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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游自幼好学不倦,在饱经丧乱的生活感受中受到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20岁时与唐琬结婚,后被其母强行拆散。这种感情伤痛终其一生,《钗头凤》、《沈园》等名作即是为此。29岁时,赴南宋首都临安(今杭州)应锁厅试,名列第一,因居秦桧孙子之前,又因他不忘国耻“喜论恢复”,竟在复试时被除名。后得夔州(今四川奉节)通判和蜀州、嘉州、荣州代理通判、知州等职。淳熙二年(1175),范成大镇蜀,邀陆游至其幕中任参议官。淳熙五年,陆游诗名日盛,受到孝宗召见,但并未真正得到重用,孝宗只派他到福州、江西去做了两任提举常平茶盐公事。在江西任上,当地发生水灾,他“草行露宿”,亲到灾区视察,并“奏拨义仓赈济,檄诸郡发粟以予民”,不料却固此触犯当道,竟以“擅权”罪名罢职还乡。陆游在家闲居6年后,又被起用为严州(今浙江建德)知州。淳熙十五年,陆游在严州任满,卸职还乡。不久,被召赴临安任军器少监。次年,光宗即位,改任朝议大夫礼部郎中。于是他连上奏章,谏劝朝廷减轻赋税,结果反遭弹劾,以“嘲咏风月”的罪名再度罢官。此后,陆游长期蛰居农村,于嘉定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210年1月26日)与世长辞.1.收复中原信念始终不渝。创作诗歌很多。抒发政治抱负,反映人民疾苦,风格雄浑豪放;抒写日常生活,也多清新之作。词作量不如诗篇巨大,但和诗同样贯穿了气吞残虏的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精神。2.他还是一位精通烹饪的专家,在他的诗词中,咏叹佳肴的足足有上百首,还记述了当时吴中(今苏州) 和四川等地的佳肴美馔,其中有不少是对于饮食的独到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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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汉族,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南宋诗人。少时受家庭爱国思想熏陶,高宗时应礼部试,为秦桧所黜。孝宗时赐进士出身。中年入蜀,投身军旅生活,官至宝章阁待制。晚年退居家乡,但收复中原信念始终不渝。创作诗歌很多,今存九千多首,内容极为丰富。抒发政治抱负,反映人民疾苦,风格雄浑豪放;抒写日常生活,也多清新之作。词作量不如诗篇巨大,但和诗同样贯穿了气吞残虏的爱国主义精神。杨慎谓其词纤丽处似秦观,雄慨处似苏轼。著有《剑南诗稿》、《渭南文集》、《南唐书》、《老学庵笔记》等。他的诗集中现存诗9300余首。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是从少年到中年(46岁)入蜀以前。这一时期存诗仅200首左右,作品主要偏于文字形式,尚未得到生活的充实。第二期是入蜀以后,到他64岁罢官东归,前后近20年,存诗2400余首。这一时期是他充满战斗气息及爱国激情的时期,也是其诗歌创作的成熟期。第三期是长期蛰居故乡山阴一直到逝世,亦有20年,现存诗约近6500首。诗中表现了一种清旷淡远的田园风味,并不时流露着苍凉的人生感慨。“诗到无人爱处工”,可算是道出了他此时的心情和所向往的艺术境界。另外,在这一时期的诗中,也表现出趋向质朴而沉实的创作风格。在陆游三个时期的诗中,始终贯穿着炽热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年入蜀以后表现尤为明显,不仅在同时代的诗人中显得很突出,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陆游的诗可谓各体兼备,无论是古体、律诗、绝句都有出色之作,其中尤以七律写得又多又好。在这方面,陆游继承了前人的经验,同时又富有自己的创作,所以有人称他和杜甫、李商隐完成七律创作上的“三变”(舒位《瓶水斋诗活》),又称他的七律当时无与伦比。在陆游的七律中,确是名章俊句层见叠出,每为人所传诵,如“江声不尽英雄恨,天意无私草木秋”(《黄州》);“万里关河孤枕梦,五更风雨四山秋”(《枕上作》)等。这些佳作佳句,或壮阔雄浑,或清新如画,不仅对仗工稳,而且流走生动,不落纤巧。