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美论文范文参考资料

简单就是美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古典音乐的，虽然它是爱乐者们为之崇尚的最高殿堂，那些数十人的大乐团奏出的恢弘交响，有时直至压迫得人喘不过气来。但是好象没有人会拒绝吉他的弹奏，那声音清幽、空灵，真如天籁一般。也不是每个人都欣赏浓墨重彩的绘画的，那些清描淡写的写意之作，却常令人情有独钟，它们看似随意点染，却留着好大一片引以遐思的天地。好的电影大多讲述了一个很平常的故事，而把更多的心思放在流动的画面与凝固的神态中，给眼睛充分的享受。一本本厚厚的世界名著，其中冗长的人名都很难记住，而仅仅由“老人，孩子，鱼”这种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关系组成的薄薄几页纸，却蕴含着足以感动所有人心的力量。我想说，简单就是美。简单的东西，不会使人厌烦。就好象天边几片单调的云彩，徐徐清风拂面，带来的是心情舒畅，头脑冷静，能给自己一个澄澈的思维空间。而什么是美？我想也是事物给人无论是哪种感官上的体验都还不错，这就是美了。比如在凉爽的傍晚，身上没有穿着衣裳的感觉，夕阳柔和的余辉洒在眼中，呼吸带着草味儿的空气，要做的事情做好了，静坐着享受美好的一刻。以构思巧妙或结构复杂或手法巧夺天工见长的东西，不过是更多体现了艺术家过人的智慧或天才的手艺，有许多流于表面的技术成分，作者很像是一个“匠”。例如，红木家具的制作，似乎是一种艺术，木匠纵使为追求华丽的外表而竭尽所能，最后得到的不过是一件“做工精巧”的家具而已，手艺人和匠仍成不了艺术家。就地取材，化腐朽为神奇的东西，材料往往很便宜，要么被人忽视，如弃之无用的树根，遍地都是的泥土，它们成为艺术品后，还一眼能看出原本的质料。因为作者并没做过多的加工，一切只靠那双善于寻找美的慧眼，再循着自然的规律，把自己内心的激情去灵感尽数释放，赋予了这事物的躯体一种全新的艺术生命，它并不很深，然而耐人寻味，欣赏这便有了精神上的感悟。可以说，简单是一种最为高超的创造手法，没有底蕴，缺乏内涵的作者学也学不来，他们只有不断翻新的花样来泡制出一次短暂的愉悦，有时尽透着无知。还事物以纯真的本色，因为简单就是美。

美德是什么？对了，是为他人着想；为集体着想；为社会着想。在我们班，有这样一位“美德少年”。她有一鬓刘海，一双浓眉大眼，一张能说会道的小嘴。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小女孩。在过马路时，只要她看见老奶奶想要过马路，她就会马上跑过去，一只手帮老奶奶拿东西，一只手扶着老奶奶。在公交车和地铁上，他只要一看见有老人，孕妇，和母亲抱着孩子的，她就会马上让座。在每次捐款时，她总会尽自己最大的力，帮助灾区的孩子可以上学。遇见乞丐时，她会用自己的零花钱，帮助他，而乞丐会感谢的说:“谢谢你，小妹妹！”有一次，我有一道数学难题，想了好久都没有头绪。“许颖！”我叫道。“哎！”许颖朝我这边走来，一边答道。“这道题怎么写啊?”我问道。“哦，这题应该……”许颖细心地讲解道。她就是这样一位乐于助人的女孩。高尔基曾说过：你要记住，永远要愉快地多给别人，少从别人那里拿取。

现实生活中社会事物和现象呈现的美。与自然美合称现实美。包括行为美、语言美、心灵美、环境美等。它来源于人的社会实践，因此人的美在社会美中占有中心地位。马克思说：“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著名的“美是生活”命题，美是“应当如此生活”和使人“想起生活”的生活，除去其人本主义因素，赋予它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这美就是根源于社会实践，美是本质上社会实践的生活。自然美与社会实践的关系就比较间接，自然物的美，只是由于人类通过实践活动，改变了自然与人原先对立或无关的关系，产生了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的审美关系之后，才显示出来。而社会美与社会实践的关系都是非常直接、非常明显的，生产劳动和劳动产品的美直接来源于生产劳动，“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活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美，也直接来源于人们的各种交往活动中，在交往活动中体现出哪一些语言、行为、思想是善的，是美的，哪一些是恶的、丑的。2．社会美的第二个特点是与社会功利性相联系美是一种价值。美对人总是有用的，然而，美的效用都不在于经济实用，也不是纯粹的道德工具，它是通过愉悦人的身心，陶冶人的情操，净化人的心灵，达到提高生活质量，有利于个体自由、全面地发展。社会美最初都明显地附丽于与人的实践有用有利的事物，对人的实践无用有害的事物本质上是不能成为美的。善虽然不就是美，但它是美的前提、基础和内容，在社会领域，美与善是直接统一的。3．社会美的第三个特点是与社会历史条件密切相联与自然美相比，社会美更直接依赖于社会历史条件，因为社会美的内容直接就是人们在当时当地的社会生活。人在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物质关系制约着人们的政治关系和思想关系，人们的审美关系必须受制于物质条件、政治条件和其他精神条件，并随这些条件的变化、发展而变化、发展。社会美必然具有它那个时代的经济、政治、文化和民族、阶级的特色。例如：封建时代自然经济的田园风光，有别于市场经济条件下都市化的乡镇。寺庙、教堂的清静与肃穆，信徒虔诚的心灵和对生活的淡泊，不同于歌舞厅的喧哗和兴奋、青年自然流露的情感和对生活的追求。如果您认为本词条还有待完善，需要补充新内容或修改错误内容，请编辑词条贡献者（共2名）：水手小宇宙、悠然孤飞关于本词条的评论（共0条）：发表评论>>返回页首

