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研究论文

[摘要] 旅游业是当今世界发展最快的产业之一。旅游业在世界各国的迅猛发展，使各国的旅游管理者深刻认识到，保护和开发宗教旅游资源在大力发展旅游业中的重要意义。我国既是一个多种宗教并存和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又是一个宗教旅游资源大国。因此我们要高度重视宗教文化与旅游业的关系，充分利用我国优越的宗教旅游资源，开辟出极具旅游价值的旅游景观、开发出具有宗教特色的旅游产品，根据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宗教习俗安排旅游接待活动，来发展我国的旅游事业。[关键词] 宗教文化旅游业旅游资源宗教旅游资源目前，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旅游越来越成为人们喜爱的愉悦身心的活动，正日益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已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事情，旅游热在中国老百姓中正悄然兴起。而要真正搞好旅游业，就必须处理好旅游与旅游资源开发的关系，二者如同鱼和水的关系。在旅游资源中，宗教文化可谓是非常重要的旅游资源。无论过去、现在乃至将来，宗教文化作为人文旅游资源在旅游业的发展中都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有关的统计资料表明:“著名的旅游景点中，宗教名胜所占的比例，在中国达到了55%”;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中，宗教名胜竟占了90%”。本文拟就宗教文化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做以下分析。第一，宗教文化与旅游观光。旅游观光是旅游者旅游的核心内容，因此，旅游景点在旅游业中显得尤为重要，而各种宗教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创造出了许许多多可供旅游者旅游观光的景点。如“佛教自公元前2世纪传入我国”，经过漫长的发展岁月在我国风景优美的名山大川修建了大量的佛寺、佛塔、佛窟，留下了大量令人叹为观止的壁画、摩崖艺术珍品。我国甘肃敦煌莫高窟更是一处由“建筑、绘画、雕塑组成的博大精深的艺术殿堂，成为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宝库”。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所追求的理想境界是超凡脱俗的“仙境”。认为“人若成了仙，就可以到仙境生活，做到超脱生死，清虚宁静，自由自在，不被物累”。这个仙境并非仅仅指渺茫的“天国”，也包括人间的一些境地。而风光秀丽的名山胜地常常被道教认为是神仙所居之处和修道成仙的理想场所。因此道教有了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和七十二福地之说，几乎天下所有的名山大川都纳入了道教的洞天福地之中。“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唐朝时先后传入我国”，二者在中国的发展虽然没有佛教和道教那样以名山大川为其修行的场所，但伊斯兰教各种风格的清真寺、基督教各式梦幻般的教堂不仅吸引了大量非信教者的旅游观光，更是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教徒最富吸引力的旅游胜地。总之，各种宗教在其发展和演变过程中为人们留下了大量丰富多彩、独具魅力的宗教名胜古迹，这些均成为了最具旅游价值的人文旅游资源。第二，宗教文化与旅游产品。旅游实践证明，丰富多彩、独具特色的旅游产品对旅游者的旅游活动同样有着吸引力，因此旅游资源开发中应包括旅游产品的开发。“旅游购物是旅游活动中的重要环节，是旅游六大要素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大多数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都会购买旅游产品，一方面来铭记自己的旅游经历;另一方面用来馈赠亲朋好友。另外，合理、有效地安排旅游购物活动，还可提高旅游活动的参与性和趣味性。甚至有人将“旅游购物所占比重的多少，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旅游业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既然旅游产品在旅游业中有着如此重要的地位，因此在开发宗教文化这一旅游资源中，可以根据宗教文化的特点开发出具有宗教特色的旅游产品，这不仅丰富了旅游产品的内容，而且也可以满足旅游者的购物欲望。