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璨诗赋研究论文

文人相互轻视，自古就是这样。傅毅和班固相比，文才不相上下。而班固却小看傅毅，在给其弟弟班超的信中说：“班固靠能写文章而做了个兰台令史，但他写文章总是没完没了，不能很好地驾御文字”。人们善于看见自己的长处，但文章并不是只有一种体裁，很少有人能够众体兼长，所以各以自己的所长，来轻视别人的所短。俗话说：“家里有把破笤帚，却当成有千金之贵重”。这是不能够正确认识自己的弊端啊。 当今的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禹元瑜、汝南应杨德琏、东平刘桢公干，这七子，从学问上说无所遗漏，从文辞上说不须依托，都各自以其学识、文辞驰骋于千里文坛，并驾齐驱，不相上下。七子之间相互佩服，也的确是很难得的。有修养的君子是先审查了自己再去衡量别人，所以能免除这种文人相轻的负累和毛病。我也因此而做这篇“论文”。 王粲长于辞赋，徐干虽有齐学之气，但其辞赋仍然可与王粲相匹敌。如王粲的《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徐干的《玄猿》、《漏卮》、《圆扇》、《橘赋》，即便是张、蔡的作品也不能超过。但这两人其他体裁的文章就不如他们的辞赋好。陈琳、阮禹所做的章、表、书、记，是当今文坛上的隽秀出众者。应杨的语言风格平和而不壮健。刘桢文章语言风格壮健但不细密。孔融文章反映出他的才情气质很高妙，超出常人，但不能立论，道理不能胜过言辞；至于孔融那些杂以嘲戏的议论文，好的可与杨雄、班固同类文章相比。一般人看重远处的或前代的，轻视近处的或当代的，趋向声名而背弃实际，又患有那种无自知之明的毛病，只说自己的文章为最好。 文章的本质是相同的，而不同的文体又有其不同的表现形式，大体上说奏议要典雅，书论应顺畅达理，铭诔提倡真实，诗赋趋向清丽。这四类文体不同，所以能写这些文章的也各有所偏长，只有通才才能掌握所有的文体。 文章以其“气”为要素。气的清或浊各有其特定的表现形式，不能用强力去改变它。比之于音乐，曲谱即便相同，节奏也用同样的标准，到了演奏时由于每个人的气息不同，本性有巧有拙，即使技巧掌握在父兄手中，也无法将它传授给子弟。 文章是治理国家的大业，是不朽的盛事。人的寿命是有时间尽头的，他的荣耀和乐事也只限于一生，二着到了他的期限就必然终止，不象文章能流传于后世而没有穷尽。所以古代的作者，置身于笔墨之中，把他的思想观念表现于篇章文籍之上，不必借助良史的文辞，不必依托权贵的势力，而自己声名自然流传于后世。所以周文王遭囚而演《周易》，周公旦显达而编制《周礼》，不因贫穷而放弃著述，也不因安乐而转移著述的想法。这样，古人就轻视一尺长的美玉而看重一寸长的光阴，害怕时光从身边流逝。而一般人大多不努力，贫贱的害怕饥寒，富贵者则纵情享乐，于是只顾经营眼前的事务，却遗漏了千载不朽之功业。日月每天在空中匆匆而过，体力面貌在生活中逐渐衰老，人生瞬间便与万物共同变化以至于消亡，这是有志之士的最大悲痛啊！孔融等人已经逝去，只有徐干著有论文，而自成一家之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①，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②：“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③，下笔不能自休④。”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⑤。”斯不自见之患也。 ①傅毅、班固：傅毅，字武仲，扶风茂陵人，东汉文学家，《后汉书·文苑传》有传；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人，父班彪，《后汉书》卷四十有传。 ②超：班超，字令升，班彪少子，投笔从戎，曾成功地出使西域。《后汉书》卷四十七有传。 ③兰台令史：兰台，本为汉代宫廷藏书处，由御史中丞掌管，后置兰台令史，掌书奏。 ④“下笔”句：落笔无休止，指文章冗长。 ⑤享：当作。语见《东观汉记》卷一《光武帝记》。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 刘桢公干，斯七子者①，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自以骋骥騄于千里②，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 ①斯七子者：上举七人，后世称为“建安七子”或“邺下七子”。 ②骥騄：千里马。 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①，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②，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③，虽张、蔡不过也④。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⑤。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⑥，以至乎杂以嘲戏⑦。及其所善，扬、班俦也⑧。 ①齐气：舒缓的文气。李善注：“言齐俗文体舒缓，而徐干亦有斯累。” ②“初征”句：《初征赋》等四篇是王粲辞赋的代表作。 ③“玄猿”句：《玄猿赋》等是徐干的代表作。 ④张、蔡：张衡、蔡邕，东汉著名文学家。 ⑤隽：同俊。 ⑥理不胜辞：指辞过于理。 ⑦嘲戏：嘲谑，一种以诙谐为特色的文体。 ⑧扬、班：指文学家扬雄、班固。扬雄的《解嘲》、班固的《答宾戏》都是“嘲戏”之作。 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①，又患暗于自见，谓己为贤。 ①向声背实：慕求虚名而不重实际。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①；唯通才能备其体。 ①四科：指奏议、书论、铭诔、诗赋这四类文体；偏：指各有所长。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①，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②；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③，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①气之清浊：气，本为哲学名词，这里运用到文学上，指作家的气质；清浊，指风格的特点；清，近于刚健；浊，近于柔弱。 ②“曲度虽均”二句：曲度，音乐的曲调旋律；均，相同；检，法度。 ③引气：运气。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①。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②，周旦显而制《礼》③，不以隐约而弗务④，不以康乐而加思⑤。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⑥。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於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⑦，斯志士之大痛也。 ①盛事：不朽的事业。《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②西伯：指周文王姬昌。《史记·太史公自序》：“昔西伯拘前羑里，演《周易》。” ③周旦：即周公旦，周武王之弟，成王之叔，在摄政国事期间制订礼乐。 ④不以隐约而弗务：隐约，穷愁忧困，指上文周文王被拘狱中而演《周易》。 ⑤不以康乐而加思：加思，改变原来的写作心思，指上文周公旦居摄政之位而制礼。 ⑥尺璧：直径一尺之大璧，极珍贵的玉石。《淮南子·原道训》：“圣人不贵尺之璧，而重寸之阴，时难得而易失也。” ⑦迁化：死去。《古诗十九首》：“奄忽随物化。” 融等已逝，唯干著论，成一家言①。 ①“唯干著论”二句：指徐干所著《中论》。曹丕《与吴质书》称徐干“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世。” （据《四部丛刊》影宋本六臣注《文选》卷五十二） ┄┄┄┄┄┄┄┄┄┄┄┄ 曹丕(187-226)，字子桓，沛国谯(今安徽毫县)人。建安十六年(211)为五官中郎将、副丞相，二十二年立为魏大子。曹操死后嗣位为丞相、魏王。公元220年迫汉献帝禅位，建立魏，在位七年，谥文帝。今存诗歌四十余首，其中《燕歌行》二首是现存文人作品中较早的完整的七言诗。有《魏文帝集》。 曹丕的《典论》是一部有关政治、文化的论著，全书大概在宋代亡佚，今仅存《白叙》、《论文》两篇较为完整。《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较早出现的一篇文学专论，也是汉魏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文献。