社会学作为人文社科专业,目前主要集中在理论教学、田野调查等领域,社会学专业实验室建设成为深化社会学专业改革的必经途径。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社会学论文范例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析虐待老人问题的社会根源

“由于生理性衰老这一自然规律以及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成员和群体在利益关系和分配关系上的重新调整等原因”[1]，老年群体在整个社会结构体系中的社会经济地位不断下降，在物质资源占有和政治权利保障等方面处于相对弱势。这不仅限制了老年群体对于自身需求和愿望的满足，而且其利益诉求也容易受到忽视和侵害，甚至当利益受到侵害时，老年人往往出于畏惧、“家丑不可外扬”等心理，不能勇于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本文以中国现实社会情境为研究基点分析了社会转型期虐待老人问题的特质表现和治理困境，并且通过对相关理论研究进行梳理和反思，从“个体化”理论和风险社会视角深入挖掘这一问题的社会性根源，并以此为前提从减轻个体不安全感与促进社会整合角度规划治理路径，从而在社会生活中帮助遭受虐待行为的老年群体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一、失控：社会结构双重变迁下虐待老人问题的独特形态

发达国家虐待老人事件的产生是在全球人口老龄化的作用下，由老年人数量激增所引致的一种必然现象。而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除了人口结构老化这一普遍性原因外，该问题的“井喷”还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这一特殊历史进程密切相关，这一点在中国体现得尤为明显。与改革开放前的欠发达的社会相比，在社会转型速度呈加速状态的现代社会中，中国虐待老人问题无论是“在发生机制和问题性质，还是在数量规模、表现形式和社会影响力等方面呈现出新特点”[2]，致使该问题难以得到有效预防和控制，“失控”已经成为其特殊标识。基于我国当前“社会转型化”和“人口老龄化”两种同步性社会变迁的时代背景，笔者总结了我国虐待老人问题相比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独特形态。

(一)老年群体具有受虐待的高危性，呈现地域和城乡的“阶梯式”分布形态

由于生理机能下降、智力衰退以及在经济和照料服务上的较强依赖性等因素所造成的相对劣势，老年人在遭受虐待方面具有明显的普遍性。2010年，我国家庭内老年人虐待发生率为，呈现阶段性增长的趋势，远高于虐童、虐妻等的比率，已经演变为高危性的社会问题之一。而且，我国农村家庭内老年人遭受虐待的比例显著高于城市(农村：，城市：)。而且虐待发生率随着社会经济条件升高而降低，西部地区为，高于全国其他地区，而京津沪地区最低，仅为。我国区域和城乡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公民文化素养等方面发展不均衡的现状，是虐待老人问题呈现“东少西多、乡增市减”分布格局的制度性成因。

(二)问题形成的根源难以确定，社会影响的“公共性”和“社会性”开始凸显

在现代社会中，老年人自身的生理劣势(体格缺陷或老年痴呆症等疾病)、家庭关系的紧张(代际冲突、子女拒绝承担赡养义务)等因素的复合和集中加剧了虐待老人行为的发生风险。在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中，传统风险要素可能会演化为新的风险或者相互交融，极大地增加了虐待行为发生的不确定性，相应的预防和治理措施也面临更大挑战。而从问题的预防和控制角度来看，传统社会的法律和道德体系以“孝”为其精神内核，一旦违反孝道必然会受到古代法律的严厉制裁，从而有效预防和遏制该问题的产生和加剧。但随着传统社会控制手段在现代化进程的强烈冲击下迅速瓦解，加之家庭关系导致自我调节功能弱化，使得对于这类问题的控制力和约束力大为减弱，其影响也扩散至家庭边界之外，成为影响社会秩序和社会发展的重大社会问题。

