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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雪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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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德卢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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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术界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美国西部经济发展影响”的争论_经济学【内容提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美国西部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战时动员促使西部摆脱了在全国经济中的落后地位。1973年美国新墨西哥大学教授杰拉尔德?纳什在史学界率先提出了二战是美国西部发展转折点的观点。此后他又在一系列论文与专著中深入探讨了二战对西部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与此同时,美国学术界围绕这一问题也不断提出不同的看法。概括起来说,美国学术界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两个基本问题上:一是西部经济在战时迅猛发展的动力问题;二是战后西部的经济地位问题。“美国西部”是一个时间性很强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代表不同的空间范围。就20世纪而言,根据美国联邦人口统计署的区域划分法,西部包括华盛顿、俄勒冈、加利福尼亚、内华达、犹他、亚利桑那、新墨西哥、科罗拉多、怀俄明、爱达荷、蒙大拿,共11州;另外还有一种常见的划分法,认为西经100度以西的17州(除上述11州外, 还有北达科他、南达科他、内布拉斯加、堪萨斯、俄克拉何马、得克萨斯6 州)属于西部地区〔1〕。本文采用后一种划分法。美国著名新闻记者伯纳德?德沃托(Bernard Devoto)作为20世纪西部发展的见证人,曾为《星期六文学评论》(SaturdayReviewofLiterature)和《哈帕月刊》(Harper’s Monthly Magazine)等杂志撰写有关现代西部的主题论文达20年之久,真实地记录了西部发展历程。他的文字丰富了现代西部的历史写作,更提出了理解不同时期西部发展特征的概念。1934年德沃托在《哈帕月刊》上发表了题为“西部,一个被劫掠的省份”的文章,其中阐述了一个基本思想:在经济关系上,美国东部劫掠并控制了西部,西部成为东部的殖民地〔2〕。 这一提法很快流行起来,“被劫掠的省份”(Plundered Province)成为30、40年代解释美国东西部关系时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组。1944―1947年间,德沃托仍在为《哈帕月刊》撰写专栏文章,且越来越关注西部在全国经济中的地位、西部经济的未来发展等问题。1946年他在一篇论文中写道:“战争工业已经给西部带来了较之以前更大、更广泛的繁荣。而且在战时,一场根本性的革命发生了,西部的动力和工业发展已经在全国经济中形成了一种结构性变化……如果说已经发生的变化是革命性的,那些已经规划并注定要实施的就更为革命性了……”〔3 〕德沃托再领风气之先,特别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美国西部经济发展的影响。在近三十年后,西部史学家才开始较为系统地研究二战对美国西部经济发展的影响。1973年新墨西哥大学杰拉尔德?纳什(Gerald )完成了一部开创性的西部史著作――《20世纪美国西部――城市绿洲简史》(The American Wes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AShortHistoryof an Urban Oasis)。该书把20 世纪美国西部史划分为两个大的时期,即殖民地时期(1898―1941年)和先导(pacesetting )时期(1941―1971年),明确提出二战是20世纪西部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此后纳什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与专著,集中阐述了二战对西部所起的转折性作用。 其中以《美国西部的转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TheAmerican WestTransformed:The Impact of the Second WorldWar)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与西部:重塑经济》(World War ⅡandtheWest:Reshaping the Economy)最具代表性。在这些著作中,纳什论述了20世纪西部发展的阶段性,强调二战对西部发展的转折性影响。纳什的论断影响了几代美国西部史学者,成为解释二战与西部发展关系的经典之说,被称之为“纳什论题”(Nash Thesis )或“转折假说”(Transformation Hypothesis )。当然,在美国史学界,关于二战对西部发展的影响这一问题,亦陆续提出不同的观点。例如,北卡罗莱那大学的罗杰?洛特钦(Roger )在《城堡化的加州,1910 ―1961:从战事州到福利州》一书中就提出了二战对美国西部的影响是一种“演进而非革命”〔4〕的观点,成为与纳什对立观点的代表人物。 同年美国西部史学会在纽黑文会议上专门就纳什的“转折假说”进行了讨论;1994年8月《太平洋历史评论》(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发表特辑,共发表五篇以加州城市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就“转折假说”展开讨论。就二战对西部经济发展的影响而言,美国学术界的意见分歧是围绕两大基本问题展开的:一是战时西部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二是战后西部的经济地位问题。本文拟结合这两个基本问题评价一下有关争论的情况。一、战时西部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二战期间美国西部经济经历了巨大发展,这是美国史学界公认的基本事实。问题在于,这种巨大发展的根本驱动力是什么?是二战这一特殊历史事件的外在推动力,还是地区经济具有的自身发展动力?杰拉尔德?纳什所持的是第一种观点。他认为二战期间联邦政府大规模的防务开支是西部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1940―1945年间,联邦政府通过政府采购合同、军事设施网络、联邦拥有与运营的科学设施、联邦军事及文职人员薪金等渠道,在西部共投入资金约400亿美元。 