则比较复杂,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文学艺术活动。马克思说:“艺术创造和欣赏都是人类通过艺术品来能动的现实的复现自己,从而在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1](P125)这里指的就是人在精神上的自我肯定和确证。 人的本质力量特别是精神本质(比如某些复杂的意欲和情感),作为一种潜能,无不时时在追求着实现。尤其是当现实的实现遇到障碍时,便往往转化为假想的亦即精神方式的实现。人类童年时期创造的文学艺术,如壁画和神话,虽不无符咒意味,但主要还是表现某种当时无力实现的幻想,比如,把实际上还不能战胜的野牛杀死,把干旱、洪涝等自然灾害征服等等,这实质上是人类要求征服自然的意志愿望在想象中的实现,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肯定。随着人自身物质实践能力的增强,想象也可以转化为现实的创造,如飞天、奔月、远渡重洋都已成了今日的现实。这样,能够在现实中得到肯定和实现的东西一般说来就不再需要在想象中寻求实现和肯定了。所以马克思说,任何神话都在想象里并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随着这些自然力的实际上被支配,神话就消失了。 从人类的发展趋向来说,一方面,随着人类物质能力的不断发展,就可以更有效地改造和创造对象世界,使自己的某些愿望需求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得到满足,使自身的某些本质力量得到现实的肯定和实现。与之相应的另一方面是人的精神世界、精神本质也会随之不断发展和丰富,如果说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方面无限可为,而精神上的某些追求如人类相互间的爱与理解,社会生活的合理,爱情的甜美丰富等,却也许难以完全在现实中得到实现和肯定,或者说它们具有永远不可穷尽的内涵。因此人类就不仅永远需要在现实中实现和肯定自己,而且也永远需要在精神上实现和肯定自己。这也许是文学艺术作为人的精神本质自我实现和肯定的一种方式,将和人类共存下去的一个方面的理由和根据。 其次,人的生命活动不仅追求自我肯定和实现,往前推进一步,他还追求自我解放和超越。文学艺术活动作为人的自由自觉生命活动的一种方式,也就不仅与人的自我实现自我肯定的要求相联系,而且在更深刻的层次上和人的自我解放和超越的追求相联系,从而展开和生成着它多方面的丰富本质。 人的解放包含着互相联系着的两个方面,即自我精神上的解放和人的现实解放。文学艺术活动作为一种精神领域的活动,当然首先和人的精神解放相联系并显示自己的意义。人是惟一有精神的存在物,而人的精神往往比肉体更容易受到伤害,在人们的现实生存中,被压迫的地位处境,自由生存权利的被剥夺,还有生活中遭遇到的各种挫折打击,都会带来精神上的痛苦、烦恼、苦闷、压抑,或者导致精神的麻木,灵魂的扭曲,主体意识的失落等等,使人的精神被严重束缚,甚至成为精神变态的人。这种精神上的压迫状态往往会生发出一种内驱力,寻求自我精神的解脱或解放。这种自我精神的解脱或解放,可以有两种最主要的方式或途径,这就是宗教和文学艺术。宗教给人送来上帝的关怀或天国的幸福,使人的精神得到抚慰,这是一种外力的拯救;文学艺术活动则使人在自己创造的审美想象的世界中得到精神的寄托,这是一种自身的超越和解放。由于这种自觉的超越和解放,就有可能使人的精神本质得到复归,被束缚的精神力量得到释放,使主体意识得以唤醒,而这正是争取人的现实解放的必要前提。 毫无疑问,任何精神解放都只具有相对的意义,都不能代替现实的解放。马克思曾深刻指出,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而不是思想活动。只有在现实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不从现实中获得解放,精神上也不可能最终得到解放,因此人的精神解放和现实解放总是相联系的。