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美好生活既是指物质生活的丰富，也是指精神生活的不断提升。植根于当下的中国现实，随着中国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变革，社会物质财富的急剧增长，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面貌发生了极大的改善，如今人民已经从短缺经济时代对物质需求的高度依赖转向了对精神领域的需求和提高上。这也就意味着现代社会中精神文化作为国家发展的文化软实力，已经是美好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换言之，物质需求是我们实现美好生活的先决条件，而精神文化决定了我们能不能走得更远。培养每个人高尚的理想信念，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更是对单纯感官上娱乐的一种摒弃。个人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也是受益者，个人对美好生活的感受既来自于社会现实发展现状，也来自于主体自身的解读。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是相对于“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来讲的。就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现实境遇而言，社会发展呈现出区域和城乡发展不平衡、生产不充分的客观状况，这种境遇和状况是制约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也是我国社会矛盾发生的内在根源。
一方面，我国社会整体水平有了实质性的提升，物质生活极大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富足；另一方面，人们对高品质、高智能、高领域的追求得不到满足。从短期来看，我们在某些领域的成果稳居世界第一，但也有些领域远远落后，造成了严重的供求失衡。从长期来看，人们的需求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被更新和超越，而供给端无法持续有效地为需求端提供保障，导致不平衡不充分的现象存在一个长期性。
我国发展的“不平衡”主要表现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几个领域。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人们的物质生活有了巨大的提高，但其它领域的发展无法快速跟上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联动效应，导致一定程度上人们只注重金钱、利益。社会要保持平衡性，首先要实现这五个领域的动态平衡，这是我们实现美好生活需要的基础，也是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共同富裕的保证。
发展不充分可以概括为：社会发展在质量和总量上无法达到充分的程度。表现为生产领域中传统制造业方面发展滞后，创新能力不足。虽然我国在很多大型科技领域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甚至在某些领域达到世界第一，但在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等领域占有率较低。资源能源技术的发展和利用也只处在一个稳步上升的阶段，与其它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的生活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出门有车回家有网，一切都变得十分方便。那么在这个国泰民安的时代，大家生活质量相较之前也大大提高，那么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又是什么呢?其实在时代发展的每个阶段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从党十九大报告中可知，现如今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变成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反映的是个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客观反映，也就是说处于怎样的一种发展阶段就会面临怎样的矛盾，而要解决当前社会存在的主要矛盾，就要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更大程度上的提高发展质量衙效益，从而满足市民们对生活的需求，推动社会全面发展。自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各方面的发展都十分迅速，让绝大多数人都过上了优质的生活，比如国民收入、社会生产力等都有显著提高，摆脱了曾经贫穷落后的尴尬局面。只是现如今，在这个新时代里也有新的问题需要解决，这需要全民共同努力，一起出力。
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的认识体现在以下3点：
一、社会主要矛盾转化集中反映出我国社会发展新的阶段性特征。
可以看到，今天我国社会发展确实呈现出许多新的阶段性特征。一方面，我国经济依然保持中高速增长。另一方面，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处在中等收入阶段，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差距仍然较大，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实体经济还不够强，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
二、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是制定党和国家大政方针、长远战略的重要依据。
长期以来，我们党就是通过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揭示社会主要矛盾、分析和把握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从而科学制定党在各个时期的纲领和路线的。
只有牢牢把握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牢牢把握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向往，才能针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提出新的思路、新的战略、新的举措，继续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三、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论述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同时，强调“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我们在学习领会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重大政治论断时，必须把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问题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没有变的问题统一起来思考和研究，把“变”和“不变”这两个论断统一起来理解和把握。
扩展资料：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我们要切实弄清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主要依据，科学把握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一批重大科技成果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工农业生产能力大幅提高，主要工农业产品生产能力位居世界第一位，一些产品甚至出现大量过剩。
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把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作为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不符合实际。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也日益增长。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已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体现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它既表现为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又表现为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还表现为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本身不平衡不充分。
但必须认识到，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不是进入新时代才出现的，而是在社会生产能力显著提高情况下凸显出来的。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紧紧扭住、着力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牢牢把握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深入理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重大意义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绩，但社会生活领域中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与精神生活的丰富尚未实现协调发展。
本质上看，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表现。要解决这一矛盾，实现二者的协调发展，应明确“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既包括经济内容也包括文化内容这一基本前提，通过积极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广大人民的精神境界，以促进人们全面理解和合理追求真正的美好生活。
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增速超过经济增速，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呈现出了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对此必须予以充分重视。
扩展资料：
