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自然灾害,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去年冬天，一场突如其来的冰雪灾害深深地触动了我们。而今，一场毫无预警的地震，更是撼动了大半个中国，牵动了整个神州。在自然灾害面前，我们人类是如此的渺小，我们的防备是如此的无济于事，尤其是面对少有的南方冰雪极端气候和如此强大的地震。那么，面对这些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我们又该怎么做呢？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面对这些突发性事件，我们首先不能慌乱，要竭力保持镇静，明白自己的处境。然后，果断做出决定，尽量保护好自己的人生安全，必要时要有所放弃。要让自己尽快了解自己的处境，对自己的行为做出适应性调整。同时，为了减轻自然灾害的侵袭，社会需要我们做出一些贡献。“人人奉献，众志成城”，这样既能保小我，又利大我。概括成功的经验，面对自然灾害，每个人都应尽量按以下十个字去做：1．学：学习有关各种灾害知识和减灾知识。2．听：经常注意收听国家或地方政府和主管灾害部门发布的灾害信息，不听信谣传。 3．备：根据面临灾害的发展，做好个人、家庭的各种行动准备和物质、技术准备，保护灾害监测、防护设施。4．察：注意观察研究周围的自然变异现象，有条件的话，也可以进行某些测试研究。5．报：即一旦发现某种异常的自然现象，不必惊恐。 但要尽快向有关部门报告，请专业部门判断。 6．抗：灾害一旦发生，首先应该发扬大无畏精神，号召群众，组织大家和个人自卫。7．避：灾前作好个人和家庭躲避和抗御灾害的行动安排，选好避灾的安全地方，一旦灾害发生，个人和组织大家进行避灾。8．断：在救灾行动中，首先要切断可能导致次生灾害的电、火、煤气等灾源。9．救：要学习一定的医救知识，准备一些必备药品，以在灾害期间，医疗系统不能正常工作的情况下，及时自救和救治他人。10．保：为减少个人和家庭的经济损失，除了个人保护以外，还要充分利用社会的防灾保险。 相信随着国家减灾体制的健全，减灾能力的提高，和全民每个成员的努力，一定会大幅度减少灾害损失。 幸运的是，我们有一个关心人们的政府，我们赶上了一个信息技术极为发达的网络时代，两者相得益彰，给灾难中的人们带来了希望和力量，带来了上下一心的及时救助，也增强了灾区人民抵御天灾的决心和信心。虽然我们无法控制自然灾害，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只要全国人民众志成城，再大的自然灾害我们都有信心、有能力去战胜，再大的困难我们都有办法、有力量去克服，我们一定可以并最终取得抗击这场特别重大的地震灾害的最后胜利！
陶世龙专栏——什么是地震海啸陶世龙 地震海啸是海底发生地震时，由于海底地形急剧地升降变动，引起的海水强烈扰动。海水先向突然变行低洼的地方涌去，随后翻回海面，形成一种特别长的大浪，两个波峰之间的距离，可达100公里以上。它在开阔的深水大洋中运动时，速度特别快，可达每小时七、八百公里，但这时波涛并不特别汹涌，因为波峰之间距离那样长，起落变化就不明显了，只是到了滨海一带水高得多的巨浪，冲上陆地，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地震海啸。 是不是只要海底发生地震就会出现地震海啸呢？不一定。因为有些地震发生时造成的地形起落并不显著，不能激起这种巨大的波浪。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一点，如果那里海水很浅，海底地势本来比较平缓，即使地震时地形有所变化，海水起落变化不大，也不易产生这种波长特别长的大浪。因此世界上的海啸大多是发生在那种深海沟的地带，那里本来地势起伏就很大，水又很深，再发生变化，这种特别长大的波浪就容易形成了。是不是发生于深海沟的地震都能造成海啸呢？还不一定，有人研究了许多海啸发生的条件后，得到这样的规律：沿深海沟发生地震时，如果震级大于6.5级，震源深度在25公里以内时，才有可能产生造成危险的海啸。当然，在自然界中情况是复杂的，也还可能有特殊的变动。譬如有时因地震引起海底发生山崩，这时尽管地震震级不高，也可能产生巨大的海啸。海底火山爆发，产生的地震震级可能不高，但有时会同时造成巨大海啸。这些海啸虽不是地震直接造成的，但都与地震有关。为什么地震海啸的袭来总是在地震之后？ 1896年6月15日晚上七点钟左右，日本三陆地方的居民普遍感到了地震，来势不猛但时间较长，在震动过去后的20分钟，这里的海水忽然后退了，露出了平时看不见的礁石和沙滩。到了晚上八点钟左右，只听见海上出现了暴风雨般的声音，巨大的海浪冲上岸来，海啸袭来了。1960年智利大地震时也有这样类似的情况。当地震发生之后不久，沿海居民还在屋外，忽然看见海水开始迅速退落，露出了最低潮线以下的海底。大约一、二十分钟以后，海潮又迅速涨起，以极快的速度涌向岸边，浪头高达6米多，卷走了沿岸的房屋和牲畜。 为什么海啸在地震之后到来呢？这是因为在海啸发生时，先是水向海底陷落部分涌去，所以出现异常的退潮现象，然后才是返回向上涨起冲向陆地，这一落一起，需要时间，如果海啸是从远处的地震区传来，更需要较长的时间。但是只要事选注意到这些变化，保持警惕，采取预防措施，灾害显然是可以减轻的。海震和地震海啸是一回事吗？ 海震和地震海啸是不是一回事呢？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在海底发生地震时，如果海底地形升降变动剧烈，其它条件也合适，这时可产生地震海啸；不具备这些条件，就不会产生海啸。但不管有无海啸发生，海底发生地震，都会有地震波传到海面，引起海水的扰动。这种扰动是纵波造成的，因为横波不能通过液体，传不到海面。所以当船只遇到海震时，如果震动相当强烈，船上的人可以感到上下颠簸，好象船只碰到礁上那种感觉，这是纵波自下而上的冲击造成的。有时船上的人当时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事后经过与地震观测记录核对，才知道是遇上了海震。这种情况显然和地震海啸是不同的。 世界上哪些地方发生过规模很大的地震海啸？ 太平洋周围一带的深海沟附近，是强烈地震很多的地方，因而也是海啸发生得最多的地方，像智利、秘鲁、日本、阿拉斯加半岛、堪察加半岛等靠近太平洋的滨海一带，以及一些岛弧附近，都是地震海啸的重要发源地。 1868年8月8日智利、秘鲁边界大地震，1877年5月9日智利伊基克大地震，1933年3月2日日本三陆大地震，1946年4月1日阿留申群岛的乌尼马克岛大地震，都引起了席卷整个太平洋的海啸，威力极大。如1946年的海啸从阿留申传到夏威夷群岛时仍有每小时将近800公里的速度，在夏威夷的希洛湾掀起的浪头仍高达十几米。1960年从智利来到夏威夷的海啸虽然经历的旅程更长，但仍然保持每小时六、七百公里的速度，浪高也曾达到十米以上。这次地震海啸给北美洲沿海、日本以及菲律宾都带来灾害。在日本，高达一丈多的巨浪，冲进了海港，冲上了陆地，淹没了码头，一些巨大的船只竟被推进大陆四、五十米之远，压倒了居民房屋。 在海啸发源地附近，那里的波浪当然更为汹涌澎湃。1933年日本三陆大地震时的海浪高达二十多米，而最高的纪录则是1737年发生在堪察加半岛南端洛帕特卡角的海啸，其浪高达到了六十四米。 在大西洋和印度洋中，地震不如太平洋周围一带强烈，因此地震海啸也不那么显著。但也发生过很有影响的一次，就是1755年发生于葡萄牙首都里斯本附近的地震所引起的海啸。这次地震和海啸给里斯本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在六分钟内竟致死亡六万多人。当它传到加勒比海的时候，浪高还在五米以上。但以后再未发生过这样强烈的海啸。 地中海内希腊附近的科林斯湾，在1963年2月7日发生过一次奇特的海啸，这是五天前的一次小地震触发了海底山崩所产生的，造成了一定损失。 哪些地方地震海啸的威胁大？ 一谈到地震海啸，似乎就意味着灾害。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地震海啸都能造成灾害。这不仅因为有些海啸达不到造成灾害的规模，同时还和受到海啸袭击的地方的具体情况有关。同一次海啸，在甲地造成灾害，到乙地就不一定造成灾害，所以世界上经常受到海啸威胁的总是限于夏威夷、智利、日本等少数地方和国家。夏威夷群岛本身没产生过什么地震海啸，但因它位于太平洋中，四面产生的海啸都可以向它袭来。它又是一堆孤立在大洋中的火山岛，周围没有辽阔的浅滩及众多的礁石作掩护，海啸一来就容易冲上岸。特别是夏威夷上有个希洛湾，形如漏斗，外宽里窄，海水冲进时便会壅高，加大了海啸的声势。如果海啸冲击的方向正好与港湾的开口方向一致，其剧烈的程度就会更为巨大。这些规律，在别的地方也是适用的。 象日本、智利这种地方，本身就是容易发生地震海啸的场所，距离近，当然受到的威胁就大，特别是它们濒临着很深的海沟，离陆地不远的地方海水就已很深，海啸可以在还保持着很大的能量时就扑上岸。如果岸边有宽阔的大陆架就不一样，这时海浪在前进的路上，会因与海底磨擦而失去不少能量，海边的岛屿、暗礁也起着防波堤的作用，等到它冲到岸边时已成强弩之末，不能造成什么危害了。我国沿海就是这种情况，所以尽管1960年智利大地震造成的海啸很大，对菲律宾乃至日本这些地方都造成了灾害，但对我国却没有什么影响。 我国没有什么生海啸的历史记载，在海边也没有深海沟，一般情况下缺少产生地震海啸的条件。但如海岸附近发生强烈地震，激起海水扰动，有时甚至侵袭到岸上来，还是有可能发生海啸的，因此仍需注意。跋 这个海啸问答,是从地质出版社1975年9月出版的《地震问答》中抽出的五篇短文合编而成。、编写《地震问答》的成员是殷维翰、陶世龙、赵松岭，当时没有个人的署名，而是表示为编写组。有关海啸这几条，是陶世龙写的。 我对于海啸，只有一般的了解。没有专门研究过，经向李善邦先生请教，得到他的指导和一批材料。写成后复经马宗晋先生审阅和殷维翰先生编辑。时间已过去快三十年了，对海啸的研究应有很大进展，不过作为基础知识，应当不会有太多变化，因此把它发在网上以供参考，同时也希望行家对有错和不足的地方给以纠正和补充，如对印度洋的海啸本文就没有内容。 李善邦先生任职于中央地质调查所时，1930年在北平西山鹫峰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地震台，是我国地震工作的先驱。但在我编《地震问答》时似乎还没有什么工作，去中关村买东西常能碰见他，因此编书中遇到问题，就想何不找他请教。一谈，他很高兴，搬出包括他翻译出来还未出版的文章和资料供我使用。要是在正常情况下，我不会有这等幸运了，大概那时少有人找他谈业务。这段交往也就一直深深地留在我的心中。---陶世龙，2004年12月31日。
次贷危机引起的美国金融风暴席卷全球，让我们再次领略到其凸显出来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本质、影响及其所应采取全新风险控制对策的重要性。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正面临一个深刻的调整周期，我们面临的将是更持久的金融风险考验，因此必须未雨绸缪，在牢牢控制本国金融命脉的前提下，通过透明完善的制度安排确保国家金融体系安全。人民银行作为我国的中央银行，肩负着维护国家金融稳定的任务。在这种严峻的金融形势下，如何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规避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既是紧迫的现实问题，又是需要深入研究探讨的新问题。本文就人民银行如何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作些初浅的探讨。一、关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几个基本理论（一）系统性金融风险与个别金融风险中国人民银行与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就控制金融风险作了制度性安排，前者监控系统性金融风险，后者监控个别金融风险。因此，我们有必要对系统性金融风险与个别金融风险作一比较，以便更好地了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概念与特征。1、二者的区别系统性金融风险是指其风险发生是以威胁一个经济体系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达到一定限度后就能转化为金融危机而生成全面性的金融风险。而个别金融风险仅是指由于某项金融活动的不确定性可能对微观经济主体的预期收入造成损失的可能性。两者损害性区别在于：前者危害一个经济体系的安全和社会稳定；后者危害单个金融机构的经济主体可能遭到预期收入损失。系统性金融风险通常会危及国家利益和主权信用。这就是其“系统”特征。个别金融风险特征为其仅是涉及参与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这就是其“个别”特征。(申请 简历 计划)2、二者的联系金融行业是一个充满竞争的领域，任何一项金融活动中都蕴含着个别金融风险。这种风险与盈利动机相伴，而且往往成正相关关系。个别金融风险如不及时监控化解，往往会跳跃联发成系统风险，如此次美国华尔街危机、墨西哥新比索货币危机、日本金融泡沫危机、阿尔巴尼亚“金字塔投资”危机、中国内地个别中小金融机构挤兑风潮酿成区域金融危机等。系统性金融风险发生有些是个别金融风险传递生成的，而有些则是多头传染，系统联发，加倍扩张，连锁反应，形成“蝴蝶效应”和“厄尔尼诺”现象。