二、虐待老人问题的治理困境：心理冲突与保护机制失效的交织

一方面，受虐老人对施虐者存在复杂心理。多数虐待老人事件发生于父母与子女之间。基于“血浓于水”的血缘关系，受虐老人出于保护子女的情感，往往将之归于自己管教不严或教育不当，把责任归于自身。并且受“家丑不可外扬”的文化传统的影响，有些老人往往担心这类事件的传播会损害家庭的声誉，而不愿主动向相关部门寻求帮助。此外，“养儿防老、老来从子”的依赖心理，也使不少老年人在生活上和心理上严重依赖施虐者。很多老人依赖于子女的生活照料，一旦其子女受到法律制裁，他们将无法继续获得照料，因而在寻求帮助前会感到担忧，多数选择忍气吞声，接受被虐待的现实。

另一方面，事前预防和事后处置的社会控制措施相对缺乏。道德与法律作为规范人类行为和调节社会关系的两种手段，具备有效防止和遏制虐待老人的重大功能。但我国现有法律对有关虐待老人的规定，主要见于《宪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条文中，对虐待老人的概念阐释和类型界定十分模糊，导致难以在法律上对这类行为量刑定罪。一些司法部门对涉老案件也不够重视，执行乏力，未能使判决得到有效落实;有的基层干部常常将虐待老人行为看作是“家内事”而听之任之，责任意识严重缺乏。此外，在以“孝道”为核心的传统价值体系和道德系统日渐式微而新的道德规范尚未形成和完备之际，施虐者的行为缺乏心理约束，尊老敬老意识淡薄。而社会舆论作为重要的外在控制手段也难以对其施虐行为形成有效限制，致使无法从源头上遏制该问题的发生。

三、破解治理困境：原因分析视角和策略规划的重构与再造

对于现代虐待老人现象的形成原因，国内外学者分别从不同视角进行了理论分析。国外学者认为虐待老人与家庭暴力类似，强调施虐者和受虐者的个体因素。在美国学者对老年人受虐待的原因分析中，较为流行的解释有压力论、暴力循环论、个人行为论和老人无能论[3]。而国内一些学者则更关注个人在家庭和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关系，其中“外在情景因素论”认为虐待老人是受虐者及施虐者外在社会环境和经济情况的反映，老年人对照顾者的过于依赖的关系及社会孤立都会导致老年虐待风险的产生[4]。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可以发现：在对虐老问题的原因阐释过程中，无论是主张受虐者或施虐者的主观因素，还是强调个体与个体、社会的互动关系状态，都反映出“单向化”的研究取向，即仅从“施虐者→受虐者”“受虐者→施虐者”“受虐者→社会”等思维路径探究问题。这种个体化思维和单向式视角很容易忽视对于在由施虐者和受虐者所构成的虐待事实中主客体互动关系的考察。而且，虐待事件在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中出现了某种差异性分布，因此社会文化类型背景应作为分析该问题发生机制的一项关键因素。 这种由文化背景所决定的原因阐释论在实践中导致的后果就是治理策略出现某种程度上的偏差。例如，美国保障受虐待老人的合法权益主要是通过向其提供包括机构支持、社工服务在内的涉及广泛的专业领域和不同的社会资源的综合性社会支持来实现[3]。美国在解决公共性的社会问题上弱化了政府作为直接“干预者”的角色，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和专业机构的作用，依靠社会中介机制实现问题的自我解决。但是这种对策设计机制在我国缺乏社会资源和社会组织等方面的支持，“强国家―弱社会”的权力格局导致社会资源分配处于不均衡状态，长期“抑制了社会组织和自主性社区成长”[5]，因而依靠社会服务来解决虐待老人问题很难取得理想效果。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可能导致“政府社区治理的行为失范严重，表现为越位、缺位和错位”[6]等现象，难以为受虐者提供全面、有效的制度保障和司法保护，对于施虐者的法律惩处和道德塑造也常常难以落实，导致问题的进一步积聚和恶化。

因此，当前解决虐待老人问题治理困境的关键，在于拓展理论和经验研究的视野和深度，立足于“社会转型”的历史变迁背景和当代中国社会现实，从制度层次和文化领域挖掘其社会性根源，从而在根本上提出切实有效的治理策略和建议。

四、个体化与风险社会的共生互构：社会转型期虐待老人问题的历史变迁

(一)现代性的精神困境

西方社会学家鲍曼对“个体化社会”的理论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关于“个体化”含义的理解上，他认为个体化社会的结构形态是“社会形塑了其成员的个体性，个体则在他们通过交往编织成的相互依存之网中，采取合理、可行的策略，用他们的生活行动造就了社会”[7]。并指出个体化“所承载的是个体的解放，即从归属于自己、通过遗传获得、与生俱来的社会属性等的确定性中解放出来。这种变化被正确地看作现代的境况中最明显和最有潜在优势的特征”[8]。但同时也意味着个体与传统知识结构、固有信仰和社会规范“脱钩”，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的代价是安全感开始丧失。风险社会在社会转型期“碎片化”社会结构中其威胁也呈几何级增长，解放了的个体的御险能力也迅速降低，并且“社会变迁中集体规范的缺乏势必在价值观和心理层面影响到个体安全”[9]，原本为个体在生活和心理上都甚为依赖的社会保障机制(如单位制)的瓦解使现代人的社会心理出现剧变，“心灵安全”的丧失成为现代社会影响个体心智结构的突出问题。

