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以选择从古代入手试下啊，反论嘛，
立意的确高了。我个人认为，你是不是就针对一部作品来分析一下，换个角度，由浅入深，其实通话是说不完的故事，到不玩的理呀！
《贵妇画像》中的跨文化交际问题探讨 章汝雯 提要：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的《贵妇画像》自问世以来一直受到文学评论界的关注，专家学者已从各个不同角度对女主人伊莎贝尔·阿切尔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本文试图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即跨文化交际角度，剖析伊莎贝尔在婚姻方面所作的选择。文章指出她是该小说中跨文化交际的最大失败者，并对其失败原因作了分析。希望在跨文化交际日益频繁的今天我们都能从伊莎贝尔的生活经历中得到某种启发。 关键词： 跨文化交际 高语境文化 低语境文化 容纳 作者章汝雯，女，1964年生，浙江财经学院外语系副教授。(杭州 310012) 亨利·詹姆斯1843年出生于纽约，是美国杰出的小说家和文体家。他的家庭背景比较特殊。父亲是当时文化圈的名人，哥哥是著名的哲学家、心理学家和哈佛尔大学教授。老亨利·詹姆斯非常重视孩子们的教育，认为他们应该接受欧洲的文化与生活，并把这看成是孩子们生活的基本部分，所以在亨利·詹姆斯还是婴儿时就把他带到欧洲去了。1855年亨利·詹姆斯和其它几个孩子又回到欧洲，分别在日内瓦、伦敦、巴黎接受三年教育。1859至1860年，他们又回到欧洲，生活在日内瓦和波恩。1869年詹姆斯去了欧洲，此后大多数时间生活在伦敦，不过在巴黎、罗马及欧洲的其它一些城市也生活过，间或回美国看看。亨利·詹姆斯跨两大洲的生活为他的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素材。他小说中的主人公也像他本人一样往往穿梭于欧美两大洲之间，所以不可避免地涉及跨文化交际问题，但遗憾的是他们并非都是跨文化交际的成功者。相反，由于文化背景不同，许多美国人到了欧洲后无所适从，或在社交场合出尽"洋相"，或在与人交往过程中戒心重重，或在婚姻生活中作出错误选择，导致了悲剧的产生。 《贵妇画像》是亨利·詹姆斯的早期代表作之一，以细腻的心理刻画而著称，被认为是英美文学的上乘之作，倍受评论家们的关注。文学评论界已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主人公伊莎贝尔·阿切尔、沃伯顿勋爵、卡斯珀·古德沃特、吉尔伯特·奥斯蒙及他们之间的微妙关系作了深刻分析，尤其对本书的结尾--伊莎贝尔决定回到丈夫奥斯蒙身边的原因作了深入细致的剖析。有人认为伊莎贝尔回到丈夫身边是因为她曾答应继女番茜要照顾她，对她负责，所以必需信守诺言；也有人认为伊莎贝尔追求自己理想中的自由与独立，所以只能回到奥斯蒙那里。笔者认为上述的观点不无道理，但若能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出发，就更能理解伊莎贝尔的最终选择。她很想生活在古老文明的欧洲，但又无法接受欧洲的某些文化习俗及社会制度，而在欧洲生活多年的吉尔伯特·奥斯蒙身上既有她熟悉的美国人的影子，又有她向往已久并一直追求的欧洲人的高贵典雅，所以她只能回到奥斯蒙身边去。
加我可以帮你
我觉得你老师的想法比较好 穿插着进行 将故事中的关键节点旁征博引的插入女权运动的历史事件 综合说明简爱的女权特征 这样重点就只有一个 用女权的起源发展运动 印证简爱是有女权特征的 比较有逻辑和重心 还好写一些你之前的想法有两个重点 现实和小说 而且还有些断裂 不好下手啊
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思想在电影理论及批评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这里的女权主义。主要是指本世纪60年代末欧美兴起的新女权主义。从广义上说，女权主义是一种世界性的思潮运动，其早期斗争主要局限在政治、经济和职业三个方面的平等要求上面。1968年法国5月风暴以后，第四要求，即性别平等要求，成为主要的要求。由此划分了欧美文学批评的两个阶段，即是女性美学阶段和性别美学阶段。前者对妇女著作采取一种“双性同体美学”，实即单性/男性美学的观点，否认女性文学的创造意识和独创性。后者从对本文中妇女形象的分析发展到对本文中的性别表述的分析，从而进入到质疑语言主体和表述本质的后结构主义分析。到80年代末则主要集中于对性别差异的比较研究。1973年，美国学者劳拉•穆尔维提交维斯康辛大学法学系论文《视觉快感和叙事性电影》的论文被认为是女权主义电影理论的重要文献。美国学者安德鲁称赞该文“把精神分析同电影风格学这两个领域清晰有力地联系起来”文中她对好莱坞影片中的男性主义美学的实质做出毫不留情的揭示。1981年，她在美国纽约参加一次电影与心理分析研讨会时提交了一篇题为《视觉快感和叙事性电影的反思》的论文。该文的出发点与叙事性电影批评的发展阶段大体上是一致的：即对性别差异的关注。文中她除了继续坚持原来的观点以外又提出了另外两条思考路线：女性观看者的快感的性质问题以及位于叙事中心的女性角色对认同作用的影响问题。