（二）系统性金融风险生成的理论1、非对称信息博弈理论。系统性金融风险生成的理论主要是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理论中的“市场失灵理论”和“信息经济学理论”。而“信息经济学理论”既研究对在非完全信息（imperfectinformation)条件下的经济分析，还研究非对称信息（asymmetricinformation)条件下的经济分析。非对称信息博弈理论是应用性信息经济学。用该原理分析，可以知道，在金融市场上一切金融活动，包括借贷双方的契约性金融活动，由于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其结果往往是作为金融机构的市场经济主体掌握信息不充分而遭受损失，即信息资源缺损导致信贷资源缺损，信贷机构失效。这是因为在公共信用环境不完善情况下，金融机构不可能耗时耗费资金去追逐每一个客户的完全信息。同理，金融机构不能充分占有政府、市场、内部控制人和“风险经济人”（暂时道德缺失的有限理性经济人称谓）的信息，就有可能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或者个别金融风险。 (演讲 总结 心得)2、新制度经济学的经济规则理论（即产权理论）。新制度经济学中的经济规则，也就是通常所谓的产权。按照阿尔钦的定义，产权是“一个社会强制实施对某种经济物品的多种用途进行选择的权力”。它是用来界定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如何受益、受损以及在他们之间如何进行补偿的原则。因此，要对产权中的使用权、转让权、收益权看是否完整，即权利所有者对他拥有的权利有否排他的使用权、收入的独享权和自由的转让权，如有，即为完整。虽然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但作为监工的行长、经理基本上仍不能取得“剩余追索权假说”理论所昭示的“剩余索取者”的报酬，团队的金融活动质量和数量得不到有效的测量和帕累托改进，即便存在潜在的系统金融风险威胁，也没有资源给“剩余索取者”以激励其极大地调动潜能、管理资源和智能控险与化险从而完成理论上的“监工”职责。3 、公共选择理论中的分利联盟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中的分利联盟理论，说明了导致国家兴衰关键在于“分利联盟”（distributional coalitions）。这讲的是由一批希望集体行动来增加自身收人的份额而不惜伤害社会利益的个人所形成的组织。这类分利联盟的建立，在于消除了“选择性刺激”和“人类控制”的方法，克服了形成集体行动的两大障碍；人们普遍怀有“搭便车心理”和理性的无知，如追逐金融机构所谓的集体福利而进行集团性或团队性违法违规。这些在经济金融活动中已成为司空见惯的“正常行为”。分利联盟活动既损害了经济增长，也在相当大程度上累积了系统性金融风险“重症”。(作文)（三）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危害系统性金融风险已呈高度复杂化趋势，诱导性因素多，不确定因素高，涉及面宽，如涉及金融市场、工具、衍生品、机构、利率、汇率、银行体制、货币政策、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增长战略、政府干预方法、金融衍生组合技术（对冲和套期保值）等。其危害性如下(1)影响国家、政府主权信用:(2)影响经济体系的安全；(3)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生活的稳定；（4）削弱了社会公众对金融体系的信心；（5）震撼了经济金融，对后续经济、金融的增长有较大的破坏性作用；（6)影响到一国或一地区金融双边或多边的关系交往；（7)造成大量的失业和破坏持续性就业机会的增加；(8)影响到政府对国家的行政治理；(9)有可能殃及邻国、邻地区、邻行业的安全与经济生活的稳定；（10)损失大量的为控制和吸收系统性金融风险而准备的金融储备资源。系统性金融风险危害巨大，国际社会己对此予以高度关注并建立风险监侧评估研究网。面对此次金融风暴，国际社会更是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宏观调控，联手抗险。中国的金融改革进程也把系统性金融风险作为一项战略问题对待，并通过正在建立的技术、制度等手段来吸收各种内在金融风险要素，把风险控制在最低点，防范其危害性的发生。(申请 简历 计划)（四）国际上对待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态度1980-1997年间，经历过金融业严重问题的全球国家有133个，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3/4。其中发生“危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有36个国家共41例；发生“严重”问题（即过渡性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国家共108例。上述这些国家为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所耗费的资金达2500亿美元（2万多亿元人民币）。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有工业化市场经济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所有制转轨国家。金融业潜伏的、累积的、沉重的金融问题最容易造成联发性、多头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尤其是因为个别金融风险传递导致齐头并发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发生。随着综合经营、统一监管模式逐步成为国际金融发展的趋势，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作为中央银行法定职责，越来越受到重视。如：根据《欧共体条约》有关条款，在明显的支付系统发生障碍时，欧洲中央银行有权作为最后贷款人。日本银行法规定：当金融机构或者其他内阁令规定的金融业务实体由于偶然的原因遇到意想不到的暂时性资金短缺时，如果当该项短缺不能迅速解决将可能严重阻碍金融机构的业务操作时，则日本银行可以向其提供无担保的贷款，期限由内阁令制定，前提是这一预付对于保证金融机构之间资金的顺利结算是十分必要的；当有必要维持一个有序的金融体系时，包括如果认为金融体系将要发生严重问题的时候，首相和财政部长可以请求日本银行采取必要的维持金融体系秩序的行动，包括提供贷款。根据首相和财政部长的请求，日本银行可以采取必要的维持金融体系的行动，包括在特殊情况下提供贷款。韩国银行法规定：在一个直接威胁到货币和银行业稳定的重大紧急情况下，中央银行可以向某一金融机构提供临时性信贷；由于计算机信息处理系统发生故障或者发生其他事故，导致支付资金短期性不足而对银行处理有关事务造成重大障碍，在此情况下，中央银行可以向金融机构提供临时性信贷。波兰国家银行法规定：波兰国家银行也可以向银行提供再融资，以实施该银行的重整计划。英格兰银行法没有明确规定中央银行的金融稳定职责，但财政部、英格兰银行和金融服务局之间的谅解备忘录指出：英格兰银行在特别情况下，为了限制某些特定机构的问题或者风险波及金融体系的其他部分，英格兰银行将采取官方的金融操作活动。 (演讲 总结 心得)二、人民银行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优势（一）人民银行最后货款人职能决定了其在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中的核心地位自1995年以来，人民银行作为我国的中央银行，其最后贷款人功能实际上也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向商业银行提供流动性贷款，用于解决商业银行的临时资金短缺（如清算资金不足）；二是向陷人支付危机甚至清偿能力危机的金融机构提供救助性资金，主要用于兑付有问题金融机构对自然人的债务。正是由于人民银行向有问题金融机构提供了大量的救助性资金，到2001年我国成功地控制了金融机构大量倒闭的局面（这一局面在1998年达到了高峰），遏止了自然人对存款类金融机构及信托公司存款的挤提。（二）人民银行负责监管同业拆借市场和银行间债券市场，有利于其监测和控制来自于金融市场的金融风险因素人民银行监督管理同业拆借市场和银行间债券市场，一方面可以在第一时间监测金融机构的流动性水平，分析流动性不足是个别金融机构的现象还是金融业整体流动性不足现象，从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和运用其他货币政策工具有效满足金融机构的流动性需求，化解潜在的流动性风险于无形；另一方面，同业拆借是金融机构以信用方式融通短期资金的场所，当个别金融机构支付不足不能按期归还拆人资金时，会相应地引发其他金融机构的支付风险。由于人民银行依法拥有对同业拆借市场准入资格的行政许可权，可以通过设定准入标准，防范支付能力不足的金融机构进入同业拆借市场。这样，人民银行就能事前控制支付危机（支付危机往往是金融危机的诱因，也是表现方式之一）的蔓延和扩大。(申请 简历 计划)（三）人民银行维护支付、清算体系的正常运行也有利于其监测金融机构的流动性水平，及时预警、控制流动性风险虽然支付结算是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为客户提供的一项基本服务功能，支付清算是人民银行为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功能，但是支付结算和支付清算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无论是支付结算还是支付清算其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重大问题（如：商业银行大规模的压票压单或违反规定退票，人民银行清算系统崩溃等）均会对金融机构的流动性造成负面影响。人民银行制定支付结算规则、运营清算系统的优势有利于其监测金融机构的流动性状况，利用日间透支等手段为金融机构提供短期流动性资金。（四）专门的(?)金融监管机构无法防范和化解席卷整个金融业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银监会的成立表明我国分业监管格局的真正形成，这无疑会提高我国监管金融机构的专业水平。但在银、证、保三家专业监管机构各自履行对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监管职责的同时，分业经营的坚冰正在逐步打破，必将对分业监管格局下的金融稳定形成挑战。其挑战有二：一是专职监管部门只能对其监管下的各类别金融机构的风险进行监管，无法顾及金融业的整体风险，也无法对金融市场的风险进行有效监管；二是一旦实施综合经营，三家专职监管部门中的任何一家都难以对不属于其监管范围的金融机构开展与其监管范围内金融机构同类业务实施有效监管，从而会产生对同一品种的金融业务由于由不同类别的金融机构经营而享受不同的监管待遇的问题。而人民银行关注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测风险视野开阔的特点（系统性风险必须导致货币政策实施受阻）决定了其最适合担当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重任。 (演讲 总结 心得)一、 人民银行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对策（一）需要巩固一个平台：防化风险的基础设施。从上述的分析不难看出，人民银行维护金融稳定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尤其是在当前我国金融风险较大的背景下，更凸显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因此，为了更好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我们需要构造和强化一个基础平台，即防化风险的基础设施。这里所说的基础设施包括先进的法律法规、清算支付技术、会计审计、市场体系等。中国人民银行作为我国的中央银行，是银行的银行、政府的银行和发行的银行，承担着最后贷款人的职责，是维护国家金融稳定的当然承担者。但中国人民银行并不能完全依靠提供再贷款救活一批金融机构这一手段就能实现维护金融稳定的目标，采取各种手段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才是维护金融稳定的治本之源。《中国人民银行法》从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角度，设计了近十个条文，赋予中国人民银行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能，明确中国人民银行为维护金融稳定可以采取的各种法律手段，人民银行在法律上已初步获得了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尚方宝剑。