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老子，名李耳，今河南鹿邑太清宫人，约前571～前471年，哲学家。《道德经》【道家】庄子，名庄周，今河南商丘民权县人，前369～前286年，文学家。《南华经》
在一个动荡喧嚣的环境中，庄子的思想映射出一片宁静的光辉。 在那乱哄哄的时代时在，人民都处于倒悬状态，庄子极欲解除人心的困惫，可是，现实的无望却使他无法实现心愿。由于他既无法使人类在现实世界中安顿自我，又不愿像神学家们在逃遁的精神情状中求自我麻醉，在这种情形下，惟一的路，便是回归于内在的生活——向内在的人格世界开拓其新境界。庄子所拓展的内在人格世界，乃艺术性及非道德性的（“人格”一词不含伦理判断或道德价值）。因而在他的世界中，没有禁忌，没有禁地；他扬弃一切传统的形式化，遗弃一切信仰的执迷。 在现实生活中，无一不是互相牵制，互相搅扰的，庄子则试图化除现实生活上种种牵制搅扰，以求获得身心的极大自由。化除的方法之一，即是要虚静其心——通过高度的反省过程，达到心灵虚静，能掌握自身的变化，并洞悉外在的变化，而不拘执于鞭一特殊的机遇或固定的目的。因为外在世界是“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的，同时人类本身也受情意的驱使而在万物变化之流中奔走追逐，不能中止，直到形体耗损殆尽，仍属空无所持，这真是人生莫大的悲哀。 面对这样可悲的现象，庄子乃转而对内作一番自觉的工作，在自觉过程中，感悟世界的幻灭无常，于是认定驰心于外物，对于人类的精神实是莫大的困扰。由是导出庄子哲学之轻视物欲的奔逐，而倾向于精神的自由，并求个人心灵的安宁。 庄子对于现象界有深刻尖锐的洞察力。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把一切都看得太透彻了。如茫茫人海，各人也浑浑噩噩像乌龟似的爬来爬去，忙忙碌碌像耗子似的东奔西窜，然而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惊惧结什么，为得着什么。一旦省悟时，便会觉得自己所作所为是如此地莫名其妙……看开了，一切都不过如此罢了，于是你就会不屑于任何事物，任何行动。然而这样的社群会产生怎样的结果呢？如果每个人都像庄子笑声下的南郭子綦“隐机而坐”，进入到“每件事焉似丧其耦”的境况，那末个人和社会岂不近于静止？因而，庄子哲学如何处理及适应这情况，便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了。尤其是今日的世界——已被纳入了一个庞大的动力系统中，缓步或停足都有被抛弃的危险。 然而，我们必须了解庄子绝非不食人间烟火的道行者，也非逃离现实生命的乌托邦理想的人。他的见解是基于人类无止境的餍欲与物化的倾向所引起发出来的；同时，鉴于个人的独存性已消失与被吞噬，遂于洞察人类的处境中安排自我的适性生活。没有这种感受的人，自然无法体会庄子。因而庄子哲学对于读者来说，能感受多少，他的可接受性就有多少；他的看法是无法得到大众一致公认的，同样的一句话，有人会视如智慧之言，有人会以为是无稽之谈。事实上，庄子的哲学不是写给群众看的，庄子的说话也不是说给群众听的，他的声音有如来自高山空谷。 读庄子书确有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感觉，在他眼底里，凡夫俗子就如一窝吱吱喳喳、跳跳跃跃的小麻雀，官僚是一群猪猡，文人学士则有如争吵不休的猴子。看他书中大鹏小鸟的比喻、河伯海若的对话，以及井底虾蟆的设喻，你会觉得他简直是千古一傲人。在人类历史的时空中，孤鸿远影，“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从庄子哲学的恢宏气象看来，也确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他的思想角度，从不拘限于枝枝节节，秋毫之末；但他并不抹杀精细的分析，否则就犯了《秋水》篇中所说的“自大视细者不明”的毛病。他往往从整体处观察事理，从各个角度作面面的透视。 从庄子哲学的对境来说，恢宏的气象乃表现于不以人类为中心（不拘限于人类），不以自我为中心（不拘限于自我），而能推及于广大的自然界。庄子思想的最高境界是“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这方面表现出民胞物与的胸怀，另方面又呈现着艺术精神的和谐观照。很显然庄子取消了天地万物和我——客观和主体——的对立关系。这种主客一体的宇宙观，实为中国哲学的一大特点，和西方哲学主客对立的宇宙观，迥然不同。庄子不仅要打破主客对峙的局面，进而达到二而合一的境界，他还要进一步达致物我（主客）两忘境界。在这里，庄子充分表现出大艺术家的精神。
“一蓑烟草任江平” 时间的流逝，淡涤旧迹，仅留下微漠的平淡与悲哀。濮水之边，你翩然而去，仅留下楚使的瞠目与叹息。 或喜甜甘之味，或爱亦苦亦甜的刺激，谁人如你——— 庄子，淡泊一切，与道合而为一，只偏执着那淡淡的清白。 当一种美，美得让人无所适从，也只好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当一种平淡，淡得让人无从品味，也只好叹之惜之，赞之赏之。你甘于淡泊，乐于平淡，自得于平淡，只愿在梦中化蝶而逍遥，只愿随那盘旋而上的鹏者浮游于天地，不愿累于国事，不愿牵绊于尘世，你就如同那甘之如饴的淡淡而香的矿泉之水，给人以绝境逢生，给人以平静致远，给人以超脱外物，我想要触及你的衣襟，却在指尖碰触了清而澈，凉而柔的泉水，原是这般滋味。 无奈我摆脱不了那甜的诱惑，忘却不了那或苦或甜的香醇，只好在无路可走之时，望见你那平静如水的双眸，澄澈至极，悠悠远远，望断天涯路。 我以为你是孤独的，你却告诉我 “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友谊，惠子的离去并未换来你的嗥啕此类，原来你早已看透了生死，望穿了红尘。何以赞美你的平淡，我早已词穷。 念往昔，繁华竞逐。你依旧逍遥游于世外，参透大自然的无穷。世界不过是你的主观产物，甚至你了解了河鱼之乐，蝶舞之愉，螳螂之负，摇曳而去，穿梭于泥潭之中，何去在乎那权势之争，谁言非要承受那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氤氲之间，明月可掇，你在清风夜唳之中独自守望那明月，以至于在人们高枕无忧之时那皓白之月不会迷失——— 只因你这颗平淡的心相追逐。世人笑你疯癫，你淡漠的眼神却摄人无语，恍然大悟你淡淡的泉水般的哲理如此深邃，你却早已悠然飘远。 对你唯有惊鸿一瞥，却窥见了一种平淡致远的处世态度，淡罢，淡罢，绝不为万物所主宰，我独逍遥于濯浊之外，蝉蜕去拖累，只愿抱明月而长终。江边一蓑烟草，一片缟素。 教我如何追寻你的步伐，那美至于无所适从的精髓；教我如何触及你的衣襟，那平淡而超然的态度。 这便是你吧，淡淡如泉水，你偏执的追逐，泉边那飘扬的一片缟素，是为你而起的飘渺之歌。
在粗略读完《庄子》一书之后，颇有感触。依我自己尚肤浅的认识而总结出来的对《庄子》一书的评价，主要有四点：1、作为百家争鸣时代产生的作品，《庄子》首要的特点就在于其内饱含道家深邃的思想。众所周知，《庄子》哲学思想源于老子，而又发展了老子的思想。“道”为其哲学的基础和最高范畴，其外涉及政治、处世、养生、世界起源论和本质论、唯物辩证法等各个方面。它既是道家用以认识世界的工具，更是其劝人律己的道德手段。“道”最重要的，也是贯穿《庄子》一文始终的观点是“顺天”和“无为”。虽然各篇内容各异，思想浩繁，但我们多多少少都能体会到作者希冀的任天为之，不加外物束缚的自由境界。“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境界何等雄浑!然而，一些消极避世、过分脱离现实的唯心主义观点，显然是不足取的。2、正因为庄子本人的思想超脱万物、穿越古今，必然要求文章中想象和虚构奇特磅礴，恣意汪洋。写大物，有扶摇而上九万里的鲲鹏，有荫蔽千头牛的栎社树，有中央之帝混沌;写奇人，有乘云气游于四海之外的藐姑射山神人，有御风而行的列子，有用五十头牛做鱼饵的任公子;写怪事，有周梦蝶、魍魉问影、骷髅论道;写隐士，有狂人接舆、贤人肩吾、悟道者南郭子纂——总之，所绘之人、事、屋、物、景，皆使作者思想得以曲折地展现。