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战略战术研究论文

自己写一方面吧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同时又是中国儒家文化的集大成者和洋务运动的开山人物。近年来，他的思想和理论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和重视。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贯彻和落实，学术界对曾国藩及其思想的研究也改变过去一律贬斥的做法，而是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客观的评价，并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绩。就目前的情况来看，除了《曾国藩全集》之外，关于曾国藩专题研究的著作已出版不少，见诸报刊的文章也有几百篇之多。为了推动曾国藩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展开，现将曾国藩研究的主要成果综述如下。（一）曾国藩的军事思想有关论文指出，曾国藩的军事战略思想主要体现在湘军的建立和治军作战的过程中，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以“忠义”为准则的建军军事战略思想。曾国藩建军思想的—个特色，就是在军队内部强化封建意识。他以孔孟的“忠义”为建军的宗旨，要求湘军绝对效忠清王朝的封建政权，绝对忠于自己。在“忠义”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曾国藩在湘军的编制上主张先设官，由官自招士兵，各军内部以各级将领为核心，以下级绝对服从上级为惟一信条；全营归属营官，营官归属统领，全军归属大帅。这样，就形成了一种私属性质的上下级关系。曾国藩选择将领以“忠义血性”为标准，认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效忠清王朝，才能绝对服从自己。在招募士兵的问题上，曾国藩主张应招“以朴实而有农夫土气者为上”，以便使他们树立“愚忠”的思想，能够充当炮灰，为清王朝卖命。同时，曾国藩主张采用原籍招募的办法，由统兵将领亲自筛选，通过私人的关系建立相互之间的情谊，在军队内部形成一种凝聚力，以此维系军队的协调和稳定。第二，以“礼、诚”为本，以“勤、恕、廉、明”为要义的治军军事战略思想。曾国藩整治军队的第一要务是“礼”治，即以礼自治，以礼治人；他整治军队的另一要务是“诚”，即把“诚”看作“物之始终”，是维系国家和民族之命运的纽带。同时，曾国藩认为，治军还要以“勤、恕、廉、明”为要义，做到“勤以治事，恕以待人，廉以服众，明以应务”。所谓“勤以治事”，就是要求湘军改变八旗、绿营的积弊，各级将领对待一切问题要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他认为治军之道以“勤以治事”为先，正是由于他要求下属做到勤劳，力戒懒散作风，才大大提高了湘军将领的指挥和决策能力。所谓“恕以待人”，就是凡事都要留有余地，对待下属要讲求“仁”、“礼”，使他们能够心甘情愿地为自己卖命。所谓“廉以服众”，就是要求各级将领做到廉洁自律，以改变军中克扣军饷、中饱私囊的腐败现象。所谓“明以应务”，就是要求统兵将领要了解治军和作战的具体环节，以便在军中做到赏罚分明。当然，尽管曾国藩治军严明有方，但是其阶级本性决定了他所训练的军队，不可能成为一支讲求“礼”、“诚”的“仁义之师”。第三，“以主待客”、“奇正互用”的作战军事战略思想。曾国藩认为，两军作战时，守者为主，攻者为客；中途相遇，先到战地者为主，后到者为客；两军对峙，先放枪者为客，后放枪者为主。他还把战场上的兵力分为正兵和奇兵，即“中间迎敌者为正兵，左右两旁抄出者为奇兵”，他认为用兵作战的关键是要区分主客、奇正的特点，并且在战场上做到忽主忽客，忽正忽奇，灵活运用，这样才能取得战役的胜利[1]。二）曾国藩的外交思想有关论文指出，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具有深远影响的外交人物，学术界对其外交思想的评价也是众说纷纭，褒贬不一。对曾国藩外交思想的研究，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妥协投降”说。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胡绳、乔还田、姜铎、吴世英、朱东安等人，他们认为曾国藩自始至终推行的是一条“忠信笃敬”、“守定和约”的妥协外交路线。这种观点目前来看具有一定的片面性。第二，“汉奸卖国”说。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范文澜、何玉畴、林庆元、刘乐扬等人，他们认为曾国藩自始至终推行的是一条卖国的外交路线。