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沈从文毕业论文

就我个人意见，与现代爱情文学相比，沈从文的爱情文学代表的时代有许多可取与可贵之处，值得探讨。

浅析沈从文的写作特征 591论文网有 沈从文的编辑思想主要是:办刊远离商业、政治，端正文学家态度，抗争文学:审美危机，提倡文学的自由和独立。20世纪30年代初，吴亦主编的《文学副刊》越来越不受读者大众的喜爱，学L院气过于浓厚，胡政之和张季莺开始考虑改变这个状况。他们想转变风格，就要聘用新人。于是1933年，两个曾经先后蜚声文坛的作家—杨振声和沈从文接到了改编《文学副刊》的邀请。沈从文是一个传奇人物，他一生淡泊名利，执着地建筑着自己的“人性小庙”，他身上既有传统知识分子的谦逊、儒雅，又有湘西少数民族的激情、野性。沈从文接受的学校教育仅限于几年私塾，军旅生活充实了他的文化知识也锻炼了他的意志，十九岁时，他不满足于当时的生活，独身一人闯荡北平。初到北京，沈从文受了很多苦，求学之路很艰辛，文学创作之路更是坎坷。在胡适、郁达夫、徐志摩等前辈的帮助、爱护、提携下沈从文才一步步走向成功。1933年夏天，沈从文辞去青岛大学的教职，受杨振声之邀到北京为华北学生编写中小学语文教材。同年9月，杨振声和沈从文正式被聘到《大公报》主编副刊。《大公报?文艺副刊》1933年9月23臼星期三正式发刊，在版面的右上角，是四个竖排的黑体字刊头:文艺副刊。刊头下面是第几期，再下面是通讯处:北平’西单西斜街甲五十五号或天津大公报转文艺副刊编辑处。为了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整个版面仍然是竖排，全部采用白话文，标注新式标点，标点点在字的下面。这样就使版面看起来疏朗大方，美观雅致。 《文艺副刊》的第一期，刊登了这样几篇文章:岂明(周作人)《猪鹿狸》、徽因《惟其是脆嫩》、卞之琳的诗《倦》、杨振声《乞雨》、沈从文((<记丁玲女士>跋》。可以看到，在这个创刊号上并没有发刊词，也没有什么特别说明。但是，杨振声的这篇《乞雨》起到了发刊词的作用。文中作者把当时的文坛比作干旱的田野，认为作者们应当有自己对人生的真情体验，不能盲目跟风;作品要尽量体现普通的现实生命，不要说大话、空话;作家创作要有踏实的态度，不求名逐利。由此表明了《文艺副刊》的立场和对文学作品的要求。在实际工作中，杨振声虽然参与策划和组稿，但具体的编辑工作主要是沈从文一人进行。《文艺副刊》是沈从文参与时间最长的一个刊物，倾注了他的大量心血，通过编辑这个副刊，沈从文把北方文人团结起来，也因为这些同行朋友的支持，沈从文的编辑之路才能如此辉煌。沈从文的个性与《大公报》颇为相符，他一直以“乡下人夕，自居，坚守民主主义政治原则，不参与任何党派及政治集团，信守文学自由。胡政之说“我们向来主张学术自由，在政治允许范围之内，各种学派都可百家并存，各抒己见，相互探讨;为了民族复兴，求同存异……正由于我们不是政府机关，不食禄领棒，客观公正，可以发挥自由思想。”新记大公报的办刊理念与他非常一致，二者的合作有了稳定的思想基础。《文艺副刊》依附于报纸而存在，它的编辑方针必然要受到报纸新闻性、时效性和大众性的影响;受到报纸倾向、风格和价值取向的制约;受到报纸版面、出版时间的局限。在文学观上，沈从文极端强调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极力清除政治、商业的影响以维护文学最广泛意义上的自由，力求重振五四新文化的启蒙精神以推动社会进步，促进民族发展。因此，沈从文主编《文艺副刊》时，以注重文艺自身的发展，维护文学自身的纯洁性为宗旨。沈从文在该刊上发表了多篇文艺理论文章，反复阐述了这一观点。沈从文在《论“海派’，》中说:“一个文学刊物在中国应当如一个学校，给读者的应是社会必需的东西，”编辑者应当把稿费“支配到一些对于这个民族毁灭有所感觉而寻出路的新作家的作品上去。”林徽因也说:“我们可否直爽的承认一桩事?创作的鼓动时常要靠着刊物把它的成绩布散出去吹风，晒太阳，和时代的读者把晤的。”