、想象和思想通过特定的创作方法表现出来——“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卮言即出于心、自然流露之语言;重言为借尊者、名人之口，说出自己的观点看法;寓言是虚拟地寄寓于他人他物的言语。其中，寓言是最有名的，通览全书，无一篇不涉及寓言故事的创作，而无一个语言故事不是独出心裁，着意为之。《庄子》的许多思想艰深抽象，而语言却化虚为实，将理论变得真切自然。重言也是随处可见，尤其是借孔子之口道出道家观点。这一点作者是矛盾的：道家避世自修的态度显然对儒墨等积极人世的行为表示不屑;而当时儒墨并盛，孔子为名人，为了使自己的主张为他人所接受，庄子又不得不托己说于长者、尊者之言以自重。“卮言为曼衍”，层出不穷、散漫流衍地把道理传播开来，这一点其实在诸子百家的许多著作中都存在。这里将其提出，庄子是想证明：自己的语言皆从内心自然涌出，言为心声，不能为外界功利目的而矫揉造作。4、语言跌宕起伏，句式错综复杂，论辩性强。庄子擅用尖新奇特之词，大段排比、反问、疑问的句式去论辩，读之或铿锵有力，或发想无端，或尖锐辛辣。当然，正是因为作者不直接表明态度，而是叙议结合地让读者去领悟其中的道理，加之作者思维跳跃较大，逻辑上往往会有疏漏，常常是开篇的寓言与后文衔接不上，最为突出的表现是《齐物论》和《寓言》。另外，篇末附及的一些寓言让人感觉过于重复拖沓，没有存在的必要。
浅析《庄子》物化思想论文
论文常用来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简称之为论文。它既是探讨问题进行学术研究的一种手段，又是描述学术研究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种工具。它包括学年论文、毕业论文、学位论文、科技论文、成果论文等。以下是我精心整理的浅析《庄子》物化思想论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庄子》的“物化”思想是针对人因知迷、心惑、性失而不能复性、体道提出来的。什么是庄子的物化思想，它的基本含义是什么，与人的行为方式有什么关联？即是本文考察的主要内容。
一、“物化”的含义及基础
关于“物化”的含义，成玄英解释为“物理之变化”。（郭庆藩，第120页）成氏之物理究竟是指物和理，还是泛指万物？从其所言“新新变化，物物迁流”（同上），可知此物理是指万物。成氏认为物化乃是万物不断更新、迁流变化。成氏对物化的理解扣住了“新新”和“迁流”。“新新”实则是“更生”，“迁流”则是将万物比作“假于异物，托于同体”这样一条流动的河流，“新新”、“迁流”，指出天道以物化的形式使得整个世界处于不断的更新之中。现代学者陈鼓应先生对物化的界定较笼统，谓：“万物之转化。”（陈鼓应，第102页）日本学者池田知久的看法是：“所谓‘物化’，就是发生‘物’的死与转生这一变化的意思，不外是指包括人在内的所有‘物’作为其‘物’通过经历死，不久又变成他‘物’而转生下去。”（池田知久，第269页）仔细分析这一界定，其指出的物化要“通过经历死”这一环节，这与《庄子》的思想是有出入的。
二、“物化”的表现形式
物化的表现形式，一是死生气化，所言"化”者是变化、化生，指形态方面的转变；二是体道悟化，此“化”是悟化，或点化、教化，指人之心知或是境界的`起化。《庄子》物化的立足点是以人之“悟化”助天道之“物化”。死生气化是一种必然物化，《庄子》云：“巳化而生，又化而死”（《知北游》），即认为万物之生乃是物化而生，万物之“死”又是物化而死。《庄子》曰：“万物化作，萌区有状；盛衰之杀，变化之流"（《天道》），即万物以生死起灭，盛衰存亡的形式表现气之流动。以人为例：“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知北游》），人生是气的凝聚，人死是气的涣散。万物也是如此，尽管万物万形，但都是气之聚散，皆为此理。这种由化而生、由化而死的转化是无穷无尽的，是曰：“万化而未始有极”（《大宗师》）。万物正是在这种“万化”中以不同形态而存在。
三、物化的实现途径：“物自化”与“心斋”“坐忘”
实际上，“物化”即物之自化。造物主之化生万物，万物自正、自壮、自化。故《庄子》曰：“虽有大知，不能以言读其所自化”（《则阳》），可见，物之自化是物自为，“徒处无为，而物自化”（《在宥》）。人之无为不是一无所为，而是“依乎天理”（《养生主》）、“顺物自然”（《应帝王》）而为。具体而言即破除人之知迷、心惑，使性情复于物之初，达到“无为而万物化”（《天地》）。《庄子》认为实现“任性命之情”而物“自化”这一目的的方法，就是“心斋”与“坐忘”。
四、“物化”的归宿
物化虽是万物之气化，但人之作为人在天地万化中的意义正是在此中凸显出来。《庄子》“物化”实际落脚点还在于人，人在万化中能体性归道，精纯精、神，“能移”以“相天”，这便是《庄子》所认为的人之为人的价值。《达生》篇曰：”夫形全精复，与天为一。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合则成体，散则成始。形精不亏，是谓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形全”是形体不消亡永生吗？《庄子》内篇固有得道者“年长”（《大宗师》。外篇《在有》云：“千二百岁”）而“色若孺子”（《大宗师》）的说法，然这只是对得道德全的外在功用的一个表述。关键的问题不在于形全，而在于得道。能得道方有形全，不能得道，徒养形骸，未能长久，单豹、张毅之徒便是此例。
飞翔的庄子暑假里读到了一篇文章，让我很有感触，名字叫《庄子：一个飞翔的人》。文章说“庄子和远行的鸟一样，善于飞翔”“他的心灵带着镣铐在飞”。庄子的飞翔，大如鲲鹏展翅击水三千里，扶摇而上九重霄，遨游于碧海长空，不慕恋滚滚红尘；小如蝴蝶款款而飞，悠游自在，心之所适，行之所安。飞翔的庄子，不被物质所束缚，总是自在地生活。楚威王愿拜他为相，而他却宁做“曳尾涂中”的龟；惠子怕他代其相位，而他却视梁国为鸱之腐鼠。庄子“处穷闾厄巷，困窘织履，槁项黄馘”。在如此潦倒的日子里，他依然不慕名利，超脱了物质，达到了心的自由。飞翔的庄子，思想自由灵动，想象奇特，擅长借寓言与意象表达自己独特的思想。妻子去世，换作常人，该是哀伤，甚至痛哭。他却认为这是天地间的循环往复，不该“嗷嗷然随而哭之”，反而“箕踞鼓盆而歌”。“庄生晓梦迷蝴蝶”，庄子认为梦就是醒，醒就是梦。万物始于一，复归于一，因而万物平等齐同。在庄子的时代，战火纷飞，利欲熏心，人们的眼中只有财富与权势，而庄子却不受牵绊，生出了万物平等的想法，达到了心的自由。庄子最擅长心灵的飞翔。因为自由，他不必像惠子为了手中的权力担惊受怕，不必因自己的穷困潦倒而郁郁寡欢，不必在战火纷飞的时代内心迷茫。身体的自由，给他无拘无束的行为；思想的自由，给他无所束缚的精神世界。如此看来，自由的心灵可以让我们不落入俗套，不人云亦云，所以心灵自由的人是独一无二的；自由的心灵可以让我们越过眼前的困境看到另一种美景，所以心灵自由的人是积极乐观且勇敢的。他贫穷、孤独，但他心灵自由，这使他透过自己苦难的人生发现了文字的美丽，即使他守着书摊的一角也能感受到大千世界的诗意。因而他不拘泥于物质的匮乏，而注重精神世界的丰满，得以苦中寻乐。在我们的学习生活中，对分数、名次的一味追求是否会_心灵变得呆板，思想受到束缚呢？当我们因分数和名次感到迷茫、困惑时，我们或许应该想想飞翔的庄子，然后回归内心，在学习的过程中寻找快乐，享受快乐。来源：初中生写作
摘要： 《逍遥游》作为《庄子内篇》之首，既是庄子人生理想和价值追求的总体概括，也是庄子散文艺术风格的集中体现，更对的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以庄子的代表作《逍遥游》为例，重点分析庄子散文的主要艺术风格，阐述其对后世文学创作的深远影响和推动作用。
关键词： 《逍遥游》；庄子散文；艺术风格；影响
《逍遥游》堪称庄子散文的扛鼎之作，也称得上是先秦散文的代表著作。可以说，庄子散文，乃至先秦道家学派散文的艺术风格在《逍遥游》之中得到了集中的表现。本文结合先秦散文的艺术风格，试以《逍遥游》为例进行分析探究，力求洞悉庄子散文独特的艺术风格，继而阐述庄子散文积极思想和消极思想共存、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互交织的创作风格对后世文学创作的深远影响和推动作用。
