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的喝茶论文参考文献

《喝茶》这篇散文，虽然主要写他自己对喝茶的认识和体会，并向人们展示了他的情趣，却也细致生动地记述了一些关于喝茶的地方风习，具有浓郁的民族色彩。本文中心用周作人文章里的一句话可以概括为“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

主题：对人性不留情面地讽刺批判鲁迅对喝茶与人性有独特的见解、善于借“喝茶”来剖析当时病态的社会。这篇文章，恰似一把解剖刀，剖析着当时很多文人墨客无病呻吟的现象，简短几句话，讽刺力度强大。

《喝茶》这篇文章构思巧妙，议论形象生动，论证推理细密严谨，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文章思考与批评的是文学现象，但却以“喝茶”为题，即以谈喝茶开篇，又用谈喝茶收尾。文章主体部分对 “享清福，抱秋心”的闲情逸致和悲秋、哀秋的病态情绪所作的批评也是以品好茶来引发的。

从而使全文将论喝茶和批评“雅人” 病态的思想情绪以及他们病态的文学创作有机地交织起来，环环相扣、层层深入地将文章向前推进，形象生动地表现了本文的主题。

扩展资料：

鲁迅喝茶观：

“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不过要享这清福，首先必须有工夫，其次是练出来的特别的感觉。”鲁迅在《喝茶》这篇杂文中说的这段话，明白地道出了他的喝茶观。

鲁迅在文章中还说了这样一件事：一次，他买了二两好茶叶，开首泡了一壶，怕它冷得快，用棉袄包起来，却不料郑重其事地来喝的时候，味道竟与他一向喝着的粗茶差不多，颜色也很重浊。他发觉自己的冲泡方法不对。喝好茶，是要用盖碗的，于是用盖碗。

果然，泡了之后，色清而味甘，微香而小苦，确是好茶叶。但是，当他正写着《吃教》的中途，拿来一喝，那好味道竟又不知不觉地滑过去，像喝着粗茶一样了。于是他知道，喝好茶须在静坐无为的时候，而且品茶这种细腻税敏的感觉得慢慢练习。

“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这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文坛巨匠鲁迅在他的《喝茶》一文中说的。现在，鲁迅先生这句关于喝茶的话，更多地出现在茶商的广告方面。通读《喝茶》，全文800多字，能为喝茶抹上亮点的这几句话，却被人们不厌其烦地摘出来，再借鲁迅先生之名嘴，教人如何懂喝茶，并如何懂得享清福。

笔者在翻阅鲁迅先生的杂文集时，意外地读到了鲁迅先生写于1933年的这一则随笔《喝茶》。鲁迅先生擅写杂文，善拿一些生活现象“说事”，其立意如麻辣汤般，有点呛人。以《喝茶》为题，谈到了他对“骚人墨客的盛世清福感觉”。仅从鲁迅购茶、泡茶、品茶方面来说，鲁迅先生直率地认为他是个不太擅长茶道的人。鲁迅是一位“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文化人。但是鲁迅性格的另一面，总是无时不表现出他的抑郁忧愁，他的愤世嫉俗，因而无法让他静下心来喝茶。茶，本来是平民化的东西，老百姓有句俗话：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茶就是很平常的东西，然而却被鲁迅喝出了复杂的味来。

鲁迅在文中承认喝茶是“骚人墨客”的一种盛世清福般的享受，但他自己又不愿归类于此等“骚人墨客”之列。即便是他有了喝茶的机会，又生发出偏激的情感，将杂陈的浊世况味，融入到一杯清香淡静的茶汤中。如此喝茶，不仅享受不到清福，反而给心灵添了压力添了烦累。笔者就《喝茶》这篇原文，试着逐段解读分析，坦诚一下笔者对鲁迅先生性格另一面的认识。

“如果这盛世清福的感觉是骚人墨客的专属牌号，如果这盛世清福是晚会、论坛、峰会的马灯走场，如果这盛世清福是上等人的细腻感触，如果这盛世清福与粗人老农、劳工大众无大瓜葛，恐怕到是倒闭的先声，不要也罢。”鲁迅先生对“盛世清福”进行了一连串的社会现象解析后认为：无法让大众得以分享的“盛世清福”，“不要也罢”。鲁迅先生一连串以四个假设“如果”来抨击“盛世清福”，其实，这“感觉”是他自己的，但鲁迅先生总要扯到其他社会阶层，一杯温和的大众的茶，被他这么一搅味，却成了一杯烫手（不敢拿）、烫嘴（不敢亲近）、烫心（不敢下肚）的茶！

