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主题论文

在19世纪俄国文坛上，曾出现了一条“辉煌灿烂”的“多余人画廊”。在这画廊中耸立着许多具有一定“文化”高度的典型。他们是普希金笔下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罗亭》中的罗亭；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中的奥勃洛摩夫等。在这些人的灵魂深处一半蕴藉着先进的民主革命意识，闪烁着为祖国进步而奋斗的思想光芒，迸发着积极寻求真理和人生崇高目标的火花；而另一半则被西方利己主义和怀疑主义的消极思想所侵蚀，他们在情感与理智的悖逆中，形成了二重矛盾的性格和复杂的生命形态：个性意识的觉醒，使他们萌发去寻找精神解放的途径，而自身性格软弱的钳制，又使他们找不到新生活的定位，徘徊、孤独、苦闷。他们既不满俄国社会现状，愤世嫉俗，但又不愿站在人民一边，精神上无所寄托。他们一面觉得在鄙俗的上流社会无以容身，但又对上流社会以外的生活同样感到索然无味。因而到头来尽管不甘心沉沦却又无力超出社会的束缚与羁绊。他们只能是否定和怀疑的精灵，是一群生活理想的“迷惘者”，努力寻求自我实现，终因不能在生活中获得自我价值的实现而变成了“多余人”。关于“多余人”这个概念早在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第八章的一种译稿中就出现了，写到奥涅金时有这样的两句：有人远在他们之外，像多余的东西茕茕孑立。后来俄国评论家赫尔岑给“多余人”下定义说“他们充满高贵的愿望，但羽翼折断，眼睛看到哪里就奔到哪里：他们想隐遁起来，避开生活，这是多余的，没有益处的人。” 文学反映青年的生活已形成诸多传统的主题，“多余人”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群体。同创世英雄、寻梦者和毁灭者等类型相比，“多余人”题材更具绵延性、复杂性和普及性。 一、 近现代研究“多余人”形象现状一瞥回眸我国对“多余人”形象的研究，首先是从俄国“多余人”形象入手，进而对世界文学之中与俄国“多余人”相类似的典型进行探讨，从狭义到广义的比较研究中萌生出一个新命题，即“多余人之世界性文学现象”。（1）对俄国“多余人”的认识我国对俄国“多余人”的认识主要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研究，我国评论界几乎一直囿于“多余人”是俄国文学“特产”的认识阶段，普遍惯性地使用这个定型的结论。而各个历史时期对这一形象的认识都基于时代所需，是一种“感性”的理解。在动乱前，我们对俄国文学的介绍、翻译和研究倾向是“以我所需”、“急我所用”、“拿来天火”给苦难的大众为我们解决燃眉之急的现实斗争服务。这是个“全面肯定”的时期，我们对“多余人”身上的觉醒和抗争的积极方面，给予了最充分的关注，却有意无意地疏忽了他们身上的消极方面。进入极左时期，对俄国文学的研究进入冰冻，“多余人”真正变得多余，并销声匿迹。总体上，这个阶段我们对“多余人”形象的认识基本上处于一个分散的初级认识阶段，对“多余人”也多是从介绍的角度进行普及性传播。第二阶段是20世纪末的20年至今，这一阶段进入理性化思考。一大批对“多余人”问题的研究论文逐渐在广度和深度上有新的开拓，主要归纳为下面几个方面：其一，对读者熟悉的非“多余人”典型重新审视，发现了“新”的“多余人”。不满足于已有定论，勇于开拓发现。有文章指出“达吉雅娜与奥涅金一样，只有觉醒，没有真正的反抗”，认为达吉雅娜也具有“多余人”的色彩。其二，对于那些原本公认的“多余人”形象或提出质疑或重新评价。其三，从整体上对俄国“多余人”产生、发展情况、进步意义等重要问题作了有益的探索。在刘亚丁的专著《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纲》一书中提出俄国“多余人”产生实际上“是外来文化撞击古老俄国的结果，外来文化第一批接受者是青年贵族，他们无法停息被撞击后的震荡。”