一、庄子散文在先秦诸子散文中的地位
要洞悉庄子散文的艺术风格,就必须要对先秦诸子散文有一个宏观了解。可以说，先秦诸子的散文多是哲理著作，多用散文表达自己的学派思想和政治主张，其内容大多博大精深，内涵着深刻哲理，同时，也包含了丰富的文学性和文学因素。先秦的诸位思想家大多是写文章的行家里手，除了《庄子》，还有《荀子》、《韩非子》等等，几千年过去了，这些典籍至今都还值得我们当做文学作品来品读。先秦诸子百家的散文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我国散文这种文体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发展基础。其中，又尤以庄子的散文为代表，其创作的散文大多想象丰富,多用寓言,善用比喻,辞藻雄浑壮阔,富有浪漫主义色彩,这种独特的艺术风格成为先秦文学散文的典范,在先秦诸子散文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并间接影响着后世散文及其他文体的发展。
二、以《逍遥游》为例分析庄子散文的艺术风格
(一)想象丰富，夸张奇特
庄子创作散文最显著的艺术风格就是想象丰富和夸张奇特。庄子的散文中，想象的场面、虚构的情景、夸张手法的运用随处可见，纵横捭阖，恣意发挥，体现出独特的艺术风貌。《逍遥游》从文章的一开始,就酣畅淋漓地展现了这种十分独特的艺术风格：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几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在文中，庄子用其丰富、大胆的想象力和奇特、诡异的夸张手法，给读者展现了一幅动人心魄、怪异奇特的画面：在漫无边际的北海中，一条不知有几千里长的大鱼在随处游动着，突然之间，这条鱼就像变戏法一样，变成了一只背不知有几千里宽的大鹏。当这只大鹏在空中展翅高飞的时候，它的两只翅膀就像从空中垂下来的云彩一样遮天蔽日。这只鹏有着超强的能力，在南海中可以激起三千里的浪花，其宽大的两翼借着大风可以直接飞上九万里的高空。在庄子的神来之笔下,鱼能够转化成鸟，展翅高飞；鹏能够水击三千里，借助风力直插云霄。奇特诡异的想象在庄子的文中信马由缰，任意奔驰，从而绘制成了庄子心目中一个理想化的境界。
(二)比喻形象，以喻托志
首先，从比喻的数量来看，可以说随处可见。《逍遥游》全文800余字，小大比喻有20多个。其中大的比喻就是一个寓言或者虚构的故事，小的比喻也就是一句或几句话。全文主旨就是为表现庄子“有所待不算逍遥游，无所待才算逍遥游”的主旨思想。为了达到这个表述目的，文章一开篇，庄子先从自然界写起，而后循序渐进写到人类社会。整个过程精心虚构了“鱼化大鹏乘风迁徙南海”以及“小鸟飞行与蓬蒿”之间的故事以及“野马”、“尘埃”、“杯水芥舟”等众多比喻，这些形象的比喻将深邃的思想和深奥的道理变得浅显易懂，从而使读者能容易理解读懂文章。其次，从比喻的风格来分析，文中的比喻想象诡异，构思新奇，别致巧妙，扑朔迷离，使人觉得奇幻莫测，不知深浅的感觉，而后经过思考，在看似胡言乱语之中理解其深邃意义。如庄子用诡异的想象和拟人化的手法虚构了蜩和学鸠的寓言故事,一方面突出自己的思想志向。同时，读者在深思之下不难理解，庄子虚构自然界的鹏和蝉大小两方面的鸟，其实就是恰恰喻射了在人类社会中不同道德层次和人生追求的两种人。在庄子散文中，比喻本体大多是隐藏在背后的，给广大读者留下想象、体味的空间，只要读者用心地去体会、去想象,文章的深刻寓意就愈发的丰富多彩、引人入胜。通读《逍遥游》,可以发现庄子行文比较喜欢用比喻，也十分善于用比喻，这也成为庄子散文的显著特色之一，他通过这些生动形象和诡异奇特的比喻将自己的哲学思想通俗易懂地表达出来。
(三)运用寓言，独特怪诞
寓言故事也是文学体裁的一种，多指含有讽喻或明显教育意义的故事。作为道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庄子的文中哲理意味深厚，但他通常不坐而论道，不形而上地、抽象地阐述自己思想和观点，而是经常运用寓言来传达自己的观点。纵观《逍遥游》，可以说就是一篇由寓言组合起来的文章。但庄子运用寓言的手法，与先秦其他诸子有很大的不同之处。比如韩非较多运用一些耳熟能详的历史传说与典故辅证自己的观点和意图，继而进行说理；孟子则较多采用民间故事作为自己的辩论依据。但而庄子的寓言很少引用现成的寓言故事，而是充分发挥自己的丰富想象力进行虚构和演绎。从这个意义上说，庄子也算是中国文学史上较早自觉运用虚构手法的文学创作者。例如《逍遥游》开篇写鱼化鹏，继而高飞几万里的故事就全部是虚构的。再如后面用拟人的手法虚构了蝉和学鸠的话语也是虚构的。纵观全文，庄子虚构的这些独特怪诞的寓言故事，环环相扣，引人深思，既达到了自己想要讽刺某些行为、某个人群的行文目的，又大大地提高了文章的吸引力，引人入胜，思想性和可读性面面俱到，着实值得后世文学创作者学习和借鉴。
三、庄子散文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的影响
文学创作的本质就是创造性想象的感性显现。而庄子散文在“创造性想象”方面独树一帜，具有一定典型意义。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庄子散文所形成的艺术风格对后世文学的`创作与发展,有着深远的重大而又影响。从先秦文学一直延续到到近现代文学，在每个朝代、每个时期都有着都有体现和反映。其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从具体实践情况看,就是积极思想和消极思想并存，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互交织。庄子的散文通过隐喻、夸张和拟人的手法表达了对黑暗现实各种弊端的犀利讽刺和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在中国文学史上,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近现代,后世的汉朝司马迁、宋代苏轼等文人身上都有体现。同时，庄子的散文在讽刺和批判黑暗现实的背后，也更多地流露着一种消极思想和悲观厌世的虚无主义情绪。庄子的散文在批判揭露黑暗社会和现实又无力改变现实的情况下，只有采用“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的生活态度。这种文风和生活态度对后世的文人及其创作造成了很大消极影响。历代生活境遇不好又不满黑暗现实的文人们，几乎都向庄子看齐和学习，他们思想上愤世嫉俗、放荡不羁，他们有的纵情于酒色、有的寄情于山水、有的归隐于山林、有的修道求仙。但“无心插柳柳成荫”，他们的作品往往大多具有强烈的追求自由的思想，内容大多能摆脱世俗思想的羁绊和束缚，充分张开想象的翅膀在浩瀚的天地间自由飞翔，在唯我独尊的个人天地里抒发个人的最真实的情感。如“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和嵇康，唐代的李白、现代的鲁迅，他们的作品大都随兴所至，肆意抒发，其作品往往具有十分强力的思想感情，往往更容易引起广大读者的思想共鸣，从而造就了许多非常高的艺术作品，形成了我国文学史上一种特殊的艺术风格。总之，庄子的散文想象丰富、奇特夸张，比喻形象、以喻托志，善用寓言、独特怪诞，在表现手法、语言特色、艺术风格等方面都开创了中国文学创作的先河，其在中国文学史的发展历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他任意驰骋的丰富想象力、向往飞翔的自由精神和颇具浪漫主义的文风为中国的文学创作开辟了一条新路子，对后世历代文学家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而又积极的影响。
作者:杨彦科 单位: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
[2]阮忠．庄子创造论[M]．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1993.
