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激流三部曲参考文献

有关巴金的小说《家》的论述 《激流三部曲》是巴金的代表作，它包括《家》（1931年在《时报》连载，1933年5月开明书店初版）、《春》（1938年3月开明书店初版）、《秋》（1940年4月开明书店初版）。作品通过一个大家庭的没落，揭示了封建制度的崩溃及其罪恶；也描写了革命思潮激荡下的年青一代，歌颂了他门的觉醒和抗争。 作品以“五四”新思潮冲击下的四川成都为背景，写了豪门高氏的腐败和溃烂。表面上它是诗书传家，历代为官，实则家内各房之间明争暗斗。家中以高老太爷和克明为代表，维护封建礼法，压制一切新生事物，不惜牺牲青年的幸福和前途。作者歌颂了青年的反抗精神，鞭挞和批判了封建家族的罪恶。 《激流三部曲》以《家》为代表，以其强大的感染力和批判精神，曾教育和激励过无数青年走上革命之路。在《家》里，作者描写了众多的青年男女的形象，表现了他们的压抑、反抗和斗争。高家三兄弟是作者着力描写的人物。 大哥觉新，是《家》中第一个重要人物，是作者着力塑造的主人公。在封建制度、封建礼教的熏陶和毒害下，觉新失掉了反抗精神。他善良、待人诚恳，受过新式教育，在他心中善恶和是非的界限是清楚的。但他不敢反抗，用“作揖主义”和“无抵抗主义”对待一切。觉新与表妹钱梅芬恋爱，就因为两位母亲在牌桌上斗气，钱母用拒婚来做报复手段，便扼杀了这段恋情。对此，觉新并不反抗，父亲为他订了李家的亲事，他只能点头表示顺从，然后回房蒙头大哭。他不反击，也不想反抗，只悲悼自己的命运。然后结了婚，忘掉了另一个少女。在这个大家庭里，谁都可以在觉新身上出气。两个弟弟做了祖父、叔伯父不高兴的事，便责骂觉新，命令他去管教弟弟，他便按长辈的话去做。如觉慧参加学生运动，被祖父训斥，觉慧分辩了两句，祖父便叫来觉新，加以训斥，并叫他看管弟弟。觉慧对此不眼，依然要出门去，觉新也没有办法，只是说：“结果不过是我多挨几次骂就是了。”在哥哥的感比下，觉慧同意暂不出门。觉新是旧礼教下的受害者，值得同情；但同时他又扮演了一个旧制度维护者的角色。他的不抵抗，再典型不过的是瑞珏的死。祖父死后，陈姨太为了“复仇”，造出了“血光之灾”的迷信说法，不许瑞珏在家里生小孩。虽然觉新觉得是“一个晴天霹雳”，但还是和平地接受了，没有一句反抗的话。尽管两个弟弟极力反对，多方劝阻，觉新还是把瑞珏送到城外荒郊的茅屋中去，不敢承担“不孝”的罪名。瑞珏就是这样死了，被封建迷信断送了生命。对于两个弟弟，觉新是爱之甚深的。他的性格也是复杂的。诸如觉民的逃婚，觉慧的离家出走，他都曾暗中支持。觉新是以巴金的大哥为原型塑造的形象，作者对他充满了爱和同情。 觉民和觉慧，则是家庭的两个叛逆者，两个人道主义者，是高家两个出门不肯坐轿子的人。他们接受“五四”民主精神，敢于反抗家庭，反抗封建的束缚，有正义感，为争取民主自由而斗争。在婚姻问题上，觉民不像大哥那样逆来顺受、任人摆布，敢干自己决定恋爱和结婚。与琴相爱，这在当时是相当大胆的，用逃婚抗拒包办婚姻，使祖父屈服，为他解除婚约。最后，得到个人的幸福，不像觉新和梅那样成为悲剧，表现了觉民的反抗精神。觉慧更为勇敢，他参加学生运动，办刊物，宣传“五四”精神。反对大哥的“作揖哲学”和“无抵抗主义”，在这高家的封建堡垒里，他“不顾忌，不害伯，不妥协”，是民主力量的代表，最后离开家庭，表示与腐朽、反动的大家庭决裂。 如果加以比较，就会发现，觉民与觉慧的性格上，有很大差异。觉民更为成熟，办事也更为冷静、沉着。例如，在逃婚的前前后后，周密安排，取得成功。觉慧则更为激烈，更为热情，虽然不乏幼稚的表现，他毕竟是高家最富斗争性和反抗精神的人物。他是作品中第二个主要人物，是作者笔下新思想的代表。比起觉慧来，觉民的心胸不够宽阔，对剑云的冷淡，带有妒忌的味道。沉浸在和琴的爱恋中，对周围有些冷淡，连民主运动也很少参加。而觉慧则更热情坦诚，勇于斗争，有时不免急躁，但那年青人的激情，最为可贵。他最富正义感，全力帮助觉民的逃婚，对于祖父的恼怒、三叔的教训、继母的央求、大哥的劝说，都不动摇，终于使觉民取得斗争的胜利。表现了觉慧性格中可贵的方面。觉慧与鸣凤的恋爱这件事，反映了觉慧性格的一个方面。写觉慧与鸣凤的感情，小说中极为细腻真实。开始，觉慧头脑中出现了两个少女的面影，认为“这简直不是爱，不过好玩罢了”。他也明白丫头和少爷不可能恋爱，幻想呜凤变成琴那样的地位。