文学艺术活动虽然直接与人的精神解放相关,但由于人的精神解放毕竟要导向现实解放,因此文学艺术活动也必然要指向现实,与人们争取现实解放的活动相联系。 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活动一开始总是从个人出发的,人的解放也往往总是从争取个人的解放开始的。然而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任何个体都不是孤立存在,而是处在复杂的现实关系之中的。因此,个体解放虽然具有某种相对独立的意义,但在根本上又都只能是社会解放,都只有通过改造社会,改造现存关系才有可能实现。而要改造现实社会关系,就不是靠某一个体,而要靠一个社会群体协调努力才能奏效。这样,个体解放就和群体解放,和整个社会的解放联系在一起了。文学艺术活动虽然从它的本性而言是一种个人的活动,但是当个人的生命活动指向争取自身的现实解放从而与群众的社会活动相联系的时候,也就自然而然会超出个人狭隘的自我实现、自我解放的意义,就会指向对社会生活的参与,对现存关系的揭示批判,对社会变革和人的解放的思考等等,这样个人创造的文学就具有了普遍的社会意义,具有了社会意识形态的特性,对于它的创造者来说就带来了一个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问题。文学艺术活动这种由个体意义向社会意义的衍化,显然不能认为是它的本性的异化,而恰恰是它的本性的一种合乎逻辑的自然延伸和展开,因为它是和人的生命活动的展开,和人的自我解放追求相一致的,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自我实现。当然,对于文学艺术的创造者来说,个人精神上的自我实现、自我解放与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之间确实有一个如何统一和契合的问题,而这则与创造者的主体自觉意识相关。 人的生命活动是一个无限的过程,人的解放也具有无限的内涵。马克思曾经强调,所谓人的解放,是意味着“一切属人的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这就不仅包括人的现实解放,即改造不合理的现实社会关系,使人获得生存自由,甚至也不只限于摆脱精神上的束缚压抑,而且也包含着使人的一切精神感觉、精神特性的彻底解放和自由发展,比如耳朵成为音乐的耳朵,眼睛成为形式美的眼睛等等,这样,人才真正实现“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文学艺术活动作为人的自我肯定,自我实现,自我解放的一种方式,就不仅对一定历史范畴内人的现实解放和精神解放具有特殊意义,而且在人的一切属人的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无限可为。而这也许是文学艺术活动具有永存的意义和无限发展可能的又一个方面的理由和根据。 文学活动既然是人的自由自觉生命活动的一种实现方式,那么人们的文学观念就在根本上与他们的人生观念相通,或者更确切地说,人们的人生观念往往决定着他们的文学观念。 有史以来的人生观念虽然千差万别,但总的说来大概有两种主要取向,即“兼济”与“独善”,或者叫“兼济人格”和“独善人格”。所谓“兼济人格”,其人生指向是心怀天下,面向社会,改造现实,解放大众,而自身价值的实现就体现在改造社会解放大众的事业上,自身的解放也包含在群体的解放之中。“独善人格”的人生指向则是面向自我,追求自我个性的解放,自我价值的实现,自我人格的完善。在生活实践中,对于不同的个体来说,有的也许偏于强调“兼济”,有的也许偏于追求“独善”,有的也许是两者复杂交织互相转化,形成了人们人生活动的千差万别。 和人生观念的这两种主要取向联系,在文学观念上也同样存在着这样两种指向,即“为社会人生而艺术”和“为艺术而艺术”。前者主要指向参预现实变革和大众解放,后者主要指向追求自我肯定、自我实现和自我完善。