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进步和发展的新的阶段性变化，反映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点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抓住这个主要矛盾，才能清醒地观察和把握中国发展的全局，进一步明确发展的方向、任务和工作重点，实现平衡发展、充分发展，保证中国的发展向着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光辉目标不断推进。
参考资料：人民网-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新特点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的生活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出门有车回家有网，一切都变得十分方便。那么在这个国泰民安的时代，大家生活质量相较之前也大大提高，那么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又是什么呢?其实在时代发展的每个阶段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从党十九大报告中可知，现如今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变成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反映的是个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客观反映，也就是说处于怎样的一种发展阶段就会面临怎样的矛盾，而要解决当前社会存在的主要矛盾，就要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更大程度上的提高发展质量衙效益，从而满足市民们对生活的需求，推动社会全面发展。自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各方面的发展都十分迅速，让绝大多数人都过上了优质的生活，比如国民收入、社会生产力等都有显著提高，摆脱了曾经贫穷落后的尴尬局面。只是现如今，在这个新时代里也有新的问题需要解决，这需要全民共同努力，一起出力。
论大学生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意义和条件作者：郭进文[摘要] 大学生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和重要组成部分。深刻认识大学生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性以及推进、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条件，对于加强和改进高校德育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关键词]社会主义荣辱观；大学生；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认识反过来指导实践。实践与认识这种辩证关系表明，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只有通过千万人的道德实践，才能蔚然成风，成为改善社会风貌的强大力量。因此，现在我们最重要的是如何实践好社会主义荣辱观，使之内化为人们的道德追求并达到造就良好的社会风尚的目的。一、深刻认识大学生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改进高校德育工作的重要意义（一）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对大学生道德建设的迫切要求党中央15号文件指出：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以基本道德规范为基础，深入进行公民道德教育，在大学生中开展社会主义的教育，可以促使学生在知行统一的过程中形成良好道德品质和文明行为，可以解决当代大学生做什么人？如何做人和怎样做好人的问题。胡锦涛总书记最近指出：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年大学生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要推动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进校园，进教材，进课堂，进一步改进高校德育工作，由此可见，这些论述包含着重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大意义，它不仅关系到社会主义的进步和发展，对于规范青年大学生的道德行为规范，改进高校的德育教育工作，确立鲜明的人生价值导向，预防青年大学生违法犯罪，进一步推进高校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二）大学生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是高校思想教育的重要内容和重要部分高校是现代化人才培养的摇篮，是德育建设的重要阵地，大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良好道德品质、行为习惯和健全人格形成的重要阶段，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对于大学生修身、养性、齐家、平天下，提高他们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的素质具有重要作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倡导的社会道德规范，与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内容和要求是一脉相承的，完全一致的，通过大学生中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和实践，就能使大学生成为一个“知荣辱、讲正气、树新风、促和谐”的文明公民。但是与高校的教学、科研等工作相比，有的高校没有足够重视大学生的德育教育工作，没有把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放在重要位置。这不仅不利于大学生思想道德品质的提升，也不利于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进步和发展。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大学生的德育教育工作，坚持学习和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努力把当代大学生培养成为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三）大学生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符合大学生的特点和实际，有较强的时代性和针对性21世纪是人才竞争的世纪，时代的发展对人才和大学生的全面素质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要求大学生具备高度科学文化知识和高尚思想道德素质，行为习惯，健康心理和健全的人格等。但他们又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人们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出现多元化的顾问。社会公德面临挑战，一些丧失荣辱观的现象正在影响着我们的大学生，应当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大学生观念更新，热爱祖国，开拓创新，学习进取，科学文明已成为主流。但在高校中，也存在一些不明是非，不知荣辱，不辩善恶，不分美丑的现象。这些现状的出现损坏大学的良好形象，如何加强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塑造大学生美好形象，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是我们每个思想政治工作者和高校教师重大责任。为此，我们必须率先重范，言传身教地加强改进大学生德育工作，在实践中大力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提高大学生的品德修养。影响“八荣八耻”的新歌，在校园里形成健康向上良好氛围。二、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的两个重要条件古人说：“知易行难，行重于言。”道德实践是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根本途径，也是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前提。我认为大学生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必备二个重要心理素质和条件：（一）获得荣誉靠实干和奉献达芬奇曾说过：“人的美德的荣誉比他财富的荣誉不知大多少倍，古今多少帝王公侯，可是都没有在我们记忆里留下一丝痕迹，就因为他们只想用庄园和财富留给后世，岂不见多少人在钱财上一贫如洗，但在美德上却是豪富呢？读了达芬奇的话后，我想，荣誉是不能靠金钱、地位和权力获得的，要取得真正的荣誉必须靠实干加上贡献。并且要尽力追求道德上的荣誉。追求荣誉是每个人的天性。但取得荣誉的方法因人不同而不同。有的是以金钱取得，叫金钱荣誉观、有的以权力取得，叫权力荣誉观；关系取得叫做关系荣誉观；有的靠实干加贡献取得荣誉，叫做真正荣誉观。这后一种方法取得荣誉是唯一正确的方法。我国著名作家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写范进中举的事。写得很好。范进中举前，是穷秀才，谁都看不起他。连向岳父借钱赶考都借不到。但范进中举后，令人刮目相看，谁都想巴结讨好他，后来他又买了屋、土地和金银财富，光宗耀祖，名声大振，名声随名位来，而权力一旦失去，名声又似乎大跌其价了。这种情况说明荣誉中包含着权力的因素，而事实上这种由官高权重换来的“名”，也最多只能让自己在青史上留个名字，跟荣誉联系不上。古代皇帝人民好评的不多，而鲁班、黄道婆、李时珍等无职无权，平常得很，却为人类作出突出贡献，永远受到人们的赞誉。法国的一名思想家认为“人的价值应以品德为衡量标准。”我认为权力、地位、金钱和关系不能代表荣誉。他不能证明一个人的品德和他本身的素质。荣誉的获得是依靠发挥自己的品格优势，为党、国家和人民做出贡献，实现自身的价值的时候，才能获得社会的认可和赞誉的评价。美国的汽车大王福特说：“美国之所以是世界上最繁荣的国家，这是由于美国有一个爱迪生。”因为爱迪生在实践中发明了电灯和配电系统。他的发明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给人类带来光明和财富，改善了人们生存状况。全世界绝不会忘记爱迪生这样造福人类的伟大的科学家。我们的大学生和教师，是社会的比较优秀人才，有成为伟人，获得荣誉的能力和优势，我们应当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努力担负着社会责任，要甘于吃苦，甘于吃亏，多做贡献，这样才能获得社会高度肯定和评价，这样的荣誉才是永恒的我们要做自己发光的金子，事实说明，荣誉只能靠自己的实干和贡献争取。面对荣誉，我们要想这个荣誉是否做出来的？在这个荣誉里，我们贡献是什么？是名大小？要实事求是，获得安心合理，不能图有虚名。（二）要不耻辱必须抛弃虚荣心谁都有虚荣心，显示自己，想得到过高的评价。