[3]郭绍虞.古代文论选[M].上海:卜海占籍出版社，2001.
摘要： 《逍遥游》作为《庄子内篇》之首，既是庄子人生理想和价值追求的总体概括，也是庄子散文艺术风格的集中体现，更对的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以庄子的代表作《逍遥游》为例，重点分析庄子散文的主要艺术风格，阐述其对后世文学创作的深远影响和推动作用。
关键词： 《逍遥游》；庄子散文；艺术风格；影响
《逍遥游》堪称庄子散文的扛鼎之作，也称得上是先秦散文的代表著作。可以说，庄子散文，乃至先秦道家学派散文的艺术风格在《逍遥游》之中得到了集中的表现。本文结合先秦散文的艺术风格，试以《逍遥游》为例进行分析探究，力求洞悉庄子散文独特的艺术风格，继而阐述庄子散文积极思想和消极思想共存、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互交织的创作风格对后世文学创作的深远影响和推动作用。
一、庄子散文在先秦诸子散文中的地位
要洞悉庄子散文的艺术风格,就必须要对先秦诸子散文有一个宏观了解。可以说，先秦诸子的散文多是哲理著作，多用散文表达自己的学派思想和政治主张，其内容大多博大精深，内涵着深刻哲理，同时，也包含了丰富的文学性和文学因素。先秦的诸位思想家大多是写文章的行家里手，除了《庄子》，还有《荀子》、《韩非子》等等，几千年过去了，这些典籍至今都还值得我们当做文学作品来品读。先秦诸子百家的散文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我国散文这种文体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发展基础。其中，又尤以庄子的散文为代表，其创作的散文大多想象丰富,多用寓言,善用比喻,辞藻雄浑壮阔,富有浪漫主义色彩,这种独特的艺术风格成为先秦文学散文的典范,在先秦诸子散文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并间接影响着后世散文及其他文体的发展。
二、以《逍遥游》为例分析庄子散文的艺术风格
(一)想象丰富，夸张奇特
庄子创作散文最显著的艺术风格就是想象丰富和夸张奇特。庄子的散文中，想象的场面、虚构的情景、夸张手法的运用随处可见，纵横捭阖，恣意发挥，体现出独特的艺术风貌。《逍遥游》从文章的一开始,就酣畅淋漓地展现了这种十分独特的艺术风格：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几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在文中，庄子用其丰富、大胆的想象力和奇特、诡异的夸张手法，给读者展现了一幅动人心魄、怪异奇特的画面：在漫无边际的北海中，一条不知有几千里长的大鱼在随处游动着，突然之间，这条鱼就像变戏法一样，变成了一只背不知有几千里宽的大鹏。当这只大鹏在空中展翅高飞的时候，它的两只翅膀就像从空中垂下来的云彩一样遮天蔽日。这只鹏有着超强的能力，在南海中可以激起三千里的浪花，其宽大的两翼借着大风可以直接飞上九万里的高空。在庄子的神来之笔下,鱼能够转化成鸟，展翅高飞；鹏能够水击三千里，借助风力直插云霄。奇特诡异的想象在庄子的文中信马由缰，任意奔驰，从而绘制成了庄子心目中一个理想化的境界。
(二)比喻形象，以喻托志
首先，从比喻的数量来看，可以说随处可见。《逍遥游》全文800余字，小大比喻有20多个。其中大的比喻就是一个寓言或者虚构的故事，小的比喻也就是一句或几句话。全文主旨就是为表现庄子“有所待不算逍遥游，无所待才算逍遥游”的主旨思想。为了达到这个表述目的，文章一开篇，庄子先从自然界写起，而后循序渐进写到人类社会。整个过程精心虚构了“鱼化大鹏乘风迁徙南海”以及“小鸟飞行与蓬蒿”之间的故事以及“野马”、“尘埃”、“杯水芥舟”等众多比喻，这些形象的比喻将深邃的思想和深奥的道理变得浅显易懂，从而使读者能容易理解读懂文章。其次，从比喻的风格来分析，文中的比喻想象诡异，构思新奇，别致巧妙，扑朔迷离，使人觉得奇幻莫测，不知深浅的感觉，而后经过思考，在看似胡言乱语之中理解其深邃意义。如庄子用诡异的想象和拟人化的手法虚构了蜩和学鸠的寓言故事,一方面突出自己的思想志向。同时，读者在深思之下不难理解，庄子虚构自然界的鹏和蝉大小两方面的鸟，其实就是恰恰喻射了在人类社会中不同道德层次和人生追求的两种人。在庄子散文中，比喻本体大多是隐藏在背后的，给广大读者留下想象、体味的空间，只要读者用心地去体会、去想象,文章的深刻寓意就愈发的丰富多彩、引人入胜。通读《逍遥游》,可以发现庄子行文比较喜欢用比喻，也十分善于用比喻，这也成为庄子散文的显著特色之一，他通过这些生动形象和诡异奇特的比喻将自己的哲学思想通俗易懂地表达出来。
(三)运用寓言，独特怪诞
寓言故事也是文学体裁的一种，多指含有讽喻或明显教育意义的故事。作为道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庄子的文中哲理意味深厚，但他通常不坐而论道，不形而上地、抽象地阐述自己思想和观点，而是经常运用寓言来传达自己的观点。纵观《逍遥游》，可以说就是一篇由寓言组合起来的文章。但庄子运用寓言的手法，与先秦其他诸子有很大的不同之处。比如韩非较多运用一些耳熟能详的历史传说与典故辅证自己的观点和意图，继而进行说理；孟子则较多采用民间故事作为自己的辩论依据。但而庄子的寓言很少引用现成的寓言故事，而是充分发挥自己的丰富想象力进行虚构和演绎。从这个意义上说，庄子也算是中国文学史上较早自觉运用虚构手法的文学创作者。例如《逍遥游》开篇写鱼化鹏，继而高飞几万里的故事就全部是虚构的。再如后面用拟人的手法虚构了蝉和学鸠的话语也是虚构的。纵观全文，庄子虚构的这些独特怪诞的寓言故事，环环相扣，引人深思，既达到了自己想要讽刺某些行为、某个人群的行文目的，又大大地提高了文章的吸引力，引人入胜，思想性和可读性面面俱到，着实值得后世文学创作者学习和借鉴。
三、庄子散文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的影响
文学创作的本质就是创造性想象的感性显现。而庄子散文在“创造性想象”方面独树一帜，具有一定典型意义。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庄子散文所形成的艺术风格对后世文学的`创作与发展,有着深远的重大而又影响。从先秦文学一直延续到到近现代文学，在每个朝代、每个时期都有着都有体现和反映。其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从具体实践情况看,就是积极思想和消极思想并存，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互交织。庄子的散文通过隐喻、夸张和拟人的手法表达了对黑暗现实各种弊端的犀利讽刺和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在中国文学史上,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近现代,后世的汉朝司马迁、宋代苏轼等文人身上都有体现。同时，庄子的散文在讽刺和批判黑暗现实的背后，也更多地流露着一种消极思想和悲观厌世的虚无主义情绪。庄子的散文在批判揭露黑暗社会和现实又无力改变现实的情况下，只有采用“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的生活态度。这种文风和生活态度对后世的文人及其创作造成了很大消极影响。历代生活境遇不好又不满黑暗现实的文人们，几乎都向庄子看齐和学习，他们思想上愤世嫉俗、放荡不羁，他们有的纵情于酒色、有的寄情于山水、有的归隐于山林、有的修道求仙。但“无心插柳柳成荫”，他们的作品往往大多具有强烈的追求自由的思想，内容大多能摆脱世俗思想的羁绊和束缚，充分张开想象的翅膀在浩瀚的天地间自由飞翔，在唯我独尊的个人天地里抒发个人的最真实的情感。如“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和嵇康，唐代的李白、现代的鲁迅，他们的作品大都随兴所至，肆意抒发，其作品往往具有十分强力的思想感情，往往更容易引起广大读者的思想共鸣，从而造就了许多非常高的艺术作品，形成了我国文学史上一种特殊的艺术风格。总之，庄子的散文想象丰富、奇特夸张，比喻形象、以喻托志，善用寓言、独特怪诞，在表现手法、语言特色、艺术风格等方面都开创了中国文学创作的先河，其在中国文学史的发展历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他任意驰骋的丰富想象力、向往飞翔的自由精神和颇具浪漫主义的文风为中国的文学创作开辟了一条新路子，对后世历代文学家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而又积极的影响。
作者:杨彦科 单位: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
[2]阮忠．庄子创造论[M]．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1993.
