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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llyYin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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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到的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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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美术过去之灿烂 傅抱石 近时外国人对于中华民族性的批评,总是离不了说中国是"自尊"、"自大"的民族。殊不知中国人的"自尊"和"自大",是有原因的,是有道理的。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还必须保守着这种"自尊"、"自大"的好国民性。今日的中国,尤其有急切的需要和重大的意义。 单论美术这一项,其发达之古,创造之精,莫说东方,就是世界上也难寻其匹。日本还在请中国人办外交主政事的时候,我们已把西域的美术精华吃下肚子。吐出以后的唐宋光辉之花。埃及是最古不过的了,然而把那粗笨的刻画,和我们三代的玉器铜器比上一比,若根据他的遗物,他就发展到与三代同一时期也办不到的。"铜器时代",哪一民族拿得出如此雄壮伟大神妙不可言状的宝贝?虽一二遗留,它的价值,除供考古学者的摩娑研究,物器本身,已没有什么,然中华民族在世界美术史上有了最伟大最先进的创造是无疑的。虽然有许多学者,硬说我们古代那批宝贝,某种是间接学自波斯的,某种又是直接从印度偷来的,总而言之,说我们中国人是没有多大用的东西,然而这无非是因为我们的宝贝太高贵,把他们吓得没有什么可说。眼见中国如何贫弱,所以他们还要这样说:"中国何德何能?龟甲铜器,《春秋》三传,完全是伪造,你汉人尚能做什么呢" 虽然,他们尽管侮辱,若是有人送他们一个同治年的瓷器,或是乾隆年的雕漆,保证他脑筋中起不可思议的作用,佩服得五体投地。难道这又是从英吉利法兰西偷来的么? 展开东方艺术系统图来看一看,所谓"古代系"、"希腊系"、"印度系"、"中国系"的四大系中,实际上只中国与印度的二大系。假使中华民族不负起吸收、融化和创造的责任,到现在朝鲜有美术么?日本有美术么?"印度系"又走得几步路呢?关于这些理论,姑且不论。总之我们就是说:中华民族曾经包办东亚的美术,是东亚美术名正言顺的不祧之祖,也不为过。 我中华民族特别的长处,是不但能够闻一知十,而且是只要和别的民族文化见见面,就会造出比人家更好的文化。一般美术史学者,他们把中国自三国至五代(约西纪二○○--一○○○年)的一个时期,定为"佛教艺术时代"(德人Hirth氏)或是"古典时代"(英人Bushell氏)或是"西域艺术攫取时代"(日人伊东忠太氏),述说当时以后的美术,完全没有独自的发展,而决定中国的中世美术史。我可以举一个极简单的例,来证明这种述说的不确。诚然,中国的美术,受了不少印度的影响。但是要明白,这些影响,到了六朝初期,早被中华民族聪明的脑袋将它化得干净。譬如说,张墨顾恺之的《维摩变相图》,陆探微载安道的《无量寿佛》则学印度的么?印度有没有?云岗龙门巩县等佛窟两足交叉的弥勒像,又是学印度的么?印度的弥勒像,是否两双脚交叉还是并垂呢?像这种例,举不胜举,一二学者,觉得中国人太不可方物,于是拼命从佛教经典内,拖出中国佛教艺术的前身来。似乎带哭带骂地说:"中国真聪明!印度没有的东西也会造!你看呵!菩萨头背后那道圆光,印度又那里有呢?"我们并不否认人家如此地讥评,这正是我们所欣慰的事。美术是什么?佛教美术又是什么?朝鲜日本的古美术,都是中国美术的儿孙,然不能说朝鲜日本便没有它自己的美术。这一切,都是中华民族在美术上特殊的伟大的表现!是世界美术史上最光荣灿烂的一页! 只是创造,创造得不高明是不行的;只是吸收,吞进去受不住也是不行的。中华民族,有无量成绩做本身最高度文化的证明。纪元前一千年的工世,能作出就是现在五千年后也还是奉为标准的"形式"和"纹样"。葡萄花纹,就说是外国货,然"云纹"、"雷纹"、"蟠纹"、"饕餮纹"总是本号自造!