“某公司又在廉价了，去买了二两好茶叶，每两洋二角。开首泡了一壶，怕它冷得快，用棉袄包起来，却不料郑重其事来喝的时候，味道竟和我一向喝着的粗茶差不多，颜色也很重浊。”

鲁迅先生谈自己喝茶，也持有“郑重其事”的态度。遗憾的是他从所购得的廉价茶的“色、味、形”方面，判断出自己上了当，买了劣质茶。

“我知道这是自己错误了，喝好茶，是要用盖碗的，于是用盖碗。果然，泡了之后，色清而味甘，微香而小苦，确是好茶叶。但这是须在静坐无为的时候，当我正写着《吃教》的中途，拉来一喝，那好味道竟又不知不觉的滑过去，像喝着粗茶一样了。”

鲁迅先生坦诚自己使用茶具方法的不当，导致对喝茶感受的错误判断。“静坐无为”是雅喝的一种体验，自嘲自己的漫不经心，他无一刻余闲，还在写《吃教》一文，心思不在茶上，让“好味道”溜走了，因而喝不出茶的雅趣来。

“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不过要享这‘清福’，首先就须有工夫，其次是练习出来的特别的感觉。由这一极琐屑的经验，我想，假使是一个使用筋力的工人，在喉干欲裂的时候，那么，即使给他龙井芽茶，珠兰窨片，恐怕他喝起来也未必觉得和热水有什么大区别罢。所谓‘秋思’，其实也是这样的，骚人墨客，会觉得什么‘悲哉秋之为气也’，风雨阴晴，都给他一种刺戟，一方面也就是一种‘清福’。但在老农，却只知道每年的此际，就要割稻而已。”