同时这个高峰时期俄国“多余人”的影响，也唤起了我国一代青年的觉醒和一代作家的创作。（2）“多余人”现象的初步联网以俄国“多余人”为稳固的经线，我们打破国界，在“多余人”研究中出现横向“联网”。评论家首先把视线投向了中国近现代文学中的“零余者”和“孤独者”。如《屠格涅夫和郁达夫的“多余人”比较研究》、《论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孤独者”》。同时也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如《贾宝玉和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贾宝玉与奥涅金之比较》等。其次，评论者在日本和法国文学中找到了俄国“多余人”的兄弟。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语》中的光源氏形象，被认定为世界文学画廊里一个典型的悲剧性的“多余人”。有的论述了日俄“多余人”的相似之处后，还从价值观、伦理、思维方式和民族心理等方面阐释了日俄“多余人”的差异。另有把法国的“世纪儿” 和“孤独者”联系起来，启示我们追溯中法文学的姻缘。对于中日“多余人”之异同也有专文进行了论述。以日本“私小说”为切入点，阐述了对中国“零余者”的影响。（3）一个新命题的萌生——“多余人之世界性文学现象” 对于世界近200年间的“多余人”现象，沿着二百多年的不断的发展历史轨迹，得出了“多余人的演化”轨迹。从18世纪末维特的出现为起点，其后是19世纪初“世纪儿”的“世纪症”蔓延，几乎与此同时“拜伦式英雄”和哈洛尔德震动欧洲；到了19世纪20至50年代，俄国的“多余人”以强大的阵容和整齐的队伍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的“逃遁者”面世，中国的“孤独者”、“零余者”便接踵而至。而到了20世纪中期，美国的“反映雄”虽然姗姗来迟，却与法国的“局外人”、英国的“愤怒青年”和德国的“新维特”，互相呼应，携手问世，构成了当代“多余人”联网。这一联网真正实现了歌德最早提出的“世界文学的梦想。从“世界文学”发展的总体态势和各国文学的自身的实际来重新审视“多余人”现象，就不是孤立的研究，有利于促进各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共同发展。经全方位普查和多角度扫描，评论界定质定量地给世界“多余人”现象得出一个纵横交叉的历史发展模式，得出这样一个简略的图示：（美国） “反英雄” （20世纪中） （中国） “孤独者” （20世纪初） （日本） “逃遁者” （20世纪初） （俄国） “多余人” （19世纪前叶） （英国） （英国） （德国） （法国） （法国） “愤怒青年” “拜伦式” “维特热” “世纪儿” “局外人” （20世纪中） （19世纪初） （18世纪末） （19世纪初） （20世纪中） （德国） “新维特” （20世纪中） 本图示基本表示出世界各国文学在相同和不同历史阶段，出现的相近“多余人”类型的各自姓氏代号。每个代号的专用名称几乎都包含着一个群体系列。同时图示中的国际性的排列组合，克服了本土文学的自足性和排他性，反映出互相交融、理解和创造的新局面。 二、“多余人“形象研究之我见（1）“多余人”的特征 “多余人”是多棱多角多面的立体，身上混杂着复合的色彩，反映了复杂的人生。他们是思想上的“报晓的先觉者”，行动上则是“贫乏的残疾者”。他们是属于精神世界中最鲜活和最忧郁的“精神贵族”。用一句话概括，“多余人”的心理特征是，意识和意志的不相协调。意识上的“巨人”和意志上的“矮子”，这也是“多余人”大起大落的精神历程和悲剧。他们有勇气从厌恶的环境中拔了旧根，却找不到适宜的土壤扎新根，成了“无根浮萍”、“身外客”、“局外人”、“逃遁者”、“隐身人”。（2）国度“多余人”典型的分析 ①自省和探索——俄国“多余人” 俄国“多余人”的精神探索，具有东方人的忧患意识和民族的整体特征，在民族兴亡中实现个人的价值。