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可染毕业论文

作者：徐义生一、论笔中国画绘画语言的主体是笔墨，千余年的实践和目前绝大多数画家所遵循的模式不允许我们对它妄加臆断。所谓笔，实际上是指线这种表现形式在其运用过程中所展示出来的表现程式而言的。在中国画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各家各派不约而同地赋予线以性格特点。对线提出了很高的审美标准，并且反复强调线在表现程式中的地位和能动性。对于墨的解释就更加直观。墨，不仅是一种色彩符号，它的含意也包括这种单色在塑造形象的同时所展示出来的丰富而优雅的表现力，如轻重薄厚及干湿浓淡的相互照应，明暗度的对比推移以及配合工具材料时所出现的韵味。中国画塑造形象、撑持语言体系的主体是线。面对大千世界，它把西画所遵循的光色块面等造型因素弃之不顾，只选用了明快、犀利、多变的线来扑捉、记录、描绘对象的骨架、纹理、形象和风采。同时也有意无意地记录了画家当时当地的心理刺激和感受。一幅成功的作品，它的线，总是紧扣结构的要害部位，删繁守精，使描绘对象在缩小无数倍之后仍然活灵活现，入木三分。线的另一种表现力是讲究力度。力，就是要富有弹性，度，是对力的规范和调控。力度赋予线以性格和风采，成就了线的千变万化。强化了画面的综合效果，使所塑的形象和精警洗炼，或入格传神，或气概十足。即使蒙尘百年，画面上灰暗陈旧，而观之仍然栩栩如生，令人神清气爽，这就是线的力度所造成的视觉效果。中国画的线具有独立于描绘对象之外的审美价值和审美标准，尤其是写意，这种标准与价值就更显而易见。如线的曲折与率直，艰涩与舒展，凝重与活泼，迟钝与飘逸，苍辣与稚嫩，严谨与奔放，简约与繁密，质朴与修饰，犀利与浑厚，刚健与柔顺，雄壮与清秀等等。从视觉效应的情绪因素和审美观念的文化内涵看，这些堆彻起来的词汇下面，掩盖着三种情况：1.这些词汇大都在表述一种与审美有关的视觉效果和心理状态，这种效果与状态又是人生百味的一种浓缩与抽象。它在具备文化含蕴的同时还具备着社会化很强的人性品格。2.线本身的风格个性首先是相比较而互为依存的一种对立统一体。这是掩盖在风格个性之下的一种理性结构。尽管人们在发生常规审美行为的时候，理性思维往往处于一种潜意识状态，但是它却能以强有力的思维依据、强化视觉效应，即风格、个性、力度与气韵所表现出来的震撼力。3.这种理性结构和属于感性范围的风格个性相结合，线便具备了可以和普遍性识识经验容易沟通的可识性。这样，线在画面上施展铺陈的过程中，便直观的促成了艺术语言的社会化。强化了艺术与观众的心理溶渗度。

自传教士来到中国，西方的绘画技术也逐渐传入中国。一些具有高水平西洋画艺的传教士得到中国高层统治者认可，而成为宫廷的御用画家。在供奉宫廷的数名欧洲传教士画家中，以意大利人郎世宁的画艺上佳，影响较大，存世作品也最多，其中就包括了他的数幅油画作品。人郎士宁还有王致诚等为了适应中国皇帝的欣赏口味，在欧洲油画的基础上吸收中国画的技法，形成了独特的画风。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1688—1766）是意大利人，原名朱塞佩·伽斯底里奥内,生于米兰，清康熙帝五十四年（1715）作为天主教耶稣会的修道士来中国传教，随即入宫进入如意馆，成为宫廷画家，曾参加圆明园西洋楼的设计工作，历任康、雍、乾三朝，在中国从事绘画达50多年。由于郎世宁带来了西洋绘画技法，向皇帝和其他宫廷画家展示了欧洲明暗画法的魅力，他先后受到了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的重用。