通过这些资金西部发展了已有的制造业,创建了铝、镁、合成橡胶业,并由此推动了航空航天、电子等技术导向经济的发展。同时,重塑经济的努力还带动了新定居者的涌入,刺激了服务业与金融机构的扩展〔5 〕(P1―3)。简言之, 二战期间的联邦防务开支有助于西部产业结构的调整、完善与升级。正如纳什所言:“正当西部人争取追赶其他地区时,他们发现战时联邦防务开支提供了他们几十年来所缺乏的资金。”“二战所释放出的能量激发了巨大的变化,战后西部拥有了更发达、更多样化的经济。”〔5〕(P1―2)纳什在强调联邦开支是战时西部经济扩展的主要驱动力的同时,也不否认私人企业的作用,只不过在纳什看来,私人企业只是“承担了多数的实际工作”〔5〕(P4)。持后一种观点的学者以加州城市地区经济发展为考虑研究对象,认为二战前夕加州已具备了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战时经济扩展是建立在该州以往经济成就的基础之上的。至于纳什强调二战对西部的转折性作用则是“极大地夸大了加州发展历程的不连续性,而低估了其连续性”〔6〕。洛特钦研究了加州人口增长状况,认为二战期间加州人口增长与联邦防务开支之间并无明显联系。他首先分析了二战期间美国不同地区防务开支和人口增长的情况,结果发现中央北部(North Central )诸州防务开支无论绝对值还是人均计算方面都高于西部,而其人口并没有出现转折性增长,只有适度的增长,有时还出现停滞甚至负增长的情况。战时人口增长最多的,是那些大萧条期间就已经有积极增长的地方(如加州)〔7〕。再从加州本身人口增长曲线来看, 二战期间的人口巨增,并不是加州人口增长史上的创纪录的最高值。以10年为期进行比较,本世纪70年代以前加州人口增长高峰出现在20年代〔7〕(P408―411)。北卡罗莱那大学经济系的保罗?罗德()分析了加州制造业发展的情况,认为从各种主要经济指标来看,1940年的加州城市地区的工业化已达到相当水平,具备了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这才是战时联邦政府在加州投入大量防务资金的前提基础。罗德特别以加州飞机制造业和造船业的发展为例,论证了他的观点。罗德指出,飞机制造业通常被视为一种军事驱动的工业,然而太平洋沿岸飞机制造业领导地位的取得从根本上说是源于技术突破。此种突破早在30年代初期就已经实现,到1939年太平洋沿岸诸州已成为美国飞机制造业中心,仅加利福尼亚一州就雇用了该行业全国近一半的工人。战前加州在美国飞机制造业中的领导地位,正是联邦政府在加州投入巨额防务开支的重要基础。所以罗德说,加州飞机制造业的“扩张是加州战前居于领导地位的结果,并非是战时军方对该州特别偏爱的结果”〔6〕(P373)。 为进一步论证这一观点,罗德还介绍了二战期间美国军方对飞机制造业进行重新布局的情况:在战争动员初期,军方生产权威出于国家安全和工业密集的考虑,希望对飞机制造业进行重新布局,在西部内陆地区建设新工厂。但由于战略需求紧急,最终不得不在具有生产与管理优势的加州增加生产能力。随着战时生产的发展,军方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飞机生产的重新布局,加州的飞机生产份额也相应地缩减,1941年占全国产量的50%以上,而到1945年却降至25%。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凭借管理和技术方面的擅长和优势,加州飞机公司仍在飞机制造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以管理公司总部所在地而不是以实际生产地为考虑标准,战时加州管理了飞机制造业中约一半的工作人员。1943―1944年生产高峰期过后,全国飞机制造业就业人数迅速下降,而恰在此时,加州这一行业在全国就业人数中的份额却相对增长〔6〕(P382―383)。通过上述分析,罗德想证明的是,战时联邦防务开支不仅不是加州扩展的基础,相反,还一度因军方提倡分散工业布局而削弱了加州的优势地位。换言之,罗德要证明加州经济发展靠的是自身内在的动力,从而也就削弱了战时联邦防务开支的刺激作用。如何评价洛特钦与罗德的观点呢?首先应肯定他们用翔实的资料、数据,客观地反映了加州战争前后的经济情况及战时经济在加州经济发展史中的地位。但从罗德对加州飞机制造业在二战期间发展情况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以军方为代表的联邦政府有在西部对制造业重新布局的愿望,并且在战略需求相对缓解的情况下确实进行了重新布局。这种重新布局实际上就是联邦政府利用战时动员这一特殊历史事件,找到了在相对欠发达地区直接投资开发的机会。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私人资本不愿或无力承担在落后地区大规模兴办制造业,特别是新兴产业的风险,再加上当时自由放任的传统经济思想仍束缚政府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能力,因此和平时期政府不大可能直接投资于某一地区的生产领域。在这种背景下,战争这一国家紧急事态有助于联邦政府投资于相对欠发达地区,解决了西部经济发展的资金问题,客观上起到了推动该地区发展的作用。关于战时联邦政府防务开支对西部相对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犹他州的战时经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犹他史学家托马斯?亚历山大(Thomas )和列奥纳德?阿灵顿(Leonard )对犹他州战时防务设施的经济社会影响有过详细的分析,其中对雷明顿兵工厂(Remington Arms Plant)这一联邦小型兵工厂建立、运转及战后处理的个案研究,清晰地显示了联邦防务开支对相对欠发达地区工业发展的作用。作者认为犹他州战时大量军事设施的建立,其直接影响是增加了就业,提高了工资水平,为当地企业提供了商机。它们的建立对犹他州的长远影响则更为突出。仅以雷明顿兵工厂为例,战时它利用联邦政府资金培训了大约15000犹他工人, 技术培训增加了犹他技术人员的数量,从而提高了劳动者素质。另外,通过战后对剩余生产能力和剩余物资的特殊处理,大量的联邦资金转移为地方资金。以1900万美元建设的雷明顿兵工厂,仅以不足其造价9%的价钱出售; 通过这座兵工厂,联邦政府又将价值两亿美元的战争剩余物资以成本价的大约20%处理给商人、退伍军人、地方政府和非盈利组织。总而言之,战时防务开支“创造了一个犹他人在战后可资利用的货物、企业工厂和技术的储备”〔8〕。二战前后的犹他是与加州经济发展程度、发展类型完全不同的州。犹他是一个相对欠发达的、人均收入历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偏远的内陆小州,而加州是一个工业相对发达的、富裕的沿海大州。正如上述学者分析所反映的,二战对这两个州的影响也是不同的。纳什所考察的西部地区恰恰就包括了上述两种发展程度不同的经济类型。而且当时大多数西部州属于前者的经济类型,就整体而言西部是一个相对欠发达地区。1940年西部各州拥有全国%的人口,但它们只占全国制造业增值的%〔9〕(P20)。诚如罗德所言,1940年加州的收入与人口达到或超出西部其他各州的总和,二战期间各种与军事相关的活动,特别是飞机生产和造船又都集中于加州的城市地区〔6〕(P3), 但加州却不能代表整个西部。尽管罗德、洛特钦等学者对加州的分析是符合实际的,但不足以驳倒以整个西部为考察对象的纳什的论点。