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月半月月
如果楼主觉得多,可以自己删。戏剧起源关于戏剧起源,有九种说法。在此,我们只详细讨论各种关于戏剧起源的歌舞说的观点。歌舞说,此说又可析为三种:(1)宫廷乐舞说,清代纳兰性德《渌水亭杂识》云:“梁时大云之乐,作一老翁演述西域神仙变化之事,优伶实始于此。”刘始培在《原戏》中根据古代乐舞多有妆扮人物之事实,认为“戏曲者,导源于古代乐舞者也……则固与后世戏曲相近者也。”常任侠在《在国原始的音乐舞蹈与戏剧》中,较为系统的考察了原始音乐舞蹈的戏剧因素后认为“原始社会中的简单的音乐舞蹈,便是后来做成完美戏剧的前躯”。周贻白的《中国戏剧史长编》将中国戏剧的最早源头溯至“周秦的乐舞”。(2)上古歌舞说,张庚、郭汉城主编《中国戏曲通史》开篇首句云:“中国戏曲的起源可以上溯到原始时代的歌舞。”我们知道一切艺术起源于劳动,中国的歌舞也不例外。《书经.舜典》上说:“予击石附石,百兽率舞。”所谓百兽率舞,并不是像后来的儒家所神秘化的那样,说是在圣人当世连百兽都来朝拜舞蹈了,这种舞是用石相击或用手击石来打出节秦的,那时连鼓也没有,可见是很原始的。到后来才有了鼓,所谓“鼓之舞之,”这就进一步了。这种舞可能是出去打猎以前的一种原始宗教仪式,也可能是打猎回来之后的一种庆祝仪式,《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说:“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乃以鏖革置缶而鼓之,乃拊石击石以像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兽。”这是战国时代关于古代乐舞的一种传说。可以透过这段歌舞的描写看出一幅原始猎人在山林中打猎的景象:“一面呼啸,一面打着、各种陶器、石器发响去恐吓野兽,于是野兽们就狼奔豸突地逃走而终于落网了,这位原始时代的艺术家“质”(其实并不是一个人,而是当时全体人民)就是按生活中的实际来创造了狩猎舞,这时所谓的“百兽”实际是人披兽皮而“舞”的场景,不过是对于狩猎生活的愉快和兴奋的回忆罢了。当然,这时的场景都是已经艺术化了,音乐、舞蹈都是已经节奏化了的,这种舞蹈带着浓厚的仪式性,它是响氏族的保护神或始祖祈祷,以求这次出去打猎获得丰收,或者是打猎回来为了酬谢神祗而举行的。但不管它是什么仪式,也不管它披着多厚的原始宗教的外衣,其实际意义,乃是一种对于劳动的演习、锻炼,这不光是锻炼了猎人们的熟练程度,而且也培养了年轻的猎人,《书经.舜典》中有命夔“典乐教胄子”的记载。“胄子”的注解是贵族子弟,但原始社会没有贵族,恐怕就是年轻武士了,用乐舞去教年轻武士,不是锻炼他们又是什么呢?因为它的内容就是原始人狩猎动作的模仿。既然是模仿劳动的动作,这也就可以说是最原始的表演了。原始的舞蹈总是和歌相伴的,他们决不是闷声不响地跳,而是一面跳一面欢呼歌唱。《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还说:“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而歌八阕。”略可想见当时的情形。 在原始社会,歌舞不止狩猎舞一种,还有战争舞,它的性质和狩猎舞是差不多的,到了进入农耕时代,又产生了一系列有关农事的祭典,如“蜡”如“雩”。蜡是在年终时,为了酬谢与农事有关的八位神灵而举行的。在这一天,公社的成员是尽情欢乐、开怀畅饮、唱歌跳舞的。这种风气一直遗留到春秋时代。《孔子家语.观乡》说:“子贡观于蜡。孔子曰:赐也,乐乎?对曰: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为乐也。孔子曰:百日之劳,一日之乐,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可以看出这完全是劳动农民一年辛苦后的欢乐。