并且形体周备,意匠完美,会在砖瓦头上刻字描画!会将一双雀子,站在乌龟背脊上做灯盏!檐会飞!柱会雕!凡是与生活有关系的器物,哪一样不施以美的设计?秦始皇为防胡人而筑的万里长城,其雄伟盖世的气慨,又谁不咋舌吃惊? 绘画较工艺发达稍迟一点。古书上,舜皇帝的妹子,以及"苍颉作书,史皇作画"等等传说,姑不信它。在今日可得见的古代绘画作品,汉朝的已有很多了。孝堂山武梁祠的石刻画,固然不是二十世纪图案最发达的欧洲画家可以"便化"得出来,就是一块汉画像砖上的人物,也够使现代东西方的人物画家惊异。藏在英国大英博物馆橱内的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那画上的人物,态度优美而庄重,线条遒劲,布置闲雅,第四世纪的东西,我们不知道那时候欧洲的人物画如何?再说唐代的阎立本,它的驰名世界的《历代帝王像》,听说尚有十三张在福建林氏家中(一说梁鸿志君所)。这稀世的宝物,它的唐代初期绘画的黄金时代,充分表示无遗。日本帝室御物有一张《圣德太子像》,中间画圣德太子,左右画山背大兄王和殖栗王。这张画,他们的确经过许多人研究,据旧法隆隆寺《寺传》上说,是百济国阿佐太子到日本画的。许多人不以为然,说《圣德太子像》的服制全是"本邦的古仪"!但是除此以外,可没有第二张和这画逼肖的作品。是天上掉下来的么?实事求是的先生们,不得不怀疑了,不得不恭维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像》了。因为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像》,也是中间画皇帝,两边画侍臣侍女的。于是《圣德太子像》的本源(布置或笔法),便牵在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像》上。 经晚唐五代而至宋徽宗的花鸟,即今日还原色印在日本寻常小学生的画帖上。不过不说是中国的,但说"距现在有八百多年一个叫做宗的皇帝"而已。绘画到了徽宗时期,无论花鸟,山水,一切部门,都有杰出的大家,彪炳史乘!南渡后,刚刚一百二十年,霹雳一声,蒙古人打定了天下,可怜当时那班画家们,忍着精神上的痛夺,拼命向笔墨间抒其抑郁之孤愤幽绪!黄公望,他叫出"寄乐于画"的口号,以刺激那些利欲熏心的分子。倪云林也曾说过"余之画,不过草草,聊写胸中之逸气耳"!这种艺人的本色,也是当代社会的反面。我们看倪云林的山水,存着一种什么样的境界!元四大家中,王蒙为了母舅的关系,做过一下泰安知州,在画史上,虽然他的挥洒高妙,有时也逃不了峻刻批评。至明代则文沈唐仇是适合当时代的产物,谨严之中,复邃幽趣。至于清初的八大山人与苦瓜和尚,他们的行径和笔墨,又岂独在一山一水一花一鸟之间?尤其石涛的诗,"梅花"、"遗民"可说是常常应用。我们在三百年之后,应不应该向这些民族艺人表示诚恳的敬意? 雕刻的遗迹,随便说吧,如云岗巩县天龙山等多数的佛窟,真不知接受了几何人的瞻仰和崇拜。东方固是第一大艺术,西方也未见得有出其右者。我们要知道,这成千成万的石佛,都是先民一刀一刀,一尊一尊,累月经年所造成,若说是没有伟大力量的民族办得到,那现在也不让云岗独霸一部东方雕刻史了。 这无量数的遗宝,都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寄托。唯有这些遗宝,中华民族在世界美术上始值得自豪,值得人家不远万里费长久时间,来研究我们一张纸或是一块石头。 然则中国美术在世界上的地位如何呢?这可分做两方面说:一方面,以异民族的关系,突然接触"形式"、"色彩"与自己绝对不同的美术品,自然产生一种奇异。或者本来存有某种用意(如对于工艺品),因之有些人,拼命地研究。这些人,是把中国美术推崇得真比天还要高不可攀。一方面,就美术品的评价上,中国美术品,大至开山打洞,小至一把扇子、一个酒杯,都具有不可形容的独特境界。这种境界,是中华民族的境界,是东方的境界,也即是世界两种境界之一的境界。因此,与欧洲美术,显然划清了路线,而此辔齐奔。 他们的绘画,是"色彩"和"面"的结合;中国的绘画是"线条"和"点"的交响乐。过惯了都市文明的他们,现在也需要枯淡清冲的刺激,在绘画上,已有相当的证明。不过以欣赏的趣味或能力如何,所以有的欢喜唐宋的谨严,有的欢喜元人的淡逸。 他们的雕刻,是不穿衣服的多;中国的雕刻,则多穿衣服。人体的曲线固属美妙,而衣服飘举,隐约如见,又何尝不美?他们的材料,多用金属,用石头;中国的材料,多用木,用泥,用麻,用漆,这是种种环境造成的分歧当不因此显其轩轾。 