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双重主题分析论文

《长恨歌》是一首脍炙人口的佳作,与《琵琶行》共同构成白居易感伤诗中的叙事长诗双璧。元和元年(806) ,白居易在盩厔县(今陕西周至) 任县尉时,与友人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有感于唐玄宗李隆基与其贵妃杨太真的故事,创作这首《长恨歌》。此诗根据当时民间的传说与坊间的演唱,以回旋往复、缠绵悱恻的艺术形式,写历史上的李杨爱情悲剧。从开卷第一句到“不重生男重生女”为诗的第一层。诗开头用“汉皇重色思倾国”喝起,这七个字统摄全篇,揭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重色思倾国”,是个体生命的感情欲求,属人情之常,本无可厚非。“天生丽质难自弃”,看似平淡却笔力千钧,一语隐去了杨玉环可羞可痛的再嫁经历(杨本是玄宗的儿子寿王李瑁的妃子) ,也写出了她后来横遭劫难的深刻的悲剧根源———美丽。而这美丽使得她不得不离开自己的丈夫、乱伦的的丑名公爹。这其中的心里历程岂是别人能体会到的?“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云鬓花颜金步摇”,诗人怀着惊羡之情,从各个不同的侧面描写了杨贵妃的美丽。但可悲之处在于重色爱美者是位至九五之尊的皇帝,人物的身份地位与好色的欲求形成尖锐的对峙,群体社会的秩序规范与生命个体的秀美艳丽发生激烈的冲突,这种对峙与冲突就奠定了李杨爱情的悲剧基础。因此,当作者描写李杨陶醉于爱情的甜蜜快乐之中,“芙蓉帐暖度春宵”,“君王不早朝”,则直接导致了李作为皇帝的失职;杨集“三千宠爱于一身”,而享有“姊妹兄弟皆列士”的殊荣,也就引起了世人的反感与社会心态的变异———“不重生男重生女”。两个人之间存在着几乎可以充当祖父与孙女的年龄差距。这其中真正的爱情成分又有多少? 一方是对美色的占有和蹂躏,另一方是屈从、巴结而且兼有虚荣、对荣华富贵的享受!诗的第一层,在对杨氏得宠与兄弟姐妹高官厚禄不无贬刺的描写中,已隐约揭示了李杨爱情的悲剧根源。从“骊宫高处入青云”到“不见玉颜空死处”,为诗的第二层,写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君臣逃奔西蜀,杨贵妃被绞死的经过。“六军不发无奈何,婉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写的就是李杨在马嵬坡生离死别的一幕,留下不可挽回的终身恨事。唐玄宗为了宠爱杨玉环竟让她的堂兄杨国忠总揽朝政。于是唐朝天下一派乌烟瘴气,出现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局面,导致“六军不发无奈何,婉转蛾眉马前死”。唐玄宗的罪孽无疑是远远地超过了杨玉环的。如果他在杀死了杨国忠之后,于禁卫军的将士们面前来一番下诏罪己的表演,应该是能够挽救杨玉环的。然而在风声鹤唳和慌张逃命的危机气氛中,唐玄宗立即舍弃了曾使自己心荡神迷的美女,往日里“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誓言,竟都成了无需兑现的谎言。当死神与灾难降临到头顶的时刻,才能充分地考验出男女之间的情爱是否可靠或忠贞。李商隐《马嵬》诗中所说的“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从前后迥异对比中揭露出唐玄宗的怯弱、自私和虚伪。为了一己的私欲他可以牺牲儿子的幸福、牺牲黎民百姓的利益;为了自己的安全,他又可以牺牲最宠爱的美女,独裁统治者必定会成为这样最自私的角色。他的身上不可能有真感情,有的只是私欲和占有欲罢了。从“君臣相顾尽沾衣”到“魂魄不曾来入梦”,为诗的第三层,以酸楚凄恻的语调婉转形容与描述了玄宗回宫以后睹物思人,触景生情。