开题报告一般就是写选题意义和依据啊，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论文主题框架，你的框架想怎么写呢，你可以选不女人戏嘛，想《金枝欲孽》，《女人花》，呵呵。挑几个主角，从他们的恋爱观啊，事业观啊，各方面分析一下。可能也可以找《鹿鼎记》，可以把7个老婆的形象分析下，呵呵，金庸的小说别人点评可能比较多，资料比较好找。将来写时有资料是很重要的
我们总在说女权（即女性主义），但女权的范围太大了。女性主义理论有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女性在全世界范围内是一个受压迫、受歧视的等级。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认知、观念、伦理等各个领域都处于与男性不平等的地位，即使在家庭这样的私人领域中，女性也处于与男性不平等的地位。在西方的影视作品中，包含女性主义的作品不胜枚举，作为女性主义的一个传播的媒介，女性主义在影片中会给观众直接的视觉冲击和反省，不仅仅只有女性运动或维权的片段，更有男权主义与其之间的摩擦碰撞。在男权的主导社会下，女性主义觉醒者与之抗争并争取自由、独立、平等。《名姝》，除了肉欲纵横，也隐含了这样一层浅薄的含义。这部剧并没有打着“女权”的旗号，但处处透着“女权至上“的信息。从海报上就能看出来，这是一个“女性世界”。故事发生在1763年的伦敦，女性地位的低下和经济的落后使得女人们无法选择自己的生活，如果想要活下去，除了嫁一个金龟婿外，就只能成为妓女。而主角是两个明争暗斗的老鸨，和她们手里的那些姑娘们。
写论文女性主义角度能从反面写吗答：可以。女性主义角度的论文也可以从反面写，即从反对女性主义的角度来写。这样的论文可以提出反对女性主义的观点，并以此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例如，可以从历史的角度来探讨女性主义的缺点，或者从社会的角度来探讨女性主义的不足之处，以此来反驳女性主义的观点。
在文学史上，有许多的经典名著将要永垂不朽，但能够像《简爱》这样深深地进入人们的灵魂，它以一种不可抗拒的美感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读者，影响着人们的精神世界，甚至对某些人来讲，影响了他们一生的作品并不很多。 《简爱》是一部带有自转色彩的长篇小说，它阐释了这样一个主题：人的价值＝尊严＋爱。 《简爱》的作者夏洛蒂.勃朗特和《呼啸山庄》的作者艾米莉是姐妹。虽然两人生活在同一社会，家庭环境中，性格却大不相同，夏洛蒂.勃朗特显得更加的温柔，更加的清纯，更加的喜欢追求一些美好的东西，尽管她家境贫穷，从小失去了母爱，父爱也很少，再加上她身材矮小，容貌不美，但也许就是这样一种灵魂深处的很深的自卑，反映在她的性格上就是一种非常敏感的自尊，以自尊作为她内心深处的自卑的补偿。她描写的简。爱也是一个不美的，矮小的女人，但是她有着极其强烈的自尊心。她坚定不移地去追求一种光明的，圣洁的，美好的生活。 简.爱生存在一个父母双亡，寄人篱下的环境，从小就承受着与同龄人不一样的待遇，姨妈的嫌弃，表姐的蔑视，表哥的侮辱和毒打......这是对一个孩子的尊严的无情践踏,但也许正是因为这一切,换回了简.爱无限的信心和坚强不屈的精神,一种可战胜的内在人格力量. 在罗切斯特的面前,她从不因为自己是一个地位低贱的家庭教师而感到自卑,反而认为他们是平等的.不应该因为她是仆人,而不能受到别人的尊重.也正因为她的正直,高尚，纯洁，心灵没有受到世俗社会的污染，使得罗切斯特为之震撼,并把她看做了一个可以和自己在精神上平等交谈的人，并且慢慢地深深爱上了她。他的真心,让她感动,她接受了他.而当他们结婚的那一天，简.爱知道了罗切斯特已有妻子时,她觉得自己必须要离开，她这样讲，“我要遵从上帝颁发世人认可的法律，我要坚守住我在清醒时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疯狂时所接受的原则”，“我要牢牢守住这个立场”。这是简爱告诉罗切斯特她必须离开的理由，但是从内心讲，更深一层的东西是简爱意识到自己受到了欺，她的自尊心受到了戏弄，因为她深爱着罗切斯特,试问哪个女人能够承受得住被自己最信任,最亲密的人所欺呢?简爱承受住了,而且还做出了一个非常理性的决定.在这样一种非常强大的爱情力量包围之下，在美好，富裕的生活诱惑之下，她依然要坚持自己作为个人的尊严，这是简爱最具有精神魅力的地方。 小说设计了一个很光明的结尾－－虽然罗切斯特的庄园毁了，他自己也成了一个残废，但我们看到，正是这样一个条件，使简爱不再在尊严与爱之间矛盾，而同时获得满足－－她在和罗切斯特结婚的时候是有尊严的，同时也是有爱的。 小说告诉我们，人的最美好的生活是人的尊严加爱，小说的结局给女主人公安排的就是这样一种生活。虽然我觉得这样的结局过于完美，甚至这种圆满本身标志着浮浅，但是我依然尊重作者对这种美好生活的理想－－就是尊严加爱，毕竟在当今社会，要将人的价值＝尊严＋爱这道公式付之实现常常离不开金钱的帮助。人们都疯狂地似乎为了金钱和地位而淹没爱情。在穷与富之间选择富，在爱与不爱之间选择不爱。很少有人会像简这样为爱情为人格抛弃所有，而且义无反顾。《简爱》所展现给我们的正是一种化繁为简，是一种返朴归真，是一种追求全心付出的感觉，是一种不计得失的简化的感情，它犹如一杯冰水，净化每一个读者的心灵，同时引起读者，特别是女性读者的共鸣。