觉慧心中，这仅仅是爱的萌芽，或者说，他还不完全懂得爱情。后来，鸣凤对他倾诉了自己的感情，这深深感动了他，使觉慧感到鸣凤的纯洁和伟大，从而产生了爱情。但这毕竟是少爷与丫头恋爱，觉慧只深深埋藏在心中，很怕别人知道。或者说，由于地位的差别，觉慧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这时，由于鸣凤的被逼投水，爱情突然间失去了。这对党慧影响很大，他几乎要自杀，他的离家出走，这是一个重要原因。作者描写了觉慧的矛盾和痛苦，也有着阶级的烙印，表现了他那反封建的不彻底性。 在小说里，作者还描写了几个遭遇不幸的少女；梅的悒郁而死，瑞珏虽贤慧却命运悲惨，鸣凤以投湖表示反抗，婉儿被逼出嫁。这些人物都有鲜明的个性，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同时，作者还写了琴和许倩如，这是时代觉醒女性的代表，尽管在《家》中，琴的觉醒还处于萌芽状态，但毕竟显示了进步的力量。 在艺术上，《家》是非常成功的，而且表现了作家的风格。首先，《家》在情节结构上，有自己的特色。从全书看，并没有一个贯串始终的故事，除了描写学运和兵变作为背景外，作者主要讲了高家三个青年的恋爱故事。把三个故事编织起来，加以巧妙穿插，使它们似断似续地发展，构成了全篇。高家三兄弟的爱情故事，涉及到四个女性，而三个故事是交叉进行的。从情节线索说，开头十节，主要是介绍人物，然后才慢慢展开故事，推向高潮。拿觉新的故事说，第6节介绍了觉新，提到他与瑞珏结婚，有了儿子，只说这不是他爱的“她”。第7节，从琴的口中，讲出了他和梅的爱情，他们的被拆散，以及梅的回到城里，又放下了。到20节，兵变围城的时候，梅才在高家出现，与觉新邂逅相遇，发展了他们的爱情纠葛。梅离开高家公馆后，就又放下了，到书中再说到梅，已是亡故后觉新去办丧事了。觉民和琴的恋爱故事，也是如此，琴在书中出现比较早，他们的相爱却在后边，而且是缓慢地发展。到觉民被祖父逼婚，才急转直下，正面描写他们的爱情，而逃婚则构成了《家》的高潮。觉慧和鸣凤的故事，也是如此的。在他们的恋爱故事断断续续推进中，往往还插入些其他的人和事，丰富了人物和故事，作品并不是单线发展的。 如果从全书着眼，第9节以前，是故事的开始，介绍几个主人公的同时，故事也开了头。从第10节起，是故事的发展，缓慢地讲青年人的恋爱故事，逐步推向高潮。到27节后，小说进入高潮，几件事连续发生：鸣凤投湖，觉民的被逼婚和逃婚，梅的死，瑞珏的死。全书的矛盾达到顶点。最后几节是结尾，觉民抗婚的胜利，觉慧的离家出走，收束了《家》。有些没完的故事。留待《春》里去发展情节了。《家》不大讲究严谨的结构，巴金说：“我只有一个王题，没有计划，也没有故事情节。”又说：“我每隔几天奋笔写作的时候，我只知道我过去写了多少，写了些什么，却没有打算以后要写些什么。脑子里只有成堆的生活积累和感情积累。……我的创作方法只有一样：让人物自己生活，作者也通过人物生活。有时我想到了写一件事，但是写到那里，人物不同意，‘他’或‘她’做了另外的事情。”（《关于〈激流〉》）作者使一个个人物活起来，随着他们的行动发展故事，人物是生动的、真实的。而全书却没有完整的故事，仅由一些主人公的片断故事构成了全篇，表现了主题。《家》的结构，情节安排，是受了中国传统小说的影响的。虽然巴金自己说，他受左拉、屠格涅夫的影响很大，但实际上他受中国小说的影响也是极明显的。《家》的情节结沟，就是受了《红楼梦》的影响，甚至带有模仿的痕迹。当然，时代不同，作家笔下的人物不同，巴金的写法也是大异于前人的，他是有才能的作家，对于古人仅仅是学习，而不是生吞活剥。 其次，人物刻画上，巴金的主要方式是叙述。作者以讲述故事的方式，展开人物，描写人物。在《家》里，作者也运用了心理描写的方法表现人物内心世界，像第3节，描写觉慧朦胧的爱，第28节，呜凤自杀后，觉慧心情的刻画，都使用了心理描写的方法，取得很好的艺术效果。但从全书看，比较多的人物形象，是在讲述故事中表现的，由于故事的深切动人，人物依然很成功。例如第6节，原来的标题是《做大哥的人》（初版各节均有标题，后来删掉了），作品讲了觉新的故事，都是作者叙述的。这里没有大段的人物、景物描写，也缺少心理刻画，更多的笔墨是叙述。像觉新结婚的一段，他父亲用拈阄的方式为他选中了李家姑娘，为他订婚，叫他准备。书中是这样叙述的： 不到半年，新的配偶果然来了。