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本科毕业论文法学

法律教育作为我国教育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人才培养效益的提升具有积极作用。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法律教育论文下载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法律教育论文下载篇1 浅谈医疗纠纷的法律教育 一、当今医疗面临的法律问题 医患关系日益紧张 众所周知医生的主要职责是治病救人，但由于医学科学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和复杂性，而医生执业行为的后果又直接指向患者的生命，通常医患双方对医疗结果的认识有分歧，焦点又在于不良后果产生的原因，因此这个行业具有高风险性。近年来，医患关系日益紧张，医患矛盾激化，引发大量的伤医和杀医案件，从同仁医院的徐大夫被砍伤，哈医大实习医生命陨刀下，到浙江温岭大夫血洒诊室然而，每次惨剧后医生群情激愤，悲伤不已，而医生之外的群体，则少见关心，更别提感同身受的悲愤。这些鲜血的事实，已经让很多的家长和医学生在思索医疗工作的人身安全问题，甚至考虑转换专业。 医疗纠纷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每年医疗纠纷均呈上升态势，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具体表现为医疗投诉多，要求进行医疗技术鉴定及伤残鉴定的多，要求医院巨额赔偿的多，医院败诉的多，新闻媒体参与的多，纠纷处理困难的多，社会影响增大的多。目前我国与医疗相关的法律法规尚不是很健全，因为医疗是专业行为，所以一旦发生医疗纠纷，要求是举证倒置，医院和医生必须举证伤残或死亡与常规的医疗行为无关，而部分患者或家属在不理解医疗过程及结果，或是高额的赔偿不能满足时，就反复向卫生行政部门、司法部门投诉，动辄聚众闹事，打骂伤害医护人员，打砸医院财物，甚至聘请职业医闹将问题升级。部分媒体缺乏医学知识，盲目炒作，推波助澜，是医疗纠纷的社会影响进一步扩大。 医生的法律知识缺乏 现有的医学培养体系更注重的是医学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传授，往往忽略了对医学生的法律知识的普及，部分医护人员更是法律意识淡薄，缺乏起码的自我保护意识。如在进行病案的记录时，作为医护人员可能存在“记录不全”的情况，但在法律层面上则不是单纯的“记录不全”，而被视为“证据不全”，往往会直接导致医疗官司败诉，医护人员受到不公平对待。有些医护人员对患者的知情权、同意权等认识不到位，在进行手术或医疗操作之前未尽到很好的医疗告知义务，或是措辞不当，未让患者充分理解手术的风险性和术后并发症及合并症的存在性。往往会导致部分患者误以为手术完就万事大吉，一旦在术后出现并发症或其他原因造成患者死亡或预后不佳时，就迁怒于医院或医生，引发纠纷。另外部分医生忽视病人的隐私权和选择权，在进行临床见习生和实习生的带教时，在未与患者充分沟通，取得患者同意的情况下，超范围使用实习医生，或让其独自处理病人，造成医疗纠纷。 医疗体制及医疗现状问题 看病难、看病贵一直都是民众的抱怨。目前我们的医疗资源存在分布不均，大城市相对优质医疗资源集中，而边远地区则医疗资源匮乏，造成三甲以上医院人满为患，三甲以下医院则门可雀罗，民众就医困难。医疗改革将医疗市场化，要求医院自负盈亏，不排除部分医院过度医疗情况存在，加重患者负担。而“以药养医”等不合理的制度依旧无法破解，让医生成为直面矛盾的具体对象，承受更多的伤害。医疗市场化也让民众以为医疗过程如同日常消费，往往忽视医疗过程的专业性，按照自身意愿来解决医疗问题，在医疗后果达不到自身意愿时，及迁怒于医生，无形中将医生与患者的关系对立化，造成伤医甚至杀医问题频发。 社会舆论推波助澜 近年来，部分新闻媒体在不了解医疗事实真相的情况下，将医疗纠纷当作社会新闻热点，连篇累牍地报道。并且部分报道过分渲染医院的阴暗面，如不合理收费、收受红包、服务态度不好等，而选择性地忽视医护人员的救死扶伤，容易误导患者在治病过程中如若遇到不理解的问题时，就联想到医院闹事，损害医院及医生声誉，将当事医生及医院推至舆论的风口浪尖，影响事件的依法合理解决。 二、加强医学生的法律知识学习的途径 了解法律知识教育的意义 有调查显示目前的医学生不了解法律法规，缺乏学习法律法规的主动性，认为只要自己不违法，没必要学习法律知识，甚至认为专业课程太多，没空学习。在全民法律意识增强的同时，从事医疗高风险行业的医生更应该增强法律意识，作为未来医生的医学生要认识到学习医疗相关法律知识和学习医学专业知识同等重要，是全面素质教育的重要环节。