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论文宋代文学

也谈苏东坡《水调歌头》的主题思想 苏东坡的《水调歌头》，以其奇逸的笔调，健朗的风格成为了文学史上的名篇，为历代所推崇。宋代文学评论家胡仔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评价甚高。这首词是他乞得外调，在密州任官时写的。关于词的主题思想，历来颇有争论。词中表达了苏东坡对人生的达观态度和怀念子由的思想，在这一点上似乎是没有争议的。争论的焦点是：词中是否表达了苏东坡渴望回朝的思想。有的认为词中没有表达渴望回朝的思想，表达的是欲超然物外的情怀，有的则持相反的观点。这两种观点的依据不是充分的。笔者翻阅诸多资料，发现：超然物外与回朝施展抱负两种思想看似是不可调和的，但恰恰正是调和在苏东坡的身上并在词中表现出来了，这是一种矛盾的心理状态。 苏东坡是有着远大的政治抱负的。宋仁宗赵祯时，他曾上书皇上，要求对当时的政治作一番改革。当时王安石推行新法以后，他站在保守派一边，上书反对王的变法。王安石的变法推行以后，朝中与王安石政见不合的都相继离开朝廷而另寻去处，而苏东坡几乎是最后一个离开朝廷的。他在朝中徘徊多时，是希望皇上能回心转意，不搞王安石那一套。我们姑且不论他是保守派还是改革派，我们知道了他是有着执着的政治信念的。他一直想施展才华，辅佐皇上治国安邦，这是他渴望回朝的思想基础。 1701年，因为所持的政见与王安石的不同，朝廷实在是不能呆下去了，所以他便机智地乞求外调。虽然外调任职杭州，但他并不忘记朝君。熙宁四年（1071年）七月，他携眷离京往富有湖山之美的杭州上任，路上曾与弟弟子由共住好长一段时间。苏东坡在开船出发的前夜，兄弟二人又在颖州的一条船上共度一夜。这一夜他们吟诗论政，彻夜不眠。他们两人论政的结论，后来他写在给子由的一首诗里。其中有两句：“眼看时事力难任，贪恋君恩退未能。”这是他思恋朝君的最好的佐证。 苏东坡在密州时依然思恋朝君，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他另一首诗里找到依据。在密州任知州时，他曾写过一首词《江城子�6�1密州出猎》。此词题为出猎，但真正的用意不是写打猎，而是借打猎抒发保家卫国之壮志。词的下阕是这样写的：“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会挽雕弓满月，西北望，射天狼！”他以冯唐的典故含蓄地表达了希望早日又再得到朝廷重用的强烈愿望。他真的是想回朝施展一番的。 《水调歌头》中“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归”意为朝中政局险恶，官场复杂，容不得他。苏东坡借对月宫的向往含蓄地表达了他想回朝廷但又无可奈何的矛盾心理。 词中表达了渴望回朝的思想，同时也表达了他对宦海浮沉的沉思和对仕途某种程度的厌倦，表达了他欲超然物外的思想。这点我们可以从他的生平和一些诗句中找到充分的依据。 从朝廷乞求外调，这事情本身就不值得庆贺，他不得不离开朝廷，内心是有一定程度的失落的。他受到老庄思想的影响比较深，这也是事实。每当失意无聊的时候，常以佛老思想自我排遣，产生一种超然物外的思想，对人生采取一种躲避的消极态度，这是中国古代失意文人共有的一种心态。 苏东坡是有颇为浓厚的老庄思想的。在密州时期，是他最沮丧的一段时光。在此期间，他的愤怒与苛酷的火气似乎已不再锋芒毕露，而只有安详和平与顺时知命的心境，甚至对大自然之美的喜悦与生活中的乐事的享受，也比以前洒脱而不执着。显然和他在杭州时之富有火气大为不同了。他对陶渊明越来越爱好。在密州的时候，他曾写了一首诗叫《西齐》。此诗的风格与陶诗的风格极为相似，简直可以当作陶诗。在这首诗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真正的满足，还有与自然的浑然一体，对大自然本身的声音色彩显出的静谧的喜悦。原诗如下： 西齐深且明，中有六尺床。 病夫朝睡足，危坐觉日长。 昏昏既非醉，踽踽亦非狂。 