相传“蜡”是伊耆氏所首创,一说伊耆氏就是神农氏足见这是与农业发达时期密切相连的风俗。“雩”是天旱求雨的祭祀。《周礼.春官》“宗伯”下记载:“司巫……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周记》的记载虽然是奴隶社会的事,但显然是原始时代的遗留下来的风俗,除此之外,在原始公社的许多节日也举行舞蹈。例如男女相爱,也有一个节日,大家会合在一起来唱歌跳舞。这个节日在汉民族就是祭祀氏族女始祖的日子,所跳的舞据说就叫做“万舞”现在西南少数民族的所谓“跳月”“摇马郎”“歌墟”等可能就是这种节日遗留下来的形态。原始歌舞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它的全民性。到了奴隶社会,有了阶级,在艺术上的情况也就起了变化,这时祭祀仪式已经不复是全民性的节日歌舞,它成了只是奴隶主贵族所专有的了,第一个把天下传给自己儿子的禹,当他治水成功,做了部落联盟的首领之后,立刻“命皋陶作为夏龠九成,以昭其功”见《吕氏春秋.古乐》这里的乐舞已经开始失去全民的意义,而成为夸耀个人功绩的手段了,禹的儿子启也学习他这一手,用歌舞来夸耀,并装点自己的威严。据传说他三次上天,从天上偷来了《九招》(即《九韶》)歌舞,在“大穆之野”举行表演。从此以后,奴隶主贵族们便把本是属于全民的歌舞拿来歌颂自己的功德,《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还说:“汤乃命伊尹作为《大护》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见其善”。而《大武》之舞却又是歌颂周武王和周公灭商及平定奴隶叛乱的武功的,这是所谓“武舞”它是手执盾牌和武器而舞蹈的,还有歌颂周朝统治者治国如何有秩序、如何天下太平的《韶舞》,这就是称为“文舞”。现从《史记.乐书》中引一段关于《大武》之舞的记载如下:宾牟贾侍坐于孔子,孔子与之言,及乐……子曰:“……夫乐者,象成者也,总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发扬蹈厉,太公之志也,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狭。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夹振之而四伐,盛威于中国也,分夹 而进,事蚤济也,久立于缀,以待诸侯之志也。”从这段对于《大武》之舞的解释来看,他包涵着一段故事的内容,舞虽不足以表现它的内容,但演故事的倾向却也存在了。(3)西域歌舞说,陈村、霍旭初《论西域歌舞戏》中指出:汉唐间,随东西方交通之开拓、经济文化交流之频繁,西域文化艺术的一支——歌舞戏,逐步传入中原,成为我国戏剧的重要源流之一。无论汉代的百戏,唐代的乐舞,西域成分都占相当比重,尤其在唐代,戏剧的因素渗入乐舞之中,西域歌舞戏与中原传统戏剧的融合,不仅出现了唐代兴盛的歌舞戏品种,并对后世的戏剧有十分深远的影响,我国学者任半塘先生指出:唐代歌舞戏“纵面承接汉晋南北朝之渊源,横面彩纳西域歌舞戏之情调 ”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许地山先生就阐述了六朝时候西域诸如龟兹,康国等及伊斯兰或印度乐舞的东来,有“杂戏”也进入中土的见解。关于唐代歌舞戏,《旧唐书.音乐志》载:歌舞戏有大面、拨头、踏摇娘、窟垒子等戏。任半塘先生认为凡唐人“俳优歌舞杂奏”皆为歌舞戏。他在《唐戏弄》第二章《歌舞戏总》中还指出:“一旦内容有故,或技艺涉说白,虽记载简略,表现模糊。亦非认为歌舞戏不可。”属西域歌舞戏者,《旧唐书》中仅举“拨、头”一戏,曰“拨头出西域,胡人为猛兽所噬,其子求兽杀之,为此舞以象之也。”任半塘考歌舞戏,涉受西域影响的戏剧很多,明确指出为西域歌舞戏“剧录”者有“西凉伎”、“苏莫遮”、“舍利弗”等,属“戏体”者有“钵头”、“弄婆罗门”等。