实际上如果以西部为整体考察的话,1940―1945年间,西部各州得到的战斗装备合同额占全国的%,联邦资助的战时工业设施工程占全国的%,都远远高于其现有工业能力所应得的比例额〔9〕(P21)。显然联邦防务开支分配给西部各州的份额,不是只考虑其已有的工业能力或基础,而是更多地考虑其他因素,如“地理位置及提供给军事基地、造船厂和机场活动余地的广阔空间以及为初级金属生产提供电力的地区资源”〔 9〕(P20 )。对不同地区特别是发展程度不同的地区进行考察必然得出不同的结论,因此,不能以对加州这个局部的研究视为西部整体的情况。战时西部经济发展是靠“外力推动”还是由于“历史连续性”,这两者说法哪一种更具说服力?美国女学者波士顿学院的玛丽莱恩.S. 约翰森(Marilynn )曾针对这场争论有过如下论断:这种争论如同多数历史争论一样,被人为地两极化了……历史上很少有完全史无前例的事件;战争的影响和其他许多剧变事件都发生在预先确立的社会体制之中,并通常加强了长期存在的历史趋势。另一方面,战争通常极大地加速了社会变化的步伐,产生了能于潜在地改变现状的紧急状态〔10〕(P315―316)。本着这种看法, 首先即使是对西部相对欠发达地区而言,联邦防务开支所推动的经济发展至少是建立在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电力等)已初具规模,具备了经济起飞的前提条件的基础之上的。其次即使是对加州城市地区而言,二战的作用仍可称之为转折性的:1939―1944年间,加州制造业产值从万美元增加到 万美元,增加了270%;制造业就业人数从1939年万多人增至53 万多人,增加了95%。〔11〕(P26)正如加州埃尔?卡米诺学院( ElCaminoCollege)的阿瑟.G.维吉(Arthur )对二战与洛杉矶发展之间的关系所做的概括:尽管战争确实是在极大地加强业已运转的几股社会经济力量,……但二战也带来了一个新的、根本不同的、较之没有战争而发展的洛杉矶、在经济上更为强大的洛杉矶。”〔12〕二、战后西部的经济地位问题关于战后西部经济地位,纳什的结论是:二战使西部经济地位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即由具有殖民地经济特征的阶段转变为全国经济的先导(pacesetter)。他通常的表述是:1940年西部经济作为工业东部和中西部的原材料出口者,仍旧以殖民地因素为特征。但在1945年,经过战争时期的西部拥有一个发达的制造业体系、一个忙乱的服务业经济、一批航空、电子及科学导向的工业,科学导向的工业预示了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后工业经济的崛起。在四年间,战争使一个落后的殖民地区转变为国家经济的先导。战争所创造的经济类型主导了下一个30年的西部经济〔5〕。纳什强调战争加速了西部各地的科学活动。以波音公司战时在飞机制造业中的研究开发为例:波音公司建立了专门的研究设施和研究小组,投入更多精力从事研究开发。如果1941年该公司花在研究开发上的时间为100,1942年为212,1943年达到了470,1944年则高达840〔5 〕(P87)。同时它还推动了华盛顿大学应用物理实验室的发展, 这就在西部开始了产、学、研的最初结合。此外,南加州的航空医学、核裂变、潜艇侦察研究。西南部的核链反应、火箭、航空防火器研究开发以及曼哈顿原子弹制造计划,犹他州的生化研究等〔5〕(P6―7),这些二战期间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研究开发项目,其长远影响是使“美国科学人才的重心西移”,在1945年为西部留下了一个必定要对民间经济产生影响的新科学复合体〔5〕。所以纳什说, 新近制订的科学与工程行动计划现在给予西部一把“利刃”,将使西部在战后数十年成为一个经济先导〔5〕(P2)。针对纳什关于美国西部“经济先导”地位的提法,洛特钦等持有不同意见,认为二战并没有改变美国地区间工业平衡,战争结束时的西部既非全国经济的先导,也没有迹象表明它正在成为经济先导〔7 〕(P407)。洛特钦首先从地区间横向比较入手,根据二战前后加州及西部其他州在全国经济中的相对位置变化情况,论证西部在战争结束时并非经济先导。他以制造业就业人数的变化为例,指出经过战争,西部大多数州的制造业就业人数与人口的比例绝对增长显著,高于东部;但是从全国排序来看,相对位置并未发生根本变化,仍属于落后地区。(见下表)美国各州人口与制造业岗位比例(1939年,1947年)人口与制造业岗位比 全国排名州别1939年1947年1939年1947年罗德艾兰 2康涅狄格 1……… ………俄勒冈华盛顿加利福尼亚 2627科罗拉多犹他得克萨斯爱达荷堪萨斯蒙大拿内布拉斯加怀俄明俄克拉何马亚利桑那内华达南达科他 新墨西哥北达科他 4949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人口统计署,《制造业调查:1947年》第三卷:《各州统计》,华盛顿特区,1950年,1~638页。转引自罗杰?洛特钦,“加州城市与飓风之变:二战在旧金山、洛杉矶和圣迭哥大都市区”,《太平洋历史评论》,第63卷,1994年8月,第404页,405页。其次,洛特钦认为从近期工业发展前景来看,西部也没有成为全国经济先导的迹象。洛特钦利用的论据是1946年(全面和平的第一年,战争合同已取消或正在取消,和平建设重新开始)美国国内新工厂和工业设施的投资情况。该年加州人均投资额位于全国第17位,仅相当于第 1位的印第安纳州的一半左右。其余西部州中,除俄勒冈(第15位)、得克萨斯(第16位)、怀俄明(第20位)、华盛顿(第21位)外,均位居第32位到最后一位〔7〕(P405―406)。评价上述两种观点,首先应明确“经济先导”的涵义。它既可指称经济发展的状态、成就,也可以指称一种经济趋势、经济潮流。从上文的介绍中可以看出,纳什更多强调“经济先导”预示了经济发展趋势。洛特钦的反驳看起来很全面,他从状态和趋势两方面同时否定了“经济先导”说,洛特钦先将“经济先导”地位视为一种经济状态,并证明从这一角度讲,战争结束后西部并非全国经济的先导,他的论据也很有力。紧接着洛特钦又指出,即使从发展前景来看,西部也没有成为经济先导的迹象。为什么同样是考虑经济发展趋势,洛特钦会得出与纳什不同的结论呢?问题在于他们选择了不同的生产要素来衡量经济发展的趋势。洛特钦从资本投入的角度,认为战后初期西部没有成为先导的迹象。纳什则选择了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等因素,认为“科学导向的工业预示了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战争所创造的经济类型主导了下一个30年的西部经济”〔5〕。那么究竟哪一种生产要素最能代表经济发展的前途呢?早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界在此问题上就已基本形成共识: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率先超过了资本等其他要素。科技进步不仅有助于推动经济总量的增长,而且现代经济增长已不是单纯的经济总量增长,它是包括科技进步、产业升级等因素在内的系统工程。二战期间联邦政府在西部的相关活动有助于西部的技术进步、产业升级,从而使西部代表了美国经济发展的新方向。波特兰州立大学城市研究与规划系主任、美国城市史研究会主席卡尔?艾博特对此曾有过精辟的论述:“二战作为西部与过去决裂的重要性,次于它引发西部未来的重要性,它奠定了西部城市在美国第四个工业发展的长周期(注:美国第四个工业发展长周期的提法源自于经济学中的“康德拉捷夫周期理论”,后由约瑟夫?熊彼特吸收到他的“创新周期论”中,将长周期称之为“康德拉捷夫周期”,并用他的“创新”理论加以解释。