这使俄国“多余人”闪耀着某种灵光，格外动人，而且更富有生命力和感染力，或许这也是俄国“多余人”在文学家笔下获得不朽价值的重要原因之一。俄国“多余人”是从俄国的旧文化和欧洲新文化撞击融合的血肉土地上产生出来的。这是“多余人”产生的一般性回答。俄国盛产“多余人”特别是从贵族阶级中不断地裂变处“多余人”，与俄国贵族阶级所处的特殊历史地位有着密切关系。另外，在这些反映传统主题的杰作里，我们明显地看出文学家本人的精神和心理与他所塑造的主人公的亲缘关系。因此，这些“传统主题”中的贵族青年形象在一定意义上是作家的精神的再生儿。 ②东方隐士——日本“逃遁者” 无论是二叶亭四迷《浮云》的主人公内海文山，还是夏目漱石作品中塑造的一系列日本式“多余人”形象，都表现出“隐士”的特点。他们是“内向的”，拘谨、沉重、迟缓，远没有欧洲和俄国“多余人”那种无所顾忌的洒脱、豁达和冒险精神，但它们具有更强的忍耐力和承受力。首先是旧思想的强大和根深蒂固，羁绊着“多余人”新思潮的萌发；其次，东亚文化儒释道的精神和日本民族传统的打“和”精神对他们“隐士”精神的造成有着密切的制约作用。日本“逃遁者”是东方文学中最早出现的一批“多余人”形象，它为年轻而短暂的日本近代文学开拓了现实主义道路。同时也为中国“零余者”的诞生不断吹来了春风。 ③最具社会和民族责任感——中国“零余者” 从郁达夫笔下的自叙的“沉沦者”到鲁迅笔下的孤独的魏连殳，从丁玲笔下的沙菲到巴金《爱情三部曲》中的周如水，从老舍笔下的祁瑞宣到钱钟书《围城》中的方鸿渐，中国“零余者”蜂拥而来。古老的封建王国在不可避免的社会大变革中，开始整个民族的蜕变，走向现代化社会的历史性转变轨道，是中国“零余者”大批萌生的文化背景。同时，20世纪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加速，成为了中国“零余者”的催生剂。“五四”时期中国觉醒的知识青年，与近代西方意识的接轨决定了中国“零余者”精神含量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决定了中国“零余者”思考的浓缩性和情感的强烈尖锐度。（3）“多余人”形象的巨大魅力首先来自形象本身所蕴含的丰富的社会内涵，这是由“多余人”的崇高的悲剧性格所决定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任何一个社会人都一定处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某个点上，而对于“多余人”来说，他们恰恰处于社会关系网络的最敏感点上，因而他们的性格悲剧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而且较之一般性像，他们更集中、更深刻地反映着社会关系两极的对立和冲突，或者说，他们本身就是社会关系两极尖锐对立和激烈冲突的产物。 其次，“多余人”都具有性格缺陷，因而形成其悲剧的性格特征。在灵与肉、理智与感情的冲突中往往陷于强烈的内省和忏悔意识。从而产生一种深刻的“内源性”忧郁症。在这种复杂的性格中，才真正体现人物性格真实的美，同时产生复杂的美学效应，使读者获得悲与喜交融、崇高与滑稽相混杂的复杂深刻的审美感受。这就是多余人形象具有强大感染力的美学原因。阅读“多余人”，走进他们的世界，你能在他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瞬间发现“自我”，产生共鸣，带来思索。 参考书目： 1、《“多余人”论纲——一种世界性文学现象探讨》，张伟著，东方出版社，1998年 2、《比较文学基本原理》，方汉文编，苏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 3、《东西方跨世纪作家比较研究》，张承举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 4、《《叶甫盖尼.奥涅金》，普希金，译林出版社，1996年

