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定格
国书法大致分为哪些书体类别?中国书法大致可以分为五种书体,即篆书、隶书、草书、行书、楷书一、篆书:又可以分为小篆和大篆两类。小篆也称秦篆,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实行“书同文”政策时颁行的标准字体。秦 李斯《峄山碑》局部大篆:小篆之前的所有文字都可以称之为大”。包括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等。
殷商甲骨文西周金文《散氏盘》铭文先秦《石鼓文》局部二、隶书:是秦汉时期汉字形体演变过程中以点画结构逐渐取代篆书的线条结构而形成的一种新字体。古文字即便是经过整理规范的小篆,其形多由曲屈回环的线条所构成,极不便于书写,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人们不得不突破旧有字体的束缚而寻求一种便捷的新体。隶书遗传下来的碑刻文字很多,其中以汉《张迁碑》《曹全碑》最为著名。
汉 《曹全碑》局部汉 《张迁碑》局部三、草书:是指书法上有一定法度,自成体系的草写汉字。包括章草、今草、狂草三种。是一种书写简捷、线条活泼、变化多姿、充满情趣的书体。章草又称隶草,是利用符号省减隶书笔画,字字独立,保存一定隶书笔意的书体。今草也称小草,是以章草为基础,结合正书发展而来。今草是应用最为普遍的一种草书。狂草也称大草,源于今草,是一种放纵不羁的草书。唐 张旭《肚痛帖》唐 怀素《论书帖》唐 孙过庭《书谱》局部四、行书:萌生于东汉的中后期,与楷书的萌生同时,或略早于楷书。是在隶书的基础之上蜕化、发展而来的。到东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行书,已经被公认为是成熟行书的典范。东晋 王羲之《兰亭集序》(唐冯承素摹本)五、楷书:也称真书、正书,产生于东汉末年,盛行于魏晋南北朝,成书于唐代,一直沿用至今。
肉祖宗想切肉
书法论文的原初存在形态是泛化的,这不仅表现在观念的多维性方面,也表现在书法的物态化与文字工具性矛盾所导致的理论阐释的融合性方面。“也就是说,最初的对书法的论述就未必一定是一个纯粹的课题。或者说,对文字的论述同样为最初的书法理论所包容,书法理论中对造字神话的赞美和对文字书写中政治意义的颂扬都反映了文字与书法的不能分割,混沌模糊包罗万象是最初理论的一大特征,如果硬要从中分缕出这是文字的研究或这是书法的研究,不但不符合理论的原初状态,而且对书法起源的认识也未必会有多大益处。” 正是在这个认识前提下,我们摒弃了一般书法理论史截源取流的述史模式,而是将书法理论史的滥觞推溯到上古——西周时期,以便获得一个全历史的立场和观念。如上所述,在上古的书法理论进程中,书法理论与文字理论始终处于一种高度融合的状态。因此,从书法理论史的立场观照,早期文字理论实际上即是① 陈振濂主编《书法学》。书法理论的滥觞形态。文字与书法虽然属于两个不同的审美系统,但两者的生存状态却是密切相关的——文字构成书法的物质载体;书法是文字的艺术表现形式,两者缺一不可。正是文字与书法这种互补的合二为一的存在关系,决定了早期书法理论与文字理论的高度融合。 中国书法理论的滥觞可推溯至西周时期,这个时期出现的六书理论构成书法理论的滥觞形态。在西周时期,六书作为“六艺”中的一艺,成为贵族教育的必修学科。“六书”一说最初见之于《周礼》,但只有六书之名,没有具体的内容,后经汉代学者阐释才得以厘清。“在过去,我们对六书理论常常偏于从古文字学立场去加以探讨,而很少从书法美学、艺术学立场观照它的价值,因此书法家们大都视它为一种专门之学,甚至有误认为只有专攻篆书者有必要深究它,而习行草书者与它基本无关碍,但事实上,六书理论可以说是最早奠定了中国书法的基本观念与审美立场的所在的奠基学说。 作为中国书法的奠基学说,六书理论从空间结构、审美观念两个方面确立了书法理论的基点。