该理论认为自18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发展已经历了四次长周期,第四次的起点是20世纪30、40年代,结束时间为90年代初。)中发挥领导作用的基础。”〔9〕(P39―40)第四次长周期发展的动力来自于西部城市,“包括较早的创新被大规模推向市场……,以及电子、电信和航空航天方面一连串创新发明。当然,西部城市在这些工业中居领先地位均由二战使然。”〔9〕(P39―40)美国学者迈纽尔?卡斯特尔斯(Manuel Castells )曾根据一些实证研究总结出一个地区吸引高技术产业的五点特征,其中两点恰与二战对西部的影响相符合:(1 )因为高技术产业是以科学为基础和知识密集型的,它们需要与重要的大学和研究单位有密切联系,并接近技术和科学人员储备。(2)由于对政府市场,特别是对军事和空间项目(尤其60 年代末)的依赖,高技术活动倾向于聚集在军方建立了试验地点的地区〔13〕(P13)。到70年代, 西部高技术产业在美国领先的地位已经相当明显。 据1983年的一项统计表明,1972~1977年间,美国高技术领域领先的十个城市依次为圣何塞(硅谷)、阿纳海姆、休斯敦、圣迭哥、波士顿、达拉斯、沃切斯特、俄克拉何马城、莱克兰和菲尼克斯〔13〕(P34 )。其中只有3个城市在西部以外。可见, 从科技优势将引发新的经济时代的角度出发,二战后的西部确可称之为“经济先导”。以上就西部战时经济扩展的动力和战后经济地位两个方面评介了围绕纳什“转折假说”出现的一些争论。迄今为止纳什的观点仍有待进一步的证明。尽管如此,纳什作为该领域研究的开拓者,仍然受到广泛的尊重,其论著依然产生着广泛的影响。而围绕纳什观点展开的争论必然不断深化人们对于“战争与经济”的关系、对20世纪美国西部发展等问题的研究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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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1世纪初期是中国不可多得的发展机遇期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新阶段,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以下有利条件: (一)发展需求劲头足 第一,居民消费结构迅速提升。我国居民消费结构正处于迅速提升的状况。我国消费市场非常广阔,商机无限,广大人民改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迫切要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无穷尽动力。 第二,产业结构调整加快。要重点抓好三件大事:一是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二是促进服务业加快发展;三是加强基础产业设施建设。 第三,加速城镇化的进程。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2003年我国城镇化占,预计2010年达到47%,2020年达到55%。加速城镇化的进程,不仅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同时是保持我国发展需求的势头一项长远的举措。 (二)发展基础较好 第一,我国有取之不尽的劳动力资源,拥有丰富的科技人力和人文人力资源,并具有一定的自主创新能力。 第二,基础设施不断改善。在5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我国“十五”计划期间完成了一批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如小浪底工程、三峡工程。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已初见成效。南水北调正在筹划实施中。到目前为止,全国高速公路大体联网,最低程度是省内联网。 第三,科技教育基础较好。建国以来,经过几代人的持续奋斗,我国科技和教育事业取得了令人鼓舞的巨大成就:取得了一大批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科技成果,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学科体系,拥有一支可信赖的有水平的科技人才队伍;我国国民教育体系相当庞大,已拥有保持在校学生一千多万的共计1731所高等学校,全国普及义务教育人口达适龄儿童的98%左右,整个国家的文化科学知识素质有很大提高。 (三)初步具备发展的体制保障 以公有制为主体,非公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已经建立起来;国内统一的开放的市场逐步形成,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已逐步接轨;政府职能正朝着“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转变,为全面建立起有效的宏观调控体系制度而努力。此外,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也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四)社会政治保持长期稳定 党中央和国务院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高度重视保持社会稳定。一是正确对待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发展变化的种种表现,特别是群体性事件,努力做到及时发现,正确处理,有效处理;二是高度警惕来自敌对势力的破坏、颠覆和渗透等活动,重拳出击违法犯罪的案件,以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 二、21世纪初期是中国各种矛盾的凸显期 (一)两个基本情况 1.我国是个经济大国,却不是经济强国。以2002年为例,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NP)排在世界第6位,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127个国家中排在第73名。美国等18个国家早已完成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即第一次经济现代化;现在美国等6个国家已经从工业社会进入知识社会的发展阶段,即进入第二次经济现代化进程;其他12个国家也迈入第二次经济现代化的起步阶段。 中国目前还在推进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中后期。当今中国,农业社会、农业劳动力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50%,相当于1870年美国、法国和德国的比重水平。 2.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由于历史和现实条件的因素,我国东中西部国民生产总值在全国的比重很不平衡。1978―2003年东部经济上升,中部西部经济下降。