祖父和父亲为了他的婚礼特别在家里搭了戏台演戏庆祝。结婚仪式并不如他所想象的那样简单。他自己也在演戏，他一连演三天的戏，才得到了他的配偶。这几天他又像傀儡似地被人玩弄着，像宝贝似地被人珍爱着。他没有快乐，也没有悲哀。他只有疲倦，但是多少还有点兴奋。可是这一次把戏做完贺客散去以后，他却不能够忘掉一切地熟睡了，因为在他的旁边还睡着一个不相识的姑娘。在这个时候他还要做戏。 觉新懦弱的性格，他的苦闷，都在平淡的叙述中表现出来。在《家》里，作者有时用人物对话讲故事，实则也是叙述，不过是换了一种叙述的方式。在第7节，梅的故事就是在觉民、觉慧、琴、剑云几个人谈话时，琴讲出来的。通过琴的口，讲了当初梅的母亲拒婚的真正原因：“原来有一天她在牌桌子上跟现在的大舅母有了意见，自以为受了委屈，才拿拒婚的事来报复。……大舅母对拒婚的事情很不满意。后来大表哥同李家小姐订婚的消息传出去，你大姨妈也很不高兴。她们两个人就闹翻了，甚至于断绝了来往。”老一辈人的斗气，就断送了下一代人的幸福。事情是通过第三者的口追叙的，但却从一个侧面衬托了觉新的性格，揭示了他们爱情悲剧的社会原因。 擅长叙述，在讲故事中展示人物性格，这是中国传统小说的表现手法，巴金在学习欧美艺术手法的同时，也很好把握了叙述的本领。在《家》中，故事讲得生动、深挚，通过一个故事，刻画了人物性格，展示了他们的内心世界。巴金还擅长叙述场面，例如，第15节写除夕，第18节写耍龙灯，第19节的月夜荡舟，都有极大的场面，作者讲述得有条理，有章法，叙述场面的本领是很高明的。就拿对高家除夕的记写说，场面那么大，人物那么多，在作者笔下，却井井有条。先是高家的大小主人拜神祭祖，老老少少，肃穆安静，叩头放爆竹，而后长辈退去，少主人们放花炮，嘻笑玩耍。然后写高家三兄弟去给姑妈拜年，在琴的家里，遇到了梅。在封建大家庭中，除夕之夜是极热闹的，作者叙述这大场面，能够那样头绪清楚，生动逼真，是不容易的。仅从这一节，也见出了作者的功力。 最后，小说的语言也很成功，写出了自己的特色。巴金说：“我不是一个冷静的作者。我在生活里有过爱和恨，悲哀和渴望；我在写作的时候也有我的爱和恨，悲哀和渴望的。倘使没有这些我就不会写小说。”（《关于〈家〉》）这些话是很真实的，他的小说，尤其是《家》，显得冷静不足，热情有余，语言往往少含蓄，读后觉得一泻无余。我们读《家》，能感到作者与小说中的人物同呼吸共命运，有共同的爱和憎，作者仿佛就生活在他们之中。因此，要说的话，总是尽情倾诉出来，不说完就不痛快，语言满带着感情，带着一股力量。我们就拿第40节，觉慧临走前的晚上，觉新与三弟的对话为例，如果是别的作家，恐怕觉新就不说那么多了。而在《家》中，觉新一再叮嘱弟弟，叫他出门当心，问他行李收拾好了没有，问他衣服够不够，问他路上的菜够不够，问他钱够不够，告诉他读书的钱没问题。依依不舍，手足之情溢于言表。在小说中，巴金很少评论自己的人物，而是热情地讲人物的身世和遭遇，讲他们的不幸和欢乐，而作者的爱憎，都在讲述中尽情诉说，尽量倾泻。作者跟书中人是朋友，也和读者是朋友，他的语言，总带着一股激情，这正是青年读者所欢迎的。所以，巴金的小说，特别是《家》，得到了广大青年学生的热情欢迎，这怕与他语言上的成功有很大关系吧！ “三部曲”的《春》和《秋》，继续豪门高家的故事。《春》在进一步暴露封建家族制度罪恶的基础上，着力描写了年轻女性所受的压制和摧残，也写了年轻人的觉醒。觉民和琴的成熟，淑英的成长，成为作品的主线。《秋》不仅写了高家的败落和崩溃，也写了年轻生命在秋日风霜后的生机勃发，在迎接新的春天。《激流三部曲》集中控诉了封建宗法社会的罪恶，通过高家这一个缩影，揭示了封建制度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而新人的觉醒和斗争，也正是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作者为他们的呼喊，替他们唱出了赞歌。 著名的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之一《家》。 觉新是一个新旧掺半的人物，他接受了封建主义的正统思想，但也对封建家庭的腐败不满，性格上具有较突出的两重性：在旧家庭中是个暮气沉沉的大少爷；在与觉慧、觉民等年轻人在一起时，又是一个渴望新生活的青年。由于他承受着太重的旧文化的因袭重担，在封建意识的压迫和自我思想矛盾的痛苦中，无力自拔。