但我国在这方面刚刚起步，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去做。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入，我们除不断推进和完善法制建设外，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不断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一是要加快支付清算体系的现代化建设步伐，加快现代化大额支付系统的推广工作，为支付清算系统的稳定提供技术支持；二是健全银行卡网络体系，进一步完善银行帐户管理系统，确保正常的结算秩序；三是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促进金融机构稳定健康发展，不断健全防化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制度基础；四是加快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重组步伐，推动地方金融机构做大做强，以此促进其加强信贷管理，提高核算水平和内控能力。(论文选)（二）建立二种机制：风险的分析监测机制和预警通报机制当前，证券公司可以进入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通过证券回购或拆借融通资金，保险资金也可以间接入市，今后还要加大证券投资比例，并允许保险资金直接入市，银行、证券、保险之间的渗透交融越来越密不可分。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其中一方出现风险，单个市场主体自身的风险，都有可能通过债务链的形式，最终连带引起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因此，只有建立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分析监测机制和预警通报机制，才能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1、建立及时有效的分析监测机制。有效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必须以掌握全面及时的风险信息为基础，因此需要建立相应的风险分析监测机制。一是要建立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综合分析制度。建立月度或季度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分析例会制度，或者在现有经济金融运行分析制度的基础上增加专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分析内容。当前要重点加强对具有普遍性或全局性的风险隐患的经济与社会因素、信贷投向、跨市场风险、交叉性金融工具风险的监测分析；二是建立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统计监测体系。建立科学的监测指标体系，加强对银行、证券和保险等各类金融机构的风险监测分析。不仅要进一步拓展金融统计的范围，还要健全银行信贷咨询系统的功能，强化其对信贷资金流向和流量的监测分析，为风险预警提供数据支持。三是建立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专题调研制度。根据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分析和统计监中发展的苗头性问题，深入开展专题调研，全面系统地揭示其风险状况；四是建立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检查机制。人民银行在调研分析和风险监测过程中，发展金融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可能影响金融稳定时，可以建议监管部门进行检查，人民银行据检查结果对有关问题及其风险状况作出判断；五是建立与监管部门的信息共享机制。通过各监管部门及时通报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和风险状况，为人民银行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提供信息基础。(演讲 总结 心得)2、建立灵敏快捷的预警通报机制。人民银行通过对金融风险的监测分析，及时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状况进行分析判断，形成预警信号，并将预警信号向外传递通报，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便期采取措施及时化解，以遏制风险的蔓延。预警信号的对外通报包括三个层次：一是直接对金融机构通报。对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苗头问题，人民银行可以通过商业银行行长联系会议等途径向商业银行通报，要求其关注风险隐患并采取措施防范和化解，并要求其反馈信息；二是向行业协会通报。对于需要商业银行通过强化自律、避免恶性竞争、通过共同努力才能有效防范和化解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人民银行可以向行业协会通报，使行业协会督促采取措施防化风险；三是向金融监管部门通报。对于需要金融监管部门参与防范和化解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人民银行要通过监管联系会议等途径向金融监管部门通报，建议或要求其采取有效的监管措施防化风险。（三）把握三个环节：风险的防范、化解和处置人民银行职能转换后，在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方面主要体现在“三个转变”上。一是由过去注重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稳定转变为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二是由过去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直接监管转变为从宏观的角度密切关注货币市场与证券市场、保险市场、外汇市场等之间的关联渠道，探究其中的相互影响规律，防范和化解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三是适应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新形势，由过去的侧重于立足国内研究金融问题转变为全面考虑国内国际因素对金融的影响，特别是防范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经济金融的冲击。按照上述要求，人民银行在做好这项工作时需要把握防范、化解和处置三个关键环节。一是防范环节。当前要转变过去的思维方式，集中精力，以宽广的眼光，从全局的角度和战略的高度，全面、深入研究防范风险的重大问题。比如，怎样实施风险预警，及早诊断风险？怎样建立符合我们国情的存款保险制度？怎样准确识别金融混业经营趋势下银行、证券、保险三者交叉运行可能带来的问题和风险防范等等。二是化解环节。化解指的就是通过采取措施，使已经进入市场的金融机构继续运营，免遭退出市场的“命运”。人民银行开展风险的化解工作，不能像过去那样直接针对某一具体的金融机构，而是要找准定位，从宏观的高度，提出化解金融风险的方法策略和政策措施，最大限度地消除已经存在的风险。三是处置环节。处置指的是救助无望的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由于人民银行是最后的贷款人，因此在处置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时需要进行大量的工作，比如，要协调风险处置中财政工具和货币工具的选择，实施对运用中央银行最终支付手段机构的复查，参与有关机构市场退出的清算，管理人民银行与金融风险处置有关的资产等。 (论文选)（四）理顺四个关系：与政府、金融监管机构、内部职能部门、国际金融机构的关系一是与政府的关系。多年的监管实践证明，政府在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是政府责任与能力相互作用的结果。首先，金融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金融稳定是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基石，因此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是政府的政治责任。其次，在我国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下，政府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拥有行政、司法和经济调配权的重要组织，依靠行政资源所带来的权威性和信誉，是平稳化解系统性风险的重要力量。第三，按照目前我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地方金融机构风险的工作机制看，地方政府负有重要责任，人民银行防化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必须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通过沟通协调，建立起政府重视支持和参与的工作格局。二是与三家监管委员会的关系。这次监管体制改革以后，形成了“一行三会”的架构。关于人行与“三会”的关系，最根本的是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职责划分，特别是人行与银监会的职责划分问题，职责不清，必然产生工作的真空或交叉重复，降低工作的效率和质量水平，进而影响金融机构的正常运营；二是协调合作，无论是从金融对外开放的新形势看，还是从金融混业经营的大趋势看，建立起“一行三会”之间的顺畅、高效协调合作机制非常重要，这是促进我国金融业健康稳定发展的必然要求。三是人民银行内部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关系。虽然人民银行每个部门承担着不同的职责和工作任务，但是综合地看，这些工作与防化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有着密切联系。因此人民银行内部职能部门之间要搞好协调配合，共同努力维护金融的稳定。四是与国际相关金融组织或央行机构的关系。面对全球性金融危机，为了缩短在工作中的摸索时间，少走弯路，需要认真研究各国央行的做法和经验，并结合实际，吸收借鉴，不断提高我们工作的质量和水平，尽快使维护金融稳定工作走上科学化、规范化的轨道。 (申请 简历 计划)
《呼啸山庄》中希克厉和凯瑟琳这两个主要人物在世界文学史上给广大读者留下了难忘的深刻印象；他们那种不为世俗所压服、忠贞不渝的爱情是对他们所处的旧时代的顽强反抗，尽管他们的反抗是消极无力的，但他们的爱情在作者的笔下终于战胜了死亡，达到了升华境界。而这位才华横溢的女作家艾米莉便由于她这部唯一的作品，在英国十九世纪文坛的灿烂星群中永远绽放出独特的光彩!
《呼啸山庄》有着独特的魅力，因为它能长时间吸引数亿读者的眼球。著名的文学翻译家方平说：“无论主题、意境、艺术技巧如何，深度都不是眼底的问题，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作为一部才华横溢的杰作和一部不可多得的珍贵著作来欣赏，就好比莎士比亚的《李尔王》，在英文文学有很大的意义。
在《呼啸山庄》刚刚出版时，当时的评论界甚至把它定格为“一部骇人听闻，荒谬绝伦，毫无意义的作品”。但艾米莉。勃朗特之所以被称作为勃朗特三姐妹中最伟大的文学天才也是有原因的。从情节来看，《呼啸山庄》所叙述的是一个爱情和复仇的故事。这样一个来自现实生活的不算太奇特的故事，是怎么引起人们的震撼的呢？首先是《呼啸山庄》完全不同于当时流行的作品，它没有经过城市文明的熏陶和侵染，是完全用山乡荒原得自然色调绘成的。故事的背景是一片狂风呼啸的荒原，而其中的人物则保持着大自然最原本的风貌和本性：他们质朴，奔放，野蛮，刚强，直率，爱起来不顾一切，恨起来不计后果。当然，使《呼啸山庄》成为不朽之作，成为“人间情爱最宏伟的史诗（不要骂我）”的，还要都归功于作者艾米莉的才华：希思克利夫和凯瑟琳爱得这样强烈，这样真挚，就像和山峰一样不变，和闪电一样迅猛，也是文学史上的任何一本文学作品中所没有见过的。（换言之就在于其的独特性）由此也可见艾米莉。勃朗特那异于常人的才华了（这可惜她只活到了30岁，所以也没有再创作出什么惊人的伟作了）。同时《呼啸山庄》通过三十多年的时间跨度，叙述了一个错综复杂，惊心动魄的事。如果按当时的传统手法来写，很可能会落得单线结构的结果，而且势必洋洋大观，才能交代清楚。而艾米莉。勃朗特则打破了这种传统，采用了倒叙的手法，只有开头的三章和结尾的四章是顺叙，其余全部是倒叙。一上来就使我们看到了这场爱情复仇风暴的基本格局，把呼啸山庄那种荒凉，败落的环境和人际间的冷漠紧张呈现在我们眼前，使读者产生种种疑团。（或许可以说是悬念吧。）至于叙述故事的人，作者也设置得很巧妙。除了洛克伍德外还有艾伦。丁恩的介入，使得故事层次分明，环环相扣，互相补充，互相引证。从而使故事更加真实，具有说服力。而作者本人却不加以任何评价，全靠读者自己去判断是非，这也为我们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想想看，这种多视角的叙事方法，以及作者自己深藏故事背后，不加任何评论，全靠读者自己去想象的手法本是现代文学中的的叙事手法却被艾米莉。勃朗特早在一百六十年前就用过了，足以看出艾米莉。勃朗特的伟大才能。《呼啸山庄》不仅结构奇巧，手法独特，而且在细节描写和语言运用方面也有很特别的地方，比如将两个庄园的设置与景致都描写得很清楚，尤其是时间也十分准确，突出了其严谨之处。所用的语言虽然质朴生动，明快流畅，但又凝练简洁，渲染了强烈浓厚的思想感情，丰富了奇特超凡的主观想象。再加上梦幻，象征，预兆，等的引用，以及神秘怪诞的哥特式手法，使作品加强了深度和力度。正如有人说的那样，《呼啸山庄》是一部奇书，也是二十世纪的一部宠书。