他是一位艺术上的全面手，人物、肖像、走兽、花鸟、山水无所不涉、无所不精，成为雍正帝、乾隆帝时宫廷绘画的代表人物。他的代表作品有《聚瑞图》、《嵩献英芝图》、《百骏图》（见插图）、《弘历及后妃像》、《平定西域战图》等。虽然郎世宁的绘画可谓中西合璧，实际上主要的画法还是西方的，只是根据中国人的审美习惯在光线利用上进行了调整。欧洲的肖像画，比如荷兰的伦勃朗，经常将人物置于侧光环境中，人脸就会半明半暗，但这在当时，中国人是接受不了的，认为是“阴阳脸”，被画脏了脸。郎世宁就借鉴中国人像写真，让人脸尽量接受正面光，避免侧面光，同时在人物的鼻翼两侧、鼻子、脖子下，稍稍加重，这样五官就更清晰、立体。郎世宁对于透视法在中国的引进也起了很大作用。雍正时期的学者、大名鼎鼎的总督年羹尧的哥哥年希尧写过中国最早介绍透视法的著作《视学》，文中就曾提到该书是和朗学士多次交谈、探讨才写成。里面附有很多介绍欧洲透视法的木刻图。在还没有照相机的年代，郎世宁还用他的画笔记录了很多重要人物和重要事件，如乾隆皇帝在承德避暑山庄接见归顺的少数民族头领的场景。从郎世宁一生的业绩来看，他的主要贡献在于大胆探索西画中用的新路，熔中西画法为一炉，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画法、新格体，堪称郎世宁新体画。郎世宁来到中国后仔细研习了中国画的绘画技巧，他画的中国画具有坚实的写实功力，流畅地道的墨线，一丝不苟的层层晕染，外加无法效仿的颜色运用，中西合璧，焕然一新。以其独创的新画体博得了皇帝的赏识和信任。从现存的郎世宁亲笔画迹来看，它既有欧洲油画如实反映现实的艺术概括，又有中国传统绘画之笔墨趣味，确有较高的艺术感染力。 在1724年所绘为雍正祝寿的《禽献英芝图》中，郎世宁充分展示了他的西画功底。此图造型准确、精细，以素描和明暗效果使图中物象具有比较强烈的凹凸立体感。弯曲盘旋的松树枝叶掩映，树皮斑驳，居中挺立的白鹰则极为突出，羽毛的质感很强，呼之欲出。中国画并不仅是将山水动植物当作自然存在之物，而是要赋予所绘对象某种喻意。图中所绘苍松、雄鹰、灵芝、山石、流水，在中国文化中多寓意强健、长寿和吉祥。在色彩上，鹰白、松绿、芝棕红、土坡绛色和藤萝花粉紫，也是不同于中国传统的郎世宁风格的鲜明、绚丽和浓重。 郎世宁以严谨扎实的写实功底、注重明暗效果的绘画特色，以及作品整体上浓厚的欧洲绘画风格和情调，确立了自己在官廷画师中的地位。他将乾隆时期许多重大事件一一入画，以惊人的艺术表达能力，创造了大量具有高度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作品，也使清代宫廷纪实绘画的数量与水平远超前代。这些绘画以精彩的笔墨记录了中华帝国最辉煌的历史，栩栩如生地表现了盛世的恢宏光荣。 据文献记载，郎世宁的画法被称作“线画法”，代表当时宫廷的主流画派。郎世宁来到中国以后，画有大量作品，存世的有近百幅。 虽然郎世宁的绘画并不能代表那时欧洲绘画的最高水平，但是他擅于采纳中国绘画技巧而又保持西方艺术的基本特点，融中国工笔绘法和西洋画三维要领为一体，从而形成了白己独有的风格，创作了新的画风。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汇通。郎世宁所作的油画人物肖像画，在造型上都相当严谨，注重解剖结构和立体感的表达，但是在光线的运用上则与欧洲画法有所区别。欧洲画家喜欢表现人物脸部在特定的光线照射下分明的凹凸感，而传统的中国写真技艺，则要求被画者是处在不受光线变化常态下的相貌。人像必须画平板板的正面，不能画阴影，人们以为像上的阴影“好似脸上的斑点瑕疵”。