中国的美术,无论建筑、雕刻、绘画、工艺,创作上固各有伟大的贡献,理论上更是发世界所未发。东晋有顾恺之的《论画》,南齐的谢赫的《六法论》。当第四五世纪,即有如此完善的绘画理论,可说是惊人的成功。如顾恺之说的:"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台榭一完器耳,难成而易好,不待迁想妙得也。"王微说:"目有所极,故所见不周;于是乎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以判躯之状,画寸眸之明"是何等的透彻合理呵!本来美术不像科学,不一定读熟了理论才去制作,也不一定有理论便有作品。但是世界美术史家们,常常贬人而誉已。我以为这些精湛的论著,是值得特笔大书,任他们存着怎样的偏见,也绝不能稍稍摇动。 在另一种情形之下,"中国美术"这个名词,稍稍费解。它的含义,似乎加了一层限制。欧美人所谓"中国美术",至多包括到嘉道以前。那时候,足迹到过中国的还不多,仅仅从一些布教师或商人的手中,得受中国美术的洗礼。日本人就根本不说出"中国美术"四个字。虽然是一本一本图谱或论著,自序文至版权页都是中国的美术品或研究,但总名之曰"东洋",或名为"支那古代美术",置于印度朝鲜之间。我们自己对于这种现象,应该明白西洋人与日本人的中国美术观,在可能内,他们是以不提起为妙的。此中道理,非常简单。 那种中国美术在世界上,不是被人轻视么?当然!在现在民族竞争的时代,谁肯对我们中国人说出半个好字?事实上,我们早知道有若干的"中国通",在贩卖中国的美术,在靠谈谈中国美术吃饭!更说具体一点,中国美术实在好得使一切不愿谈的人而又不得不谈,更不得不把中国美术似通非通地来利用。美国大来公司邮船上所印的旅客单,也装饰了中国六朝的佛像,江西不值钱的樟木箱子,到了支加哥会变成无上的美术品。日本不必论,著是不相当研究过中国美术,想做美术家是很困难的事。近年上田恭辅氏的《支那美术工艺骨董图说》,翻开封面便是"震惊世界的支那工艺美术"十一个大字。这点,也可见中华民族美术在世界的力量和地位了。 中华民族美术的进展,恰像一条弯弯曲曲的线,这条线,随美术的部门而曲折不同,同时随民族意识的强弱而曲折不同。我们要推究它曲折的痕迹,推究何以盛何以衰的原因,做今后民族美术建设的参考。 美术是一面社会的镜子,它的发生,成长,或是灭亡,都有它背后的一切做主人,使它不得不顺着而同一步骤,同一进退。前面说过,中国美术发达最早的是工艺,如玉器、铜器等,在三代已有精致的作品。因为朝廷设了玉府,召了许多琢玉的人从事研究制作,铜器也定有制度,形式大小等等,都有一定的标准。在这统一的机构指导之下,所以呈露当时代工艺极盛的时期。以后秦汉承继三代有组织的宏规,遂蔚成中华民族独立的伟大的美丽轮廓,造型的样式上,也愈见复杂,一一合于生活的需要了。绘画也可以用此种在统一下始得发展的方式来证明它的盛衰。绘画上黄金时代的唐宋,在唐有玄宗的好艺,育成吴道子李思训阎氏兄弟(立德立本)许多凌铄古今的大画家,山水画之勃兴,佛像画之转变,这不都是玄宗的功劳么?宋代更是值得我们崇仰,徽宗皇帝,他不但扩充翰林图画院的机构,并且高等官吏都要考一考绘画,当时的文臣武臣,有几个不能伸纸挥洒的呢?基于这种原因,一直到南宋中期的绘画,人材之多,发达之速,元明清固然不能及,即两晋六朝又哪能相提并论?其次雕刻,隋唐佛教造像之盛,梁武帝的优崇佛寺,是我们不能忘记的。至于最近的清代康雍乾三朝,不是朝廷的奖进,那中国美术史可以划明代为最后的一个阶段。现在我们所资为最丰富最可靠的美术参考资料,大部分是这三朝的成绩。 现在我们足以相信,相信中华民族美术的建设,是在先负起时代的使命,而后始有美术的可言;是在造成统一的倾向,而后始有"广大"、"庄重"、"永远"的收获。我们过去的痕迹,很明白地呈在眼前,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日的中国美术,时代的使命是什么?统一的倾向是怎样?前者可以把近几十年的美术看一看,自然可以发觉我们应该走的大道,后者就是审度目前的缓急,决定这些大道,走哪一条?如何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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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迪思念