我们所从事的所有的医疗教学和科研，都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实施，师生都应该学法、懂法、用法、守法，加强法制观念，依法办事。 完善培养方案，增设医疗相关法律课程 目前的医学生培养方案，重医疗专业知识的学习，轻执业素质及执业法规方面的学习。而现实的医学学科发展中，出现很多诸如安乐死、脑死亡、器官移植、试管婴儿、基因工程等医疗工作，不再是单纯的医疗事件，而涉及了众多的法律、伦理知识。大部分的医学院校的临床医学专业均未开设专门的医疗相关法律的课程，我校也仅有预防医学专业有16学时的选修课学习《卫生法》。因此可以说对于医疗相关法律的学习，目前在高校都是一片空地，需要我们从培养方案着手，增加相关法律的学习课程，才能通过共同努力，培养出即懂医学又懂法学的医学生，在遇到涉及法律问题的医疗活动时不会手足无措，无法可依，甚至出现违法行为。 端正师生教法、学法的态度 由于长期应试教育的原因，使得高校师生对于不在教学培养方案内的医疗相关法律知识的传授和学习的重要性都认识不够。医学由于其专业的特殊性，仅医学专业知识的学习任务，相较于其他专业都要难而重，因此大部分学生都关注专业知识的学习，而忽视对整个医疗行业及个体息息相关的法律知识的学习。端正教法、学法的态度，认真学习相关法律知识，从大方向来讲，有助于改变目前的医患关系紧张、矛盾尖锐，医疗纠纷繁多的现状，小的方面也能在医疗工作中维护医护人员的自身合法权益，避免受到伤害。 改变教学方式，融普法教育于专业课堂 在推进医学生强化法律知识的过程中，除开展专门的法律知识学习的课程外，改变传统的仅传授医学专业知识的教学方式，在教学过程中，采用社会上影响较大的实际案例，在结合学习医学知识的同时，普及法律知识，是不错的选择。如我们在讲述硅肺时，选择的就是河南开封张海峰“开胸验肺”事件，此案例社会影响大，学生有兴趣从专业角度了解事件的医学知识，还对相关的法律知识感兴趣。学习的过程中，他们明白从患者角度讲是维权，对职业病防治所的工作人员来讲，是渎职，犯罪。将法律知识的灌输融合到具体的专业知识的学习过程中，日积月累，医学生的法律意识会逐渐增强。 开办普法知识讲座 在没有条件开设医疗相关法律课程的院校，可以通过邀请校内外的法学专业人士，利用当前频发的医疗纠纷相关的社会案件，对医学生进行普法知识讲座。目前非过错的医疗纠纷增多，主要原因是医患双方医学知识的不对称性导致对医疗活动及后果理解的差异，如对手术成功和患者痊愈的理解，大多数患者及家属等同二者，然而在医学上两者是截然不同的概念。如果医生未尽到很好的告知和解释，那么会出现医学上的肿瘤手术成功，但患者及家属认为就是痊愈，一旦出现肿瘤转移或复发，就会归咎于医生，认为存在医疗过错，导致医疗纠纷。 三、结语 目前整个医疗及相关行业从业人员所面临的法律问题日益突出，医患双方的矛盾日渐尖锐，作为医学生，加强法律知识的学习，从自身素质的提高开始，不仅有助于逐步改善目前的矛盾，还可以在冲突中保护自身作为公民的同等合法权益。而整个社会医患对立关系的转变尚待体制、医方、患方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法律教育论文下载篇2 浅谈医事法律专业法律诊所教育 摘 要 在医事法律实践教学中引入法律诊所教育，可以培养师生的实践能力，促进学生职业素养的形成，加强医学与法学复合型人才适应社会的能力。开办医事法律专业的高校在引进法律诊所教育时，应针对我国目前“大法学”法律诊所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在机构、经费、师资、制度、案源等方面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和保障。 关键词 医事法律 实践 法律诊所 一、法律诊所教育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法律诊所教育起源于美国20世纪初，兴起于20世纪60、70年代，并于2000年引入中国法学教育中。到2011年底，已有144所高校引进了诊所式法律教育。法律诊所教育是对我国传统法学教育的一次成功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和经验，特别是在提高法学学生实践能力、动手能力等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我国目前的法律诊所教育还存在诸多困境和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相关法律规定的缺失导致诊所及学生的主体地位尚未明确。法律诊所教育被引入后，就和中国的法律援助结合在一起，从事的主要工作是向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高校设立的法律诊所只是一个民间组织，法律诊所开展法律援助等工作就缺乏法律上的支持和保障，学生在法律援助工作中的身份和地位也难以明确，进而影响了社会各届对法律诊所的信任和支持。 