他在梅林里的憧憬，他在洞房外月下的独叹，他在面对梅前来避难时借酒抒怀，点点滴滴为我们呈现的是一个有血有肉，懂风情，有学养，会思考有灵气的觉新形象。而正是这样一个人物做出了许多令人难以理解的选择。这选择恰恰也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这种悲剧的意味更加耐人寻味，其实， 觉新的思索结果常常是源于长房长孙的所谓“责任”，处在那样一个时代里，“责任”往往是封建制度的一种无形的工具，其不合理的部分让觉新倍尝心酸，屡受沧桑。而也是这种责任感的驱使，当弟弟要离开这个“家”，奔向光明时，他又掏出了与死去的瑞珏共同为三弟准备的盘缠。不要小看这一笔的处理，他使整个高觉新的思想轨迹清楚明白的呈现出来，使人物的层次变得丰富而，统一。难怪当三弟怒斥大哥无能的时候，瑞珏挺身而出说：“他不是这样的”。理解他的人知他是顾全大局，顶天立地的男儿绝不是无能无用之辈，看过全剧，观者当与瑞珏一样理解了觉新吧？赵志刚在这部戏中的表演稳中推进，真实朴素，层次分明。再赞！还有一个塑造得相当成功的人物是鸣凤，鸣凤的纯洁美好，历来是《家》中颇受喜欢的人物。而青年演员陈是的表演没有之前一些演员的轻浮和过分的卑微，取得了很好的演出效果。她的清纯，不着点染的神情以及舒展自然的形体处理，也成为了该剧的一个亮点。 觉新是封建制度的继承者，同时是封建制度的受害者。 作为在“五四”之前成家立业的人，她接受了封建正统观念，奉为行动的准则。被克明选为接替他挽救高家命运的人。同时，他又是封建制度最大的受害者，双方父母的小小意见，毁灭了他和梅的婚姻，愚昧的封建迷信，又夺去了他爱妻的生命，虽然五四运动的新思潮对他有所触动，但他难以摆拖封建思想的束缚。（他本来跟梅是青梅竹马的一对，有一天梅的母亲在牌桌子上跟现在的觉新的母亲有了意见，自以为受了委屈，才拿拒婚的事来报复，他们也没有反抗，痛苦的接受了，觉新娶了瑞珏，梅后来郁郁而死；瑞珏生产的日子近了。这件事情引起了陈姨太、四太太、五太太、和几个女佣的焦虑，起初她们还背着人暗暗地议论。后来有一天陈姨太就带着严肃的表情对克明几弟兄正式讲起“血光之灾”来：长辈的灵柩停在家里，家里有人生产，那么产妇的血光就会冲犯到死者身上，死者的身上会冒出很多的血。唯一的免灾方法就是把产妇迁出公馆去。迁出公馆还不行，产妇的血光还可以回到公馆来，所以应该迁到城外。出了城还不行，城门也关不住产妇的血光，必须使产妇过桥。而且这样办也不见得就安全，同时还应该在家里用砖筑一个假坟来保护棺木，这样才可以避免 “血光之灾”。五太太沈氏第一个赞成这个办法，四太太王氏和克定在旁边附和。克安起初似乎不以为然，但是听了王氏几句解释的话也就完全同意了。克明和大太太周氏也终于同意了。长一辈的人中间只有三太太张氏一句话也不说。总之大家决定照着陈姨太的意见去做。他们要觉新马上照办，他们说祖父的利益超过一切。这些话对觉新虽然是一个晴天霹雳，但是他和平地接受了。觉新回到房里，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瑞珏，瑞珏也不说一句抱怨的话。她只是哭。后来瑞珏难产，她叫着觉新，要他进来，可是封建思想和两扇大门却把他关在了外面，瑞珏终于死了。） 他终于明白了，这两扇小门并没有力量，真正夺去了他的妻子的还是另一种东西，是整个制度，整个礼教，整个迷信。这一切全压在他的肩上，把他压了这许多年，给他夺去了青春，夺去了幸福，夺去了前途，夺去了他所最爱的两个女人。 高觉新形象是巴金的独特创造和发现。这一形象有极其深刻的典型意义。高觉新是巴金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树立的一个痛苦的灵魂的典型形象，在他身上表现出新旧社会交替嬗变中的复杂性、曲折性和艰巨性。揭穿了封建制度、封建礼教、封建道德、封建文化的极端腐朽、残酷和虚伪。高觉新是一个受害者，同时他又间接损害和毁灭自己所爱的人。他的悲剧命运说明，在反封建斗争中，妥协、调和、屈从是绝无出路的，从而宣告了作揖主义、不抵抗主义的彻底破产。2002年全国文艺界为了在今年祝贺巴金老人100岁华诞，筹措拍摄20集电视剧《家•春•秋》，曾征询巴老的意见，巴老说：“坏人别太坏，觉新要活着。”巴金理想中的高觉新是慈善的、性情的，他理想中的家庭是温馨的、互爱的。我国古语云：人之将老，其言也善。诚哉斯言