这种心理是自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虚荣心是耻辱和恶行的制造者。盲目追求虚荣，会使人做出丑事和坏事，成人们的笑柄或走向犯罪深渊。什么是虚荣？我理解就是盲目追求名誉，不用道德，修养获得名誉，就是虚荣。虚荣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引诱一些定力不定的人走向沉论。也可以使某些人不知荣辱，用各种手段追求名利挂上沾名钓善的恶名。毛主席说：“说老实话，做老实人，办老实事。”这是我们人生座佑铭，要永记心里。做名人，做强人，要靠自己的道德修养去取得，毕竟名人，强人较少，不能只盯着名利，不顾别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大家都获得荣誉，才能誉满天下。事实上太重视名利的人，往往得不到荣誉。枪打出头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虚荣讲的道德论理，实质都是物质利益在作祟。据报导：北京某大学有个教授为了出名争利。竟然抄袭别人文章发表；还有上海某大学有一个教授院长为了享受，竟走上嫖娼犯罪道路。这是他们虚荣心突出表现，他们成了虚荣典型的牺牲品。我们抛弃和反对虚荣，是因为它不能促使人们高尚道德品质的形成。可以这样说，无论是虚荣，还是荣誉，都是附属品，人真正重要的应该是自身的品德。彼特拉大就说过：“我永远不会劝你生活得没有大志，但我要劝你把美德放在光荣之前——光荣在一定意义上是美德的影子。”“浮名浮利浓于酒，醉得人心死不休”金钱和名利是最令人陶醉的毒品。现在，有的青少年好逸恶劳、偷窃、吸毒、赌博等，成人社会的一些不道德现象也开始向青少年漫延，这就是上帝向人们发出警告。鲁迅高呼“救救孩子”，我们党员领导干部包括大学教师，要做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表率，严于律己，改造自己，用良好的党风、政风和校风，促进社会风气的好转，用自己的模范行为来带动和影响青年大学生，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提供良好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社会环境，同时要敢于抵制和反对社会不正之风的侵袭，使我们都成为实践和弘扬社会主义观的钢铁长城。总之我们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从大学生健康心理素质上看，“实干奉献”和“抛弃虚荣心”确定两个重要条件。胡总书记提出的“八荣八耻”既然是现代社会道德准则，我们就要拿“八荣八耻”来衡量我们的言行和一切工作，符合的就坚持实践，不符合的就不能去做。实质不是一个做什么人？怎么样做人？怎样做好人的问题。一个人从人生大的方面来说，就是荣誉与耻辱，你是做八荣之人，还是当八耻之徒，人生的价值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有一首民歌唱得好，“地要自己翻，苗要亲手裁，没有汗水洒，那有丰收来。”荣誉是靠自己的实干和奉献才能取得的，耻辱是因为虚荣心造成的。可见，实干、奉献与抛弃虚荣心，对于我们大学生师生实践社会主义荣誉观是多么重要啊！（作者系广东海洋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党委书记、副教授）参考资料：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大学生思政教育必修课牡丹江师范学院 邓晨光从高校思想政治建设的角度来认识，社会主义荣辱观更突出地体现为一种价值导向、尊严导向和责任感导向。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如何去引导大学生解读这个“课题”，使之由外部规范内化为广大青年学子的人格精神，正是大学生思想政治建设的题中之义。社会主义荣辱观是促进大学生规范自身行为的调节器。现今经济全球化浪潮不断高涨，社会规范呈现纷杂化趋向的历史阶段。作为具有较高素养的大学生必须要明确应该提倡什么、抵制什么，使其行为准则有一个共同的规范，并通过这种规范去调节自身和社会的行为。道德品质是通过具体行为表现出来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有助于大学生把其作为规范自己行为的基本准则，使个人行为与社会规范相协调、与公共利益相符合。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大学生明辨是非美丑的矫正机。胡锦涛同志关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论述，澄清了荣辱观上的错误认识，确立了是与非的界限。在当前社会转型和变革的环境下，一些大学生由于受到了外来因素的不良影响，失去了道德准则，在错杂的是非善恶面前不知何去何从。大学校园内功利主义、浮躁心态、拜金享乐主义流行，美丑不分、善恶不辨的人和事也屡见不鲜。这对于大学生而言，是一个需要引起高度警惕的信号。社会主义荣辱观是促进大学生加强道德修养的新载体。价值多元化成为这个时代最鲜明的特征。多元价值一方面使人们的独立性和选择的空间得到扩展，另一方面也在价值裂变和分化中出现紊乱、无序。大学生是知识层次较高的青年群体，把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加强自身道德修养的新载体，大学生才能在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方面走在社会前列。社会主义荣辱观是促进大学生成长成才的牵引力。大学生成长的过程更应该是知荣明辱、治身修德的过程。“八荣八耻”与当代大学生渴望成人成才的愿望和目标是一致的。大学生如果想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激烈的竞争中处于有利位置，除了要掌握扎实、丰富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外，优良的道德素质和个人品质也是十分重要的。“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既包含了追求知识、热爱科学的内容，也包含了其自身在社会中立足和增强竞争力的各种品质要求，与大学生成人成才的愿望和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对大学生成人成才有着积极的引导作用。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大学生素质全面提升的助推仪。“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对于大学生有着重大的素质提升作用。一个人素质的高低，决定了其文明的水平，从而也决定了其发展的限度。无论中西方对道德与人性的关系之认识有多大差异，但对道德特别是荣辱观对人的教化功能的认识则是一致的。高等学校作为知识创新的重要阵地，承担着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任。从这一层面来说，大学生理应在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方面走在社会前列，为青年一代及全社会做出表率。参考资料：大学生学习社会主义八荣八耻荣辱观心得体会内容预览： 八荣八耻学习心得在我的脑海里，“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似乎离我很远，开始还觉得是我们的上层建筑用来给大家讲大道理的，好像没有什么很实在的东西我们能够抓得住。但细细想来，却又不完全是这么回事。其实在现在看来，纵向比较解放前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人民生活，我们今天的日子可以说富足安康；横向比较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我们也能够感觉到一定程度上的优越感，也就是老师们在课堂上讲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吧。应该说，大部分的老百姓看我们的国家和政府好不好，主要是看自己的生活好不好，腰包鼓不鼓。他们不能也没有意识去看“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但今天我们大部分的老百姓都觉得社会主义确实好，社会主义带给大家幸福生活。这在六七十年代也许就只是大家嘴里唱的歌，但今天我 们都能够切切实实地感觉到。所以说，在中国“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是推动了国家的生产力，促进了综合国力的提高。 在中国，三代领导人都紧紧抓住了“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并结合我国国情将其发展开来，创造出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然后又将其应用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我认为，在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当中，我们国家最大的优势就是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一党专政，不容易让国家走大的弯路。就算有方针政策上的……参考资料：
具体看情况，需要写作指导可以帮你。
具体看情况，需要写作指导可以帮你。
哈哈，两千个字，两百个字都不会有人来回答的。
我是老校区314齐礼根班的，有同班的不？
新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美好生活”不仅仅是用来描述人民对未来生活需求的一个词语，它承载的是人民现实、具体的向往和追求，有着丰富而切实的内容；“美好生活”也不单是用来表达我们党对人民未来生活承诺的一句口号，它体现的是中国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目标和方向，有着明确而具体的方案；“美好生活”更不是一个华丽的辞藻，它反映的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和发展思想，彰显着朴实而强烈的为民情怀。2、所谓发展的不平衡，着重是从发展的空间结构而言，存在着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领域以及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差距等；所谓发展的不充分，主要是从发展的总体水平特别是发展的质量而言，在目前阶段上，这种不充分更多表现为公共物品公共服务供给的不充分。3、社会在矛盾中前进，社会发展通过矛盾的不断解决而实现。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产生了。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在多种社会矛盾中，各个矛盾的地位是不一样的，其中处于支配地位、对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其他处于从属地位、对社会发展不起决定作用的矛盾是次要矛盾。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解：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过多年的艰辛奋斗，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总体上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品质更高、范围更广。