“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这是写从太液池的灼灼芙蓉与未央宫的依依垂柳,仿佛看到杨贵妃的艳容修眉,旧景长在,而不知人在何处,这出神入化的描写充分展示了玄宗复杂微妙的内心活动。“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从黄昏写到黎明,抒写玄宗在夜间万籁俱寂之中难以成眠的相思情怀。面对飞萤,独挑孤灯,听到的声声钟鼓是“迟迟”———显得特别地悠长;看到的点点繁星与迢迢银汉是“耿耿”———显得格外明亮,用心理时间与心理色彩来写悄然思恋的漫漫长夜,真切感人。这刻骨镂心的苦苦思念,日夜不息“, 春风桃李花开夜”是这样“, 秋雨梧桐叶落时”何尝不是如此! 看到“梨园弟子”头发斑白,“椒房阿监”容颜衰老,更唤起对往昔欢娱的追忆,日思夜念,在现实中无法找到美丽的杨贵妃,那么,总可以在梦中与她共拥衾枕吧!可是“, 魂魄不曾来入梦”。在这一层里,诗人自白天到黑夜,自春天到秋日,自现实到魂梦,以丰富的想像与虚构,刻意地描摹出暮年的唐玄宗孤独、寂寞,渲染着他对杨的思念,从各个不同侧面传神地描写了玄宗相思的苦痛。这就很容易引起善良却又单纯的人们流淌出一掬同情的泪水,淡忘了他残暴和荒淫的另一面。但是这仅仅是虚构并非真正的现实。诗的第四层,从“临邛道士鸿都客”到“梨花一枝春带雨”,写道士到海上仙山找到杨贵妃,美在已经仙化的彼岸世界得到复现与升华。诗人展开浪漫想像的翅膀,忽而上穷碧落,忽而下尽黄泉,皆茫茫不见。最后发现了虚无缥缈的海上仙山,楼阁玲珑,仙女如云,金阙玉扃流光溢彩,珠箔银屏逦迤而开,五色祥云缭绕其间。在这超尘脱俗的仙境里,杨贵妃的形象是那么圣洁飘逸“, 风吹仙袂飘飖举,犹似霓裳羽衣舞”。她“花冠不整下堂来”,迎接“汉家天子使”,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哀艳形象出现,其艳丽在于离开现实的此岸世界进入仙化的彼岸世界后美得到了复现与升华,其哀婉在于失去了真挚情爱之后的孤寂落寞。作者没有让李杨二人在仙国来一个庸俗的大团圆结局,而是将美与爱情不能并存的矛盾问题留给读者去咀嚼,去思索。从“含情凝睇谢君王”到最后,是诗的第五层,写杨贵妃托物寄情,点明“长恨”。她含情脉脉地托道士转告玄宗,昭阳殿里是人间尘雾,不仅美遭毁灭,而且恩爱已绝;蓬莱宫中是天上仙国,美虽长存,却是情思无寄。“唯将旧物表深情,钿合金钗寄将去”,“临别殷勤重寄词,词中有誓两心知”,让旧日的金钗钿合与七夕的夜半私语来慰藉玄宗痛苦的灵魂,也安抚她自己抑郁的心灵,在绵绵不尽的相思中来实现“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美好愿望。然而,这美好愿望的实现毕竟是虚幻的想像,诗人不想自欺,也不欲欺人,借杨贵妃之口,一语道破:“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当白居易、陈鸿分头来描摹这宫闱中生离死别的故事时,他的内心是念念不忘自己刚刚经历过的一段的爱情故事:刚过而立之年的他爱上了美女湘灵,匆匆分手之后还萦绕于怀,像“两心之外无人知”和“利剑斩断连理枝”,就会使人立即想起《长恨歌》里相似的诗句来。用自己的心理和经历,去揣度笔下人物的内心冲突,这本来就是写诗和撰文的常情。白居易本人对创作《长恨歌》的看法也是矛盾的,一方面他贬低《长恨歌》:“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以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另一方面,他又把《长恨歌》当作自己的代表作:“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戏赠元九李二十》) 而后世的评论家们有的把它当作政治讽刺作品,有的则认为是歌颂爱情之作。