本文结合叙述学、女性主义阐述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从作家身份，女主人公话语的角度切入，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试图证明这部作品的叙述既具有一定的叛逆性，又体现出对维多利亚时代的某些思想观念的认同，在叛逆中体现平衡，平衡中又透露出叛逆，即作品本身存在两面性。本文从四个方面论述《简·爱》叙述的两面性。首先是作品采用第一人称叙述，这在历史语境中具有一定的叛逆性，而作者采用匿名的方式把自己隐藏在柯勒·贝尔这样的中性符号背后，避免直面读者的评判，而且“叙述自我”冷静客观的分析性的语言也有助于隐藏作者的女性身份。其次,对书信体小说的反叛与回归。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女性作家如果想获得作品公开发表的权力，不得不向社会权威和既定的传统妥协。当时女性写作的主导的书信体文本，用私下向一位受述者讲述个人故事的方式最大限度地减弱了“言论自由”动摇男权社会的能量，《简·爱》没有采用这种文体，但文本中“读者”这个称呼又与书信体小说中的称呼非常相似。勃朗特用这种方式实现了对既定的社会权威的妥协与平衡。第三,对家庭女教师类型的叙述的超越与平衡。勃朗特之前的家庭女教师故事的叙述者用回顾性的视角拉开了与小说中人物的距离，叙述者对主人公采用道德训诫的口吻；而《简·爱》的叙述者与主人公在道德观念上没有分歧。人物的言辞在某些场合下较为激进，但是从小说的整体来看，人物也有沉默和渐趋平静的叙述，这两点体现出对维多利亚时代的某些思想观念的认同。最后，严肃小说与通俗小说之间获得平衡。作为一个入世不深但思想丰富的女性，勃朗特有个人需要表达的思考和本能的欲望；但时代的局限和个人在时代的影响下无法选择的思想状况和经济状况，都迫使她自觉或不自觉地体现出与一定历史环境的协调与平衡。目 录前言 ···········································1第一章 第一人称叙述的反叛与平衡·······················3第二章 对书信体小说的超越与回归·····················6第三章 家庭女教师故事类型的超越与皈依·················11一、“我必须说话”——对女家庭女教师角色的反叛··············13二、“我兴致勃勃勃地听他谈”——沉默的简·爱体现家庭教师的本分····························································22第四章 严肃小说与通俗小说的平衡······················27前 言从1847年出炉后,《简·爱》就不断地成为文学批评界的宠儿。一百五十多年来，读者也一直特别喜欢这部作品，高居畅销书排行榜的前列；1893年成立了勃朗特学会，每年都有新的研究成果问世；在勃朗特姐妹的家乡成立的纪念馆，每年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多年来的事实无疑证明《简·爱》是一部值得持续关注的作品。正如福兰克·科莫德（Frank Kermode）指出的，“事实上，仅存的珍贵得足以称得上是经典的作品，正如它们的幸存所表明的，是那些复杂、模糊得足以允许我们进行多种阐释的作品。” 多年来《简·爱》的研究史也从多层面多角度揭示了作品的“复杂与模糊。”历代批评家对《简·爱》的批评意味着不同的批评视野，采用不同的解读方式，如传记式，心理分析式，女性主义精神分析，社会学式，后殖民主义分析式以及神话原型批评式等。每一种批评方式都有其解读方式和解读空间，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文学批评经历了语言学转向后，更注重从文本出发，挖掘作品的意义。本文试图从文本出发，结合女性主义、叙述学来重新透视作品的意义。《简·爱》的发表在当时的英国文学界掀起波澜，许多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e）同时代的人不欢迎《简·爱》，害怕其对固有的社会和文化体系有破坏作用。紧接着《简·爱》第一版的发行,《镜报》上出现一篇言辞颇为尖刻的文章,称《简·爱》“践踏了受到我们祖先尊奉并一直使国人引以为荣的传统习俗”。这篇文章得出结论说:“《简·爱》的思想很坏——观点很荒谬。信仰在黑暗之中被中伤——《简·爱》企图消灭我们的社会差异……”2紧跟着许多人站出来对《简·爱》严辞批判。在一篇言辞更为激进的文章里,玛格丽特·奥丽芬特把《简·爱》中的女主人公称作一个“新的罗马女战神”，她带来了“最令时代惊慌的革命”3。