(二)个体化社会的本土化表达：自我主义与制度变革

由于中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以及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过程中所形成的“二元经济模式”，使处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中国社会具有典型的传统性与现代性交织融合的时代特征，中国社会“个体化”的发育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某种异变，在社会结构急剧变迁的时代背景下主要受到了“自我主义传统、转型期的制度环境”[10]等本土传统和现实状况的有力形塑。一方面，中国传统社会的“个体”是在“差序格局”中的角色地位，这种以“己”为中心所构筑的关系网络是依据个体来确定生活边界并作为风险屏障，显然不具备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精神，并且与西方“团体格局”中具有明确权利义务关系的“公民”概念形成鲜明反差。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前的“总体性社会”在剧烈的制度变革推动下将大量组织化的个体推向社会领域，被单位制和组织化生活所模塑的个体精神世界受到强烈冲击。不仅个体与社会联系纽带出现断裂，而且在既无传统儒家孝道伦理又无集体主义约束的情况下，衍生出大量“个人只强调自己的权利，无视对公众或他人的义务与责任”的“无公德个人”[11]，建构具有现代意义的市民社会的任务任重而道远。

可见，中国个体化社会的到来在使个体充分解放的同时，道德性缺失也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不断膨胀的自我主义导致封闭稳定的家庭结构逐渐丧失向心力，加之外部控制机制的缺失，使家庭关系在持续紧张中激化出特殊矛盾。

五、社会转型期虐待老人问题的时代治理导向

消除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往往要通过在“自己的自我规范和社会责任中重新建立平衡”[12]，进而建构起“本体性安全”，即“大多数人对其自我认同之连续性以及对他们行动的社会与物质环境之恒常性所具有的信心，这是一种对人与物的可靠性感受。”[13]这意味着必须通过培育公民“责任伦理”来加强社会团结，重构和谐稳定的家庭关系，消除个体化所带来的负向效应，最终塑造具有强烈公共道德的现代意义上的公民，从而破解个体与家庭张力的时代难题。

(一)依靠制度建设完善老年群体的法律保障系统

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对于现代国家提出了新的治理要求，以行政性管控为目标的政府在职能应用上应淡化行政色彩，推动“管理”向“治理”升级，强化在基层社会问题领域的服务性功能。具体而言，要以制度为先，进一步细化和明确《老年人权益保障》在禁止和预防各种形式的家庭老年人虐待方面的规定和惩罚措施，做到有法可依，提供坚实可靠的法律保障。此外，严格执法是治理该问题的关键环节。政府应协同立法、司法等部门，加大执法力度，优化执法效率，提高执法水平，着眼于实际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和灵活性，提高控制手段的应用性和嵌入性，切实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二)努力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和服务性社会组织建设

“社区”是搭建政府和家庭沟通渠道的桥梁，能够依靠其地缘性优势吸收政府的相关资源和控制手段“嵌入”家庭之中，并及时将问题反馈给上级部门，从而使问题得到有效处理和解决。社区在“社会治理”的政治语境中的协同治理的主体性地位必须得到法律形式的认定和自治权力的让与，政府与社区对于“权力蛋糕”应进行合理分配，对基层社会事务的处置权限也应进行制度化界定。同时，必须充分发挥社区建设的自主性，针对社区居民的实际需求引导服务型社会组织深入到社区内部，例如在涉及虐待老人事件中，就可以在社区内部设置公益性或营利性的医疗机构和法律求助咨询中心，为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相对处于弱势的老年群体搭建问题反映平台，及时、有效地介入到问题家庭的矛盾之中，减轻事件发现不及时或治理效果不理想所带来的不利影响，提高反应效率和解决效果。

(三)推动具有中国意蕴的时代性家庭伦理的建构和发扬

我们必须着眼于现代社会中的价值内核与传统文化中的伦理精髓进行“流程再造”，重点挖掘和创造体现时代精神和传统美德的行为规范，提升家庭生活对于每一个原子化个体的吸附力，从而弥合个体与家庭、社会之间的“断裂”状态。通过对传统伦理的“扬弃”并与现代价值观念加以融合，对于中国“家文化”的复归和弘扬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利于唤起公众对于老年群体社会地位和价值的认同和尊重，从而为防止虐待老人行为的发生奠定心理基础，这也是治理虐待老人问题的根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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