他们都竭力希望能将刊物办得更符合文学本身的发展需要，不受其他因素干扰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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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写过沈从文的论文，但是我觉得写沈从文的很难出新意，他的作品被研究的很多了，比如人性美、水意象等。如果按好写得话，我觉得可以从沈从文湘西小说中的悲剧意识着手，这方面比较好搜集资料，写得范围很广，相对来说比较好写。可以把重点放在他的一部小说（他的作品太多）探究它的悲剧根源，这样就比较深了。

沈从文是上世纪文坛的领军人物，京派小说的代表作家，他所营造的湘西风情画般的文学意境，使他成为中国现当代少数几个有世界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他在小说中歌颂人性的健康淳朴，叹惋人性在现代文明中的变异，崇尚自然、优美、健康不违背人性的审美情趣，“对人性美的赞美”是他始终不渝的艺术追求。沈从文的小说中质朴的语言体现了他对自然质朴人性的向往和尊重，诗意、含蓄、唯美的语言形式，又成就了他健康、高雅的美学追求，他的小说的语言风格是他不懈艺术美学追求的佐证。 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文坛寂寂无名的“乡下人”，到三十年代北方文坛最为活跃的领军人物和鲁迅所赞扬的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从40年代末期作为“反动作家”、“落后作家”被尘封于历史到八十年代作为“出土文物”名声日隆，再至九十年代被海内外学者、作家奉为二十世纪中国仅次于鲁迅的文学大师 ——沈从文的文学地位几经沉浮，但终于成为一代名家定格在人们的视野中。他的作品大多数与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创作手法有自己独到之处，他的小说极大丰富了现代小说的表现方式和叙述范围。 沈从文有自己的美学理想，他崇尚一种恬淡、含蓄的艺术美，倾向于表现纯朴、健康、自然、优美的人性，并用最符合人性的质朴自然的方式表达美的意境和人生是沈从文在自己的小说一直坚守的美学追求。这种坚守体现在他小说的取材、主题、结构等诸多方面，本文仅从沈从文小说中的语言艺术特点入手，解读沈从文的文学艺术美学追求。沈从文小说的语言艺术，因其非凡的精练与质朴，以及质朴而不乏雅致的风格，在现代文坛上独树一帜，也是探讨沈从文的小说风格及其创作的美学追求的一扇门。 一、以有限的词语营造无限的时空、塑造丰满的人物。 读沈从文的小说，无时无处不让人感觉到他炉火纯青的炼字本领，无论是小说中的环境、时空转接、人物形象抑或人物语言，他都能用最简练的字词语句进行勾勒。这种炼字的能力既使是在繁华极盛的现代文坛上也是相当有代表性的。这里我们主要对沈从文小说时空营造和人物塑造的语言特点进行分析。 （一）时空的构建和是小说叙事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艺术手段，任何的人物都将在一定的时空背影中行动，任何故事都将在一定的时空中发展。对于时空的营造，在沈从文的小说中同样是一个大前提，它不但是沈从文小说艺术实现的温床，也是他美学风格形成的基础之一。沈从文的小说中时空构建用语的极尽精练是他小说语言的一个鲜明特点，同时也是他文学艺术美学追求的体现。 沈从文的对小说中的背景时空的描述是十分简明的，他通常在描述事件之前用不加任何雕饰的语句先将时空构建清楚，这种构建语言符合沈从文式的田园牧歌世界，也是沈从文自然清新质朴含蓄的美学追求的印证。 在沈从文短篇代表作《丈夫》的开篇，作者这样写道： 落了春雨，一共有七天，河水涨大了。 河中涨了水，平常时节泊在河滩的烟船妓船，离岸极近，船皆系在吊脚楼下的支柱上。 