作为五代董源唯一有名款的作品,《溪岸图》是徐悲鸿1938年在桂林阳朔购得,同年初秋张大千到桂林,硬是“挟吾董源巨帧”而去,1968年张大千以《溪岸图》与王己千交换,1997年5 月再由唐骝千(Oscar )家族购藏捐献给大都会博物馆。同年八月,《纽约客》杂志发表署名文章,引述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教授、著名中国美术史家高居翰(James Cahill)的看法,认为《溪岸图》是张大千的伪作,激起轩然大波。研讨会上,高居翰作了《对〈溪岸图〉十四点质疑》的发言,再次力主《溪岸图》是张大千的伪作。中国学者则进行反驳,认为至少是宋人之作。按常理,这种专业性极强的研讨会,感兴趣的人并不多,但不仅有近千人出席旁听,且在高氏讲完后,在场的美国人长时间鼓掌。中国专家陈述观点时,美国人却“听不懂”了。后学如我,对鉴定素无必得,更无缘亲睹《溪岸图》真面目,对此事本不敢置喙。但看了有关的报道,却觉如鲠在喉,必欲一吐。且不言西方“科学”的鉴定方法在鉴定中国书画时未必胜过中国传统的“望气”、“目鉴”法,单研讨会中出现的一些现象,已显出西方强势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欺凌之态。对此,连美国美术史家Croig Cluns也指出,这场研讨会, “甚至可以解读为隐含着令人不愉快的、带有种族色彩的西方学者挑战中国学者。”由此,我也联想到美术史研究与美术批评领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 在美术史与美术批评领域,近百年来我们大量地引进了西方美术理论体系。在当代中国美术史研究与美术批评中,确实很大程度地存在着空疏玄虚之风,尤其在美术批评中,周易八卦、河图洛书、老庄思想、魏晋玄学,似高头大章,精彩绝伦,实隔靴搔痒,虚空缥缈,读者云里雾里,不知所云,作者自身也莫明真谛,徒弄玄虚。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美术理论的引进,对于中国美术史研究与美术批评的发展,无疑起到了重要的矫正作用,这种引进自然是多多益善。但随着西方美术理论的大量引进,我们是否该冷静地反思建立在西方美术演变基础上的西方美术理论,能否原封不动地搬到中国来,简单地去套中国美术。以中国画而言,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演变,中国画形成了自身完整的审美体系、价值标准、欣赏方式,六法精论、逸神妙能、传神写照、意境格调也好,计白当黑、五笔七墨、布局如弈、三远七观也好,都与西方绘画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画的写生不同于西画的对景写生,中国画的远近法不同于西画的焦点透视,更不是今人假设出来的“散点透视”,简单地把自身尚未真正理解、消化的西方绘画理论,不切实际地移用到中国画的评价上,无异是胶柱鼓瑟、缘木求鱼之举。 西方经济、军事的相对强大,并不是意味着文化的必然精深,但在强势文化的猛烈冲击下,许多人无所适从。他们一方面对中国文化精神不作深入研究,对中国艺术的深层内涵缺乏体悟,没有进入中国文化的堂奥却自以为是,另一方面他们也没有真正搞懂、吃透西方文化,看了几本翻译得半通不通的西方论著,盲目地借用几个自己也莫明所以的外国术语,对中国传统艺术横加指责。于是,强调西方绘画“科学性”,认为“中国画不科学”的有之,高举“笔墨等于零”者有之,刻意求新求怪求野者亦有之。眩人耳目,引入歧途,服己尚难,服人更是妄想。 中西艺术的文化底蕴、审美方式各居一极,二者是各自独立的艺术体系,许多有睿智的、清醒的艺术家已意识到一味从西方寻找“真经”,是无法拯救传统艺术的,中国传统艺术的深厚内涵使得它具有无法想象的生命力和生发力,吸收借鉴他者的经验固然不可或缺,挖掘、发展自身的优良传统更是重中之重。我们的美术史研究与美术批评是否也该好好反省呢?我们不必固守祖宗之法一成不变,也不该把祖宗之法一概地抛在脑后吧。今日的美术史论家们,在准确地、系统地引进西方美术理论的同时,要花更多的精力深入地、全面地钻研中国传统美术理论,使其重现生机,并且运用到当前的美术史研究与美术批评领域上来。如此,这一领域中的诸多弊端方有望改进。 美术批评需要交流和对话 李敬仕(绍兴文理学院美术系副教授、花鸟画家) 人类文化没有一个永恒的模式,也没有一个绝对中心。理论家们在讨论中西美术理论对话时,应该具有中国本土问题意识和特定语境的要求。 美术批评的对象通常是美术作品和美术家,因此,它同美术家的关系应该是相当密切的。在现时代,欲望、金钱这些物质追求经由市场消费逻辑而成为日常生活的主题词时,一些画家在金钱利益的驱动下,为了包装推销自己,对美术评论宠爱有加。而另一些美术家则对美术批评持冷漠甚至蔑视的态度。这其中有美术家本身的原因,如理论素质的低下和学术视野的狭隘,使他们对美术批评毫无兴趣。但也有对美术批评现状感到不满的原因。有位画家对我说:“那些写美术评论文章的人,读了几本理论书,就到处乱套。他们也许有丰富的哲学、美学、艺术史的知识,但并不懂画,他们哪里知道我为什么要用这块颜色,怎能看得出这块颜色好在那里?”这话虽有些偏激,却也不无道理。对于美术理论家来说,需要以宽容的学术胸襟,站在平等的地位上,加强同美术家乃至广大读者的交流和对话。这里我冒昧对美术批评中某些现象谈一些浅陋的看法。 首先是不少文章对视觉形式的特点缺乏具体分析或分析不能令人信服。在艺术家心里,他所见所闻的一切,却被转译成了他所理解、把握的艺术媒介形式,而其它因素都退而成为艺术创造的潜在背景因素。对这种艺术审美创造上的形式的“特殊性”不进行深入分析,就难以切入作品的本体。我们应该意识到,中国绘画史上卓有影响的理论著作,大多出自大画家之手。如中国最早出现的理论专著《论画》和《画品》,作者是顾恺之和谢赫,北宋《林泉高致》的作者是郭熙,明代作《华山图序》的王履,倡导南北宗论的董其昌,清代作《苦瓜和尚画语录》的石涛,都是赫赫有名的画家。这些著作不仅被历代画家们奉为经典,就是在中国美学史上也焕发着耀眼的光芒。对各种视觉形式的感悟和理解,殊非易事。俗话说:“隔行如隔山”,即使是专业画家,对他所从事本专业以外的美术作品也难以作完全的解读。一个中国画家看油画,大多也只能停留在欣赏层面上,很难在形式层面上作出令油画家心悦诚服的深刻分析。