这种观点对曾国藩的外交思想仍然缺乏全面的分析和研究。第三，“阶段”说。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王少普、王继平等人，他们的研究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王少普认为曾国藩一开始就有妥协倾向是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的；而王继平对曾国藩的“制夷”思想则重视不够。第四，“务实”说。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顾卫民等人，他们认为曾国藩已有近代外交的萌芽意识，这种观点有待进一步深入。第五，“妥协与抗争并存”说。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徐泰来、成晓军、殷诏基、陈谷嘉等人，他们认为曾国藩的外交思想中存在“妥协”与“抗争”的双重特点，但以何者为主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第六，“爱国”说。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许山河等人，目前学术界尚未接受这一观点，还有待学者们进行深入的探讨。第七，“有过错而非卖国”说。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沈嘉荣等人，这种观点有其正确性的一面，但目前还未引起学术界的共鸣，也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2]。（三）曾国藩的法律思想有关论文指出，曾国藩不但崇尚“礼治”，而且也十分重视法制在维护封建统治中的作用。概括起来其法制思想主要包括这样几个方面。第一，“重视法制，严格执法”的法律思想。曾国藩认为，要真正治理好国家，就得依靠法制的威力，做到有法必行，对犯罪行为不能任意赦免。第二，“执法严而适当，不能过分和冤滥失实”的法律思想。曾国藩认为，执行法律固然必须从严，但也要做到严而适当，使法律的实施恰到好处。第三，“任法不如任人”的法律思想。曾国藩在重视法制的同时，也十分重视执法人才的作用，他认为执法者做到“公明”与“便民”是十分重要的，否则将会导致是非不分、黑白混淆的恶果。第四，“用法律保障国家财政收入，维护所有者的权益”的法律思想。曾国藩认为，国家税务的征收必须制度化和法律化，做到奖惩分明，使财产所有者的权益能够得到法律的有力保障。第五，“反对军队经商”的法律思想。曾国藩认为，盐是百姓生活中的必需品，因此，军队不能贩卖私盐，任何人不能对此进行包庇或从中渔利，否则，国家正常的社会秩序就会被打乱。第六，“遵守和约”的法律思想。曾国藩认为，条约是国家法律意志的具体体现，因此，签约双方都必须严格遵守，严格遵照条约中的规定来执行[3]。四）曾国藩的洋务思想有关论文指出，建国后至“文化大革命”前期，学术界对曾国藩的洋务思想评价甚少，普遍认为曾国藩办洋务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封建的统治秩序，是对外妥协投降。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范文澜、牟安世、姜铎、吴松龄等人，他们的不足之处是忽视了洋务运动的“自强”和“制夷”的积极一面。但也有个别学者如戴逸、夏东元等论及到了洋务运动的“御侮”、“自强”的积极因素，这种观点是比较接近历史事实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曾国藩洋务思想的评价开始走上正轨，学者们纷纷各陈己见，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反动落后”说。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姜铎、黄逸峰、胡绳、朱东安等人，他们认为，曾国藩办洋务是为了巩固封建的统治秩序，镇压农民起义，其性质是反动的。这一观点忽略了洋务运动“自强”、“御侮”的积极一面，显然有失偏颇。第二，“抵御外侮”说。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杨国强、许山河等人，他们认为曾国藩办洋务是为了抵御外国的侵略，具有积极的意义。虽然这种观点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曾国藩办洋务的主要目的，但却忽略了其防范农民起义的一面，因此，这种观点也同样是不全面的。第三，“内外并重”说。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殷诏基、卞哲、黄明同等人，他们认为曾国藩办洋务既有“借师助剿”的一面，又有“渐图自强”的一面；特别是黄明同提出了曾国藩的洋务思想中具有“使古老的中国近代化”这一前人没有提过的新观点。