言下之意，作品颇具叛逆性。它的叛逆性多被女性主义研究者阐发出来：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女性主义者们将《简·爱》读作女性反抗父权制压迫的胜利,颂扬简·爱的自觉的“反抗的女性主义”，桑德拉·吉而伯特及苏珊·古芭《阁楼上的疯女人》，认为疯女人伯莎就是女主人公简·爱心灵中的阴暗面,就是她一直想抑制的另一个凶悍的秘密的“自我”。不管对它是攻击还是肯定,《简·爱》的反传统性是人所共识的。在有关评论妇女写作的文章中,弗吉尼亚·伍尔夫认为夏洛蒂·勃朗特代表了典型的19世纪中期愤怒、“受挫”的早期女性主义。她本该平静地写却有太多的愤怒4。愤怒在中国看来只是一个人性格上的缺陷，似乎无可厚非。而且愤怒也要看原因，岳飞“怒发冲冠”闻一多“拍案而起”却是正义之怒，而且获得人们的赞赏和尊敬。然而基督教对这一点是很不宽容的，《圣经》里有专门的训诫“不可发怒”；但丁的《神曲》中，地狱的第五层关押的是“动辄发怒”的人；从基督教教徒的眼光来看，发怒是人的恶欲念的发作，应该节制。所以勃朗特的“愤怒”也是为基督教教义所不容，也被某些批评家“批评”。然而，女性主义者们的研究在叙事学家们看来，过于追求意识形态和政治意义的理论范畴,忽略了文本的意义；而在女性主义者看来，形式研究多是就形式论形式，企图从形式中抽象出来某种文学语言的普遍规律，忽略了意识形态。然而，无论是叙事学还是女性主义，都并非某种本质的或孤立的属性，都只能揭示问题的某一方面，当今再没有哪一种文化思潮或文学批评方法可以长久地占据绝对的中心。“一元”解体，“多元”并存，只有多层面多角度才可能揭示问题的某一个侧面。而任何文化思潮和批评方法都由社会权力关系产生，并处于社会权力之中。本文试图将女性主义和叙述学结合起来，探索社会身份地位与文本形式之间的交叉作用，把叙事过程作为意识形态的表达来阅读。本文认为，《简·爱》不仅仅如女性主义者们所阐述的那样，即作品的主题以及人物形象和主人公言词的具有叛逆性，也表现在叙述方式上超越传统。同时作家又受时代环境灌注于其中的思想观念的影响，表现出对其所处时代的某些思想观念的皈依。夏洛蒂·勃朗特的写作为其带来了莫大的声誉和良好的经济收益，而这些成就的获得不仅仅在于她或者作品的“叛逆性”，也在于她能够在超越时代局限的同时又能很好的与其所处的历史语境进行协调；她在树立自己在文学市场上的权威地位的同时也要向既定的社会权威妥协。本文试从四个方面探询《简·爱》叙述的叛逆与平衡：第一人称叙述，书信体小说，家庭女教师故事以及严肃小说与通俗小说的平衡。第一章 第一人称叙述的反叛与平衡《简·爱》用第一人称叙述，从开篇，简·爱在一个寒冷的冬日午后看到的比维克的《英国禽鸟史》的迷人景象，到结尾处芬丁庄园的繁荣茂盛的景象，我们都是用简·爱的眼睛看，用简·爱的感觉去感受，追随她生活的世界。5这样读者可以及时准确地了解人物的行为、心理。例如在罗切斯特离开桑菲尔德后，简·爱怅然若失，当菲尔费克斯太太收到了一封“主人写来”的信时，“我继续喝着咖啡（我们是在吃早饭）；咖啡很烫，我把脸上突然升起的一阵火一般的发热归因于它的发烫。为什么我的手会发烫，为什么我不自觉的把半杯咖啡泼在我的盘子里，我都不想去考虑。6”可读者却比任何时候都知道她此时此刻的心境。第一人称叙述在今天看来也许不足为奇，因为小说兴起之初很多小说都是第一人称叙述，如赛缪尔·理查生（Samuel Richardson）的《帕美拉》(Pamela)、《克拉丽莎》（Clarissa），卢梭的《新爱洛伊丝》(Julie ou La Nouvelle Heloise)等等。但这一点落在女性作家的女性叙述者身上，则是另外一回事。在接下来的论述中本文将试图证明这一点。18世纪末19世纪初，公共图书馆、广告业、出版业兴起，作家的身份和名声随之突出，出版商也借作者的声誉获得丰厚利润。这些都可以使作家成为权威人物。作者名称会印在小说的封面上，随着小说的流传作家的名字也在读者中广为人知，这样原本深居闺阁的女性在社会上也变得有名有姓了。这样成名的作家因其在读者中的巨大影响力可以毫不费力地借作品的传播继续扩大其声誉，使其每部作品都能拥有众多读者。夏洛蒂的《教师》生前没有发表，死后在她丈夫的争取下发表了，但此时出版商完全可以凭借夏洛蒂·勃朗特的名声使本来“平淡无奇”的作品获得丰厚的利润。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第一人称叙事即使是虚构的，但因其在形式上与自传难以区分，当时的读者还有把小说当作叙事主人公“真实”生平故事的习惯，这都使得作家不大情愿看见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小说的封面上。在18世纪到19世纪，女性小说家较少使用第一人称叙事。《简·爱》中女主人公正如弗雷德里克·哈里森写道的那样：“这个相貌平平、身体弱小的家庭女教师凌驾于全书之上，小说的每一页中都有她的身影。书中的每件事和每个人都并非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能看到和所能知道的，但他们却是这个几乎从未出过远门的乡村姑娘锐利眼光中的成像。”