短短五十多字一方面把时间——“春雨”之后，故事将展开的地点“妓船”引出。另一方面，它为下文发生在妓女丈夫身上的故事情节发展出做了准备，看似没有任何感情色彩的两句话，却因其特殊的场影——绵绵春雨中的水乡，吊脚楼下的小船，无端的让人生出些怜惜之情。“落了春雨”、“河水涨大”预示着丈夫对妻子的思念如春雨般缠绵与累积。这样了了数字，为下文中“丈夫”受到的屈辱与他的纯朴天性的表现提供了场所，为故事的发展营造了感情氛围。 在他的一个短篇小说《柏子》开篇这样写到：“把船停顿到岸边，岸是辰州的岸。”这样简单一句话则更为简洁明了地将读者引入沈从文式的湘西水乡风情中，垫定了整篇文章自然质朴的基调。 类似的简单语言构建的时空在沈从文的小说中随处可见。这些时空往往是小说事件的发生地发展地，构建这些时空的意义不止于交代背景，更是沈从文小说清新质朴风格的一张壁纸。水、岸、船这些水乡特有的风景，是沈从文形成自己风格的温床，也是他引领读者进入的一个境地，这个境地，便于作者叙事塑造人物，同时便于读者理解事件人物，一切用来诠释美好的东西都将在这个境地呈现，优美的风景、质朴的心灵、凄美的命运、高贵的人性在这个境地交融并得到升华。构建出的这样一个诗意的“水乡风情”时空与中国诗学所说的“意境”一词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作者感情的载体，并通过将读者引入其中而最终实现美感的呈现与接收。用简单明了的语句实现这样的意境，实现了对自然质朴的美的自然质朴的传达，是沈从文的美学追求在语言运用方面的一个体现。 （二）、沈从文的小说在人物塑造中的精练笔触与时空构建一样有鲜明特色。他无论在对人物的整体形象的塑造还是对人物语言的描摹都是惜墨如金的。沈从文在人物塑造方面的语言虽然一样有着墨不多的特点但与现代文坛通用的白描有质的不同，是他对自己艺术独特的审美追求使然。 1、沈从文长于着墨不多地刻画出人物整体形象，这种简朴刻画人物整体形象的语言，通常是用居高临下的叙述而很少用客观主义的描写。 其短篇代表作《龙朱》中刻画的龙朱这个人物可谓沈从文笔下美男子的典范，他的描述如此“这个人，美丽强壮像狮子，温和谦逊如小羊。是人中模型。是权威。是力。是光。”几个简短的比喻，一个完美的龙朱的整体形象形成了。 但是值得提出的是，沈从文小说中的语言虽然简练传神，但与现代文坛盛行的白描手法有质的区别。“鲁迅开创的现代白描语言及其相应的美学观代表了20世纪中国作家的主流选择（只有少数例外，如沈从文）”， “白描来自古典小说中用简练的笔墨不加烘托地描绘形象，描摹以求神似”。 由此可见白描说到底从小说修辞学的角度看还是作者模仿，用的当然是描写性的语言。模仿不是沈从文先生的常用方法，他的小说更多的是作者介入式的叙事，往往是叙事而非描写。用沈从文自己的话说，他从《史记》和《圣经》两本书中受益不浅 ，而这两本著作恰巧是长于叙事的典范。我们从沈从文的“族长儿子龙朱年十七岁，为美男子中之美男子。这个人，美丽强壮象狮子，温和谦驯如小羊”多少可以找得到《圣经》中“写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美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的影子。这是一种居高临下对所塑造形象整体把握的结果，直接介入式样的讲述往往比单纯的客观描摹更有利于读者接受或认同形象。布斯在他的著作《小说修辞学》中表明自己对一个小说家评价的标准，他认为：一个优秀的小说家。是一个“向我们讲话，想让我们去阅读，尽一切可能让他的作品能被人读的一个人物”。讲述式的语言更易于达到和读者交流的目的，从而让读者很好的接受作者传达的意思，更易得到阅读鉴赏的美感。沈从文小说中多见这种直接的权威式的语句，从而代替了现代文坛盛行的描摹为主的小说修辞。同时沈从文的小说也没有进入现代主义过度的长篇累牍的客观主义描写的陷阱。现代主义的大肆铺陈的客观描写式的写人方式当然更具有冲击力，可以更直截了当的把自己的主人公赤裸裸的摆到读者面前，但是冲击的同时，它本身也极具破坏力，肮脏与人性最丑陋的一面显露无遗，甚至到了让作者和读者都毫无回旋余地的地步。