第二，经费不足。一方面是学校本身教育经费支持有限，另一方面是由于案件基本上都是法律援助案件，没有代理费用这方面的收入。 第三，案源不充足。高校设立的法律诊所专业性强，援助对象有限;且社会各届特别是当事人对这一新生事物尚不了解、不信任，故法律援助案件十分有限，不能满足学生的实践需求。 第四，课程设置尚未明确。因为要求学生具有一定的法律知识，我国开设法律诊所课程的法学院校一般将该课程定为大三以上及研究生的选修课，但高年级学生本身就业压力大、学习任务重，如何将课程设置合理并达到预期目的，各高校尚未达成统一的认识，对课程的实施缺乏总体规划和明确安排。 第五，评价体系不明。作为新兴事物的法律诊所实践教学，因其涉及环节多、周期长、分散性强、可控性差等特点，对如何评价其教学成果、如何保证其教学质量还缺乏教学管理制度、教学评价标准、质量监控体系等系统的健全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二、医事法律专业引入法律诊所教育的意义 (一)培养学生实践能力 开办医事法律专业的各高校对医事法律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不尽相同，但是为社会培养复合型、应用型、创新型人才是其共同的目标，医法人才的这些特性都要求其应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才能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在法律诊所中，学生在诊所教师的指导下，通过接触真实的当事人和处理真实的案件，运用法律知识解决医疗纠纷或其他医事案件，逐步学会处理医事案件的步骤、技巧和方法，在现有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加深对实践技能理解和掌握，使教与学达到有机统一。在实践教学的过程中，能培养学生的独立解决问题的应对能力和与人相处的协调能力，也能够在此锻炼和实战阶段增强学生的自信心，使学生毕业后能够很快地进入社会。 (二)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 通过积极参加实践，让学生了解本专业的教学目标和对人才的社会要求，加深学生对于本专业的理解，正确地定位自己，促使学生对自己的职业进行合理规划，并能在实践的活动中明白自己知识结构的“短板”，使得学生能够完善自己的知识体系。同时，通过帮助当事人解决实际问题等实践活动，让学生对社会有一定的了解，在诊所教师的引导下去感受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应肩负的社会责任和社会对法律工作者的希望和寄托，从而培养其坚定的法律信念、理想和职业道德，培养其过硬的职业素质。 (三)有利于双师型教师的培养 医事法学专业的师资有着比单纯法学专业教师更高的要求，就是要具备文科与理科双思维、医学与法学双背景、理论与实践双能力，而现实中这样的复合型人才又相对缺乏。法律诊所教育不仅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而且有利于教师在指导学生实践、参与法律实务工作的同时，培养和提高自身的实践能力、科研能力和学习能力，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对接，成为既能从事理论教学，又能指导学生实践的“双师型”研究人员。 三、医事法律专业实施法律诊所教育的相关前提和保障 (一)机构的保障 大学生进行实践活动离不开实践活动环境，开办医事法律专业的各高校实施法律诊所教育，首先要设立“法律诊所”，加强实验设施投入，为学生的实践活动创造良好的条件。根据国内“大法学”开设法律诊所的情况，法律诊所机构主要是民间性质的法律援助中心，其法律地位、职能及作用尚未得到法律的相关保障，故笔者建议高校应争取当地政府的支持，成立经政府批准的法律援助中心某某高校工作站，以真正实现学生走出校门、服务社会的教学目的。同时，高校应充分利用现有的实习基地(如法院、检察院、司法机构等)资源，通过让法学专职教师带队参与、指导学生实习的办法，开展诊所法律实践活动，使学生在实践活动中全程、系统地了解司法活动。最后，笔者建议有条件的高校可争取建立司法医学鉴定机构。医事法律专业的学生参与司法医学鉴定活动，一方面在鉴定专家的指导下参与医学鉴定，增强医学实践知识;另一方面在法学教师的指导下讨论和解决鉴定所涉的医事案件和法律，学习法律职业技能技巧，提高法律实践能力，从而达到法律诊所的教学目的。 (二)经费的保障 由于法律援助服务的对象主要为弱势群体，法律援助机构基本上没有创收的条件。