然而，哈里森也认为如果这部小说以“非个性的叙事形式写成，”“那就可能会失败。”而如果把作品看成是简·爱的自传，或者是夏洛蒂·勃朗特的自传，那它就是“完美的艺术。”7另外，为数众多的女性作家在男性作家一统天下的局面下，女性叙述难免与男性叙述冲突，即使都是女性叙述者，也面临着男性作家的女性叙述者和女性作家的女性叙述者哪一个是合法的问题。“对于她们来说，讲故事还可以，但让叙述者通过叙事把自己作为权威站在前台则是另外一回事。长期以来，社会上已经习惯作者的声音由男性发出。”8而《简·爱》是一部自传性色彩很强烈的小说，叙述者把女主人公推到前台，在女性几乎没有参与社会话语权力的维多利亚时代是需要一番勇气的；而且小说中人物的某些言辞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确实是颇为激进的。9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勃朗特是怎样与既存的社会权威之间妥协的呢？她用匿名发表小说，用柯勒·贝尔这个名字开始的写作生涯也是她通向专职作家的一个阶段，也是维多利亚文学市场上男性至上主义所需要的一个自我隐蔽的策略，勃朗特和她的女主角简·爱把“她们自己抽象为符号”（如首字母缩写“J.E.”和匿名），把真实身份隐藏在符号的背后，避开把一个具体的名字与一个女性作家联系在一起，不必遭遇性别歧视。不仅仅如作者本人所强调的，怕读者尤其是批评家因为面对一本女人写的小说而给予不公正的评价，她用一个中性的名字遮蔽了自己，没有社会伦理道德评价的压力，这样也可以更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本意。事实证明，她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没有必要，当众多读者和批评家认可作品后再看到作家本人，事情就不同了。按照凯瑟淋·罗杰斯的说法：在文学市场中“与男性作家激烈较量的女作家”容易遭到攻击，“就好像她靠当妓女来维持着自己的生活似的。”这样，女作家也就容易在她所激烈争夺的文学市场中失去自己的地位。10不仅与男性作家公开较量的女作家被认为是违背了正当的女性气质，即使那些被文学精英阶层认可的女作家也不敢公开承认自己在写作，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发表后，她的闺中密友曾问她是否是《简·爱》的作者，她断然否定了；《简·爱》在伦敦引起轰动，并获得肯定之后她才把作品放到她父亲的面前，承认她是本书的作者。从著名的湖畔派诗人罗伯特·骚塞给她的回信中可以看出当时对女性写作的态度：“如今每年都有许多卷诗集出版，却未能引起公众的注意；其中任何一卷如果出现在半个世纪以前，都会为它的作者赢得美名。因此，一个人若想在这方面扬名显迹，他就必须准备失望……我感到自己有责任告诫每一位向我寻求鼓励和忠告的年轻人，最好不要选择这样一条充满风险的道路。”11这封对妇女带有严重偏见的信当然严重地挫伤了她的写作热情，但她成名后对盖斯凯尔芙人追忆这段往事时坦言：“骚塞先生的信是和善的，可佩的；虽然有点儿苛刻，可于我有益。”12奥斯丁的写作也是在地下状态进行的，与她朝夕相处的侄子甚至不知道她在写作，认为那简直是不可能的，因为她没有合适的时间和地点，所以弗吉尼亚·伍尔夫认为女性应该有一间“自己的屋子”来从事写作。“……在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中（无论‘我’是主人公还是旁观者），通常有两种眼光在交替作用：一为叙述者‘我’追忆往事的眼光，另一为被追忆的‘我’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这两种眼光可体现出‘我’在不同时期对事件的不同看法或对事件的不同认识程度，它们之间的对比常常是成熟与幼稚、了解事情的真相与被蒙在鼓里之间的对比。”前者称为“叙述自我”，后者称为“经验自我。”13从《简·爱》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两种叙述声音。如简·爱在反抗里德蛮横无理的行为时，简·爱完全是八九岁小孩子的口吻，属“经验自我”；但她向劳埃德先生讲述自己被关进红屋子的经历时，也用了长大成人后的分析性的口吻：“我总是抱着娃娃上床，人总得爱样什么，既然没有更值得爱的东西，我只好设法疼爱一个小叫化子似的褪色木偶，从中获得一些乐趣。现在想来可想不明白，当初我是怀着多么可笑的真情来溺爱这个小玩意儿，甚至还有点儿相信它有生命、有知觉。（20）” 这里的叙述自我相当于“叙述者”，叙述者是由词语的节奏、措辞和语气创造的一个人。他(她)在时间和空间中无所不在，并且在那段包容一切的时间中他了解应该知道的每一件事情。叙述者是包罗万象的意识，它围绕着所有人物的心灵，从内心里了解他们，而且叙述者根据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他们所体现的人类本性的广泛事实来看待他们。在这部小说中二者之间虽然开始的时候是分离的，但并非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我们看到，在小说的后半部分，两个“自我”合而为一，用叙述自我的眼光进行叙述。