寒衣竹风下，穆然中微凉。 起行西园中，草木含幽香。 榴花开一枝，桑叶沃也光。 鸣鸠的美阴，因立忘飞翔。 黄鸟亦自喜，新音变圆吭。 杖黎观物化，亦以观我生。 万物各得时，我生日皇皇。 在密州时，他又写了一首《史隐亭》，诗中有这样的句子：“纵横忧患满人间，颇怪先生日日闲。昨日清风眠北牖，朝来爽气在西山。”这样的诗句，诗人只有在达到了《西齐》里那种与自然深融为一体时，才有可能写出。此时他写的《望江楼》写到：“阴晴朝暮几回新，已向虚空付此身。出本无心旧亦好，白云还似望云人。”就他的诗句看来，他的确忘了官场的纷繁争斗，而沉浸在大自然的自由自在之中，精神上已得到了解脱，这种解脱正仿佛白云漂浮于山峰之间。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苏东坡在仕途失意的密州时期，的确有以佛老思想自我排遣的情况，而且不是偶然的。这一点，苏东坡在《水调歌头》中借对月宫的幻想式的向往含蓄地表达出来了。苏东坡本来就有远大政治抱负，又感激皇恩浩荡，故此希望能回朝施展，但眼下险恶的政局又使他的这个愿望落空。又是感叹厌倦宦海仕途的沉浮，又是思恋朝君，入世与出世两种情思交织在苏东坡的身上，相反却相辅相成，展示了苏东坡当时矛盾的心理世界，这就是《水调歌头》的主题思想。

落花之下的独立人——从宋词中的落花意象浅析宋代文人的命运观【关键词】 落花 命运偶然性 文人的个人际遇 家国忧患意识【内容摘要】宋词中的意象浩如烟海，本文将选取“落花”这一意象，从士大夫阶层、失意文人以及女性词人，三个层面，结合具体作品，和词人写作时的背景和心态，试分析“落花”意象在宋词中的特殊意蕴和内涵，及其中所表达的宋代文人的命运观和家国意识。花在一个春天完成从盛开到凋落的生命周期，提示着四季循环，暗示着时光流逝。落花凋零，飘摇随流水，太多的人看到这样的一幕，都会觉得一种不可自制的悲伤。这是因为，花之迅速凋落，乃是“人之生死、事之成败、物之盛衰”的缩写。叶嘉莹先生在《迦陵论诗从稿》中也曾这样写道：“枝头上憔悴暗淡的花朵，较之被狂风吹落的满地繁红更加使人觉得难堪。后者虽使人对其夭亡深怀惋惜，而前者则使人清清楚楚地认识到生命由盛而衰，由衰而灭的残酷的事实。后者属可避免之偶然的意外，前者则是不可逃避的一切生物之终结的定命。” 看落花的人，由落花生命的逝去，而感觉到自己的命运就如同飘忽不定的落花一样偶然,毫无定则。从而，产生了一种，命运无常的悲戚心理。落花便由一种单纯的自然事物，转变成为了一种富有丰富的艺术内涵的意象。其实，最早提出这种落花意象中所蕴含的人类命运偶然观的是南朝的范缜。在《南史范缜传》中，这样写道：“竟陵王子良精言佛教，而缜盛称无佛。子良问曰：君不信因果，何得富贵贫贱？缜答曰：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堕，自有拂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开藩篱落于粪溷之中。”这段话是他与竟陵王萧子良就关于因果报应说所作的辩论。范缜说，“人生好象落在地上的花朵，有些花朵被风吹落到厅堂里，飘落到席子上，坐垫上，正如你一样出身高门，享受富贵；而有些花瓣被吹到粪坑里，就像我，一生不幸。”这即是说，人的富贵、贫贱，只不过是偶然的遭遇不同罢了。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富贵贫贱完全是自然的偶然现象。它包含了一种不可知论的前提，即人们无法掌握自己命运，只能听其自然安排，个人是无能为力的。综观宋词史，在宋代诗人的词作中，落花意象比比皆是，有约六百多首。写花开的少，写花落的多。因为宋词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具有纤巧细致的特点，更容易表现优美、悠闲或忧愁的情绪。故而，落花这种美丽、短暂、动态的意象，以忧伤之美，给词人留下的印象必然更为深刻。飘零的落花中，弥漫着春光不再、青春不再、美人迟暮的感慨与恐惧。缤纷的落花是宋词中伤春主题的核心意象。