因此，一方面学校应加大对法律援助机构的教育经费支持，设立医事法律专业学生实践教学专项基金;另一方面法律援助机构应争取地方政府的经费支持以及通过与校外的法律援助机构横向合作获取资金;同时，因法律援助是公益性的，法律援助机构也可争取社会的捐助。如高校设有司法医学鉴定机构，则高校应加大对该机构的投入，完善设施、设备，既是保障司法医学鉴定实践教学模式的顺利实施，也是为了保证鉴定结论的科学性、公正性和权威性。当然，司法医学鉴定机构也应在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的前提下争取经济效益，对既承担鉴定又承担实践指导教学的老师给予经费上的倾斜，以支持法律诊所教育的顺利实施。 (三)师资的保障 在以学生为主体的诊所法律的实践教学中，教师不再是传统法学教育中的绝对主体，而只是充当辅助者、引导者、资源提供者、协调者和督促者等角色，而且需要系统、全面地了解案情并全程指导学生。高校医事法律专业的专职法学教师虽然可以担任法律援助的导师，但因其时间精力有限，容易使指导效果大打折扣。因此，笔者建议可以聘请退休法官、检察官等为兼职实践指导教师参与指导，这样不仅可以保证实现全程、系统的指导，还可以保证实践指导的质量，同时还可以通过交流和合作提高专职法学教师的实务能力。实践指导教师可以由司法鉴定专家来担任，但如同本校的专职法学教师一样，本校的教师和专家兼任的鉴定人虽然层次高、水平高，但不稳定且自身的教学和科研任务日益繁重，这不仅会影响司法鉴定工作的业务扩展和发展规模，还会使司法实践指导工作流于形式。因此，学校应积极为鉴定人争取利益，调动鉴定人的工作热情，同时，吸引品德高尚、业务过硬的高层次人才到高校司法鉴定机构，走专职鉴定人与兼职鉴定人并行的道路，以保障司法医学鉴定实践教学模式的顺利开展和取得实效。 (四)制度的保障 首先是学校层面上的制度保障。学校应将诊所法律教学作为一门实践性教育课程纳入教学计划，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制定具有一定弹性的教学大纲和模块式的教学内容，并根据教学目标采用学生自我评价、学生互评、教师评价、客户评价等综合评价方式进行评价，形成一个系统的培养方案。同时，在加强对实践环节的规范化管理的基础上，学校在职称评聘和核算工作量等环节应给予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平等的待遇，以促进教师的积极性。 其次是所设机构内部制度上的保障。法律援助中心某某高校工作站和司法法学鉴定机构应制定收结案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培训交流制度、文书档案管理制度、案件集体讨论制度、民主管理制度、法律服务质量管理制度、保密制度、回避制度、监督考核制度等一系列的规章制度，以保证机构的管理规范和学生法律实践的顺利实施、开展。 (五)案源的保障 真实的案件是法律诊所教育主要的教学资源。因此，不管是法律援助中心，还是司法医学鉴定机构，都要通过各种办法广开案源。一方面，法律诊所可通过网络在线解答、电话咨询、在医院设咨询点、进社区提供咨询服务等方式宣传法律诊所，争取当事人上门;另一方面，应加强与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律师事务所、妇联、卫生行政部门、劳动监察机构、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其他法律援助机构等相关部门的联系并得到其大力支持，争取充足案源，并为需要帮助的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 参考文献： [1]马林东，阮敏尔.“诊所式”法律教育实践性研究――以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法律诊所为例.青年与社会.2012(2). [2]熊跃敏，汤晓贺.法律诊所教育：价值诉求与本土化实践.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 [3]胡利平，景强，许冰莹，等.高校司法鉴定机构实验室认证认可与《法医物证学》教学标准化体系的构建.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04(4). [4]伍奕.法律诊所老师指导方法探析.大学教育.2013(1). [5]金鑫.高校司法鉴定机构的现状与未来.法制与社会.2010(30). [6]熊跃敏，汤晓贺.法律诊所教育：价值诉求与本土化实践.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 [7]郑晓静.法律诊所的定位与发展――以西南政法大学法律诊所为例.法治论坛. 猜你喜欢： 1. 关于法制教育的论文 2. 本科法律专业毕业论文下载 3. 关于法律教育研究论文范文 4. 法律毕业论文范文下载 5. 关于法制教育的毕业论文