除七律外,陆游在诗歌创作上的成就当推绝句。陆游的诗虽然呈现着多彩多姿的风格,但从总的创作倾向看,还是以现实主义为主。他继承了屈原等前代诗人忧国忧民的优良传统,并立足于自己的时代而作了出色的发挥。陆游的名篇《书愤》、《示儿》、《游山西村》等选入中小学生语文课本,并在高考中出题频率较高(例如2010年全国课标卷)词陆游不仅工诗,还兼长词。由于他对这种诗体不甚注重,所以词作不多,现存词共有130首。他的词也风格多样并有自己的特色。有不少词写得清丽缠绵,与宋词中的婉约派比较接近,如有名的“钗头凤”即属此类。而有些词常常抒发着深沉的人生感受,或寄寓着高超的襟怀,如“卜算子”“驿外断桥边”、“双头莲”“华鬓星星”等,或苍远,或寓意深刻,这类词又和苏轼比较接近。但是最能体现陆游的身世经历和个性特色的,还是他的那些写得慷慨雄浑、荡漾着爱国激情的词作,如“汉宫春”“箭箭雕弓”、“谢池春“”“壮岁从戎”、“诉衷情”“当年万里觅封侯”、“夜游宫”“雪晓清笳乱起”等,都是着一片报国热忱的雄健之作。这类词与辛弃疾比较接近。文陆游在散文上也著述甚丰,而且颇有造诣。其中记铭序跋之类,或叙述生活经历,或抒发思想感情,或论文说诗,最能体现陆游散文的成就。同时也如在诗中一样,不时地表现着爱国主义的情怀,比如《静镇堂记》《铜壶阁记》《书渭桥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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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说,中国古代文化水平南北差异极大。北方不断有游牧民族南下,有文化传统的世家贵族都不断南迁,最后的结果就是单从文化水平和传统这方面来看,南方实在是比北方强大太多了。
南宋历史文献多,除了统治时间长,中央政府和统治者重视文化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占据的地域主要是南方地区。
元朝的汉化水平比金朝低得多,两个朝代统治时间差不多长,但是为什么元朝文献明显比金朝多呢,主要就是因为大量的南宋遗民进入元朝,继续写文集、写诗集、写碑、写行纪,编成文集到处扩散。元代的文集大多是南方人写的,北方人写的比较少,以至于之前有一位日本学者来访学的时候,主要就是研究一个北方的元末人写的文集,认为为北方历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现在最重要的元代史料之一《元典章》,是江西行省的书坊把政府文件弄出来,私自编撰的《政府案例汇编》,专门提供给给那些想投身政府当公务员的地方文人。北方人绝对想不到这种生意,这绝对是历史悠久的地方文化传统的结果。
地方志也是各种编起来,元代现在留存下来的有《镇江志》《四明志》(宁波)《昌国志》(定海)《南海志》(广州)《金陵志》《昆山志》(太仓)《无锡志》《云南志》《嘉禾至》(嘉兴)。相比而言,北方的志书只有山东地区的《齐乘》(编得很简单)和官修《大元一统志》(估计也主要是南方人在编,不过大部分散轶了),此外还有一个《析津志》,虽然是大都地区的方志,却是个江西人编的。
也不是北方没有文献,譬如耶律楚材自己有文集和行纪,全真教也印过道藏,那也都是大批大批的文献。但一方面,耶律楚材这样一个人,写一本文集,还得自己在家印(原刊本末有“燕京中书侍郎宅刊行”),全真教也是靠自己的教门力量印书(后来还都被烧了,依靠政治获得的权力太危险),印书完全没有成为产业的一环。蒙古国时期,耶律楚材还建议太宗在平阳建了个经籍所,但是也没印过什么书,南方的浙江、福建等地的书坊书肆完全不因为改朝换代而放弃自己的饭碗,照样哗哗印书,连宋辽金史这种官修史书都是在江西和江浙二省印的。江西、江浙、福建各省都有专门的书坊和成熟的书籍出版产业链,你说不印书干嘛,南方文献能不多吗。
相比之下金朝就差远了。政书、志书基本没有(有个《大金集礼》,薄薄一册,都被人写博士论文了……),文集笔记有那么几部,这还算好的。再看看最南边界只到河北北部的辽朝,现在除了碑刻墓志和壁画还能研究啥,相关文献只能看北宋的。因为缺少史料,《辽史》也编成了极其玄幻的状态。相比之下,金朝的文献结构还算健康了。
当然了,本答案完全没有贬低北方的意思。文化和力量这两个东西,哪个更重要真的不是很好说,一边负责一个,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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