从清宫的肖像上可以看到，欧洲画家来到中国后，为适应中国观者的欣赏习惯，而在画风上作了微妙调整。 郎世宁新体画中最受乾隆喜爱的则是“御容”肖像画。所谓“御容”肖像画不仅包括皇帝正襟危坐的全身或半身的肖像画，也包括各种行动中的皇帝像。《乾隆大阅图》则是头戴盔、身着铠的武装骑马像。毫无疑问，这是一幅形神毕肖的“御容”肖像画，也是一幅非常成功的新体肖像画。更成功的新体肖像画则是表现乾隆接见少数民族领袖、塞北秋等政治活动的巨帙作品。乾隆御阅后恢复了中断十几年的秋之制，亲率王公大臣、八旗官兵至塞北皇家围场（即今河北围场县），与蒙古八旗会合打猎。郎世宁奉命以大手笔描绘了很有作为的年轻君主，居安思危，习武练兵，在侍卫大臣前后簇拥护卫下，不顾鞍马劳顿，继续转向新围场的轻松游荡的情景。 郎世宁画马最是闻名，卓然一家，颇有杜甫诗咏画马的境界:“须臾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 1728年完成的长卷《百骏图》共绘有100匹骏马，姿势各异，或立、或奔、或跪、或卧，可谓曲尽骏马之态;画面的首尾各有牧者数人，控制着整个马群，体现了一种人与自然界其他生物间的和谐关系。在表现手法上，郎世宁充分展现了欧洲明暗画法的特色，马匹的立体感十分强，用笔细腻，注重于动物皮毛质感的表现。马是中国历代画家描绘的传统题材之一，绘画史上曾经出现过众多的画马高手，而郎世宁画马又别具一格。他在来华前系统地学习绘画，打下较为坚实的写生基础;到中国后又接触到传统的中国绘画，东西方艺术的熏陶，为他开创一种新颖的画风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于是在绘画的技艺方面，郎世宁开创了一种不同于中国传统绘画的新颖画法。他运用中国的毛笔、纸绢和色彩，却能以欧洲的绘画方法注重于表现马匹的解剖结构、体积感和皮毛的质感，使得笔下的马匹形象造型准确、比例恰当、凹凸立体，而不像中国古代画家采用延绵遒劲的线条来勾勒物象轮廓的方法。他是以细密的短线，按照素描的画法，来描绘马匹的外形、皮毛的皱褶和皮毛下凸起的血管、筋健。或者利用色泽的深浅，来表现马匹的凹凸肌肉，与传统中国绘画中的马匹形象迥然有别。 郎世宁在清廷画院的另一贡献则是他将自己摸索成功的新体画传授给天主教西方传教士画家王臻诚、艾启蒙等；同时，又将西方的油画技巧、透视方法，甚至连制造油画颜料的技术，也毫无保留地教给画院画家和满族画工。郎世宁的徒弟先后共有十几人，在乾隆画院内形成了实力雄厚并得到皇帝信任的郎世宁新体画集团。焦点透视画是产生于欧洲的一个画种，它运用几何学、物理学、光学等，为的是在平面的画幅上更真实地表现出自然界立体状貌。这种与中国传统技法迥异的绘画方法也随欧洲传教士进入了清朝内廷，郎世宁对于这一绘画方法的传播起了极为主要的作用。雍正年间学者年希尧在郎世宁的帮助下，出版了首次在中国介绍西画焦点透视法的专著《视学》，序言中特别说明曾受益于翰林院画院的“郎学士”。铜版画是欧洲版画的一个品种，距今已经有近六百年的历史，因其所用的底版以金属材料铜为主，故称之为铜版画。铜版画的制作要求精致细腻，故耗费人力物力较多，在欧洲也被视为名贵艺术品。铜版画在康熙年间传入中国。而乾隆时由郎世宁为主创作的《平定准部回部.钱图》则是铜版画的佳作。此后，清宫廷仿照《平定准部回部战图》又绘制了一系列表现征战场面的铜版画。这些画幅是根据郎世宁等人所传授的铜版画技法而制作的，可以视为中国最早的铜版画作品。清代第一套战图《平定准部回部战图》，共十六幅，是郎世宁奉命与西洋传教士画家王臻诚、艾启蒙、安得意等起稿共同完成的。它描绘了清兵平定西北战事的主要战线及其始末，是一套有关战史的组画。