“苏莫遮”是西域歌舞戏中有代表性的一个剧目,对苏莫遮的记载,以唐慧琳《一切经音义》四十一为详细:苏莫遮,西戎胡语也,正云飒磨遮,此戏本出西龟兹国,至今犹有此曲,此国浑脱、大面、拨头之类也,或作兽面或像鬼神,假作种种面具形状,以泥水沾沥行人,或持索搭钩,捉人为戏,每年七月初,公行此戏,七日乃停。土俗相传云:常以此法禳厌,驱趁罗刹恶鬼食啖人民之灾也。”苏莫遮,又称泼寒胡戏,从文献上看,苏莫遮在中原,大都是供统治者娱乐的,自北‘周宣帝大象元年到唐玄宗开元元看130多年,常列为宫廷内玩赏的节目,这自然要经过无数次的改造,并随政治风云而变易。在这里叙述了歌舞说的观点,希望关于戏剧起源有更多的人关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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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儿童文学文本中,“顽童”是一个极为典型的人物形象,该形象并不是常人眼中那种调皮捣蛋的问题儿童,而是那种富有游戏精神、活泼好动的儿童形象,他们会基于生活游戏去寻求内心深处的自由,是一种内在个性的张扬释放,能够展现出属于个人的无与伦比魅力。文章将进一步对儿童文学中顽童形象展开分析与探讨。关键词:儿童文学;顽童形象;游戏精神20世纪被人们称之为“儿童的世界”,该时期的文学顽童形象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儿童文学研究领域,作者在文学创作中对于儿童世界的丰富性、独特性表达明显上升了一个层次。顽童在“顽”与“玩”中打破了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限制,充分表达了新时期童年生活所富有的想象与激情,让人们体验感受到属于儿童群体的那种游戏世界、自由张扬的天性。顽童在儿童文学作品中天生就是游戏的主角,是游戏精神的核心代言人,他们在游戏中将个人充足的心理能量与独特行为展现出来。一、儿童文学中顽童形象的具体演变发展1.被忽略的顽童形象文学中顽童形象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古代传统文本样式中,比如,在1170-1250年间成形发展的法国列那狐的故事,其主要讲述了代表社会新兴市民阶级的列那狐,在面对不同动物不同生存状态时,列那狐往往都可以凭借自己的机智灵敏来化解矛盾。在传统文学作品中,绝大多数的顽童形象发展还不够成熟完善,大多数都是在民间传说与故事基础上展开二次创作。比如,我国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就具有顽童形象那种天性追求自由、桀骜不驯的顽童本性。在最开始孙悟空是作为普普通通的一只石猴到菩提老祖那边拜师学艺,作者对于孙悟空行为的描述概括为“追随本心、自由自在”,将其塑造成一个个性不受拘束、天生乐观自信的顽童形象[1]。社会大量研究专家学者对早期文学作品中的顽童形象考察分析发现,无论是让人津津乐道的神话传说故事,还是家喻户晓的童话故事,儿童群体都会得到人们的忽视,早期社会真正以儿童为核心主题进行文学创作的作品少之又少。在西方历史发展进程中,中世纪之前的儿童不会被人们当作独立的个体看待,那个时期西方作家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小红帽》《莴苣姑娘》等,在这其中的儿童形象虽然能够体现出各自鲜明的良好精神品质,但是大多数都是跨过少年阶段进入到成年人的世界。而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进程中,儿童群体更是被大人看作成“缩小的成年人”,普遍认为他们不具备个体意识,因此很难成为文学创作中的主体。