帮你找到下面一篇参考文章，希望对你的论文有所借鉴俄罗斯报业改革发展及受众分析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推翻了俄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创建了庞大的社会主义新闻出版体系。截止到1986年，苏联已有各类报纸8000多家；其中日报713种，发行量为一亿多份，位居世界前列。随着1991年苏联的解体，前苏联的新闻出版体系迅速瓦解。俄罗斯的新闻媒体开始由新闻出版部统一管理。由于俄罗斯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的变革，新的新闻出版体系也逐渐形成。俄罗斯民主自由的新闻出版观念在大众中已经十分普及。从苏联解体直到今天，虽然新闻出版业经历了不少坎坷的道路，但它还是在碰撞中吸取经验，不断发展。新的政治体制下的报业改革1991年12月，俄罗斯联邦通过了《大众传播媒介法》。该法给俄罗斯报业带来“民主”和“自由”，并拓宽了报业的活动领域。但是所谓“自由”出版，并不代表报纸媒体可以完全自由，毫无顾虑的发表自己的意见。因为报刊想要生存下去，就必须以强大的财政，经济基础作为支撑。苏联时期的党报，机关报依靠苏共中央的财政拨款。苏联解体以后，报刊不在享有拨款，他们必须自负盈亏。于是，党报，机关报纷纷改成民营的独立报纸，向社会寻求经济支持。他们艰难地自筹资金，惨淡经营；其它专业报刊更是在市场经济中颠簸挣扎。财经问题已经成为俄罗斯新闻出版业自由发展的最大障碍。新闻出版业在经济上遇到的困难是由苏联时期开始形成的。在苏联时期，虽然出版报刊有很大的利润，但是其利润流入到党组织，共青团，工会，以及其他社会组织中，最后汇入国家财政部门。苏联政府并没有在发展大众传媒的经济基础设施上投入资金。经济问题一直拖延，始终没能得到彻底解决。现在的俄罗斯新闻出版业处在缺乏信息资本，没有资金保障的状态中。当前俄罗斯经济发展面临很多困难，自然也影响到了大众传媒业。由于缺乏投资，纸张和印刷的价格过高，广告市场发展过于缓慢等原因，造成了报业盈利上的困难。但是以上这些只是客观因素， 现存的主观问题是：许多报社为了拥有更多读者，盲目扩大报纸版面，而其质量标准下降。刊物中出现许多空洞，肤浅的消息。他们希望刊物上刊登的新闻能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映，但是这些新闻往往并不真实。总而言之，目前俄罗斯新闻出版业自由发展所面临的考验不仅是经济问题，还有新闻伦理标准的问题。书刊检查机构被取消，刊物能够自由出版发行。这对新闻工作的伦理性提出了严峻考验。很多新闻工作者不能严格遵守职业道德，使报道经常缺乏准确性。这些报道使读者失去了对刊物的信任。读者对刊物的失望加深了报业危机。失去读者的信赖就意味减少了报纸发行量。 这个问题在俄罗斯民主发展的第一年就已经出现了。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报纸发行量下降的同时，报刊的种类明显的增加了。在俄罗斯报业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独特的“数量爆炸”。80年代末期，苏联的报刊只有几百种。90年代初期，全苏联有8000多种刊物发行。其中报纸4863多种，杂志3353多种。而今天，有27000多种刊物在俄罗斯境内（不包括独联体国家）发行。 苏联时期的中央级报刊基本上都保留下来了。但是不论是从内容上，形式上，还是经营管理方式上，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苏联时期的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在苏联解体以后和一家希腊的公司(Steelite Holdings Ltd)合作, 并组建了“真理报国际有限公司”。希腊公司拥有55%的股份，报社只持有45%股份《真理报》就这样生存了下来。但是报社和希腊公司很快就产生了矛盾，报纸也分成两家。由真理报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的还是叫《真理报》。