上述观点虽有许多可取之处，但没有指出哪一方面占主要地位。第四，“内重外轻”说。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陈谷嘉等人，他们认为曾国藩办洋务虽有抵御外侮的一面，但更主要的是为了镇压农民起义。这种观点显然违背了历史事实。第五，“内轻外重”说。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徐泰来、喻盘庚、王继平、李时岳、胡滨、成晓军等人，他们认为曾国藩办洋务虽然有镇压农民起义的一面，但更主要是为了抵御外国的侵略，具有积极的意义。应该说这种观点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曾国藩办洋务的思想。第六，“阶段变化”说。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陈贵宗、李永璞等人，他们认为曾国藩办洋务的目的是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有先后主次之分，经历了—个以镇压农民起义为目的到“内外并重”的变化过程。这一观点目前看来缺乏事实依据[4]。（五）曾国藩的官宦思想有关论文指出，曾国藩为政善于总结和借鉴前人的经验和教训，能够妥善处理自己与朝廷、地方督抚及家庭等各个方面的关系，使自己在仕途上一直处于不败之地。曾国藩虽然是一位封建的官僚大臣，但他的官宦思想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第一，“读书非官”的官宦思想。曾国藩认为，读书的目的是进德、修业，并不一定单纯是为了做官。他一反中国封建社会“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多次劝告自己的弟子不要汲汲于科名。第二，“尽忠直言”的官宦思想。曾国藩认为，做官应有为官之道，对上应当尽忠直言。他在朝廷做官期间，曾多次不顾个人的安危，冒着杀身之祸上奏朝廷。如他在《应诏陈言疏》中劝告皇上以身作则，广开言路；在《议汰兵疏》中提出裁减绿营的合理建议；在《备陈民间疾苦疏》中揭露贪官污吏鱼肉百姓的事实。从上可见，不管曾国藩上奏的主观目的是什么，他这种“尽忠直言”的精神在当时来说还是难能可贵的。第三，“不贪钱财”的官宦思想。曾国藩对贫官污吏历来是十分痛恨的，他曾多次提出要严厉惩治贪污腐败，他一生以“不要钱，不怕死”自诩；他还多次告诫家人千万不要受贿，不要贪财；在攻陷南京后，他针对其弟曾国荃贪恋钱财的表现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并奉劝他辞职告老还乡。第四，“严管家属”的官宦思想。曾国藩曾力劝家人不要干预公事，并多次写信劝其父亲不要参与地方事务，要遵守地方法规，照章纳税；他对自己的子女要求也十分严格，经常告诫他们力戒“奢”、“傲”之风气。第五，“居安思危”的官宦思想。曾国藩虽被封为一等侯、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地方总督等职，手掌大权，手握重兵，统治着清王朝的半壁江山，但却清醒地认识到清王朝已将他作为最大的威胁者。因此，他以“清、慎、勤”作为座右铭自勉，处处小心谨慎，并辞去部分官职，终于打消了皇上的疑虑，被清廷誉为“文正公”[5]。（六）曾国藩的理学思想有关论文指出，曾国藩作为“一宗宋儒”，其哲学思想的主要渊源是程朱理学，他的理学思想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第一，“性命并重”说。曾国藩将“性”与“命”两个命题并列，认为“性”与“命”不但是立“天、地、人”之才的大本大源，而且是一切阴阳、刚柔、动静、开合以及人的貌、言、视、听、思“五常”的主宰。同时，他将“性”与“仁、义、理、智、信”联系起来，将“命”作为维系“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的纽带。他不仅赋予“性”与“命”以鲜明的道德属性，而且赋予它们以强烈的政治属性，使之成为维护封建宗法制度与纲常伦理关系的重要的思想武器。第二，“格物穷理”说。曾国藩认为，“格物”的目的是为了“穷理”，即穷“存心之理”，穷“性命”之理，以此维护“仁义礼智”、“忠孝敬慈”这一套封建的纲常礼教；同时，他还继承了孟子的“性本善论”，认为“格物穷理”的目的就是为了“复性”。第三，“立诚居敬”说。曾国藩认为，“圣学王道”的核心是“诚”，而个人的涵养功夫就是以“诚”为本，为此，他将“诚”作为一种提高自我涵养功夫的理学思想来看待，并把“居敬”看作是达到“立诚”的一种手段。其“敬”的范围很广，既包括一个人外表的严整，又包括—个人内心的专一；既包括一个人处事的严谨，又包括一个人内心的慎独。