从整个文学史和文论史的发展看,可以大致分辨得出这样两种主要倾向和潮流;而从具体作家的创作和理论主张来说,则同样存在种种复杂情况:有的偏于强调为社会人生,干预生活,参与变革;有的偏于追求自我表现;有的则二者兼取,在不同的条件下有不同的侧重。正是由于人们在人生观念及其文学观念的指向上存在这些差别,因此带来了文学创作上的种种复杂现象以及文学基本观点上的几乎无尽无休而又难分高下的争论。 总之,关于文学本体论的思考,使人们知道文学活动是和人的生命活动相一致的,一定的文学观念并不是人们随意杜撰和随便选择的,而是和人们的人生观念相关联的。在实践中,根据一定的主体性条件又往往会引出不同的价值取向,这样,文学观念就实际上一方面联系着文学主体论,另一方面联系着文学价值论。因此,由文学本体论的思考就还要分别推及对文学主体论和文学价值论的进一步认识。 二 文学主体性是和人生观念相联系,和人的实践活动相统一的。因此,考察文学主体性还应当从现实主体性入手。 主体性是人在一切活动中作为主体所具有的特性。人类一切活动的实质是人自身的生命活动,那么,主体性具体说来就是人在自己生命活动(包括现实活动和精神活动)中所具有的自由自觉的特性。所谓自由,指人的活动不听命于任何外部力量,而是根源于主体的自由意志,是自发的;所谓自觉指人对自己的活动及其目的意义有着清醒充分的意识,而不是盲目依从的,这种主体的自觉意识就是主体意识。人在现实中的主体意识指人能够意识到自身在现实中是怎样的和应该是怎样的。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他不仅能够认识外部世界,更重要的还在于具有自我主体意识。从人类史的角度看,人类意识的发展,人的自我意识、主体意识的萌发经历了相当漫长的过程,然而只是到了人们逐渐具有了一些自我主体意识的时候,人的生命活动,包括对自我实现自我解放的追求,才逐渐变得自觉起来。不过从个体方面看,情形又显得复杂得多,就是说现实生活中每一个体是否具有自我主体意识或这种意识的程度如何往往是千差万别的,因而也就带来了人们生命活动和人生追求上自觉程度的差别。 人的主体意识往往首先表现为个体意识,因为人的存在首先是个体的存在。通常所谓人的发现、人的觉醒也总是从个体意识的觉醒开始的。人的主体意识虽然首先表现为个体意识,但并不仅仅具有孤立的个体意义,因为任何个体都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是处在复杂的群体关系之中。因此,所谓意识到自我是怎样的和应该是怎样的就包含着意识到自己所处的现实关系是怎样的以及合理的社会关系应该是怎样的。这样,对于一个个体来说他就首先在自己的意识中将自我的存在和他人、群体的存在联系起来,同时也将自我的生存发展要求与群体的生存发展要求统一起来,并进而在实践上使自我个性解放与群体社会解放相协调,只有在这种个体意识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凝聚成民族主体性,形成民族解放的浪潮。如果个体意识仅仅只局限在意识到个体的自我人生价值,孤立地追求个体的自我实现、自我解放,那就有可能导向“自我中心主义”,并且最终也许会因为孤立的自我实现自我解放的实际上难以实现而使这种个体意识在悲观中重新归于沉落。当然这里并不否认个体意识和个性解放本身的相对独立意义,比如在封建专制极权统治压抑和否定个体、个性的条件下,个体意识的觉醒和强化,个性解放的追求都是对不符合人性的现实的直接反抗,是人的解放的一种形式,但它终归要汇入民族社会解放的潮流,否则仍将走向自我迷失。 文学主体性是指人在文学活动中作为主体所具有的特性,即主体在文学活动中自由自觉的特性。文学主体性同样和主体的自觉意识相关,即一方面意识到自身是文学活动的主体以及文学活动对于自身的意义;另一方面意识到文学本来是怎样的和应该是怎样的。人们的文学观念实际上就根源于此。 文学主体性其实并没有确定不变的内涵,由于人们的主体意识有着不同的层次意义,文学主体性也实际上有着不同的层次品位。 前面说到,人的觉醒总是首先从个体意识的觉醒开始的,基于这种觉醒,个体便走向追求自我肯定、自我实现、自我解放,而这往往是整体意义上人的解放的开端。