《呼啸山庄》通过一个爱情悲剧，向人们展示了一幅畸形社会的生活画面，勾勒了被这个畸形社会扭曲了的人性及其造成的种种可怖的事件。整个故事的情节实际上是通过四个阶段逐步铺开的：
第一阶段叙述了希斯克利夫与凯瑟琳朝夕相处的童年生活；一个弃儿和一个小姐在这种特殊环境中所形成的特殊感情，以及他们对辛德雷专横暴虐的反抗。
第二阶段着重描写凯瑟琳因为虚荣、无知和愚昧，背弃了希斯克利夫，成了画眉田庄的女主人。
第三阶段以大量笔墨描绘希斯克利夫如何在绝望中把满腔仇恨化为报仇雪耻的计谋和行动。
最后阶段尽管只交代了希斯克利夫的死亡，却突出地揭示了当他了解哈里顿和凯蒂相爱后，思想上经历的一种崭新的变化——人性的复苏，从而使这出具有恐怖色彩的爱情悲剧透露出一束令人快慰的希望之光。
因此，希斯克利夫的爱一恨一复仇一人性的复苏，既是小说的精髓，又是贯穿始终的一条红线。作者依此脉络，谋篇布局，把场景安排得变幻莫测，有时在阴云密布、鬼哭狼嚎的旷野，有时又是风狂雨骤、阴森惨暗的庭院，故事始终笼罩在一种神秘和恐怖的气氛之中。
扩展资料
《呼啸山庄》的创作与艾米莉的生活经验密不可分。她的家靠近豪渥斯工业区，介于城镇与乡村之间。她既感受到大工业时代的轰鸣，也看到了传统农村的瓦解、大量农村劳动力的流失以及工人被剥削的惨状。
艾米莉与父亲、姐姐行走于荒原之上，正义之声常常从她的心中唤起，她的父亲反对过路德运动，也曾资助豪渥斯工人，而艾米莉也践行着父亲的主张。
那是一个贫富差距悬殊的年代，选举权被资产阶级占有，劳资纠纷、罢工运动此起彼伏。伦敦成为一个同时容纳豪华剧场和贫民窟的巨兽，肚子里是成百上千蝼蚁般的廉价劳动力，其中甚至包括儿童。残酷生活造就了艾米莉的二重性。
一方面，她关心底层，书写着热烈、真挚的生命之歌；另一方面，她年纪轻轻就走向虚无，在命运的高墙下弹奏着无望的悲歌。“我是唯一的人，命中注定无人过问，也无人流泪哀悼；自从我生下来，从未引起过一线忧虑，一个快乐的微笑。”
“然而如今当我希望歌唱，我的手指却拨动了一根无音的弦。歌词的叠句是 ‘不要再奋斗了，’一切全是枉然。”这些都是艾米莉年轻时的诗句，每每读之，郁结于心。
（艾米莉还是一位被忽略的诗人，她生前写过一百九十多首诗。《呼啸山庄》的光芒掩盖了她的诗歌才华，其实，她写诗早过小说，1846年三姐妹自费出版的诗集，她的诗数量最多。）
只可惜，艾米莉像一只迅疾的飞鸟，世人还未欣赏，她就飞去了远方。1848年，阳光灿烂，只是房间里沉睡一人。早晨，艾米莉依然穿戴梳洗，拿起针线，做自己的事。下午两点，她就死去了。
艾米莉在去世前一年留下一幅自画像，画中人长发披肩、额头宽阔、眼神沉寂，表情和背景一样缺乏生气。她去世时只有三十岁，没来得及写出更广阔的文字，疾病就压垮了她。
难有人与她感同身受，更多的是冷暖自知，艾米莉远离人群，独自面对海浪。英国文学的惊鸿一瞥，至此向风暴投去。
艾米莉虽然早早去世了，但她的《呼啸山庄》及诗歌留了下来。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对比《简爱》和《呼啸山庄》时认为：《呼啸山庄》运用了许多自然象征，荒原的意象更是笼罩全篇，写得十分成功。
“艾米莉的创作灵感和动力既不是她目睹了人间疾苦，也不是她受到了伤害，而是她冷眼旁观看到了一个陷入极大混乱而四分五裂的世界。”另一位中国读者熟知的作家毛姆，在《巨匠与杰作》里借由佛洛依德的理论，敏锐地捕捉到艾米莉被压抑的情欲对作品的影响。
以及小说风格与时代的格格不入，他说：“这是一部很差的小说，又是一部很好的小说。它丑陋不堪，却又美不可言。这是一本叫人害怕、让人痛苦、震撼力强、充满激情的书。”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呼啸山庄
法国汉学界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成果颇丰，人才辈出。本文从中选择几本较新的著作做一介绍，其中对郑和下西洋的缘起、过程和影响等作了独到的分析。 一 法国汉学界早期对于郑和下西洋的研究 其实，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始终是海外汉学界关注的重点之一。曾3次(第4、6和7次)陪同郑和下西洋的通事马欢所著的《瀛涯胜览》(1416—1451年)，曾先后被英国的米尔斯(J·V·G·Mills)全文译作英文①。法国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年)②、荷兰戴闻达(J·J·L·Duyvendak, 1889—1954年)③ 和美国的柔克义(W·W·Rockhill, 1854—1914年)④ 等人作了节译。曾经3次随同郑和下西洋的明航海家费信的《星槎胜览》(1436年)已先后由柔克义、伯希和及福嘉第(G·Foceardi)⑤、戴闻达等著名学者部分翻译。曾于宣德五年(1430年)随郑和下西洋的巩珍所著的《西洋番国志》(1434年)，也由伯希和与柔克义作了简单辑录译注。伯希和与戴闻达还从《明史》与《明实录》中辑录了有关郑和航海的资料。在伯希和、方殿华(Louis Gaillard)⑥ 和布尔斯坦(Daniel Boorstin)⑦ 等人的多种著作中，都曾广泛地研究过郑和航海的资料。明人罗懋登有关郑和下西洋的演义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已由戴闻达节译。米尔斯介绍过明人郭钰订的《武备志》中的一幅详细的郑和航海图。伯希和与米尔斯还翻译过有关郑和第7次下西洋的明人祝允明著《前闻记·下西洋》条的内容。这些中文原始资料的辑录与译注，大大方便和促进了西方汉学界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 法国汉学界早期研究郑和下西洋的汉学家是伯希和。他不仅是法国汉学界的泰斗，而且还被奉为“超级东方学家”。伯希和发迹于当时设在越南的法兰西远东学院，得益于1906—1908年的西域探险，成名于法兰西学院于1909年为他专设的“西域历史、语言和考古讲座”。他发表的大量汉学书评，完全是借助了他长期出任西方最早的汉学刊物《通报》(T' oung Pao，创刊于1890年，伯氏于1925—1935年任法方主编)的阵地。 伯希和于1914年在《亚细亚学报》中发表了有关郑和下西洋的书评⑧，1933年于《通报》中发表了《15世纪初叶中国人的大航海旅行》(冯承钧先生的中译本译作《郑和下西洋》)⑨，1935年又于《通报》中发表了《有关郑和及其航海的补充札记》⑩，1936年又于同一杂志中发表了《再论郑和下西洋》(11) 等著名论文。 伯希和有关郑和的主要著作，也是海外汉学界研究郑和的奠基性著作，便是其《15世纪初叶中国人的大航海旅行》一书。 全书共分4部分。其中第1部分对马欢所著《瀛涯胜览》的版本变迁作了探讨。其第2部分对费信所著《星槎胜览》的版本沿革、郑和七下西洋时分别所至国家、时间、船舶均作了考证。他对于郑和航海中的地名之考证，有许多在今天看来也是正确的。其第3部分对明人巩珍《西洋番国志》中有关西洋各国的地名与《瀛涯胜览》和《明史》等书的记载作了比较。可惜，伯希和当时未曾读到过该书。第4部分对明人黄省曾所著《西洋朝贡典录》的版本演变、西洋各国的历史、物产、物品、习俗等作了详细考证。第5部分是对《明史·郑和传》的译注本。 伯希和的论著已有70年的历史了，但它至今仍不失其学术价值。伯希和此著，乃西方汉学界研究郑和的先驱性著作。 二 多米尼克·勒列夫尔研究郑和下西洋的新著《启蒙之龙》 沉寂多年之后，法国德·拉图尔(de La Tour)造船厂的一名退休海军工程师多米尼克·勒列夫尔(Dominique Lelièvre)先生，客串出版了一本《启蒙之龙，15世纪初叶明朝的远航》(12)。这部400多页的洋洋大观的法文版书，是一部研究郑和航海的新论著。作者认为大航海家郑和是中国的民族英雄。郑和在中国就如同哥伦布在欧洲一样名震遐迩。作者将中国在15世纪的海上远航置于其经济背景中进行研究，从而揭示了明朝初期的辉煌。书中首先讲到了在中国航道网络中游弋的中国船队之高超技术和庞大数量，直到永乐皇帝从1405年起发起的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海上远航。100多米长的宝船，在30多年间往返于“西洋”30余国。同样也信仰佛教的穆斯林宦官郑和，率近3万之众的一支船队，为中国和世界航海史立下了不朽功业。郑和在7次下西洋期间，记述了其旅行的细节、各停泊口岸的习俗以及穆斯林和佛教城市。它成了衡量明王朝为维持世界秩序而对西洋各国所采取政策的一次宝贵机会。当时中国以其大吨位的宝船和广泛的外交、商贸网络，使几乎整个亚洲都奉行了向中国朝贡的政策，从而保证了明朝国家对国际贸易的垄断权。中国皇帝受命于天而统治于地，皇恩浩荡地向藩部赐礼和封册。从尼泊尔到朝鲜、从萨玛尔罕到婆罗洲，众多国家都纷纷向大明天子朝拜。但郑和于1434年逝世时，欧洲贪婪发现新大陆的先驱——葡萄牙人便绕过了西撒哈拉海岸的博哈多尔角(Le Cap Bajador)。15世纪末，欧洲为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而开始了大规模的海洋征服。中国却由于其制度的僵化和受具体环境的阻碍，坐失了此后5个世纪参与国际贸易交流的良机。 全书共分11章：中国海洋中的财富、明王朝的开国、郑和的远航、从南京到古里(Calicut)、战胜与说服西洋诸国、西洋与穆斯林地区、大建筑家永乐、7次下西洋的结束、明代大航海的衰落。作者的结论是中国失去了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当时西方商业资产阶级正在形成中，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诞生。贵族、神职人员和资产阶级都在追求探险、征服与殖民化，货币扩大了其控制权，打乱了旧有关系，最终结束了封建制度，成了控制商品与市场的关键因素。中国却在千方百计地巩固其封建制度，中国哲学仍在主张“养性”和“修身”。从而使中国丧失了制海权，也就是失去了强国富民的根本。 多米尼克·勒列夫尔先生指出，自15世纪初叶以来，西方刚从中世纪的黑暗中摆脱出来，而新近恢复活力的中国，又重新复苏了一种长时间内受到遏制的航海志向。中国自1405年起，便发起了其历史上最大的7次海上远航，其船队在30多年中游弋于“西洋”之中。当时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与中国这样一个敢于进取的国家旗鼓相当。中华帝国演出了一场大舞台的“外交巴蕾”，并且使整个亚洲都卷入了其舞蹈步法中。但在1435年，就在葡萄牙的亨利王子(Henry le navigateur, 1394—1460年)考察非洲海岸的时候，中国的最后一位“航海皇帝”明宣宗朱瞻基晏驾了。航海家亨利王子于1415年占领了摩洛哥的休达(Ceuta)，于1418年左右发现了马德拉附近的圣港(Port Saint)以及马德拉岛(Madera)，他由于受元代赴中国与东方旅行的马可波罗游记的影响，于是便派船队于1434年绕过了博哈多尔角(Le Cap Bojador)，此后又发现了亚速尔(Azores)群岛和加那利(Canary)群岛。1445年，他的一只船到达塞内加尔河，于次年又驶至冈比亚河。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 1451—1506年)前后4次远航，发现了西印度群岛，也就是美洲新大陆。葡萄牙人达伽马(Vosco da Gama, 1460—1524年)3次东航，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并最后客死于科钦(1497—1524年)。葡萄牙人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 1480—1521年)绕过南美并横渡太平洋，环世界航行并确定大地为一圆形球体，成了第一个从东向西横渡太平洋的人(1505—1521年)。但欧洲人的大航海比郑和晚近一个世纪。当时，世界的命运部分地取决于海上的活动。 郑和下西洋是真实的历史事件，不仅中国的非专业的史学家们都知道这一切，而且许多历史地图集和百科全书性著作也都作过记述。郑和下西洋的许多事实，要比葡萄牙人于15世纪地理大发现的情节，更容易证实得多。因为郑和下西洋的证据有明代的官方报告(《明史》与《明实录》)、出自帆船上乘客的描述(马欢、费信和巩珍)、在中国和锡兰发现的石刻资料、第二手的地图、演义小说等。有一部也门的编年史，也证实了中国船队曾于这个时代到达过阿拉伯世界(13)。