美术批评家批评的范围涉及国、油、版、雕、年、连环、宣传、壁、民间美术、艺术设计甚至建筑、书法等等,我们不能苛求理论家对美术各门类的样式都进行实践,但评论家必须花大力气对其形式语言的特点进行研究,这样才能真正取得发言权。如果评不到点子上,对美术家来说无异是隔靴搔庠,无济于事。美术评论中常有这样的现象,评论家写文章大加赞扬的作品,画家却认为并不见得是好画。有些推介文章,对作品本身的分析文字不多,却东拉西扯地写了不少有关文学史、美术史甚至哲学方面的知识,生硬地和他所要评论的对象联系起来,给人一种评不出什么也硬要说些什么的印象。还有对美术现象的一些评说,也难以使人认同。如有文章说:齐(白石)体的后人,“以吴作人为代表”;并把水墨人物画分为徐(悲鸿)和蒋(兆和)两派,说在明暗造型的手段上,徐氏以染为主,蒋氏以皴为主,把方增先归为徐派,把刘文西等一大批画家归为蒋氏门徒。这种说法未免武断。因为在中国画家眼中,蒋氏的人物画有以毛笔代替木碳笔画素描之嫌,作为中国画中特殊笔法的“皴”,和西洋画中的明暗完全是两回事,且在人物肖像画上运用皴染技法早已有之,怎么成为蒋氏的专利,谁用了皴法,就成了他的门徒呢? 其次是美术批评的话语方式,在80年代中期以后有了很大变化,引进了大量西方文化思想的新名词、新术语和新概念。一些自命精英的前卫理论家依据这一表象,相信中国美术的进程也应实现同一模式的转型,而对本土民族文化和写实画风给予轻蔑的否定,对西方现代性文化不是以一种平等的心态加以观照,不作批判性的理解,而是沉浸在现代迷信之中急于建构现代乌托邦。一些理论家屈从西方话语中心,并以此为荣。他们以单一的线性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把西方文化的价值标准,强加处在不同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之中的具有斑斓色彩的本土美术。按照耗散结构的理论,进化不是按单一轨线进行的。因此人类文化没有一个永恒的模式,也没有一个绝对中心。理论家们在讨论中西美术理论对话时,应该具有中国本土问题意识和特定语境的要求。 美术批评中还有些不如人意的地方。如某些文章故弄玄虚,语言晦涩难懂。文章写给什么人读,应该有一个定位。读有些文章远比读黑格尔著作还难,画家看不懂,一般读者就更不懂了。如果只给自己小圈子里的人读的话,那就没有发表的必要。有的文章中大段深奥莫解的文字,在仔细琢磨之后,原来说的是很平常浅显的道理,学问不深,文章很深,只会令人厌弃。再有是某些评论家有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在那里指手划脚,口气武断专横,以为自己说的都是真理,不能容忍别的声音,这当然令人反感。还有一些心浮气躁的理论家,在和某些画家作互利性的交换,其后果必然导致美术评论的庸俗化和学术人格的沦丧。凡此种种,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再赘言了。 艺术评论家的底牌 谷流(河南美术出版社编辑、艺术史学者) 真正的艺术评论家应具备最起码的历史意识与鉴别批判能力,他们有神圣的使命感和宁静而不为物役的自由灵魂。这可谓真正艺术评论家的底牌。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关于艺术的评论话语都是源自牧羊人内心的亦或附庸的神话。牧羊人不但可以是神明的上帝,也照样可以是艺术评论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没有牧羊人就没有羊,没有羊也就没有牧羊人,没有牧羊人就没有这个世界和关于这个世界的历史,也就更没有必要再有牧羊人和羊所必需的食物和水。既然有了牧羊人,就必须有应该属于他的羊、他的食物和他的水。为了能顺利地找到并得到食物和水,艺术评论家便毫无必要再顾及颜面而不好意思以一种有时连艺术家都拍手叫好的相当体面的圈层话语,如帝国主义般地肆意强奸和占有艺术品创造的原初意义,并美其名曰指点创作和引导时尚,直到把好端端的艺术家糟蹋到不会画画才肯去折腾点儿别的。惟惜乎斯世艺术家众矣,却教那牧羊人太也不好意思停业盘点。是为天职艺术评论家之一副活形也。 艺术品是真正艺术家真正天才的创造,是原初的价值性话语文本,但又有优劣之别,诚如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在《艺术和自我超越》所说:“斯德哥尔摩国家美术馆里令人惊叹的伦勃朗作品——仅仅为这些作品,我们就值得来这儿——和同一美术馆的一幅华托的珍品体现了不同的价值”。然而,在任何时代里,像华托那样的艺术家,甚至尚根本无法与华托相提并论的绘画从业者,实实在在地多如牛毛,并缘此无限地孕育着所谓的艺术评论家的温床。 当今有这样一种时髦的观点:艺术界由艺术家——画廊——艺术评论家——画商共同构成。在市场喧嚣的艺术情境逻辑里,艺术评论家甚至毫无愧色地直接充当着艺术经纪人的角色,从而使匠气之作的价格往往被误认为有价值而存在。制造误导的评论话语似乎罩上了价值的光环而俨然更高于原初话语——真正的艺术品的价值。其实,该情境中真正的艺术品往往匮乏甚至缺席,评论话语往往毫无原创性——毫无历时性价值而仅仅拥有其共时性的实用意义而已。赵汀阳《谁去批评画面》界定了艺术评论的简单标准:描述性的是新闻报道;解释性的是辅助性评论;分析性的才是真正的学术性的艺术评论。信矣!是笃语也。 那么,真正的艺术评论家该由怎样的人来充当?他既不是极权主义者,也不是艺术市场炒作家,更不是那些并无广度和深度专业智识的艺术理论爱好者或自谦曰参与者;而应是那些真正对现时代具有深刻实践和洞察的文艺博学之士——诸如对某一艺术领域有针对性的专门独到研究的艺术史家、作家及相关研究学者。他们应具备最起码的历史意识与鉴别批判能力,他们有神圣的使命感和宁静而不为物役的自由灵魂。这可谓真正艺术评论家的底牌。令人遗憾的是,当今的喧嚣者大多都没有底牌!甚者根本就没有牌!打出来的竟还是“借用”人家的牌!甚矣!斯诚悲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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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工1979