这说明我国地区发展不协调是非常突出的,具有多层次、多侧面的特征,这个不协调不仅存在于经济发展的差距,也存在于社会发展的差距。 (二)七大主要问题 1.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没有根本转变。我国实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努力进行了多年,但现状依然是:取得明显进步,水平依然很低,矛盾非常尖锐。因此,要下定决心,找到发展生产力的正确途径。 2.产业结构不够合理。1978年以来,我国的产业结构有所变化,但这样的结构,不仅低于高收入国家,而且也低于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反映了第三产业内部存在结构低水平。这种低水平在第三产业内部表现为,生活性服务长期占主导,生产性服务业处于非主导地位。这表明金融保险、房地产、物流产业、科技开发、信息资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发展迟缓。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也反映了我国城镇化发展滞后。 3.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不强,表现在许多方面。例如,我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只有24%,在世界50个主要国家中我国排行24位,排在印度和巴西之后;美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达60―70%。我国对外技术的依赖程度高于50%,美国、日本只有5%以下。事实深刻地告诉我们,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增强国家经济实力的关键。 4.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我国是个人口大国、资源小国,这对矛盾将长期制约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是缺水的大国,人均拥有量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1/4,全国600个城市有400个缺水,110个严重缺水。我国耕地只有世界人均耕地水平的40%。从1996年至2003年底的7年间,我国减少耕地达1亿亩。此外,石油人均储量只有世界人均储量的,天然气只有,铜是,铝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日趋严重。 5.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相当艰巨,是“重中之重”。我国人口近13亿,农村人口占,农村中的赤字县占35%,每县平均负债约400多万元,每村平均负债约20多万元,全国贫困县592个。近年来某些农村出现了不可忽视的“返贫”现象。十六大后党中央鲜明地提出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对农民实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现在已经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时候了,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一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今后五年到十年,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6.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突出问题。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具备相应的物质基础,然而,在经济发展条件下,不能适时解决突出的社会发展问题,就会产生影响社会稳定和妨碍经济发展的尖锐问题。近十多年来,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突出问题的解决。但是,随着社会转型时期的激烈变动,产生的社会问题仍是层出不穷。当前最突出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问题是:就业不足、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和分配不顺三大问题。较深层次的是教育、文化和医疗三大问题。 7.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亟待解决。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起来,但是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仍未得到彻底解决,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要作长期的努力,当前全党必须打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攻坚战。 第一,政府职能转变还没有从根本上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尚未完成;要继续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各级政府在社会管理的公共服务职能有待大力加强。应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健全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和行政监督机制。 第二,要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发挥主导作用;加快国有大型企业股份制改革,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探索和解决好建立现代企业的途径;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加强非经营性资产、自然资源资产的监管制度。继续深化集体企业改革,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所有制。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等非公有经济、引导个体、私营企业制度创新,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进入金融服务、公用事业、基础设施等领域。 第三,推进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推进现代市场体系建设。 