例如，根据佛教的木鱼、进香袋、念珠等佛事活动用具开发出具有佛教特色的旅游产品；以“八仙”等各路神仙为题材开发出具有道教特色的旅游产品；以基督教或伊斯兰教文化为背景开发出具有基督教或伊斯兰教风情的旅游产品等等。这样的旅游产品开发不仅因具有针对性和专业性的特点而受到旅游者的青徕，而且还会使旅游者以心诚则灵的心理体验来接受这些具有特色的旅游产品。总之，旅游产品在旅游业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旅游产品不仅是旅游活动中的重要内容和旅游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具有促进地区经济文化交流的作用”。在旅游资源的开发中，切莫小视旅游产品的开发。第三，宗教文化与旅游饭店。旅游饭店解决的是旅游者在旅游中的吃住问题，它同旅游观光、旅游产品一样，在旅游业中同样起着重要的作用。在旅游饭店中热情周到的服务自然是必不可少的经营理念。然而对于特殊场合、特殊的旅游者还必须增加特殊的服务。如对于在各类宗教胜地开设的旅游饭店、接待由宗教徒组成的旅游团体，就必须要准确周到地为各类宗教信徒提供与其宗教文化相适应的设施及膳食，绝对不能对旅游者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有所违反和触犯。例如，在以清真寺而著称的旅游景区开设旅游饭店，饭店必须具有专门供应牛羊肉的膳食设施，而绝对不能对其提供由猪肉制作的菜肴，否则会引起客人的强烈不满。再如在接待佛教徒时，应设斋饭，逢“佛成道节”应提供腊八粥等。遇基督教圣诞节时应制作圣诞树，举办圣诞晚会，分送圣诞贺卡等等。总之，旅游饭店应该针对不同宗教信仰的旅游者，提供相应的饭店服务，这是旅游管理中不可或缺的环节，作为旅游管理者不应忽视。除了上述三个方面之外，旅游管理者还要注意如下两个方面在旅游业中的作用:一是利用宗教节日，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各宗教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都形成了属于自己的宗教节日，每逢节日来临，宗教信徒们便会从四面八方聚集到他们心目中的宗教圣地以欢庆宗教节日。不仅如此，随着宗教文化的传播，一些符合人们心理要求的宗教节日，已扩展成宗教信徒和非宗教信徒共同欢度的节日，甚至发展为民间流行的节日，如基督教的圣诞节、复活节；佛教的浴佛节；伊斯兰教的古尔邦节等等。作为旅游管理者应该充分把握各类宗教所特有的节日活动，吸引更多的旅游者参加到节日旅游活动中去，以此为契机促进旅游业的发展。二是利用各种现代媒体对各宗教名胜的宣传，促进旅游业的发展。我们知道，各宗教都有着属于自己的名胜古地、令人景仰的著名人物、美丽动听的传说故事，旅游管理者可以利用电影、电视、广播以及网络等现代化的传媒方式进行大力宣传、广为传播，来提高各宗教胜地的知名度，增强旅游爱好者亲临这些宗教胜地的向往感。例如人们根据电视剧《西游记》了解了火焰山、根据电影《少林寺》和《神秘的大佛》认识了少林寺和乐山大佛，通过观音菩萨、普贤菩萨、文殊菩萨、地藏菩萨的宣传知道了普陀山、五台山、峨眉山、九华山的特殊意义等等，这些都必然促进宗教胜地旅游业的发展。宗教文化对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性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在日新月异的当代世界，一方面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在短期内不会从根本上消除，这就决定了宗教将在人类社会长时间存在；另一方面旅游业又在我国正日益迅猛发展，因此，在旅游业的发展中，要重视宗教旅游资源的开发。总之，宗教旅游资源的合理利用，对于增加旅游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繁荣中国的旅游事业将有着深远的意义。

河南省位于中国中东部, 黄河中下游, 因处于九州之中, 故有“中原”、“中州” 之称。省会郑州市, 是中国陆路交通枢纽。河南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历史上曾有20多个王朝在此建都, 境内著名的古都洛阳、开封和安阳, 均为中国七大古都之列。长期以来, 河南始终在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占据制重要地位。繁荣的经济、灿烂的文化给河南留下了丰富的文化史迹, 为发展历史文化旅游、宗教旅游等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如龙门石窟、白马寺、少林寺、中岳嵩山、宋陵等。