在词中，落花意象染上更多个人境化、女性化的色彩。同时，又由于作者的地位、身份、所处情境的不同，落花意象中所包含的思想内蕴也不尽相同。但是，我认为，采用落花意象中的词人，通常是借落花来感时伤物的，表达那种生命易逝、命运难料的情怀。在描写落花的时候，大多处于一个抑郁不得志的状态。对“落花”意象的表述，是一个由外在意象对内心世界进行表述的过程。从历史上看，首先，宋代是一个重文抑武，优渥文人的时代。为了适应宋代社会结构的变化，科举成为了入仕的主要途径，统治阶级对知识分子采取兼容并包的政策，从而形成了读书办学和研究学术的社会风气。学校教育的蓬勃发展，提高了民众的文化素质。明朝徐有贞在《重建文正书院记》中说：“宋有天下三百载，视汉唐疆域之广不及，而人才盛过之。”宋代统治者，鉴于前朝之教训，对文化没有实行专制，使学术思想得以活跃。宋代知识分子吸取了佛、道理论，与儒学相结合，形成了与“汉学”相对立的“理学”，以及对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文化境遇的探寻。但是，他们可以论政，却仍然是统治者手中的筹码。其次，在经济方面，宋代基本做到了长治久安，商业繁荣。这也使宋代文学的发展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是，同时，不可忽视的是，宋朝的发展是一个从北方向南方的迁移过程。北宋前期境内比较安定，但是，在逐渐迁移的过程中，国势渐微，尤其是到了南宋，国力已大不如前。这也造成了南渡之前后词人词作的不同。正是这种得天独厚的文化土壤,才有助于宋代词人心态和价值取向的孕育和形成。而价值取向和处世心态一旦确立和稳固，宋代词人才会在这种价值观念的支配下，随心而动，去实现冶游、饮酒、隐逸、谪居、参禅等多彩的人生体验。我大体上将宋代的知识分子分为三类，将从三个类别分述之。第一类是士大夫阶层。他们多沉浮于宦海，有报国之心，却难以为统治阶级所真正接纳，从而产生了出世与入世的矛盾。这一类型，在宋代词人中占了较大的比重。以晏殊、欧阳修为例。提起落花词，不得不提晏殊。晏殊以一寒门士子而至于位极人臣，但是，检索晏殊长达五十年的仕宦生涯，其于政治历史却无足以彪炳史册的突出建树。晏殊的性格，中庸之气稍重，不是那种不避风险，敢于斗争的人。经多年宦海风波的历练,他养成了处事圆通的习惯。这种性格，以及他的家世背景，必然导致了他虽身居高位，但却无法很好的施展抱负的状况。落花的意象，可以自然为他表达对个人际遇的无奈和悲哀。在耳熟能详的《浣溪沙》中，他这样写道：“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易销魂。酒筵歌席莫辞频。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 其中，“ 怜取眼前人”一句，语出自元稹《会真记》中的崔莺莺诗：“还将旧来意，怜取眼前人。”这是宴会上即兴之作。下片首两句虽然仍是念远伤春，但气度较大，从放眼河山到风雨惜别，引出眼前人，并与上片别宴离歌前后呼应。唐圭璋在《唐宋词简释》中，定义此首为伤别之作。起句，叹浮生有限；次句，伤离别可哀；第三句，说出借酒自遣，及时行乐之意。换头，承别离说，嘹亮入云。意亦从李峤“山川满目泪沾衣”句化出。“落花”句就眼前景物，说明怀念之深。末句，用唐诗意，忽作转语，亦极沉痛。通过“落花”这两个富有生命流逝色彩的意象，明确地集中和体现了 “伤逝”之情。而因为春和美好生命的明显关联，对 “伤春”主题的揭示就等于展示了抒情主人公对美好年华的留恋，而时间性作为规定此在之 “在世”的基本性质，就在这种特殊的、在本质上是对生存本身的 “留恋”中被揭示出来。可以设想，假若没有这两个负载着主人公万千情思的生命化意象，此在又如何能从 “生命”自身中直观地感受到生命流逝的痕迹呢？晏殊需要以“落花”中所蕴涵的这种哲学人生观作为化解痛苦的灵药，其中包含着的无理性,不公平,可以,使他聊以平息底里矛盾的声音,得到短暂的心灵超脱。而欧阳修与晏殊又有着很大同。虽欧阳修词作不多，但仍多次出现了“落花”的意象。如《蝶恋花》中：“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 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这里所谓“乱红”即是落花。此词写暮春闺怨，