“简·爱这个人物的声音在小说的叙述中是逐步发展的，然而‘成人叙述’声音的简·爱——事实上是同一个声音，现在已经充分发展成熟——从开头到结尾是始终如一的。”14这里“成人叙述”相当于叙述自我，她的言语成熟老练，言辞平静却很有力度，更容易被读者接受。例如叙述者分析主人公在盖茨海德不受欢迎的原因时说：“而如今，隔了——我不愿说少年——我却看得明明白白了。我在盖茨海德，是个和大伙合不来的人；我根那儿的谁也不相象；我跟里德太太，或者根她的孩子们，或者根她宠爱的下人们，都没有一点一致的地方。……我是个异种人……我是个没用的人……。（16）”此类例子还有很多，不一一列举。吴尔夫认为，男性的话语是冷静，客观，独立的，15而这里的叙述自我的言辞就颇为符合这一点，不论作者是否有意这样做，但叙述自我冷静、客观、分析性的语言很容易隐藏作者的真实身份，在叙述风格上靠近男性语言的特点，她的叙述也就可以与当时的社会环境相调和。不论是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叙述方式来看，《简·爱》的某些带有叛逆性的叙述，都面临遭到抨击的危险，从而失去在文学领域中的地位。但无法否认这部作品即使在作品发表的历史时期，也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尽管有批评、否定的声音，但也有很多批评家赞赏她的作品，如乔·亨·刘易斯认为《简·爱》的作者“具备我们要求一个小说家具备的一切：对人物性格的洞察，以及刻画人物的才能；诗情画意；激情；生活知识。故事不单有一种奇特的、自然展开的、始终不渝的趣味，”……“它具有一切伟大文体的首要特点：它是某个人的——某一个个人的成文的语言”，“我们对它无可指摘。”16那么，这部作品还有那些方面在反叛的同时又能用适当的方式赢得批评家们的赞同呢？
美国现代女作家马格丽泰·密西尔的长篇通俗小说《飘》是她生前发表的第一部也是唯一的小说，小说以美国南北战争前后十几年间的南方肇嘉州(Georgia,今译佐治亚州)为背景，以一个种植园主的女儿郝思嘉(Scarlett O Hara)为核心人物，通过郝、卫、方、汤等几个家族的兴衰变化，反映了美国南方各州在这一重要历史时期的社会现实。作者着力塑造了一位女性典型思嘉，她被南北战争的疾风暴雨摧毁了庄园，自身又不甘沉沦和毁灭，靠自己的努力和挣扎，最终成为新兴的资产者。同时，她与卫希礼(Ashley Wilkes)、白瑞德(Rhett Butler)、韩察理(Charles Hamilton)和甘扶澜(Frank Kennedy)之间又有着复杂的爱情、婚姻和家庭纠葛。这部小说1937年获普利策奖，发表六十多年来仍然是全世界最畅销的小说之一。小说改编后的电影《乱世佳人》更是风靡世界，费雯丽和克拉克·盖博的精彩演绎，让无数观众为之倾倒。在受到无数读者青睐的同时，《飘》也受到不同流派的评论分析，尤其是女性主义批评兴起后，国内一些学者就女主人公郝思嘉的形象进行了大量女性主义分析，认为小说赋予女性中心地位，男性被掩盖在女性的光辉下。他们认为作者对以媚兰为代表的传统女性，给予了赞美和怜惜，对以思嘉为代表的叛逆者，寄予了殷切的希望。他们把思嘉看成是一位颇有现代女性意识的新女性，敢爱敢恨，勇于冲破礼教的性格和不甘于附属地位，大胆向男性世界挑战，给小说增添无穷的光彩。我同样以女性主义理论来审视这部小说，却得出了不太一样的结论：我认为虽然思嘉的形象含有一些貌似女性主义的因素，但是作者以及思嘉的形象仍然没有脱离男性话语中心的语境。一、对思嘉是否含有女性意识的解读小说发生在“南北战争”这个恢弘的背景下，人物命运带上了很厚重的色彩。我暂且撇开战争赋予女主人公要表现的伟大历史意义，因为思嘉从来就没有认真的思考过战争的意义，她一直认为“战争是男人的事情”，跟她主观一点关系都没有。思嘉是陶乐种植园主的长女, 从小接受着母亲和麽麽大家闺秀的传统信条的教育，但是叛逆的思嘉却只学会了如何“装出一副天真烂漫的面孔，借以掩饰一种精明锐利的目光”来吸引男孩子。她16岁登上人生舞台，到28岁时孑然一身，十二年间嫁过三个丈夫，两度守寡，生养三个孩子，为“振兴家业”曾经大干一番，成为19世纪美国的“乱世佳人”。在外人看来这么不平凡复杂的经历，其实对思嘉而言不过是要追求心中的两件东西。在小说的最后，瑞德清楚的说出：“……自从我认识你的时候起，你一直都要着两件东西。一件是希礼，还有一件就是要有很多很多的钱，以便你可以吩咐整个世界都到地狱里去……”（p1231）前者代表着思嘉对爱情的追求，后者代表着对物质的占有。这就是思嘉，一个很实际的女性，实际得就像一个任性而倔强的小孩子，为了要占有某件东西而固执的追求着。这两件东西既然是思嘉一直追求的，那么从追求过程我们可以很好的看出思嘉的思想意识。一般认为，思嘉这样一个生活在传统保守南方社会的女性能执着、大胆、独立的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是很另类的，这不正可以证明她极具女性意识吗？不，如果一定要说是，那也是不完全的女性意识。女性主义极力推崇女性要积极的表达自己的欲望。他们认为女人是不确定的，流动的。