根据郎世宁的建议将图稿分批寄往法国巴黎，聘请著名雕刻家李巴刻成铜版画，压印200份，寄回内廷。这套铜版组画具有极其浓厚的西洋风味，成为中外博物馆的珍藏品。1724年，郎世宁还曾参加过圆明园、长春园西洋风格建筑物的设计与施工，为装饰殿堂楼阁绘制了大量图画，有西洋油画，也有在平面上表现深远效果的焦点透视画(线画法)。海宴堂前铜铸的十二生肖动物头像，也应有他的功劳，为此郎世宁一度担任了奉哀苑卿(正三品)的官职。 郎世宁的艺术风格影响深远，特别是雍正和乾降时期的官窑粉彩瓷器上的构图布局、绘画主题，多得于郎氏绘画。郎世宁代表了当时的宫廷艺术品位

二、论墨朗日高悬，天地万物色彩生而形象出。光束推移，投影折射，明暗顺逆，形象鳞错，朝暮有差，仪态频生。风雷涛声，威势时作，山川草木，生机纷呈，画者驾驭形象，捕捉关系，状物抒情，虽曰以用笔为主，而墨色不备，则笔线无以谈起。宋以前，凡画多以色彩敷衍而成。至元季，审美眼光由复色进入单色，由繁丽进入肃穆，由世俗进入高雅，由院体进入文人画。文人雅士，借喻事态，思虑人生，咏物寄言，抒发感怀，时势所致，墨色脱颖而出，运墨之法亦与时俱进，至清乃集大成。雾失楼台，月迷津渡，虚实相生，似有若无，灵动变化，不可捉摸，幽明融替，清寒透亮，用墨之法，尽在其中。墨色凭籍水分渗化，可以细如肌理，宣纸性能荣枯不一，若遇水分，亦渗化无常，碳素借水顺势而行，其沉淀厚薄以规模大小与距离远近计，于是浓淡相生，层次推移，明暗成象，光效应凭空得来。一笔之中，大有天地，笔尖、笔肚、笔根含水虽匀，而笔头蘸墨，稍事蠕动，由尖至根，墨色过渡，则层次推移，有无限可分之色阶。干湿浓淡，是为墨之四极，四极之中，相互铺排靠拢，由淡到浓，由干到湿，亦有无穷可分之亮度。由淡薄而浓郁，由简郎而厚密，由框架而层面而肌理，积墨也。由主题到全面，由强烈到一般，由浓郁到清淡，由刚健到柔和，由焦浓泼洒到皴擦点染，最后收拾全局，泼墨也先淡后浓，先干后湿，先色后墨，抑或反向而为之，其间必须删削适时，重叠有度，相互破坏而干扰之，于是疑脱鲜活，趣味横生，出风出韵，多有可观，是谓破墨也。墨可泼可破，色亦然也。两极互应之道先而存焉，相互巧合之妙，却在潜研若炼之后，方能得其要领。大手笔泼墨泼彩，往往穷神归化，自非一日之寒暑也。西画以光学原理析离色谱，以三原色为色彩之基础，以环境色、光源色、固有色为色彩存在之基础状态。若论以黑白，则予以否认。中国画以感受经验为本，以墨白赤黄青为本色，另有朱砂、石绿、胭脂、花青、赭石之类，本属复合色范围，然其复合殊不易，又因天假其便，就地可取，所以亦作为固有色而单列。中西相较，西画固科学矣，然色域狭窄，尽管细腻绝伦，而风采则略偏一隅。中国画以黑白为色彩两极，于是沉重与响亮皆造绝顶，对比强烈，极具张力，三原色皆灰调，柔和有余，力度不足，婉约低回，缺乏石破天惊之气概，而以黑白入画，则可势峻而响烈矣，两极高亢，色域大开，余者中而辅之，百层千绪，其色度可以无限分割，于是变化百端，趣味隽厚，而风采于此亦彰矣。中国画于三原色之外，偏重于用墨及留白，可谓以音谱入色谱，虽未必科学，却更有艺术性。科学、艺术，本非一词，是非标准不一，偏执枉言，可以休矣。科学以实用，艺术以审美，目的不同，取法各异，标准不一，且莫妄加断言。致使后学界限不清，取法失途，李瑞枉耽时日。运墨之法，当首推气象品格，气有清浊，可识可受，象有形质，可嫩可苍，墨之铺陈是其表，展示精神是其里，贤良之质、乖猾之质、敏颖之质、愚钝之质、豪壮之质、纤秀之质，皆可显露于墨之气象间，可谓毫发不爽矣。黄胄运墨，以泼辣取胜，石鲁用墨，以雄豪见长，李可染运墨，以浑厚为本，石涛运墨以沉郁酣畅称于世，凡此种种，均可体而谅之，有胜枚举矣。水墨淋漓，华彩湮润，明净清澈。