但是,当人的主体意识还停留在比较狭隘孤立的个体意识层次的时候,这种所谓主体性就实际上有一定的局限。由此推及文学主体性也同样是如此。基于单纯个体意识的文学主体性当然也表现为某种自由自觉的特性,但这种自觉不过是单纯个体意识的自觉,这种文学活动的自由也往往是个人精神上的某种自由,或者说只是在审美境界中获得精神上的解脱和满足,比如“自我表现”论的文学观念及其创作追求就主要是把文学活动当作单纯表现个人生命意志和情感体验的一种方式;文学主体性理论和“自我实现”的文学观念也实际上是把文学活动视作个体人格价值、精神本质的一种自我实现和确证。这种从比较单纯的个体意识出发的“自我表现”和“自我实现”,在个体人格比较高尚的条件下,也许可以表达某种超出个人意义的情感,如对他人以至对人类的爱;而在个体意识比较褊狭的情况下,则往往会限于表现一己私情,有的甚至可能把某些生命本能、感性情欲当作人的生命本质来表现和追求,从而导致人欲横流,这实际上是主体性的沦落。因此,基于单纯个体意识的文学主体性虽然也不失为一种主体性,也表现为某种自由自觉的特性,但它的意义毕竟有限,因而还只是一种较低层次品位的文学主体性。 更高层次品位的文学主体性则是基于充分的个体意识和清醒的时代意识、民族意识的有机统一。如前所说,真正清醒自觉的主体意识应当是在自己的意识中将自我的存在与时代生活环境联系起来,将自我的生存发展要求与民族群体的发展要求统一起来。在这种充分的个体意识和清醒的时代、民族意识有机统一基础上形成的文学主体性,就超越了狭隘的“自我中心主义”,从而获得了更为丰富博大的内涵。以这种主体性来对待和参与文学活动,那么文学就不仅仅只具有表现自己情欲的意义,甚至也不只具有实现自我的某些精神本质(如想象、意志、爱等等),而且也是争取和实现自身及民族群体现实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的一种方式。因此文学就不只具有个体活动的特性和价值,而且具有社会的特性和意义。即使是对于个体自身来说,与那种单纯追求精神个体的自我实现、自我解放相比,这种包含着整个现实人生的自我实现、自我解放无疑具有更全面深刻的意义,与这种生命活动相联系的文学也必然具有更丰富的内涵和更旺盛的生命活力。因此我们说,这种超越了狭隘个体意识和精神特性而指向人的全面实现、全面解放、全面发展的文学主体性是一种更高层次品位的主体性。 由于文学主体性事实上具有不同的层次品位,那么文学活动作为人的自由自觉生命活动的一种方式,它所追求的人的自我实现、自我解放也往往有着不同的品位和意义,而且文学上的所谓生命意识、忏悔意识、忧患意识等也可以有不同层次的含义,即它既可以是以自我为思维中心而生发的,也可以是对包括自身在内的整个民族和人类命运的关注思考而形成的,前者可能导向个人的享乐追求,后者可以升华为一种崇高的人类责任感和使命感。因此,我们在谈文学主体性的时候,笼统地主张以人为思维中心,强调自我实现,自我解放及种种主体意识还不够,还应当进一步区分文学主体性及种种主体意识的不同层次品位。文学主体性的品位不同,文学活动所能达到的境界也会有很大的不同。由此观照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可以说它的每一个进步都与主体意识的觉醒、主体性的强化相联系,那么它的某些失重和浮泛也同样与文学主体性的层次品位不高相关。 三 如前所说,人的精神活动和现实生存实践活动之间实际上并不隔绝,而是相互联系,双向流动转化的,那么对于文学活动的价值,也许就不能仅仅从精神需要方面,还应当从人的本体存在,从整个现实人生的发展需求来理解。根据现实人生的不同发展需求,文学活动也许可以说有两重主要的价值取向或价值功能。 首先,从比较消极的方面来说是补偿调适功能。所谓“补偿”是指对人生缺憾(缺乏或失落了某些东西)的某种弥补和偿还。从人的生存发展愿望来说,没有谁不追求人生的充实和生活的圆满,然而现实人生本身却往往难以尽如人意,构成这样或那样的人生缺憾。这些人生缺憾在现实活动中得不到补偿,那么就往往导向在精神上,在文学活动中以审美想象的方式实现补偿。