“六书”理论的“象形”、“指事”、“会意”构成空间结构的三大基本元素,而“转注”、“假借”、“形声”虽然在结构形态方面并不完全是“观物取象”的立场,但表现在结构形态方面也还是视为立足的根基。 “六书”理论对空间结构的关注和阐释是与汉字——书法的物态化相一致的,中国文字之所以能够发展成为一门艺术正是它的形式自律所造成的。但书法的形态结构,又并不是纯粹形式化的,它是一种象与意的有机结合,“六书”理论对文字——书法的批评立场正显示出这样一种辨证观念。首先,书法是“象形”,即“观物取象”的结果,但书法的“象形”并不是对自然万象的机械模拟,而是一种主体介大的抽象化提取——立象见意。这在文字早期发展中就已显露出端倪。从距今约4800年的半坡仰韶陶器刻画符号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个时期的文字符号都是极其抽象化的,表现为纯粹的结构组合,而同一时期的仰韶半坡陶器纹饰、彩绘则显示出写实的典型的绘画意识。这说明文字与绘画在取象方面从一开始就走上两条截然相反的道路——文字注重对自然的主体意义的抽象化提取;而绘画则注重模拟、再现自然。正是文字的这种抽象化性质,奠定了书法艺术的物质基础。 但不可否认,文字在早期抽象化发展进程中,曾陷入进退两难的窘境。过于的抽象化,使文字的空间造型语汇趋向贫乏、单一,在这种情形下文字为摆脱困境而不得不向绘画靠拢。由绘画渠道构成的文字形态,大约可分为三类:“(一)是从图画直接引进、构成地道的象形文字;(二)是从上古的图腾、族徽造型受到启发而形成的象形文字;(三)是从祭祀庙膜而来的一些象形文字。” 文字向绘画寻求创造契机的结果不仅使文字摆脱了自身的危机,也使得文字的空间构成趋向繁富,这对书法的未来发展不啻是一个福音。但就文字自身的历史发展而言,文字与绘画的这种结合、取舍毕竟是短暂的。文字在借助绘画摆脱了早期困境并建立起初步的象形体系之后很快便与绘画分道扬镳,又回归到原初的抽象立场。这个时期,文字主要从抽象意蕴方面加强自身建设。“六书”中的“象意”、“象事”即是从理论批评立场对文字——书法早期发展中所呈现出的这一艺术审美特征的高度概括。 “六书”理论作为上古书法理论的滥觞,它在很大程度上确立了书法理论的基础,同时它也是对从仰韶半坡彩陶刻画到商周甲骨金文书法发展的系统理论总结。与汉代崛起的书法本体论相比较,“六书”理论尚处于文字——书法结构理论阶段,还未上升到书法本体论的高度,这是为书法早期发展内容所规定的。 先秦时期书法本体演变趋于激化,这主要表现在书法结构的嬗变方面,从仰韶半坡彩陶刻画到殷商甲骨金文、战国隶变,书体的进化演变构成这个时期书史的主体内容。由于书体处于一种不稳定的亟变状态,因此,表现在批评观念方面具有形而上意义的审美话语便无从构建,理论观念与书体衍变的现时性处于一种共生状态。 在书法理论的早期发展进程中,继“六书”理论之后,秦统一后“书同文”的举措是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秦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 “书同文”的文化举措结束了战国时期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纷乱局面,使文字统一于规范化的小篆: 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毒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有改所谓小篆者也。 “书同文”虽然并不具有直接的理论意义但作为一种文化举措它却对书法理评史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书同文”使文字形态从此获得了一次极正规化的技术整理,诚如文字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文字发展只有到秦始皇“书同文”之后才算定型。