[3]郭绍虞.古代文论选[M].上海:卜海占籍出版社，2001.
无为，其实它的意思并不是单纯的什么都不做，道家事实上是在强调自然的作用，就是说，当你顺应自然的规律，不要人为跨越自然的过程，或者强制改变。无为而无不为，其实意思就是说，当我发现事情可以做，我就顺应规律作，我发现事情遇到阻力，我就自然地放下，其实，举个例子，如果你谈恋爱，你发现这个爱情已经没有意思，失去了味道，你不会因为社会的道德约束而勉强维护感情，而能够当放手就放手。不过，我说的这个例子不一定好，因为人人有自己的情况，我只是希望你能明白，他的意思就是不要因为社会的约束或者人为的希望而强制改变生活的什么东西，因为一旦你开始改变一个东西，你就违反了它的自然规律，你就等于拔苗助长，这样能听懂吗？ 所以，他对于生活的指导意思，其实说简单也简单，因为如果你悟出来了，做起来一点困难都没有，说难也难，因为如果你无法跳出自己控制事物的欲望或者混乱的思想，你就没有办法做到，永远都不能。 指导就是，学会认清并且顺应自然的规律，该干什么的时候就干什么，不要因为自己的主观愿望刻意去改变什么，比如说，一个很小的小孩希望去旁边玩沙子，他妈妈突然说：“别玩了，脏！”然后，就要试图阻止小孩，其实，这个时候，就是利用自己的父母权威来压制小孩自然的探索的本性，这将会给他的未来留下深刻影响，负面影响。 然后，当你能够用一种欣赏的，而非得失的眼光看整个世界，你就会懂得放手的妙处，你不去希求得到什么东西，你就是这么生活，体验每一刻的生活，不去处心积虑的要获得什么，就是顺应自然过好每一刻，这时候你会发现，反而你生活中具备了所有你需要的美好的东西，你会觉得生活非常快乐，充实，这就是无为而无不为。 庄子的哲学 “仁义”二字被视为儒家思想的标志，“道德”一词却是道家思想的精华。庄子的“道”是天道，是效法自然的“道”，而不是人为的残生伤性的。 庄子的哲学主要接受并发展了老子的思想。他认为“道”是超越时空的无限本体，它生于天地万物之，而又无所不包，无所不在，表现在一切事物之中。然而它又是自然无为的，在本质上是虚无的。 在庄子的哲学中，“天”是与“人”相对立的两个概念，“天”代表着自然，而“人”指的就是“人为”的一切，与自然相背离的一切。“人为”两字合起来，就是一个“伪”字。 庄子主张顺从天道，而摒弃“人为”，摒弃人性中那些“伪”的杂质。顺从“天道”，从而与天地相通的，就是庄子所提倡的“德”。 在庄子看来，真正的生活是自然而然的，因此不需要去教导什么，规定什么，而是要去掉什么，忘掉什么，忘掉成心、机心、分别心。既然如此，还用得着政治宣传、礼乐教化、仁义劝导？这些宣传、教化、劝导，庄子认为都是人性中的“伪”，所以要摒弃它。 作为道家学派始祖的老庄哲学是在中国的哲学思想中唯一能与儒家和后来的佛家学说分庭抗礼的古代最伟大的学说。它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占有的地位绝不低于儒家和佛家。 庄子认为人活在世上，犹如“游于羿之彀中”，到处充满危险。羿指君主，彀指君主的刑罚和统治手段。对于君主的残暴，庄子是一再强调的，“回闻卫君，其年壮，其行独；轻用其国，而不见其过；轻用民死，死者以国量乎泽若蕉，民其无如矣。”。所以庄子不愿去做官，因为他认为伴君如伴虎，只能“顺”。“汝不知夫养虎者乎！不敢以生物与之，为其杀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与之，为其决之之怒；时其饥饱，达其怒心。虎之与人异类而媚养己者，顺也；故其杀者，逆也。”还要防止马屁拍到马脚上，“夫爱马者，以筐盛矢，以蜄盛溺。适有蚊虻仆缘，而拊之不时，则缺衔毁首碎胸。”伴君之难，可见一斑。庄子认为人生应是追求自由。 与佛教相类似的，庄子也认为人生有悲的一面。《齐物论》中有“一受其成形，不忘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独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庄子认为如果能做到“齐物”，那么他便能达到“逍遥”的境界。这是庄子哲学中另一个重要概念，这是个体精神解放的境界，即无矛盾地生存于世界之中。庄子并不否认矛盾，只是强调主观上对矛盾的摆脱。庄子用“无为”来解释这一术语，与老子不同，这里“无为”是指心灵不被外物所拖累的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状态。这种状态，也被称为“无待”，意为没有相对的东西。这时，人们抛弃了功名利禄，“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这句被普遍认为《逍遥游》一篇主旨，同时也是《庄子》一书的主旨。这是一种心与“道”合一的境界。 庄子认为一般人很虚伪，“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天犹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他批评儒家“以仁义撄人之心”，这样会导致 “天下脊脊大乱。而君主的专制统治和对知识的爱好，只会使人心更加败坏，“民之于利甚勤，子有杀父，臣有杀君，正昼为盗，日中穴阫。” 流沙河认为，庄子的为人主要有四点，“一曰立场，站在环中。二曰方法，信奉无为。三曰理想，追慕泽稚。四曰修养，紧守心斋。” 所谓环中，就是不持有任何立场。《内篇·齐物论》中有“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杂篇·则阳》中有“得其环中以随成”。无为在《庄子》中经常出现，庄子认为无论治国还是做人，都要无为。但无为颇难解释，流沙河认为是“伪”或是“人为”的意思。“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畜乎樊中”，是追求自由。“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所谓心斋就是要排除心中的种种杂念。
我们知道,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先秦文学还处在一种文史哲不分的状况,所谓纯文学的概念尚未形成。文学史重点介绍的对象,如《老子》、《庄子》、《论语》、《韩非子》等,既是文学作品,同时也是哲学著作;同样,《尚书》、《左传》、《国语》、《国策》等,恐怕首先是历史著述,其次才是文学创作;就是文学色彩较为明显的《诗经》、《楚辞》,也多少不无历史和哲学的意味。在这一时期(其实后代也有延续),作家同时也是思想家、历史家,我们甚至可以说,诸如老子、庄子、孔子等人,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远远高于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作为世界文化名人,他们的贡献更多地表现在哲学、伦理学方面。所以,对于此类作品,仅仅从文学角度进行研究是不够的,还必须引入哲学、伦理学、历史学观念;而且即使是文学研究,也不能不多几个视角,在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历史之间互为参照,进行比较,这才有可能更好地理解作品,更好地把握其在文学发展史上的意义。 而两汉以降,哲学、宗教对文学的影响同样是文学史研究的重要方面。如经学之于两汉文学,玄学之于魏晋文学,禅宗之于唐宋文学,理学、心学之于宋明文学,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该时期的文学特色的形成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以魏晋时期的文学研究为例,文论中的意、物、文关系之讨论,创作中的玄言诗、宫体诗,或源自先秦道家思想,或与印度佛学相关,若只是将视野局限在文学范围内,恐怕很难探究其发展演变的深层原因,因此也就难以对之作出客观公允的评判。 文学家兼通其他艺术,如绘画、音乐、书法等,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种颇为常见的现象。魏晋时期的文人不少具有多方面的才能,竹林名士如嵇康、阮籍、阮咸等人,除了擅长诗文以外,在音乐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既能演奏,亦能作曲。如嵇康作过“嵇氏四弄”(《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四首琴曲),阮籍作有《酒狂》,阮咸则有《三峡流泉》传世。王羲之、顾恺之二人分别以书法、绘画著称于世,但在当时也颇有文名。魏晋时期的文论多有取譬音乐者,如曹丕《典论·论文》论文气不可力强而致,谓“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陆机《文赋》更直接从音乐中借用来“应、和、悲、雅、艳”五个术语用于评论文病,认为好的文章应该具备“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的特征,给人以“犹舞者赴节之投袂,歌者应弦而遣声”的美感。当然,造成此种现象之原因不能完全归结为兼才的出现,而毋宁说是由于音乐、绘画、书法和文学同步成熟所形成的时代风气。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固然可以举出像王维那样集诗人、画师、乐师于一身的特殊人才,但更具有普遍意义的,是不同艺术样式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借鉴而导致的体式、风格、技巧的趋同或新变。对于这两方面——在多个艺术领域都颇有创获的文人和不同艺术样式相互影响的研究,也需要我们有一种开放的视野,需要打通不同艺术样式之间的壁垒。 还有一种情况应该提到。中国古代文学中有一类综合了两种以上艺术样式的特殊文体,如词是文学(诗)和音乐相结合的产物,戏曲则除了文学、音乐之外还有表演的成分。我们固然可以撇开其他因素对之作纯文本的研究,等同于一般的抒情文学或叙事文学,但那也就取消了它们的独特性。