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店铺经营方式研究论文

南宋定都杭州之后，正如南宋著名史学家李焘所说：“四方之民，云集两浙，百信常时。”再加汴京的大批工商业主进入杭州，带来了雄厚的资金与灵活经营的方法，大大地促进了杭州商贸的发展与繁荣，使杭州商业成为全国之最，不仅店铺数量之多、规模之大、资金之厚、精贵品之聚集，都占全国首位。正如当时杭州文人吴自牧《梦粱录》中所说：“杭州行都二百余年（“二”为“一”之误”），户口蕃盛，商贾买卖者十信于昔，往来幅辏，非他郡之比。” 正由于商贸的特别繁荣，也出现商贸经营中的十分钟新风尚、新特色，成为南宋杭州城市经济发展的新特点。总结南宋历史经验，目的是吸取今日有用的经验。一、坊与市合一的新貌唐宋之际，由于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店铺的四处开设，使城镇的格局出现了新的变化，原来坊市严格分离分离的制度，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尤其是南宋都城，出现了坊（居住区）市（商业区）合一的市容面貌与新制度，店铺临街开设与形成商业市场，是这种坊市合一制度的基本特点。唐代以前，都城或州县城镇基本上是实行严格的坊市分离制度。坊，是居民居住区。市，是居民交易区。一个州城或县城，一般只设有一个或二个“市”，如唐代都城长安，城内108个坊，仅东市与西市两个，每个市的规模，大约是两个坊的范围。相比之下交易区位置仅占居住区的4％左右。唐宋之际，由于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求扩大商业区，尤其在北宋东京，许多商店开始临街而设；再加上唐末五代战争的频繁，许多坊墙遭到了破坏了而被废；一些坊巷也与街路逐渐出现了各种店铺。这样，封闭式的“市”变成了敞开的“市”；市坊内，大街小巷店铺铺设，都成了商品交换的地方。汴京的饮食业远远超过了唐代长安，出现了饮食店铺与居民住宅混杂，饮食店铺与达官府第混杂，打破了传统的贵族不近商贾的界限；而且皇宫周围、军营附近、官府前后、御姐两旁等也都出现了热闹的饮食市场与酒楼饭店。杭州成为南宋行都之后，商业极为繁盛。北宋以前，杭州的商业区称为“市”，仅有一处，设在城之当中，即今洋坝头至官巷口一带。南宋定都后，坊市分离制瓦解了，在市之周围，店铺四处开设，商品丰富，方便了市民。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贯穿杭城的御街两旁也成为商店集中的地方，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南北中三个市场中心：北宋杭州之“市”，设在今中山中路中段。南宋时，诸行百市样样齐全，大小店铺，处处密布。举凡城市居民各阶段衣食住行等各方面的商品，在商店中都能购到，是一个“大而全”的商品市场。以御街为轴线，形成南、中、北三大商贸区块，相互沟通，相互补充。构成了杭城的新的大商业区，对满足京都市民小费，起了积极的作用。此外，大街小巷，也到处是“大小铺席，连门俱是”。二、灵活的经营方式经营方式，讲究灵活，这为都城商人所重视，主要表现在两方面：1、营业品种随季节而变，尤以饮食行业与杂货店为最典型。如都城的茶肆冬夏交换，最为明显：夏天兼售饮料、暑药等；冬天兼营盐豉汤之类。夏天冷饮已有甘豆汤、紫苏饮、椰子酒、豆儿水、鹿梨浆、卤梅水、木瓜汁、沈香水等十七种之多。（周密《武林旧事》卷6《凉水》）南宋初年，生意清淡时，店主还用鼓乐伴唱梅花酒曲，招徕顾客。杂货店的营业商品也有春冬与夏秋的区别，《梦粱录》卷13《夜市》记述，春冬之间扑卖玉栅小球灯、奇巧玉栅屏风、捧灯球等；夏秋又多扑黄草帐子、青纱、异巧香袋儿、背心儿等。2、重视店面装潢和广告招牌。两宋都城的高级酒店，店面装修，极为华丽。“凡京师（北宋汴京）酒店，门首皆缚彩楼欢门”。而南宋杭州酒楼也仿效东京，“店门首彩画欢门，设红绿杈子，绯绿帘幕，贴金红纱栀子灯，装饰厅院廊庑，花木森茂，酒座潇洒”（《梦粱录》卷16《酒肆》）。