黑中透亮。笔迹可辨，淡而有骨。润含春雨，燥烈秋风，烟云供养，天假神思，是为运墨之上品。干湿随意，浓淡应手，体物穷变，表现得趣，泼破烘染，收放有法，清新鲜活，通篇可观，是为运墨之中品。笔行墨随，浓淡生动，状物得体，不失规矩，渲染适中，谨分向背，拘泥程式，才思平淡，如有意境，不无可观，此为运墨之下品。浓无重点，淡不含物，诸侯对峙，全局失衡，一线到底，浓淡不分，一物崛起，焦如黑炭，周边割烈，于他无关，混浊满纸，不入品也。运墨贵分层次，墨色轻细，可随水分漂走游移，宣纸疏密，乃植物纤维组压而成，宜于水分渗化，水载墨色，由着墨点以次扩散，近浓远淡，自然成象。善运墨者，察以识微，顺势铺陈安排，仔细珍惜，视墨如金，视水如血，些微变化，皆保留完好，一画托起上墙，则满纸自然精妙，似非人力之所为者。运墨当求变化，变化始有层次可言，变而化之则气行而韵生焉。墨之变化，一曰顺笔应变。物有阴阳向背，趣有巧拙清浊，力有轻重疾笔，法有收放工写，如此应物象形，其笔过处，力度情趣，风采己生，如再以墨色之干湿浓淡随而辅之，则百物灵透，有如天光云影，虚实照应，不动亦活矣。墨之变化，二曰施水应纸，墨纸遇水，其性能了然于胸。熟驭泼墨破墨之能事，不同浓度之色墨干湿浓淡推移之中，相互渗化，巧为弥合，趣味平添，凡景象常入化境。（摘自《徐义生画集》）

关于中国山水画的论文。 毕业论文。 可提供一些题目，这样有点头绪，好写一点。谢谢。推荐内容关于中国山水画的论文。 毕业论文。 可提供一些题目，这样有点头绪，好写一点。谢谢。最佳答案浅谈对中国画的认识首先我想说对于我们建筑学来说，对国画的认识是更有裨益的。各类的中国画首先给人一种意境美和音乐美，在使人在了解画的同时，也得到审美能力的锻炼在着我就谈一下自己对中国画的认识，我觉得了解中国画首先应该了解中国画的产生，发展及其内在精神山水画萌芽于晋朝，顾凯之在《魏晋胜流画赞》中第一句就是“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山水画已成为一个主要表现题材，我觉得人对人自己认识太深才觉得每幅画人的言态表现得不尽人意，山水可夸大其气势表达出其意境即可，狗马只须表达出其形而已从顾凯之仅有的山水画《洛神赋图》中可以窥见当时山水画初期形态的端倪，基本上如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的所记载的样子，传本〈洛神赋图〉中的山水部分，确实如其所言“群峰之势，若细饰犀拮”，或“水不容泛，人大于山”无论是山水还是树石，都表现为高度的概括化，比如树的表现，银杏树仅象征性地以三五片银杏叶概括，树枝的“列植之状”也是“若神臂布指，离现实生活中真实的印行树有很大距离，正如前边所论“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山石仅以“高古游丝”线条勾勒，而没有皴法，但我认为，水法和云法的表现是极为纯熟的，水云的流态动势相当完美，由此可见，山水画的表现在当时已达到的艺术水准只是没有后来的布局合理罢了初期的山水画往往是人物活动的背景，配景，即使独立为一个专门画种也是需要一个发展过程的，山水画初期的这种形态是不足为奇的，虽然我们现在已不能得睹六朝时期的山水画作品而且见于史料的早期山水画家也不是很多，顾凯之，宗炳，王微等人关于山水画论的发展为当世山水画的发展和成熟作了理论上的准备历隋唐，五代诸朝，山水画渐盛。