不仅是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出现了多样化、更高层次的要求，“物质文化生活需求”的表述不足以囊括人民各方面丰富多样的需求。
十九大报告中所指出的，我们在经济方面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主要是“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脱贫攻坚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对于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要求越来越凸显、越来越强烈。
如果不正视这一问题，社会矛盾就会越积累越多、越来越复杂。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解决这一主要矛盾的时机也日渐成熟。
扩展资料：
新时代我们既要着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提高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又要不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确保社会公平和正义。这无论从理论到实践，都将对我们今后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产生重大影响。
在新时代我国主要矛盾理论的指导下，在经济领域我们应主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要努力发展经济，更要同时改进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提高产品科技化含量、性价比和质量，增加花色品种，以满足人民群众的多样化需要。而在社会领域，则主要应是解决发展过程中人民群众要共享改革开放物质和精神成果方面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是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的基本依据。理解社会主要矛盾，首先要理解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主要矛盾的关系，从社会基本矛盾出发来理解社会主要矛盾。社会主要矛盾来自社会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决定社会的基本性质。
党的十九大报告郑重宣告：“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一重大的政治论断，是报告的突出亮点，贯穿报告全篇。基于新时代的到来，进而提出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化，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反映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实际，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指导。深刻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新特点，把握“以人民为中心”这个“指南针”，牵住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牛鼻子”，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对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事物是多种矛盾构成的复杂体系。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各种矛盾之间的力量是不平衡的，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分，主要矛盾在矛盾体系中居于支配地位，对于事物发展起决定作用。社会主要矛盾是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问题，也是衡量研判时代进步的重要变量。我国的治国理政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围绕着解决主要矛盾进行的，主要矛盾的转化将直接推动党和国家战略的变化。因此，如何界定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制定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的基础，也一直是革命建设及改革中所要解决的重大基础性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的发展史和近40年的改革开放史都充分证明，科学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是中国共产党确立发展理念和制定发展战略的关键，事关党的事业、国家兴衰和人民的利益。进入21世纪以来，党的十七大、十八大明确强调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同时又进一步指出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一方面，从社会需求看,需求层次发生了深刻变化。人们的基本生活得到满足后，对物质的需求逐步升级，只讲“物质文化需要”，已经不能真实反映人民群众变化了的需求。人们对精神文化的满足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呈现出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另一方面，从社会生产看，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220多种工业产品全球第一,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再讲“落后的社会生产”，也已经不符合实际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具有重大意义，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报告用“三个意味着”进行了深刻阐述。进而党的十九大报告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新的界定，提出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化，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原来讲的“物质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从解决“落后的社会生产”问题到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这反映了我国社会发展的巨大进步，反映了发展的阶段性要求，也反映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点要求。经济建设仍是中心工作，但在新时代更要注重抓全面发展。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必然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许多新的要求。这更加准确地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现实，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的新形势、新特点，更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精神，应时而为，这个重要决策，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
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反映的是个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客观反映，也就是说处于怎样的一种发展阶段就会面临怎样的矛盾。事物的矛盾性是指事物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世界上所有的客观事物都是相互冲突和联系的，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是对这一规律的深刻把握。矛盾作为推动事物发展的原动力，当矛盾的一方被改造或消灭时，矛盾就会得到解决或转化。随着生产力和生产水平的提高，之前的社会主要矛盾随着我国进入新时代已经被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在新的历史时期又通过不同的形式呈现出来，即随之开始转化。物质和精神需求是相互联系的，当物质需求开始被满足，精神需求也逐步增长，引起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这一转变同时也揭露了在新时代影响人民的美好向往和我国五位一体全面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做出社会主要矛盾转变这一判断，首先，牢牢坚持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握了人民多样的需求，从追求数量到追求质量，追求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从供给来看，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实现了由“低”到“高”的转变，科技突飞猛进，GDP总量不断扩增，产品由供不应求向供求不匹配发展。