宋词是中国诗词创作的又一个高峰期，但是要讲到突破的话就是以苏轼为代表的豪放派词人的出现。在这之前诗庄词媚的风尚一直制约了词的发展。作为一个转折点，我想这是应该浓墨重彩地写上一笔的。宋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属于中古期第二段。宋代文学基本上是沿着中唐以来的方向发展起来的。韩愈等人发动的古文运动在唐末五代一度衰颓之后，得到宋代作家的热烈响应，他们更加紧密地把道统与文统结合起来，使宋代的古文真正成为具有很强的政治功能而又切于实用的文体。诗歌方面，注重反映社会现实，题材、风格倾向于通俗化，这两种趋势也得到继续发展，最终形成了与唐诗大异其趣的宋诗。词这种新诗体，到宋代达到了巅峰状态。戏弄、说话等通俗文艺在宋代也有迅速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以话本和诸宫调、杂剧、南戏等戏剧样式为代表的通俗叙事文学，从而改变了中国古代文学长于抒情而短于叙事、重视正统文学而轻视通俗文学的局面，并为后来元明清小说、戏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从整个文学史的大视角来看，宋代文学与中晚唐文学属于同一发展阶段，它是中古文学第二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你可以参考王国维先生的《人间词话》,对你来说,它应该是有价值的。

宋代文学的研究特色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市民阶层对文化的需求，京城的勾栏、瓦肆为宋代小说、戏剧的生成提供了广阔舞台。宋代文学的发展，表现在雅和俗两个方面，一是以话本、杂剧为主要内容的民间文学，另一是以诗、词、古文为主要内容的古典文学，而前者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河南大学文学院的教师在宋代文学园地里辛勤耕耘，相继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3项、省级课题多项，研究范围涉及宋代语言、戏剧、小说、词、诗、文、出版印刷等领域。在宋代语言研究方面，杨永龙教授专门从事宋代语法研究，先后在《语言研究》、《语文研究》、《古汉语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10余篇，其专著《〈朱子语类〉完成体研究》运用现代语言理论，从句法结构、事件类型、情状类型、时制结构等方面对《朱子语类》中表达完成体意义的若干副词、助词、语气词、完毕义动词予以描写和分析。目前，杨永龙还承担了2003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宋代汉语虚词研究”。宋代杂剧是中国古代戏剧的雏形，早在20世纪30年代，华钟彦先生即著有《戏曲丛谈》一书，讲述戏曲的渊源、体制、声韵、宫调、角色，以及南北曲的区分与作法、度曲法、流派等，开启了河南大学宋代戏剧研究的先河。到80—90年代，郭振勤发表了一系列宋代戏曲研究的文章。目前，张大新教授主攻中国古代戏曲研究，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艺研究》、《中国戏剧》及其他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他还先后承担了2002年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课题“宋金时期中原俗文化的发展与古代戏曲的成熟”和200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古代戏曲与民俗文化关系研究”。