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文学思想毕业论文

启超是活跃在中国政坛、学界三十余年的一代风云人物,被称为“新思想界之陈涉”。晚年他摒弃政务,专心向学,著作等身,建树颇丰,成为新旧交替时期学界泰斗和文化重镇。梁启超学术活动丰富多彩,经世致用,其治学方法最重科学精神,开启了中国学术史研究之新路。对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梁启超堪当少数几位奠基者之一,又是难得的思想启蒙者,导航人。梁启超的墨学研究依时间先後可分为两大段落，一是1904年在《新民丛报》上的〈子墨子学说〉与〈墨子之论理学〉；一是1920年代的《墨经校释》、《墨子学案》和《先秦政治思想史》中的墨子部分等。这两个阶段相隔近二十年，两者对墨学的看法有无不同？如果有的话，其基本差异为何？又受何种因素影响？本文企图对梁启超墨学的内涵与演变作一描写，来回答这些问题，再据以分析与评估他的思想。作者认为梁启超的论墨之作一方面出於他对先秦学术思想的兴趣，另一方面则反映出时代思潮的影响。在《新民丛报》时期，其墨学研究的主旨是为现代中国国民与国家的建构，提供一个既植根於传统又符合西方学说的理论基础。至1920年代他的墨学不再具有那麼强的民族主义的色彩，而倾向於说明未来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在文化上应有的特质，及其传统根源。任公的墨学研究反映三个一以贯之的思想特点，第一，他强调群己并重，而个人在此关系中有根本的价值；第二，他主张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调和；第三，他肯定宗教的价值。上述的特点显示：梁启超的思想虽然变化多端，也并非毫无缺陷，但却是前後一致地，奠基於一些宗教、道德、政治与知识论的原则之上；他的这些原则，从今天我们所普遍接受的观点来看是相当合理的。因此我们不宜将他一生在学术上与思想上努力的成果视为肤湣Ⅰg杂而不够深刻，在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上，他算得上一个既博学又敏锐的思想家。一、破天荒第一次将西方进化论学说引入中国学术思想界，将数千年学术思想划分为胚胎时代、全盛时代、儒学统一时代……等七个时期，宏观地论述不同时期的内涵、特征和推演变化之因果关系。二，视野开阔，有全新的视角，如，着意探讨学术思想演进与政治条件、社会风尚的关系；运用比较研究方法，评析不同学派、不同文化系统的优劣利弊；注重地理条件对学术思想形成的影响。三、强调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性，预言20世纪将是中西“两文明结婚”之时代，提出大力吸收西方进步思想、创造更加灿烂的中华新文化的发展方向。二、以崭新的近代进化史观为指导在我国传统史学领域中，长期以来存在着退化的历史观和循环的历史观。有的思想家、史学家，如战国时期的韩非、清初的王夫之以及公羊学家，他们能以进化观点看待历史，但在总体上尚处于朴素、粗疏的阶段，远未形成有体系的以理性分析为基础的学说。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出于改造社会、振兴民族的需要，他们将今文经学派的历史变易观与西方进化论相揉合，既深化了历史变易论，又区别于为西方强权政治服务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从而形成了激励弱小民族进取的带有东方特色的全新的历史进化观，作为他们观察历史、政治、学术思想的工具。《论大势》即以历史进化论为指导，将我国数千年的学术思想划分为胚胎时代、全盛时代、儒学统一时代、老学时代、佛学时代、儒佛混合时代、衰落时代及复兴时代等七个时期，强调指出：“一时代中或含有过去时代之余波与未来时代之萌孽。”每一个时代的学术思想都有其特定的内涵与特征，这些内涵与特征既是上时代基因的果，又对下时代产生影响；它既有其发生的必然性，存在的合理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又都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弊端与局限，新的学术思想必然起而矫之或取而代之。三、研究学术思想史的新视角梁启超研究学术思想史，做到了运用西方史学理论与发扬中国优良的史学传统相结合，因而具有更开阔的视野，有观察问题的新视角。首先，他非常注意探讨学术思想的发展演进与社会变迁、时势政治的密切关系，明确提出：“学术思想与历史上之大势，其关系非常密切。”他从先秦、两汉的历史中深切地体会到：“凡思想之分合，常与政治之分合成比例”，并进而论道：“一统独立之国，务靖内忧，驯扰魁桀不羁之气，故利民之愚；并立争竞之国，务防御外侮，动需奇才异能之徒，故利民之智。”