法律是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学专业的人才培养也越来越重要。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本科法学 毕业 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近代中国私立法律 教育 经历了由严禁到准允的转变，打破了官办法律教育的专制垄断体制，为这一时期法律教育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其从无到有，大量涌现，很快就遍布全国，并在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中形成了自己的办学理念。其办学理念的时代意义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办学主体观念的转变;二是教育体制的完备;三是教学内容及形式的改善。在其一波三折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一些可以辨识的价值和特点，启示着我们进一步认识法律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若干基本矛盾和基本问题。

【关键词】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办学理念;现代化

中国传统教育向来是官学和私学并存，及至近代中国的大学教育仍承袭了这一传统。但近代中国新式法律教育在清末一度是被官办学校所垄断的，后因立宪形势紧迫才开通禁令。就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而言，其经历了由严禁到准允的转变。私立法律教育从无到有，再到大量涌现，并很快遍布全国。虽打破了官办法律教育的专制垄断体制，在近代中国新式法律教育办学主体上增加了一种新形式，是对官办法律教育的一种补充，为这一时期法律教育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但毋庸讳言，由于其发展中呈现出泛滥成灾的趋势，也产生了一些消极的影响。本篇拟以办学理念为视角，探索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的发展，并 总结 其正反两方面的历史 经验 和教训。

一、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的办学理念

近代中国的新式法律教育是伴随着法律制度的变革发展起来的。写作论文在清末法制改革中，为适应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清政府不得不把法律人才的培养和法制变革紧密结合起来，开始以西方资产阶级法学教育的思想、 方法 来培育法律人才。但在其起始阶段，私立法律教育并未纳入清廷政策的许可范围。1904年的《学务纲要》明令规定：“私学堂禁专习政治法律”。直到1910年清廷才明令准办并推广私立法政学堂的设置。此后，私立法政学堂从无到有到大量涌现，很快就遍布全国，并在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中形成了自己的办学理念。

第一，以养成专门法政学识，足资应用为宗旨。清末，由官治走向自治，在时人看来，“所有议员自治职员审判官吏，非有法政之素养不足以趋赴事机，需才既众，自宜广加培成以资任使，若专恃官立学堂为途未免稍狭”，需要另辟办学 渠道 、扩大办学规模，进而培养大批具有法学专门知识的人才，进入立法、司法、执法和行政部门。也就是在这一背景之下，1910年学部奏议复浙江巡抚折，准予私立学堂专习政治法律。同年，为进一步适应立宪形势发展的需要，学部在改订法政学堂章程的立学总义中.将此前的“以造已仕人员，研精中外法律各具政治知识足资应用为宗旨”，[2]改定为“以养成专门法政学识，足资应用为宗旨”。[3]这一培养宗旨的调整，不仅突破了先前“以造已仕人员”的局限，将招生对象扩大了，而且用“以养成专门法政学识”置换“研精中外法律各具政治知识”，很显然较之前更强调法政学堂教育的应用性。

第二，取法日本法学教育模式，与官办法政学堂整齐戈哇一。在1910年的《学部奏改定法政学堂章程折》中，虽明言“参考各国学制，拟具改订法政学堂章程三十一条”，但无论是其课程体系设置，还是其课程所反映的教学内容大多都蹈袭日本，这一局面及至民初也没有大的改变。为整肃私立法政教育，不仅在此前颁布的《学部奏议复浙抚奏变通部章准予私立学堂专习法致折》中规定，“各科课程、学生入学程度均按照官立法政学堂本科章程办理”，而且在《学部奏改定法政学堂章程折》中又申令，此后京外新开的私立法政学堂，均按照此改定章程办理。

第三，适应时势变化的客观需要，因时制宜调整办学层次和规模。在《学部奏议复浙抚奏变通部章准予私立学堂专习法政折》中，为防范“趋于简易，以滋速成之弊”，明令私立法政学堂“附设别科，惟不得专设别科”。但时隔半年之久，面对当时中学毕业生人数过少，各处法政学堂的正科难以正常开办的实际困境，为应一时之需，学部认为“自应量予变通，准其先设别科，以应急需，俟将来中学堂毕业生渐多，再将别科章程废止，¨做了应时变通的调整。及至民国二年，“各处法政专门学校纷纷添设别科，入学新生，动辄数百。考其内容，大率有专门之名，无专门之实。”学部为遏止流弊的发生，则严令“不得再招考别科新生”。同年，教育部又通咨各省，严令“所有省外私立法政专门学校.非属繁盛商埠、经费充裕、办理合法、不滋流弊者，应请贵民政长酌量情形，饬令停办或改为法政讲习所可也。”通过强化监督管理，关闭了一些条件不合格的私立法政学校。