但女人不是盲目的，她一定要知道自己该要什么不该要什么。正如前面所说思嘉是一个直接而实际的人，麻烦的事她都不会去想。她想要的未必是她真正需要的，她不愿意去想的正是她必须去想的。所以思嘉的追求随性且执着，却有些盲目。而我认为这种盲目恰恰否定了她具有自觉的女性意识。思嘉对希礼的爱“跟情欲和结婚都没有关系，这是一种神圣的爱，美丽到不可名状”。思嘉从十二岁那年看见卫希礼以来就“怀着一种罗曼蒂克的女学生式的热情”深深的爱上了他。她为希礼做过很多事，最赋予牺牲精神的要算在战争中答应他照顾媚兰了。因为她一向憎恨这位情敌，按照她的思维逻辑，正是由于韩媚兰的介入才使她不能得到希礼的爱情。然而她还是答应希礼好好照顾她，因为“无论卫希礼要求她什么，她都可以答应”，“为了卫希礼，她是可以牺牲任何东西的”。为了忠实于她对希礼许下的诺言，思嘉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在战火纷飞的饿狼陀，她不顾个人安危，照料分娩的媚兰；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带着媚兰和孩子逃回陶乐，并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照顾她们母子的生活。这是一种多么可贵的牺牲精神！然而，大无畏的牺牲并不能说明思嘉有多么崇高，为了照顾媚兰不能回陶乐的时候，她不只一次的咒骂“天杀的媚兰”，她能坚持并不是因为她对媚兰怀着无私的爱，仅仅是因为爱屋及乌。思嘉对希礼的感情是执着的。但是，思嘉这么执着的爱在我看来有些盲目，因为她不懂对一个人的爱和能使两个人能真正在一起的爱是不一样的。她凭着一见钟情就喜欢上了希礼，并把那当成是对他最纯洁神圣崇高的爱，为他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她固执的认为希礼是爱他的。其实希礼多次向她表明了自己的感情。希礼爱她，是爱她的勇敢、热情、顽强、烈火，因为这是希礼自身不具备的，他深知在动荡的社会里，思嘉的这些品质才能活得更好。他不具备，所以他爱她的品质。但这不是能够将两人联系在一起的爱。希礼和媚兰的结合才体现了那样的爱，希礼的话很有道理：“你所要的男人必须要他的全部，必须是他的身体、他的感情、他的灵魂、他的思想，一概都在内。”“她（媚兰）是像我的，是我的血统的一部分，我们能互相了解的……除非两个人彼此相像，否则结婚就决不能有平稳的日子。”（p139）这道出了爱的真谛：彼此了解才能有真爱，才能结合在一起。思嘉不了解希礼，她从来没有想过为什么爱上希礼，也没有真正的了解过希礼。她偷看希礼写给媚兰的信，只是为了想要看看“他究竟有没有感情热烈的书信写给他的妻”，她根本不懂“希礼这套难以理解而且干燥无味的思想”，无法读完他的信。所以她不明白希礼爱她却为什么和媚兰结婚，最后当她明白自己爱的是瑞德的时候，她才意识到她对卫希礼的痴迷不过是少女对白马王子似的梦幻，但她始终也没弄明白为什么不爱希礼而深爱着瑞德。她一直生活在自己的幻想里，所以思嘉还不具备现代女性对感情的准确认识的意识。思嘉对钱的追求也是这样的。朱丽叶·米切尔在《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一文中深刻的指出：生产、生育、性和儿童的社会化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指出妇女要投入到社会生产中。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也谈到：“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1]参加社会生产实际就是妇女在争取自己的经济地位，他们的论述充分说明妇女只有具有了经济地位，才可能实现自身的解放。但是这里有一个没有提出来的前提，就是妇女意识到自身的不平等地位，并且是为了实现与男性的平等相处（不是政治上的平等，是广义的平等）而参加社会生产改变自身的地位。可是在小说中思嘉对钱的追求完全不是这个意思。这里我们要先做一个假设，把思嘉拥有金钱等同于她的经济地位，因为这些钱是她实实在在拥有可以支配的，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她的经济地位。在对钱的追求上思嘉从来没有考虑过是为了自己的性别地位。她三次结婚，都跟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第一次与韩察理结婚，最主要是为了让希礼生气、后悔，但是在她计划的时候，就考虑到察理“他有很多的钱”，“将来我从饿狼陀回到这里来，坐着一部好马车，穿着那么好的衣服，又自己有一所房子，他们看见了一定都要眼热，都要难受。”也许这次表现得还不明显，因为这时她本身还是一个阔小姐，还有许多有钱的少爷围着她。第二次就不同了，为了得到三百块钱交陶乐的税金，她打算嫁给“白瑞德流氓”，甚至还打算做他的情人，在遭到拒绝后，在饿狼陀看到妹妹的情人甘扶澜，听说他有一千块的存款，就用尽心计得与他结婚，这是第二次结婚，结婚后陶乐的困难解决了，又不顾家人朋友的劝说，坚持自己经营锯木厂。