美术作为艺术的最直接表现形式,其不仅给人带来视觉上的享受,而且还是一门深刻的艺术课题。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美术生 毕业 论文的内容,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谈美术作品中的地域 文化 特色

摘 要:不同地域文化特色在艺术领域产生了丰富多彩的审美层次,本文从分析地域文化特色对美术创作的启发着手,重点以三峡民间美术图像、藏族主题美术和新疆主题美术为例,解析了美术作品中地域文化特色的体现。

关键词:美术创作;地域;文化;特色

我国疆域辽阔,多民族文化并存,长期以来,形成了不同地域文化下风格迥异的艺术流派,对于美术创作而言,不同地域文化所衍生的民风民俗、特色建筑以及自然风光,都给美术创作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创作素材。

一、三峡民间美术图像的文化特色

三峡民间图像是涵盖了以巴楚文化在内的长江流域一带的民间文化所形成的地域性民间美术,其总体内容大致可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为注重实用功能的民间艺术,包括了劳动者衣、食、住、行所需的实用性装饰艺术品,如民间扎缝编染、民间建筑等;第二部分为注重观赏功能的民间艺术品,有民间雕塑、民间绘画、民间书法、皮影、刻板印画、捏塑等;第三部分为注重祭祀礼仪的民间艺术品,包含节令用品、年寿用品、祭祖用品、祭神用品等。众多分们别类的三峡民间美术却有着共同之处,那就是诞生于勤劳勇敢的三峡人民之手,也造福了子孙后代,并通过美术作品记载了悠久的巴楚文化。

以三峡民间美术图像“梁平 年画 ”为例,梁平年画起源于十七世纪明末清初,有着三百多年的历史,它的艺术特点不同于绵竹年画的浓艳鲜亮,又异于杨柳青年画的细腻典雅,又别于山东潍坊年画的明快活拨,显得朴素凝重,浓艳深沉,表现出独特的古朴粗、浑厚野俗之美,独显巴渝山民特有的纯朴慈厚气质。梁平年画的内容常以传统题材为主,表现手法极浪漫,用色大胆,对比强烈,整个画面简洁明快,梁平年画的图像元素可为现代设计所用,例如在表现手法上,运用精炼的线条概括出生动的造型;运用鲜明的色彩,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运用夸张A对比,形成浓厚的装饰性和趣味性。在现代设计之中,巧妙地运用这些图像特征及元素以使现代设计更加具有艺术价值。

当然,梁平年画只是三峡民间美术长廊中的微微一角,除此之外,梁平门神、三峡民间竹帘、三峡民间皮影、 刺绣 、挑花、 雕刻 等等,都展现了不同历史时期,三峡地区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宗教信仰和民风民俗,表达了巴楚人民对生活的美好向往。