葡萄牙船队却缺乏如此丰富的旁证材料，只有当事人的孤证。但在有关郑和下西洋的问题上，也如同在葡萄牙船队的问题上一样，仍有许多模糊不清的地方。其时间、地点和参加人，尚有许多考证工作，有待于学术界去作。 法国汉学家格鲁塞(René Grousset, 1885—1952年)于1941年在《草原帝国》中指出：“中国人从来没有海上的爱好”(14)。但是，中国人可能很早就越过了非洲并发现美洲。中国人于欧洲人之前发现澳洲，也并非完全不可能。中国人很早就很熟悉并经常来往于东南亚的岛屿之间，从苏门答腊经爪哇和婆罗洲而到达菲律宾群岛。中国人很早就知道摩鹿加(Moluques，马鲁古群岛)和帝汶岛(Timor)。帝汶岛位于澳洲北部的梅尔维尔群岛(Melville)，距达尔文要塞(Fort Darwin)只有数链(encablure，每链约合200米)的航程。有许多迹象表明，中国人曾访问过澳洲大岛的海岸，当然不一定是郑和船队的人。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曾认为，中国人很早就曾经到达过美洲大陆。事实证明，中国有一种非常显著的海上航行的早熟性。中国的这种航海早熟性或其先进性表现在许多方面，在工艺技术方面涉及到了从造船术到航行技术诸多领域。中国人在罗盘、轴心舵、三角帆、水密舱、浮锚、桨橹、拆卸舵与折叠帆等方面，都远远走在前列。这种先进性是中国经济中心南移的长期发展结果。中国的“南方”应该主要是指其以长江为中心的中东部以及沿海城市。中国的经济中心于明代之前就已经南移了，虽然其政治中心在北方。 中国没有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包括在内)以两河流域为中心的那种地中海地区的航海熔炉。但西方也没有中国那些与印度、印尼、南洋群岛、波斯、阿拉伯世界和东非很早就联系起来的南方海岸。中国的这种人口、物质和技术优势的古老结合，只会促进他们航海技术的发明、发展与多样化。这正如欧洲的南北接触、大西洋与地中海的交流，促生了更有效的航行新技术一般，也正如葡萄牙船队正是两桅或三桅高舷帆船(Kogge)与大帆船(nef)的混血女一般，海上交流必然会促进航海业的发展。 总之，中国很早就曾认真地面对海上冒险，并为此作过各方面的准备。这是郑和七下西洋的历史需求。 到了明永乐时代(1403—1425年)，中华帝国又逐渐开始恢复宋元时代开通的与海外的关系。正是从这个时代起，中国的对外关系，才逐渐向现代意义上的“外交关系”转化。外国或番邦的使节、官吏和国王，不断地涌向南京和北京。虽然瘸子帖木儿(Tamerlan)曾囚禁过中国皇帝的使节，并且在撒马尔罕当着卡斯蒂利亚人使节克拉维约(Clavijo)的面而侮辱他，但中国使节在其他地方却受到了友好接待。俞士吉于1402年出使朝鲜。明王朝还派出了许多使节出使外国及其番部——乌思藏、女真、蒙古、吐鲁番、哈密等。日本的统治者也向明朝进表称臣，而日本本来是一个唯恐失去其主权独立的傲慢国家。1403年，安南向明朝遣使，请求对黎朝册封。许多非常遥远的地区，诸如印度、马拉巴尔海岸古里(Calicut)、科罗曼德尔群岛海岸上的“西洋琐里”(Chola)等，都遣使恭贺朱棣登基，继承大统。曾被伯希和考证为“琐里国王”的“西洋”国王，早在洪武年间(1370年秋)便向明帝遣使奉礼，成祖曾颁即位诏于西洋琐里。永乐元年(1403年)，成祖遣闻良辅和宁善使西洋琐里，他们同时还于1403年出使爪哇国，于1404年出使苏门答刺。在1403年，成祖复命中官马彬往使，西洋琐里国王亦遣使南京作答。东南亚所有这些国家(爪哇、苏门答刺、西洋琐里和古里)的使节，都是乘中国帆船前往南京的。例如，当明使Sun Xuan自浡林邦(Palembang)归国时，便携当地国王的儿子同行。明王朝还曾向暹罗遣使。1403年，满者伯夷(Majapahit，爪哇)的一个使团与琉球的一个使团到达中国。1405年，由忽鲁谟厮的“锁鲁檀”(Ezz-ud-din，君主)遣某一位马拉子出使中国。这一切都使永乐皇帝名扬四海。明王朝以在南京接待浡泥(Bornéo，婆罗洲)国王而圆满结束了这些外交使团的努力，而洪武帝却从未能最终说服该国王向明王朝纳贡。浡泥王决定放弃满者伯夷并不再向该国纳贡了。浡泥王是第一位入华朝天子的外国国王。尽管浡泥王为一小邦王子，在中国却受到极其热烈的接待。当浡泥王子于1408年在中国暴卒时，又由明政府在南京隆重安葬。 所以，在郑和之前，便有不少中国人走出国门，也有不少外国人进入中国。这应该是郑和远航的必要条件和历史背景。 由郑和率领的中国船队下西洋，形成了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海上冒险。在近30年间(1405—1433年)，共有近3万军人，乘长达100多米的大帆船，他们先后到达印度海岸、南阿拉伯沿海和东非海岸。 作者根据南京刘家港和福建海岸发现的两通天妃宫石刻，而详细列举了郑和7次下西洋的时间、所到地点和成果。作者对于郑和和宝船的大小、人员、编组方式作了详细研究。他认为郑和船队与当时和稍后的欧洲船队，没有任何可比之处，要先进得多。葡萄牙人的远征最早使用的是小驳船，与吉尔·埃亚内斯(Gil Eanes)于1434年为绕过博哈多尔角而乘的船属于同一类型。葡船不及30吨的登记吨位，拥有双桅，区区20—30米长。其帆一般为三角形，由于鼓风的原因而被称为“圆帆”。其甲板也仅仅能供人行走，并用于保护商品不受海水损坏而已。那些固定在船头和船尾的帆布可以保护20多名船组人员。除了某些在港口操作的桨之外，船上一般不配备任何桨手座。驶过博哈多尔角之后，葡萄牙古帆船(barinel)和驳船(barca)成了葡国官方史学家苏拉拉(Zurara)经常提到的出洋船舶，而直到1440年前后，轻快帆船(caravelle)才被人广泛接受。古帆船是配桨的，肯定比小驳船稍微先进一些，更善于在航途中前进，并在可能的情况下进入河湾，以对河流沿岸进行考察。其吨位不超过50吨。郑和的船应该比这些葡船更先进许多，尽管其时代更早。 对于郑和下西洋是为寻找建文帝一说，作者认为可能性不大。即使建文帝隐匿下来了，中国也没有必要派遣如此庞大的船队，以如此之多的人马，航行如此之远的路程，访问如此之多的国家。根据中国当时的实力，完全有能力从事秘密调查、派遣间谍或请求当地那些忠于明王朝的统治者给予协助。明王朝的特务机构很发达，当时已初具朝贡网络系统。因为郑和这样大规模的行动，即使建文帝尚在人间的话，也只会隐匿得更严密，逃亡得更遥远。所以，派遣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寻找建文帝，最多也是一种借口，而不是一种真正的原因。 反击倭寇，也不是郑和海上远征的主要原因。倭寇于永乐初年非常猖狂，不断对中国沿海发动袭击，但以宝船在海上远征，是不适宜完成抗倭使命的。况且，中国沿海有专门设备和防御工事来抗倭，根本用不着派宝船出洋抗倭。 至于发动征服或吞并土地，那也绝不是郑和船队的目的。郑和宝船中确有骑兵、火药、弓弩和当时最“现代化”的甲胄，但郑和只在出于外交或治安需要的极少数情况下，才会动用武力，他从不动用这一切以强行占地夺产。 郑和远航也根本谈不到传播中国的意识形态或传播宗教的问题。因为中国当时并不追求使“西洋”居民接受某种宗教的归化，或者是接受某种哲学的支配。郑和本人是穆斯林，有释道信徒们陪同他。船队中的官吏们，大多数都是受儒教培育出来的。郑和出访的是伊斯兰教和佛教国家，但他所宣扬的应为儒家文化。 所以，郑和下西洋的原因既不是入侵，也不是宗教归化，更不是劫财夺宝，夺占土地更不可能了。 至于贸易，郑和船队所从事的是国家的统制贸易，当时中国的私人海外贸易始终是受禁的，至少也是严加管制的。永乐所开创的不是一个贸易时代，而是一个对外交和贸易严加控制的时代。他基本上继承了中国人自古以来对外国人不信任的态度。外国人受中国官府的严密监视，而且中国商人也接受对其货物和人员的仔细清查。永乐还严禁中国人乘船私自出海。但这些条例从未被严格执行过。朝廷对于可以使某些家庭或某些宦官致富的各种交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国家垄断了整个贸易的权力，同样也垄断了某些重点出口商品，如盐巴、茶叶、瓷器、丝绸和金属。国家同样也垄断了马匹和明显的战略物质的进口。这些垄断的宽松程度，根据不同时代而各有所异。中国政府介入了从生产经过运输而到分配的整个过程。总而言之，郑和远航具有除了贸易之外的另一种目的——加强朝贡贸易制度。 对于郑和远航中的朝贡与外交的关系，作者也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中华帝国的天子自认为身居大地中央。中国中心论的思想与皇帝对大地的统治权之间，存在着意味深长的关系。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只有中华帝国和其他胡人或蛮夷人、藩部和遥远的朝贡国。中国历史上的“胡人”受城市文明(粮仓和产业)的吸引，不断如同潮水般地涌向中国北方和西北部的辽阔领土。但中国中原王朝仍以其统一国家和以定居民为主体的政权来对抗胡人的侵边，以谷物和稻米食物来对抗奶肉食品，以社会等级稳定的制度来对抗动乱与战争。所谓“藩部”，即中国周边的汉文化近邻——安南、日本、朝鲜。这些国家均饱受中国文化的熏陶、向佛教和儒教开放、与中国分享其文字和定居生活。中国变成了东亚的一种文化标识或模式，完全如同希腊和罗马在西方的地位一样。明王朝对这些国家基本上执行了不干涉政策，只要求它们向天朝定期纳贡，取消了这些国家商品进入中国的关税。总而言之，区区一点国际贸易，与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的地位不相称。中国采取了另外一种办法：一部分外国向它纳贡，它又作为礼物而赏赐其他国家。明初在一段时间内，又回归到了古代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念，认为国际贸易行为是滋生动乱的策源因素，商人与经商是动摇祖宗业绩的祸首。 洪武帝曾派出了许多使团，去向亚洲国宣布他开国登基的喜讯。虽然也有许多外使到达南京，但很快就冷落下来了。永乐发动了新的外交攻势，但仍将朝贡政策作为国际交流的基本框架。永乐依照中国一种具有古老传统的哲学行事，那就是皇帝受天命而负责维持社会的和谐。中国对于其藩部至少是有些象征性的义务：维持所有人之间的“太平”。中国皇帝让那些小国跻身于文明国家大家庭之列，提高这些国王们于其国内的威望，使他们能真正接触中国文化，从而为他们打开了与中华帝国从事贸易的大门。由于这些原因，遥远的古里和其他许多国家的国王，很快就非常自愿地接受了这种“藩属”地位，他们不用中国发出要求便会非常乐意地向中国皇帝纳贡，甚至还会催促天朝政府接受交纳贡品。对于中国人来说，这种纳贡是对天子尊重的证据。但它事实上也是一种贸易，因为中国皇帝必须以重礼相赏，甚至还赏赐银票。
1.唐朝人的装束。 宋陆游 《老学庵笔记》卷八：“ 翟耆年 ，字伯寿 ……巾服一如唐人，自名唐装。” 2.指中式服装。 茅盾 《归途杂拾·九龙道上》：“一个个都是青布或蓝布的‘唐装’。”泛指一切中式民族特色的服装。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中国文化的未来按《辞源》的解释，它指的是汉代儒士重实证而轻议论，训诂考经、专研子史的一种学风，清代乾嘉年间称其为汉学，又称朴学。然而，正在修订之中的《辞源》或许会补充本文讨论的“汉学”一词另外的义项。我们所说的“汉学”，其广义是中国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总称。凡以此为研究对象的学者，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是汉学家。狭义的“汉学”认为，它仅指外国学者（包括华裔外国人）研究中国文化的成果之总称。外国人研究中国，大多数情况下当然是用外语，在英语中与“汉学”对应的词，本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只有一个：S i n o l o g y 。据考证：这个词可能出现于1 3 世纪，前3 个字母“s i n ”发音与汉字的“秦”相近，整个词直译就是“关于秦帝国的学问”。最先这个词可能是由日本人从英语译为“汉学”两个字，我们又从日文借来。的确，在世界上，尤其在欧洲，S i n o l o g y 同研究古埃及、古罗马、古印度等悠久辉煌的古代文明的学问一样，高尚古雅、令人尊崇。然而，思想活跃、注重实际的美国人没有完全走这条“古典之学”的老路，二次大战以后，以费正清为首的美国学者关注当代中国，将其作为“问题”来研究，并引入新方法和新理论，成为一门“现代之学”，被称为“C h i n e s e s t u d i e s ”，应该说这是汉学的进步。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教授、《中国文化研究》主编阎纯德曾把一部国际汉学研究史分为萌芽期（公元前后至1 5 世纪）、初创期（公元1 6 世纪至1 8 世纪）和繁荣拓展时期（1 8 世纪末至2 0 世纪中叶）3 个阶段。公元1 7 0 年，罗马帝国时的马可·奥尔雷作为特使到过中国，这个史料被认为是东西方最早交往的记录，从这时起到1 3 世纪在欧洲人心目中创造了中国的马可·波罗，到1 6 世纪“西方汉学之父”利马窦，到2 0 世纪瑞典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之一的马悦然……古往今来，国际汉学家群星灿烂；从1 0 世纪中叶曾到中国旅行的阿拉伯人伊本·穆哈希尔的游记，到1 5 8 3 年刊行的西班牙人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到1 7 7 2 —1 7 7 6 年刊出的3 4 卷《耶稣会士书信集》，到1 9 0 5 年版法国人沙畹译《司马迁史记》5 卷……都是东学西渐漫漫长途上的一个个路标。