这次我们也可以找一个借口，为了不失去陶乐、不再挨饿。那么第三次结婚呢，不是因为她已经意识到爱上瑞德，而是为了享受奢侈的生活，她可以和她自认为讨厌的瑞德结婚，从此过上一种奢侈的生活，让那些说过她坏话的人都嫉妒她。从三次结婚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出思嘉对钱的追求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生存和奢侈，没有一点儿是和她的地位妇女地位联系在一起的。虽然和女性主义理论的主张有某些表面上的相似，但实质是不一样的。从对思嘉在生活中的主要追求的分析可以看到，思嘉并不是一个有女性意识的现代女性。相反，在她的思想里还有一些男性意识存在。当有男人可以依靠时，她根本不会去想自己动手，她马上就认为应该让男人来做。比如她在恢复陶乐庄园，养活一大家人的时候都是靠自己，但是当彗儿来了、希礼回来了，她就回归到了家庭，专心一意从事于陶乐的生产，让他们对付钟氏坡和万叶那边的事情。当她在瑞德身边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时，她想的是希礼，想的是如何向人炫耀，完全安心于依赖男人的生活。如果说思嘉身上一定有什么女性意识的话，那我觉得应该她在战争中逐渐成熟独立起来的精神品格，正象她自己觉得的那样：“关于战争和关于复兴的种种恐怖，已经把她的温热、青春和柔婉取得干干净净了。在她的生命的骨髓上面，已经长起了一层硬壳。”（p661）“我相信女人用不着男人的帮忙，世界上的事情没有哪一样办不了的——就只除了养孩子。”(p743)小说结尾时，她的真爱瑞德离她而去，物质上富有的思嘉精神上一片空白，但她马上又站了起来，因为“她这族类本来不知失败的，哪怕是失败在等着他们也不会眨一下眼睛的，这时，她就怀抱着这种精神将头翘了翘……明天，我想一定有法子可以把他拉回来。无论如何，明天总已换了一天了。”(p1237)这一点的确是现代女性应该具备的素质之一。但是我认为这一点由三个原因造成：一是时代背景——战争，二是瑞德的支持，三是她与生俱来的爱尔兰血统。而这三点恰恰证明了她一直处在男性中心话语中。“战争是男人的事情”，但是它深深改变了思嘉生活，进而改变了她对生活的看法。如果硬要说战争是一个背景，任何人包括男人女人都逃不过时代发展的客观，不足以用它来分析男女两性的位置关系，那么瑞德和父亲给她的血统则完全说明她仍然处于男性的“他者”的位置。网上关于这个的文章多如牛毛!!!!!!!
一、中国女权主义艺术落后的原因一是中国社会进程仍然处于后农业社会形态，几千年以来逐步加深的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意识和精神实体不可能受到本质性冲击甚至被摧毁。二是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有关女性的观念没有受到本质性动摇，虽然很长时间高呼男女平等的口号，但是，建立男女平等和女权的文化模式尚未真正起步。三是女权启蒙没有开始，社会大众的心理取向和价值取向并没有完成女权启蒙的任务，中国女性解放运动几乎都与国难、国运联系在一起，使女性解放最终无法摆脱成为这些国运的组成部分，女性诉求和女权诉求都被所谓国家利益、国家命运所掩盖。二、中国女权主义艺术的预期、展望
哎哟 这个可有一点难度呢亲，需要的话 也可以给你呢。
你可以选择从古代入手试下啊，反论嘛，
选材分量太轻。一般西方文学中的女权绕不开《美狄亚》的，这是最早的“女性态度”。论文最好写的是谈发展，但是不出彩，容易平庸。从《美狄亚》到《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文学中的女权在经历一个悄悄瓦解的过程（实际不一定是这样，但是你要找一个论点，只要言之有理，说什么论点都行）。女权的内核在逐渐萎缩，表达方式也更加温和。简单说，文学中的女权（实际意义上的女权）没落了。 然后，引用些特征明显的著作（要明确的是你找的材料中女权的表达一定要越靠近现代越弱），证明你的论点。然后，引申，为什么会这样？这样好不好？（论述）然后，收尾，女权没落了。女人没落了么（等等一系列废话）。 然后等着老师夸。
学术堂整理了十五个英美文学方面的毕业论文题目供大家进行参考：1、 透过《傲慢与偏见》看现代社会爱情观2、生与死的抗争--《厄舍古厦的倒塌》主题解读3、浅谈“欧·亨利式结尾”及其文学影响4、从宗教角度解读简爱的多重性格5、从女权主义角度剖析《小妇人》中的乔6、 “英雄”的陨落--悲剧美学角度分析《老人与海》7、 从《菊花》中看女主人公Elisa实现自我价值的障碍8、奉献与宽容---浅析《双城记》中的仁爱精神9、 《格列佛游记》中对理性的反思与批判10、浅析《警察和赞美诗》的戏剧化特色11、一场失败革命的反思---论《动物庄园》中所表现的象征意义12、论詹姆斯·乔伊斯《阿拉比》的精神顿悟13、从后印象主义角度解读《到灯塔去》中的双性同体观14、 从中西方道德观差异谈《伊利亚特》与《封神演义》人物品德15、 韦伯《猫》中的女性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