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学术思想，常随政治为转移，这是中国“学界之一缺点”。思想学术完全脱离时势政治是不可能的，梁启超也并不反对学术为政治服务。他在这里主要指的是思想学术作为一门科学，应该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其次，梁氏运用历史比较研究的方法，成功地探讨了我国历史上各个时期学术派别、学术思想的内涵与特征，既充分地论证了每个历史时期的学术思想都有其时代光彩，表明中华民族富有创造力，同时也深刻地揭示其存在的历史局限与弊病。在此仅举两例说明：一者，他将我国上古时代的尊天思想与神权政治和西方国家进行了比较，着重指出：他国之神权，以君主为天帝之化身。君主一言一动，视之为天帝之自言自动；而中国，“天也者，统君民而并治之也。”君“虽专制而有不能尽专制者存”。天需要有行使自己意志的代表。既然中国的君主不是天帝的化身，“于是乎有代表之者，厥惟我民。”《尚书》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矜下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这样，梁氏以敏锐的洞察力，揭开中国古代宗教神权思想之外衣，挖掘出我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最可宝贵的思想精华——民本主义（注：参见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专集》之五○，第30页。）。他虽将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与近代西方资产阶级代议制的立法权、司法权扯在一起，未免牵强附会，但重要的是，它表明了，梁启超为增进国人对西方民主政治的理解和接纳，努力寻觅传统文化与西方民权思想的结合点。而中国古代的民本主义正是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西方民权学说，民主政治的思想土壤。二者，他通过先秦学派与希腊、印度学派的比较，论述了先秦学派的短长，其中对其所短的分析尤为切中肯綮。1.论理思想之缺乏，2.物理学之缺乏，3.无抗论别择之风，4.门户主奴之见太深，5.崇古保守之念太重，6.师法家数之界太严。梁氏在这里所论及的先秦学术思想之所短，实际上也是中国几千年来传统文化的痼疾，是造成中国自秦汉以来学术思想界时而奄奄无复生气的重要因素。运用中西比较的方法，透视先秦学术思想之短长，这在中国历史上也属首创。它表明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已由表及里地从器物层面、制度层面进入到学术思想等文化层面，实际上它已首开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河，其重要的学术价值是不可低估的。再次，梁氏还非常注意探讨学术思想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明确指出：“凡一国思想之发达，恒与其地理之位置，历史之遗传有关系。”他在阐述先秦时期学术思想的发展演变时，首先分析了地理环境对南北两大学派形成、学术差异的影响，他写道：中国有黄河扬子江两大流，其位置性质各殊，故各自有其本来之文明。“北地苦寒硗瘠，谋生不易，其民族销磨精神日力以奔走衣食维持社会，犹恐不给，无余裕以驰骛于玄妙之哲理。他后期撰著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墨子学案》、《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多篇学术专史正是《论大势》的直接发展和深化。《论大势》亦为本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和撰述开辟了路，它是中国学术思想研究走向近代化的拓荒之作和奠基之作。对此耿云志先生评论说：“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学术的重要开拓者之一。”（注：耿云志：《胡适研究论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6页。）如胡适即曾经回忆说：“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现在追想起来，有两点最分明，第一是他的《新民说》，第二是他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给我开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之外，还有学术思想……这是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来整理中国的学术思想，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见解。”