译介：中国学界、出版界的第一要著著名学者季羡林教授曾说：“西方学者接受近现代科学方法的训练，由于他们置身局外，在庐山之外看庐山，有些问题国内学者司空见惯，习而不察，外国学者往往探骊得珠。”越来越多的中国学人认同季老的这一观点，同时也不无遗憾地发现：绝大多数外国汉学家研究中国的学术成果，仍然是用他们的本国语言而非汉语写成，而绝大多数中国学人的外语水平使他们无法获取这些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所以，选取并翻译出版国外汉学研究的优秀成果，就成为中国学界、出版界的首要任务。今年5 月2 日，江苏人民出版社和《读书》编辑部联合在北京三联韬奋图书中心召开“《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十年回顾研讨会”，在京的学术界和出版界知名人士、部分国际著名汉学家，以及新闻界人士近7 0 人与会，言之有物、持之有故的讨论发言持续了一整天。值得注意的是，国内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几家机构、刊物的代表人物悉数出场：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李学勤，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汉学研究所所长、《中国文化研究》杂志主编阎纯德，《世界汉学》及《中国文化》杂志主编刘梦溪，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副教授张西平。大家公认：这套自1 9 8 9 年开始编辑，迄今已出书4 0 种的大型丛书具有相当高的学术和文化价值，是“出版海外汉学研究著作最集中、最重大的成果”。在写给研讨会的长篇发言《十年甘苦寸心知》中，该丛书主编、青年学者刘东认为：“如果说这套丛书还算有什么贡献的话，更多地并不在于它孤零零地引进了多少正确的断论，而在于它不很自觉地以相对完备的覆盖面，介绍进来了一个活生生地自我更正着的学术传统和治学过程”，所以这套丛书恰巧构成了我们精神视野的另一个参照系。江苏人民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吴源说：“1 0 年之前，我社是把这套书作为品牌来抓的；1 0 年过去了，它已成为我社名副其实的品牌。”此话既欣慰又自豪。想抓汉学研究方面的丛书作为自家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双效”书的出版社当然不止江苏人民出版社一家，由大象出版社鼎力支持的另一套数量更大、体例更完备的“国际汉学研究丛书”已经启动。丛书分4 个系列：一、西方早期汉学经典译丛；二、海外汉学名著译丛；三、西方汉学史；四、中国人在此学科的研究成果。目前已有第二系列的6 种共1 0 本将出，包括：《耶稣会士书信集》6 卷，《中国图志》、《中国近事》、《大中国志》和《礼仪之争文件》等。丛书的编辑工作主要由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承担。北京外国语大学依据自己的外语优势和对外交流的需要，于1 9 9 6 年成立了这个实体性的研究中心。据丛书主编介绍，该丛书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要从汉学的“元点”出发，从起步阶段最初的成果开始译介，力求正本清源，对汉学的发生、发展、繁荣有准确而全面的反映和体现。据悉，包括中华书局等在内的近1 0 家出版社正在讨论或者已经启动有关“国际汉学研究”丛书的选题，第一家汉学研究的正式刊物《世界汉学》（以前的有关刊物都是“以书代刊”，无正式刊号）也已创刊。加上各种媒体的推波助澜，一场“国际汉学热”在神州大地上渐次升温。发展趋势：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一个投入更多人力、物力进行研究、拓展的学科中国对国际汉学的关注，并不自今日始。早在本世纪上半叶，冯承钧、向达、张星�等学者就陆续做了不少有价值的译介、总结工作。1 9 4 9 年1 月，莫东寅著《汉学发达史》出版，虽然作者参考了很多日本学界的研究成果，但毕竟是我国第一本综合性的汉学史。然而整整5 0 年过去了，同类著作竟然无以为继。这种发展缓慢，投入人力物力少的现状，与上个世纪末汉学即在法国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与具备大量人力、物力投入的汉学研究机构遍布美国，与世界范围的汉语热、汉学热不太相称，甚至无法与台湾、新加坡的汉学研究相比。在我国，国际汉学研究长期依附于历史系的中外文化交流专业，在比较文学专业、宗教学专业中略有提及，而国际汉学研究的范畴已经超出了它所依附的学科，这怎么能不限制它的发展呢？李学勤认为，要改变现状，应该把国际汉学研究当作一个独立的学科来发展，“九十年代前后，国际汉学在我国就已经有了学科雏形，现在我们当中不少人已经认识到对国际汉学不仅要介绍，还要以我们的立场来对它进行扎扎实实的研究。”为了保证这个尚未发育成熟的学科能够健康迅速地发展，有识之士呼吁：首先，国内有关机构和组织应加强相互联系，协调力量，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发挥最大作用；其次，无论翻译出版还是中外交流都尽力避免一哄而上，不急功近利；再次，对待国际汉学成果，态度要冷静客观，不轻视，也不盲从。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是人类追求科学与真理的共同手段。作为中外文化交融的精魂和交流的桥梁，在中国国力日益增强，中西平等对话范围日益拓展，全世界人民日益愉悦共处已是大势所趋的前景之下，“国际汉学热”无论在中国本土，还是世界范围，必非一时之“热”，而将无止无息。
一，写当时的时代背景。 二，当时的造船技术于郑和船队主舰宝船的结构及性能。 三，写当时到过的国家和地区，还有到当地发生的一些事情。 四，郑和下西洋的实质。 五，分析他下西洋有无必要。
海子的诗对现实的意义在于人怎样超越消费主义时代物质的舒服,给灵魂寻得上升的空间和方向.由于海子过于被神话,海子也被误读了.对于海子 的读者来说,要清醒而浪漫的活着,以梦为马.
今年是诗人海子去世20周年纪念日，《海子诗全集》收录迄今为止所有发现的海子文学作品，是理解海子创作的必读之书。《海子诗全集》的出版，是对海子好的纪念。主要讲的是在面对逆境的时候，一定要迎难而上，千万不要自暴自弃。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初冬的一个雨天，
我把目光转向了《昌平的孤独》:
孤独是鱼篓，鱼篓里的泉水，孤独是睡在泉水里的鹿王
——人在迷茫和苦闷中看到的一切，都是属于自己的。
那时候，我觉得我的生活很无聊。年轻的时候，没有亲密的伴侣，没有人理解我自己，我感到窒息。很多个冬天的早晨，我都出去新华书店看书，翻看《海子诗词全集》，同时抄下来。我把它当成朋友，很多话我听不懂。我就是喜欢，喜欢这样的朋友。
——我想说的是，读海子，在一定的机会下，你不需要任何指令或储备。也许独孤之心不可名。
在这样的环境下你只需要一个安慰，这样你就可以不知所措，把它放在某个地方。
读书，尤其是读诗，是私事，换位思考也是私事。高中以后，我已经不记得当时摘抄的海子的诗里论文放在哪里了。我记忆深刻的是《活在这个珍贵的人里》，因为这首诗让我感受到了雨天留下的那一点点温暖，还有《海上婚礼》。我把这首诗抄下来，放在当时喜欢的一个女生的抽屉里，然后就不了了之了。我又抄了一遍，放在这里。这首诗对我来说意义重大。你不知道南方冬天的阳光有多珍贵，尤其是下了一场很长的雨，恰好你当时的心情可以称得上是煎熬。
个人认为读诗更重要的是文字的美和理解的愉悦。诗如酒，需要慢慢品。对他精彩句子的想象感到惊讶很有趣(这就是我自己开始喜欢上海的地方)。或者记住那些句子，然后有一天突然想起一个词，这就离你写这些句子时的想法和感受又近了一步。或者一首一首看他的诗，慢慢揣摩一个又一个意象，这样就可以用微小的线索拼凑出他想说的话……即使没有正确理解，也已经很有意思了。毕竟诗人写的内容足够丰富，慢慢看总能发现更多。
海子的诗，尽管有些人对其评价很高，个人认为没有有什么积极的意义。海子（1964年3月24日—1989年3月26日），原名查海生，出生于安徽省怀宁县高河镇查湾村，当代青年诗人。海子在农村长大，1979年15岁时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1982年大学期间开始诗歌创作，1983年自北大毕业后分配至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哲学教研室工作，1989年3月26日在山海关附近卧轨自杀，年仅25岁。海子1983年自北京大学毕业后分配至中国政法大学哲学教研室工作，1984年创作成名作《亚洲铜》和《阿尔的太阳》，第一次使用“海子”作为笔名。从1982年至1989年不到7年的时间里，海子创作了近200万字的作品，出版了《土地》、《海子、骆一禾作品集》、《海子的诗》和《海子诗全编》等等。在诗人生命里，从1984年的《亚洲铜》到1989年3月14日的最后一首诗《春天，十个海子》，海子创造了近200万字的诗歌、诗剧、小说、论文和札记。比较著名的有《亚洲铜》、《麦地》、《以梦为马》、《黑夜的献诗——献给黑夜的女儿》等。我们先来看他的成名代表作：亚洲铜亚洲铜祖父死在这里 父亲死在这里 我也会死在这里你是唯一的一块埋人的地方亚洲铜 亚洲铜爱怀疑和飞翔的是鸟 淹没一切的是海水你的主人却是青草 住在自己细小的腰上守住野花的手掌和秘密亚洲铜 亚洲铜看见了吗？ 那两只白鸽子 它是屈原遗落在沙滩上的白鞋子让我们————我们和河流一起 穿上它吧亚洲铜 亚洲铜击鼓之后 我们把在黑暗中跳舞的心脏叫做月亮这月亮主要由你构成我是个中文系毕业的半壶水的诗人，也许理解力太差，看不出其诗的美感，对这个诗，我也反复的读了几次，就是这简单的几十个字，我怎么也背诵不下来，想我五岁读唐诗，读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读一次就能够背诵。唐诗宋词容易背诵，是诗人在创作时都遵循一个最基本的规则“诗词必押韵，无韵不诗词”。现代许多诗人，把韵律这个这个最基本的规则搞丢了。我非常赞成季羡林先生的观点：你写的文章没有韵律（不押韵），叫其他任何名称都可以，就是不能够叫“诗”。另外顺便问一下楼主，你对海子的诗能够完整的背诵几首？我是惭愧得很，一首都不能够完整的背诵。
主题思想就是让我们积极的面对生活，并且每天都会开心，而且应该提起自己的勇气，这就是这本书的主题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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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求的，哥这有的了。
近年来,外资在华并购速度不断加快,并购规模不断加大,并且大都提出必须绝对控股、必须是行业龙头企业、预期收益率必须超过15%等苛刻条件,出现整体并购、联合行动、全行业通吃等新动向,外资并购引致的产业安全风险不容忽视。研究外资并购引致产业安全风险的途径、原因及防范对策,对于合理利用外资、维护我国产业安全乃至国家安全,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一、外资并购引致产业安全风险的途径(一)打压国内企业,挤占民族企业发展空间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收购我国企业后,大多既不输入先进技术,也不进行大规模投资,而是设法将我国企业原有的核心技术…在中国加入WTO以后,外资并购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一种表现形式,越来越频繁地在中国各地上演着.外资并购一般被认为它主要涉及到反垄断问题.但对于仍是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来说,外资并购却更多的是触及到如何保护中国战略产业安全.我国现在对中国战略产业的外资并购的立法尚处于起步阶段,还存在着许多不完善的地方.本文通过分析中国战略产业安全与外资并购的关系以及我国外资并购立法的现状,从保护中国战略产业安全的角度提出笔者对外资并购立法的建议和措施.外商并购投资是当前国际资本流动的新趋势，也是我国吸引外资的主要形式之一。对于优化企业治理结构、促进技术进步，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在看到其积极作用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国外跨国公司对国内企业特别是国有大型重点企业并购控股的强劲势头可能危及我国的产业安全，甚至影响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对此，我国商务部等六部委最近出台了外资并购方面的相关政策。这表明，我们应积极采取措施,以法律规范大型企业的并购行为,防止行业垄断，优化产业结构，保证进一步扩大开放稳步推进。一、外资并购：国内企业的“新洋务运动”？