笔者认为即使是歌颂爱情之作,他歌颂的也不是帝王与贵妃之间真正的爱情———因为他们之间不可能存在真正的爱情。形成这种理解的矛盾,主要是由于诗歌素材介于历史与传说之间,形成一种张力。马嵬驿事变的翌年,杜甫《北征》是这样叙述的:“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周汉获再兴,宣光果明哲。”称肃宗李郭为明哲的周宣王、汉光武,把杨玉环比作褒姒、妲己。杜甫的看法代表了儒家正统思想对这一史实的价值取向:女色祸水。到了白居易时代,流行于民间的传说对杨贵妃的故事作了较大的改造,突出了李杨之间的爱情悲剧。白居易借着史实的一点影子,根据当时的传说,创作出《长恨歌》,诗歌自然会具有这双重的价值取向。其次,这种冲突体现在作者本人的矛盾上。一方面白居易是一位有着正统儒家思想的文人。所以,在《长恨歌》的第一层,作者对杨贵妃有所贬刺,认为她是恃媚邀宠,要负一定的误国责任。而在《胡旋女》中更是将杨贵妃与安禄山并举,斥之为安史之乱的两大罪魁祸首:“禄山胡旋迷君眼,兵过黄河疑未反。贵妃胡旋惑君心,死弃马嵬念更深。”同时,白居易又是一位诗人,追求美,讴歌美,汲汲追寻艺术的直觉,视至尊的君王贵妃为普通的人,并将他们置于被怜悯的地位。所以《, 长恨歌》便以无限深情的笔触礼赞“褒妲之色”,歌颂美在彼岸世界的复现与升华,对美的毁灭倾注一腔同情。从而突破了儒家正统与钦定史学的樊篱。

长恨歌》自产生之日起，对主题的看法、理解就有分歧，时至今日多种主题说仍然存在，综合看大致有三种说法，即“讽谕说“(暴露统治阶级的荒淫，恨其误国)、“爱情说”(歌颂唐明皇与杨贵妃真挚专一的爱情)、“双重主题说”(指爱情悲剧的双重性、人物性格的双重性、作者态度的双重性。剧中男女主人公．既是悲剧的制造者，又是悲剧的承受者；既是祸国殃民的统治者，又是美好爱情的体现者；作者原本有“惩尤物，窒乱阶”的意图，但在具体描写中赞扬二人爱情的成分却占据了主导地位)。现在一般都认为：“双重主题说”比较符合作品实际．笔者则认为这是一首描写爱情的诗篇。说它是写爱情的，根据是这样： (一）这是一首描写爱情悲剧的长诗。 说《长恨歌》是一首描写爱情悲剧的长诗．一般不会产生歧义。因为悲剧故事的始末在诗中表达得十分清晰：全诗以“汉皇重色思倾国“为开端，先写杨玉环入宫，受专宠；次写马嵬兵变及李、杨爱情悲剧结局；再写唐明皇奔蜀及回宫后对贵妃的笃诚思念；最后借助想象的翅膀，写贵妃死后成仙，对玄宗一往情深，并以“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结束整个故事。该诗不仅故事完整，而且情节波澜起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诗的后半部分想象、虚幻了一个恍惚迷离，“虚无飘渺”的别开生面的仙境，使杨贵妃死后的艳艳形象再现于蓬莱，沟通了天上人间永远不存在的爱情。这使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的故事就不再是简单的纪实诗，而成了一个经过艺术再创造的更带有典型意义的悲剧。这种仙化式的悲剧结局，是作了喜剧处理的。它不仅写出了李、杨至死不渝的爱情，而且还以浪漫主义的手法写出了死而复生、恩爱不绝的奇迹。我们说这是一种主观愿望的表现。可以说这样处理不是必然的生活逻辑．不是生活中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或者可能发生的事情，而只是诗人认为应该发生的事情．希望发生的事情，这是一种主观化的情节，不是客观化的。它是符合中华民族的审美趣味、欣赏习惯的。读者、观众都不希望“好人”死绝，更不愿哭着离开剧场。这大团圆结局．与中国古典美学追求有关，是民族传统、哲学基础所决定了的。