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的“矛盾”辨析及其意义 文章作者： 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的“矛盾”辨析及其意义 ——纪念毛泽东诞辰111周年 苏伟 毛泽东首提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其意义是伟大的。但我们对毛泽东使用“矛盾”概念的表述特点研究不够，致使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解出现了较严重的概念混淆。必须认清毛泽东多年来既从辩证矛盾的普遍意义上、亦从其特殊意义上使用矛盾概念的习惯，才能明确：“社会基本矛盾”中的“矛盾”和“又相适应又相矛盾”中的“矛盾”，是两个外延不同的范畴。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应既包括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相适应”的关系，又包括它们之间“不相适应”的关系。由此才能更好地发挥这一学说的指导意义，并可以得出本文的基本结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和谐的基础。 毛泽东首提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近半个世纪以来，实践从正反两方面证明着其真理性，也要求我们更深刻、更全面地挖掘其理论内涵。当前，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历史任务。只有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进行再认识，才能更好地发挥其指导意义，尤其是对建设和谐社会的指导意义。 一、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的伟大意义与这一学说提出后实践曲折的理论原因 1.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的意义 毛泽东以彻底的辩证法态度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初建时期的社会关系，在历史上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其意义是伟大的。对此，我们党及我国理论界已有充分的论述（注：参见杨焕章等主编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1]、金春明等主编的《毛泽东思想基本问题》[2]、《全国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等。[3]），兹再概括如下。 第一，这一理论打破了“自身完全适合，矛盾出自偶然、来自外部”的形而上学社会主义观，进一步提示了社会主义的历史面貌和发展规律，从而使辩证法能够在社会主义中得到进一步的贯彻；使我们党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面前不致缩手缩脚，而能居于主动的地位。 第二，这一理论科学地提示了社会主义社会整体结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矛盾统一体），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源泉（社会基本矛盾各方面的对立统一），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与前社会主义社会的联系与区别（社会基本矛盾内涵的同一性与性质的差异性），这样，就为我们进一步科学地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提供了理论依据。 第三，这一理论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运动发展的运行机制，把衡量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合理性的根本标准，放到它们与生产力适合与否的关系上，从而，为我们党抓住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环节以带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解决，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导。 第四，这一理论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非对抗性）和状况（基本适合基础上的矛盾），从而，为我们党指明了解决这些矛盾的基本途径——以发展生产力为基础，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而不断解决之。 第五，这一理论的逻辑展开形成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社会矛盾的学说，尤其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从而，为我们党正确对待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生活的主题提供了理论指导。 2.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提出后实践发展曲折的理论原因 我国的历史发展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提出后遭到巨大的反复挫折，主要的理论原因，固然在于“跃进式发展生产力论”、尤其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论”等，违背了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然而，毛泽东未来得及对概括性极强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展开论述，而理论界对毛泽东对“矛盾”概念的表述习惯及特点研究不够，致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解，出现了较严重的概念混淆，进而，在应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过程中，出现了较严重的偏差，这一理论原因也不可忽视。 毛泽东对“矛盾”概念，多年习惯于既从辩证矛盾的普遍意义（对立统一关系的一般存在形式）上使用，亦从其特殊意义（对立统一关系的个别存在形式）使用（本文第二节将展开论述）。在论述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时，此特点仍然存在。他讲：“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4](p214)这里讲的“矛盾”，当然是普遍意义上的辩证矛盾。这一矛盾，包括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全部的对立统一关系，即既包括它们之间相适应的关系，又包括它们之间不相适应的关系。毛泽东又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4](p215)这里讲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中的“矛盾”，显然就不是普遍意义上的辩证矛盾，而是特殊意义上的辩证矛盾，即不协调、有冲突的那类“冲突性矛盾”了。毛泽东还讲到：“在解决了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4](p215)同“问题”并列起来的“矛盾”，当然不是指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全部对立统一关系，而只是指它们之间不相适应的那一面关系了。 通过以上分析比较，可知“社会基本矛盾”中的“矛盾”和“又相适应又相矛盾”中的“矛盾”，是两个外延不同的范畴。前者包括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全部”的对立统一关系，后者只包括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那“部分”的对立统一关系。毛泽东在论述中没有明确地将它们区分开来，这是一个遗憾。当然，对于有基本的理论素养，知道“矛盾”这个概念有辩证矛盾与逻辑矛盾之分，而辩证矛盾还有普遍意义、特殊意义之分的人来讲，自觉地区分它们并不难。所以，这一遗憾虽然给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带来一定缺陷，但并未给这一学说本身带来错误的理论内容。 3.附加到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名义下的教条式理解和错误观点值得重视 然而，正因为没有强调辩证矛盾概念的普遍意义与特殊意义的区分，在运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的过程中，我们便形成了一些教条式的理解，甚至形成了一些错误观点，并将这些教条式理解和错误观点附加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的名义下。主要的有以下两条。 第一，在看待社会主义发展动力问题时，将“矛盾是动力”（矛盾双方全部的对立统一关系）片面理解为“（不相适应那类）矛盾是动力”（矛盾双方部分的对立统一关系），因而片面强调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不相适应关系”的动力作用，未强调它们“相适应关系”的动力作用。有这样的以偏概全（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中“不相适应”的矛盾关系混同于全部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关系），故一再破坏初建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稳定性，一味地向“纯而又纯”的生产关系过渡，结果造成生产力的巨大破坏。再加上我们曾长期片面强调矛盾斗争性的动力作用，并且将矛盾的斗争性与社会斗争混同起来，为了使“矛盾”来推动世界和社会的发展，就千方百计地寻找矛盾冲突、直至制造矛盾冲突，为政治运动火上浇油、为历史悲剧推波助澜，因而使本应比以前社会更和谐的我国社会矛盾重重。这多年的教训，真是太沉痛了。 第二，在寻找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矛盾的原因时，离开了与生产力的关系，将“社会主义制度是否完善”当作了唯一标准：凡具备完善社会主义性质的方面，就同生产力、同经济基础相适应；凡社会主义不完善和非社会主义的方面，就同生产力、同经济基础相“矛盾”。于是，在看待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基础和基本途径问题时，就容易忽略发展生产力的问题，而将“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作为重点。而生产力这个基础一旦被忽略，“社会主义制度”就容易成为一堆空洞的原则。而我们确实对“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了简单化和僵化的理解——前者是“将社会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即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等同起来，后者是将国有国营、计划经济的模式看成了不会同生产力产生矛盾的“完善部分”的核心，于是，就不能从僵化了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中去寻找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中那些“不相适应”的矛盾的根源，而只能将眼光转到政治、思想等领域。这样，能找到的，只能是“意识形态矛盾”、“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等等了。结果，自然要以“革命”等方式来解决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了。从经济上的“一大二公”到政治上的“全面专政”，从思想上的“灭资兴无”到文化上的“横扫四旧”，抽象的社会主义原则贯彻得不少，但社会基本矛盾中的“矛盾”反而愈演愈烈，在其基础上社会即不可能发展，亦不可能和谐，以致不得不进行全面的改革。 可见，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的指导作用，必须清除上述附加到其名义下的错误观点。而清除工作的基础，就在于深化对毛泽东对“矛盾”概念的表述习惯及特点的研究，更准确、更全面地理解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 二、掌握毛泽东对“矛盾”概念的表述特点，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的指导意义 1.