它是俄罗斯共产党和左翼力量的报纸，由俄罗斯的一些大型商业，企业机构支持。由真理报国际股份公司出版发行的报纸叫做-《真理报-5》。《真理报-5》的政治倾向自由，仍然是由外国的财政资本支持。苏联解体以后，原来的最高苏维埃机关报《消息报》得到俄罗斯最大的石油公司-卢科依尔公司的财政支持。该公司买下了《消息报》41%的股份。是《消息报》的最大股东。在卢科依尔公司的经济支持下，《消息报》的出版发行一直比较稳定。在受众中的影响也比较大。苏联时期的共青团中央机关报《共青团真理报》。它从内容，版式，风格上都有极大的变化。唯一不变的只是报纸的名称。《莫斯科共青团员报》是目前最受莫斯科受众青睐的都市报了。它的前身是莫斯科团市委机关报。苏联解体后，新的刊物大量涌现。在俄罗斯现代受众中影响比较大的报纸有《独立报》，《今日报》，《生意人报》等；杂志有《总结》等。《独立报》和《今日报》主要是对时事，政治，经济等进行分析和评论。《生意人报》属于商业报纸，深受商业和金融界人士的喜爱和认同。俄罗斯报业的发展进程在俄罗斯社会，经济整体发展不平均的情况下，可以把俄报业的发展粗略的分成几个阶段。1989-1991年，新闻出版业开始从旧的传统形式中挣脱出来。在这以前，刊物曾是为苏联共产党服务的工具。苏联解体后，新闻出版业自由地从外界压力中解脱出来。这标志着新的新闻工作形式已经形成了。这段时期，刊物成为官僚，行政管理部门的评论工具。新闻出版业有一定的自由，但是国家政党保持了领导的角色。1990年6月12日，关于新闻事业的新立法被通过了。苏联共产党无权再干涉新闻业的自由出版。新闻出版业从国家机构中挣脱出来，获得独立。1991-1993年，俄罗斯新闻出版业经历了自由的黄金时期。苏联时期对报业实行的是垂直管理。在这种垂直管理模式下，报刊一般被分为若干等级——中央的；加盟共和国的；边疆区、州、自治共和国的；一般城市和地区的；工矿、学校、农庄等企事业单位的。各级报刊均处于苏共中央的统一领导之下，并接受各级党委（或党领导的企事业组织）的管理和监督。全苏新闻社——塔斯社为这些报刊提供消息，主要的中央报纸通过传真传递到全国各个城市。现在这种金字塔式的结构不存在了。每一家报社都以自己的利益为重，他们不用听命于任何外界的命令。在报业发展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需要新的投资。俄罗斯经济垄断后的纸张价格过高，印刷费用相对增加。这样报社赢利很困难。甚至有报社干脆不赢利。国家曾试图给报业，印刷业发放补助金作为援助。但这是远远不够的。为了在竞争中生存，许多报社不得不大量刊登广告，并争取外来的资本投资。1993年12月，俄罗斯联邦会议对“大众传播媒介法”进行了修改，使新闻传播更加民主，自由。并走上了商业化的道路。1995-1996年，在俄罗斯总统大选前夕，新闻业寡头们联合起来支持总统候选人叶利钦。使俄罗斯再次出现了享有特权的新闻出版形式。（以前是在苏维埃政权的操纵下，现今是被大财团所掌握。）但是统一战线并没维持很久，私有制破坏了新闻业的统一战线，新闻界的垄断者们不得不开始进行信息战。这样的政治战争一直持续着。1998-1999年，新一轮总统大选使新闻垄断者之间的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从2000年总统大选结束以后直到现在，由于新闻业的发展越来越趋向于商业化和政治化，刊物在俄罗斯人民心中的声望再次下降。总统普京提出了必须加固国家新闻传播事业的要求。为了加强国家对新闻传播业的监督管理，专门成立了管理刊物，广电，大众传播的部门。并在互连网上建立了代表官方看法和意见的消息社-《国家RU》。目前俄罗斯发行的报刊不仅由国家控制，还有一部分是各政党的舆论工具。俄罗斯主要发行的报纸有：《真理报》发行量19万份；《消息报》61万份；《今日报》5，6万份；《独立报》5，7万份；《劳动报》158万份；《俄罗斯报》53万份；《共青团真理报》166万份；《文学报》26万份。俄罗斯报业受众分析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报业经历了风风雨雨，一步步走到了今天。