给你篇范文 你可以借鉴一下~~~^ ^对开发晋北宗教文化旅游带的思考摘要：晋北是指山西省的北部，地处雁同盆地、忻定盆地及周围山区。北以万里长城与内蒙古自治区为界，南与晋中旅游区接壤，西隔黄河与陕西省相望，东与河北省相毗邻。晋北宗教文化旅游带是指以大同为中心，以五台山、恒山、云岗石窟为龙头的旅游带。晋北宗教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对促进山西省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晋北是指山西省的北部，地处雁同盆地、忻定盆地及周围山区。北以万里长城与内蒙古自治区为界，南与晋中旅游区接壤，西隔黄河与陕西省相望，东与河北省相毗邻。晋北宗教文化旅游带是指以大同为中心，以五台山、恒山、云岗石窟为龙头的旅游带。晋北宗教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对促进山西省旅游业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的三大石窟艺术宝库代表了佛教在中国发展的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其中云岗石窟则是佛教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他是佛教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第二个历史阶段。而道教和儒教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五台山是著名的佛教胜地，是文殊菩萨的道场，而北岳恒山则是著名的道教发祥地。一、独具特色的宗教文化旅游资源（一）、中国三大石窟艺术宝库之一的云岗石窟佛教发源于古印度，创立于公元前6—公元前5世纪，它的创始人是悉达多`乔达摩，即释迦牟尼。佛教最初传入中国的时间是东汉末年，而石窟则是非常重要的展示佛教艺术的一种形式。甘肃的敦煌莫高窟是佛教在中国传播的第一站。敦煌（莫高窟）历史长，历经朝代多，以雕刻、壁画文明于世，可称为中国石窟的历史长卷，云冈石窟是一朝之精华，以完美的石雕艺术文明于世，可称为中国石窟的佳篇，龙门石窟是继云冈石窟之后开凿的和云冈石窟是姊妹窟，可称中国石窟的继篇。云冈石窟开凿于五世纪中叶，佛教文化艺术贯穿始终，是北魏王朝盛衰的史书。整个石窟依山开凿，东西绵延1公里，现存主要洞窟53个，大小造像51000多个。石窟雕刻的题材内容，基本上是佛像和佛教故事。（二）四大佛教胜地之文殊道场五台山五台山以佛教胜地而名扬天下，位于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首。同时五台山被汉藏佛教徒共同确认是文殊菩萨的道场。在大乘佛教里，文殊菩萨是助佛弘法的首席菩萨，主司智慧。仅从敦煌石窟最大的壁画“五台山图”及“新样文殊”中即可领略历史上五台山文殊信仰之盛和它在佛教徒心目中所占的特殊位置。（三）道教胜地五岳之北岳恒山恒山，做为道教的活动场所由来已久。恒山在西汉初就建有祠庙，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位于飞石窟内的恒山主庙，始建于北魏，后经唐、金、元各代重修，到明清时已形成一个规模宏大的古建筑群。北岳恒山，不仅以其奇险雄峻的景观而雄居天下，也因其香火鼎盛，古刹巍峨而成为众多善男信女朝拜的胜地。二、晋北宗教文化旅游资源的特点宗教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旅游资源，有它的独有特点，这个特点主要是它的精神性、审美性与神秘性。而晋北宗教文化旅游资源则更具特色。（一）宗教文化旅游资源丰富多彩，建筑景观众多晋北宗教文化旅游资源真可以称得上是丰富多彩， 在这里可以领略到中国宗教文化的博大精深，云岗石窟是佛教在中国传播的第二站，它是继甘肃的敦煌莫高窟之后佛教的又一次繁荣发展。云岗石窟的造像是以帝王本人的形象作为佛的原始形象，通过观察我们不难发现，云岗石窟的造像大多是面容清瘦、胸部平直、体态平稳，衣纹多用平直刀法，而且折叠比较规则。后来到了唐朝时期的佛教就和北魏有了明显的差别，洛阳的龙门石窟充分表现了佛教在唐朝时期的繁荣发展。作为四大佛教名山的五台山同样也是欣赏我国佛教造像艺术发展演变的最佳场所，五台山现有佛寺50余座，集中了唐、宋、辽、金、元、明、清各代以及民国时期的遗存，在四大佛教名山中是寺庙最为集中，香火最为旺盛的。作为五岳之一的北岳恒山，是道教的发祥地。除此之外还有以辽金前的木结构古建筑闻名的大同华严寺和善化寺、应县的木塔、代县的阿育王塔、繁峙县的吉祥寺和圭峰寺等。（二）宗教文化旅游资源知名度高，吸引力巨大云岗石窟是中国的三大石窟艺术宝库，也是世界文明的石雕艺术宝库之一。