知堂老人说:"品茶当于瓦屋纸窗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知堂老人就是周作人现代散文家。浙江绍兴人。原名□寿，字星杓，后改名奎绶，自号起孟、启明（又作岂明）、知堂等。重要笔名有独应、仲密、药堂、周遐寿等。1901年秋入南京水师学堂,始用周作人名。1906年赴日本留学,与鲁迅一起编译《域外小说集》，后入东京政法大学、立教大学文科学习。1911年夏回国后，先后任浙江省教育司视学和绍兴教育会会长、浙江省第五中学英文教员。1917年春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处纂辑员。 “五四”时期，周作人是新文化运动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参加发起文学研究会,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主持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是《新青年》主要撰稿人之一。他起草《文学研究会宣言》，并撰写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重要理论文章，明确提出“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谈虎集·思想革命》）；积极提倡以“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纪录研究”的“人的文学”(《艺术与生活·人的文学》)，和“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的“平民文学”（《艺术与生活·平民文学》），反对“违反人性”的“古代礼法”、传统“习惯制度”,以及歌颂“才子佳人”,宣扬“迷信”、“黑幕”、“色情狂”、“奴隶”哲学的“非人的文学”（《艺术与生活·人的文学》）。周作人同时以极大的热情介绍了俄国、日本、希腊文学以及波兰、匈牙利等被压迫民族的文学，并用自己的散文和新诗创作(代表作《小河》)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和同时代不少寻求道路的先行者一样，他的社会思想和文学观念相当庞杂:“托尔斯泰的无我爱与尼采的超人,共产主义与善种学，耶佛孔老的教训与科学的例证，我都一样的喜欢尊重，却又不能调和统一起来，造成一条可以行的大路”（《雨天的书·山中杂信》）。但总的说来，资产阶级的个性主义和人道主义，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五四”时期，他正是以此作为主要的思想武器，投入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并且在理论倡导与创作实践两个方面，对中国的文学界和思想界都有着较大影响。 “五四”以后，周作人一方面作为“语丝”派的主要成员之一，写了大量着重“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的散文，继续批判封建旧道德旧文化，反对北洋军阀反动统治，支持进步学生运动，并参加了反对甲寅派与现代评论派的斗争；另一方面，他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与封建隐逸思想有了发展，进而提倡“以表现个人情思为主”的文学(《文艺的讨论》),1922年1月30日《晨报副刊》，提出“复兴千年前的旧文明”的口号（《雨天的书·生活之艺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周作人虽然仍有“对于现状的不平”（鲁迅1934年5月6日致杨霁云书，1981年版《鲁迅全集》12卷），但更对人民革命斗争满怀忧惧，思想逐渐远离时代的主流，公开鼓吹闭门读书，以苟全性命于乱世。在理论上也倒退到根本否定“五四”新文学的彻底革命性质，把它看作是明末公安派文学运动的再现，同时提倡闲适小品，把文学作为“供雅人”“摩挲”、“抚慰和麻痹”的“小摆设”（鲁迅《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北京大学南迁，虽经各界人士的多次劝说敦促,周作人仍留在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的北平,不久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督督办、东亚文化协会会长、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等伪职。日本投降后，以叛国罪于1945年12月入狱，1949年1月保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除写作有关鲁迅的回忆资料外，主要从事日本、希腊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 作为现代文学史上有影响的散文家，周作人最早在理论上从西方引入“美文”的概念，提倡文艺性的叙事抒情散文，对中国现代散文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在创作实践上，他从自己的个性出发，从英国随笔、明末小品、日本俳文中汲取养料，形成了独特的成熟的艺术风格。他追求知识、哲理、趣味的统一：在娓娓絮语中，针砭时弊，纵谈文史，描摹风物，探寻人情物理，显示着爱智者的“博识”与“理智”，无“卖智与□学”之嫌（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却自有亲切、通达的风致，从容描绘中浸透着作家的闲适趣味，“蕴藉而诙谐”的“淡淡的喜悦”里(《药味集·谈俳文》)、《立春以前·〈文载道文抄〉序》），搀杂着几分忧郁、惆怅，文字表达上则大巧若拙,举重若轻,构成了平和冲淡的境界，同时注重适度的含蓄，另有一种“涩味”。不同程度上体现了上述风格的《碰伤》、《卖汽水的人》、《乌篷船》、《谈酒》、《吃茶》等名篇吸引了众多的读者，彻底打破了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20年代在周作人影响下,形成了包括俞平伯、废名等作家在内的、以“冲淡”、“清涩”为主要特色的散文创作流派——一个被文学史家认为是“很有权威的流派”（阿英《现代十六家小品·〈俞平伯小品〉序》）。在稍后的李广田等人的散文作品中，也隐现他的影响。30、40年代，随着思想的演变，周作人的散文以自我为中心，追求闲适和性灵，沉湎于“草木虫鱼”，结果只能如他自己早就说过的那样：“只见苍蝇，不见宇宙”（《知堂文集·苍蝇》）了。不但取材越来 越远离时代，风格也“一变而为枯涩苍老,炉火纯青,归入古雅遒劲的一途”（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在读者中的影响日趋缩小。 周作人一生著述涉及十分广泛的领域，在民俗学研究、儿童文学与民间文学研究、希腊及日本文化研究、性心理研究等方面都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的著作主要有：散文集《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谈龙集》、《谈虎集》、《永日集》、《看云集》、《夜读抄》、《苦茶随笔》、《苦竹杂记》、《风雨谈》、《瓜豆集》、《秉烛谈》、《药堂语录》、《书房一角》、《秉烛后谈》、《苦口甘口》、《立春以前》、《过去的工作》、《知堂乙酉文编》、《知堂文集》，诗集《过去的生命》、《儿童杂事诗》，小说集《孤儿记》，论文集《艺术与生活》、《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儿童文学小论》，文学史著作《欧洲文学史》，书信集及序跋集《周作人书信》、《苦雨斋序跋文》、《周曹通信集》、《周作人晚年手札一百封》，文学史料集《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回忆录《知堂回想录》。译作主要有：《红星佚史》、《域外小说集》（与鲁迅合译）、《炭画》、《点滴》(后改为《空大鼓》)、《现代小说译丛》（与鲁迅、周建人合译）、《现代日本小说集》（与鲁迅合译）、《陀螺》、《狂言十番》、《玛加尔的梦》、《黄蔷薇》、《两条血痕》、《希腊拟曲》、《希腊的神与英雄》、《希腊女诗人萨波》、《乌克兰民间故事》、《俄罗斯民间故事》、《阿里斯托芬喜剧集》（与罗念生合译）、《日本狂言选》、《伊索寓言》、《欧里庇得斯悲剧集》（与罗念生合译）、《浮世澡堂》、《古事记》、《石川啄木诗歌集》（与卞立强合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