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俄报业逐渐走向了商业化的发展模式。分析，研究报业市场和受众也成了现代报业必修的一课。俄罗斯领土面积为1110万平方公里，是个地广人稀的国家，平均人口密度底。约有人口14850万。我们可以按年龄可以把俄罗斯人划分成五代人。1）民主革命的一代（生于1900-1923年）。他们经历了1917年的十月革命，卫国战争等。这一代人是苏联初期国家的建设者。他们对国家有很强的责任心和自我牺牲精神。2）缄默的一代（生于1923-1943年）。他们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给苏联的经济带来巨大损失。这一代人大多都奉公守法，默默忍受物资的匮乏。3）积极的一代（生于1943-1963年）。他们积极，果断，上进。为战后苏联的恢复性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宇航员尤里.加加林。4）生于1963-1983年的一代。他们经历了苏联和美国的冷战，经历了苏联政府更换新一代领导人。5）生于1983年以后的一代。这代人出生在苏联时期，经历了苏联的衰败和解体。他们面对的是俄罗斯今天新的社会体制。目前的报纸受众群体主要集中在第三，四五代人中。下面我们对这几部分受众进行逐一分析。经历了社会体制的巨变，俄罗斯报业受众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也有相当大的变化。影响受众行为的首要因素可以说是文化因素和年龄差异。俄罗斯人民的文化程度较高。苏联早在1952年就基本普及了七年制义务教育；70年代初，已经普及了八年制义务教育；而从80年代到现在，俄罗斯一直在努力普及公民义务教育。到现在为止，基本上已经普及了十一年制义务教育。由于受众年龄差较大，对报纸消费行为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出生于1943-1963年的那代人相对保守。他们长时间生活在前苏联社会主义体制下，并经历了从苏联到俄罗斯的社会巨变。他们不太接受国家政治体系的变迁，面对急剧变动的社会，对新的社会体系表示怀疑和不满。这类受众有读报的习惯，但是对现代报刊的报道不太感兴趣，尤其是对五花八门的社会新闻，各种奇闻逸事，小道消息比较反感。他们能接受的是具有民族爱国主义倾向的新闻报道。生于1963-1983年的俄罗斯人则比较开放。他们从小学到中学接受的都是苏联社会主义基础教育。苏联解体以后接受的是西方化，资本主义化的高等教育。这一代人是报刊的积极受众。他们对政治，经济，外交，时事新闻及评论等内容的报纸杂志很感兴趣。并经常订阅和自己专业有关的业内刊物。他们普遍向往西方人的生活方式，追求完美。希望从媒介的报道中获取自己感兴趣的信息。出生于1983年以后的俄罗斯人是一代年轻的新闻受众。总体来说，这类受众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很强，有思想和行动力。他们积极进取，特别喜欢接受大量的新闻和信息。但这类受众中有一小部分人喜欢讲排场，盲目追求奢饰的生活方式。他们对政治，经济，国际新闻及评论不太敏感，而对社会名流，演艺界，体育界明星的生活新闻感兴趣。这类受众经常购买关于明星生活的昂贵杂志，然后对其进行模仿。面对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经济状况和生活方式的报刊受众，随着俄罗斯报业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俄罗斯现代报刊越来越重视对受众的调查分析。并根据调查结果进行改革和创新。今天的俄罗斯报业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面临着很多新的课题和挑战。报刊必须以受众的利益为主，公正客关的面向群众。以多元化的表现手段来吸引受众。积极发挥媒体的宣传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