并由此萌发了“我后来做中国哲学史的种子。”（注：胡适：《四十自述》，上海亚东图书馆1931年版，第105～107页。）至1919年胡适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成名作《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可见，梁氏的学术论著确对我国近现代学术研究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作为中国近现代学术文化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他是当之无愧的。

梁启超是20实际初年中国思想界和文学史上成绩与影响最为卓著的人物，是中国20世纪初思想启蒙运动的主将和文学界歌名的陶铸者。（1）梁启超是“文界革命”的倡导者。梁启超不仅大力提倡，而且努力实践，开创了堪称“文界革命”样板的“新文体”。新文体是梁启超东渡后接受日本明治维新文化的产物，对于传统古文是一次大解放。（2）梁启超是“诗界革命”的倡导者，“诗界革命”在题材内容上，要求诗歌反映近现代社会现实，为改良派的政治斗争服务。在诗歌的语言形式方面，梁启超提倡通俗化与诗乐合一，势必要求诗歌语言通俗易懂。（3）梁启超是“小说界革命“的倡导者。他在改变小说的社会与文学地位，推动小说理论的发展及小说文体改革，促进新小说、翻译小说的繁荣方面，取得引人注目的成绩。梁启超的小说改良群治的积极实践和以新境入旧风格的革新尝试，对当时的小说界具有巨大的示范效应。随着小说界革命的日益推进，小说创作队伍的不断扩大，小说杂志和发表小说报刊的逐渐增多，小说创作与小说翻译在1902年以后骤然由小道而蔚为大观。（4）梁启超是“戏曲界革命”的倡导者。梁启超从改造国民品格、振奋国民精神的愿望出发，身体力行于戏曲革新，创作了《劫灰梦》、《新罗马》、《侠情记》传奇三种，《班定远平西域》粤剧一种。梁启超推动的戏曲界革命获得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借三尺舞台演绎中外兴亡故事，以曲词宾白抒写新民救国情怀，成为文人一时的时尚，众多的报刊成为发表新剧作品的主要阵地。

读《梁启超传》有感 “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少年中国说》 之所以想了解一些有关梁启超的生平事迹，可以说完全是因为《少年中国说》里的这段话。身为梁启超口中的少年的我们，在如今快速发展的时代洪流中，又该如何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做到真正的中国少年呢？或许通过对《梁启超传》的阅读，了解他的身处的特殊环境，感受他屹立时代前沿的想法，能让我收获不少吧。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他的名字与中国近代史上一系列重要的事件，如公车上书、立宪行动、辛亥革命、护国战争等等紧密相联。他一生多变，受复杂的社会环境和古今中外各种思潮的影响，其政治思想和学术观点都极其复杂，且时常出现前后矛盾的现象，在中国近代史上，他是争议颇多的人物之一。他的兴趣广泛，学识渊博，在文学、史学、哲学、佛学等诸多领域都有较深的造诣。通过他既可以从一些侧面了解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脉络，又可以从一些层面了解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变化的轨迹。 《梁启超传》是李喜所和元青所著，由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学术性传记。一方面对其思想文化建树分析评价；另一方面对他的家庭生活、个人性格、业余爱好、人际关系，以及后人情况等进行介绍。 读书之前，就曾听说读梁启超，如果能读出忧患，便是读懂了他所处的时代，甚至也会读懂他身后即今天的中国和世界。确实如此，梁启超一生，可谓波澜壮阔而事业多艰，这也是跟近代国家之忧患坎坷相合。他的思想，也是在不断地求新求变，其思想正如他自己所言的：“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以明日之我，与今日之我战。”但其思想的一个核心，还是爱国，强国之梦，忧国，忧民之心。 梁启超所生于的时代，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末世，内忧外患，乱象毕现，用作者的话来说，就是“堕入地狱的底层”。然而最可悲的还不在此，而在于当时道德的堕落、思想的颠倒和民智的固陋，堕入地狱的底层而不自知，“哀莫大于心死”！