沈从文的小说用叙述的语言避开了这个陷阱，保持了一贯的用清新、质朴的语言来完成形象的塑造的创作方式。在沈从文的叙述中自然的人性之美温婉的呈现，读者可以尽情想象龙朱是何等的美男子，翠翠是怎么样的灵秀与可爱。 沈从文在人物整体形象塑造方面的独特艺术特色，不仅仅是他艺术自觉性的体现，也是他对自然健康人性之美追求的体现。他小说中的人物语言也同样质朴而焕发人性的生机。 2、在人物语言中，沈从文小说中的人物对话通常仅限一行。但不是说得少就无法让人物鲜活，就无法表情达意。沈从文小说中的人物语言往往是个性化的，人性化的，意在言外的。 看《柏子》中“女人”在整篇文章说的八句话：“悖时的！我以为你到常德府，被婊子尿冲到洞庭湖了！”“猜你妈，忘了为我带的粉吗？”“柏子，我说你是一个牛。”“你规矩！你赌咒你干净得可以进天王庙！”“你命怎么不要去，又跟船到这地方来？”“不要的命才轮到我。”“来你妈！别人早就等你，我算到日子，我还算到你这尸……”“是，我才乐！” 女人说的八句话中，有五句话中有脏话，共使用了六个感叹号，两个问号，一个省略号。女人说“我以为你到常德府，被婊子尿冲到洞庭湖了” 、“我算到日子”正是她对柏子的期待使然，在沈从文的笔下，妓女的人情味也没有没有被忘记，只是她没有用文人式的酸语表达，而是用一种更接近真性情的流露的语言来摹写。对柏子是否规矩的质疑也让这个女人的性格更加立体，更像个传统意义上的女人。至于读者认为她俗也好，放荡也罢，直爽也行，甚至于你也可认为她多情，反正作者对她的语言模仿到此算是尽了本分了，再写多了也是费无用功，只能让读者产生阅读上的审美疲劳，于人物形象无益无补。沈从文对这个妓女的语言原味呈现，没有让人感到粗俗不堪，倒是因其朴实真切给人一种真实的动感和生命的鲜活。 再来看《龙朱》中的人物语言，女人轻轻的说：“跟着凤凰飞的乌鸦也比锦鸡还好。”矮奴说：“这乌鸦若无凤凰在身边，就有人要拔它的毛……”这两句看似无聊的对白可不是纯说出来好玩的，女人的话可以视为她对龙朱还是赞美的，但又不愿像其他女子那样失了身份的直接夸奖，而是通过夸仆人委婉的表达自己的意思。可见这是一个有自我意识的女子，骄傲并真性情，正是敢于并能够配得上美男子龙朱的女子。并且在她的话语中的所传达的信息，也为下文龙朱成了黄牛寨的女婿做了铺垫——女子虽骄傲但毕竟不讨厌龙朱。沈从文对人物语言精练的处理，对于读者了解人物性格，理解人物话语之外的意义有益。这样唯美含蓄的人物对话在沈从文的小说中比比皆是。 沈从文的小说的语言不仅在摹写、对话尽显精辟，连人物的名字也极尽简略之能。通常沈从文小说中的人物连个名字也没有，“妇人”、“男子”、“兵”、“女孩”，“绅士太太”要不引起混淆的情况下，他不给人物取名字。即使取名字也没有“庄之蝶”之类的艳名，都是质朴的不能再质朴的“三三”、“翠翠”、“柏子”之类如邻家小孩子的名字一样，不带一点矫饰。沈从文的美在语言之外，简单的语言没有减弱其小说对美的追求，恰如沈从文在一篇名为《小说的作者和读者》的演讲稿中所写到：“美丽是在文字辞藻以外可以求得的东西”。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把生活和人生中美的部分表现地合人性，沈从文选择用一种含蓄无华的语言将人性的自然之美唯美的表现出来。他始终坚持自己的小说风格，用最简单的语言打造美的东西，让最简单的技巧焕发恒久的生命力。不卖弄不造作，从这一点上我们对于这个 “边缘人”作品中体现出来的不同于一般文人的高贵品质以及他的独特审美追求也可略见一斑。 二、小说语言平实而不失诗意和蕴味。 沈从文小说语言的特点不止于炼字炼句，还在于最平常的语言在他的运用下产生的意想不到的艺术美感和阅读快感。在沈从文的小说中很少看到过分修饰的连珠妙语，但是读来不失韵味。 （一）、沈从文无论写景写人极少用形容词，而是较多地使用实词，如此一来提高了表达的准确性。 用最平实的词描述却十分贴切而富于诗情画意的美感。 下面是《边城》的第二自然段： “小溪流下去，绕山岨流，约三里便汇入茶峒的大河。人若过溪越小山走去，则只一里路就到了茶峒城边。