毛泽东对“矛盾”概念的表述习惯和特点 基于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的真理性，时隔22年，邓小平强调：“关于基本矛盾，我看现在还是按照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提法比较好。”[5](p181)然而，也正因为总结了二十多年的正反两方面实践经验，邓小平进一步指出：“指出这些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5](p182)尤其是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后，要使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指导性理论，就更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 怎样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呢？我认为，掌握毛泽东对“矛盾”概念的表述习惯和特点，更准确、更深刻、更全面地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是一条重要的途径。这也是消除上述附加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上的错误观点，消除在应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过程中出现的较严重偏差的理论原因，使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更好、更直接地指导和谐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 辩证法大师毛泽东在论述“矛盾”问题时，一直多在两个涵义上使用“矛盾”概念。 其一，是从辩证矛盾的普遍意义上使用。如定义矛盾规律的论述——“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6](p299)如讲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6](p304)如讲“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4](p213)等等。从提出“矛盾论”时的基本论述，到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论”时的基本论述，毛泽东承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的基本观点，对辩证矛盾作了展开的论述。这是毛泽东对矛盾概念的主要用法。 其二，是从辩证矛盾的特殊意义上使用。如毛泽东许多次讲到对反动派要“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注：参见毛泽东：《论政策》[7](p763)和《中共中央关于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8]等。）如谈到民主革命时期的各地方实力派“虽然同进步势力有矛盾，但他们同现在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损人利己的政策亦有矛盾，并想利用我们同顽固派的矛盾以达其政治上的目的”；[7](p746)如揭露蒋介石“企图以民族领袖的资格，站在国内各种矛盾之上”[7](p779)，以维持国民党政府的统治；等等。这里的“矛盾”，专指政治上的对立和冲突，是辩证矛盾的特殊表现形式。 毛泽东在讲违心地写歌颂斯大林的文章的原因时还说过：“不是出于内心，而是出于需要。人的生活就是这样矛盾的，感情上不愿写，但理智上不这样不行。”[9](p126)他还讲过：“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也有一定的矛盾。”[9](p205)这里的“矛盾”，前者指感情上的冲突，后者指政治上的摩擦，也是辩证矛盾的特殊表现形式。 毛泽东在论文艺问题时还讲过：“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7](p861)他还说“处于没落时期的一切剥削阶级的文艺的共同特点，就是其反动的政治内容和其艺术的形式之间存在的矛盾。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7](p869)这里所讲的与“统一”相反的“矛盾”，仍然是不一致、不和谐等冲突意义上的矛盾，是辩证矛盾的特殊表现形式。 摩擦、冲突、不协调意义上的矛盾，是一种对立统一关系，是辩证矛盾的一种类型。而一致、协调意义上的统一，也是一种对立统一关系，是辩证矛盾的另一种类型。毛泽东在讲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的关系时讲：“它们都是一个统一体的矛盾着的两个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9](p299)这里讲的“矛盾”，也是“对立”的意思，是民主与集中这对矛盾中的“一半”关系（另“一半”即“统一”）。 毛泽东虽然从普遍意义上讲矛盾概念讲得更多，然而，从摩擦、冲突、不协调等辩证矛盾的特殊表现形式的意义上讲矛盾概念的地方，也不少。 此外，毛泽东还在逻辑矛盾意义上使用过“矛盾”概念，如设问：“怎样解释战争中提倡勇敢牺牲呢？岂非与保存自己相矛盾？”自作答曰“不相矛盾，是相反相成的。”[7](p482)等等。 当然，毛泽东讲矛盾概念时，理论重点肯定是放在普遍意义上的，亮点是坚持了寓于特殊性中的矛盾的普遍性原则。本文之所以摘录许多毛泽东对于特殊意义上的矛盾的论述，目的还是在于反衬性地强调本文的基本观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由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全部”的对立统一关系组成，既包含它们“不相适应”的关系，也含它们“相适应”的关系。这一观点，还可用毛泽东“差别就是矛盾”的重要论述来论证。 毛泽东在读《读书与生活》时，摘录了作者艾思奇这样一段话：“差别的东西不是矛盾，例如笔、墨、椅子不是矛盾。但如果懂得推移和变化的道理，就知差别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化为矛盾。”接着，对这段话写了评论：“根本道理是对的。但‘差别不是矛盾’的说法不对。应说一切差别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一个人坐椅摇笔濡墨以从事作文，是因人与作文这两个一定的条件把矛盾的东西暂时统一了，不能说这些差别不是矛盾的。……差别是世上一切事物，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故差别就是矛盾，这就是所谓具体的矛盾。艾的说法是不妥的。毛泽东意见。”[10]毛泽东的这段评论很重要：既然一切差别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那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无论在“相适应”的条件下，还是在“相矛盾”的条件下，都是有差别的，也就是说，在两种情况下都是矛盾的。这两方面情况的总和，才是社会基本矛盾的全部内容。 2.再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的理论结论 通过以上的再认识，可以得出两点结论。 第一，认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方面（即“不相适应”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的观点，是不全面的。毛泽东提出这一学说时讲得很清楚：“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4](p213)根据这个基本观点，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这个命题，就应该理解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而且，更重要的是，这里所讲的又统一、又斗争，既包括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方面的又统一、又斗争，更包括它们“相适应”方面的又统一、又斗争。这样看来，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方面（即“不相适应”的矛盾），并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全部动力，而只是部分动力。另一部分动力，则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方面的又统一、又斗争。这种统一和斗争直接形成社会和谐的基础。当然，“相适应”的本质内容并不在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会产生“矛盾”，恰恰相反，“相适应”的本质内容就在于能够使这些“矛盾”通过社会主义自身不断得到解决，使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断在更高层次上达到新的“相适应”。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全部的运动，即其“相适应”方面和“不相适应”方面全部的又统一、又斗争，形成社会和谐的全部基础。 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矛盾不但在“空间”上不能成为社会发展的全部动力，而且，在“时间”上亦然。恰恰相反，如果这些矛盾迟迟得不到解决，即在时间上驻留，它们还将成为发展的阻力。从而，成为社会冲突的基础。只有这些矛盾的全过程的运动，即“不相适应”关系向“相适应”关系的转变，才是发展的动力。在社会主义社会，消除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关系的基本方式是什么呢？是改革。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基本矛盾运动的重要内容，就是要使社会基本矛盾的“不相适应”方面向“相适应”方面转变。从这个意义上讲，“矛盾是动力”、“社会基本矛盾是动力”、“改革是动力”这几个命题才是近乎于等值的。 再从社会主体的角度看，在阶级社会里，社会基本矛盾的社会表现形式是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则是人民内部矛盾。前者趋于对抗的尖锐，后者则趋于协调的加强。所以，对阶级社会而言，“社会基本矛盾是动力”与“阶级斗争是动力”这两个命题近乎于等值；而对社会主义社会来讲，“社会基本矛盾是动力”就与“和谐统一是动力”近乎于等值了。毛泽东指出：“在不断地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使社会主义内部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4](p213)只有这样的统一和团结，才能将一切积极因此调动起来，形成无比巨大的合力，将社会主义社会推向前进。由此可以再次证明本文的基本结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和谐的基础。 第二，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产生“不相适应”矛盾的原因归结为“社会主义制度不完善”，并且离开生产力的发展，单纯以理想的社会主义制度为坐标，来衡量社会主义制度是否完善的观点，也是违背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的精神实质的。