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博士毕业论文

后记四年的读书生活在这个季节即将划上一个句号，而于我的人生而言却只是一个逗号，我将面对的是另一个征程的开始。四年的求学生涯在老师、父母的支持下，走得辛苦却也收获满囊，在论文即将付梓之际，思绪万千。当导师让我写后记的时候，我心里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写作过程中一度处于紧张惶恐中，总感到自己的粗陋与肤浅，感到思维的不甚严密和语言的贫乏无力。在这里衷心感谢我的导师—尊敬的姜守明老师。他在忙碌的教学工作中挤出时间来审查、修改我的论文，纸质稿的空白处总会留下他用心修改的痕迹，细致到哪怕一个错误的标点都做出了批注。是他的指引与鼓励让我摆脱了恐惧，树立了信心，使我得以战胜前行中的困难。姜守明老师治学严谨，对于课题的选定、论文提纲的拟定都给予其宝贵意见。他严肃的外表下有一颗对学生负责的炽热的心。《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是我本科毕业论文，从拟定课题到最后完稿耗时较长。这一课题一直是学者研究的热点，怎样写的完善又不泛泛而谈是写作过程中遇到的难题。经过姜老师一次次的修改，让我大体领悟课题的精髓，从而突破这一难题。对我而言，完成这篇论文是一次艰难的跋涉，它不够完美，甚至略显粗糙，但我对它是用尽百分之百的心力和智力。写作此文时，我常常要在一节文字部分反复修改。因为越研究下去，就越不敢妄言。因为了解得越多，就越发现现象及其背后机制的复杂性。写作此文的经历亦是认清自己的过程，认识到自己的分量，自己所欠缺的东西，并挖掘到自己可以努力的方向。理想的东西总是很美好的，但不经历艰难的、朴素的甚至枯燥的路途是抵达不了最美好的地方。本论文的顺利完成离不开各位老师、同学和朋友的关心与帮助。再次感谢我的指导老师—姜守明老师，感谢在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求学期间给予我许多有益教诲的老师们。你们严谨的治学态度、不染俗流的学者风骨、诲人不倦的师长风范为我树立了做人、做事、做学问的楷模。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也即将在我的脑海里留下美好的记忆，我深深感谢所有关心、爱护、教育和帮助过我的每一个人，谢谢你们一直都在。

最核心的地方在于创新点，要非常鲜明，一般而言要三个创新点及以上。有了这些创新点，你基本可以毕业 了如何选题？“选题”之“选”是指选择。选择是主体行为，是主体性的突出表现。主体之所以为主体，最根本的就是他(她)有其特定的目的。主体性的本质规定就是目的性。无目的者不足以为主体。有了一定的目的或价值目标，他（她）就也才面临一个选择的问题，即选择一个能或最能达成自己目的课题____这样的课题才是有意义的。为此，他（她）应该且必须关注现实，以便发现现实中的重大的或具有普遍性的但又是尚未有定论的问题。有了这样的问题意识，带着一定的有意义的问题去选题，才能选好题。选题固然重要，因为它涉及到所要作的论文的价值，但是，并非选到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题目，就足能保证其论文的价值和质量。一篇论文的价值和质量还取决于其特定的研究方法。人类的文明史，从物质文明方面看，其实质性的进步是生产工具的进步。原始社会到文明社会的进步，至少在中国是体现在从石器到青铜器特别是铁器的飞跃。然后是从铁器到大机器的飞跃，再是大机器到电脑的飞跃.......物质文明的进步是如此，人类思维的进步同样是如此，本质上也不过是思维工具的进步。所谓思维工具，在学术意义上就是学术研究的方法。学术的进步的实质在于其研究方法的进步。方法取决于观念、理念，有什么样的观念和理念，就会有什么样的方法。方法的进步本质上乃是观念、理念的进步。没有观念、理念的更新，就不可能有方法的创新。如何革新或转变观念、理念？对于一定的学科来说，观念、理念的更新，取决于对该学科（例如哲学）元理论的研究。例如，如果想要在哲学研究方法上有所突破，就必须研究古今特别是当今中外的哲学观念的变化，由以形成自己独特的哲学观念，进而以此观念为指导，以它为视野、视角来进行特定主题的研究。对于历史（包括哲学史）研究来说，其研究无非是对一定历史文本或历史资料的研究。这种研究，本质上乃是对历史文本或历史资料的理解。“理解”的前提是有“理”。有“理”，才有“解”；无“理”，则无“解”矣。这个“理”是什么？它就相当于亚里士多德所讲的“形式”。这个“形式”既是“质料”（历史文本或历史资料）所追求的目的，同时也是推动它的力量。这里作为其目的的“形式”，就是上文论述选题时所述之目的或价值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目的，就是意味着没有“形式”，没有“理”，从而也意味着无“解”。既然无“理解”，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历史（包括哲学史）研究了。其实，不仅历史（包括哲学史）研究，其它一切学术研究，也都是对一定资料或材料的理解。人文科学是如此，自然科学也是如此。自然科学的研究也是对一定材料（关于自然现象的经验）的理解。用中国哲学的术语来说，“形式”与“质料”的关系也就是“理”“气”关系。按朱熹的解释，“理”属“道”，“气”属“器”，它们的关系属于“道”“器”关系。朱熹的理气观是“理在气先”，从学术上说，这就是意味着研究目的是研究活动的先导。顾炎武则认为“非器则道无所寓”，这是意味着研究目的是不能离开研究对象的；离开研究对象的所谓目的，是空洞的；研究目的必要在研究对象上体现出来，或者说，要在研究对象上体现研究者的意志。这就是说，学术研究本质上就是在主观领域对所研究的对象进行改造。这种改造活动实是研究者实现自己理想的过程。这意味着，没有理想的研究者，是不可能取得什么研究成果的。所以，要写好一篇博士论文，首要的是要有一定的理想。（这里所谓的理想，就是上述所谓“形式”。）有远大的理想，才能写出高质量的论文。现在问题是，博士生们普遍的缺乏理想，即在学术研究上缺乏“形式”，所以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他们通常是对一定的“质料”进行盲目的“加工”，自然而然，其“产品”也就体现不出“生产”者的目的，他（们）的价值取向。因其如此，这些“产品”便无明确的“用途”，只是可有可无的玩艺儿。然则，理想从何而来？来自于对民族，对国家，对社会，对人类的责任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没有对天下的责任感，就不可能有称之为理想的东西；没有理想，当然就没有学术意义上的“形式”，也就无所谓学术。要之,论文之事，本质上乃是为人之道。为人无道，其论文就既无论亦无文，即便有论也是无实之空论，有文也是无质之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