第四,加快转变对外贸易方式,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以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十一五”时期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既有诸多有利条件,也有不少制约因素;机遇和挑战并存,从总体上看是机遇大于挑战,有利于我国发展。 有利条件主要是: (1)维护和平,促进发展,谋求合作,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当今时代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世界多极化趋势进一步发展,世界政治力量对比有利于我们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 (2)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我国与世界经济的互相联系和影响日益加深,有利于我们用好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更好地利用外部资金、技术、资源和全球市场。 (3) 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有利于我们发挥后发优势,推动我国科技进步与创新,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改造升级。 我国发展也面临不少制约因素和严峻挑战。 首先,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恐怖主义危害上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方面占优势对我国的压力将长期存在。 其次,围绕资源、市场、技术、人才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各国在更加重视与我国发展经贸关系的同时,一些国家同我们在经贸领域的矛盾也在增加。特别是近一个时期,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围绕人民币汇率、纺织品出口、知识产权、能源资源等方面的外部压力加大,今后这些方面的贸易摩擦还会继续出现。 第三,我国自主创新能力较弱,许多领域的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长期依赖进口。近些年来石油等重要资源的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这些都对我国经济安全提出了新的挑战。 第四,“十一五”时期,世界经济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增长,但是近年来油价持续攀升,国际经济环境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加,未来世界经济仍有可能发生较大波动,从而可能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问:中国对外贸易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是什么? 答:本世纪头二十年,是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对中国对外贸易而言,也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机遇期。从外部环境看,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全球范围内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的步伐继续加快。从国内情况看,坚持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着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经成为全国上下的共识。对外贸易作为联系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必将不断取得新的发展。但中国对外贸易发展依然面临着挑战。主要是:世界经济发展有较多不确定因素,石油价格攀升,地区冲突和恐怖活动不断,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措施增多,发达国家仍然限制高新技术输往中国。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资源和环境的压力增大,粗放型增长方式有待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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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星kooo

严重的失衡已经影响到了快速前进的经济列车的运行,已经到了必须校正的关键时刻。失衡来自于片面追求速度的经济增长主义,来自于支撑了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方式,只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校正一系列失衡,使中国经济健康平衡可持续地发展。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收入差距问题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本文重要对中国的地区收入差距的现状进行介绍,然后对产生这种现状进行原因分析,以使人们能够更正确的理解和对待收入差距。 关键词:地区差距 贫富差距 经济政策 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使人们的收入得到了非常大的提高。“三步走”的第二步——在20世纪末人们的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也已经在20世纪末顺利实现了。我们现在正朝着第三步迈进。可是就在我们为到下个世纪中叶,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奋斗时,中国的贫富差距也在不断扩大。在中国,造成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十分复杂,有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选择因素,有转型期的特定结构性、体制性因素,也有腐败、市场失序等非正常因素。要想正确的理解中国的收入差距,必须对中国收入差距类型及原因有着很好的理解。现在中国收入差距大体可以分解为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以及不正当收入差距。下面主要介绍中国的地区收入差距以及对出现此差距的原因进行分析。 一、地区差距现状 城镇居民收入的地区差距进一步拉大。东部地区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及增速均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收入差距逐年扩大。