毛泽东早就说过：“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还、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11]在这里，判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或相矛盾（不相适应）的根本标准——生产力标准——实际上已被提出来了。在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基础上，邓小平明确地提出“生产力标准”，使理论又发展了一大步。 毛泽东在论述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时讲到：“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适合生产力发展性质，就是指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的这样一种情况。”[4](p214)他还说过：“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而巩固新制度的基础，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只有这样，才能“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4](p216)可见，生产力的发展是新制度巩固、完善之基础的观点，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的重要内容。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变化的基础，即推动其“不相适应”方面不断向“相适应”方面转化（由于新的“不相适应”方面又会不断产生，所以这种转化是不断的）的根本动力，所以也可以说，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根源，是社会主义社会和谐基础的基础。 【参考文献】 [1]杨焕章等主编.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3. [2]金春明等主编.毛泽东思想基本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3]全国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4]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5]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6]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54. [9]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0]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1-32. [11]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79. 【原文出处】探索 【原刊期号】200406
一、对立统一规律是任何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存在着两对社会矛盾，一是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二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解决得好，就能促进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解决得不好，就会极大地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努力克服生产关系中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部分，上层建筑中不适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部分，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加大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以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二、人均GDP进入1000-3000美元时期，一方面生产力和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普遍有了较大提高，这自然有利于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向前发展，所以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黄金发展期。另一方面由于历史原因与现实的差异，所有制形式与分配方式的差异等，各地区各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相对处于不平衡状态，各经济实体中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也出现了逐渐拉大差距的趋势，甚至引发局部贫富不均的现象。这必然要影响一部分人的生产积极性，成为各类社会矛盾的突显期，从而对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不良影响。三、鉴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人均GDP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时期，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的基本原理为指导，高度关注经济社会发展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转变发展观念，坚持以人为本，不断创新发展模式，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调整经济、社会政策，兼顾社会公平公正，缩小贫富差距，关注社会弱势群体，正确地处理各类社会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就能不断提高发展质量，将我国的经济社会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摘 要] 本文探讨了社会网络结构（网络密度、结构洞与网络桥、网络中心性和网络范围）与社会网络互动（交流频度、亲密程度、联系强度）对知识转移的影响。 [关键词] 社会网络 知识转移 网络结构 网络互动 社会网络研究最早出现于社会学领域，研究社会经济行为和过程。这些研究最近逐渐扩展到企业领域。社会网络的概念最早是在英国著名人类学家R·布朗对结构的关注中提出来的。布朗所探讨的网络概念聚焦于文化是如何规定有界群体内部成员的行为。对于什么是社会网络，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出定义。较成熟的社会网络的定义有：Wellman于1988年提出的社会网络是由某些个体间的社会关系构成的相对稳定的系统，即把网络视为是联结行动者的一系列社会联系或社会关系，它们相对稳定的模式构成社会结构。Coleman(1988)认为，社会网络是企业社会资本的重要部分，它通过人际关系建立起来并增加相应的人力资本。近年来许多学者从社会网络理论的角度来研究知识转移，本文主要探讨网络结构及网络互动对知识转移的影响。 一、网络结构对知识转移的影响 近年来，许多网络分析家提出特定的网络结构能够提供获取信息的最佳方式。网络结构是指一个参与者同其他参与者之间的社会联系。根据信息的流动，网络结构包括以下几个重要的维度：结构密度、结构洞与网络桥、网络中心性和网络范围。网络的不同结构特征对网络中的知识转移有不同的影响。 1.网络密度与知识转移 网络密度是一个社会网络中成员间相互联系的强度。成员间交流的密切程度和频度决定了他们的网络密度。从社会资本的关系和认知视角来看，网络密度是指网络中一组行动者之间关系的实际数量和其最大可能数量之间的比率。当实际的关系数量越接近于网络中的所有可能关系的总量，网络的整体密度就越大，反之则越小。高度连接的网络有助于有价值知识的流动，随着网络密度的增加，交流也会变得更加有效。网络密度越大，知识转移越有效。 网络密度是一个团队内聚性的指示器，内聚性能够产生信任。信任机制意味着指团队中的成员能够同网络中的其他成员持续的交换信息，合作与义务是这种社会关系的基础。网络密度对于知识转移的速度和准确性具有积极的影响。 2.结构洞、网络桥与知识转移 Burt在1992年提出结构洞理论，结构洞指社会网络中网络节点间间隙，反映不同群体间联系的缺乏。结构洞相对两端的个体处于不同的信息流中。Burt认为富有结构洞的网络为通过中介人获取非重叠信息提供了机会，中介人就是善于建立跨越结构洞的人际桥梁的人。当社会网络中存在网络节点间间隙的桥梁——网络桥时，便产生了跨越边界的“信息收益”，因为特定群体中的信息相对是重叠的，与那些只局限于单一群体的个体相比，联系不连贯群体的个体将面临更广阔的思想和机会。组织中跨越结构洞的经理人，能够获得信息和控制的优势。网络跨越的结构洞越多，网络的信息与知识就越丰富，越有利于知识转移。 3.中心性与知识转移 网络中心性是一个网络围绕一个中心的程度。中心性的程度是用来衡量网络中的一个成员独立访问其他成员的能力，中心性程度越高的成员，访问其他成员的路径就越短，获取知识就越容易。网络的中心性是确保信息能够以低成本容易的获得，中心性低的网络对于知识的转移具有消极的影响。在中心性高的一个“紧密”的网络结构中，一个网络成员能够容易的获得整个网络的所有信息。当信息资源是高度隐性的，或者信息变化迅速时，这种结构对于知识转移极为有效。 4.网络范围与知识转移 网络范围是指在跨制度的、组织的或者社会范围的连接的延伸程度。Reagans和McEvily(2003) 引入了网络的网络凝聚力和网络范围两个概念，并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网络范围与知识转移的容易性之间呈正相关关系”的假设。Tsai（2000）提出一个人的网络范围越广，他的个人网络越复杂。在组织的内部或外部，跨边界的知识转移能提高绩效。例如，在公司内部，在一个生产部门的不同生产线上的知识转移能降低生产成本。不同生产线上的知识转移能使不同的工人从他人的工作经验中获益。这个界限也可以在外部。无论是在组织内部还是组织外部，网络范围越大，越有利于知识转移。二、网络互动对知识转移的影响 网络互动是网络的团结和同质维度。在一个网络中，互动的类型将影响信息的获取和传递。网络成员间的交流频度、亲密的程度和联系强度能够影响网络中知识的转移。 1.交流频度与知识转移 交流频度可测量两个网络成员间资源流动的次数。一个网络成员同其他成员交流的越多，就越容易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就越有利于网络成员间的信息交换与知识转移。交流的频度对于获取复杂和易变的信息与知识是极为重要。Aldrich、Rosen和Woodward(1987)提出，网络成员间的交流频度与知识转移的绩效正相关。 2.亲密程度与知识转移 亲密程度是用来衡量网络成员间的互相信任程度的，测量两个人信息交换的深度，包括语言的和非语言的交流。亲密包括自我发现、互相帮助和支持、相同的兴趣和爱好以及信任和接受。当网络成员间谈论家庭情况和政治目标时可以被看作是比较亲密的关系。当成员间有共同的朋友、相似的观点和兴趣时，也可以被看作是比较亲密的关系。亲密程度越高，知识转移的意愿越强，越有利于知识转移。 3.联系强度与知识转移 早在1973年，Granovertter就以两人间交往频率的高低为标准，将联系区分为强联系和弱联系。强联系会导致更频繁的知识交换，引起更多的努力付出，保证知识寻找者对获取知识的充分理解，强联系能够影响知识转移的容易程度。弱联系则是接触新信息、获取新知识的有效路径。Granovertter认为，弱联系对于知识共享和转移是有效的，弱联系能够与组织中无连接的团队或个人建立桥梁，为新的信息提供通道，相反强联系则容易产生知识冗余。Hansen（1999）认为，组织内部团队间的弱联系有助于项目团队在其他团队中寻找有用的知识，弱联系有利于非复杂知识的转移但却不利于复杂知识的转移。 三、结论 本文对社会网络的网络结构与网络互动特性对知识转移的影响进行了探索，主要结论如下：在网络结构方面，随着网络密度的增加，交流也会变得更加有效，因此网络密度越大，知识转移越有效；网络跨越的结构洞越多，网络的信息与知识就越丰富，越有利于知识转移；网络范围越大，越有利于知识转移。在网络互动方面，交流频率越高，越有利于网络成员间的信息交换与知识转移；当成员间有共同的朋友、相似的观点和兴趣，亲密程度较高时，知识转移的效果越好；在联系强度方面，强联系可使知识被充分理解，但容易产生知识荣冗余，弱联系有助于接触新信息、获取新知识，但却不利于复杂知识的转移。