像《西游记》中的“顽童”孙悟空,更多只是代表传统社会环境下的儿童之气,会受制于观音、唐僧等人的条条框框之中,无法得到个性的长期充分释放。2.被改造的顽童形象真正相对独立的顽童形象塑造出现还要追溯于19世纪末,由于所处社会背景环境、阶层等级的不同,不同创作者会有着不同的教育理念与社会发展观念,这也促使他们在文学创作过程中塑造出来的顽童形象特点会有着明显差异。在这期间,最为让人记忆深刻的经典顽童形象主要包括了“被人们改造的顽童”木偶匹诺曹、“不愿意长大的顽童”彼得潘。前者《木偶奇遇记》中的匹诺曹顽童形象是经过作者改造的,在19世纪意大利儿童文学作品中,所有的主角儿童都是以正面形象示人的,而《木偶奇遇记》则是第一次用一个有缺点的小孩来当主人公,一反传统[2]。匹诺曹作为一个天生任性、贪玩淘气的小孩,在一次次撒谎下鼻子变得越来越长,最后变成了一头驴,在大鲸鱼的腹部中经历了一场冒险,成功解救困在其中的木匠父亲,并成长为一位努力勤奋、诚实好学以及孝敬的好孩子。匹诺曹的顽童形象体现了那个时期作者所推崇的“教训主义”儿童教育观念,即将社会儿童当作成未完成的作品,需要经过成人的教育改造,让孩子成为自己理想中的好孩子形象。在社会发展中,一部分顽童会接受来自大人的教育管教转变为好孩子,而有一部分顽童则是不愿意接受来自大人的管教改造。苏格兰小说家及剧作家詹姆斯•马修•巴利创作的长篇小说《彼得•潘》中的彼得潘就是这样一位顽童,在作者笔下他始终顽强地与来自成人世界的改造力量所抗争,为了一直留在天真无邪、无拘无束的童年世界,他选择放弃长大,手中牢牢握着与成人拼命抵抗的力量。而这种顽童形象就是作者极力推崇的儿童游戏精神,是儿童内心那种追求无忧无虑生活的象征,是自身“童心主义”儿童观念的直接体现。3.解放了的顽童当时间来到了20世纪末,儿童文学创作中的顽童形象出现终于不再依附于成人文学,而是自成一派。在人们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量文学作者开始以儿童作为文学创作的核心,充分凸显出了尊重孩子本位的社会教育观念。在中西方的儿童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个性张扬、自由开放的顽童形象,这些顽童形象与小读者们的心理特征、游戏精神经验有着高度契合,能够有效引发他们的内心情感共鸣[3]。比如,中国儿童文学中的皮皮鲁和鲁西西顽童形象、德国小水精顽童形象等,这些顽童形象并不是作者完全虚拟构造的,而是与人们实际生活有着密切联系,它们通过利用自身能力对周遭社会生活发展产生了巨大改变作用,一定程度摆脱了传统现实生活中的道德教育羁绊,充分展现出该时期顽童形象的解放革命性与反叛性。长袜子皮皮作为儿童文学史上最具有革命性与颠覆性意义的经典顽童形象,是由瑞典著名儿童文学家阿斯特丽德•林格伦在《长袜子皮皮》作品创作中塑造出来的一个顽童形象。作者推崇的是自由天性的儿童教育思想,她所描绘出来的反传统儿童形象长袜子皮皮,常常能够想出各种奇妙的鬼点子主意,创造出一个个让人感叹的奇迹。长袜子皮皮乐观善良、淘气热情、热爱冒险,她在生活中用其异于常人的思维与举止对传统教育规范与道德标准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造。作者借用该顽童形象充分展现出了儿童时期顽童所会具有的顽皮任性性格,该顽童形象是所有儿童被成人世界压抑的最亟待爆发与狂野的象征。与始终顽强地与来自成人世界的改造力量所抗争的彼得潘不同,长袜子皮皮并没有拒绝长大,她本身就是具有一个独立自强性格的儿童,受压抑、受限制的内心情感在长袜子皮皮身上得到了充分张扬体现,这也是大多数儿童所崇拜、梦寐以求的,能够不再遵守各种乱七八糟的规矩,始终做自己想要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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