再次，作品在语言上也独具魅力。巴金的作品一向语言简洁生动，流畅奔放，具有浓烈的感情色彩。《家》在语言上也同样体现着巴金作品的独特风格。在作品中，作者无论是写人，或是叙事，甚至剖析人物心理，都是带着浓郁的感情色彩，这就使读者在领略人物命运时，一同体味到了作者的喜怒哀乐，使作品具有了格外感人的情感力量。

关键词： 巴金 经典 人性 象征 诗化特质

摘 要： 一直以来，对巴金的评价都绕不过小说《家》，而综合作家毕生的创作来看，《寒夜》才是其最为圆熟的作品。通过细读文本，我们认为《寒夜》对灵魂挣扎之痛的书写、对人性开掘的深刻及在整体意蕴上的出色设置，足以使它在现代文学史上获得经典的地位。

巴金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幸运而特殊的作家。他从上世纪20年代中期投身文学创作，短短几年间便凭借小说《家》跻身现代重要作家行列。《家》在当时不仅深受评论界嘉许，也为他赢得了无数读者的爱戴。然而，也正是这部作品，使得巴金在幸运之外，又颇显特殊：虽然从现代到当代，《家》一度被奉为现实主义经典并选进不同版本的文学史，但综合作家毕生的创作来看，《家》确非其最为优秀的小说。新时期以来，关于这部作品的评论开始出现否定的声音。上世纪末，更有笔锋劲健的评论家在《为20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中对其大加笞挞，将巴金的作品风格归结为“嫩”①。这种评价虽不无故作惊人之语的偏激，但就其对《家》的经典地位及语言弱点的质疑来看，亦有些许道理。