据有关资料，美国凯雷投资集团2005年10月25日与徐工科技第一大股东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签署《股权买卖及股本认购协议》及《合资合同》，将以3.75亿美元现金收购中国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简称徐工机械）85%的股票，徐工机械变更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这是迄今为止海外资本收购中国国有企业股权规模最大的一宗。另有资料显示，2003年8月11日，生产“Mach3”剃须刀和金霸王电池等消费产品的美国吉列公司宣布，已经买下中国电池生产商南孚电池的多数股权。截至2003年，南孚电池已占据全国电池市场的半壁江山，总销量超过7亿只，产值7.6亿元，已发展成为中国第一、世界第五大碱性电池生产商。这个曾经让中国人引以为豪的“民族力量”,一夜之间就变成了美国吉列公司的子公司。应该说，在国企中引入外资，即让境外战略投资者成为新股东的做法，前几年就在我国许多地方迅速蔓延。如广东省惠州市的TCL集团便引入了日本的东芝、住友等国际上的大公司投资入股，一举使国有股比例降到40%左右。虽然到2004年，在国有企业的改制中，境外投资者是第一大股东这个情况还只占1.4%，外资参与国有企业改制的情况也只占11.4%。但当前外商并购投资集中在中国关键领域的重点企业，这种新特征表明，其意图已不单纯是商业性，而是具有明确的战略指向。比如，全球最大的机械设备制造商美国卡特彼勒公司2003年提交给国内某企业的“投资合作意向书”中，就有如下要求：合资要在卡特彼勒全球战略下进行，并服从卡特彼勒的全球战略?；卡特彼勒要求拥有品牌，强调全球一体化，限制使用原中国企业品牌。在学术界，国内有学者将这种利用外商并购投资引进先进管理经验、盘活国有资产、解决国有企业深层次矛盾、优化企业治理结构的现象，称之为国企改制的一场“新洋务运动”。“新洋务运动”一词也正体现了发轫于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中所提倡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精神。但也有人认为，“新洋务运动”是跨国公司对中国国有企业，特别是排头兵重点企业进行大肆并购，在中国控制战略制高点，击败中国新兴竞争对手，实现对整个市场操控的真实写照。“新洋务运动”究竟能否使我国国有企业从低效亏损的阴影中走出来，将国有企业“做大做强”，达到“借力打力，以强制强”的改制目的，它正经受着实践的检验。二．外资并购中的负面效应保证国家经济安全是吸引外资最高层面的问题。外资并购引入外资绝对量的增加，最终会危及国家安全。从2005我国利用外资的情况看，外商投资股份制企业发展非常迅速，同比增加50%。跨国公司的并购行为近乎于“斩首”行动，专门选择行业的排头兵企业作为并购的重点，利用国有企业改制和地方推进国有产权改革的时机，加快了并购的步伐。外资并购带来的负面效应也日渐扩大，直接影响着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这些负面效应主要有：1、国有资产流失如果说国企改革使国内的国有资产流失，导致贫富差距，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这属于财富的不正当分配，但总量并没有减少。而引进外资参与国企改革，出现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那将会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多年来，国有资产流失一直伴随国企改革的始末，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直接原因有：第一，国内没有权威的资产评估机构，国有资产不能合理作价。第二，资产存在的多样性导致国资流失。第三，外商投资低价高报。第四，国企改制的透明度不够。同时，地方政府对政绩的非理性追逐、国有企业对长远目标的弱化、管理层以权谋私、跨国公司行贿等都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有关部门必须严格监管。2、财政税收缩水据有关数据显示，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每年因跨国企业避税行为而损失的税收收入约为300亿元。逃税避税已成为多数外资企业在国内盈利的法宝。所谓避税，俗称“合理避税”，是指企业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和税赋最低化，在各国税收法律之间的差异中，策划个人或集团内部财务节税计划，以规避税收。目前，跨国公司在我国除了通过贿赂直接获得税收保护外，主要采取的方式有两种：关联交易转移定价和在避税港注册。关联交易通常采取的方式是“高进低出”，即从境外关联企业买原材料或半成品之时高价买进，再把成品低价卖给海外关联企业，这样更多的利润流到了境外，达到了避税的目的。第二种情况则是采取在国际避税地，比如巴哈马等避税天堂成立公司，然后通过避税地的公司与其他地方的公司进行商业、财务运作，把利润转移到避税地，靠避税地的免税或低税政策减少税负。虽然我国税务部门一直在对避税行为进行打击，但也存在不少困难。外资并购的浪潮迅速掀起，更使我们迫切需要一个成熟的市场监管体系和税收体系。3、游资风险投资跨国公司的资本并购分为两类：一类是经营型并购。跨国公司购买国有企业，目的是为了经营，扩大在中国的市场占有份额，或控制中国某些企业产品的生产。另一类则是资本型并购。实行资本型并购，并购企业并不关心企业的经营内容，跨国金融投资公司只是借用国有企业的品牌和产品的销售网络，在海外推销金融资本，并且通过证券市场等现代化的交易机构，将国有企业逐渐转卖给其他企业，从中牟取巨额利润。“防人之心不可无”，我们不能把所有的外资都视为到中国“揩油”的投机商，但把外资看作国有企业改革的“救世主”，则是绝对错误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每个人都记忆犹新，中国的经济波动并没有投机者扬言的那样严重，是因为中国的金融市场还不够发达、不够完善，没有开放。正因为如此，“嗅觉”灵敏的国外投资银行家们注意到了大量不良资产存在是国内银行体系的薄弱环节，蜂拥而至迅速展开了“掘金”行动。据媒体报道，国外投行在中国从事不良资产处置的利润率高达100 %。摩根从华融买到108 亿元资产，在一两年内又卖给了中方投资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与欠款人有密切关系的投资人。行业的外资垄断加上外资在不良资产处置上的市场寻租，造成了不良资产处置的暴利。4、产业安全外资控股并购最大的负面效应，就在于它可能导致的垄断。更应当引起注意的是，外商并购投资集中在我国关键领域的重点企业，并且不遗余力、不惜血本，意图通过拿下行业排头兵企业，控制战略制高点，实现对整个市场的操控，其意图已不完全是商业性的，而是具有明确的战略指向。因此，国民经济的发展必须确立明晰的产业发展战略。为此，需要进一步明确战略产业，整体规划产业发展和企业改革。对于战略性产业和重要企业，外资进入的方式和深度要有明确的界定?；对于涉及到战略产业和重要企业的并购重组，必须坚持国家战略利益至上的原则；在服从战略利益的前提下考虑企业的商业利益，避免以牺牲战略利益、长远利益为代价换取眼前利益。要在开放中保持自主和发展自我，树立合作共赢的意识。不能再搞那种一厢情愿式的招商引资，更不能以牺牲自我换取合作。重大并购重组活动，要经过专项评估和论证，进行反垄断审查。对于战略性产业和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企业，在实施并购重组过程中，必须通过专项审议。同时，建立并购中的国家经济安全预警机制，防范潜在风险。三、规范外资并购的相关对策我国在经济体制转轨与加入WTO并轨的大环境中，开放的步伐、法律法规的完善与相关政策的匹配程度难免有脱节、不当之处，政府在注意到经济发展势头将有可能损害国家利益时出台相应的应急措施，这正体现了我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所贯彻的国家利益至上原则。在信息充斥的年代，政策一旦出现负面效应，就有人声称改革断送了十几亿人民的幸福、开放让部分人把国有企业拱手送给了外国人。当相关政策要危及外资的利益时，更有早就眼红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的国外的所谓学者叫嚣：中国说是市场经济，政府却制定出计划经济的条例以阻止外资并购；中国在进入WTO而承诺的市场开放举措即将完成之际，它将面临滑向经济民族主义的危险等等。诚然，并购是市场经济的正常活动，“不能因为自己没本事就不让别人进来”。那么，如何把重要行业的主导权抓到行业自己手中呢？笔者认为：首先，规范外资垄断性并购最为核心的任务，就是制定并完善规范外资并购的法律法规。在世界范围内，如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经济发达国家，已经制定了较为完善的相关法律法规。这些国家将本国对于外资并购的立场、政策、审查标准、审查门槛、审查程序、审查期限，投诉方式等，都一一在法律法规中给予了明确的规定。在德国，《公司法》规定跨国收购中当一个人收购德国公司25%或50%以上股份或表决权时，必须通知联邦卡特尔局；当收购产生或加强市场控制地位时，这种收购将被禁止。制度使所有人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我国也要抓紧制定以《反垄断法》为主体的相关法律法规，设立跨国并购审查机构，确立外资并购管制范围。在赋予外资国民待遇的同时，确立限制外资并购的行业和领域，规范外资并购的审批制度。加快统一内外资企业的税收政策和监管政策，为各类所有制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其次，在认识上要明确的是，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前提下，以反垄断为切入点，对外资并购进行一定的干预，这是无可厚非的行为。2003年，我国颁布实施了《外资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目前许多条款已与外资在华并购实际情况不相匹配。在一些行业，外资的并购范围迅速扩大，控制力急剧增强，已经开始危及产业安全。最近，商务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六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切中了目前外资并购混乱之要害。该《规定》实际上也是中国加入WTO的一个配套政策。事实上，许多WTO成员国都有这方面的政策法规。外资并购之所以在中国社会引起如此广泛而深切的关注，是因为其中暴露出的问题太多，也太严重。资本的流动总是朝边际收益更高的地方去，外资并购境内企业有利可图，境内企业购并同样的企业未必就只是亏损。因此，企业并购最后需迈过内外资“同资不同命”的“公平门”，保证内资也能获得机会，而不是被排除在外。只有更新理念，破除偏见，并对国内外资本一视同仁，让外资并购乃至整个企业产权市场走上公正、公开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才能正确对待愈演愈烈的并购大潮。
跨国并购文化整合问题探讨论文
摘要：并购是实现企业快速扩张的外部成长途径，全球已经历了五次并购浪潮。随着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与企业国际化呼声的日益高涨，近年来我国企业跨国并购活动也风起云涌。但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整体绩效并不乐观，原因之一是企业忽视了并购后的整合，尤其是文化整合。文化冲突在跨国并购的情况下要较国内并购更为明显，因为跨国并购不仅存在并购双方自身的企业文化差异，而且还存在不同企业所在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即所谓的双重文化冲突。文化冲突可以导致被并购方员工的低承诺和不合作、被并购企业高层经理离职率上升等问题，最终导致企业并购后的整合失败。因此在并购后实施有效的文化整合是保证跨国并购后整合成功的关键点。本文从分析企业文化的含义和特点以及企业文化整合的内涵出发，论述了企业文化整合的内容与模式，总结出跨国并购文化整合策略，并提出了跨国并购文化整合的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跨国并购后企业文化的含义与特点
(一)、企业文化的层次解析
企业文化是企业成员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在长期的生产经营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基本信仰和价值观，并以此为核心所产生的行为规范和经营风格等。企业文化层次包括国家文化、企业文化和个人信念与价值观。国家文化层面指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制度等的总和，包括民族传统、历史、宗教信仰、地理企业并购后的协同效应及其整合环境等。因为企业文化是在一个国家的大文化背景下产生和运作的，企业文化与国家文化的价值观、准则和信念交织在一起，国家的主导文化影响企业的价值观念和管理方法等。因此国家文化是企业文化的国家宏观层面。企业文化层面是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的、不同于其他企业文化的文化特点。它影响着工作和组织生活的各个方面，这包括经理如何选拔与提升雇员、如何领导和激励其下属、如何构造其组织、如何选择和制定战略以及如何与其他商人谈判等。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指导企业的发展。个人信念与价值观层面是指企业的经营管理和运行是由人进行的，个人的价值观和信念对企业运行的过程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高层管理人员，他们的价值观会在企业管理制度制定和实施方面有重大的影响。因此，个人信念和价值观是构成企业文化的微观层面。