第四，适当放宽办学地点，使用统编的审定教材。1910年，清廷在解禁私立法政学堂之始，为便于监督，参照日本的做法，将私立法政专门学堂的办学地点限于省会。但时隔不到半年，鉴于“按照光绪三十四年宪政编查馆奏定逐年筹备清单，省城及商埠地方等处各级审判厅须于第三年内一律成立。则通商口岸须用司法人材实与省城同关紧要，自应将私立法政学堂限于省会一节，酌量推广”，规定“凡繁盛商埠及交通便利之地，经费充裕课程完备者，一律准于呈请设立法政学堂，以广造就。”[7]与此同时，学部基于“各国法政之学派别不同，各有系统，必折衷于一是，始可以杜歧趋而崇政体”的判断，拟取京师法政学堂和京师法律学堂的各科讲义，“慎选妥员审定刊行，以资研究而端趋向，庶于制宜通变之中，仍寓划一整齐之意。”[8]在解禁私立法政学堂的同时，设想以颁发统一教材的办法来加以调控。

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的办学理念集中体现了社会转型对新式法律人才的需求，而由于私立法律教育本身是在转型社会矛盾运动中发展起来的，所以在其发展的不同时期，其办学理念自然不可避免地包含着某些它自己无法彻底解决的矛盾，清末民初私立法政教育的畸形繁荣就是其外在的表现。

二、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办学理念的时代意义

任何时代的特定社会的教育，都是这一时代和特定社会的产物。写作毕业论文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也不例外。其办学理念所体现的就是尽可能满足和适应时代和社会的需要。可以说，它既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也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构成。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产生和发展不仅仅表现在新式法律教育量的增加和扩展，更体现于其办学理念的时代意义中。具体而言，其办学理念的时代意义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办学主体观念的转变;二是教育体制的完备;三是教学内容及形式的改善。

在1904年《学务纲要》中，清政府出于对濒危政治统治自救的目的，一方面，肯定了学习外国法律的重要意义，反对那种认为学堂没立政法一科将启自由民权之渐的观点;另一方面，又“害怕学生们可能会反对它而闹事，会蔑视皇帝的权威和不分轻重地一味坚持他们的权利”，极力诋毁人们谈论民权自由，严令“除京师大学堂、各省城官设之高等学堂外，余均宜注重普通实业两途。其私设学堂，概不准讲习政治法律专科，以防空谈妄论之流弊。应由学务大臣咨行各省切实考察禁止”，、法律教育完全官方垄断而排除私人加入。[10]

但在新政浪潮的推动下，法律教育变革的风帆已经高高扬起，没有任何势力能阻止其前进的步伐，转型社会的历史推动着清政府不由自主地进行变革。1907年10月，清廷谕令在中央设资政院不久，又令各省在省会设咨议局，并预筹各府州县议事会。接着，1908年7月22日颁布《咨议局章程》62条和《咨议局议员选举章程》l15条，限令各省于一年内成立咨议局。新政的迅猛发展，要求打破官办法律教育的专制垄断体制，开禁民间法律教育.从而满足社会变革对新式法律人才的广泛需求。为此，1909年浙江巡抚增韫上奏清廷，要求变通部章，准予私立学堂专习法政。1910年，学部奏准“各省私立学堂专习法政，以广教育而重宪政。”[11]自此，近代中国法政教育官方一统的垄断局面彻底被打破，办学主体走向多元化。

清政府由严禁私立学堂专习政治法律，到明令准办并私立法政学堂的设置，这不仅在办学主体上增加了一种新形式，带来了办学主体观念的转变，而且更重要的是办学主体观念一定程度的转变也促进了教育体制的完备，法律教育的布局、层次和结构日趋复杂多样。在私立法政学堂开禁之初，虽规定开办地点应局限于省会，但此后不久，这一规定即被突破，私立法政学堂扩展到包括繁盛商埠及交通便利之地，官办和私立法政学堂迅速地遍布全国。在1913年，仅江苏一省就兴办了15所官办、私立法政大学和法政专门学校，学生数为4742人。其中，私立法政大学和法政专门学校有13所。[12]

为配合法政教育的发展，1910年，学部参考各国学制，拟定了改订法政学堂章程，出台了一整套法政教育的具体规划。分设正科和别科，正科分法律、政治和经济三门，均四年毕业。别科不分门，三年毕业。如因学生过少，正别两科不能同时许设的，准其先办一科。正科学生须在中学堂得有毕业文凭者，经考试录取后，始准入学。别科学生以已仕人员及举、贡、生、监，年在二十五岁以上、品行端正，中学具有根底者，经考试录取后始准入学。每年级学生名额，按照各地方情形酌定，但每级至少在百名左右。[13]列官办法政教育与私立法政教育并重政策的制订，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以往法政教育偏狭的局面，推进了法律教育的大发展。