从1981年至1999年,按现价折算,东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了倍,中部地区增长了倍,西部地区增长了倍,以中部地区收入为1,东、中、西三大地带的收入比例从1981年的改变为,中西部与东部的收入绝对差额由79元,8元扩大到1999年的2299元和1844元,分别扩大了29倍和231倍。 城填居民人均收入地区差距变化[1] 针对这种地区间差距的扩大,有人将其概括为“一个中国,四个世界”,即把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除台湾外)放到全球来认识,按实际购买力平价来计算美元值,可划分为四个世界:第一世界是上海、北京、深圳。1999年,上海和北京人均GDP分别为15516美元和9996美元,明显高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为8320美元),上海和北京两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第二世界是大中城市和沿海地区中上等收入地区,天津、广东、浙江、江苏、福建、辽宁等沿海省份人均GDP均高于世界下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为3960美元),六省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第三世界是下中等收入地区,包括沿海地区的河北、东北、华北中部部分地区,人均GDP均低于下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人口占总人口的26%。第四世界包括中西部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地区、边远地区、低收入地区。低于世界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为1790美元),人口约亿,占全国总人口数的50%。 二、地区差距原因 1.历史因素 在中国,不同地区在改革的初期所面临的初始条件是不同的,初始条件的差异也构成了不同地区在改革过程中的收获各不相同。首先,这些初始条长期累积起来的商品经济观念在东西部地区之间存在相当明显的差异。历史上,东部地区尤其是江浙一带居民的商品经济观念比较浓,对市场的理解和参与意识较深。相反,中西部地区的居民则相对比较保守,习惯于固守本土观念,缺乏冒险精神和创业意识,相应地,中西部地区人口的流动性相对较差。所以,当中国开始市场化改革的时候,东南沿海地区的居民由于积极地参与便首先分享了改革的“红利”,而中西部地区的居民则由于行动迟缓而丧失了先动优势,从而使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越拉越大。其次,东西部地区的工业基础存在差异。虽然在六、七十年代中国 *** 出于军事战略的考虑,在工业布局和资源分配上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在中西部地区设立了一系列军事工业基地,这些工业基地增强了中西部地区的生产能力和工业基础,但并没有从实质上弥补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工业化水平的差距。加上六、七十年代所建立的军工企业在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体制等方面的原因存在经营困难,不但没有提高中西部地区的工业生产水平,反而成为这些地区的沉重包袱。 2.政策因素 中国 *** 在开放次序方面的安排使得不同地区在改革中所能够获得的收益存在较大的差异。改革开放伊始,中国 *** 的经济政策便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五个经济特区、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都是在东部,这些地方在财政政策上无论对外商还是当地企业都非常照顾,使得东部沿海地区在改革开放初期得以吸引大量的外国资本,当地经济得到巨大发展。虽然外商投资并不是经济发展的唯一因素,但它毕竟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的转轨经济而言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1983--1996年,中国的外商投资有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仅有分布于中部地区,分布于西部地区。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分布相适应,内地省份在经济发展速度上远远落后于沿海地区,更进一步的结果便是各地区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拉大。 3.贸易因素 贸易依存度与出口依存度是反映贸易规模的两个重要指标。从1993—2003年,东部地区的贸易依存度从上升到,出口依存度从—,中部地区贸易依存度从下降到,出口依存度从下降到,西部地区贸易依存度则从到,而出口依存度一直在左右徘徊。[4]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对外贸易多集中于东南沿海地区,而中西部地区则较少。1999年,东南沿海地区12个省市的进出口总额占全国的,其他地区只占不到10%。因此,东南沿海地区的居民享受对外贸易带来的利益比中西部地区的居民要多。同时,由于中国地区之间劳动力要素流动不畅,职业转换困难程度不同,劳动力的流动性在东部地区要强于西部地区。这在客观上造成了劳动者收入在地区之间的差别。 4.教育因素 随着教育的发展,它会拉大受过教育者与未受过教育者之间的差距,因为受过教育的人有更高的生产能力和更高的配置能力,它能占据收入更高的职业和岗位,从而获得较高的收入。中国不同地区之间教育水平的差距是相当明显的,东部沿海地区拥有较好的教育设施和较高的教育水平,居民受教育程度比较高,而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的滞后,导致教育投入不足,进而使居民的人均受教育水平远远低于东部地区。这种教育水平尤其是基础教育方面的差距构成了东西部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5.自然条件及地理位置 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在自然条件及地理位置方面的差异也不利于中西部地区。从地理区位上讲,东南沿海地区拥有众多的港口码头、密集的公路和铁路网,并且与经济发达的香港、澳门、台湾、日本、韩国相比邻,具有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地缘优势。同时,东部地区气候条件好,物产丰富,适宜生产及生活,这些都使得东部地区在经济发展中获得一种比较优势,从而能够先行一步。 三、结束语 上述是对中国现阶段存在地区收入差距现状以及原因分析。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现阶段出现收入差距是在我们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必然要出现的,但有些差距是可以避免的。我们要理性看待贫富差距的两重性,客观分析引起贫富差距扩大的因素,区分正常因素与非正常因素。2005年中国两会的召开,代表们就收入差距提出了好多好的建议和意见,中国 *** 也高度重视这个问题。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体制的健全,中国的各项制度的建立,中国实行“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及农民负担的减轻,一定能够消除各种不正当收入,减少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以及行业差距,使中国社会实现共同富裕。 论文天下