唐代传奇发展到宋代演绎成了古体小说，赵维国教授对宋代小说尤其是丽情小说的研究可谓情有独钟，他先后在《文献》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宋代小说研究的文章，其博士论文为《两宋古体小说历史轨迹》，并出版了专著《说部论稿》。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词学文献研究一向是河南大学的传统优势学科。早在20世纪30年代，著名词学家卢前和华钟彦等即进行词学文献的研究工作。1933年，卢前先生发现、复印了晚清端木垛的重要词文献《宋词赏心录》(又名《宋词十九首》)，在当时词学界引为盛事，吴梅、柳诒徵、陈匪石、唐圭璋等均有题跋。华钟彦先生于20世纪30年代发表的《花间集注》是现代第一部《花间集》注本。佟培基先生出版了《辛弃疾选集》。邹同庆先生的专著《苏轼词编年校注》解决了苏轼词的校勘、编年、注释等诸多学术问题，被称为苏轼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孙克强教授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刊物上发表了数十篇学术论文，曾主持1998年度河南省教委项目“宋代词学”，最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代文艺思想研究”，也把宋词文献的整理列为重要内容，其专著《唐宋人词话》将唐宋词人215家的历代总评整理汇编，以文献挖掘深细而受到学界好评，被收入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宋代文学研究年鉴1977—1999年》。此外，宋景昌、齐文榜等对苏轼的词也有一定的研究；刘军政的“南宋乾道、淳熙年间词坛研究”，被列为2003年度河南大学校内基金项目。河南大学的宋代诗歌研究比较集中于王安石、苏轼、陆游、黄庭坚等人。高文先生常年从事王安石研究，撰写了大量研究论文，并出版了《王安石选集》。1986年，《河南大学学报》连续发表了华钟彦、李博、白本松的3篇文章，对苏轼的诗歌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王立群、李贤臣也对陆游、黄庭坚的诗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宋尔康对宋初诗坛崇尚晚唐之原因进行了探究，另外，宋尔康还承担了河南省教委规划项目“宋代诗歌研究”。“唐宋八大家”中宋人占六个，宋文在唐宋文章学中的地位可想而知。刘溶从文章学的角度对欧阳修、三苏、王安石、曾巩的文章理论进行探讨;张弛、杨国安则从学术史的角度研究了韩愈、欧阳修在唐宋“古文运动”中承先启后的作用；王立群的兴趣集中在以苏轼、陆游为核心的宋代游记文章；张弛、柯翔涌则对苏轼的宗教信仰、历史人物论的逻辑法则进行了一定的探索。谢桂荣、耿纪平对范仲淹的师承关系、王安石的先世及王安石与曾、谢两家的交往进行了考察，为范仲淹、王安石的早期学术生成提供了一定的依据。另外，李贤臣主持了1999年河南省社科规划项目“宋代黄庭坚创造美学论笺”，耿纪平承担了2004年度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北宋新学与文学”。雕版印刷术的成熟和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推动了宋代印刷业的发展和图书出版的繁荣，促进了各民族和国际间的文化交流。围绕宋代的刻书、编书、图书流通等课题，王星麟、孔学、陈广胜、赵维国分别就宋代的刻书业、宋代书籍文章出版和传播禁令、宋代图书文献的搜集整理、吕祖谦与《宋文鉴》、《太平广记》传入韩国的时间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