当然，曾国藩“立诚居敬”的实质还是为了通过它来实现“仁”、“义”，以此来维护体现封建宗法制度的“礼”；他将“诚”称为“圣人之本”和“五常之本”，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驱使人们去为风雨飘摇中的清王朝卖命。第四，“知先行后”说。曾国藩一方面认为“知”与“行”是不可分割、相互依存的，另一方面又认为“知”先“行”后。可见，他是一个典型的唯心主义认识论者[6]。（七）曾国藩的学术思想有关论文指出，曾国藩的学术思想既带有浓厚的封建伦理道德色彩，又具有强烈的经世致用精神，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第一，“从理到礼”的学术思想。曾国藩虽一生信奉程朱理学，但其理学思想并不囿于程朱理学的“天理人欲”之辨，而是将“理”具体化为“礼”，由“天理”转向“经世之礼”。他认为“礼”是一种“经世之礼”和“治世之术”，即“礼治”。他既表示要“恪守程朱”，又主张确守“仲尼之本旨”，其最终目的就是要将人们的思想控制在“古礼”之中，使人们死心塌地为清王朝卖力。第二，“汉宋兼容”的学术思想。曾国藩认为，“笃守程朱，不废陆王”不失为治学的好办法。在历史上，汉学与宋学曾经是对立的两个学术派别，曾国藩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提出了“不废汉学”的主张，要求两派“克己和众”，扫除门户之见，以此融会汉、宋之学。尽管曾国藩兼容汉宋之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政治服务的需要，但这种扫除门户之见的学风在学术上无疑开创了一代新风，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第三，“以文为道”的学术思想。曾国藩在“文”、“道”关系的问题上，提出了“文以载道”的主张，从而强化了“道”的政治性。他将姚鼐的“三门之学”扩充为“义理、考据、辞章、经济”的四门之学，并认为“义理之学最大”。在他看来，义理是躯干，其他三者是躯干上的依附物；而文字是道的载体，因此应将“见道之多寡”作为评价文章优劣的首要政治标准。曾国藩在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时，也强调“道”与“文”之间的一致性”[7]。（八）曾国藩的人才思想有关论文指出，虽然曾国藩是一位地主阶级的政治家，但是他培养的人才大多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其人才思想概括起来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第一，“制胜在人”观。曾国藩认为，清王朝腐败没落的根本原因在于人才匮乏，因而提出了“人存而后政举”的观点。在他看来，要拯救清王朝虽应重视法制，但更重要的是应重视人才，他说“任法不如任人”，将事物的成败得失都归于用人之上。虽然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但也说明曾国藩对人才确实是十分重视的。第二，“广收慎用”观。曾国藩认为，用人要不拘一格，不求全才，只要有一技之长，就要发挥他的作用。用人还要做到知人善用，根据各人的特点，用人所长，量才而用。第三，“勤教严绳”观。曾国藩认为，社会风气对人才的成长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作用，因此，他大力提倡引用正人，主张培养“有师长课督之风，有父兄期望之意”的人才。在培养人才的方法上，他强调要严格要求，不姑息，不迁就，不放纵，只有这样才能造就一代济世人才（九）曾国藩的教育思想有关论文指出，虽然曾国藩不是一个职业教育家，但是他的教育思想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仍然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第一，伦理道德教育观。曾国藩十分重视对子弟的家庭伦理道德教育。首先，他认为立志是成就大业的根本，为此，他教育子弟要自立自强，从小树立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将来报效国家和社会。其次，他教育子弟要孝悌仁爱，要以仁为己任，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再次，他告诫子弟要谦虚谨慎，勤劳节俭，力戒“傲”、“奢”之风。第二，“西学为用”教育观。曾国藩虽然是一位封建士大夫，但却具有一定的开放意识，提出了“西学为用”的教育思想。首先，设立翻译馆。为了兴办洋务，曾国藩聘请洋人在江南制造总局内设立了翻译馆，培养翻译人才，翻译外国书籍，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其次，创办技术学校。曾国藩支持容宏在江南制造总局内创办机械学校，为中国培养了一批早期的熟练技术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再次，奏派幼童出国留学。