众所周知，一个时代的文学只可能有两种来历：一是当代作家的创作，再则便是文学史上的经典。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经典是那些逝去的时代中富有责任心的作家对后世善意的馈赠。同时，经典又是一种标识、一种认可、一种权威的力量，让作家的名字得以穿越时空永垂不朽。从审美角度而言，经典作品被载入史册的原因大致有二：或以成熟的风格均衡的品质著称，或是源于某种强烈风格——譬如题材的特殊性，突出的个人色彩，文字上的实验性特征等。中国文学史上的诗圣诗仙恰恰各执一端。当我们将视域缩小，目光集中到巴金的诸多作品上时，不难发现《家》充其量不过是一曲青春的赞歌，一篇反抗的宣言，小说渗透着作家澎湃的激情和夸张的郁愤，一定程度上契合了第二种遴选标准，但更多还是呼应了特定时代反封建求民主的要求，它远非一部圆熟之作。“一直到战后《寒夜》的推出，巴金才显示了作为一个成熟小说家的才华。”②的确，越来越多的评论认为，《寒夜》才能代表巴金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寒夜》中对灵魂挣扎之痛的书写、对人性开掘的深刻及其在整体意蕴设置上的出色成就，足以使其在现代文学史上获得经典的地位。

一、寒夜里挣扎的灵魂

《寒夜》写于抗战胜利前一年，历时三年才完稿。这是一部牢牢植根于日常生活的创作：彼时的巴金在国民党陪都重庆某出版社工作，小说中许多情节都是他耳闻目睹的，“整个故事就在我当时住处的四周进行，在我住房的楼上，在这座大楼的大门口，在民国路和附近的.几条街。人们躲警报、喝酒、吵架、生病……物价飞涨、生活困难、战场失利、人心惶惶……我不论到哪里，甚至坐在小屋内，也听得见一般‘小人物’的诉苦和呼吁。”③处身其间，作家自然地贴近了底层百姓。《寒夜》写下的便是乱世平民的悲欢离合，它完整地展示了一个通过自由恋爱组建的知识分子家庭如何在现实的重压下走向毁灭的过程。从结构上看，故事是单线甚至直线发展的，小说所写无非是几个小人物没完没了的生活纠葛。然而，作家的着力点放在这个普通家庭成员间的内心争斗上，只有认真谛听他们灵魂的震颤，才能体悟寒夜里那无声的呐喊中透出的悲凉。

小说主人公汪文宣和曾树生早年毕业于上海某大学教育系，热爱生活亦不乏经世济民之志，有着办“乡村化、家庭化学堂”的教育理想。共同的梦想，真挚的爱情让他们选择了自主结合的新式婚姻——这在现代文学史上曾被频频书写，涓生和子君是广大读者印象较为深刻的一对。然而汪曾的悲剧并非仅因为生存的残酷或不再相爱，事实上，他们一个在半官半商的图书公司做校对，一个在私立银行做职员，是能够勉强维持生活的，且汪文宣至死都深爱着曾树生。虽然战争湮灭了他们的理想，生活也让他们感到力不从心，但真正让他们陷入灾难的却是与另一个人物之间始终无法平衡的关系——那就是汪母。汪母战前在上海过着安闲愉快的日子，抗战初期与儿子回到四川老家。她有着中国传统妇女的坚忍和慈爱，抱守着老式的妇道观念。她爱儿子，爱孙儿，却独不接纳儿媳。媳妇身上与她有太多的不同，她看不惯前者的生活方式，不愿靠她的收入生活，却又不能不花她的钱;她认为只有自己才真心关爱儿子，媳妇到底是没经轿子抬进门的“姘头”。尤其是在她发现了儿媳与他人约会之后，更是频繁地与后者开战，不断地讥讽甚至谩骂儿媳。而作为儿媳的曾树生虽与丈夫同年，却不像他一般甘于层层阴影笼罩下的死寂生活。她已届中年，却依然散发着青春气息，那个了无生气的家庭让她窒息，婆婆的敌视，丈夫的懦弱，儿子的冷漠让她不断产生逃离家庭的念头。她爱丈夫，也为家庭做出了牺牲和让步。然而，她对幸福或者说“快活的日子”还抱有幻想，追求者陈主任的适时出现，让她对如何取舍徘徊不定：一边是“走”的前景，一边是“留”的苦涩;一边是生命的愉悦，一边是无望的牺牲。对于今后可能的命运，曾树生默默地做过无数次审视。于是乎，三颗灵魂在无边的寒夜中陷入了不见希望的挣扎。门外是不时响起的警报，节节告退的战讯;家中是两个女人无休止的争斗，汪文宣仿佛成了一个夹心层。白日里他勤恳工作，任劳任怨，换得微薄的薪水;下班后又不得不敷衍于母亲与妻子之间，那种想委曲求全又左右不是的奔忙让人心酸。他试图调和二人的关系，设法改造家庭生活环境，然而最终的结果不仅是毫无成效，还让自己在过度愁劳中拖垮了身体，在抗战胜利庆祝日到来之前带着泣血的遗憾和不甘离开了人世。