它论述了文学批评的态度、作家的个性与作品的风格、文体的区分、文学的价值等颇为重要的问题。 (一)关于文学批评的态度 曹丕批判了“文人相轻”和“贵远贱近”的风气。汉魏时期，品评之风盛行，“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曹植《与杨德祖书》)，文人们都自视甚高，“暗于自见”，因此，“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针对这种风气，曹丕提出“审己度人”的主张，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克服文人相轻之病，作出公允合理的评论。“贵远贱近”，即尊古卑今，这一陋习，汉代的桓谭、王充都批判过。曹丕重提这个问题，联系到他对“文人相轻”的批评，可以看出他有志于彻底扭转当时文人批评中的不良风气。 (二)关于作家的个性与作品的风格 曹丕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命题。关于“气”，本是个哲学概念。早在先秦时期，孟子就提出了“养气”说，强调个人的内在修养；荀子提出了“治气养心之术”，认为“血气刚强”等性格与“气”有关。曹丕的“文气说”，运用于文学批评，则将作家个性与作品风格联系起来。曹丕认为，作家的气质、个性不同，形成了各自的独特风格。“气”有清浊之分：“清”，指作品表现出来的阳刚、俊逸、豪迈的特点；“浊”，指作品的阴柔、凝重、沉郁的特点。作家的气质个性影响到作品的风格。后来刘勰说：“才有庸俊，气有刚柔”(《文心雕龙·体性》)，即秉承了这一观点。曹丕评论作家，首开以“气”论文的风气。如论徐干“时有齐气”，孔融“体气高妙”，刘桢“有逸气”，等等。结合创作主体的个性气质来评论作家作品，令人耳目一新。对于“建安七子”，曹丕逐个进行了简要的分析评论，既肯定其优点，又指出其不足。可以说，曹丕以自己的文学批评实践为当时的文坛树立了典范。 (三)关于文体 曹丕对文章的样式进行了分析，归纳成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四大类，并简要地指出它们的特征。汉代以来，各种文体蓬勃发展，已引起批评家的重视。从刘向的《别录》、刘歆的《七略》，到班固的《汉书·艺文志》，都已注意到各种文章体裁的不同。曹丕的分析，概括而简要。尤为可贵的是，他已注意到纯文学的两种样式——诗、赋的自身特点。“欲丽”二宇，即揭示了纯文学作品的重要美学特征。鲁迅说，曹丕的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从这一点也可以得到证明。 (四)关于文学的价值和地位 曹丕给予文学很高的评价，“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认为“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推崇文章的垂世不朽，并举出了周文王姬昌、周公姬旦两个例子为证。曹丕在《与王朗书》中也说：“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这种认识来源于古人“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说。曹丕在这里论的是文章的价值和作用，但联系前面文体区分的四大类来看，显然也包含了文学。把文学提高到如此高度，在曹丕之前还没有过。曹丕以帝王之尊，对文学的功用价值有这样的认识，这对六朝及其以后的文学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曹丕《典论·论文》译文 文人互相轻视，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傅毅和班固两人文才相当，不分高下，然而班固轻视傅毅，他在写给弟弟班超的信中说：“傅武仲因为能写文章当了兰台令史的官职，（但是却）下笔千言，不知所止。大凡人总是善于看到自己的优点，然而文章不是只有一种体裁，很少有人各种体裁都擅长的，因此各人总是以自己所擅长的轻视别人所不擅长的，乡里俗话说：“家中有一把破扫帚，也会看它价值千金。”这是看不清自己的毛病啊。 当今的文人，（也不过）只有鲁人孔融孔文举、广陵人陈琳陈孔璋、山阳人王粲王仲宣、北海人徐干徐伟长、陈留人阮瑀阮文瑜、汝南人应旸应德琏、东平人刘桢刘公干等七人。