五台山是我国第一批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以佛教胜地名扬天下，而且在四大佛教名山中香火最旺，对游客具有超强的吸引力。恒山自古就是道教胜地，1982年就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是我国重要的文物古迹荟萃处和道教发祥地。历史的积淀再加上后人的开发，都为恒山增辉添彩，大大提高了对游客的吸引力。（三）宗教文化旅游资源品位高，垄断性极强晋北宗教文化旅游资源不仅丰富多采，知名度高吸引力大，而且资源品位很高，垄断性极强，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所有这些得天独厚的资源，大大增强的它的垄断性。为资源的开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三、晋北宗教文化旅游带开发的优势（一）政府对宗教文化的高度重视，为晋北宗教旅游带的开发奠定了坚实基础（二）宗教文化旅游胜地通达性好,使晋北宗教文化旅游带的可进入性强大大增强（三）靠近北京、天津等客源大市场,为晋北宗教文化旅游带提供稳定的客源三、如何开发和利用晋北宗教文化旅游资源（一）合理选择、科学发掘晋北宗教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宗教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相当丰富、深邃，并表现在物质、行为、精神三个不同层次。对晋北宗教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首先是进行“外在建设”的开发。要将一些宗教建筑景观修复好、建设好，使之呈现出古风古貌的特征，让人们从外型上感受宗教文化的风貌。其次是注重对晋北宗教旅游资源文化内涵的选择与发掘。（二）统筹规划、实现晋北宗教文化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首先，要把晋北宗教旅游带作为一个整体看待，从宏观上统筹安排开发的项目。其次，对每个宗教旅游景点开发的同时，要考虑与周边其它景点的组合。根据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晋北宗教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必须注意在满足当代人对资源环境享有权利时，又要留有余地，保护好未开发的旅游资源和环境，给后人留下享受资源环境的能力和权利。（三）突出特色，打造出宗教旅游胜地的拳头产品晋北宗教文化旅游带包罗了中国三大宗教的其中两大宗教，在这里旅游者可以领略到佛教文化的博大精深和道教文化的神奇奥妙。这些特有的宗教文化艺术为旅游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塑造出晋北宗教文化旅游的拳头产品形象。（四）加大宣传力度，创造最佳综合效益山西作为一个旅游资源大省，同时又是一个旅游经济小省，如何把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是山西省面临的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晋北宗教旅游带的旅游产品已经初具形态，当今面临的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是如何加大旅游产品的宣传力度，让旅游者对这些旅游产品产生很深的印象，从而产生旅游的动机和行为，增加旅游收入，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近几年来，五台山作为四大佛教名山之首，但旅游却在走下坡路。究其原因就是对五台山的宣传力度不够，而与五台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焦作的云台山，焦作市由于对云台山旅游资源进行市场形象策划、广告宣传策划、旅游线路策划，不但提高了产品的知名度，也使更多的游客去云台山旅游，大大提高了经济效益。总之，只有对旅游产品进行科学的市场营销，加大宣传力度，才能创造最佳的效益。为使山西由旅游资源大省向旅游经济强省的转变做出最大的贡献。[参考资料][1]《石窟艺术》，王其钧、谢燕，中国旅游出版社，2005年版[2]《山西旅游资源与开发研究》，张慧霞、佘可文，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3]《河南旅游基础》，陈蔚德，河南省旅游局，2001年版[4]《对开发晋商大院文化旅游带的思考》，佘可文、张慧霞，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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