那么以书法与文字密切相关的立场来看,文字的定型至少也部分地标志着书法艺术结构的定型。其次,“书同文”对文字造型,象的取舍,形式构成的归纳,整理与分门别类,使书法理论家们从中看到了空间观念的正规化与法则化。这种正规化与法则化是凭藉着文字发展几千年以来的丰富积累而得以完成的。在一些较纯粹的被浓缩的造型结论背后包孕着历来无数人在无数可能环境下所作出的无数努力一—对造型、立象的种种潜在审美思考。而这种种思考,正是书法批评史在早期发展过程中的最有价值的内容之一,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把“书同文”在“立象”确立文字格式方面的法则化努力看作是书法艺术结构观念的统一化、正规化和法则化。“书同文”不仅上承“六书”理论对书法的“象”、“意”做了更为抽象的提取,而且直接为书法理论由上古向今古过渡奠定了书法物质基础。
墨小客s
篆刻艺术的欣赏中国文化源远流长,而最具传统的中国书画又以诗、书、画、印“四绝”著称于世。其中的印,即印章堪称中国艺林的一株灵草,方寸之间、气象万千。经过历代的流传和文人墨客的继承发扬,如今它已形成为一门篆刻艺术,由于其有独特的实用价值和艺术价值,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我们这里所讲的“印章”,不是诸如个人私印或单位用的公章等具有实用意义上的工艺学概念的工具,而是基于诗、书、画、印,具有精神取向的艺术欣赏的篆刻符号。是人们感悟艺术美的一种形式,因而篆刻作品作为一门艺术受到世人钟爱。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丰富和多样化,人们对精神生活有了更高的要求。如何理解和欣赏篆刻艺术作品,感悟篆刻作品的内在精神美,笔者认为可从下面几点入手:一、深入浅出、溯流求源 印章一道,始于殷商,兴于秦汉、盛于明清。篆刻印章的鉴赏,简言之,宋元以前以时代论风格,明清以后以流派论成就,重在个人风格。作为篆刻艺术欣赏的前提,我们应遵循“深入浅出、溯流求源”的法则。我们所欣赏的篆刻艺术,从表面上、视觉上感受到的是一枚枚朱红的印迹。然而它却有着丰富的内涵和渊源,它集中表现了中国书法、印学学理、特殊的材质等诸多内容,而后由特殊的人枛枛有着较高的传统艺术修养以及印学修养的人充当主体,使这种形式变成了一种纯粹的审美行为。透过印章的表面,体现出中国艺术家博大精深的审美精神与审美情感,幅射着中国艺术之魂。所谓深入浅出,就是要先从识别中国古文字起,特别是识别篆书字体、结构,观摩陶器花纹枛枛铜鼎器铭文枛枛秦砖汉瓦、封印枛枛竹简枛枛碑文古玺等作为提高欣赏能力的知识积累,培养艺术欣赏的兴趣。因为印章的出现,最初并非因为可爱好玩,而是因为有用。从殷商交换的凭证,到秦汉时代政治权力的标志,它的功能是实用的。唐宋之际,收藏风兴起,于是出现了签藏印、斋馆别号印等,印章似乎跻身于审美领域了。印章发展到明清之际,形制日趋完善,但篆与刻还是有分工的,明代文彭的出现,起到主导由艺术家代替匠人的作用,自篆自刻,跳越了艺术创作的龙门,悠然腾身于诗、书、画之间,在操作上完成了从篆到刻一气呵成的直接创造;在性质上实现了从实用到赏玩的价值转换,从此,篆刻以纯艺术的身份参与到我国的审美历史中。可以这样认为,印章的历史,始于殷商;印学的历史则始于明代的文彭。文彭之后,我国的艺术领域中才有了一个新的独立学科枛枛印学,方才有众多的痴痴耕石的篆刻家,使印章这古老之树春意盎然。既然篆刻进入到艺术领域中,那么它的艺术价值就必须具有欣赏性,即“可爱玩”。一方好印必定要“耐玩”才行。而“耐玩”的东西不仅要美,更要有“气味”。绘画求“气韵生动”,而印将“气”、“韵”都落实到“味”上。具体的讲落实到篆与刻的两个过程之中,我们欣赏一方印章,不在乎是闲章还是官印,不在乎是吉语印还是鉴藏印,关键在于:印文、章法、刀法这些要素,因为由此可见到作者的天赋与修养功底。