这“七子”，于学问（可以说）是（兼收并蓄）没有什么遗漏的，于文辞是（自铸伟辞）没有借用别人的，（在文坛上）都各自像骐骥千里奔驰，并驾齐驱，要叫他们互相钦服，也实在是困难了。我审察自己（之才，以为有能力）以衡量别人，所以能够免于（文人相轻）这种拖累，而写作这篇论文。王粲擅长于辞赋，徐干（文章）不时有齐人的（舒缓）习气，然而也是与王粲相匹敌的。如王粲的《初征赋》、《登楼赋》、《槐赋》、《征思赋》，徐干的《玄猿赋》、《漏卮赋》、《圆扇赋》、《橘赋》，虽是张衡、蔡邕也是超不过的。然而其他的文章，却不能与此相称。陈琳和阮瑀的章、表、书、记（几种体裁的文章）是当今特出的。应旸（文章）平和但（气势）不够雄壮，刘桢（文章气势）雄壮但（文理）不够细密。孔融风韵气度高雅超俗，有过人之处，然而不善立论，词采胜过说理，甚至于夹杂着玩笑戏弄之辞。至于说他所擅长的（体裁），是（可以归入）扬雄、班固一流的。一般人看重古人，轻视今人，崇尚名声，不重实际，又有看不清自己的弊病，总以为自己贤能。 大凡文章（用文辞表达内容）的本质是共同的，而具体（体裁和形式）的末节又是不同的，所以奏章、驳议适宜文雅，书信、论说适宜说理，铭文、诔文崇尚事实，诗歌、赋体应该华美。这四种科目文体不同，所以能文之士（常常）有所偏好；只有全才之人才能擅长各种体裁的文章。文章是以“气”为主导的，气又有清气和浊气两种，不是可以出力气就能获得的。用音乐来作比喻，音乐的曲调节奏有同一的衡量标准，但是运气行声不会一样整齐，平时的技巧也有优劣之差，虽是父亲和兄长，也不能传授给儿子和弟弟。 文章是关系到治理国家的伟大功业，是可以流传后世而不朽的盛大事业。人的年龄寿夭有时间的限制，荣誉欢乐也只能终于一身，二者都终止于一定的期限，不能像文章那样永久流传，没有穷期。因此，古代的作者，投身于写作，把自己的思想意见表现在文章书籍中，就不必借史家的言辞，也不必托高官的权势，而声名自然能流传后世。所以周文王被囚禁，而推演出了《周易》，周公旦显达而制作了《礼》，（文王）不因困厄而不做事业，（周公）不因显达而更改志向。所以古人看轻一尺的碧玉而看重一寸的光阴，这是惧怕时间已经流逝过去罢了。多数人都不愿努力，贫穷的则害怕饥寒之迫，富贵的则沉湎于安逸之乐，于是只知经营眼前的事务，而放弃能流传千载的功业，太阳和月亮在天上流转移动，而人的身体状貌在地下日日衰老，忽然间就与万物一样变迁老死，这是有志之士痛心疾首的事啊！ 孔融等人已经去世了，只有徐干著有《中论》，成为一家之言。 提示：鲁迅说：“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那么，《典论·论文》则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的自觉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第一篇专论。《典论·论文》主要理论观点如下： 首先，批评了当时“文人相轻”陋习和“贵远贱近”、“向声背实”的尊古卑今和贵闻贱见的思想倾向，提出了作家的才能与文学的性质之间的关系。至于“文人相轻”陋习产生的原因：文章认为一是作家本人的对自己长处的“善于自见”，又表现为对自己短处的“暗于自见”。二是“文非一体，鲜能备善。”一个作家不可能擅长各种文体的写作技巧，往往各以自己所长相轻他人所短。 其次，关于文体论，则提出四科八体说，并提出了“四科”的不同风格特点。曹丕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这是曹丕在问题风格特征的艺术把握上，所作的准确的理论概括。其中，“诗赋欲丽”一句，把文学作品从文史哲不分的传统中独立出来了。这已远远超越了其单纯划分文体的价值，而具有划时代的理论意义。标志着鲁迅所说的“文学的自觉时代”已经到来。 再次，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了“文以气为主”说。文章中提到了各种不同的“气”，如“齐气”、“体气”、“清气”、“浊气”等等。然后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为“主”就是说，文学创作，包括其他著作，都主要要依靠作者的所禀赋的“气”，而体现不同的风格，或表现为舒缓的“齐气”，或奔放的“逸气”等。“气”的概念虽不是曹丕首先提出，但却是曹丕是把这一概念首先运用到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上。“文以气为主”说，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中以气论文的传统的形成又重要影响。 