比如有生理缺陷的人缺乏正常人的人生生活,由此往往会生发出强烈的补偿愿望,当他们从事文学活动的时候,便很容易借助于这种方式实现心理补偿。我们看到,主体在哪个方面缺憾最甚,便在这方面表现出特殊的审美追求:失明者偏爱于描绘明丽的景物和缤纷的色彩;失聪者则钟情于节奏和旋律;肢体残缺者更愿意表现人的强健体魄和自由活动等等。而且,由于伤残者一般都有一种深层自卑心理,而在文学中则往往偏于塑造自尊自信意志坚强的人格。这种现象从表层来说是主体精神意志的投射,从深层心理来说则根源于对自卑心理的克服和补偿的愿望。再如,一般人在生活中如果缺乏或失落了什么,在文学中也往往会有相反的表现:一个缺少家庭生活温暖的作家可能描写出一个又一个完善幸福的家庭;在爱情生活上屡遭不幸的作家可能编写出一个个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怀才不遇的作家可能不停地表现“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的喜悦等等。俗话说:“画饼充饥”、“望梅止渴”,《聊斋志异》中异史氏曰:“观其容可以疗饥,听其声可以解颐”,都可以说是对人的缺憾补偿心理及其文学审美创造(也包括审美欣赏)的一种朴素说明。此外,关于“调适”,是说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会遭遇到某些打击、挫折和压迫,使心理失去平衡,这样就需要进行精神上的自我调节,使之适应于现实的生存发展,这时文学活动也就成为一种特殊的调节方式,发挥某种调适功能。比如人在现实中受到打击、被现实力量所否定,便往往在文学活动中寻求自我肯定;由于现实生存环境的不合理,人在精神上感到苦闷、压抑,也往往借助文学活动加以宣泄释放,一吐积郁,以获得某种精神解放;有时由于过度劳累也会带来精神上的紧张疲劳,失去平衡,文学审美活动也可以使人的精神得到放松,恢复平衡,如此等等。总的来说,补偿调适主要在寻求心理平衡。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审美的世界是不安灵魂的栖息所;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文学艺术和宗教的比较研究成为可能。 其次,从比较积极的方面来说是建构激发的功能。“建构”与补偿相对应,是对更高尚完美人格,更健康完美心理,更富有意义的人生的一种自觉追求和塑造;而“激发”与调适相对应则是对人的主体意识,积极的人生进取精神,变革现实的意志和情感力量的一种主动呼唤与激励。正常人都有向善向美的天性,有美化生活、丰富人生、完善自我,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愿望和要求,虽然这种愿望要求在现实中的实现有种种局限,却可以转化为文学审美活动中的积极追求。它一方面表现为主体从自己的人生价值观念出发,对健全、崇高,理想的人格及其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合理的人生生活进行肯定性的塑造和描写,从普罗米修斯式的崇高人格到浮士德式的进取精神,从简·爱的生命意志到安娜的人性追求,从莺莺、杜丽娘的纯洁钟情到宝、黛的叛逆反抗,从高尔基的雨中海燕到郭沫若的火中凤凰,直到当代文学中乔光朴、陆文婷等人格类型。当然,其中有的作品充分描写了某种人格人性的自由现实,也有的作品展示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的毁灭,这种悲剧性的描写往往包含着对不合理社会关系的深刻批判,在痛惜中更显出对有价值人生的肯定与呼唤,从而具有更强烈的激发力量。另一方面则是表现对异化心态,畸形人格,扭曲了的灵魂及一切违反人性的事物,不合理人生生活的否定性描写和批判。比如古代神话中对众恶神的描写,各民族文学中对种种丑恶人[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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