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故远近有了小小差异。小溪宽约二十丈，河床为大片石头作成。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小溪既为川湘来往孔道，水常有涨落，限于财力不能搭桥，就安排了一只方头渡船。这渡船一次连人带马，约可以载二十位搭客过河，人数多时则反复来去。渡船头竖了一枝小小竹竿，挂着一个可以活动的铁环，溪岸两端水槽牵了一段废缆，有人过渡时，把铁环挂在废缆上，船上人就引手攀缘那条缆索，慢慢的牵船过对岸去。船将拢岸了，管理这渡船的，一面口中嚷着“慢点慢点”，自己霍的跃上了岸，拉着铁环，于是人货牛马全上了岸，翻过小山不见了。渡头为公家所有，故过渡人不必出钱。有人心中不安，抓了一把钱掷到船板上时， 管渡船的必为一一拾起， 依然塞到那人手心里去，俨然吵嘴时的认真神气：‘我有了口量，三斗米，七百钱，够了。谁要这个！’” 整个描写自然背景的段落只出现了“静静的”、“清澈透明”、“慢慢的”三个普通的形容词，在写景状物中极少运用形容词是不很常见的。然而沈从文先生却真真切切的展示了湘西的风情画卷，他是如何做到让词语从平凡幻化为神奇的。我们就从这一段中寻找一点答案。 “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比水山相拥更具神韵、“一篙不能落底”、 “ 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清澈见底之类的形容词也更能说明问题。一定的篇幅展示了一个渡客的场影，具体而生动的场景“心中不安”、“一一拾起” 、“俨然吵嘴时的认真神气”再普通不过的词语有相当的塑造力，将民风的纯朴富有感染力的流露出来。读沈从文意境怡人的小说，你将知道无论多么艳丽的形容词都是有局限性的，而直正带人入境的也许只是简单平实的语言。如果要入的境又恰好是一个纯朴宁静的水乡，则这样不加矫饰的语言是再合适不过的。 整个段落虽未用诗的格律，读来却诗意昂然，平实的语言营造出诗的意境和画的风情，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沈从文的小说中诗意的语言对如诗如画般的水乡意境的描绘是他艺术美学追求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文字引人入胜，成为沈从文小说的一大特色，也成就了中外皆知的湘西美景。 除了平实之中蕴含的高雅的语言艺术，沈从文小说语言的单纯性也是成就他美学追求的特点之一。下面我们要探索的就是沈从文语言的这个特点。 （二）、沈从文的小说没有文白夹杂的用语习惯，多用简单句式，读来有节奏感，简洁明了便于理解。同时几乎从不运典故，没有卖弄之嫌和愚弄读者之嫌，混然天成的语言质朴而富有亲和力。 沈从文的小说中几乎看不到什么典故的运用，也从没有文白夹杂的语言。如果从现代人对文章所谓旁征博引的要求看来，算不上什么上等品。但是沈从文用最通俗易懂的文字营造的每一个意境都充溢着美丽与宁静，并不要“诗云歌曰”来支撑便可以美得让人怜惜。 其实小说最主要的目的不过是作者和读者的良好交流，也就是作者与读者对小说的人物与故事情节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韦恩•布斯说，一个优秀的小说家，是一个“向我们讲话，想让我们去阅读，尽一切可能使他的作品能被人读的一个人物。” 从这个意义上说像《尤利西斯》这样的大部头，像荣格批评的那样乔伊斯让大多数读者“受到了愚弄”，那些过多用典的小说只适合有相当文学修养的人看，或者说只有大师水平的人才看得懂的话，沈从文的小说则可以接纳更多的读者，水平高的读者可以更加从容的阅读。真正优秀的文学并不见得是做出一副高不可攀的样子，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沈从文的小说就有邻家老伯讲故事的感觉，一般的人都能接近，带有质朴的亲和力。 