二、藏族主题美术作品中的乡土文化特征

藏族独特的自然气候和地理环境造就了其独特的乡土文化,相对于汉族而言,藏族的乡土文化更体现在农牧生活中,比如高原、草地、牛羊和青稞麦,而描述这一类乡土文化场景的美术作品有李焕民的《初踏黄金路》,表现了藏族农民喜获丰收的壮观场景,还有周春芽的《剪羊毛》,展现了藏族人民日常劳作的画面。

朴实和本真的藏族儿女也是藏族乡土文化的代表之一,著名画家陈丹青在在《进城》、《牧羊人》、《康巴汉子》等作品中,描绘了一个个藏族男女,但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画中的主人公并没有很具体的身份,不是英雄不是劳模,他们作为画面形象只在于一个简单的理由生命的存在,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他们站着,就是一幅画。

除此之外,藏族乡土文化还表现出对传统和原始生活的探究,美术作品《扎西德勒图》也充分展示了藏历新年的传统民俗风情,这幅壁画展现了人物71位、动物49个、吉祥图案和节日用品100余种,全图中心为吉祥双斗、白色羊头、青苗及各类吉祥物周围为跳锅庄舞的藏族男女。家家团圆,吉祥如意的新年主题在画面上铺开,充分反映了藏族 传统文化 的丰富魅力。

三、新疆美术作品中的民族风情

在新疆这片热土上,生活着质朴的各个民族,他们的衣食住行独具民族特色,比如绚丽多彩的各式地毯,精巧别致的手工艺品,飞奔的马群,四季飘香的瓜果等等。以这些为创作素材的有很多作品,其中不乏油画创作,如阿不都克里木?纳思尔丁的《摇篮曲》、柴新春的《天伦之乐》、白昆亭的《维吾尔妇女》、张怀的《伊犁姑娘》、卓然木?雅森的《赶集》、玉素甫江?拜尔地的《于田人》、毛玉龙的《伊犁人家》等等。其中阿不都克里木?纳思尔丁的油画创作《摇篮曲》,此幅油画创作体现出艺术家善于挖掘生活中非常入画的题材表现,能捕捉容易被人们所忽略的那种美好。作品描绘出了一种少数民族平凡的生活场景,一位柯尔克孜非常年轻的母亲正在摇篮旁边,为孩子吹着舒缓的摇篮曲。通过以美术创作的形式,艺术家让如此寻常的场景就能深深地打动观者的心弦,更从作品中流露出作者对于生活的挚爱。

另外,节日是新疆少数民族文化意味最为浓郁的一种精神状态,像维吾尔族的“肉孜节”,“古尔邦节”,哈萨克族的“诺吾鲁孜节”,回族的“圣纪节”,塔吉克族有“祈脱齐地尔节”,柯尔克孜族有 “诺鲁孜节”,“巴罗提节”,他们的活动丰富多彩,新疆美术艺术家在感受不同民族节日的同时,必然会时将这种节日的气氛融入自己创作中。诸如赵培智的油画创作《盛装》,刘建新的油画创作《欢乐的日子》,就是以此为内容的绘画作品。由此可见,尽管新疆自然环境相比内地艰苦一些,有着恶劣的气候,贫瘠的土地,但人们在这样的环境中更加激发了对生命、生活的渴望,并通过绘画这种方式,来表达对生命的崇敬、对生活的热情,在精神世界寻求另一种寄托。

四、结语

当然,巴楚地区、藏族地区和新疆地区只是我国特色地域的一部分,更是世界范围内地域文化的沧海一粟,每个地区都有气质独特的历史轨迹和挥之不去的文化记忆,而文化是艺术家创作的底蕴,是作品的精神和灵魂,是根脉。古往今来,深厚博大的地域文化生长出了无数鲜活、生动的文学艺术作品,宛若群星璀璨,闪烁在历史文化的天空。

参考文献:

[1]邹璐. 浅谈地域文化影响下的艺术创作研究――乌江流域 民俗文化 与美术创作随感[J]. 美术界,2011,11:81.

[2]王颖. 新疆美术创作中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研究[D].新疆师范大学,2014.

[3]王宏伟. 藏族主题美术创作与当代国家形象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11.

[4]刘利霞. 谈地域文化对高校美术创作的影响[J]. 艺术 教育 ,2009,06:124+113.