梁氏师从康有为，率先睁开了眼睛，为挽狂澜于既倒，发动戊戌变法，创学会，办报纸，达到了其政治生涯的顶峰。然而，诚如梁氏后来所言，“戊戌维新之可贵，在精神耳”，戊戌变法是次很不彻底的改革，依靠的是绝无寸柄的光绪帝，方行百日，即为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势力所扼杀。如何不叫人感到无奈与惋惜呢？或许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悲哀吧。读《梁启超传》给我新的认识是：一是不能用“维新志士”这样一个简单的标签来概括梁启超复杂的一生，二是不能把康梁混为一谈，梁启超是常求新求变的，其后来之发展，远远走在了康有为的前面。如果说孙中山先生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则梁启超便是民主思想的先行者。他为民主共和冒死冲锋，其功绝不在武人之下。他自己承认“陈胜、吴广”之功，但天下后世的公评，他的勤劳、他的气魄、精神、声威，实在比陈胜、吴广高出万倍。 梁启超处国家危亡之时势，奋而欲变法救国。其维新运动之时，思想为学日本明治维新，实行君主立宪国体。相对于维新运动之前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是一大进步。中学为体者，封建专制之政体也，不变则仅用末节之技术又有何用！变法者，变封建政体为资产阶级立宪政体也，制宪法，立议会，除科举，开新学，变官制，建立近代国家也。梁启超在其《论变法不知本源之害》中对此有详尽论述。他在北京办《中外记闻》，在上海办《时务报》，发表《变法通议》凡六十篇，震动天下，实是近代中国开启民智之先声。但百日维新还是迅速被扼杀了，戊戌六君子死难，康梁避难日本。究其失败，非为变法不对，奈何这些秀才们太天真，变法者，国之大事也，变法派无政权，无兵权，未能唤醒组织民众，只靠一个自身难保之光绪帝，靠几个知识分子呼号奔走，最终是什么也无法成功的。但维新运动毕竟是清王朝黑暗世界里的一丝亮光，即使运动失败，但其思想之传播，已是成功。 梁启超的思想是不断进步的，当他看到清廷预备立宪骗局的破产，看到辛亥革命的胜利，他终于与保皇的康有为分道扬镳而拥护共和。当袁世凯复辟帝制时，他冒死愤然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揭露袁氏复辟阴谋，又与学生蔡锷谋划云南起义，发动护国战争，亲制起义文电。蔡锷起兵后梁启超又冒险只身孤行，奔走万里而秘至广西，策动广西独立，为扭转护国战争局势发挥巨大作用。袁世凯兵败被迫取消帝制。护国战争之胜利，梁启超及其学生蔡锷之功大焉，同为共和护国之英雄！ 晚年的梁启超以潜心学术，培养人才为重，其学术论著浩繁精深，举其要者有《先秦政治思想史》《韩非子显学篇释意》《清代学术思想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文化史稿》《儒家哲学》，《佛陀时代及原始佛教教理研究》等等。我抄这些书目的时候，心窃慕之，如能为梁先生当个跟班的小厮，听听他讲这些课也不枉这一世了，就文史哲学术方面而言，他涉猎区域之广，研究之深近代可能无人可比。他于教育不遗余力，与陈寅格、赵元任，王国维时称清华园四大名教授，同时他还奔走于南开、燕京、东南等著名大学，时称梁任公巡回讲学。他的学生可谓是桃李遍天下，硕学之士不胜枚举。他讲课时脱口而出一句话：教育是什么？ 教育是教人学做人——学做现代人。”此语成为影响一代教育家的金言。 通过对《梁启超传》的阅读，也让我对梁启超有了新的了解。他这一生克己省身，待人宽容、讲求恕道，无论对曾经爱他提携他后来又骂他甚至动手打他的其师康有为，或是朋辈中人，总是宁肯人负我，不肯我负人。他一生思想多变，屡遭人攻击，但这“变”恰恰是他可嘉之处，随万事万物之变化而变化，才不至于陷入康南海后来的顽固不化。而他也有始终不变之衷，即他的“少年中国梦”！激动感慨之余，念如今又有几人仍悉心去了解梁任公，去继承他未完成之遗志，解当今中国之病痛。吾辈应当深思矣。 回到开头所说的今日中国少年之责任，或许梁启超一生的所作所为已给了我们答案，他已用自己的行动去承担起他所处时代的中国少年责任，而我们也该向他学习，用自己的行动去证明一切，向全世界证明今日中国少年的担当。 今日的少年啊，你又在何方