教育体制的完备要求教学内容的相应改善，其努力方向是进一步规范专业教学的课程设置，提升办学层次。自清束至民国，学部(教育部)都与时俱进改革原有课程，增设新课，对于法律门(科)的应设课程作了详细规定。在1910年的《学部奏改定法政学堂章程折》中，其明确规定：“从前所定法政学堂章程，其应修改者，约有三端：一日课程。当订章之际，各种新律均未颁布，故除大清会典、大清律例之外，更无本国法令可供教授。今则宪法大纲、法院编制法、地方自治章程等，均经先后颁行，新刑律亦不日议决，奏请钦定施行，此后法政学堂此项功课，自当以中国法律为主，此应改者一。”在其法律门课程表下又特附注：“民法、商法、诉讼等法，现暂就外国法律比较教授，俟本国法律编订奏行后，即统照本国法律教授。”及至民国，教育部在1912年公布的《专门学校令》中，又首次提出“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的教育宗旨，规定“专门学校学生入学之资格，须在中学校毕业或经试验有同等学力者”，将法政专门学校完全定位为高等学校层次。与此同时，在同年教育部颁布的《法政专门学校规程》十条中，又把法律科的必修课目定为：宪法、行政法、罗马法、刑法、民法、商法、破产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外国语;把法律科的选修课目定为：刑事政策、法制史、比较法制史、财政学和法理学。此时，法律教育虽仍处于模仿引进阶段，但较之以前课程设计明显趋于成熟。

三、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的历史 反思

在我国传统法律教育向现代法律教育的转型中，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的产生和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一波三折的发展历程形成了一些可以辨识的价值和特点，启示着我们进一步认识法律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若干基本矛盾和基本问题。具体而言有：

第一，法律教育不应是政治的简单附庸，不应是服务于短期政治目标的实用工具。教育既有别于政治，写作硕士论文又从属于政治。可以说，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教育制度，都不可能游离于这个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的发展史不仅反映了近代中国法律命运的变迁史，而且也折射出了近代中国政治制度的演变。“新政”之初，在清廷统治者看来，“盖科学皆有实艺，政法易涉空谈，崇实戒虚，最为防患正俗要领”，因而私立法政学堂“概不准讲习政治法律专科，以防空谈妄论之流弊。”一直至1910年，才因立宪政治对新式法律人才的急需而有限开禁。很显然，新式法律教育在近代中国的发展，不单单是教育事业自身发展的结果，政治因素的影响也至为明显。清政府在法律教育发展之初就已把兴办法律教育与政治稳定联系在一起，且服从于政治发展的需要，对法律教育本身的价值和特点重视不够，忽视了其发展的独立性。这就导致近代中国新式法律教育从一开始就染上了政治至上的病毒，并一直隐藏于其肌体中起着不同程度的破坏性作用，严重制约了法政教育的健康发展，使得近代中国新式法律教育在产生的阶段就是个先天不足的畸型儿。近代中国法律教育现代化之所以表现出贫困和幼稚，这可以说是病根之一。

第二，时代落差造成的近代中国法律教育现代化变革，其形式上的模仿并不等于已认识到了西方近代法律教育的真正内涵。由于近代中国法律教育的现代化发展并非是传统社会的自我演进，而是在西方法 文化 与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冲撞交融中整合而成的，从已经凝固的文化心理、情感和观念出发，中国传统法文化必然对西方法文化产生某种抗阻。在新式法律教育中，往往是封建思想的束缚依然故我，“新式法律教育”培养的只是“本领要新，思想要旧”的“新人才”。以《学部奏议复浙抚奏变通部章准予私立学堂专习法政折》为例，清廷学部就明言：“学术之所宗，必求与政治相应”，“盖君主立宪政体之国，一切法制必择其与国体相宜者然后施行，无杆格之弊，此则讲求法政学者所必应共喻者也。”[15]很显然，中国新教育的主持者并未真正领悟西方近代法律教育的精髓，不过是为消解内忧外患的交相煎迫，运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推证，极力模仿西方法律教育制度而已。这就使得在磨难中产生的近代中国法律教育陷入既丰富多样又肤浅粗糙的困境，最终难以形成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严密的法律教育体系。