另外，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还肯定了文学的社会价值论与社会作用。在此之前，文学被认为是“雕虫篆刻”，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小道”。曹丕却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充分肯定了它的社会价值论与社会作用。 《典论·论文》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篇独立的文学理论批评著作，是文学走上觉醒时代的的标志。（韩传达译）

王粲，字仲宣。山阳郡高平县人。东汉末年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少有才名，为著名学者蔡邕所赏识。王粲极富文采，其诗赋为建安七子之冠，又与曹植并称“曹王”。在文学上，王粲与孔融、徐干、陈琳、阮瑀、应玚、刘桢并称“建安七子”。而王粲不仅名列七子，而且是其中成就较大的一个，与曹植并称“曹王”。梁朝大文学评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才略》中赞誉王粲为“七子之冠冕”。同时，由于王粲的特殊经历和贡献，也使他成了中国古代幕府中的一名佼佼者。

王粲年少时，正值东汉末年，群雄割据，在混乱的事态局势下，王粲遭遇了怀才不遇的瓶颈时期。王粲十七岁时，受司徒征辟，又被召为黄门侍郎，但王粲出于长安局势混乱并未赴任，之后，他前往荆州投奔同乡刘表，但事情并不如意，刘表见其相貌不扬，身体孱弱，又有过多拘束，所以并未看重他。王粲于建安十三年归顺曹操，在此之前的作品或纪汉末战乱，或写其流落荆州时的羁旅之情和壮志难酬的感慨，如《七哀诗》;归顺曹操后，主要是随曹操出征的感受，这些诗再现了汉末战乱的田园荒芜和满目疮痍，也歌颂了曹操的英明神武，同时也表达了自己追随曹操为过效力的意愿。

王粲，东汉末年著名文学家，自幼极有才华，《三国志·魏书》中有较多篇幅是讲述王粲的轶事典故，过目不忘的技能更是广为流传。王粲于建安十三年归顺曹操，在此之前的作品或纪汉末战乱，或写其流落荆州时的羁旅之情和壮志难酬的感慨，如《七哀诗》。归顺曹操后，主要是随曹操出征的感受，这些诗再现了汉末战乱的田园荒芜和满目疮痍，也歌颂了曹操的英明神武，同时也表达了自己追随曹操为过效力的意愿。

同他的仕途遭遇相一致，王粲的文学活动，大体上也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划分的界线就是建安十三年的归附曹操。前期他主要在荆州过着流寓生活，亲历过战乱灾祸，又长期得不到施展抱负的机会，忧国忧民之情与怀才不遇之愤纠结在一道，使他的文学作品笼罩着一层悲凄愤悱的情调。后期他在曹操幕中，一方面受到北方广大地区已经实现统一的形势的鼓舞，一方面也因担任重要官职而激发起建功立业的信心，所以他的创作基调又转变为激奋昂扬。如分别写于曹操西征关右和东征孙权的《从军诗》五首，便对曹军的征伐作了热烈歌颂，同时也表达了作者从军征战、建功立业的激昂情绪。

王粲之所以有源源不断的作诗灵感与他的博闻强记有很大的关系，《三国志》中关于王粲拥有冲啊强记忆力的篇幅相当的多，可见王粲过目不忘的才能在当时极为出名。《三国志·魏书·王粲传》中明确地指出王粲生性善于计算，作算术时，可以很简捷地得出正确答案。那么精于计算的能力与他作诗写文有什么帮助呢?其实善于计算的能力可以说明王粲的思路极为清晰，而且对于字符能够快速的记忆，这对于撰写文章而言，是极有帮助的，因此王粲写文章总是一挥而就，从来不用修改，时人常常以为他是预先写好的，但他们尽管反复精心构思，写出的文章也没法超过王粲。

另外，《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记载的两件小事，同样证明了王粲确实是一个记忆力超强的人。一日，王粲与友人相伴通行，遇见道路旁竖立着刻有文章的古碑，王粲极富兴致，便上前朗诵起来，有人见其对此碑文极有兴趣，便打趣道：“既然喜欢，何不将其记下来。”王粲灿然一笑，随即转过身去，背对着石碑，将碑文一字不差的背诵出来，有人对此极为钦佩。另一处记载，王粲看别人下围棋，有人不小心碰乱了棋子，他说能帮着人家按原来的局势把棋子重新摆好。下棋的人不信，拿出块手帕盖在棋盘上，让他换个棋盘重摆，结果，连一道的误差也没有。王粲惊人的记忆力便由此传播开来，为人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