(二)、跨国并购后文化冲突产生的原因和特点
1、跨国并购后文化冲突的表现
文化冲突是指不同形态的文化或者文化要素之间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过程。很多学者对其进行了研究。企业合并后不同的民族文化和企业文化会引起碰撞与冲突，具体表现在：①企业文化的冲突。企业在精神文化、制度文化以及行为文化等方面方面的差异导致了文化的冲突。②决策模式的冲突。并购后决策模式包括具体的决策流程、参与者和最后负责人等。不同的企业决策系统不同。如德国企业的决策系统是员工和管理层可以就企业内的问题进行共同决策;而美国企业更加注重效率，提倡管理者在其权限范围内独立自主地作决策。此时，原有的两种决策模式必然会产生冲突。③经营理念和经营方式的冲突。
不同文化环境中的企业，在如何权衡经济效益与社会福利、短期获利与长远发展等问题的时候，会表现出很大的差异，从而产生冲突。④价值观的冲突。来自不同母文化背景下的管理者和员工都秉承自己所习惯的思维方式、工作习惯和沟通方式，不愿或者难以接受“他文化”，产生价值观的冲突。
2、跨国文化冲突产生的原因
文化冲突产生的原因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①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性。企业文化是在企业所处的大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不同社会文化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对企业文化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影响，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使双方企业并购后产生文化冲突。②企业个性的差异。所谓企业个性，是仅属于本企业的特质文化，它反映本企业的价值观念。企业个性源自于企业的成长过程，不同企业经历的不同成长过程导致了企业文化差异，进而导致并购后的文化冲突。③企业家个性的差异。由于每个人的个性不同，价值观念及行为方式也存在着差异，特别是成功企业的领导人一般有着更加强烈和鲜明的个性，并将这种个性烙入企业的文化之中，使不同企业的文化显现出不同的特色。
3、跨国并购后文化冲突的特点
企业并购后文化冲突的特点可以两个词来表示：排斥性和可整合性。一方面，冲突导致排斥性。企业文化差异表现出来的文化冲突很可能是并购企业双方都抵触的、不愿意融合的，因此必定导致对对方企业文化的排斥。另一方面，冲突的可整合性。既然企业的文化是自己形成的，那么就是可以整合的(当然这除了国家层面的文化)，并且通过整合还可以给新企业的文化带来改进。因为不同的企业文化在竞争中肯定有可以给本身带来竞争优势的方面，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企业，通过并购整合文化差别和观念的冲突，提供了双方企业文化共享的条件，从而使跨国公司的新文化具有独特性。例如，对于服务业来说，使客户满意是企业的宗旨，如果目标企业在这方面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已经在企业中的员工中形成了共识的价值观，那么融合这种企业文化将给企业带来更为有利的竞争优势。总之，排斥性和整合性是并购企业文化冲突的显著特点，从这个特点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并购产生文化冲突是必然的，两个企业文化的相互排斥也是必然的，但是，我们可以有办法消融这种冲突以实现企业文化的协调改进，这个办法就是并购企业文化的整合。
二、跨国并购企业文化整合的内涵与意义
(一)、跨国并购企业文化整合的内涵
并购文化整合就是解决两个企业并购后由于文化差异产生的矛盾的过程。具体而言，企业文化整合是企业在并购过程中将相异或矛盾的文化特质在相互适应、认同后形成一种和谐、协调的文化体系。它不仅体现于企业的发展战略、经营思想、管理哲学等方面，也深深渗透在企业职工的精神风貌、行为准则、对企业认同感等方面。整合不是联合，更不是混合，而是摒弃一个吸收和消融的过程。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含义：①文化整合包含国家、民族、组织和个人等几个层面，将几个层面结合起来进行整合。②企业文化不仅趋于内部各个层次的、局部范围内的整合，而且趋于企业整体范围内的一体化。③优势企业文化以各种形式向其他文化传播和扩散。④企业文化对其他内生或者外来特质的文化进行吸收、同化和融合。
(二)、跨国并购企业文化整合的意义
企业文化的整合对于跨国并购成功与否具有及其重要的作用，而跨国并购是否成功体现在并购价值创造和协同效应的结果上，因此，也就是说，企业文化整合对于价值创造和协同效应的产生有着重要的作用。根据著名企业咨询公司科尔尼公司的调查，在以往的合并中，约有70%没有达到预期目标，这里的症结在于并购时往往忽视了合并双方能否接受对方的文化，员工能否真正合作。例如奔驰公司和克莱斯特公司的强强联合，由于双方巨大的文化差异，在短时间内这场合并变成了戴姆勒—克莱斯特公司的巨大包袱。
由此可见：并购企业文化的整合对于并购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①文化整合直接影响并购的成败。文化整合可以很好的解决不同企业间的文化冲突，使据统计，在全球范围内，资产重组的成功率只有43%，在那些失败的重组案例中，80%以上直接或间接起因于新企业文化整合的失败。②增强新组织凝聚力。文化整合使并购企业双方奠定了一个共同的'企业文化根基，经过从精神层、制度层到物质层的全面文化整合，吸引企业的每一个成员并凝聚成一股合力，使之同心同德共谋企业发展。③促进协同效应的产生。文化冲突会直接导致员工对企业缺乏认同感和敬业精神，如果不能对文化冲突进行有效的整合，员工间的合作程度会降低，造成效率的下降。
文化整合可以促进企业竞争力整合和人力资源等整合，从而减少内部冲突，促进公司内部资源和管理的互补及公司能力的单项或双向转移，从而减少协同效应实现的时间，促进协同效应价值的创造。④增加文化差异可能创造的文化价值。文化资源观提到，文化差异本身可能就是一种稀缺资源，可以为跨国并购活动创造价值。跨国并购可以被视为跨国公司获取本国所缺少的企业文化素质的有效途径，通过企业文化素质的获得与整合，可以为并购创造价值。
三、跨国并购文化整合的内容与模式选择
(一)、文化整合的内容
(1)企业价值观的整合。企业的核心价值观是企业文化的核心，也是企业在长期而独特的经营过程中形成的对生产经营行为的选择标准、判别标准和评价标准，属于正式规范层。要把原来不同文化背景下员工的不同价值取向、处世哲理统一在一个价值观体系中，并给员工以心理上的约束和行为上的规范，是企业跨文化整合的最难点。
(2)企业制度文化的整合。制度文化是企业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包括领导体制、组织结构、企业管理制度三个方面。在企业整合中，需要对原来各自的经营管理制度和规范，根据新企业的特点进行调整或重新制定，形成新的制度文化。
(3)企业物质文化的整合。它是由企业员工所创造的产品和各种物质设施等构成的器物文化，处于企业文化的最表层,是企业文化最直接的外在体现，引起的冲突内容较少，也最容易协调和整合。
(4)企业行为文化的整合。行为文化是指企业员工在生产经营、宣传教育、学习娱乐中产生的活动文化，它是企业精神、企业价值观的动态反映，是企业文化的外显层，所引发的冲突比较容易改变。对行为文化通过学习、教育、训练加以整合调整可以形成新的职工行为准则。
(二)、跨国并购文化整合模式的选择
一般而言文化整合分为以下四种模式：(1)文化替代模式。并购方的企业文化取代被并购企业的文化，将文化注入给被并购企业。这种模式一般发生在被并购企业的经营状态不好，并购企业的文化拥有被并购企业优秀的企业文化而运用的文化整合模式。
(2)文化融合模式。并购双方经过双向的渗透、融合，形成包含双方文化精华的混合文化。一般发生在强强联合时，双方都有优秀的企业文化，彼此只能加强交流、相互学习和吸收对方的优点，在文化上相互同化，使两种不同的文化最终融合成为一种更优秀的新型文化。
(3)文化分隔模式。并购双方为了避免企业文化的冲突而保持双方企业文化的独立性，使并购企业和被并购企业都保持原有的企业文化。一般发生在双方文化背景和企业文化风格迥然不同，甚至相互排斥或对立，在文化整合上的难度和代价较大的情况下。
(4)文化再生模式。在并购后整合出一种新型的优秀企业文化。
一般发生在弱弱合并的双方。弱弱合并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合并来拓展企业规模，实现规模效应。而由于弱势企业的企业文化中存在着许多不利于企业发展的成分，这就需要一种优秀的企业文化来引导合并后新企业的发展。
四、跨国并购文化整合的策略
(1)选择合适的文化整合模型。
并购企业选择文化整合模式需要考虑两个主要因素：企业并购战略和企业原有的文化。综合上面两种因素与上面四种具体的整合模式，在选择整合模式时应注意以下几点：①当并购发生在相关产业且并购方是多元化企业时，可以选择文化融合模式。②如果并购双方战略相关性不高，但文化呈多元性，则可以选择替代模式。③当并购双方战略相关性低，并主张单一文化时，选择文化再生模式。④如果并购企业战略相关性高，但文化兼容性低时则选择文化分隔模式。
(2)目标企业文化的审慎调查。即在并购前调查并购目标公司的文化，包括分析双方的国家文化、企业文化和内部组织文化等。通过调查分析并购企业与目标企业的文化是否可以有效的融合，从而确定文化整合的可行性。因为正如我们上面所阐述的，文化的有效整合对于并购价值的创造有着重要的影响。
如果双方文化通过整合可以有效的融合，则并购文化整合具有可行性，如果双方文化融合的可能性太小，则并购企业应该考虑是否取消并购。
(3)进行跨文化培训，建立共同的组织远景。
并购企业对彼此之间的国家文化和企业文化通过培训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认识，益于双方建立相互信任和理解，从而有助于推进并购企业的文化整合。这类培训主要培训对双方企业文化的认识，语言的学习，冲突的消融等。目的在于减轻员工遇到文化冲击而产生的压力，在新环境中学会正常地工作;促进员工对于组织文化和实践的理解，维持组织内部健康、稳定的人际环境，加强团队协作精神与公司凝聚力等。
通过跨文化培训，在对文化共性认识的基础上建立起共同的组织远景，同时通过各种方式在双方员工中不断地宣传和沟通这一方案，得到大家的认同。这一点至关重要，许多著名的并购案例，都是由于在并购整合阶段，双方缺乏有效的手段使得双方的员工接受此次并购，从而不能相互正确认识、理解和接受，最终导致并购失败，其根本的原因在于未能有效达成对未来共同的期望[24]。共同的组织远景有利于减少文化冲突，使得每个员工能够把自己的思想与行为同公司的经营业务和宗旨结合起来，也使并购后公司更加紧密团结，增加并购后企业的文化变迁能力。
(4)掌握企业文化形成的机制，推动企业文化的整合并购企业对企业文化的理解不能仅仅停留在从纸面上对企业文化进行描述的阶段，把它当作一种对内和对外宣传的工具。并购公司的管理者应该遵循企业文化的要求，将所有文化整合实施的计划付诸于实际行动，才能使企业文化形成有效的整合。
(5)列出整合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加以分析并找出合适的解决办法根据文化审查的结果，企业就可以根据各自处理问题所体现出来的文化来分析整合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相关问题。此后，针对提出的问题弄清意见不一致的原因制定合理的解决方案，从而提出合理的意见和建议。
五、跨国并购文化整合应注意的问题(1)跨国购并中文化整合是为公司实现业务协同、财务协同和战略协同等经营业务整合措施服务的，只有经营业务领域的成功整合才能有效地提升公司顾客价值和顾客满意度。因此，文化整合过程中应该把整合内容与上述方面的内容联系起来，不能单纯为了文化整合而整合。
(2)跨国购并中并不存在着单独的文化整合措施，所有文化整合措施都体现于公司产品结构调整、组织机构变动、管理制度变革和经营理念改变等各项具体的业务和人员调整措施中。所以应该把文化整合贯穿公司购并整合的全过程。
(3)把握整合的原则。主要有：整体原则。即在进行文化整合时，必须在并购方经营战略的指导下，兼顾双方的利益;平稳原则。在文化整合过程中降低文化融合中造成的震动幅度，实现平稳过渡;兼顾企业内部亚文化原则。在跨国并购文化整合过程中，应注意处理好内部亚文化，保证新企业在各方面都能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