事实上,对于词(应该还包括散曲)这类特殊文体,不论是探讨它的起源、发展,还是研究其文体特性,音乐的引入都必不可少;而且应该承认,在词的起源,词体的演变,词、曲之间的过渡衔接等方面还存在不少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最终解决,恐怕仍需从词与音乐的关系,从诗乐分合的历史入手去进行探究;戏曲亦然。清人李渔曾区分案头之曲与场上之曲,这说明他已明确意识到戏曲并不只是曲词,还有一个表演的问题。研究中国古代戏曲,除音乐因素外,至少还有表演、剧场、观众等因素必须关注。换句话说,要有戏剧意识,在戏剧艺术与文学艺术的关联中来考察研究古代戏剧文学。李渔《闲情偶寄》之所以能在中国古代戏剧理论史上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主要原因也就在此。 古代小说的情况与此相类而略有不同。英国著名小说理论家福斯特曾经这样描述小说:“它处于两座峰峦连绵但并不陡峭的山脉之间……一边是诗,另一边是历史。”[3](P4)中国古典小说有不少正属于这种情况。譬如,早期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志人小说,文学史家将其作为小说来评价,同时它又是研究魏晋时期社会文化的重要历史文献,与当时其他历史著述具有同样的价值。后来的历史演义小说更是如此,尽管不乏虚构的成分,但大体上并不违背史实。就是《三言》、《二拍》之类的白话小说,也因其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而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对于这些作品,除了从文学角度进行考察研究,也还有必要关注诸如历史家与小说家如何处理同一题材,以及文体的差异在其中起了何种作用等问题。就是说,虽然我们可以不把它当历史看,但仍无法回避历史。 三 正是因为存在这样一个悠久的文学传统,中国古人很早就在文学批评中有意无意地尝试了跨学科比较的方法;而自近代以来,运用该方法研究古代作家作品的论文、著作更是层出不穷,并取得了颇为可观的成果。 上文曾提到陆机《文赋》借音乐以评文,而据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陆机还将文章与绘画作过比较,认为“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文与画各有短长。这已经体现出一种不同艺术样式之间的比较意识。相对说来,早期的跨学科比较似乎更关注比较对象之间的同而不是异,如扬雄《法言》谓言为心声,书为心画;刘勰《文心雕龙·情采》论文质关系,认为“形文”、“声文”、“情文”虽然表现形式不一,但都遵循文质相符的原则。宋代苏轼评论前人诗画,仍着眼于二者的相通。他对王维诗的评论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此外,如“少陵翰墨无形画,韩干丹青不语诗”(《韩干马》),同样是将杜甫诗与韩干画并举,寓含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意味。《书鄢陵王主薄所画折枝》更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宋元人大多附和苏轼此论,如《王直方诗话》引述苏轼二诗,谓“欲常以为法”。元人杨维桢《无声诗意序》道:“东坡以诗为有声画,画为无声诗,盖诗者心声,画者心画,二者同体也……故能诗者必知画,而能画者多知诗,由其道无二致也。”王冕《梅谱》也说:“写梅做诗,其来一也。名之虽异,意趣实同。”明清以后,人们逐渐认识到诗、画到底分属两种艺术样式且各有其特征,因而不宜简单等同。如明人张岱指出,前人之所以说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原因在于“摩诘一身兼此二妙,故连合言之”;实际上,诗以空灵为妙,“可以入画之诗,尚是眼中金银屑也”。(《琅环文集·与包介严》)叶燮也承认,像杜诗“碧瓦初寒外”、“晨钟云外湿”,即使让董源、巨然那样的高手来画,恐怕也只能束手搁笔。(《原诗·内篇下》)应该说,像这类对诗、画异同的辨析,与跨学科比较方法的精神是相通的。 不止是不同艺术样式之间的比较,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除了诗与音乐、诗与绘画、诗与书法的比较外,诗与史、诗与禅也都是谈论较多的话题。王充的《论衡》、刘知几的《史通》,是讨论诗史之别、文史之别较为典型的例子;严羽的《沧浪诗话》则立足于诗禅的相通,所谓“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范温《潜溪诗眼》论韵,更是出入诗文书画,兼及立身行事,堪称古代韵论中空前绝后之作。钱钟书先生对之极为称许,认为范温所论,“因书画之‘韵’推及诗文之‘韵’,洋洋千数百言,匪特为‘神韵说’之弘纲要领,抑且为由画‘韵’而及诗‘韵’之转捩进阶……融贯综赅,不特严羽所不逮,即陆时雍、王士祯辈似难继美也”。[4](P13611363)虽然这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跨学科比较,但的确表现出一种较为开阔的视野和融贯会通的态势。 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外来文学观念和方法的引入,以及古代文学研究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比较成为一种为研究者普遍采纳的研究手段。这不难理解,正如方孝岳在其1934年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中所说:“百年以来,一切社会上思想或制度的变迁,都不是单纯的任何一国国内的问题;而且自来文学批评家的眼光,或广或狭,或伸或缩,都似乎和文学作品的范围互为因果,眼中所看到的作品愈多,范围愈广,他的眼光,也从而推广。所以‘海通以还’,中西思想之互照,成为必然的结果。”[5](P227)中西思想之互照对于文学研究的影响,除了推动中外比较文学研究的开展之外,还促进了人们对文学自身性质的思考。在外来文学观念、理论的影响下,人们开始反思中国文学传统,文学自身的独立意识渐趋明显——以小说、戏剧、诗歌、散文为内涵的纯文学观念彻底取代了传统的泛文学观念,文学的审美特征及功用得以被重视。正是在这一进程中,文学与其他艺术的关联受到关注,从而引发了文学与哲学、历史、宗教和文学与其他艺术样式的比较。另一方面,随着中外比较文学的拓展与深化,为更好地认识中外文学各自的特征及其形成原因,研究者的目光必然会从文学层面延伸到文化层面,而这也会将研究导向多学科、跨学科比较。说到底,文学和其他艺术样式、社会意识形态一样,都是特定文化的产物,同时也是该文化的具体表现,因此,对于文学的深度研究便不能不将其置于整个文化的有机构成中来考察,不能不关注文学与其他文化构成之间的关系。 以是之故,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跨学科比较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产生了一批颇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如钱钟书之《谈艺录》,朱光潜之《文艺心理学》、《诗论》,宗白华之《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等。这些论著的一个共同特色,就是打通文学与艺术的疆界,或探询中外古今文艺创作的共同规律,或在比较中凸显中国古典文学、艺术各自的特色。前者如钱钟书《谈艺录》“说圆”一节,通过广征博引,多方比较,论述“贵圆”乃是中外文艺创作史上共有的现象;后者如朱光潜《诗论》对莱辛“诗画异质说”的讨论,指出中国画推崇“气韵生动”而诗歌却偏重物象刻画以传情达意,均与莱辛所说有明显的差异。此外,如闻一多有关《诗经》物象的研究,融语言学、民俗学、文化学于一炉;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以史释诗、以诗证史,兼及不同作家、不同文体的比较辨析,也具有明显的跨学科比较的特征。 20世纪80年代以后情况与三四十年代不无相似,同样是文学观念的变革,同样是方法、理论的引入,同样是中外文学比较和跨学科比较。所不同者,在方法、理论的借鉴上较先前更为丰富多样,跨学科比较的对象更为宽泛,研究更趋深入, 成果也更为显著。以唐代文学研究为例,程千帆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傅璇琮的《唐代科举与文学》、戴伟华的《唐代幕府与文学》、《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等专著,对唐代科举制度、幕府制度与文学的关系作了较前更为深入全面的探讨;孙昌武的《唐代文学与佛教》、葛兆光的《想象力的世界——道教与唐代文学》则将目光集中于唐代宗教与文学的关系。1996年,漓江出版社推出了由梁超然主编的“唐诗与中国文化丛书”,分别为林继中的《唐诗与庄园文化》、朱易安的《唐诗与音乐》、陶文鹏的《唐诗与绘画》、张明非的《唐诗与舞蹈》、陈飞的《唐诗与科举》、毛水清的《唐诗与佛教》、黄世中的《唐诗与道教》、梁超然的《唐诗与儒家》。丛书以“唐诗与中国文化”为名,同时也可以说是应用跨学科比较方法对唐诗的研究。此外还有数以百计的论文,围绕唐代文学与政治、历史、宗教、艺术的关系作了多角度、多方位的研究。跨学科比较方法在古典文学研究中的盛行,于此可见一斑,无怪徐公持先生在概括上个世纪后20年古典文学研究特点时,特别将“学科的拓展与打通”列为该时期“最引人注目的现象”。徐先生指出:“自80年代中期以来,古典文学研究逐渐融入其他学科的观念和方法,如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神话学、宗教学、心理学、语言学等等。这大大拓宽了研究视野,增添新的研究手段,并且为学科开拓了许多边缘性的研究课题。