论文艺复兴时期美术的意义

摘 要:世界美术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期即是文艺复兴时期,这个时期绘画的表现主题受到了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虽然宗教题材所占的比例较大,但是这种思想推动和成就了一批美术大师,这一时期的美术作品影响了全世界美术的发展。

关键词: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美术

14世纪在意大利兴起的文艺复兴运动,推动着时代向前迈进,随之在15世纪影响了整个欧洲的思想,一场空前的思想复兴解放运动蓬勃发展起来。这场运动是欧洲文学和艺术发展的一次飞跃,也成就了欧洲科学技术发展的黄金时期。并推动了欧洲历史文化的大繁荣时代的到来,历史学家把这个时期称之为为古代希腊、罗马文化在经历了近千年的黑暗与衰落之后的再生时代。

一、文艺复兴时期美术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进步

中世纪时期欧洲人们思想愚昧,社会文化落后,社会等级非常森严,会就趁虚而入,基督盖地的深入到了人民中来,宗教开始影响人民的生活和画家的表现题材。当然,这个时期的画家选择绘画自然题材作品不单是表达自己对自然的热爱,更多的是通过自然题材的形象来象征传达自己内心的宗教信仰。以形象的自然刻画来表达内心精神的真实,这种绘画特点在这个时期普遍存在。

“文艺复兴”运动出现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的萌芽的出现,文艺复兴给人们一次思想大解放,推动了历史前进的步伐,同时,也促进了科学技术的飞跃和文化艺术的繁荣。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生产关系发生变化,资产阶级需要建立新型社会模式,宗教控制模式已经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需要崇尚自然和科学,更加注重体现人自身的价值。随之,美术也要冲破封建宗教意识,开始注重“人性”和对人自身的表达,开始真实地表达真实的自然世界。

终于冲破“神性”和宗教的束缚,表达“人性”的美好。达?芬奇的著名美术作品《蒙娜丽莎》就是那个时代典型女性的作品,画面是以风景为背景,女性形象蒙娜丽莎呈现出无尽的优雅气质,脸庞上稍有微笑,却又有着若有有无的悲伤。达?芬奇刻画了一个内心情绪复杂、面庞带有微笑却又夹杂忧伤的少妇形象。这已经不再是宗教题材的人物形象了,不再是神的传播者了,而是崇尚人自身美感和内心情感表达,所以,这段时期的美术作品都富有鲜活的生命力,饱含着艺术家的灵感,同时也是美术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为近代美术的产生和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文艺复兴时期美术在思想和形式上的解放

在中世纪时期,人被压榨的无所作为、消极和自卑,人的价值根本就是微不足道。而文艺复兴时期提倡的人文主义思想, 大力提倡人性要得到解放,人需要自由,需要关注人自身的价值和创造力,打破“神性”的束缚,实现“人性”的解放和追求;关注人的现世生活,重视对人的个性的关怀,强调维护人性尊严,主张自由平等和自我价值体现。反对中世纪的宗教神学主义和禁欲主义,强调追求物质幸福及肉欲上的满足。因此,这一时期的人们转而关注自身及个性,对生活的追求也变得世俗化。人文主义思想也给艺术家带来了重大的影响,指引他们在思想上进行了一次深刻的变革。

他们不再受到宗教的管制和束缚,不再有打压,变得大胆起来,敢于在绘画作品中勇敢表达自己的观点,表达“人性”,表达自己对人的自由的追求,对人自身的关注。如威尼斯画派著名画家提香的名作《乌尔宾诺的维纳斯》,它是一幅女性的裸体画,其中的女性形象不再是像之前中世纪时期的作品一样,不再是神圣得高高在上的样子,而是像普通世俗生活中的少妇。提香不仅将画中人物表现成清醒的模样, 而且眼神中充满了企盼的神情。提香的这幅作品是对禁欲主义权威的挑战,体现了人类肉体的生命力,同时还表达了肉体的诱惑,而这些都体现出了作者受到人文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

三、文艺复兴时期美术在画材和技法上的突破

技术创新,是文艺复兴时期一个重要方面。其中,在美术上最为显著的技术创新之一就是15世纪尼德兰画家扬?凡?艾克对于油画技法的革新。中世纪时期的画家在绘制油画作品时,一般采用蛋彩颜料。由于这种颜料会在几分钟内干掉,画家在作画时就会受到很大的局限。他们必须在画板上一小块一小块地迅速作画,而这不利于画面长时间的精细刻画。直到15世纪初用油作为媒介剂调色的技术才引起艺术家们的普遍重视。当时的调色油多以蓖麻仁油做媒介, 但这种油干燥时间过长,延长了绘画的制作周期。

扬?凡?艾克首先在曝晒浓缩后的蓖麻仁油中掺入一定成份的具有挥发性的植物油,这样配置的调色油干燥时间大大缩短,这样画家在作画时限上不再受很大的局限,有利于长时间的精细作画。颜料的透明性赋予了他的绘画珠宝般的质地,它们似乎能从内部发出光亮。例如他的名作《根特祭坛画》,每一个细节都以自然写实的手法栩栩如生地描绘出来,这种表现手法是以油彩的发展为前提的。尼德兰的油画技术传入了意大利, 并在意大利发扬光大,意大利的威尼斯画派在油画的依托材料上又进行了革新。

综上所述,文艺复兴时期的美术在整个美术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它是美术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为近代美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

参考文献:

[1]朱龙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起源与模式》人民出版社 2004年出版

[2]赵振宇:《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美术作品浅谈》 文教资料 2006年出版

[3]杨贤宗:《文艺复兴观念的起源与发展》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 2007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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