综上所述,我们得知篆刻的欣赏要从溯流求源入手,即从了解,认识汉印开始。一般来讲,自刘邦兴汉至魏晋、南北朝这个时期,流传下来的印章从风格到采用的字体,无论形式、内容变化都不大,根据近代印人的习惯,就形而论,一概视为“汉印”。汉印的艺术风格和特征表现在:1、逐渐取消了印的界格;2、印文使用了形体屈满、方正、线条平直、变化有致的缪篆。通过笔画的申张、盘回、增减、挪移、穿插、变形等不同的处理设计,把印面上没有界格的大小、长短和方园不等的印字,根据印的不同形状调理得非常妥贴。3、在一方印章中篆法是表现章法的主要组成部分,使汉印成为肥不臃肿,瘦不枯槁的形态。展现出一副布局严谨、布白匀称、虚实均衡、气势雄壮的构图。通过掌握上述汉印的特征,增加了欣赏水平,最后归纳为鉴赏三部曲,即书法、刀法、章法。概括的讲,欣赏篆刻作品,章法是关键、书法(指篆书)是基础,刀法是技巧。优秀的篆刻作品,首先在视觉上给人的印象是章法即朱白分布,文字结构与整个印文的会意贯通。从其中可以透射出作者的审美观和创造才能。可以说是“方寸之间,气象万千”。篆刻家的艺术素养及悟性跃然纸上。这样的作品,其章法、书法、刀法所蕴含的内质就高,风格也就传统、独特,形式上也就耐人寻味,因而有着源源不竭的生命力。二、超凡脱俗,返璞归真 在艺术发展史上,无数事实表明,智者对美的感悟力都是相近的。在基本掌握了篆刻作品的欣赏能力之后,如何深刻理解篆刻作品的功力及内涵就摆在了我们的面前。由于“诗、书、画、印”被称为中国艺术的四绝,所以对印章的欣赏就要扩大提高理论水平,即不但要从印章的表面形式探讨技法、章法,还要借鉴,学习其它艺术的欣赏方法,如观摩书法、绘画、雕塑、音乐、文学等,要阅读这些诸如“篆刻学”、“汉印文字徵”之类的专业书籍,藉以提高个人的艺术修养素质,达到超凡脱俗、返璞归真的境界。所谓超凡脱俗,就是在欣赏印章时注意到作品的情感空间;是浑厚、雄壮还是萧散、悲切,是紧张凝重还是轻松、自由。能够看出作品由疏缓到急促的流变,由外到内的、骤然的、活动点与静态块面的波动,而最终归向原始情感。沃尔特·佩特曾说“所有的艺术都在不断地向着音乐的境界努力”。当时间形式由远近不同的跳跃,表现为有规律的节奏;空间形式由粗砺与优雅、不安与宁静的组合演变为对称、呼应的节奏,我们的美的感受则极为自然地由对音乐的感受移向对装饰趣味的感受。它不但唤起了视觉的欲望,更激发了大脑思维的欲望,从而触发引导读者的艺术想象。这样的作品就达到了“取精用宏、印外求印”的新境界,完成了“追摹古人得高趣,别出新意成一家”的创作过程。这一最终结果也就是篆刻艺术在进行冷静的思考后,通过艰难的风格蜕变周而复始,返璞归真的历程。综上所述,篆刻艺术的欣赏,已经涉及到了印章艺术的实质,并以汉印为例,分析了构成汉印艺术的一些基本特征,使人们认识到篆刻何以具有深厚质朴美的原因所在,完成了印章的审美过程。总之,篆刻艺术作为一门专门艺术受到世人越来越多的关注,得到国内外众多爱好者的欣赏,为了便于理解和欣赏,现将篆刻艺术作如下归纳,作为共同的探讨。仔细写印,结构严紧。疏可跑马,密不容针。方中有园,运刀稳准。外柔内刚,绵里藏针。肥不臃肿,瘦中有筋。宁拙勿巧,浑厚圆润。快狠奏刀,痛快漓淋。不加修饰,自然天真。小玺神定,巨印雄浑。继承传统,推陈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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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晋唐风格的特点与传承》《楷书的起源与发展》《篆刻与书法的艺术交织》《草书的形成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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