尤其是文化学的研究视角的确立,给本学科带来了新的气象。”[6](P159)1998年9月在天津召开的全国古代文学文献学博士点新世纪学科展望及信息交流座谈会上,罗宗强先生也谈到这一点:近20年来,“与观念和方法多元共存的同时,学科交叉也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普遍现象,国学文史不分家的传统得到了发扬,人类学、民俗学、心理学、语言学、宗教与神话等等学科广泛介入古代文学研究,整个古代文学研究界在研究模式和研究方法上表现出多元并存的活跃局面”。[7](P105) 四 由此说来,跨学科比较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确有其独特的意义,而不应视为比较文学研究者的专利。但有意思的是,在古代文学研究界很少有人提跨学科比较,而似乎更倾向代之以“多学科融和”、“学科交叉”一类术语,那么,比较文学研究者心目中的跨学科比较,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所使用的方法究竟有无差异?这种方法称谓上的差异,是否意味着古代文学研究者对该方法有自己的理解和取舍? 事实恐怕正是如此。如前所述,跨学科比较的意义主要在于将文学与人类整个精神活动联系起来,通过比较更好地认识文学的独特性、文学与其他人文学科乃至自然科学的基本差异,以及文学与其他学科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推进跨国别、跨文化的“总体文学”的研究。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首先是一种国别文学研究,其所关注的重点不在“总体文学”而在中国文学自身,尽管对于中国文学自身的认识也需借助比较,但到底与比较文学关注的重心不同。此外,就跨学科比较的功用而言,更侧重解决理论层面的问题,因而更近于比较诗学;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则主要以具体的作家作品为对象,即使与其他学科发生关联,也不必强求比较或从中抽绎出具有普遍性的规律。是否可以说,这两个差异决定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更倾向于“多学科融合”——引入、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成果来考察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现象,而不是像比较文学研究者那样从国别文学研究走向总体文学研究。 就具体的操作层面来说,无论是跨学科比较还是多学科融合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如何真正做到以文学为本位。在罗宗强先生的上述发言中就曾谈到这个问题。他一方面肯定了多学科的交融“是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向”;另一方面也表示了对存在问题的隐忧:“多学科融合的落脚点是什么?……文史哲不分、文学社会学、文学人类学、文学心理学等等,落脚到什么地方?是落脚到不分,落脚到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还是落脚到文学?是用文学来解释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等?还是用这些学科来解释文学?这个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似都还没有完全解决。”[7](P106)这确实是多学科融合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从实际的研究情况来看,虽然有不少成功应用多学科融合解决文学问题的研究,但也有一些论著不过是将文学作品当作印证其他学科理论的材料,这在罗先生提到的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研究中表现尤为突出。其实类似的情况在哲学、历史、宗教、艺术研究中也同样存在,只是由于和文学关系较近而不那么明显罢了。 如果认真追究起来,这种解释的偏离可以说由来已久。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的等诗于史,等诗于禅,等诗于画,其实也就是以史释诗,以禅释诗,以画释诗,就是抹煞了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区别。韦勒克将文学研究分为两种类型: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认为外部研究尤其要注意“以文学为中心”,也是有见于外部研究常常会偏离文学。[8](P67)跨学科比较同样如此。既然是比较,就免不了要互为主客、彼此参照,因此也必然就会有用文学解释、印证其他学科特性的时候。钱钟书的《中国诗与中国画》、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是跨学科比较的经典之作,尚且难免以诗证画、以诗证史,更何况才力远在钱钟书、陈寅恪二人之下的一般人的研究呢!所以,问题的关键恐怕不在名目,而在研究者的动机、目的。外部研究也罢,跨学科研究或多学科融合也罢,关键是如何应用。不错,我们是可以强调、可以规定必须以文学为本位,但在具体应用过程中往往因人而异,研究者的学术背景、知识构成、研究兴趣等因素对其研究指向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鲁迅论《红楼梦》有一段名言,说“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9](P145)阅读如此,学术研究当然也不例外。 与一般说的多学科融合或外部研究相比,跨学科比较之于古代文学研究的特殊意义或许在于:(1)不同于外部研究的单向考察。跨学科比较强调比较,因之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必须变换视角,互为主客,虽然不能保证绝对不偏离文学研究,但较之单向考察当更有利于回归文学,而且双向阐发确实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文学的特性。毕竟比较的最终目的仍在解决文学问题,作为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之一的跨学科比较所以不同于比较史学、比较宗教学或比较艺术学中的同类研究,根本原因也就在此。(2)不同于多学科融合的多角度切入。多角度切入自有其优势,即能够以一种宏观的视野多方位、多侧面地研究文学现象,然相对说来在具体问题的考辨方面不免鞭长莫及,难以深入到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内部去识同辨异;而跨学科比较在此方面似更具条件,尤其是在相邻学科的比较中更易于聚焦放大,洞幽烛微,辨疑似于毫厘之间。(3)与文化研究的关系更为密切。跨学科比较需要在一个更为宽泛的背景下来进行,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关联、彼此的共性与个性,既与各自的构成要素相关,也受制于特定的文化背景。所以,随着跨学科比较趋于深入,自然会将研究导向文化层面,并由此整合文学的外部研究,形成点面结合的立体研究格局。 总之,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角度来说,跨学科比较与多学科融合、外部研究的关系应该是互补而非互斥,也就是说,对于跨学科比较方法可以采取一种灵活的态度,而不必拘泥于比较文学理论的约定。我们相信跨学科比较有助于更好地认识总体文学,但仍可以将研究限定在中国古代文学的范围之内;承认跨学科比较更多理论色彩,但也可以借助该方法来考察具体的文学现象;我们赞成跨学科比较应该在具有体系性的独立的学科之间进行,但未尝不可以将之用于文学内部,譬如对于文学史上以文为诗、以诗为词等现象,若能循此思路进行比较,识同辨异,相信会有更客观公允的认识。说到底,方法总是由研究对象来决定的,是对象选择方法而不是方法选择对象,从中国古代文学的实际出发,以跨学科比较为平台整合传统与现代学术范式,应该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选择。
人且皆死我独生