宋人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上有孙家正店酒楼的画面，就是当时的写实场面。商店之名，一般以所姓取名为多，为×家店铺，比较朴实；但在店门口外，往往挂在店牌、店招等，以起广告作用。 三、早市与夜市的热闹早市与夜市的兴盛，营业时间的延长，也是都城商业繁荣的重要标志之一。唐宋之前，商贸的营业时间，仅限于白天，“日中为市，日落散市”。北宋的汴京早市与夜市兴盛，店延长了营业时间，方便了顾客。早市，如汴京，“每日交五更……诸门桥市井已开，如瓠羹店门首坐一小儿，叫饶骨头，间有灌肺及炒肺。酒店多点灯烛沽卖，每分不过二十文，并粥饭点心。亦间或有卖洗面水，煎点汤茶药者，直至天明。其杀猪羊作坊，每人担猪着及车子上市，动即百数。其卖麦面，每秤作一布袋，谓之‘一碗’；或三五秤作‘一碗’，用太平车或驴马驮之，从城外守门人城贷卖，至天明不绝”。(《东京梦华录》卷3《天晓诸人人市》)汴京潘楼东街巷，“茶坊，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服、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子’”。南宋杭州的早市也很热闹，“御街铺店，闻钟(四更钟声)而起，卖早市点心，如煎白肠、羊鹅事件、糕、粥、血脏羹、羊血粉羹之类”。“有卖烧饼、蒸饼、糍糕、雪糕等点心者，以赶早市，直至饭前方罢”。“自内(大内，即皇宫)后门至观桥下，大街小巷，(早市)在在有之， 不论晴雨霜雪皆然也”。(《梦粱录》卷13《天晓诸人出市》) 夜市，比早市更盛。汴京夜市以州桥附近与马行街为最盛。《东京梦华录》卷2《州桥夜市》记载：州桥夜市以饮食业最盛，一年四季不衰。 马行街夜市，除饭食店摊热闹之外，还有中瓦、北瓦、里瓦这样大型的娱乐场所、小百货等，构成更热闹的场面，“夜市北州桥又盛百倍，车马阗拥，不可驻足，都人谓之里头”。(《东京梦华录》卷3《马行街北诸医铺》)宋代文人蔡僚《铁围山丛谈》卷4还说马行街成为汴京夜无蚊虫的街区。 “天下苦蚊蚋，都城独马行街无蚊蚋。马行街者，都城之夜市、酒楼极繁盛处也。蚊蚋恶油，而马行街人物嘈杂，烛火照天，每至四鼓罢，故永绝蚊蚋”。 南宋都城临安的夜市，御街闹市最为繁盛。“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梦粱录》卷13《夜市》)，清河坊至官巷口一带夜市，“扑卖奇巧器皿，百色物件，与日间无异”。“其余坊巷市井，买卖关扑，酒楼歌馆，直至四鼓后方静”。四、集市贸易的兴起 随着城市经济的发达，街巷集市贸易日趋兴旺。据《西湖老人繁胜录·诸行市》记载，南宋杭州多达四百十四行，该文中也罗列了147项名目，许多行业店铺或摊点集中在一起，形成了相当规模的集市贸易，或称行业街市，或称坊，各种市场的分工也日趋明确。如汴京有马市、牛市、鹌子市、瓮子市、药市、竹竿市以及米行、纱行、姜行、水果行等；汴京最突出的是相国寺的庙市，每月五次的定期市集，是“百姓交易”之市场。 南宋都城临安的街市贸易，或称团、或称行、或称市等。据《梦粱录》卷13《团行》记载，有二十多处。 “有名为团者，如城西花团、泥路青果团、后市街柑子团、浑水闸鲞团；又有名为行者，如官巷方梳行、销金行、冠子行、城北鱼行、城东蟹行、姜行、菱行、北猪行、候潮门外南猪行、南土北土门菜行、坝子桥鲜鱼行、横河头布行、鸡鹅行；更有名为市者，如炭桥药市、官巷花市、融和市南坊珠子市、修义坊肉市、城北米市。 他总结说：“大抵杭城是行都之处，万物所聚，诸行百市”。这些行业集市都是批发与零售相结合的市场。 城郊的城镇草市也相当发达，形成了许多市镇，它与城内的商贸相配合，满足了京都各阶层的消费需要。北宋时，杭州的郊外有南场、北关、安溪、西溪、范浦、江涨桥、汤村、临平等8个镇市。(《元丰九域志》卷40《杭州》)南宋定都后，郊区发展与城内一样迅速。“城之南、西、北三处，各数十里，人烟生聚，市井坊陌，数口径行不尽，备可比外路(省)一小小州郡”。