与沈从文的白话语言不同，在品质如《废都》之类的小说中，现代人还不时地冒出来不文不白的语言，没有美感可言，也不符合小说的时代背景和人物性格，很像一个蹩脚的文人自言自语，显然缺感染力，无法引发读者的相似感受，所描述的对象对读者而言毫无美感可言。沈从文的小说则以读者为本位，用质朴的语言招唤读者对朴实自然的美的向往与认同。正是“大巧若拙”，最高的技巧恰恰是不用技巧，最好的语言修辞也就是没有矫饰的平实质朴的语言。无文白夹杂，不用典故，用最质朴的语言表达状物是沈从文小说的高明之处。没有被官话异化、没有被目的性的修饰异化的语言营造原始自然的湘西世界和淳朴优美的人性，用最质朴的语言感招最质朴的人本性所具有的美好情感。从这个意义上说，沈从文简明平实的小说语言风格正是艺术形式服从艺术内容的典范，质朴的语言也恰好是沈从文一生对质朴的合人性之美的追求的证实。 三、对身体描写和性描写隐讳语言的运用。 在简明平实之外，沈从文小说的另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他对隐讳的恰当运用。一向对美的人性不懈追求的沈从文从不反对小说中对身体和对性的描写，而且他用一种不背乎人性的艺术方式将这两样东西唯美的表现出来，这不得不归功于沈从文小说语言的隐讳艺术。 （一）、沈从文对生理的隐讳，使他的小说总是能很巧妙地消除读者的尴尬，对隐讳的运用也体现了他对人性的关怀与怜惜。 看下面的两段文字： “年龄在这个神工打就的身体上，增加上了些表示‘力’更像男子的东西，应长毛的地方长了茂盛的毛，应长肉的地方添上了结实的肉，一颗心，则同样因为年龄所补充的，更其能顽固的预备承受爱与给予爱了。”（《龙珠》） “这女孩子身体既发育得很完全，在本身上因年龄自然而来的‘奇事’，到月就来，也使她多了些思索，多了些梦。”（《边城》） 沈从文小说中的语言一向是实实在在能明明白白的表达内容的，可是到了要表述身体变化的时候竟用起了模糊的语句。当然这些看似模糊的语句也并不影响表情达意，人人都知道“应长毛”、“应长肉”的地方是哪些部位，“到月就来奇事”也没有人不明白指的是什么。可是沈从文先生就是不直白地写出来。这并不是由于现代文坛有着对生理方面描写隐讳的潜规则，看郁达夫的《沉沦》，“ 那一双雪样的乳峰！ 那一双肥白的大腿！ 这全身的曲线！”……可以说对于生理描写的隐讳，沈从文是不得不写中的最婉转者，自如地游走于似是而非的身体描写，让读者没有半点尴尬。他的小说中读者没机会看到乳房、白皙之类让人想入非非的词语，相反领略到的是难得一见的对人性包括对肉身的赞美之情。 沈从文对身体描写语言的处理可以说是他对优美健康的人生形式的尊重和热爱在艺术形式上的体现。隐讳不是他要达到的理想状态，只是他达到理想状态的一个手段。沈从文在对身体的描写上要达到的是美感——自然、健康、优美。 （二）、比对生理的隐讳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沈从文对于性描写过程中的隐讳。直接的性描写在他的小说中从未出现过，对于性描写的 “讳莫如深”沈从文是通过一种诗意的语言来实现的。 “经过龙朱的指点，结果是多数把女子引回家，成了管家妇，或者领导到山峒中，互相把心愿了结。”（《龙朱》） “她要他当真对天赌咒，赌过了咒，一切好像有了保障，她就一切尽了他。到丈夫返身时。手被毛毛虫螫伤，肿了一大片，走到萧萧身边。萧萧捏紧这一只小手，且用口去呵它，想到刚才的糊涂，才仿佛明白自己做了一点不大好的糊涂事。”（《萧萧》） 不难看出，沈从文对于性行为的隐讳语言比对身体的隐讳还模糊，在他的小说中性甚至到了几乎隐藏的地步。但他的小说从不回避性这个问题，相反沈从文认为“一个伟大的作品，总是表达人性最真切的欲望”，只是他用了一种更加唯美的语言表达方式，唯美地表现性和性行为。 在《雨后》这样一篇以爱情和孤独为主题的小说中，民歌也被用来隐喻性，但就是看不到半个关于性或性行为的词。看看沈从文笔下的性行为是如何完成的。“头上是蓝分分海样的天，压下来，然而有席棚挡驾，不怕被天压死。女人说，四狗，你把我压死了吧！