他们可谓山水画的先驱，六朝时期是中国山水画的真正起点，虽说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最黑暗的时期，却导致了美学上的最灿烂，我认为这应该归功于当时不忍心目睹石灰的琴棋书画的隐士，且当时类似于陶哦渊明，谢灵运的隐逸思想普遍流行，此时人们对自然美有了更深的认识更促进中国山水画的发展，谢灵运《山居赋》中所记载的始宁山就是典型的例证，他的山水诗开拓了山水诗写实的审美之路，王维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也正说明了中国山水画的发展也益于诗的发展和衍生。山水画在六朝时期兴起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艺术家自身的发展。汗以前的艺术家往往以工匠身份出现他们都依靠绘画的手艺谋生，绘画是功利的，必须围绕服务对象的要求进行创作，但也不同程度促进山水画的发展说山水画的内在精神，中国山水画十分强调作者的主观因素，在山水画创作中，作者对自然界的认识理解，以及作者的情感流露是起着主导作用的，画家应当“以情入画”力求“情景交融”，正如在一幅山水画上题一首诗或多一个红戳更能增加山水画的内在精神和蕴涵，在对客体世界有一个多侧面深层次认识的基础上凭借心灵感受概括勾画出山水形象，者便是“迁想妙得”许多优秀的山水作品所显露出来的气质和高雅的格调，并不仅仅是因为作者具有深厚的笔墨功力，更重要的是作者具有饱满的创作激情和高深的文学修养。因此山水画家的学识越高，创作后劲也就越大。唐代山水家的学识越高，创作后劲也就越大，如“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搜尽奇峰打草稿”均提倡到生活中去，到实践中去。

集以上三点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人们在对笔法、笔理、笔情、笔趣进行理性总结时，已经从视觉效应、理性结构、强化表现与常规认识经验并轨几方面作了思考和涵盖。因此说，中国画的用笔早已有了独立于描述对象的审美标准，反回来，这种审美的追求与实施，往往使描绘对象生辉，同时还自然而然的展示了创造者的精神面貌与心理状态。中国画的笔墨是人性品格和人文品格的外化与张扬：人生阅历、性格特征、道德涵养、学识品位往往决定一个人的价值取向及心性好恶。并且作为一种综合素质，自觉或不自觉的左右一个人的各种行为。一个画家，对于笔墨风格的选择和偏爱，不但反映着他的综合修养和心性特质，这时候，他的人性品格与人文品格的光斑，也就必然折射在他的语言系列的总光束里面了。笔墨的实施和运用，在上述主观因素的制约下，在完成表现对象之塑造的同时，在画家竭诚尽智一往情深地创造与追求中，笔墨作为昭示素质、学养、情态、心志的媒介与载体，也就必然成为他人性品格与人文品格的产物。在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一点，即人性品格和人文品格的高下差异往往决定一件艺术品是在优化人还是在伤害人。坏的艺术品往往伤害人。笔墨作为中国画艺术语言的主体，它是人和自然进行对话的心理扫描，各种不同风采、不同性格的线，是客观世界的各种状态在人的心理上唤起的各种感受，而笔墨则是对这种感受的模拟和实录。在大自然面前，人类总是一往情深的，自然被神化的古代或是企图更多利用自然的现代，人类的精神活动对自然的借鉴和吸纳，总是无处不在的。自然的人化，人的物化是一个客观存在。物化的过程体现着人的意志指数和智力投入量。它的主导因素是人的意志力。属于物质生产的层面暂且不谈，只就精神构建而言，在哲学方面，人道与天道的关系，在文学艺术方面，社会生活、心理状态以及精神境界的营造与表现，载体的选择与利用，语言体系的建筑与实施，几乎处处都离不开对自然的感悟和借鉴。