假的。 中国的经济改革,实际上是对西方的资本主义势力的妥协。 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在国际上陷入空前孤立,与苏联交恶,发生小规模战争,苏联威胁要对中国进行核打击,中国“深挖洞,广积粮”将工业移向西部山区。美国看到了其中的机会,向中国伸出援手。 将中国发展成为邪恶而强大的国家是计划的既定目标。 要强大到足以征服世界,离不开经济发展的支撑,这就是经济改革的外在动力。 而中国老百姓羡慕西方发达国家的幸福生活,知识分子羡慕西方的民主制度,这就是经济改革的内在动力。 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和18年加入WTO后的中国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并转化为强大的军事机器,足以发动世界级的战争后,目标达成,与西方进入分裂状态。

一、选题 选题在学术论文写作中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只有研究有意义的课题,才能获得好的效果,对科学事业和现实生活有益处;而一项毫无意义的研究,即使研究得再好, 论文写作得再美,也是没有科学价值的。钱学森教授认为:“研究课题要紧密结合国家的需 要。……在研究方法上要防止钻牛角尖,搞烦琐 哲学 。 目前 在 社会 科学中,有的人就古人的 一句话大作文章,反复考证,写一大篇论文,我看没有什么意思。”因此,我们要选择有科 学价值的课题进行研究和写作。那么,应该根据哪些原则来选题呢? (一)具有科学性。它应包括:急待解决的课题;科学上的新发现,新创造;学科上短缺或空白的填补; 通行说法的纠正;前人理论的补充;等等。 (二)有利于展开。指的是:要有浓厚的兴趣;能发挥业务专长;先易后难,大小适中;已占有一定的资料;能得到导师指导;在一定时间内能完成;对题目加以限定。 注意事项 1、摘要中应排除本学科领域已成为常识的内容;切忌把应在引言中出现的内容写入摘要;一般也不要对论文内容作诠释和评论(尤其是自我评价)。 2、不得简单重复题名中已有的信息。比如一篇文章的题名是《几种中国兰种子试管培养根状茎发生的研究》,摘要的开头就不要再写:“为了……,对几种中国兰种子试管培养根状茎的发生进行了研究”。 3、结构严谨,表达简明,语义确切。摘要先写什么,后写什么,要按逻辑顺序来安排。句子之间要上下连贯,互相呼应。摘要慎用长句,句型应力求简单。每句话要表意明白,无空泛、笼统、含混之词,但摘要毕竟是一篇完整的短文,电报式的写法亦不足取。摘要不分段。 4、用第三人称。建议采用“对……进行了研究”、“报告了……现状”、“进行了……调查”等记述方法标明一次文献的性质和文献主题,不必使用“本文”、“作者”等作为主语。 5、要使用规范化的名词术语,不用非公知公用的符号和术语。新术语或尚无合适汉文术语的,可用原文或译出后加括号注明原文。 6、除了实在无法变通以外,一般不用数学公式和化学结构式,不出现插图、表格。 7、不用引文,除非该文献证实或否定了他人已出版的著作。 8、缩略语、略称、代号,除了相邻专业的读者也能清楚理解的以外,在首次出现时必须加以说明。科技论文写作时应注意的其他事项,如采用法定计量单位、正确使用语言文字和标点符号等,也同样适用于摘要的编写。摘要编写中的主要问题有:要素不全,或缺目的,或缺方法;出现引文,无独立性与自明性;繁简失当。

中国保险业需要和中国传统的社会制度磨合一段时间,最少要20年做保险难是因为我国社会制度,个人收入,和传统的观念,很多因素呢我们总举着外国的例子,可是外国跟我们国家不一样,你朋友躲着你是正常的,你想想看,你和他们在一起没事就谈到保险,谈到的那些东西基本上都是公司灌输给你的,你说你朋友买还是不买,买吧,你朋友感觉没什么用,而且你朋友也不是非常有钱,不买呢,还不好,其实你不是故意谈到的,但是,你知道保险公司为什么有那么多培训吗?你已经潜移默化的接收了,有些融入到你生活中去了。内勤。有的保险公司是打着内情的旗号去招聘外勤人员的,真正的内勤保险公司一般不怎么招聘或者在那些外勤里面调合适的来做。如果是属于公司的内勤,那么就是开会。培训员工,如果是经理的内勤,那么就帮经理打打要约访的客户,给新来的面试,或者打陌生电话。

中国这样一个地域宽广,人口众多,经济发展还是十分不平衡的国度,谈城市的发展是一个难题。但是,这是一个社会发展的趋势,就你提到的规划、就业、环保、治安等一糸列的方面,我以为最最重要的首先是解决国民素质问题。这方面不能很好地解决,上面提到的方方面面都不能真正得到解决的,就算说是通过一些手段来改变现状,我想也是短暂的,不能持久的。因此我认为国家必加大对国民教育的投入。让人民的文化素质、道德观念、科技水平都 能适应社会的发展,这样城市的发展也好,农村的发展也好,才能有真正的实质性的发展。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已三十多年了,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发展。但存在的问题和矛盾也是不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旧的政治体制已经与新的经济基础不相适应,问题、矛盾正在出现和发生,并且有日益激化的趋势。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与政治是辩证的对立统一关系。经济基础变更,必然导致政治体制的变革。如果不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社会矛盾将会更进一步激化。正如马克思所说:‘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 :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建立科学的政治体制是我国改革成功,达到实现和谐社会的科学保证。

这些年,改革的方案,先后出台了好几套。 但始终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足球。 根本原因急功近利,光抓定型的成年队,不重视培养后备力量 这一次的方案,主要看落实情况 依然需要时间来检验。 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毕竟是总体方案,不知道具体措施和落实的强制措施怎么样,所以有待观察,因为总体方案大多数有喊口号的感觉

愿望是好的,发展方向是明确的,但是实施起来还是难度挺大,但我们相信中国足球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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