加强社区社会管理是全面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基础性工作，社区从开始就被定义为“小社会”，社会的一切活动都是在一个个实体的社区里进行，一个社区所面临的许多问题，既是某一社区中单独的存在，也是更大社会范围内的问题的具体表现。因此，探索社区存在的一些问题，为解决整个社会普遍存在的一些现象有所帮助。一、“社区”来源1887年滕尼斯用“社区”与“社会”两个综合性分析概念，来说明人类演进过程中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两极特征。他认为“社区是一种持久的真正的共同生活，是一种原始的或者天然状态的人的意志的完善的统一体。”社会则是一种有目的的联合体。在社会里人们“虽然也像在共同体里一样，以和平的方式相互共处地生活和居住在一起，但是基本不结合在一起，而是基本上分离的。”由此，滕尼斯认为社区是由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同质人口组成的、价值观念一致、关系密切、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抚的富有人情味的社会共同体，并强调人与人之间所形成的亲密关系和共同的精神意识以及对社区的归属感、认同感。随后20世纪20-30年代，研究都市社区的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R.E.帕克强调了社区的本质特征是“地域性”的观点。1955年，美国社会学家G.A.Hillery则认为，大多数社会学家认同的社区概念应包括社会互动、地理区域和共同关系三个特征。目前我国对社区的研究较有影响力的范式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此类研究将社区视为社会的代表或者国家与社会的中介，通过社区去验证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某些重要论点。另外一个研究方向是研究社区治理的具体范畴，他们认为社区是中国公民社会崛起、推动社区自治和城市共同治理的重要方式，政府向社区让权、还权、授权，成为社区自治的推动力，而草根社区通过公民行动和政治参与，并对管理体制形成强大的冲击力。目前，按经济结构、人口密度、人口聚集规模标准分类，主要有农村社区、城市社区和集镇社区（或城镇社区）三种，本文探讨的是城市社区治理中存在的不足。二、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随着经济发展，我国的国家和社会关系经历了巨大的转变，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正逐步走向服务，各类非政府社会组织取得了一定能动性，社会管理的创新活动正如火如荼。尽管公民社会形成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结构已逐步改善，但因为公民意识尚不普遍、法制体系尚不健全、民间组织的自主性不强等原因，虽出现了不少社区自治的示范社区案例，但大多数采取的仍然是政府为主导的社区治理模式，政府外的社会力量如社区法定组织与民间组织等都还很弱小，存在以下不足：1.治理主体定位不清我国社区自治程度普遍较低，政府往往通过行政命令和强制手段直接控制社区的治理工作。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社区的独立性与法律赋予的自治性都受到了限制，社区成为基础政府组织及其派出机构的“附属物”。市、区各管理部门存在工作职能相互混淆的情况，结果往往各自为政，工作布置繁杂和重复交叉，使社区居委会这一群众性自治组织承担了大量原本属于政府部门的工作任务，成为政府部门的承受层、操作层和落实层，加之工作中权、责、利的不明晰和当前考评机制的综合因素，社区工作开展起来力不从心，疲于应付。这种社区行政化实际上形成了领导与指导兼有的双重关系，而其原本的自治管理功能却日益萎缩，不利于提升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归属感，也不利于提高社区居委会的威信，同时还严重影响了社区的承载能力。在治理角色错位的的同时，政府过多地干预了非政府社会组织的自主权利，使得一些地方的居委会承担了一些应由非政府社会组织承担的事务性职能，如社区文化活动、公益慈善活动、志愿者活动等。由于政府角色上的缺位和越位，出现了“该管的未管，不该管的强管，管了的又管不好”的现象，影响了社区建设的健康发展。2.社区管理资源匮乏我国城市社区普遍面临资源匮乏、配套支持难以满足社区治理需要的困境。一方面是人力资源匮乏。由于编制等历史原因，当前从事社区治理与服务工作的多是下岗职工、家庭妇女、离退休职工等，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比例偏低，大多数从业者没有经过社会工作的专业培训，缺乏社会管理知识，面对社区各项功能社会化服务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另外社区工作人员工作强度很大，但工资薪酬却普遍偏低，吸引不了高素质人才，社区工作者队伍青黄不接。另一方面是政策资源缺乏。社区治理缺乏相应的政策支持，很多条例过于笼统，执行起来难度较大，而政策间也缺乏有效衔接，这为注重细节管理的社区治理带来了很多困难。具体表现在：一是街道办事处指导下的社区居委会，对自身行政服务和管理的范围没有制定明确的制度规范，容易造成管理缺位或越位的现象；二是社区内的市、区属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分别按各自指令行事，与社区之间的关系缺乏有效的政策和法律依据，往往造成社区事务相互推诿扯皮；三是社区管理运行尚未形成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难以制约一些权力集中部门的工作。3.社区参与性不强社区治理的目标就是通过多元的社区组织实现对社区治理的参与，治理的主体既包括党团组织和政府组织，也有非营利组织和市场组织，还有居民个人。现阶段社区内居民参与和社会组织参与积极性都不高，社区活动的行政化痕迹明显。虽然很多社区管理机构对居民的意愿和要求给予了一定的重视，居民的合理化建议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采纳，但靠行政推动力来整合社会力量的方式很难吸引居民自觉参与。而在政府的强势领导下，社区社会组织活动的开展很多时候处于被动地位，因为这些组织无法像政府那样采取合法的强力手段实现公共管理和保护公民的公共安全与人权，而政府与营利组织又不能像非营利组织那样对社区弱势群体提供免费而又受到受助者欢迎的服务。此外，社区中存在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体，这些主体在社区活动中构成错综复杂的关系，但目前各组织尚未明确各自所应该承担的职责和义务，比如社区非正式组织与政府机构之间、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的共建与共享尚未成形。 三、城市社区治理的对策分析1.创新政府管理方式虽然我国的社区治理模式大多数还是政府主导，但是参照武汉、上海等社区管理的创新经验，我们发现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由单一行政管理模式转变为政府与社区互动的治理模式道路可行，这是构筑政府依法行政与社区依法自治相结合的管理体制模式，也是架构“小政府、大社会”的创新社会管理途径。一要明确居委会与各职能部门所担负的职责。各职能部门必须独立承担的行政管理责任，对于自己职能内的事务不推给社区，如果需要社区协助应该提供工作人员和相关经费，其他如社区保障、群众文化等社会性服务工作应从行政职能中分离出来，按“权随责走、费随事转”的原则移交社区，并界定社区自治管理的职责，包括社区社会机构的管理、邻里关照等社区公益事业建设等。二要创新社区评议的考核监督机制。对社区的考核由上级部门的单向考核，转变为上级部门、驻区单位、社区居民共同参与的多向考核；政府职能部门在社区建立公示制、承诺制，接受社区成员的监督和评议；考核管理社区、服务居民的内容应当以社区居民的满意度为主，并取消考核与社区职能无关的内容，切实为社区工作减负。2.加大人才队伍建设2011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年)》，《规划》指出，要积极推进社区服务人才队伍专业化、职业化，落实“一社区一名大学生”政策，实施50万大学生服务社区计划。对各种不同类型的人才，要采取公开推荐、民主推荐、群众推荐、组织推荐、个人自荐等方式，引入竞争机制，推行竞争上岗，创造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用人环境。针对社区管理特点，要开展形式多样的培训活动，建立培训登记管理制度，鼓励社区工作者参加各种职业资格考试和学历教育，对社区服务人员进行系统培训，切实提高社区干部的计算机操作、口头表达、文字组织、矛盾协调等技能。另外，要认真落实政务公开、财务管理、民主评议干部等规章制度，保障社区人才队伍的稳定，从而使社区管理服务水平向规范化、专业化、制度化发展迈进。3.提升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居民参与度的高低，决定着社区建设与城市基层民主化实现程度的高低，是创建和谐社区的基础，也是实现社区建设自治发展的关键。首先，要引导居民群众在社区民主管理中发挥作用。通过建立社区网站、张贴宣传通知等各种方式实行居委会工作公开；开展试行社区事务听证制度，增加社区管理的透明度，提高居民责任感，对影响居民生活的大小事情通过召开听证会、楼道会等形式解决。其次，开展各类丰富多彩的社会活动和互助活动，融洽邻里关系，消除矛盾纠纷，满足社区居民多方面的精神需求，并通过树立社区活动积极典型，引导居民自觉参与社区的管理，形成和谐邻里、平等互助的良好社区风气。4.培育各类社区组织社区服务组织是社区管理和社区服务的重要力量，对该类组织的设立和发展要给予必要支持，特别是对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社会服务类社会组织等应简化登记手续，降低准入门槛，减免税收费用，对办公场所方面也应积极配合。此外，对一些提供服务的社会组织可以借鉴香港地区的做法，试水市场化的购买制度，引导符合条件的组织或个人创办公益性组织，扩大试点服务范围和内容，实现社区居民综合性服务的提供。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正处在公民社会逐步形成发展阶段中，处于这个阶段的公民社会虽已形成，但还不够成熟。作为典型的政府主导型的公民社会，中国处在市场、社区与民间组织还不成熟的转型时期，只有采取多种管理方式，积极加强人才培养，促进社会组织发展，培育社区公民意识，不断提高社区自治能力和自主意识，才能引导社区治理逐步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