为了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曾国藩不顾顽固封建士大夫的反对，毅然奏请朝廷派遣幼童赴美留学，为中国近代工业培养了一批技术骨干力量。第三，“知行并重”教育观。曾国藩认为，要培养和造就大批的有用之才，必须从教育方法上入手。首先，他强调教育不能脱离实际，主张教育只有与社会实际联系起来，才能使受教育者成为“匡时救世”的栋梁。其次，他提倡启发式教育，反对生搬硬套的呆板式教育方法，主张利用启发式教育方式调动受教育者的学习兴趣。再次，他强调因材施教，主张针对不同的教育对象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充分发挥各自的特长[9]。（十）曾国藩的行政管理思想有关论文指出，曾国藩在长期的行政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行政管理经验，至今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第一，“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并重”的行政管理思想。曾国藩认为，导致社会危机的根源在于行政官员的腐败，而要惩治腐败，就必须提高行政官员的政治素质。为此，他进一步阐述了用人的四项原则，即德才兼备的原则，慎用的原则，注重培养的原则，提拔、保举适度的原则。第二，“实干、高效、廉政”的行政管理思想。曾国藩认为，朝廷上下办事效率低下，就是因为行政官员只务虚名，不干实事。因此，为了提高行政效率，他要求下属不说大话，不务虚名，务求实干；同时，他还严格要求家属不谋任何特权，确保“寒士”的家风。第三，“妥善处理朝廷与地方关系”的行政管理思想。曾国藩认为，妥善处理朝廷与地方的关系是维系一个国家政权正常运转的重大问题。正是由于具有高超的行政领导艺术，曾国藩才赢得了清廷的信任，使自己在领导核心中游刃有余，这不能不让世人叹服[10]。（十一）曾国藩的历史地位有关论文指出，曾国藩虽然镇压过太平天国起义，犯有一定的历史罪过，但是从他的整个一生来看，可以说是功大于过，应该划入中国近代进步爱国人物之列。第一，关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问题。有学者认为，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固然有罪，但不能将其无限扩大。事实上，太平天国在后期已经转化成为一个封建制的神权主义政权，曾国藩镇压了它，结束了两个封建政权长期对峙的局面，有利于中国的重新统一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在客观上减轻了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干涉，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第二，关于开展洋务运动问题。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发起者，他创立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设立翻译馆，奏派幼童出国留学等举措，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教育近代化的进程，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因此，他的这些历史功绩还是应该予以肯定的[11]。综上所述，学术界对曾国藩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是十分喜人的，从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对他的军事、政治、洋务、理学、人才、教育思想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而对他的法律、史学思想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特别是对曾国藩的历史作用和地位的评价还没有得出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因此，加强对曾国藩的研究，还有待于学术界同仁们的共同努力。

动物是多细胞真核生命体中的一大类群，称之为动物界。一般不能将无机物合成有机物，只能以有机物（植物、动物或微生物）为食料，因此具有与植物不同的形态结构和生理功能，以进行摄食、消化、吸收、呼吸、循环、排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