(《都城纪胜‘坊院》)当时著名的镇市有：城南郊有嘉会门外的浙江市、龙山市；北关门外的北郭市、江涨桥市、湖州市、江涨西市、半道红市、西溪市、汤村镇市、临平镇市、安溪镇市、艮山门外的范浦镇市； 城西郊有赤山市； 城东崇新门外南土门市、东青门外的北土门市等。(《咸淳临安志》卷19《市镇》) 这些市集与城镇，正如都城的卫星城镇，促进了都城商贸市场与全国各地的密切配合，形成一个庞大的市场网。 五、塌房、堆垛场的发展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商品流通服务的许多行业也应运而生，且迅速发展。这也是宋代商业的重要特色；其中如寄存货物的塌房、房廊，包装器具的租赁、码头装卸搬运，生活服务如浴堂等深受市民与商人的欢迎，形成了许多新的商贸习俗。 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商贾的货物存放，所需的塌房、堆垛场十分兴旺。尤其是大都市，更是如此。如北宋汴京在货运繁忙的汴河两岸，堆垛场就应运而发展。起初，官办的堆垛场有汴河堤岸司与京城所办的两个，为寄存汴河人京的百货杂物，商人要交纳一些管理费，时称“垛地官钱”，官府往往垄断了最佳的场地；而民间也有堆垛场，也供商贾寄存百货所用，收取管理费。这种堆垛场以露天为多。南宋杭州也有堆垛场，大多集中于运河、钱塘江的码头附近。 另一种为塌房，比露天堆垛场高档，已有遮雨设施和简易的房舍。高级的塌房，夜间还有巡逻防盗之举，受到豪商大贾的欢迎。南宋杭州的“城中北关水门内”(今武林广场至体育馆一带)，有水数十里，曰自洋湖，其富家于水次起造塌房十数所，每所为屋千余间；小者亦数百间，以寄藏都城店铺及客旅物货，四维皆水，亦可防避风烛，又免盗贼，甚努都城富室之便” (耐得翁《都城纪胜·坊院》) 。这种建于水中的塌坊，夜问雇人巡警，既防火，又防盗，是南宋杭州寄存货物的最大特色。其他州郡都未见此类高档塌坊，唯杭州独有。这类塌房，不仅外地客旅寄存，而且本地商贾也寄放，据《梦粱录》卷1眯竭必载，按月收取保管费，时人称为“巡廊钱”。 六、店宅租赁的发展 店铺或住宅租赁业的发展，也是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北宋的房舍租赁，相当发达，尤其是汴京，房舍租赁已成为最赚钱的行业之一，反映了汴京市民生活的一些习俗。 汴京租赁房舍有官办与民办两种。官办邸店，是属于左右厢店宅务掌管。这个机构曾多次改名，又名邸店宅务或楼店务，由皇宫内侍等负责出租官府房舍。仁宗时，平均每间房子每月租金为14文。据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统计，天禧元年(1017年)有房舍二万三千三百多间；天圣三年(1025年)增为二万六千二百多间；按此计算，每年收入达十三、四万缗左右。这些收入主要供皇宫中“脂泽之用”。为了表示爱民，凡遇雪寒，或冬至等，常常颁布免租三日或五日的优厚。 有些商人租了塌房之后，又租给其他人，中间转租现象也不少，时人称为“庄宅行人”。 私人或民间邸店经营，不论在东京或南宋杭州，也都十分发达。这种塌房业主，有些是官僚以私人名义开办，或是富商大贾操办。 北宋，许多官僚看到邸店有利可图，修造房舍，经营邸店。据董菜《闲燕常谈》记载，御史中丞何执中，“广殖货产，邸店之多，甲于京师”。南宋杭州的邸店、塌房，也是“慈元殿(后妃所住殿名)及富豪、内侍诸司等人家”所办，也是以赚钱为目的。据宋人赵时侃《中豁和买役钱状》说，建康府(今江苏南京)所属的江宁、上元两县“有房廊之家，少者日掠三、二十千”。 官私房屋租居，南宋临安也很发达，屋地租金价分大中小三等；如遇“祈祷恩典”，有免缴三日，七日至半月，或一贯减三百等优惠 (《梦粱录》卷18《恩霈军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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