二、社会学意义之上的人性开掘

巴金的小说创作一直秉承传统文学“载道”的理念，关注社会，体察民众生存境遇，又多不平而鸣之声，每因社会革命、封建压迫、专制思想而为文，故有《灭亡》《爱情三部曲》《激流三部曲》等作品。诚如上文所言，其早期作品充满叛逆的激情，主导面是反封建反专制，社会学意义高于审美价值。然而，当一位自觉肩负批判与启蒙任务的小说家通过漫长的创作实践而拥有成熟的思考力时，我们说，他是有可能将抽象的社会学概念转化为具体可感的文学形象，写出深刻的作品来的。通过十几年的写作，不惑之年的巴金完成了这一重要转换。从《憩园》到《第四病室》再到《寒夜》，他不再写英雄壮举，家族风云，而是回归到大时代中的小人物身上，从热情奔放的抒情咏叹，转向深刻冷静的人生世相绘刻。

在《寒夜》的后记中，这位恪守人道主义传统的作家谦称自己不过“只写了一个渺小的读书人的生与死”④。然而，小说中主人公困顿的处境并非虚构杜撰，而是真实的生活写照，小说的字里行间都流露着作家的切肤之痛。巴金称，他在写《寒夜》时仿佛听到一个声音在说，要替那些小人物伸冤。即便不能够，至少也绘下他们的影像，永远的记住他们。所以，就连对左翼小说印象不佳的夏志清先生也由衷地称赞《寒夜》是一部呕心沥血、充满爱心的小说，因为在这部作品中“人性的秘密终于被他（巴金）发掘出来了”⑤。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汪文宣身上有着俄罗斯经典小人物的神韵：他的忍辱负重堪比巴什马金（《外套》），他的唯唯诺诺透着切尔维亚科夫（《小公务员之死》）的影子，而他敏感的神经、病弱中的内心争斗又不难让人联想到拉斯科尔尼科夫（《罪与罚》）。动荡的生活磨蚀掉了他的理想和勇气，他只想一家人平淡地生活下去。与觉新相似，汪文宣无论在哪里，都是“老好人”。他无私、忍让、迁就，从不伤害别人，一直疲于应付在公司和家庭两端。当他的委曲求全和隐忍退让丝毫改变不了生活现状时，他更加痛苦无着。肺病并非不治之症，却带走了他尚且年轻的生命，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与病势一同恶化的还有他深爱的妻子和母亲间的关系，而对于这些，汪文宣无能为力。巴金笔下的汪文宣是弱小、可怜的，又是善良、美好的。卑微的处境下他依然绽放出了光亮。同样，曾树生和汪母身上也呈现出斑驳的人性色彩：她们的善良与自私都是那么明显，她们对汪文宣的爱和怜悯都是那么强烈，然而她们的紧张关系却始终无法和解，让汪文宣耿耿于怀的正是这两个同样爱他的女人，为何不能看在他的分上彼此理解，相互关爱？事实上，正是她们无休止的争战把汪推入生存的夹缝，让他陷入无底的深渊。上文分析过，汪母是个传统观念甚严的旧式母亲，她无法接受受过高等教育及现代思想洗礼的儿媳，她不明白儿子对她所敌视的儿媳的情感需要。她含辛茹苦、节衣缩食地操持着家庭，既为儿子的境遇感到不公，又恶毒地希望儿媳离开。汪母略显病态的母爱和与儿媳间的角力，不禁让人想起《孔雀东南飞》中的焦母以及《金锁记》中的曹七巧。