第三，如果没有一个清晰的价值目标和高昂的教育理想，法律教育发展就会丧失意义和迷失方向。清末民初，为适应国家由专制而走向立宪、进而创共和的形势需要，私立法政学堂从无到有到大量涌现，很快遍布全国，出现了举国学法政的繁荣景象。但其数量的增长和质量的提高并未同步实现。据1913年教育部经过调查后发现，数量众多的私立法政专门学校，多为迎合人们寻找新的入仕之阶而设，“考其内容，大率有专门之名，而无专门之实。创办者视为营业之市场，就学者藉作猎官之途径，弊端百出，殊堪殷忧”，[16]一些私立法政专门学校的办学已完全背离了教育部制订的法政专门学校规程，沦为失去灵魂、见利不见人的“教育工厂”。

第四，私立法政专门学校的畸形繁荣，导致教育设置的结构性失调。私立法政专门学堂自清末设立并推广后，进入民国即在数量上高居不下，写作医学有泛滥成灾之势。黄炎培在《读中华民国最近教育统计》一文中径言：“盖当民国初元，国家乍脱专制而创共和，社会对于政治兴味非常亢进;一时法政学校遍于全国，有以一省城而多至八九校者，其获列于政府统计，仅其一部分耳。”据其在民国二年的调查统计，在江宁、苏州、上海、镇江、清江等五处，即办有13所私立法政专门学校。对此，他大声疾呼：“诸学校之学生，与法政学校之学生较，其数乃不足十之一。”[17]这种私立法政专门学校过度兴旺的发展态势，自然阻碍了此时整个教育体系中门类的协调和均衡的发展，带来法政人才的相对过剩。与此同时，这种畸形的比例又掩盖了另一种不合理的现象。据(1916年8月一l9l7年7月全国专门学校统计表》统计，吉林、黑龙江、安徽、陕西、甘肃和察哈尔等省份，名义上虽已遵照新学制办起了高等教育，但实际上仅仅办了一所法政专门学校，造成地区分布上的严重失衡。这种教育结构发展不合理的现状，必然会对一些地区社会文化的综合发展产生消极的影响，长期以往，将会造成一种恶性循环，带来长久的社会不稳定因素。超级秘书网

第五，在谋求现代化急速发展的后进国家，法律教育必须协调好发展规模与综合国力的关系。清末民初，为满足政治制度由封建帝制到民主共和的人才需求，私立法律教育一哄而上。但此时因综合国力太弱，造成师资、生源、经费、设备和校舍等配套条件都无法跟上。私立法律教育的实际情况是，“大致以各校无基本金，仅恃学费收入，支给校用”，“教员资格不合，学生程度甚差，规则违背部章，教授毫无成绩，学额任意填报，学生来去无常，教习常有缺席，实属办理敷衍”，[18]教育质量毫无保证。1913年，教育部虽通咨各省酌量停办私立法政学校或改办讲习科，但并未起到明显的抑制作用。“以一个法治健全社会的标准衡量，这种局面是极为危险的，因为法学的失误可能导致灾难性的结果”。[19]

平心而论，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对中国法律教育的现代化发展，既有适应和促进的一面，又有制约和滞后的一面。而在此双重效应中，适应大于制约是毋庸置疑的。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中产生的问题，比之官办法律教育的一统局面，总是一大进步。关于这一点，可以从近代中国新式法律教育在社会极其动荡的环境下仍有较大发展的事实中得到证明。可以说，近代中国波涌浪击、多元并争的法律教育浪潮，拓展了中国教育界的视野，促进了中国新式教育的实践和理论的发展。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的产生和发展昭示我们：法律教育制度要在实践中逐步完善，其现代化是一个长期且艰难的历史进程。

参考文献

[1][8][I1][15]学部奏议复浙抚奏变通部章准予私立学堂专习法敢折[A].朱有璃.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下册)[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490，491，490，491.

[2]外务部右侍郎伍刑部左侍郎沈奏请设立法学学堂折(附章程)[A]，朱有璃.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下册)[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471.

[3][4][13]学部奏改定法政学堂章程折[A].朱有璃.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下册)[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493，492，493.

[5]教育部限制法政学校招考别科生令[A].朱有璃.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3辑上册)[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613.

[6]教育部通咨各省私立法政专门学校酌量停办或改为讲习科[A].朱有璃.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3辑上册)[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615.

[7]学部附奏推广私立法政学堂片[A].朱有璃.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下册)[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491—492.

[9]费正清，刘广京.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442.

[10][14]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学务纲要[A].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206，206.

[12][17]黄炎培.教育前途危险之现象[A].朱有璃。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3辑上册)[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656，656.

[16]教育部通咨各省私立法政专门学校酌量停办或改为讲习科[A]。朱有璃.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3辑上册)[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615.

[18]1913年教育部派员察视私立法政之结果[A].朱有璃.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3辑上册)[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647.

[19]杨振山.中国法学教育沿革之研究[J].政法论坛.20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