《庄子》是美学思想之核心摘要 庄子是先秦诸子百家中一个重要代表人物。才华横溢，满腹学识，思想标新立异，对现实生活有自己独到见解和认识，构架起属于自己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纵读《庄子》一书，其中包含的庄子崇高自然，反对人为，同时以“言不尽意”的精神境界而达成 “自然美”、“虚静、物化美”作为其美学思想的核心，具有明显的文学特质也表现了最为理想主义的审美思想。关键词语 庄子 美学 核心《庄子》33篇，分内、外、杂三个部分。《庄子》在其内容上、表现手法上都在表现出庄子个人鄙弃荣华富贵、权势名利，力图在乱世保持独立的人格，追求逍遥无待的精神自由的思想和他“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庄子崇尚自然，主张以朴素为美，同时又是在精神上翱翔于“无何有之乡” ，穿越时空的局限，进入无古今、无死生超越感知的“坐忘”境界。庄子的体道人生，实为一种艺术的人生，与艺术家所达到的 精神状态有相通之处。这种哲学思想的表现形式，具有明显的文学特质也表现了最为理想主义的审美思想。一自然美一直是学术界的难题，尤其是《庄子》中的自然美思想，迄今为止尚未有定论。学术界有人认为《庄子》中没有自然美，他们以庄子生在乱世以及《庄子》中人生观的核心是“全生”、“保身”为由，认为庄子无暇也无“雅兴”去关注自然界的美丑。还有人通过《齐物论》中的“万物齐一”以及“道亦存在丑的事物中”来否认《庄子》自然美思想的存在，提出美不是《庄子》所宣扬和赞赏的东西。而承认《庄子》中存在自然美的学者，也大多是从自然精神这个层面展开论述的，而忽视了《庄子》中对自然景物美的发现和描述。我认为，这是不够客观和准确的。鉴于自然美在中国美学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以为很有必要对自然美，尤其是《庄子》文本中所包含的自然美思想进行重新的审视和解读。 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认为“天道自然无为”，不是人为的力量可以改变的。因此，他提出“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主张尊重客观事物本身的规律，而不应当以人的主观愿望去改变它。庄子自然主义的哲学观反映在《庄子》一书便形成了“朴素为美”和“法天贵真”的美学思想。庄子认为，美在自然，任何人为的艺术都是对自然美的破坏。他在《齐物论》中以天籁、地籁、人籁三者比较来说明这种自然美：“地籁则众窍是已，人籁则比竹是已”，“夫天籁者，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人籁是指人们用丝竹管弦演奏出来的，是人为的东西，属于等而下之的声音；地籁是风吹自然界大大小小的孔窍而发出的声音，它要借助于风力的大小和孔窍的不同形状才能形成，也不是最美的；只有天籁是众窍自鸣而成、不依赖以任何外力作用天然之音。天地之“大美”。庄子在专谈“天道无为”的《知北游》里面，无意地透露出了他对于“大而美”的思想：“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庄子论证圣人应当效法天地万物自然无为的状态，做到“不言”、“不议”、“不说”，从而无为不谋。同时，在《秋水》一文中，庄子对“天地之大美”有一段意味深长的描述：“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曰：‘野语有之曰：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我之谓也。……而不虚……’”庄子以河伯喻有为的小知，以北海若喻无为的大知，而以河伯见北海若而自愧引发下文北海若关于万物齐一思想，赞美“大美”之无限而揶揄“小美”，把审美主体的感受与审美对象的磅礴气势巧妙地融合在一起。自然朴素之真美。崇尚自然美，也就是崇尚朴素美，因为朴素是一切事物的自然状态。庄子说：“既雕既琢，复归于朴。”尚朴一定要主张“顺物自然”而反对雕饰，然而庄子并不完全否定事物外形的美，只是反对违反事物自然本性的人为摧残。他指出：“纯朴不残，孰为牺尊！白玉不毁，孰为珪璋！”庄子及其后学在《渔父》中还借客之口提出“法天贵真”说，对于“天”，庄子认为“无为为之谓天”，而对于“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庄子·渔父》进一步说，就是“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言简意骇。二“虚静”、“物化”说； 最早是老子在《道德经》里提出"致虚极，守静笃"的说法，庄子继承发展了老子 "虚静"的学说，认为它是进入道的境界时所必须具备的一种精神状态。《庄子·大宗师》说："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庄子的"坐忘"就是 "虚静"，是要使人忘掉一切存在，也忘掉自己的存在，抛弃一切知识，达到与道合一的境界。庄子认为虚静必须在"绝学弃智"的基础上方可达到，然而也只有达到虚静，才能对客观世界有最全面最深刻的认识，才能自由地进行审美观照，艺术创造力才最为旺盛，才能创作出和造化天工完全一致的作品。庄子的"虚静"说对后世影响极大，后世的文学家和文学理论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庄子的"虚静"说的影响。 "物化"说：庄子的"物化"说是与他的"虚静"说联系的。庄子认为 "虚静" 是认识"道"的途径和方法，是进入道的境界时所必须具备的一种精神状态。从创作主体来说，必须具备"虚静"的精神状态，这是能否创作合乎天然的艺术之关键。而从创作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来说。必须要达到"物化"的状态。什么是"物化"呢？在庄子看来，进入虚静状态之后，人抛弃了一切干扰和心理负担，就会忘掉一切，甚至忘了自己，不再受自己感觉器官的束缚和局限，而达到认识上的"大明"。作为创作者来说，主体的人也似乎不存在了，主体的"自然"（天）和客体的"自然"（天）合而为一，这就是进入了"物化"的境界，这就叫做"以天合天"。处在这样状态下的创作自然是和造化天工完全一致的了。在养生学上，庄子说明虚静无为能使人安逸快乐而不被忧患所困扰，从而年寿长久。而在美学上则说明虚静之美，也就是无为之美、朴素之美，所谓一而三、三而一者也。“彻志之勃，解心之谬，去德之累，达道之塞。贵富显严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动色理气意六者，谬心也；恶欲喜怒哀乐六者，累德也；”⑩这里主要阐述养生学，列举了二十四种困扰、侵蚀和削损人之真性的因素，归纳起来，实际上是三项：“勃志”（扰乱意志）、“谬心”（束缚心灵）、“累德”（拖累德行）、“塞道”（蔽塞大道）。只有清除他们德干扰和役累，才能回复虚静无为的自然本性、达到养生美学所要求的目的。《天道》说：“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岂识之哉！”庄子所说“意之所随者”就是“道”，语言可以表达具有“形色名声”的事物，但对于没有“形色名声”的“道”，语言是无法表达的，庄子“言不尽意”讨论的虽然是道与言的关系，但对于文学艺术美的启示和影响也是非常大的。文学语言的艺术，离开了语言也就没有了文学；但问题还有另一方面，那就是文学之中最精妙、最美好、最有魅力的东西，又往往是语言所无法表达的。文学之中的美是那些微秒的意趣、复杂的情感、玄远的境界、悠长的韵味等等。三《庄子·外物》篇说："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在庄子看来，言是不能完全表达意思的，即言不尽意。他说："语之所贵者，意也。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天道》）庄子强调语言文字的局限性，指出它不可能把人复杂的思维内容充分地表达出来，这种认识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人的认识实践的实际情况，但也有明星的局限性。不过庄子的以言不尽意为根据的"得意忘言"说对文艺创作却影响深远。文学作品要求含蓄，有回味，往往要求以少总多，追求"味外之旨"、"言外之意"，而庄子的"得意忘言"说，恰恰道出了文学创作中言、意关系的奥秘。这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产生了巨大影响，它在魏晋以后被直接引入文学理论，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注重"意在言外"的传统，并且为意境说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天运》中，庄子还论述了“天籁”的特点：“听之不闻其声，视之不见其形，充满天地，苞裹六极。”郭象注：“此乃无乐之乐，乐之至也。”这实际上就是老子所提倡的“大音希声”。意思都在于反对以部分的、有限的声乐，破坏或代替自然全美之声。《庄子·外物》篇说：“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提出了所谓“得意忘言”说。在庄子看来，言是不能完全表达意思的，即言不尽意。庄子强调语言文字的局限性，指出它不可能把人复杂的思维内容充分地表达出来，这种认识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人的认识实践的实际情况，但也有明星的局限性。不过庄子的以言不尽意为根据的“得意忘言”说对文艺创作却影响深远。文学作品要求含蓄，有回味，往往要求以少总多，追求“味外之旨”、“言外之意”，而庄子的“得意忘言”说，恰恰道出了文学创作中言、意关系的奥秘。这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产生了巨大影响，它在魏晋以后被直接引入文学理论，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注重“意在言外”的传统，并且为意境说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总之庄子的美学思想对于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他对于美和人生的追求永远是一个向上的过程。强调个体生命的自由，才能达到美与丑、善与恶、欢喜和悲伤上升到缘于自然的境界。重视自我，人性与生活完全和谐统一，这才是庄子最想要留给后人美学的思想精髓。参考文献1.陈引驰.庄学文艺观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 19932.曹础基.庄子浅论.第一版.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3.刘绍瑾.庄子与中国美学.第一版.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3.陈鼓应.庄子浅说.第一版.三联书店,19994.张荣明.庄子说道.第一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5.王孝鱼.庄子内篇新解 庄子通疏证.第一版.岳麓书社，19836.童庆柄.胸次淡泊与美的发现-谈审美虚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