也象有这样存心，到后来同天一样，作被盖的东西总不是压得人死的。”而作家写上面的几句模糊的话的用意不仅是在说两个年轻人的行为本身，而是想探寻某种人生的失落，爱的失落。“四狗得了些什么？不能说明。他得了她所给他的快活。然而快活是用升可以量还是用秤可以称的东西呢？他又不知道了。她也得了些，她得的更不是通常四狗解释的快乐两字。四狗给她一些气力，一些强硬，一些温柔，她用这些东西把自己陶醉，醉到不知人事。一个年青女人，得到男子的好处，不是言语或文字可以解说的，所以她不作声。仰天望，望得是四狗的大鼻子同一口白牙齿。然而这是放肆过后的事了。”不为性而写性，通过性来揭示人性，探索人生的更深层的东西，思索人性的快乐也好，失落也好，这些主题本身都远远超越了性爱本身。沈从文小说对性的隐讳表达也正源于不是为性而性的主题，作家要表达的重点不是性过程，也不是性细节，是性之外的有关于人生人性的东西，性只是打开读者思路的一个窗口，与当代为性而性的写性方式有质的区别。 沈从文小说中对性的诗意的唯美的写法体现了他对自己小说中人物的爱和尊重，也就是对人性本身的爱和尊重。一个作者用什么样的语言描述自己的主人公，也就是表明了一种自己对作品中人物的态度。只有当作者爱他自己创造出来的人物时，才有望引导读者爱上这些人物。当一些当代作家开始用大胆直白的方式来肆无忌惮的描写性时，用污秽不堪的语言，难免会让自己的主人公显得粗俗，甚至让读者感到受辱。 沈从文小说语言中对身体描写和性爱行为的隐讳艺术，十分值得当代文坛反思。中国当代文坛自从出了一些较为直白的性描写大部头作品（如《废都》）以来，性描写的狂热之风就覆盖了整个文坛。如果说身体和性都是讨论人生中不得不说的重要话题，而对这些事避而不谈是不合人性的小说艺术，但是过度的不具美感香艳刺激的描写性不再是尊重人性的艺术，而是对人性的扭曲和辱骂。像阿诺德说的那样，“凡是文化教我们所确立的几乎所有完美品格，都遭遇到了强劲的反对和公然的蔑视”。而有审美价值的文学应该像阿诺德所说那样“不以粗鄙的人之品味为法则，任其顺遂自己的喜好去装束打扮，而是坚持不懈地培养关于美观、优雅和得体的意识，使人们越来越接近这一理想，而且使粗鄙的人们也乐于接受”。 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低俗性描写狂热主义者的作品明显是道德的反判，对美的藐视，达到的结果就是让自己的作品毫无美感可言。 风靡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捷克作家昆德拉用性的描写影射对政治的批判，并让性成为“探讨人的本质的一个入口”，同时让性避免了低俗和小气。 相比之下中国的一些当代作家的拙劣之处则是为了性而性。表现出当代作家的无能本性——对人生命运等问题深刻揭示的无能，对用美的形式美的主题打动读者的无能。 沈从文以一种妙不可言的方式解决了这个相互抵触的问题，给性爱身体写而不秽找到了一条诗意的出路，可惜的是我们的当代文人为了吸引大众眼球，为了掩饰自己文章的肤浅和无生命力，选择了将人性以一种扭曲的形式表达，把文章推向了粗俗的境地，还自以为是人性化的艺术。这种误解是世纪之交的文坛的大劫难，性狂热不能让一部作品成为经久不衰的名著，也始终无法掩盖思想性的缺失和人文关怀的匮乏。 而在对性爱身体的处理中我们看到，沈从文先生实现了一种对健康优美和符合人性的美的追求。这种隐讳和诗意的语言在不影响小说思想性的同时也成就了先生高贵的文品，这也是当代一些作家可汗颜之处。 沈从文在后来曾经表白：“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这句话可以看做沈从文先生对自己文学矢志不渝的艺术美学追求以及他对人性的关照和崇尚的写照。沈从文的小说质朴的语言是他对自然质朴人性的向往和尊重的体现。他小说中平实而不乏诗意的语言以及含蓄而唯美的语言形式，又成就了沈从文的健康、高雅、优美的艺术追求。可以说沈从文小说的语言风格无处不在的实践着他的艺术美学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