曾树生是个在今天看来依然不显过时的女性：受过良好教育，思想独立，经济独立，敢于承担和选择，这些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然而，她对自己“花瓶”身份的利用、对人母身份的推卸又着实令人不屑。她爱丈夫又苦于他不能让自己过上“热闹”的生活，在丈夫病中，她自愿承担了一半以上的家庭经济重担，却又为自己的牺牲感到犹疑，对无休止的婆媳斗法感到无聊。曾树生忽而决绝，忽而自责，忽而不平，忽而抱愧……一直在矛盾、徘徊，她也因此成为作家所刻画的小说人物中最见深度的一位。对人性的深入开掘是考验一个作家功力的重要指数，这一点，巴金在《寒夜》里成功做到了。小说用笔冷静、细腻，通过大量心理描写，反复探究复杂的多维性格背后的内在动因。汪文宣与曾树生的悲剧是一幕社会悲剧，更是一出性格悲剧。小说中，时代成了人物塑造的底子，使人物富有立体感又不带概念化色彩。正因此，《寒夜》才得以成为与时代紧相呼应又超越时代之上的作品。

三、整体象征与单纯的诗化特质

在20世纪现代文学创作中，象征作为一种小说修辞手法广受亲睐。几乎所有现代经典小说，如托马斯·曼的《魔山》、卡夫卡的《城堡》、海明威的《老人与海》、钱钟书的《围城》，都充满了精心营构的象征。作家通过使用象征喻示作品的主题意蕴和情感态度，因为“一切象征都具有一种具象化、符号化的特质，它是用一个形象来表征一种观念，一种对世界的情感态度。一般来讲，象征都借助于自然物象与主观情感在本质上的同构性或相似性，通过赋予主观情感以客观对应物的方式来含蓄地表达作者的情感态度”⑥。尤其是那些贯穿作品始终的象征，隐含着对作品的内在意义进行思索和把握的向度。现代小说中的象征，又具有普遍化、整体化倾向，如《城堡》《围城》等，与之相类，《寒夜》也具有这种整体象征的特点。

小说开篇，男主人公独自踟蹰在幽寂的夜里，寒气四面袭来。“寒夜”既为此后的情节发展确立下基调，也为读者理解小说提供了必要的暗示。小说构思极为严谨，一二两章清楚点明主题，之后的二十多章，都是对前二章的细部推进。整篇小说在“寒夜”这一象征性氛围的统摄下展开书写，其间充斥着爱与死的纠葛，善与善的冲突，营造出极强的悲剧效果。寒夜里渴望温暖的人们痛苦无着，被折磨又相互折磨，备感压抑感又相互压制。人物命运始终笼罩在无边的黑暗中，充满了寂灭感。结尾处，死的死，散的散，只剩下女主人公游走在阴暗的街上，用她尚且旺盛的精力思索如何走出夜的寒。《寒夜》的整体象征化修辞使得小说的意境无比凄凉，同时赋予人物丰满的内在气蕴，让作品拥有一种单纯的诗化特质——那静静的哀伤伴随着文字裹挟而来，无声地打动着读者的心弦，让我们随着人物的心绪一同起伏。

翻开中国现代文学史，不期然发现这样的规律：耸立在连绵起伏的文学史山峦间的几座高峰无一不具有鲜明的轮廓、清晰的色彩。鲁迅的沉郁冷峻、郭沫若的任笔无端、茅盾的社会学家气质、巴金的热情单纯、老舍的幽默精神、沈从文的湘西情结、曹禺的命运追问、张爱玲的参差对照……各个自成一格。无论鲁、郭、茅，还是巴、老、曹等，都是将炽热的文人激情与自身独特的气质融合为一，才留下了极具个人标识意义的经典巨著。巴金的热情单纯到《寒夜》时，已演化为内热外冷，一样以情动人，却多了几分朴素的流畅。尽管从叙述节奏上来说，《寒夜》还稍嫌呆板平实，然而，当巴金秉持着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写作姿态，如同十几年前向垂死的封建制度叫出“我控诉”那样，在漫无边际的寒夜里执笔为死去的小人物代言时，我们感受到的分明是一位敏感、单纯、热情而富于诗人气质的小说家的良知。

参考文献

① 参见葛红兵：《为20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载《芙蓉》1999年第6期。

②⑤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1页，第249页。

③ 巴金：《寒夜》附录，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277页—第278页。

④ 巴金：《寒夜》后记，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274页。

⑥ 李建军：《小说修辞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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