国画的笔墨，尤其是线及线的延续——皴擦点染，在具备原始形态的同时还具备着介于抽象与具象之间的意象状态。它以意取象，以神取形，以情状物，以物言情，它的表述侧重点在意、神和情上面，因此，使用笔墨和创造笔墨的人，首先介入的就是人和自然的深层关系，而且必然的依附着气象万千的大自然，依附着人和自然进行精神交溶时的心理状态，也只有这样，笔墨才能既具有人文因素的广泛性，又具有艺术品格的典型性，才能常见常新。在这方面，历代巨匠为我们积累了大量的精神财富。人类由蛮荒走向文明的长途跋涉中，人性的发展一直存在着三种干扰，一是浩瀚而神秘的大自然，二是庞大而复杂的社会，三是欲望与理智相矛盾的自我。为了不断进步，就得不断的在新的层面上认识和超越这三种干扰，于是有了文化，有了精神世界的构建工程，有了抑扬风气、启迪智灵、摄形色之微，致情志之远、调节人生百味的艺术。据此以证中国画的用笔宗旨与含蕴，我们就会明白线的风格、个性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渊源，就会理解国画用笔的人性品格和人文因素。中国画给绘画下的定义都是围绕着这种感悟客观世界，完善自身修养，使之适应客观规律，以利长久生存这样一个总体精神展示开来的。中国画的笔墨作为一种交流感情和志趣的语言体系，它是东方民族群体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对于天道和人道的体察；感悟与效法的大文化背景上派生出来的一种表现语言系列。它萌发和发展的深层因素是人和客观世界的关系，直观因素是文化发展的推衍和人文观念的制导。因此，讨论笔墨，无视这些因素，便必然群盲摸象，莫衷一是。使经过千百年的努力才建树起来的高雅蒙尘或肢解，不但无补于新文化的建筑，而且会因为失去基础而踩空。任何一种表现形式，都有一种是否能被广泛接纳的社会性。一个群体的普遍性生活经验很重要，在审美的层面上，它往往决定一个民族的审美价值取向。一种形式，能被社会认可的程度往往和这种形式所包含的生活底蕴成正比。中国画的笔墨深深地植根于它的历史文化大背景和它所面对的现实生活土壤之中，这是它的优势之一。中国画的笔墨在善于言情言志的同时，处处体现着在表现形式方面的精雕细琢，这种世代相传的努力，凝聚着巨量的时空关系，浓缩着人生的兴观与浩叹。它以自己优越的品格和与人生难以割舍的缘分，显示着它的存在价值，这是它的优势之二。用现代科技眼光来分析中国画的笔墨，我们不难发现，这种紧扣现象结构的线，实际上是对客体要害构件的千百倍放大。是客体质感对心理刺激的一种高强度反馈。是以调节情绪，平衡心理，以展示审美为目的的抒情状态。笔墨具有这样的表现功能是和现代意识高度吻合的。因此，可以断言，在新的文化发展阶段，它将展示广阔的发展空间。一个久经历史的衍化与锤练、从来未断烟火、世代传承的文化，其根基的庞大、自我更新的深层机制，和它的社会性、世俗性及其紧随时代不断发展的基本事实，是不容忽视的。尤其是它的理性结构所依存的客观条件的恒久性，是不容忽视的。事物的发展，总是前因而后果。未来是今天的延伸和发展，斩断历史的做法是要自食其果的。线为物体结构之象，亦为心理反馈之迹，心籍客体有所感，线籍所感而应物，所以言线，线必源于心。人于天无所识，则心中必无线，画必赖心线而后能成立，无线心则必无心线，慎者之慎也。高手舞剑，神凝气聚，心指目随，足捷身轻，行止百变，观者多誉以精湛之称，法度功力使其然也。若以画者观之，则可见其进退起伏之势态，轻重缓急之力度，于动静刚柔之间，攻守取舍之时，自有一条曲线纠缠运动，贯穿始末，考究之极，大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