梁启超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著。 1901至1902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欧游归来之后，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研究重点为先秦诸子、清代学术、史学和佛学。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指导范围为“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流史”等。这期间著有《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情圣杜甫》、《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等。他一生著述宏富，有多种作品集行世，以1936年9月11日出版的《饮冰室合集》较称完备。《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000余万字。梁启超在文学理论上引进了西方文化及文学新观念，首倡近代各种文体的革新。文学创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响最大。梁启超的文章风格，世称“新文体”。这种带有“策士文学”风格的“新文体”，成为五四以前最受欢迎、模仿者最多的文体，而且至今仍然值得学习和研究。梁启超写于1905年的《俄罗斯革命之影响》，文章以简短急促的文字开篇，如山石崩裂，似岩浆喷涌:“电灯灭，瓦斯竭，船坞停，铁矿彻，电线斫，铁道掘，军厂焚，报馆歇，匕首现，炸弹裂，君后逃，辇毂塞，警察骚，兵士集，日无光，野盈血，飞电刿目，全球挢舌，于戏，俄罗斯革命！于戏，全地球唯一之专制国遂不免于大革命！”然后，以“革命之原因”、“革命之动机及其方针”、“革命之前途”、“革命之影响”为题分而析之，丝丝入扣。难怪胡适说:“梁先生的文章……使读者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在书法艺术方面，梁启超早年研习欧阳询，后从学于康有为，宗汉魏六朝碑刻。 赋税思想 梁启超是戊戌变法领导人之一，我国19、20世纪之交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著名宣传鼓动家。他主张赋税的征收必须以便民为原则，实行轻税、平税政策，而反对与民争利的“固民所急而税”的传统观点。指出“西人于民生日用必要之物，必豁免其税以便民。中国则乘民之急而重征之，如盐政之类是也。亦有西人良法美意，为便民而起，而中国视为助帑之计，行之而骚扰滋甚者，如今之邮政之类是也。”他提出应仿效英国实行平税政策，便民利民而后求富强。这是一种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财政税收放在其基础之上的观点，对当时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梁启超认为公债也是一种赋税，所不同的是“租税直接以赋之于现在，而公债则间接及赋之于将来”，“不过将吾辈今日应负之义务，而析一部分以遗诸子孙云尔”。但他承认公债对经济建设具有积极意义，“租税尽其力于一时，公债将纤其力于多次”，因此他认为公债虽然增加了后代的负担，但也有利于后代。梁启超在另外一次反帝运动，即反对张勋复辟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一次也意味着他同改良派的彻底决裂。周善培规劝梁启超说：“事情有该自己做的，有该听别人做的。讨袁，革命党该做，我们也应当做；讨张复辟只该听革命党去做，不必我们去做。”而康有为则正站在复辟的一方。梁启超和康有为从此决裂，康有为当着梁启超学生的面痛骂梁启超“梁贼启超”，并且用古文中食父食母的怪兽来称呼梁启超。至于梁启超在中国新闻事业上的地位，早有新闻学者将他同沃尔特·李普曼相比较。才气纵横自然不说，梁对中国文体的改革被认为是他的最伟大贡献之一，或许我们也可以把这称为表达方式的革命？周善培认为梁启超文气太盛反而是一件可惜的事情，写习惯了报纸文章，结果文章只追求打动人，“中国长久睡梦的人心被你一支笔惊醒了”，但是却没有其他精力写出真正大师级别的著作。 王介平在《论改良主义者梁启超》的长文里对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分成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从学康有为到戊戌政变（1890~1898），梁启超并没有异于康有为的理论和主张，但因其善于为文，对于当时中国社会思想界和知识青年产生了极大的启蒙作用。第二阶段从逃亡日本到与革命派论战 （1898~1905），梁启超由斥后保皇转而反对革命。第三阶段从论战失败到辛亥革命 （1906~1911），政治上他更加堕落，并公开抵制资产阶级革命。第四阶段从辛亥革命后回国到第一次大革命后梁启超之死（1912~1929），他逐渐成为地主买办集团的骨干分子，政治思想更趋反动。作者还分析了梁启超思想上的矛盾、错误和多变的原因，认为这“正是帝国主义阶段半殖民地的中国改良主义遭到破产时走投无路的反映，正是代表地主阶级部分力量向资产阶级转化而遭到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革命力量错综复杂的打击之后，无所凭依的彷徨情绪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