《长恨歌》写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最终以悲剧结局，这反映出了诗人对他所认识所描绘的那部分社会生活的基本评价和基本态度，而且这爱情悲剧是能够统帅全诗灵魂的；至于纵欲失政等政治因素可作为背景、典型环境来考虑。这爱情悲剧作为主要线索来分析、评价。那《长恨歌》的爱情说也就好解释了。从客观上说，帝妃之间的爱情故事，在我们今天看来与一般人是不一样的，有其独特性．这里富有强烈的政治色彩。男女主人公是历史上实有的人物，而且对唐朝历史的兴衰、国家的安危起着很大的作用。这样就容易使读者、评论家游移于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往往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混同于对文学作品中艺术形象的评论，而产生理解上的分歧、困惑。其不知文学家、艺术家在表现一个历史人物时，既可能写他的全貌，也可以截取他性格中的某个侧面，从而表达一定的思想或感情．在具体描写环境中给人物提供可信的依据，即塑造出历史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唐明皇“重色”的性格特征可谓淋漓尽致矣。诗的首句“汉皇重色思倾国”就高度概括了他的性格特征。而杨贵妃则着重体现在“倾国”的外貌上，写她的妩媚、娇态、风姿．“天生丽质”。这形象既富于个性又十分鲜明。 作为一首爱情诗来看待，它不同于一般爱情诗的地方，还在于把政治历史事件作为背景来处理，作为爱情悲剧的典型环境。逸乐误国，甚至导致安史之乱，这只是一个方面，同时它也导致了自身无可挽回的大悲剧。可一味囿于“女色亡国”却 是一种偏见。必须看到，“开元之治”的断送，绝不仅仅于此，更主要的是唐代各种社会矛盾白热化的结果。如民生凋弊、外患频仍、藩镇割据、宦官朋党的斗争，愈演愈烈。这些棘手的复杂矛盾，唐明皇无法改变，就是有识之士，也是宏图难展。而这昏暗的现实就成了悲剧的必然条件和典型环境。 我们说，《长恨歌》不仅以唐明皇、杨贵妃两个历史人物为男女主人公，还写了重大历史事件。如“安史之乱”(渔阳鼙鼓动地来)、“玄宗幸蜀”(干乘万骑西南行)、“马嵬兵变”(六军不发无奈何)等。我们认为，创作历史题材的作品，是应该忠实于大的历史事实的，但又不能机械地服从于历史史实。只能把它作为骨架，使其具有历史色彩，这是必要的。但着眼点应放在人物创造和细节(血肉)的描写上，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文学艺术的完整性。据此，我们可知，就这些政治历史事件而言虽蕴含着强烈规劝和讽谕作用，对唐明皇晚年耽于淫欲的腐朽生活是有批评的，但这却不是该诗的正题。正题应是“长恨”，是永恒的遗憾，“此恨绵绵无绝期”。作者心中永恒的恨，显然主要是爱情遗憾，但也远非一般的男女之间的生离死别的伤痛感情所能概括的。我们认为它绝不会对误国寄予那么多的同情。我们从“长恨”的深刻含义中去感受丰富的历史内容及其深刻的现实意义，就不会把它仅仅当作肤浅平庸，讽谕劝世之作了。 另外．我们从全诗120个诗句的分配来看，约有四分之一的篇幅是写逸乐误国的，但基本上是略写，有些则是一笔带过。那些重笔泼墨的地方，全都落在了李、杨爱情的悲剧上。最后虚构的仙境部分。写杨贵妃死后成仙，对玄宗一往情深，则没有任何的讽谕规劝之类的内容。从全诗的三大部分或两个部分来看，尽管侧重面有所不同．但始终都贯穿着“风情”二字。总之，全诗的体格完整，布局得体。我们通过诗的结构的创造性安排，也能探索出诗人的言外之音、探索出诗人没有说出的话。这会加深我们对爱情说的理解和认识的。

认为将此诗看成纯粹的讽谕诗或爱情颂歌都不恰当，它是暴露与歌颂的统一，讽谕和同情的交织，既为李、杨的爱情悲剧一掬同情之泪，又为他们的误国失政一叹遗恨之声，二者交相融汇而不是机械叠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